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汉语言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约。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无论从语言的符号观还是社会观来看，其都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语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现在语言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为语言内涵的文化，给予语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影响并制约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2）决定语言的指称内容与形式；（3）作用于人类的语言思维与表达形式。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993：109)文化对语际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图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象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moneylikewater;makewater;allat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manywinterdayshaveIseenhim,standingblue—nosedinthesnowandeast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诸如：talkhorse(吹牛);getonone’shighhorse（趾高气扬）;horseand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willing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一）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其特点如下：（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的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异化翻译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有利于读者运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鱼文化的独特之处；有利于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表达方式。但是，异化翻译也有自己的劣势，它常常使译文句式生硬，晦涩难懂,这就给读者的带来了阅读困难。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有“音译法”和“直译法”等。

（二）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对原文进行同化翻译。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畅通的目的语进行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于译者来说，要全面了解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文通顺。这样，对于读者来说，就可以避免文化冲突，在自己的知识文化范围轻松容易的理解译文。由此看来，归化翻译的通顺常常也会换来文化信息的遗失。常见的归化翻译策略有“代换法”、“解释法”和“异译法”等。

四、异化归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异化和归化翻译各有其优缺点。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实际的翻译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关于翻译的标准，清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难”，即“信、达、雅”。“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指文字古雅。鲁迅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钱中书提出了更具体的“化境”文学翻译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从这些翻译名家对翻译所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那就是说，既要将原文的信息（包括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传达，语气和风格与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的最佳结合点，让异化和归化更得其所。一般说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关系分为：文化交织、文化鸿沟、文化冲突三种。不同的文化关系对翻译的策略的选用有极大的影响。文化交织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这样语言之间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难理解。为了更多的接触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方法就显示出优越性；文化鸿沟是指两种文化中存在着文化差距。这时我们可以选用归化翻译方法，如果选用异化翻译方法的话，就必须用直译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传递信息的两全其美；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文化对某些物质，事物和现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处理这种文化现行，归化翻译方法更能大显神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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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文化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

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是长期以来受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影响而沉淀积累下来的文化。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语言文化上能够寻得踪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代表尊贵、权势与地位。古代帝王均穿戴黄袍。但是西方文化中表示尊贵的颜色通常是紫色(purple)。［4］英语经常用purple一词表示地位显赫，例如:“tobeborninthepurple”(出身显贵)、“marryintothepur-ple”(嫁入豪门)。然而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多表示胆小、卑鄙或低级趣味的意思，例如:“ayellowdog”(卑鄙的人)、“yellowpress”(低级趣味的刊物)。美国动画片DespicableMe(卑鄙的我)采用小黄人这样的角色形象十分贴切地呼应了主题。乌鸦在英国社会文化中有较高的地位。伦敦塔里的乌鸦更是被视为英国的守护神，由政府负责开支精心饲养。英国人的神鸟在中国却成了厄运和灾祸的代名词。人们常用“乌鸦嘴”来形容一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也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某种黑暗势力。中西方社会文化对狗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眼中，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人们通过语言表达了对狗的喜爱之情，例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aluckydog”(幸运儿)等等。然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狗常常代表卑劣的品行。汉语中关于狗的成语多数是表示贬义的，例如:“蝇营狗苟”、“狗仗人势”、“鸡鸣狗盗”等等。中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使得汉英两种语言在禁忌语方面也有较大差异。［7］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谦虚谨慎，人们常用“虚怀若谷”来夸赞一个十分谦虚的人。古汉语中更是有很多自谦语，例如:“寒舍”、“在下”、“敝人”等等。如果一个人被他人赞扬或夸奖，他常常可以这样回答:“哪里哪里，我做的还不够好。”但受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影响的西方人则欣赏自信、诚实的品质。当被他人褒扬和肯定时，thankyou是最合适的回答。如果过分谦虚，就有可能被误认为不自信或是虚伪。比起中国人，西方人更看重个人隐私和形象。“你看起来很累，要多注意休息”这句话在汉语语境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可以理解为说话人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是礼貌的表现。但如果对英国人说:“youlookrathertired，pleasehavearest”，则会引起对方极大的反感。听话者会认为此刻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很糟糕。除此之外，汉英语言禁忌语还体现在词汇的选择上。例如，中国人崇尚尊老爱幼，而西方人则十分忌讳说他人“老”。因此英语中常用“senior”(年资较深的)来代替“old”(老)。再如，汉语中“农民”一词并无贬义，而英语中常常使用“famer”而不是“peasant”．虽然这两个词均有“农民”之意，但后者常常表示言行举止粗鲁、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含义。

三、物质文化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

篇3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苏新春2006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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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

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

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

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

2、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3、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

1、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

2、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

3、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

1、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

2、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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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有话直言，言无不尽，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人们会自动遵守经济原则，导致“惜语如金”的结果，或为了获得特定的交际效果比如委婉、回避、幽默等，而是采用间接策略，话里有话。如果对这些语言现象视而不见，必然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而影响人际关系。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后人对此理论的发展为分析语言的艺术和人们有效的言语沟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 研究综述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于1957年发表的《意义》一文中从语言交际的本质出发，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 “非自然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在此基础上，1975年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理论及人类会话活动的一条指导原则——合作原则, 对解释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Leech 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的角度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他提出人们出于“礼貌原则”人文历史论文， 常常不愿坦率明言或者常常故意声东击西，解决了“合作原则”难以解释的话语现象（索振羽 2007：87）。随后Levinson（1987）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对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徐盛桓的《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1993）等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内部机制，给出推导会话含义的一般规则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沈家煊把列文森《语用学》一书的各章先后译成汉语, 内容涉及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高航 2004)。冉永平（2007: 56）尝试运用非单调逻辑的推理形式来分析话语中的含意，弥补Grice含义推导的不足，为会话含义的语用推导提供不同的视角。熊学亮（2007）综合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使对会话含义的理解变得具体形象化。

国内研究者还探讨分析了二语听力中对会话含义的理解状况。尚晓明（1996）以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基础，指出“含意否定”、“语用移情”和荷恩等级概念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杨连瑞，张德玉（2004）撰文会话含义理论有助于对语境中话语意图的正确理解。倪秀英（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于理解言外之意的题目，正确率很低，学生的会话蕴涵推理能力普遍较弱。

3会话含义理论及应用

3.1合作原则

在所有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或沟通信息、咨询意见或要求索取等等。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说与听者双方存在着一种默契, 一种两者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即“合作原则”（何兆熊，2000:154）。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概括而言：数量准则即所给信息不多也不少；质量准则即说真不说假；关联准则即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即表达简洁忌晦涩。Grice认为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下四个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义，听话人根据这些原则, 结合语境，经过语用推理,得出多于字面意义的会话含义，即“言下之意”。 在合作的基础上交际才能顺利进行，但是真实交际中或出于礼貌或委婉等因素有太多“话中有话，弦外之音”等违反准则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都是说话人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下违反准则而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熊学亮在?语用推理?一书中根据会话含意理论的合作原则，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2007：25）：（A）话语+语境→含义 ；（B）违背准则→特殊含义。

如下是一个真实有趣的生活场景片1：

A: 谁把草莓全吃完了？一个不剩！

B：好像C很滋润吗！（B, C窃笑……）

B并没有回答谁吃完了草莓，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听者应该究其原因，得出C吃了草莓，生活中B和C是兄弟，B觉得直接告状有那么点不够意思，又觉得不说不快或不答也不对，所以选择了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即维护了自己“不是小人”的面子人文历史论文，又小小的“挑衅”了兄弟C。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听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语言幽默感，至少弱化了矛盾。试想如果硬生生的直言，会有这种交际效果吗？说不定还会有言语冲突。

3.2 Levinson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Grice的四准则主要研究特殊会话含义，并且其特殊含义的推导也常凭感觉经验而来，没有给出具体的推理模式，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Levinson提出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是在Grice会话含义基础上发展而来，被称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不再以遵循或是违反准则来推理特殊会话含义，而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义为核心，并且建构出会话含意的具体推导机制。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普及运用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概括而言，根据⑴数量原则—说话人陈述信息上要不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听话人则以弱否强，即“说弱不听强”；⑵信息原则—说话人只提供不多于交际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语言信息，听话人则扩充理解，即“说少含义多”；⑶方式原则—说话人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隐晦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听话人则根据表达方式的异常推导特殊含义，即“标记意深长”。

应用量原则进行推导，有关的句子应该含有可以比较其信息强度的词。Levinson利用荷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荷恩等级关系”。如下列各组词的“荷氏关系”：<certain that p, probable that p, possiblethat p> <none, not all><love, like> <all, most, many, some,few> <always, often, sometimes> <must, should, may> <cold,cool>……

在荷恩等级关系中，强项蕴涵弱项，弱项否定强项。句子里有能够进入“荷氏关系”的词，就可以根据它们的信息强度进行推导。如生活场景片段2，妈妈到校了解孩子的表现情况：

妈妈：这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

老师：还可以吧，……

根据数量原则及荷恩等级关系，<表现不好，还可以，好，很好>，妈妈可以做出“说弱不听强”的推断，这孩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象或期望的很优秀。相信这个场景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老师的委婉表达避免了尴尬局面，家长听了这句话也做好了思想准备讨论孩子的问题。

Levinson还表明三原则的运用中人文历史论文，数量原则>方式原则>信息原则，并且如果并存两种（或多种）意义相同的表达式，无标记的用信息原则推导其会话含意，有标记的用方式原则推导出无法应用恰当的信息原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如2009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对话理解：W: I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Baltimore well. I’mtold you lived there.

M: Oh, but I was really young atthe time.

Q: What does the manmean?

男士的应答应与女士提出的告知巴尔的摩的情况相关，但是他既没有回答是否告知，也没有对巴尔的摩进行介绍，而是说“我那时很小”，听者根据“说少含义多”的推理方式和话题关联性，扩充说话人的信息内容，推理出言外之意“现在对那里不熟悉”。事实上此处也就是把他的话与话题联系起来，补充完整成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I was really young at the time，soI can provide little useful information”。

4 结语

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现象处处可见，所谓“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语用学知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共建交际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同时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艺术化、生动化。

参考文献：

[1]高航、严辰松.语用学在中国20年综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4).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倪秀英.听力训练中培养推理能力的实验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 (4).

[4]冉永平.语用学纵横[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尚晓明.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与外语教学[J]. 外语学刊, 1996 (3).

[6]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熊学亮.语用使用中的推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8]徐盛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J]. 外国语, 1993 (1).

篇6

2动物词语语义表达的对等性及非对等性分析

由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差异，不同民族对待同一种动物的感彩有可能相似，有可能完全不同。当不同民族使用同一动物名称来表达相同或相近的含义、寓意时，则表现出了对等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用一些动物词汇来表达特定含义，而另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表达，或者选择的是不同的动物词汇，则呈现出非对等性。在表达某一语义时，两种语言可能会借用同一动物名称，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动物。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实际例子来分析对比。

猫（cat）在英语中常被用来象征尖酸刻薄、爱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人，还用来喻指泼辣或心地恶毒的女人。“oldcat”是指“脾气坏的老太婆”。而在汉语中，猫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它通常给中国人温顺、神秘的感觉。英语中用“likeacatonhotbricks”来形容“如坐针毡”、“局促不安”，而汉语中用“狗急跳墙”、“热锅上的蚂蚁”来表示这种情况。英语文化里中西方国家的人对狐狸（fox）都有狡猾的印象，中文用“老狐狸”来形容一个人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英语中也有“oldfox”来表达相同意思。此外还用“asslyasafox”去形容某人奸诈狡猾。而“playthefox”指的是耍滑头。英语中的fox还有褒美之意，喻指“开朗活泼的漂亮女人”，这与汉语却有不同。中国人认为狐狸善于魅人，因此汉语中用“狐媚”喻指“用谄媚、阴柔的手段迷惑人”。也将“以人的女人”称为“狐狸精”。

篇7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

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

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

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

2、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3、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篇8

一、德钦县的基本情况

德钦县译为“极乐太平”,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靠芒康县,西连左贡县、察隅县及云南省怒江州的贡山县,南接维西县,东临四川省巴塘县、德荣县。总面积7596平方千米,总人口6.24万人(2006年)。德钦县辖2个镇、6个乡(其中2个民族乡):升平镇、奔子栏镇、佛山乡、云岭乡、燕门乡、拖顶傈僳族乡、霞若傈僳族乡、羊拉乡。共有2个居委会、40个村委会。

藏族作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中华这块广袤土地上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几千年来,其发展历史一直同汉民族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并在文化上相互不断给予巨大影响,共同创造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一方面,汉族将自己先进的文化传播给藏族;另一方面,藏族也将其独特的文化不断传播到汉族地区,丰富了汉族文化,给汉族文化一定的影响。德钦藏语对德钦方言的影响就是一例。

二、语音方面

德钦县境内的汉族长期和当地的藏族和睦相处,相互交流,深受当地藏族的影响。从语音上来看,他们间接或直接使用藏语方言的现象突出,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德钦地方特色的汉语方言。

(一)间接使用藏语音。

“茶”在德钦藏语中发音为“加[j214]”,与之相对应的德钦汉语方言中有这样的现象:

1.形容词+了加[j51]。例如:

(1)太阳辣了加。

(2)水都不有喝,口干了加。

(3)那块肉臭了加。

2.谓词+了加[j51]只能充当谓语和补语,而且只能在句末出现,在“了加”后面不再加任何语气助词。 例如:

(1)这个地方脏了加。

(2)着个房间干净了加。

(3)他在那点哭了加。(以上是充当谓语)。

(4)昨晚我睡呢[nə⁵⁵]香了加。

(5)风吹呢[nə⁵⁵]凉快了加。

(6)小娃娃高兴呢[nə⁵⁵]笑了加。(以上是充当补语,之后不加任何语气词)

(二)直接使用藏语音。如“饭”在德钦藏语中发音为“赛[se35]”,与之相对应的德钦汉语方言中有这样的现象:

(1)你快点把赛[se3 5]吃掉。即“你快点把饭吃了”

(2)就把剩下的赛[se3 5]丢给狗。即“把剩下的饭丢给狗吃”

(3)今晚上我家要吃赛[se3 5]。即“今天晚上我家要吃米饭”

(4)赛[se3 5]洗干净了在煮。即“把饭洗干净了再煮”。

由此可见,德钦汉语方言中有很多不同于普通话而同于德钦藏语的音,考虑到下文要谈到的德钦地区、地名在德钦汉语方言中的使用,就会自然得出结论:显然是受了藏语的影响。

三、词汇方面

在德钦汉语方言中至今保存了不少的藏语词汇。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改变而来的。

(一)音译词。包括纯音译和半音译。

1.纯音译:

(1)“尼西”香格里拉县一乡名,“尼西”在藏语中是太阳初升的地方之意。

(2)“次卡桶”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次卡桶”在藏语中是湖畔边的平地之意。

(3)“斯农”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斯农”在藏语中是指一个人有福气的意思。

2.半音译:

(1)“香格里拉”为举世闻名的世外桃园,是迪庆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德钦藏语为“香巴拉”即“人间仙境”。

(2)“加拉那”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其中“加”是德钦藏语中“茶”的音。

(3)“奔子栏”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其中“奔”是德钦藏语音,是“高原上的平地”之意。

以上所举的是融入德钦汉语方言中的德钦藏族地名,类似的地名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在上文举出的德钦县两镇六乡包括40个村委会,其中一半以上的村委会名字就直接或间接音译藏语而来的。这样德钦的汉语方言更具特色,有别与其他地区的汉族方言。还有一些非地名词汇也融入了德钦汉语方言。主要通过以下形式改编而来。

(二)直接使用藏语词汇。例如:

1.“擦瓦”德钦藏语意为“青稞酒”。“他烧的擦瓦香的很,你来一口?”

2.“阿那马那”德钦藏语意为“一定”。例如:“你叫我做的事我阿那马那办成了。”

3.“七大”德钦藏语意为“不整齐,胡来”。“卓玛,你到学校要好好听老师的话,七大的做不成!”

此外,德钦藏语对德钦汉语方言的影响还表现在语法上。

四、语法方面

同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德钦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动词宾语前置情况非常多。例如:

1.“去色恰”其中“去”是主语“你”,“色”是宾语“饭” ,“恰”是谓词“吃”。形成“你+饭+吃”。德钦汉语方言即“你饭吃!”(即“ 你吃饭!”)以下类同。

2.“去电影票阿归” “你+电影票+要”形式, 德钦汉语方言即“你电影票要啦?”(即“你要不要电影票?”)

3.“去不龙挂克” “你+牛+拉走”形式, 德钦汉语方言即“你牛拉走了”。(即“你拉走了牛。”)

4.“去从农电话阿语” “你家+电话+安装”形式, 德钦汉语方言即“你家里电话安装了没?”(即“你家里是否安装了电话?” )

5.“那去动” “我+你+打”形式德钦汉语方言即“我你打呢!”(即“我要打你呢!”)

(二)出现无被动标志的被动句。众所周知,无被动是藏语语法的一大特点,在德钦汉语方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

1.“那册号跌”其中,“那”即“我”,“册”即“狗”,“号跌”即“咬”德钦藏语即“我狗咬”形式,德钦汉语方言即“我狗咬了”(即“我被狗咬了”)

2.“那西号跌” 德钦汉语方言即“我蛇咬了”(即“我被蛇咬了”)等等。

造成德钦汉语方言中宾语前置和有些无被动现象的原因,虽不排除受到外来汉族方言的影响,但主要是受到了德钦藏语的影响,因为从历史渊源看,德钦汉语方言所受到的德钦藏语影响更为久远。在德钦藏语中动词宾语前置式常见的语言格式。然而,德钦藏语对德钦汉语方言的影响实际远不止这些,本文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是一些比较突出容易发现的方面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钦藏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由此我们发现原始而独具特色的德钦藏族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和对当地汉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历史上不仅仅是大汉民族的文化在影响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在影响着汉族的文化。总之,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汉藏两大民族的文化同其它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应该重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与融合,给中华文化添加新的内容,构建各民族文化和谐、持续健康、共同繁荣发展,维护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安定。

参考文献:

[1]《迪庆藏族社会史》.王恒杰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8.

[2]《汉藏语言研究》.薛才德 .复旦大学出版社.

[3]《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陶柯.民族出版社2006.9.

[4]《迪庆藏族人名的含义及发展演变》.和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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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to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nationalityandWesternnationalityintermsofthoughtpatterns,culturesandlanguageexpressions,obscurityofthetranslatedversionsofChinesepoetryannoysthereadersinchoiceofwordsoractualizationofimage,thatis,thetranslatedversionsfailto“actualize”theimagesandessenceoftheoriginalworks,resultinginthereaders’inabilitytoappreciatetheindescribablebeautyoftheChinesepoetryandsomeregretsinaestheticappreciation.

Keywords:Chinesepoetry;translation;imageactualization

汉语诗词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越来越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甚至对西方诗坛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就曾认为，“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1］或出于传播文化的需要，或出于个人志趣的原因，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诸多译者不辞艰辛，进行了汉诗英译的多番尝试。不少译作被评论家们称之为形神兼备、既“信”且“雅”的再创作典范。但即便是名家的成功译作也无法完全摆脱原语文化和语言存在与表达方式的影响，造成原作里意象与意境在译语作品中的剥蚀与褪色。

一、不同语言词义内涵的差异和词语存在的不同形式造成拙化现象

1.词义内涵的差异造成的拙化现象

“中文诗大半‘句’成一单位，句末一字在音义两方面都有停顿的必要，……所以它是全诗音节最着重的地方”。［2］由于它是某一句段的终结标志，往往承载着一行诗特别着意的任务。“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Difficultitwasforustomeet,anddifficulttopart/Nowtheeastwindhasfailed,andalltheflowerswither.）,［3］这两个诗句表达了李商隐对所爱之人忧思难忘的痛苦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体现出对恋人的绵绵柔情。句末的“难”字，表明今后旷日持久、别后相思的苦痛及复杂的心态；“残”与“难”押韵，写出眼前景物黯然失色：东风无力，百花凋落，形成一幅爱情带走了春天的伤心图景。译文虽也表达了两句诗的基本意思，但还是留下遗憾：原文中一字千钧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分别被“part”与“wither”磨蚀掉了——“part”一词按简明牛津辞典的解释，其含义仅仅是“人们彼此间分离”；而汉语的“别”字，除表示“分离”外，又依据人们所处的各种不同情境具有多种意义，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惜别”，“痛别”，“拜别”，等等，古汉语中就有“别易会难”这样的成语，可见“别”的经历和体验自古便带给人们不尽的伤感与惆怅，于是以“别”为题的许多诗词歌赋传唱千古而不衰。在例诗中，诗人起笔便入主题，“别”字为诗眼，直击人心，“part”一词难有这种效果。“anddifficulttopart”更远远比不上“别亦难”的凝重伤感之情，也无法深切表现出“残”的凄凉蕴意。该诗的后两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Springsilkwormtillitsheathspinssilkfromlove-sickheart/Acandlebutwhenburnedouthasnotearstoshed）,［4］作者以到死丝方尽的春蚕与成灰泪始干的蜡炬，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和明知无望、仍愿担荷终生痛苦作执着追求的殉情精神，丝“与”思“谐音，为语义双关字。虽然英语中也有一些双关词，但能与汉语谐音双关词在语义上对应者，微乎其微，因而在翻译中或求“神似”以忠实于原文，或重“形似”以达至辞美的效果。上译便是忠实原文的一例。而另一译文为了追求“形、神”兼备的“化境”，着实下了一定功夫：Silkworm’sthreads,likemen’slongingthought,endonlywhendeathcomes/Candlesshedtearslikementilltheyburntotheirbottoms。［5］这一译文打破原文束缚，明确译出了双关的两重含义，但又似过于直白，与原诗含蓄的风格不符，让读者失去了想像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也令原作浓郁的悲剧色彩有所销蚀。另一首具有挑战性的诗作是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仅举后两句的两种译文：1.Intheeastthesunisrising/Inthewestrainisfalling/Canyouseeifit’sfairorfoul?［6］2.Thewestisweiledinrain,theeastenjoyssunshine/Mygallantisasdeepinloveasthedayisfine。［7］译诗1中，“阴晴”的含义是明白的，因为译者此处巧用foul和fair两个双关词，表达了“阴晴”和“善恶”之义，但读者无法从中领悟出原诗的言外之意；译诗2中，“情”和“晴”字都译出了，抑扬格六音步加上韵式aabb，基本传达了原文的形美和音美，但在意的传达方面仍有一定距离。诗中的“我”，通过天气的阴晴不定，表露自己在听情郎歌唱时的心情，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忧愁。她主要是以问的形式揣测对方心思。上述两译，可以说各有千秋，皆为上乘之作，但又都留有缺憾。于是有人建议加上注释：“晴”〔qing〕hereisapun.Ontheonehanditmeans“fairnessoftheweather”,andontheotherhanditimplies“情”〔qing〕,ahomophone,whichmeans“love”。［8］该建议的目的是为弥补译诗里的缺憾，但这种中英文混杂的脚注对不通中文的英美读者设置了一道新的理解上的障碍。

2.汉语叠音词造成的拙化现象

汉语诗词中叠音词在传情达意和构成审美意境方面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在对这种词的翻译过程里，译语的“复现”能力同样显得十分有限，也对诗词所蕴含的美感产生拙化作用。唐朝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Acrossthesunlitriver,clearlyseenareHanyang’strees/AndParrotIsland’steeming,fragrantgrasses.）。［9］上句中叠音词“历历”，描述汉阳树木清晰展现眼前的情景，下句中用“萋萋”呼应，通过形容芳草茂盛来展现思乡恋故的情怀。由于两个叠音词韵母相同，且相互照应，因而显得甚为和谐自然，对情景交融、诗画统一的意象创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处如果不用“萋萋”这样的叠音词，任你再怎么绞尽脑汁选择词语恐怕也难以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尽管英文“Now”一词暗示了两句间的紧密对应关系，但却无法在读者的心灵图景上重构原语的意境。

此外，从“预期”理论的角度上看，后出现的叠音词照应前面的叠音词，也是汉语诗词所拥有的、极具独特而玄妙的艺术魅力的节奏形式，“有规律的节奏都必须能在生理、心理中印为模型，都必能产生预期”。［10］正是这种预期的实现，使得节奏带给我们愉悦的。而看译文，我们只能在理解意义的层面去把握诗的语言，这令我们的审美视角受到很大局限，无法像感受原语意境那般获得审美。如李群玉的《黄陵庙》中两句诗：“野庙向江星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Inthespringstillness,therustictemplefacestheriver/Teeminggrassesgrowamongtheancienttablets,theirinscriptionslongeffaced.）。［11］译文对原语诗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造性重构，但同时带来的拙化现象也令人惋惜。公正地说，这并非译者功力不及，实乃不同语言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使然。史奈德寒山诗第八首中“奚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Thevalleysarelongandstrewnwithstones/Thestreambroadandbankedwiththickgrass.），［12］译文里“strewn”一词意象为“散布”，常用于比较轻的东西，如落花、碎石等，用在此处没能表现出原文“磊磊”即“多石貌”之意。美国汉诗翻译家韦理给出另一译文：Thevalleysolongandthegroundsostony/Thestreamsobroadandthebrushsotangledandthick.［13］译文一连选用了四个“so”，旨在突出“多”与“盛”，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是冗繁且牵强，脱离了原作两个诗句各语言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削弱了意象的感染力。

汉语诗词中这种叠音词使用手法，也深深打动甚至影响到了一些英语国家译著者，使其在自己的译作中不时创制出模仿或套用中文诗词的行文方式。如戴维·拉铁摩尔所译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两句：“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望相似”（Lifeofmanageonageunexhausted/rivermoonyearbyyearlookingateachother.）。［14］译者的意图值得称道：从形式到内容，似乎把原语与译语的转换完成得天衣无缝。然而从译入语读者的角度审视这样的贴近，不客气地讲，此种中国式英语的机械模仿，严重地瓦解了原诗的意境。因而，与其如此生搬硬套，不如以平实朴素的手法进行翻译：Manygenerationshavecomeandpassedaway/Fromyeartoyearthemoonslookalike,oldandnew.［15］只是这种力求达意的译句，仍然未能将诗人静静的心灵与眼前天地进行的神秘而又亲切的、悠然心会的唔谈加以充分构图与赋形，进而带给读者无限遐想与情趣。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Fletcher译为：ThroughendlessSpacewithrustlingsound/Thefallingleavesarewhirled-around/Beyondmykenayeastysea/TheYangtze’swavesarerollingfree;Bynner则译为：Leavesaredroppingdownlikethesprayofawaterfall/WhileIwatchthelongriveralwaysrollingon.［16］显然，无论是哪一种译诗，都因使用了连词而未能把原诗里“阴阳对称型视象”——将两种相斥相异或相关的事物加以对称地建构而产生的视象——表现出来，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文的对称美。

3.汉语诗词表达方式造成的拙化现象

不仅在叠音词上，就是汉语诗词中顶真续麻式的表达方式，也有译作者企图在形与神上与原语达成契合，如李白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首诗就像许多其它汉语诗词一样，虽然表面上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成，却是利用了古典汉语那种简洁和含混结合的敏锐性，暗示表面之下潜藏的哲理。庞德将这两句诗译成：Drawingsword,cutitintowater,wateragainflows.Raisecup,quenchsorrow,sorrowagainsorrow.［17］这已不像英语了，这简直就是把中国字分别转换成英语单词罗列在一起。这种天真的大胆的创意严重地挥发掉了原诗中的意蕴和哲理。

译文在寻找与原语文本对应的语言形式上受到限制，同样造成汉语诗词蕴意的减损。如杜甫绝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Twooriolesamidgreenwillows/Arechirping/Arowofegretshighupthebluesky/Isflying/Westernridgescrownedwithlong-accumulatedsnow/Areframedinmywindow/AboatcomingfromeastJiangsuProvincefaraway/Ismooredoutsidemydoor.）。［18］“黄鹂”与“白鹭”，巧妙地利用了两个带颜色的动物名词，相互呼应，珠联璧合。译文根本无法体现出这种色彩鲜明的动感图景；以“江苏省”取代诗作中的“东吴”，这关照到了诗意的“信”——两个专有名词指同一个地方，却因未能现出“东吴”隐含的朝代更迭的沧桑历史背景而失掉了原诗里意境的“美”。诚如辜正坤指出：一切诗歌的特定妙蒂总根于特定的语言形式。汉语诗词之所以绝妙无伦，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在于汉语本身无可替代的视角、音象、义象、事象、味象等存在方式。［19］将汉语诗译成英语诗，不仅要把语言译过来，“而且还要把诗意译过来，而诗意又是那么微妙的东西，在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倾注的时候，诗意会全部挥发。”［20］二、译语再造的意象偏离原文造成拙化现象

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位，有人比拟为语义学中句子的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中国古典诗词是由意象和意象组合结构而成。作者把心中的意念，寄托于具象与非具象的艺术形象之中，表达出人生的感受，使意念成象，并以这个艺术形象去感动读者，唤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这种意象具有广泛性和模糊性的因子，所以人们能体会到某一意象的内涵，却不能加以精确的量化或数字化，甚至难以用语言完整清晰地令意象毕肖无余。如贾岛诗《访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UnderthepinetreeIaskedthelad/Wherehismasterhadgone./“Topickmedicinalherbs/Hesaidhehadgone./”“He’ssimplyinthisverymountainout/Inthedepthsofclouds/Hiswhereaboutsarenotknown.”）。［21］此诗寓问于答，短短四句，三番问答，体现出访者对隐者之高洁十分景仰，情真意切。后两句诗的景观给人以朦胧美感，但“师”在何处，为访“师”、寻“师”不遇后情绪如何，这一切都“隐”而不露，其中的含蓄美皆由读者去吟味。上例译文，虽说将原诗意境大致表达出来，但由于英语表达形式的束缚，出现了四次“他”，使原诗的凝炼与朦胧之美以及“隐”的质感——“师”只出现一次，却句句都有“师”的影子——未能以朦胧的言语形式传达出来。

汉诗中几个意象的组合，并非只是意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内在因果的逻辑关系，而与之相对应的译语文体却暴露出乏力和欠缺，使原语意象的美感打了折扣。如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远上”与“白云”相联，“石径”与“人家”有关，深秋里的枫林，在经过秋风秋雨秋霜的磨砺后，变成火红，胜过二月里绽放的鲜花。其译文为：“Therockypathslopedfarupthechillymountains/Therestoodsomecottages/wherewhitecloudshadrisen./Istoppedmycart,sittingthereintoenjoy/Lookingatthelovelymapletreesatdusk/Therealcolourofthemapleleaveswithfrostwasdeeperthan/ThatofSecondMoonflowers”。［22］以“mapleleaveswithfrost”来对应“霜花”，即带霜的树叶，不免给人以寒冷的感觉，难以带给读者冷艳却弥坚的美感。译诗还消损了原诗里隐含的“秋风秋雨磨砺枫叶”的意义，意象之间的内在关系有所消弱。

时空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构成汉语诗词的另一美感特征。诗歌不是历史年表，更非日记，不能按时间顺序和地点顺序，细细记录。诗歌的跳跃性在于词语与词语之间，诗句与诗句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是跳跃性的，甚至是突变性的。目的是使几个画面在相互衔接之中，组合出一种印象，去感动读者。这种组合正好利用了人类视觉的延续性，以及感情变化的时间性，使一些看似无关却有内在联系的画面和意象，共同组成一种思想、感情、欲望和追求。李华的《春行即兴》：“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AtthefootofthecitywallsofYiyang/Grassesarelushandgreen/Gulleywaterisflowingeast/Andturnswestthen./Fragrantblossomsoftreesare/Ofthemselvesfading/Throughoutthehillyjourney/Springbirdsarevainlycrowing）。［23］原诗四句，每句是一幅画面，一个意象。表面上看，草生城下，涧水复流，芳树花落，春山鸟啼，这四种意象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把这四种意象归结于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城市夷为荒凉寂寞之地的主题之下，便组成了令人无限怅惘的自然景象。译语表面上看以“at”引出地点，用“And”,“then”等词语表明彼此之间的关联，各意象似乎相合紧密,但实际上由于是一幅平铺直叙式的意象群画面，萧条与冷落之意未能充分展现出来，原诗的味道便淡了许多。

汉民族的综合性思维，使得诗词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方式方面体现出悟性和意合的特征，而英语的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方式则更为突出理性和形合。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和句子内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或靠各种语境和语用因素），便能构成完整的语篇和意象；英语则往往不能缺少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即从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和意象。这种差异导致在汉语诗词、甚至在曲与赋等形式的文学作品的英译过程中，原作妙境意蕴也产生流失现象。如马致远的名篇《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曲用三句十八字九个名词所指的物象构成了一幅秋天傍晚萧瑟苍凉的图画，表现出诗人漂泊羁旅途中彷徨愁苦的心境。九个名词无一虚词，九种物象极其和谐地组织在秋天夕阳之下。此境中之象，深沉高远，格调清逸。该作译文：Witheredvineshangingonoldbranches/Returningcrowcroakingatdusk/Afewhouseshiddenpastanarrowbridge/Andbelowthebridgeaquietcreekrunning/Downawornpath,inthewestwind/Aleanhorsecomesplodding/thesundipsdowninthewest/Andthelovesicktravelerisstillattheendoftheworld。［24］为了充分表达原作中组合意象的关联性，译文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有连接作用的词。尤其在空间层次、动静层次和音效层次方面，如“hangingon”,“returning”,“hiddenpast”,“in”,“still”,“and”等。细细品味一下，缺少关联词的原作所呈现的意象是靠意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展示了汉语语言凝炼、自然、朦胧、深远的美感，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述的，“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而译文要体现原诗意象的内在逻辑关系，只能借助于添加的一些词语或词语形式，不过这样一来，通过形合构成的意象在“复现”的过程里，不可避免地磨蚀掉了原曲的独有艺术魅力。

中国诗词中有些诗句无主语，增加了移情和现实情境的效果。中国诗歌传统是诗以言志，要求诗人以自我为出发点，但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分明，因而构成了诗词创作中“不隔”（王国维）的趋势，出现了“无我”之境或“忘我”之境。而西方诗歌则以“我”中心，诗句里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分明且同时显现。华兹华斯说“Iwanderedlonelyasacloud”（我曾经像一片云朵般孤独地漫游），中国诗人则更倾向于说“行云流水”。

汉语语素的单音节性和组合的灵活性天然适合于“对偶”，中国人思维的虚实辩证又为偶意的形成提供了心理上的需要，因而虚实统一的对偶成了中国人特别喜好的艺术样式。中国诗词的意义排偶、声音对仗、句法结构交相印证便构成其异于西文诗歌的独特的创作与表达方式，所含蕴的音、意、形对称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达到一种“和”的丰厚和均衡，使世人品味到汉语诗词“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宛转相承”、“刚柔判象”的艺术魅力。相比之下，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自由伸缩颠倒，因而难以象汉语诗那样将上下两句对得工整。

三、结语

汉语诗词翻译过程中原语作品美感的拙化现象是否能够避免，译界比较认同的“补偿原则”可否消除这种因拙化产生的原作意象和意境的磨蚀？笔者以为，再高明的译者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拙化现象，想要原汁原味地在译语中再现原作的美感，恐怕最终不过是一种心向往之的理想而已，空留下一番望“汉”兴叹的感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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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其结构形式是指从词或词组的结构平面来观察其结构组合的项以及项与项之间的关系与层次,是横向平面的、静态的共时范畴的概念。下面结合1990程干庭的《武汉地名志》以及2010搜狗语料库中收录的最新语料分析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的出现经历了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与汉语词汇化、双音化有关系。起初的结构方式复杂多样并无固定的词汇结构模式,后来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它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挥地名的指位和指类功能,即专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类”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质、地理类型,专名通名便于区别和识别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专名如“天门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现代武汉的地名也是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现代武汉地名从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

    1.“专名+通名”型

    1.1.专名为简单的结构类型

    这种类型中的专名由单纯词、合成词或者词组构成。

    (1)单纯词作专名:该类型多为双音节地名,专名由单纯词构成,多保留古代汉语单音词特点,在语法功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如花山、双墩、猴山、汉江等。

    (2)合成词作专名:其中发现名词作专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动词次之,形容词的数量最少。

    a.名词:金鸡山、竹叶山、龙灯堤、白沙洲

    b.动词:建设路、复兴村、团结村、解放桥

    c.形容词:快活岭、崇仁路、汇通路、幸福村

    (3)词组作专名:

    a.偏正结构:十里铺村、白沙洲大桥、升官渡小区

    b.述宾结构: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