民族心理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民族心理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篇2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忽视

既然民族文化观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续隐性地产生影响，那么，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不能无视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无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过程中的被忽视的无关变量，这极大地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心理健康标准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为所有在校大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标准和测量问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我们并没有对其局限性和文化适应性进行足够的反思和认识。受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影响，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看作是一种独立在主体之外的类似于“客观存在”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认识、反映，并确定科学化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是孤立的，它从几个孤立的方面来认识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标准是静止的，它从某段静止的时间来认识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待;这个标准是普适性的，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而忽视心理的文化相对性。心理异常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于心理与行为表现与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态的心理并没有统一的、普适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为表现。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在遇到困扰时，不同民族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从科学的、普适的心理健康标准出发，忽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反应的文化性和独特性认知。目前许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适应障碍和心理问题，如，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消极悲观、缺乏自信、人际敏感、强迫倾向等。这种标准化、表面化的测试无法深入各族学生的心灵深处，会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机会，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程度和性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师源性伤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以追求客观合理、科学、普遍的方法和手段为目的，认为只要方法得当，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会背景和少数民族学生所经历的独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应忽略的无关变量。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学化的、标准化的、去文化的。事实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潜意识”、“认知失调”和“真实自我”等并非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只不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人的一种理解而已。所以，这些理论具有文化适用性。当把这些理论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因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效用。当心理健康教师在教学和咨询中简单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那些让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时，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距离感和疏离感。同时，当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以科学化的面目出现时，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变成了非科学的，这无形当中会给各族学生带来一种压迫感。目前，在我国的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求助愿望不强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项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求助意愿的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向校内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仅占5%，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倾向“内省”、“感悟”和“自我解脱”，而不喜欢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援。［3］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扰时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所谓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结论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望而却步，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不相信心理咨询的效果，不愿主动寻求心理咨询老师的帮助，那么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其实效性也就无从谈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须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学家阿克逊和苏(Sue)等人说过:“心理健康服务是一种助人过程，其理论和实践上都平等地重视咨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记。咨询专业者必须考虑咨询者和求助者在语言、社会阶层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会成为有效介入咨询的潜在障碍，因而咨询者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碍。”［4］文化敏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之意。在进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发展中的作用，从纵深的民族文化视角解读学生，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一)树立宽容、开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对象有着独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实际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学心理学理论作为指导固然重要，但仅用这些理论来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所以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如何从纵深的、民族文化的脉络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关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础。正如建构主义所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或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知识，应当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活生生、具体鲜活的关于个体和个别事物的知识。由于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因此知识的要义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应发现其个性。”［5］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发现个性，深入地理解学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询教师不可能对每个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学一贯秉承的开放、宽容的态度应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开放、宽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认自己对学生的成长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抛开既有的理论体系去理解学生，对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探索的兴趣。在宽容、开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询教师通过详细的倾听了解各族学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从学生的参照体系出发，与学生共同分析问题、建构发展目标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站在权力一方，不再是独立于学生的观察者、判断者，而是学生的密切伙伴、参与性的观察者。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关系，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心理发展。

(二)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生态哲学把人的心理看做是一个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有利于全面、系统地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进而采用切实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首先，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健康应该是心理系统整体功能的良好状态，也就是说心理作为一个整体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功能，不断向内部与外部平衡统一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平衡，在发展过程中，心理的某个部分功能的缺失或者某个部分发展的暂时滞后并不一定意味会破坏整体功能。因此“问题”并不意味着不健康。因为当心理的某个部分出现问题时，整体发展趋势自然会对部分进行调整或修复，从而使得整体的功能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这要求我们在确定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心理的某个部分的健康状况进行界定，而必须有整体层次的把握，对心理整体机能的状态加以评定。同时，在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教师要注重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的培养，审慎地对待和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文化适应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不可轻易做出“心理不健康”的结论。其次，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着交互作用，心理健康取决于心理与环境的动态平衡。因此，评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必须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入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如，由于多灾多难的历史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苗族人养成了封闭收敛的心理定势，形成了自律内敛的性格特征。而蒙古族由于一直过着游牧生活，草原部落游牧的生活习俗已经扎根于蒙古族人民的心理，蒙古人具有开放、热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同民族性格的人在具体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会有所不同。如果不从民族文化背景来考量，只用静止、孤立、统一的标准来认识和衡量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极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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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贵州省大众传媒和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相配合，贵州省应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这也是与其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势头相互助长的。

一、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直接呼唤

贵州省之所以能将其文化旅游业做得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具有丰富多彩、神秘独特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不断推出精彩缤纷的文化节，慕名前来旅游的海内外朋友们络绎不绝。例如：全国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2007年7月23日--8月3日成功举办了“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成了黄金暑期海内外游客关注的焦点。多元民族文化风情得到了绚烂的展示——凯里民族饮食文化节、施秉杉木河漂流节、雷山西江、郎德苗族吃新节、镇远古城文化节、黎平侗族喊天节、锦屏隆里古城舞龙节等文化旅游产品既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又大大推动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为经济优势。

但这种经济优势的实现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倘若没有大众传媒的报道和宣传，贵州各少数民族及其原生态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向大众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丰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跟以往的封闭状态一样，“藏在深闺人未识”，这样的话，文化旅游业又从何谈起！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搭建了一座通往市场的桥梁、也为海内外广大游客认识贵州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大众传媒及时、精彩、有效的信息传播，可让国内外的受众们尽情感受贵州各民族风采，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贵州。例如：在7月23日-8月3日的“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中，海内外媒体100余家、记者400余名前来采访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均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知名媒体，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和报道这一大众狂欢的民族文化艺术盛况，势必让更多的海内外人们欣赏到贵州黔东南独特的生态风光和民间文化，“原生态文化中心”的形象也会因此而大名远播。

依靠“民族文化→大众传媒报道→游客被吸引前来旅游”这一运转模式，贵州省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贵州在全国知晓度排位已经从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贵州旅游者络绎不绝。”

大众传媒在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功不可没，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巨大的宣传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力，我们非得下大功夫研究民族新闻传播学不可。只有把那些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规律掌握了，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呐喊”、最大限度地让它们发挥威力，从而让贵州经济尽块地“飞”起来。一句话，现实呼唤着贵州去大力加强其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

二、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改变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薄弱的迫切需要

目前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相当薄弱。主是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 研究机构缺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身为贵州省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探讨富民兴黔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可到目前为止竟未设置新闻研究所，这与当前新闻传播事业在贵州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说，根本不般配。就贵州省内高校而言，据粗略统计，目前只有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师范大学3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专业，其中贵州民族学院相关专业办得最多、最齐全，在“文学与传播学院”中办有4个新闻学相关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学，贵州师范大学次之，在“文学院”中办有2个新闻学相关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贵州大学仅办有一个新闻学专业，归属于“人文学院”。这些新闻学专业均不“独立”，归并在其他学院之中，所以我们希望贵州省的高校有“新闻传播学院”出现。除此之外，省内三所高校的新闻学专业还有一个特点：创办历史较短，是新专业。例如，贵州民族学院的新闻学创办于2002年、广播电视新闻学创办于200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创办于2006年--是最新的专业。新闻研究机构过少，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形势的需要；新闻研究机构过新，又只能说明研究力量尚在起步、还不够成熟。2. 研究人员匮乏。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少且新的一个重大原因便是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太少。目前，贵州省尚无一位新闻学界的知名学者，这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让人欣喜的是，贵州大学成功申办了新闻学硕士点，于2007年开始招生，可硕士生导师只有2位，在国内的新闻学界尚无太大影响力，所以说研究力量仍是十分薄弱。贵州民族学院虽然新闻学相关专业办得最多，发展最快，拟创办“新闻与传播学院”，但这个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太少，师资力量还待加强，所以说引进人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3. 研究成果太少。由于上述2点原因，造成了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国内的新闻学核心期刊，如《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很难见到我们贵州学者的文章。在贵州省新闻学研究队伍中，发表的文章涉及到贵州民族新闻传播的又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但这方面的成果又非常重要--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新闻传播的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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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进辅，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民族教育和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植凤英，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在读博士生。贵阳，550001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11-005

On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Zhi Fengying，Zhang Jinfu

Abstract：The article sets forth the messes faced by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hat in o rder to get out of messes，divers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research，andthe inter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raining ofcomprehensive researchers should be recognized，and at same time，on base of the reality of our nations，the research of realistic proble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dilemmaway out

一、引言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在其心理学研究的最后二十年，写就了十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该书的出版问世，使民族心理学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受到重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发展。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的研究对象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研究的课题也相当广泛，主要有：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的个性比较研究、各民族儿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论研究①、民族心理与西部大开发关系、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研究②等等。总的看来，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实际上，随着民族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显，以至于陷入一定困境。

二、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

(一)方法论上存在不能忽视的缺陷

一门真正的科学和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都有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所谓方法论“指的是关于研究过程的哲学，其中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③。”方法论既包括具体的方法和技术的采用，同时也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立场。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被试的选择、条件的控制、材料的分析和数据的统计等。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始终无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对民族心理进行研究，而一些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人们的质疑也多是由于其所采用的方法问题。概括而言，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方法论缺陷主要有：

1.对质的研究的忽视

质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理解的一种活动。质的研究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定性研究有一定的区别。国内的定性研究大都没有原始资料作为基础，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而质的研究却十分强调研究者早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后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辩、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经验总结④。民族心理学，从其诞生之日便具有质的研究传统。心理学的鼻祖冯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认为心理学应是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民族心灵”的研究不能通过实验室研究来获得，而是通过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来获得⑤。他指出：“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供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是语言、神话和风俗⑥”。冯特的历史文化产品分析实际就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文献法、语言分析法、口语记录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综合。之后，随着主流心理学对“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质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界渐受冷落，受西方民族心理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内心理学界也较少采纳质的研究范式。目前，国内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心理学界的研究，一条是民族学界的研究。在心理学方面，侧重于微观探讨，方法论上注重实证性的量化研究；在民族学方面，主要侧重的是思辩性的定性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资料来源于已有的文字资料，多数并未深入实际的研究现场，为此，熊锡元先生曾倡导要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质的研究在我国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都未受到真正的重视。

2.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缺陷

定量研究是我国民族心理学，尤其是个体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导研究范式。由于定量研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加上民族心理学研究特点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研究范式存在有许多的操作化缺陷。主要表现有：(1)采用未经过实地考察编制出的或直接采用国外编制的心理测验和量表来进行民族心理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方面的偏差甚至偏见⑧，表现在：严重忽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或考虑了文化因素，但仅做背景变量，没有考虑民族文化对心理的深层影响；歧视性的文化偏见，对少数民族缺乏客观的评价和认识等。(2)定量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客关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远离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以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因此，定量研究常会导致文化的中心主义，单调呆板、以偏概全等缺陷⑨。(3)研究的取样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于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语言、文化理解及研究地域的限制等问题，使得民族心理研究的取样比较困难，很多研究者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常常采取的是方便取样，这样选取的样本很难具有代表性，故也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研究取样的困难还导致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多数研究以较易取样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一般少数民族公众的研究极为匮缺，无形中缩小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所得研究结论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

关于民族心理学属于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应该研究什么内容?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是民族心理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孙玉兰、徐玉良认为，民族心理学是建立在普通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心理学科。它既要以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又要以心理学的某些方法为研究手段，还要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⑩。他们的观点强调民族心理学是属于心理学科范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开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目前，这种学科之争开始趋向缓和，现在一个更常见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11]。但对学科的性质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但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探讨最受瞩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如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张世富认为民族心理应该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气质等，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并认为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仍不足以说明对民族心理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质的了解。因而，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应进行研究①。徐黎丽认为，民族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生理基础[11]。尹可丽提出族群社会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在社会心理层面，才能使研究者真正考虑某一族群的个体或群体的历史、文化及其现实生活条件下的心理[12]。

张进辅则针对西南民族心理研究提出民族心理结构可分成民族心理导向系统、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和民族心理功能系统三个相辅相成的系统，民族心理导向系统包括民族价值观、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等；民族心理动力系统：包括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社会压力与应对等；民族心理功能系统：包括民族人格、民族能力、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健康等②。

总的来说，民族心理学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但其学科定位并不明确，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等都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解和民族心理学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对于民族心理学似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民族心理学”是否等同于“少数民族心理学”?“民族”的含义很广，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著作中，“民族”被解释为种族共同体，如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民族，更有广泛的“民族”含义是指政治独立体即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如中华民族等。因此，如果从广泛的民族含义而言，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似乎还应包括中华民族人格、中华民族价值观等的研究而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

(三)综合性研究人才极度匮缺

综合性研究人才的匮缺是制约民族心理学发展的瓶颈。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兼具有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一些心理学者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加上缺乏广博的民族文化知识常常很难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中做到游仞有余，而一些民族学者由于缺乏深厚的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方法指导，又很难做出高水平的民族心理的研究，这从我国目前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现状便可见一斑。据万明钢等对2000-2005年发表在国内期刊关于民族心理的182篇研究论文进行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这六年中。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论文总体数量较少，以心理学9种期刊为例，不到6年发文总量的1%，且研究主题非常分散，作者也分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较少，对理论问题关注不足；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6年中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作者不足10人，说明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体和稳定的研究领域，学术积累也远远不够[13]。

我国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学科课程设置过于专业化，缺乏民族文化课程的开设，从而导致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是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客观原因。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匮缺的主观因素很多，影响也更大。首先，少数民族心理的研究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足够了解，许多学生或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存在有“刻板印象”，在他们眼里，少数民族的代名词就是“贫穷和落后”，缺乏对“民族心理”的深入了解和科学认识，因而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缺乏兴趣。其次，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是一项投入大、要求高、难度高的工作，这让不少的研究者望而却步。另外，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耗时多，研究成果出来比较慢也是影响人们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原因。受“研究功利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更乐于做一些方便、快捷、出成果快的研究。另外，现在研究生的学习常常与“找一个好工作”相联系，而民族心理方向的学生在就业上似乎不占上风。总之，诸多原因使得民族心理的研究队伍一直是势单力薄，尤其在整个心理学研究队伍中，常常处于一种被冷落的边缘状态。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困境的出路

要成功地走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困境，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融合多元方法，加强质与量的整合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可能只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性质和研究实际，采用多方法多特质的研究手段。

在研究范式上，应重视质的研究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加强质与量的有效整合。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研究设计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中要善于混合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层面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立场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不时反省自己的研究角色，调整好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与立场。在质的研究阶段，研究者应持主位研究立场，深入对象的文化生活空间，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来研究、分析民族或民族心理。在量的研究阶段，则应注意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中立的、客观的研究者的立场上研究、分析其民族心理。当然，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持主位研究立场，还是持客位研究立场、主位-客位综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课题的性质要求⑨；研究资料分析上的整合。一项民族心理研究中同时存在有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时，可以同时收集到不同类型的原始资料，在分析资料时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有关结果进行分析。

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可灵活采用历史文献研究、蹲点实地考察、田野工作研究、典型个案分析、较大规模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实验、作品分析、实物收集或音影设备记录、多元统计等方法，对民族心理的多种组成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其别注重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运用参与观察和田野研究，以得出最直观真实的资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遵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思辩和实证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群体与个案相结合、横断与纵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

(二)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在任何学科的发展中，理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发挥组织与联系功能。当某一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研究结果或材料大量堆积时，就需要用理论对之加以整合、组织。(2)发挥预见功能。理论是预见科学知识增长、事物发展和进一步研究及可能研究结果的基础，可以说，科学的进步就是不断的理论预见或假设和对预见或假设的不断验证来实现的。从整个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是人们提出理论假设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对事物发展作出预测，然后用各种方法验证假设，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新的理论假设，以此循环。(3)理论研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理论研究需要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材料或素材，另一方面具体研究的成果又需要理论研究去整合[14]。

目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还相当薄弱，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心理现象等都未能做出较完满的理论解释，实证研究也多以国外的民族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但因为我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民族的实情与国外不同，因此，我国各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与西方国家也存在有差异，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要科学回答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高民族心理学的水平和质量，必须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注重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加强我国民族心理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

(三)注重对综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的培养

在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阵营可增设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课程，深化心理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激发研究者对民族心理研究的兴趣，使之掌握一些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并能有效地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可以游仞有余地从事民族心理的研究。反之，出身于民族学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者也应加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学习，提高其民族心理研究的深度和可靠度，尽可能减少由于研究者出身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研究偏差。

(四)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对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当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各民族、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不断接触、互相影响，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与民族发展相关的现实问题。如果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不能有助于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它就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立足于我国民族的实际，在充分了解各民族历史演变、经济生活现状、文化背景以及、民族习惯等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15]。特别注意从民族发展的实际需要，去研究民族的深层、隐性问题，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深层、内在影响。

参考文献：

①张世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任务及方法[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57-61

②张进辅.关于西南民族心理研究的构想[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3)：74-78

③[美]贝利煮、许真译，现代社会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5

④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2.

⑤秦金亮，李忠康.论质化研究兴起的社会科学背景[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0(3)：19-25

⑥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

⑦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序[J]，民族理论研究，1992(3).

⑧孙东方，常永才.民族心理研究中文化偏差的克服：向文化人类学借鉴[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2)：8-12

⑨韩忠太.论心理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位方式与客位方式[J]，云南社会科学，2006，(3)：83-87

⑩孙玉兰，徐玉良.民族心理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2

[11]徐黎丽.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2002，(6)：95-103

[12]尹可丽.族群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J].贵州民族究，2006，26(4)：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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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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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篇7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加强对民族音乐美学、心理学层面的研究，探悉不同民族的群体音乐审美心理的新兴学科亟待建立。

所喜，笔者新近拜读了施咏博士著《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4月版，33万字）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学术新著。该书以“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为取向，构建一个多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其意在通过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逐步深入，最终打通诸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使之能在“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这一更具新视野、新挑战的论域的统筹下，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一

该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研究――“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导论》所修改而成，作者所提出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方法上，以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及其外化形态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审美心理学的视角来观照以民族为单位的人类共同体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特征及其发生、演化的规律的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

全书共分八章，分别对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存在的基本特征、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手段，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联觉、味觉心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与尚悲偏向以及民族性格对音乐审美心理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中介绍了课题之缘起，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第二章探讨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受自然系统中的地理环境、人种特征，社会系统中的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结构、哲学思想、宗法、原始神话、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第三章阐释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性与世界性作为事物个性与共性的两个方面，是一对互为依存融合的统一体。第四章提出音乐审美心理是在相对的稳定性与绝对的变异性这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中发展演变。第五章探讨了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和组织手段，总结了中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有着近人声，尚自然、多样化、个性化，偏高频的清、亮、透，甜、脆、圆以及重鼻音的特点。旋法上表现为平和、渐进的美学特征；音乐结构思维讲求在“统一的前提下求对比”，并遵循规范化、程式化的特征。第六章为联觉，指出受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直觉、多觉贯通、艺术综合理念、“成于乐”、“游于艺”乐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音乐联觉能力较为发达。并高度重视味觉审美的情感表现性，“声亦如味”，饮食口味的地域分布与民族音乐风格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七章为心理偏向，提出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调剂为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还有着“尚悲”的偏向，与西方民族比较而言，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悲情”，体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愤”。第八章通过实例论证了民族性格与其音乐性格两者之间的对应性。

二

该书的作者施咏是近年在学界较为活跃的青年学者，在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曾师从王耀华教授、乔建中研究员门下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现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的科研工作。

通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与选题相关的诸人文学科领域的学习、钻研、思考、探索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力。诚如著名音乐学家王耀华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写：“施咏同志在我校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期间，以巨大的努力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我认为，这篇论文的选题是一个很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课题。”

全书的主要特色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独创

通常，独创性往往是衡量一本著作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国内，无论是民族心理还是民族审美心理则都是一个有待于拓荒的新兴研究领域。就审美心理学而言，诸多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也为数不多，且这些研究也大多从文艺学角度出发，缺乏一定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在有关民族心理的文献中，一般较少涉及“审美”；而一般的美学、心理学又几乎罔谈“民族”。虽然在某些民族审美心理学的著作与文章中对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也有少许的涉及，但多为一般性的流于表层的探讨，且极为零散。对于本课题的专门研究，目前尚不多见相对完整、成系统，并得到足够深入挖掘的研究成果，相关散落资料尚需归纳、梳理、整合并理论提升。

而《概论》一书正是取这样一个被当今美学、心理学、民族音乐学所遗忘的研究领域，强调民族音乐美学、心理学层面的视角。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向来是最深层、最复杂、最微妙、最灵动也是最难以琢磨的民族成员的音乐审美心理层面上。并运用辩证思维大胆架构了自成体系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的学科框架，首次对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心理偏向、民族性格与民族音乐性格之间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理论发掘，很多观点提出均不乏新见。

2．视野开阔

以往音乐学界的状况是：民族音乐学、心理学、美学三个领域，多呈独立、并行的状态，音乐心理学多专注于实证性的科学的、个案性的研究范式；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代美学史文献的梳理总结；而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成果则多集中在微观的田野的个案调查报告。在中国当今的音乐学研究中，研究范围虽然涉及到了诸多方面，但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综合多维度研究的还为数不多，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呼唤着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诠释。

正如乔建中先生曾呼吁：“选题方面，我们多局限在民族民间音乐的自然分类的圈圈内。从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例如从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的角度来探讨民族民间音乐规律的选题却非常之少。这种单一的，不注重跨学科、不注意边缘学科的选题倾向，正是研究水平不能较快提高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的原因之一。”④

“音乐民族审美心理”的研究正将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思路，偏重宏观视角、注重多学科边缘交叉，而开拓性地将音乐学、民族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而构建成新的研究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莫若说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其创新意义不仅在于对音乐学本学科的细化发展――创建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与研究领域，还加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美学、心理学层面，拓展了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所涉及、包含的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民族审美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提供一个极具拓展空间的新视角、新方向。

3．逻辑性强

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的架构，作者在全书的整体结构上亦是用心甚多。全书的布局得当，条理清晰。在不少章节体现了作者思维缜密的逻辑思辨性。如在绪论中通过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审美心理学与心理美学这三对关系的辨析来论证强调其非实证的研究方法。

在第四章审美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中，提出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发展的过程中稳定守恒是相对的，而变异发展是绝对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总是在稳定性与变异性，即外向融合与内向固守、偏离创新与回归继承的对立统一中发展演变。

尤其是在第三章“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对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对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了全面、逻辑严密并较前人均更饶有新意与深度的阐释，作者分别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就愈不是世界的”、“民族的，却并非都是世界的”等五个方面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提出民族性与世界性，作为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基本特征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促使民族审美心理在矛盾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任何一种美的属性，包括那些所谓具有“世界性”的，它必然是归属于某个民族而首先具有民族性。正如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没有个别就不存在一般。所以，音乐的世界性不可能凌驾和超越于民族性之上，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并不存在一种脱离民族性的世界性……层层剖析后，进而提出只有那些真正“优秀的民族艺术”，才有可能成为“就是世界的”。

三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或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创辟之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比如理论的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创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岂是一人所能胜任？如果该著的出版面世能够唤起更多的同仁对中国民族音乐美学、审美心理学的关注，随之为其添砖加瓦，我想，该书所谓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发挥尽之了。

参考文献

[1]王光祈．音学．自序[M]．上海启智书局，1929，转王光祈文集．[C]巴蜀书社，1992：280．

[2]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C]．转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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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3 — 0022 — 02

冯特是心理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建立者。1879年他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历史学家为什么将建立新心理学的荣誉归于冯特，而不是费希纳呢？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出版于1860年，大约是冯特开始一门新心理学的15年之前。波林（Boring， 1950）这样写道：“当所有的核心观点产生以后，某个发起者能够掌握它们，对其加以组织，并在其中增加那些看起来必要的东西。写文章、做宣传，并且坚持这些观点。简言之，就是‘建立’学派〔1〕。”从这个意义上说，冯特对现代心理学建立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他对系统实验方法的大力倡导。然而，纵观冯特之后的许多心理学发展史，普遍是以反对他的心理学观点为特征的，尤其普遍认为冯特是元素主义论者。尽管这些观点对冯特有所误解，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冯特心理学方法论中存在着元素与整体的矛盾冲突。

1. 冯特的新心理学方法论的原点

19世纪中期，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前景堪忧，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主要面临着发展方向的问题，即自然科学成就到底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冯特试图通过对生理学的研究来为德国古典哲学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因此，当他应聘于莱比锡大学时，他开设了哲学讲席，并试图把实验心理学作为哲学宏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哲学是一般的科学，其职能在于结合得自专门科学的一般真理，而构成本身一致的体系〔2〕。”在冯特看来，哲学的发展是以专门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它通过整合专门科学的一般真理而构造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实验心理学可以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一般真理。基于这样的源动力，德国古典哲学中始终贯穿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自然就渗透到冯特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之中。

2.冯特的新心理学方法论的哲学渊源

冯特的心理学，从其思想来源来说，除了康德等唯心主义哲学以外，受到了英国的约翰·穆勒和德国的赫尔巴脱的影响最大〔3〕。

冯特深受德国传统哲学的影响，继承了康德对世界的二元论认识〔4〕，并提出了心身平行论的观点，这种认识取向始终贯穿着他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冯特在《人类及动物心理学讲义》中对心身平行论做了如下界定，“我们认为心理过程与身体内特别是脑内一定的物理过程相联系，……这一联系只能被认为是两种并列存在的因果序列的平行。由于它们条件的不可比较性，它们决不能直接相互干涉。不论在什么地方碰到这一原理时，我们都把它叫作身心平行论〔5〕。”

冯特从约翰·穆勒那里继承了心理化学论的思想，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是直接经验，即意识，而各种意识状态都是以复合的形式出现的，为了便于研究，首先要把意识分析为最基本的、纯粹的意识状态，即心理元素〔6〕，并把心理元素分析为感觉和情感。同时，冯特也深受赫尔巴脱的影响，他在阐释联想的时候，就使用了诸如“融合”、“复合”、“同化”等等赫尔巴脱常用的术语。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冯特心理学方法论的“元素论”和“整体论”的矛盾与冲突实质是哲学内部矛盾的映射和体现。

3. 冯特的新心理学方法论的表现

3.1实验内省：分解心理过程的工具

冯特曾经这样说道：“我们拒绝一切不以经验为基础的哲学思辨，不要那种建立在哲学预想之上的心理学。我们需步骤上注意到了心理学以及科学的经验事实〔7〕”。冯特认为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与观察不仅可以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成为心理学之研究方法。冯特认为，只有对象固定不变，才能采用观察的方法对之进行研究。然而，由于心理过程是瞬息可变的，冯特认为心理学研究不能只依靠观察，而应采用实验的方法，即实验内省法。他说：“实验是由观察者在有目的控制的条件下，对所观察的现象的产生与过程而作的观察。观察，按其狭义而言，是不受控制的现象的考察，这些现象在观察者的经验过程中，按其自然地产生的那样被接受下来〔3〕”。在某种程度上，实验内省法不但要控制客观条件，而且也要控制主观的意向。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在实验条件下观察到目标对象，才能将感觉与感情从直接经验中分解出来。因而，个体心理学必然是实验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是，如语言、神话、风俗等，集体活动的产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采用纯粹的观察来研究。

为了避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经验的混淆，冯特认为，实验内省既要控制刺激的属性，以利于观察现象的某一方面，又要控制观察者的注意方向，这样，才便于经验的分析。此外，冯特还极少接受质化的内省，他所寻求的内省报告涉及的主要是被试对大小、强度、各种物理刺激持续时间的意识判断。这些都是在心理物理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数量化的判断。即使是主观或质化的内省报告，往往涉及的是刺激的舒适性、意象的强度或者感觉的性质。当积累了足够多的客观数据之后，冯特就可以从中推论出意识经验的元素和过程了。

3.2元素分析：心理过程的描述

冯特区分了科学的描述和科学的解释，他说，“为要满足每一特殊事例都得到一种解释（Interpretation）的需要，就要把特定的复合过程的诸组成都划归到其适当的类概念下，这样的概念，例如感觉、认识、注意、记忆、想象、理解和意志.……像物理学的那些概念一样”。由于这些类属概念具有复合的特性，冯特依据丰富的实验数据，将意识经验解析为两种绝对简单的和不可再分的组织成分，即感觉和情感。

实际上冯特这样的元素分析，只是作为对心理过程的最初的分类方法。他认为，尽管可以将意识过程分解成一系列的子过程，但是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子过程，否则意识过程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性质〔8〕。因而，不能简单将冯特归为元素论者。

3.3整体分析：心理过程的解释

描述是解释的基础，元素分析也是为了综合。冯特原就认为经验的内容必然是综合的。1894年，冯特在总结他从事心理学研究以来三十年的工作时指出，“当我开始接触心理学的问题时，我持有一个生理家很自然所持的一般偏见，认为知觉的形成仅仅是感官的生理特性所工作的结果。以后，通过视觉现象的实验考察，我发现知觉是一种创造性综合的活动。这逐渐成为我的指导准则。以这个准则为指导，我对想象和智慧等高级心理功能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老的心理学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当我开始研究心理事件之间的暂时联系时，我对合理功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不再以抽象的名词把心理功能区分为观念、感觉、或意志。对联想时间的测定使我发现了知觉过程同记忆表象之间的关系，也使我认识到所谓的‘再造’观念只是自我欺骗的多种形式之一。实际上这种观念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此后，我开始把观念作为一种过程，这一过程是不断变化、转瞬即逝的、传统的联想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9〕”可以看出，冯特虽然强调心理元素的分析，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的整体性。

4.冯特的新心理学方法论的影响及误用

实验方法应用于心灵问题，造就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建立和蓬勃发展。同时，元素分析和整体分析的对立与统一，也演变成为当前心理学研究的实证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对立与统一。对冯特的心理学方法论的误解，甚至于导致惟方法论的大行其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冯特创建的科学心理学是以后“学科分歧”原点。

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陈立这样说道：“如果以为有了计算机，今后的工作就只在乎收集资料，记下一笔一笔的流水账，通过计算机的分析，结论不用花脑子了。这就把心理学工作者判断推理的工作，有些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次就完成了他的工程，以后就可以永远无所改变地存在下去〔3〕。”当前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的统计方法的应用，使得心理学研究可以不加入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数学公理导出全部的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方法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因素分析也绝不是如此机械的。

当然，单纯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或质性研究也容易导致诸多问题。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

当下，在我国，仅从《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与行为研究》、《心理学探新》这几种心理学刊物上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实验研究占绝对的主导研究，而且质性研究所占比例逐年减少，有的刊物上质性研究甚至于销声匿迹。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觉，这也是再论冯特的心理学方法论的目的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杜·舒尔兹. 现代心理学史〔M〕. 叶浩生，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1.

〔2〕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544.

〔3〕 陈立. 从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到现代的差异心理学：官能心理学与因素分析的述评〔J〕. 杭州大学学报，1986，（03）：352-366.

〔4〕 赵万祥. 断裂与整合：冯特心理学思想的哲学源考〔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0，（02）：29-34.

〔5〕〔德〕威廉·冯特.人类及动物心理学讲义〔M〕. 叶浩生，等，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5.

〔6〕 叶浩生. 心理学通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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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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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篇10

论文摘要：本文考察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内涵、发展脉络及历史地位。作者认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体现着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定向，张扬的是人有别于自然物的“天使”形象，展示的是将人的心理、行为视作“生活”，试图从内部体验、直观以达成对人的独特本质洞察的“内观心理学”境界。它和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均可在未来心理学中获得各自合理存在的空间。

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业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主客二分研究范式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二者的对峙与整合，构成了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完整图像。

1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内涵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对立物。主张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来规范心理学。它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为自然物一样的认识客体，心理学的研究主体则只是反映客体的一面镜子。主张主体与客体的截然分离，无论是实验操作还是理论构建均应彻底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性。物理主义(或自然主义、机械主义)的世界观、方法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自然科学取向、逻辑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研究原则、客观主义研究范式、因果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是其根本特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强调人、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着不同于自然物的独特本质，积极追寻心理学的特有研究方式，主张研究主体向研究客体的渗透、移入、融合，突显心理学真理的人性本质。

人本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目的性、价值性、个体性、历史性、整体性等是其基本特征。心理学研究应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一切特征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积极关注人的自由、价值、尊严，以增进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进而促进人的潜能实现为根本目的。

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主张问题的性质乃心理学方法选择的依据，决定着方法的适切与否。心理学方法论的建构应积极寻求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研究方式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反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定向，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强调心理学应以人文科学为规范，以人文科学的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

直觉主义的研究原则。认为人的本真状态为一活生生的有机体，只有通过非逻辑的直觉体验或内在体悟才能获得完整把握，而逻辑则必然造成对人的本真状态的割裂、歪曲与限制。直觉体验不是从对立面观照人，对人有所规定，而是直接与人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活融汇共存，舍为一体。它既有领悟能力，又有亲身体证功能，其真理本身具有本真性。

整体主义的研究原则。认为人及其心理、行为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一样的假设结构如元素、原子；整体亦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有着部分所不具有的新性质。因此，对整体的理解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心理学应以理解人及其心理、行为为己任，以立足于整体或质的理解与分析为基本方法。

主观主义研究范式。认为心理学的知识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而是有着主观性、历史性、相对性的特点。目的、价值乃至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不仅应该、而且可以作为心理学的对象；以价值为导向、从价值的观点选取事实并形成问题，乃心理学研究应有的立场；内省、直觉、体验、理解、解释等则为心理学的基本方法。

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认为人有别于物，有着心理、意识、目的、意志等。人可以独立自主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决定，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存在于自然界的因果规律并不适于人的心理、行为，目的、价值、经验、意志等应纳入心理、行为发生发展的解释框架。

2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发展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在批判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常识心理学对内在体验、直觉洞察的自发运用，宗教、哲学心理学对内省、反省、直觉、禅悟、同感理解地位的自觉高扬，构成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先驱。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型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冯特的“精神科学”心理学方法论及格式塔心理学的现象学方法论可视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冯特承继了赫德尔与维柯有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分。他赋予实验内省法与历史法(即民族心理学方法)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实验内省法只适于那些与感觉和运动反应密切相关的意识内容的研究，只有在这些简单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上，心理学才是“自然科学”的，而对于高级心理过程，对于“由种族和民族决定的心理差异”的研究，则带有“精神科学”的性质，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才能达到对人类心理的直觉理解。格式塔心理学的方法论则建基于现象学哲学之上。现象学强调摒弃一切先前的理论与假定，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它将现象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认为现象乃呈现在我们的“直接经验”即意识中的一切东西，现象即本质，而本质是被直观到的。但上述主张井未自觉地高扬人的独特本质并追寻人的特有研究方式，只能视作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确立、成型与狄尔泰、斯普兰格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狄尔泰不仅以其生命哲学与解释学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其“描述心理学”内具体阐明了其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主张。他认为，艾宾浩斯的“说明心理学”是模仿“原子物理学”的思想，把心理现象归结为心灵的元索的结合，不能认识具体的心理学的现实，如艺术家的创造想象、价值感、义务感、自我牺牲、宗教热诚等等。由于任何心理现象的部分总是深嵌在一个连锁的整体——一个“结构关系”中，因而，心理学应以人文科学为规范，从体验到的结构关系出发，用“分析的方法”去描述和理解它的多个方面，以“描述心理学”或“理解心理学”去替代“说明心理学”。“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理生活”。而所谓理解，是指通过呈现于感觉中的表现认识其心理生命的过程，是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从而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的过程。此后，斯普兰格认为，那种以“意义关系”为特点的整体——整体的人格，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当我们不以文化生活的表现而以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个人为出发点时，我们便可找到为数较少的“意义倾向”或价值：经济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宗教价值。并且，根据这六种“意义倾向”何者占优势，可以把人格划分为六大类型：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和宗教型。他特别强调，作为“理解的先验图式”，这六种类型不能用实验法来证明，但能使我们在人同历史环境的关系中，在人与“艺术”、“科学”、“社会生活”等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到人本主义心理学阶段，罗洛·梅、罗杰斯等人亦赋予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以较高的地位。罗洛·梅高度重视现象学方法的运用：“现象学叫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先入之见与观念，然后系统地对眼前的资料加以直接的观察和整理”。罗杰斯则主张，对于心理学方法论来说，最重要的是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当作人，当作有主动性、创造性、有自决能力的活生生的个体来研究。心理学应接纳现象学的思考，应该将假设的检验、测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经验性、技术性手段及其应用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等。心理学研究应遵循以下步骤：通过自身内部的参照系统取得主观知识；把主观知识核对以他人的观察，取得客观知识；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取得人际知识。不止于此，在罗杰斯的倡导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运用现象学观点于心理学研究的方案。按照安斯多的调查，这些方案包括现象学方案，体验方案，现象描述方案等。至此，主客同一研究范式获得了自己的全部特征。但同时亦与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呈现出绝对化的两极对立。

试图超越两种研究范式的狭隘，使心理学方法论建设走向完善的，当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主张以人为本去构筑心理学的方法论，主张以“层次整合的思维”看待人的本质或人的心理发展，在层次整合中将为两种研究范式所割裂的“此”与“彼”重新融合为一个新的整体。其基本主张为：整合的研究取向。认为人是整合的人，成熟的思维是“层次整合”的思维，因而强调将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物”的研究范式与“人”的研究范式纳入到同一层次整合系统之中；问题与方法的统一。不排斥方法对于科学进步的价值，但主张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必须适合于问题，问题与方法之间是统一的。心理学应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人为出发点去建构自己的方法论，以人为依据去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问题；“科学的客观”与“道家的客观”的相容。不否认“科学的客观”对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的追求，但认为这一以主动干预、价值无涉、感情超脱为条件而达成的客观只适于远离人的自然事物的研究。对人而言，更重要得多的客观来自以顺其自然、价值关涉、感情移入为途径所达成的“道家的客观”；整体理解与分析研究的互补。认为人及其心理、行为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个体的目标、价值、动机等昭显了其心理、行为的整体“风味”，使整体获得了不同于其部分的新性质。因此，心理学研究应致力于个体的目标、价值、动机的把握，建基于整体的理解之上。但这并；意味着心理学排斥分析研究只是这种分析、分类是以对于整体的完整理解为前提、目标。

3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历史地位

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始终引领着心理学的主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更多地为非主流心理学所坚持。但不可否认的是，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已构成心理学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心理学方法论的建构中确立了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