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汉语言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约。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无论从语言的符号观还是社会观来看，其都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语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现在语言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为语言内涵的文化，给予语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影响并制约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2）决定语言的指称内容与形式；（3）作用于人类的语言思维与表达形式。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993：109)文化对语际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图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象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moneylikewater;makewater;allat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manywinterdayshaveIseenhim,standingblue—nosedinthesnowandeast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诸如：talkhorse(吹牛);getonone’shighhorse（趾高气扬）;horseand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willing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一）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其特点如下：（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的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异化翻译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有利于读者运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鱼文化的独特之处；有利于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表达方式。但是，异化翻译也有自己的劣势，它常常使译文句式生硬，晦涩难懂,这就给读者的带来了阅读困难。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有“音译法”和“直译法”等。

（二）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对原文进行同化翻译。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畅通的目的语进行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于译者来说，要全面了解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文通顺。这样，对于读者来说，就可以避免文化冲突，在自己的知识文化范围轻松容易的理解译文。由此看来，归化翻译的通顺常常也会换来文化信息的遗失。常见的归化翻译策略有“代换法”、“解释法”和“异译法”等。

四、异化归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异化和归化翻译各有其优缺点。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实际的翻译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关于翻译的标准，清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难”，即“信、达、雅”。“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指文字古雅。鲁迅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钱中书提出了更具体的“化境”文学翻译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从这些翻译名家对翻译所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那就是说，既要将原文的信息（包括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传达，语气和风格与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的最佳结合点，让异化和归化更得其所。一般说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关系分为：文化交织、文化鸿沟、文化冲突三种。不同的文化关系对翻译的策略的选用有极大的影响。文化交织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这样语言之间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难理解。为了更多的接触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方法就显示出优越性；文化鸿沟是指两种文化中存在着文化差距。这时我们可以选用归化翻译方法，如果选用异化翻译方法的话，就必须用直译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传递信息的两全其美；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文化对某些物质，事物和现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处理这种文化现行，归化翻译方法更能大显神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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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文化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

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是长期以来受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影响而沉淀积累下来的文化。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语言文化上能够寻得踪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代表尊贵、权势与地位。古代帝王均穿戴黄袍。但是西方文化中表示尊贵的颜色通常是紫色(purple)。［4］英语经常用purple一词表示地位显赫，例如:“tobeborninthepurple”(出身显贵)、“marryintothepur-ple”(嫁入豪门)。然而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多表示胆小、卑鄙或低级趣味的意思，例如:“ayellowdog”(卑鄙的人)、“yellowpress”(低级趣味的刊物)。美国动画片DespicableMe(卑鄙的我)采用小黄人这样的角色形象十分贴切地呼应了主题。乌鸦在英国社会文化中有较高的地位。伦敦塔里的乌鸦更是被视为英国的守护神，由政府负责开支精心饲养。英国人的神鸟在中国却成了厄运和灾祸的代名词。人们常用“乌鸦嘴”来形容一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也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某种黑暗势力。中西方社会文化对狗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眼中，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人们通过语言表达了对狗的喜爱之情，例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aluckydog”(幸运儿)等等。然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狗常常代表卑劣的品行。汉语中关于狗的成语多数是表示贬义的，例如:“蝇营狗苟”、“狗仗人势”、“鸡鸣狗盗”等等。中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使得汉英两种语言在禁忌语方面也有较大差异。［7］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谦虚谨慎，人们常用“虚怀若谷”来夸赞一个十分谦虚的人。古汉语中更是有很多自谦语，例如:“寒舍”、“在下”、“敝人”等等。如果一个人被他人赞扬或夸奖，他常常可以这样回答:“哪里哪里，我做的还不够好。”但受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影响的西方人则欣赏自信、诚实的品质。当被他人褒扬和肯定时，thankyou是最合适的回答。如果过分谦虚，就有可能被误认为不自信或是虚伪。比起中国人，西方人更看重个人隐私和形象。“你看起来很累，要多注意休息”这句话在汉语语境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可以理解为说话人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是礼貌的表现。但如果对英国人说:“youlookrathertired，pleasehavearest”，则会引起对方极大的反感。听话者会认为此刻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很糟糕。除此之外，汉英语言禁忌语还体现在词汇的选择上。例如，中国人崇尚尊老爱幼，而西方人则十分忌讳说他人“老”。因此英语中常用“senior”(年资较深的)来代替“old”(老)。再如，汉语中“农民”一词并无贬义，而英语中常常使用“famer”而不是“peasant”．虽然这两个词均有“农民”之意，但后者常常表示言行举止粗鲁、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含义。

三、物质文化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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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苏新春2006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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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

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

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

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

2、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3、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

1、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

2、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

3、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

1、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

2、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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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有话直言，言无不尽，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人们会自动遵守经济原则，导致“惜语如金”的结果，或为了获得特定的交际效果比如委婉、回避、幽默等，而是采用间接策略，话里有话。如果对这些语言现象视而不见，必然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而影响人际关系。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后人对此理论的发展为分析语言的艺术和人们有效的言语沟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 研究综述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于1957年发表的《意义》一文中从语言交际的本质出发，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 “非自然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在此基础上，1975年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理论及人类会话活动的一条指导原则——合作原则, 对解释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Leech 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的角度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他提出人们出于“礼貌原则”人文历史论文， 常常不愿坦率明言或者常常故意声东击西，解决了“合作原则”难以解释的话语现象（索振羽 2007：87）。随后Levinson（1987）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对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徐盛桓的《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1993）等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内部机制，给出推导会话含义的一般规则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沈家煊把列文森《语用学》一书的各章先后译成汉语, 内容涉及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高航 2004)。冉永平（2007: 56）尝试运用非单调逻辑的推理形式来分析话语中的含意，弥补Grice含义推导的不足，为会话含义的语用推导提供不同的视角。熊学亮（2007）综合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使对会话含义的理解变得具体形象化。

国内研究者还探讨分析了二语听力中对会话含义的理解状况。尚晓明（1996）以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基础，指出“含意否定”、“语用移情”和荷恩等级概念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杨连瑞，张德玉（2004）撰文会话含义理论有助于对语境中话语意图的正确理解。倪秀英（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于理解言外之意的题目，正确率很低，学生的会话蕴涵推理能力普遍较弱。

3会话含义理论及应用

3.1合作原则

在所有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或沟通信息、咨询意见或要求索取等等。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说与听者双方存在着一种默契, 一种两者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即“合作原则”（何兆熊，2000:154）。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概括而言：数量准则即所给信息不多也不少；质量准则即说真不说假；关联准则即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即表达简洁忌晦涩。Grice认为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下四个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义，听话人根据这些原则, 结合语境，经过语用推理,得出多于字面意义的会话含义，即“言下之意”。 在合作的基础上交际才能顺利进行，但是真实交际中或出于礼貌或委婉等因素有太多“话中有话，弦外之音”等违反准则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都是说话人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下违反准则而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熊学亮在?语用推理?一书中根据会话含意理论的合作原则，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2007：25）：（A）话语+语境→含义 ；（B）违背准则→特殊含义。

如下是一个真实有趣的生活场景片1：

A: 谁把草莓全吃完了？一个不剩！

B：好像C很滋润吗！（B, C窃笑……）

B并没有回答谁吃完了草莓，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听者应该究其原因，得出C吃了草莓，生活中B和C是兄弟，B觉得直接告状有那么点不够意思，又觉得不说不快或不答也不对，所以选择了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即维护了自己“不是小人”的面子人文历史论文，又小小的“挑衅”了兄弟C。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听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语言幽默感，至少弱化了矛盾。试想如果硬生生的直言，会有这种交际效果吗？说不定还会有言语冲突。

3.2 Levinson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Grice的四准则主要研究特殊会话含义，并且其特殊含义的推导也常凭感觉经验而来，没有给出具体的推理模式，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Levinson提出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是在Grice会话含义基础上发展而来，被称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不再以遵循或是违反准则来推理特殊会话含义，而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义为核心，并且建构出会话含意的具体推导机制。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普及运用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概括而言，根据⑴数量原则—说话人陈述信息上要不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听话人则以弱否强，即“说弱不听强”；⑵信息原则—说话人只提供不多于交际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语言信息，听话人则扩充理解，即“说少含义多”；⑶方式原则—说话人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隐晦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听话人则根据表达方式的异常推导特殊含义，即“标记意深长”。

应用量原则进行推导，有关的句子应该含有可以比较其信息强度的词。Levinson利用荷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荷恩等级关系”。如下列各组词的“荷氏关系”：<certain that p, probable that p, possiblethat p> <none, not all><love, like> <all, most, many, some,few> <always, often, sometimes> <must, should, may> <cold,cool>……

在荷恩等级关系中，强项蕴涵弱项，弱项否定强项。句子里有能够进入“荷氏关系”的词，就可以根据它们的信息强度进行推导。如生活场景片段2，妈妈到校了解孩子的表现情况：

妈妈：这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

老师：还可以吧，……

根据数量原则及荷恩等级关系，<表现不好，还可以，好，很好>，妈妈可以做出“说弱不听强”的推断，这孩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象或期望的很优秀。相信这个场景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老师的委婉表达避免了尴尬局面，家长听了这句话也做好了思想准备讨论孩子的问题。

Levinson还表明三原则的运用中人文历史论文，数量原则>方式原则>信息原则，并且如果并存两种（或多种）意义相同的表达式，无标记的用信息原则推导其会话含意，有标记的用方式原则推导出无法应用恰当的信息原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如2009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对话理解：W: I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Baltimore well. I’mtold you lived there.

M: Oh, but I was really young atthe time.

Q: What does the manmean?

男士的应答应与女士提出的告知巴尔的摩的情况相关，但是他既没有回答是否告知，也没有对巴尔的摩进行介绍，而是说“我那时很小”，听者根据“说少含义多”的推理方式和话题关联性，扩充说话人的信息内容，推理出言外之意“现在对那里不熟悉”。事实上此处也就是把他的话与话题联系起来，补充完整成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I was really young at the time，soI can provide little useful information”。

4 结语

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现象处处可见，所谓“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语用学知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共建交际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同时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艺术化、生动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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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倪秀英.听力训练中培养推理能力的实验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 (4).

[4]冉永平.语用学纵横[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尚晓明.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与外语教学[J]. 外语学刊, 19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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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学亮.语用使用中的推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8]徐盛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J]. 外国语, 19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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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又称熟语，从广义上说，它包括成语、俗语、谚语等，是一种在意义上和结构上都比较稳定的语言结构。英汉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它们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汉语习语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汉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述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同样，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历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组合结构和修辞方法与英美文化密切相关。习语之所以最能鲜明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是和这种历史文化的沉积分不开的。习语堪称语言之精华，在体现语言的文化特征方面，比之其他语言成分更具典型性。因此，考察习语可以看到英汉文化的特定社会背景及发展的文化轨迹。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英汉语言中文化同异现象，以求在外语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英汉习语中文化的相似与差异比较

人类共有一个客观的大自然，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有语言的“共性”特征。一个民族的习语往往又都能在其它民族的习语中找到它们的影子，例如，英汉语言中都用羊比喻温顺，用钢铁比喻坚硬，用象比喻高大，用狐狸比喻狡猾等。若把英汉习语的喻体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形象相同、意义相似的习语俯拾即是。例如：

①Nomancanservetwomasters一仆不能侍二主。

②Bitterpillsmayhaveblessedeffects良药苦口利于病。

但是，可以看到有些习语尽管意义相似，它们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却有微妙甚至是明显的差异。例：

①Thefoxpreysfartherfromhome兔子不吃窝边草。

②Heliveswithcrippleslearnstolimp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些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中表达上的区别突出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之中。正是这种在、思维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才使各个民族的习语各具风采。从习语中可以观察到各个民族相似的或特有的习俗，甚至识见和情感。由此可见，习语是反映民族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的一个窗口，对习语翻译而言，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不仅使它成为可能，也为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便可找到对等的习语“Manproposes，Goddisposes”而“当着矮人，别说矮话”，甚至可以找到三条相近的英习语：

①Hethathathoneofhisfamilyhanged,maynotsaytohisneighbor，hangupthisfish

②NamenotaropeInthehouseofamanthathangedhimself，

③Don’ttalkofahalterincompanyofhimwhosefatherwashanged

但是，也可以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异给习语翻译带来了困难甚至障碍。以“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为例,“三更”“五更”尚可在英语中找到基本对等的词“watch”，“阎王”在英语中便找不到对等概念了。尽管英语中有“devil”、“satan”、“Princeofdarkness”等丰富的词汇，但所指的都是邪恶的神、魔鬼，这与中国神话中的“阎王”相距甚远。在中国传说中，“阎王”作为阴间之神，不仅掌握着尘世百姓的生死，令人生畏，同时他也给鬼魂生前的行为做出判决，是赏罚分明的一个神话人物。这与英语中的“devil”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而，习语中涉及到某一文化有的事物或概念，往往不容易做到理想的传译。笔者试将习语中所涉及的概念和形象归于日常生活现象及动植物，并作一分析比较：

1日常生活现象

（1）饮食

习语中最能体现中西文化差异的要数有关食物和餐具的习语了。观察一下这则习语：“生米做成熟饭”，米，尽管是亚洲人的主食，在西方由于东方式餐饮业的发展，接受米饭的人越来越多了，因而对这一概念来说多数西方人并不陌生。但是该习语中一个微妙的问题是字面意义与内涵意义之间的差距。在汉语中“生米做成熟饭”同“木已成舟”或“覆水难收”意义基本相同，都用以表示一件原非所希望的事情既已发生，只好接受这一现实，因而是用于表达无可奈何情绪的一句常用的习语。由于使用的是比喻，其喻意比较隐含。如果仅仅译成“thericeisalreadycooked”来对应“生米做成熟饭”，则译文完全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有不到位之处,容易产生歧义，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

（2）数字

英汉习语中由数词构成的习语比比皆是，如“一举两得”“千方百计”“万水千山”“手无寸铁”“五光十色”等，英语中相似的例子也不胜枚举：Acathasninelives（猫有九命）。Oneenemyistoomany,andahundredfriendstoofew（敌人一个嫌多，朋友百个嫌少）。Oneeyewitnessisbetterthantenhearsays(百闻不如一见)。

汉语常用“万”或“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表虚指数字。例如：“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而英语中相对应的数字却不具有虚指功能，这同计数单位有一定关系，例如“万”是汉语中一个计数单位，在英语中是“tenthousand”，使用的计数单位却是“thousand”。这对习语翻译也有一定影响。英语中也有一系列虚指数字。

①Don’tworry，wehaveathousandandonewaytodoit.（不必发愁，我们有许多方法可以做的）。英语习语athousandandoneway其字面含义是“一千零一个办法”，但这里并非实指，而是虚指“许许多多”。②Thechildrenwasintheseventhheavenwiththeirnewtoys（孩子们有了新玩具，高兴极了）。习语theseventhheaven意为inastateofgreathappinessandcontentment。在犹太文化中，第七重天为最高，也是上帝的住处，喻指在天堂里，自然是高兴万分了。

（3）颜色

在中国，红色是吉祥喜庆的颜色。逢年过节，处处便有这种颜色衬托喜庆节日的气氛：挂起的大红灯笼、门框上的红纸对联、小辈们收到的用红纸包的押岁钱，不一而足。而在婚礼中红色更是无处不在：新娘着红妆，新郎戴红花，窗户上贴有红纸剪成的“喜”字，洞房内红烛高照。红色在中国是一种深受喜爱的颜色，与其有关的习惯用法更是不胜枚举：红双喜、大红榜、开门红……而英语国家中正好相反，红色代表的是危险和警告，它往往出现在交通标志上，有时也表示负债，一个习语“beinthered”即是债台高筑的意思。

此外，像黑、白、黄、蓝等颜色在汉语和英语中的意义多有出入。如黑色，汉语中多表示人心阴暗险恶，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中，黑色便用以指无处不在的官僚腐败等阴暗面。而英语中黑色却是庄重肃穆之色，男宾在婚礼或是葬礼等正式场合，着装都是黑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葬礼上用白色，但西方人白色用于婚礼（尤其新娘）。这反映了东西方人对白色的不同认识。在东方人眼里白色透露的是苍凉和哀伤，在西方人眼里白色却常常意味着纯洁。相反，表示悲伤的颜色在英语中是“blue”，不论“Loveisblue”还是音乐中的“blues”，“blue”都与忧伤有关，这同汉语中的用法是大相径庭的。

2动植物

在各个文化中，带有感彩最浓的莫过于动植物了，人类的灵性、勤勉甚至好恶、丑恶往往不同程度地被赋予动植物身上，折射出该民族的爱憎。但是，同一种动物或植物在不同文化中往往带有不同的感彩，这在习语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1）动物

英汉语言中动物的内涵意义截然不同的例子更为突出。英语国家把狗视为“man’sbestfriend”（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不少习语都反映了使用英语的民族对狗的喜爱，如asfaithfulasadog（像狗一样忠诚）；It’sdoggedthatdoesit（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汉民族则把以狗指人视为骂人，汉语习语中狗的形象多数是贬义的，如“狗腿子”“狗东西”“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都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蝙蝠(bat)在汉语中因“蝠”与“福”同音，便成了吉祥。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bat的形象却是一种瞎眼、丑陋、凶恶的动物。许多人迷信bat与巫婆有关，人们相信bat闯入私宅是死亡的凶兆。如asblindasabat（眼力不行），havebatsinthebelfry（思想古怪），bebats（发疯）等。

喜鹊（magpie）在汉语中是一种吉祥之鸟，传说每年7月7日，牛郎织女银河相会，喜鹊群集搭桥。民间认为喜鹊报喜，成语“喜鹊登枝”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英语中magpie的形象却是一种叫声股噪，爱往巢里叼乱七八糟东西的鸟，常用来指饶舌或喜欢收藏破烂、什么都舍不得扔的人。实际喻义是“唠叨、饶舌、叽叽喳喳、嘴巴不闲的人”。

海燕（petrel）在汉语里是一种不畏艰难险阻，迎着暴风雨奋勇拼搏的海鸟，它是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象征，这可能与在中国流传很广的高尔基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海燕之歌》有关。可是在英语里“astormypetrel”是指一个“到处惹麻烦的人”。可见英汉文化中动物的喻义不仅仅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有些甚至是冲突的。

（2）植物

在对植物名称的翻译中也有许多现象值得比较研究，例如牡丹对中国人而言，还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由于其盛开时的绚丽模样，牡丹备受世人的推崇。中国历代诗人词人都有作品诵咏牡丹，把它当作富贵的象征。若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文人多有寄情山水花草，他们的作品中出现的植物许多都有象征意义，如梅花之不畏苦寒、松竹之高洁。之朴素等等都代表着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古人托物言志的习俗更加赋予各种植物多种多样的情感。由此可见，简单的一两株植物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其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极为丰富，往往无法在翻译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并且反映民族的风情习俗。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是因为不论人们种族、肤色、国籍、民族如何，一般地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拥有同一个世界和宇宙。他们的生理结构、思维活动、感情标准（喜、怒、哀、乐）、道德标准（是、非、善、恶）大致相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追求和爱好也往往不相上下。他们对客观世界的体会和看法在总体上接近。这种文化的普遍性产生了汉英习语的相似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文化主体和创造者的人都属于一定的民族，无不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生活和创造文化。各民族在地域、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文学、历史、宗教、发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种独特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导致不同语言各自独特的习语，即承载了大量“民族文化积淀”的习语。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研究习语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因而，在外语教学中应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之正确领会语义，学会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

参考文献:

［1］毕研韬，李闻海语言与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篇7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

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

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

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

2、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3、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篇8

一、德钦县的基本情况

德钦县译为“极乐太平”,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靠芒康县,西连左贡县、察隅县及云南省怒江州的贡山县,南接维西县,东临四川省巴塘县、德荣县。总面积7596平方千米,总人口6.24万人(2006年)。德钦县辖2个镇、6个乡(其中2个民族乡):升平镇、奔子栏镇、佛山乡、云岭乡、燕门乡、拖顶傈僳族乡、霞若傈僳族乡、羊拉乡。共有2个居委会、40个村委会。

藏族作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中华这块广袤土地上的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几千年来,其发展历史一直同汉民族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并在文化上相互不断给予巨大影响,共同创造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一方面,汉族将自己先进的文化传播给藏族;另一方面,藏族也将其独特的文化不断传播到汉族地区,丰富了汉族文化,给汉族文化一定的影响。德钦藏语对德钦方言的影响就是一例。

二、语音方面

德钦县境内的汉族长期和当地的藏族和睦相处,相互交流,深受当地藏族的影响。从语音上来看,他们间接或直接使用藏语方言的现象突出,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德钦地方特色的汉语方言。

(一)间接使用藏语音。

“茶”在德钦藏语中发音为“加[j214]”,与之相对应的德钦汉语方言中有这样的现象:

1.形容词+了加[j51]。例如:

(1)太阳辣了加。

(2)水都不有喝,口干了加。

(3)那块肉臭了加。

2.谓词+了加[j51]只能充当谓语和补语,而且只能在句末出现,在“了加”后面不再加任何语气助词。 例如:

(1)这个地方脏了加。

(2)着个房间干净了加。

(3)他在那点哭了加。(以上是充当谓语)。

(4)昨晚我睡呢[nə⁵⁵]香了加。

(5)风吹呢[nə⁵⁵]凉快了加。

(6)小娃娃高兴呢[nə⁵⁵]笑了加。(以上是充当补语,之后不加任何语气词)

(二)直接使用藏语音。如“饭”在德钦藏语中发音为“赛[se35]”,与之相对应的德钦汉语方言中有这样的现象:

(1)你快点把赛[se3 5]吃掉。即“你快点把饭吃了”

(2)就把剩下的赛[se3 5]丢给狗。即“把剩下的饭丢给狗吃”

(3)今晚上我家要吃赛[se3 5]。即“今天晚上我家要吃米饭”

(4)赛[se3 5]洗干净了在煮。即“把饭洗干净了再煮”。

由此可见,德钦汉语方言中有很多不同于普通话而同于德钦藏语的音,考虑到下文要谈到的德钦地区、地名在德钦汉语方言中的使用,就会自然得出结论:显然是受了藏语的影响。

三、词汇方面

在德钦汉语方言中至今保存了不少的藏语词汇。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改变而来的。

(一)音译词。包括纯音译和半音译。

1.纯音译:

(1)“尼西”香格里拉县一乡名,“尼西”在藏语中是太阳初升的地方之意。

(2)“次卡桶”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次卡桶”在藏语中是湖畔边的平地之意。

(3)“斯农”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斯农”在藏语中是指一个人有福气的意思。

2.半音译:

(1)“香格里拉”为举世闻名的世外桃园,是迪庆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德钦藏语为“香巴拉”即“人间仙境”。

(2)“加拉那”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其中“加”是德钦藏语中“茶”的音。

(3)“奔子栏”迪庆州德钦县一村名,其中“奔”是德钦藏语音,是“高原上的平地”之意。

以上所举的是融入德钦汉语方言中的德钦藏族地名,类似的地名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在上文举出的德钦县两镇六乡包括40个村委会,其中一半以上的村委会名字就直接或间接音译藏语而来的。这样德钦的汉语方言更具特色,有别与其他地区的汉族方言。还有一些非地名词汇也融入了德钦汉语方言。主要通过以下形式改编而来。

(二)直接使用藏语词汇。例如:

1.“擦瓦”德钦藏语意为“青稞酒”。“他烧的擦瓦香的很,你来一口?”

2.“阿那马那”德钦藏语意为“一定”。例如:“你叫我做的事我阿那马那办成了。”

3.“七大”德钦藏语意为“不整齐,胡来”。“卓玛,你到学校要好好听老师的话,七大的做不成!”

此外,德钦藏语对德钦汉语方言的影响还表现在语法上。

四、语法方面

同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德钦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动词宾语前置情况非常多。例如:

1.“去色恰”其中“去”是主语“你”,“色”是宾语“饭” ,“恰”是谓词“吃”。形成“你+饭+吃”。德钦汉语方言即“你饭吃!”(即“ 你吃饭!”)以下类同。

2.“去电影票阿归” “你+电影票+要”形式, 德钦汉语方言即“你电影票要啦?”(即“你要不要电影票?”)

3.“去不龙挂克” “你+牛+拉走”形式, 德钦汉语方言即“你牛拉走了”。(即“你拉走了牛。”)

4.“去从农电话阿语” “你家+电话+安装”形式, 德钦汉语方言即“你家里电话安装了没?”(即“你家里是否安装了电话?” )

5.“那去动” “我+你+打”形式德钦汉语方言即“我你打呢!”(即“我要打你呢!”)

(二)出现无被动标志的被动句。众所周知,无被动是藏语语法的一大特点,在德钦汉语方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

1.“那册号跌”其中,“那”即“我”,“册”即“狗”,“号跌”即“咬”德钦藏语即“我狗咬”形式,德钦汉语方言即“我狗咬了”(即“我被狗咬了”)

2.“那西号跌” 德钦汉语方言即“我蛇咬了”(即“我被蛇咬了”)等等。

造成德钦汉语方言中宾语前置和有些无被动现象的原因,虽不排除受到外来汉族方言的影响,但主要是受到了德钦藏语的影响,因为从历史渊源看,德钦汉语方言所受到的德钦藏语影响更为久远。在德钦藏语中动词宾语前置式常见的语言格式。然而,德钦藏语对德钦汉语方言的影响实际远不止这些,本文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是一些比较突出容易发现的方面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钦藏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由此我们发现原始而独具特色的德钦藏族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和对当地汉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历史上不仅仅是大汉民族的文化在影响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在影响着汉族的文化。总之,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汉藏两大民族的文化同其它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应该重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与融合,给中华文化添加新的内容,构建各民族文化和谐、持续健康、共同繁荣发展,维护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安定。

参考文献:

[1]《迪庆藏族社会史》.王恒杰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8.

[2]《汉藏语言研究》.薛才德 .复旦大学出版社.

[3]《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陶柯.民族出版社2006.9.

[4]《迪庆藏族人名的含义及发展演变》.和建春.

篇9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产生和演进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董广杰1999:14)。”多样性的语言存在于多样性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的差异,就可以通过语言,尤其是语言表征结构的不同,而得以体现。本文就是分别从语言的各个表征层面——词语、句法、篇章,对汉英语言的差异做出分析,从而探究隐藏于语言差异之中的中西文化的不同,进一步通过分析这一差异,以期为母语是汉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把握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 

    一、汉英语言的差异 

    分属不同语系的汉英两种语言,其发生、发展、变化的环境与背景都是迥异的,在语言表征的各个层面,也自然会存在相当的差异。 

    1.词汇的差异 

    (1)文字。语言的口头表达形式先于文字产生,由于这一表达方式的瞬时性,使得其表达信息无法保留,人类又为语言赋予了具体的形式化表达,于是文字产生。汉字造字的特点是表形表音表义,汉字的象形文字是二维的,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平面介质的维度。汉语中的意义是从单个文字,再向词汇、句子直至篇章扩展的。相比之下,英语作为字母文字,单词是一维的,26个字母拆开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单词只能从开头到结尾将所有的字母读一遍才能知道整个单词的意思。字母文字也有些词也采用类似的构词方法,比如后缀前缀的使用,但总体来说,英语表达一个新事物,更趋向于造一个全新的词,而不是使用音形义的组合。 

    (2)词汇。汉英语言词汇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应用方面。抽象名词的使用,在英语中比在汉语中要经常得多,其数量也较多。英语中表示动作或特征的名词,即名词化的动词和形容词不计其数,如conceptualization、modification,wisdom等,这样形成的抽象化名词,在英语中的应用极为广泛,甚至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成为比较正式和规范的文章行文的一个特征。而这种情况在汉语中要少见得多。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形式上往往与形容词动词等没有区别,更多的是一种理解上的不同,这依赖于语境和交流者的表达意图。如“正确”这个词,在“他是正确的”和“正确是相对的”这两个表达中,分别是形容词和抽象名词两种词性,没有英语中“correct”和形容词名词化的“correctness”这样的区分。而这种词汇层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与汉英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有关。 

    2.句法结构的差异 

    汉英两种语言,在句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1)形合和意合。英语是形态语言,词语和句子的结构关系和思想表达,是通过语言形态变化和语言的形式手段来实现。句子成分之间必须要由连词、介词或关系词相连接,语言间逻辑性较强,强调各成分间的从属、平行、修饰及对比关系,是一种重形合的结构。而汉语则以思维直接外化于语言的方式表达思想,是一种间接表达,所以是非形态语言,词和句是靠本身语义的贯通及对语境的依赖来体现其逻辑关系,成分间的辅助词也比较少,各部分间的所属关系也不会刻意体现,语义搭配的合理性决定其语义信息的准确性,是重意合的结构。“汉语是意和(parataxis)语言,结构松弛,形散而神聚,用词简洁……英语是形和(hypotaxis)语言,结构严谨。”(马秉义,2006) 

    (2)静态与动态。英语是一种静态性语言结构,动作意义常由同源名词(这一点在词汇差异部分也有提及)或其他词类来表达,而汉语则有动态表达偏向,动作意义就直接用动词表达,所以动词使用频率较高。英语趋向于少用动词,而汉语则正好相反。其原因是英语动词的造句功能比汉语小得多。英语的动词受到严格的主谓关系限制,一个主谓关系中,只能有一个主动词,这种对动词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动词名词化,即变动为静,既保留了动词的意义,又可以使句子精练、严密、客观。所以在英译汉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需要变静为动的情况。如:I am afraid I can’t teach you swimming. I think my little brother is a better teacher than I.译为:恐怕我教不了你游泳,我想我弟弟比我教得好。这个例子中的teacher如果直译为老师,对原文的意思和汉语的习惯都不适应,所以转译为动词,其结果就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了。 

    (3)树形与竹形。英语拥有很多形态变化用以表达各种语法关系,而且还有十六种时态变化,加之各类连接词及从句,所以句子结构错综复杂。英语句子的核心框架是主、谓、宾结构,所有句子都依此基础结构为基点向外延伸扩展,并不断附以各种次要结构,构成一种葡萄树状结构,即在短短的主干上接挂着丰硕的葡萄。而汉语无形态变化,所以只有靠语序和虚词来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动作的先后顺利与语序对称,即先发生先被表达,后发生后被提及,形成了一种线性横向排列式的结构,某一意义或意群的叙述靠一系列的线性句法单位层层推进,逐步展开。这就像竹竿一样,信息内容是节节相通而延续下去。

    3.汉英语言篇章结构差异 

    (1)角度与篇章铺陈的思维。 汉英语言在行文中阐述观点时的人称用法是不同的。在杂文,评论中,英汉文章都用第一人称,但汉语文章则大多用第一人称复数,即“我们”,英语文章中这样的用法明显少于同题材的汉语文章。而在篇章论述时的思路铺陈方面,英语是直线型;而汉语则属螺旋型。所谓直线型(linear),即段落呈直线型展开,先有主题句,后接自然衔接的例证句,而后收尾;或与此相反,先有例证句,最后以主题句收尾,其间不附加任何与主题无关的内容。所谓螺旋型(spiral)是指作者不直接论证段落主题,而是在主题外围论述,从各种间接角度来说明问题。另外,英语是主语显着的语言,它突出的是主语;除省略句外,每个句子都必须有主语。而汉语则是主题显着的语言,它突出的是主题而非主语。汉语篇章中某些句子的主语有的可以省略,有的必须省略,否则理解起来就会比较别扭。 

    (2)汉英语篇的衔接差异。就句(包括完整句与分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而言,英语与汉语所用的方法与手段也有所不同。就像上面讨论的,英语语法比较严密,是重形合的语言。这一点体现在篇章中,就是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通常由一定的功能词,如and,but,if,as,therefore,when,however和某些特定短语、分句等相连接起来。这些功能词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转折、让步、条件等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分句主次分明,从属分句须由主从连接词引导。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则用并列连接词或分号、逗号相连。而重意合的汉语,一些句子或分句有时不分主从关系,而只是并列在一起,通过意义连接起来,功能词或连接短语用得较少,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中西语言表征不同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邓炎昌1989:159)。”因此,研究文化的差异,从语言表征的不同入手,或许不是惟一的手段,但一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能看到以下中西文化的不同。 

    1.词汇 

    词汇应当是语言各要素中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一项,民族的性格和思维特点,可以由这个民族所使用文字的特点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包括重整体,重综合,重含蓄等。(董广杰1999:15)这一点正好被完美地反映在中国人的文字形态上。中国汉字,正如中国建筑一样,讲究平衡对称的美感,布局均匀,格调圆满,每个字都体现出和谐之美,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我们再把目光投入西方。重视自我,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民族意识中很重要的一点,可以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自然孕育出个人主义的文化,其强调的是吾生而独立,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生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生而具有存在的价值。这一切反映在英语语言中,就表现在英语字母没有意义,只有大写的“I”有意义。每个字母都是存立独在的个体,只有经过不同方式的组合成单词,才会具有意义。 

    2.思维 

篇10

    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其结构形式是指从词或词组的结构平面来观察其结构组合的项以及项与项之间的关系与层次,是横向平面的、静态的共时范畴的概念。下面结合1990程干庭的《武汉地名志》以及2010搜狗语料库中收录的最新语料分析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的出现经历了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与汉语词汇化、双音化有关系。起初的结构方式复杂多样并无固定的词汇结构模式,后来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它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挥地名的指位和指类功能,即专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类”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质、地理类型,专名通名便于区别和识别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专名如“天门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现代武汉的地名也是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现代武汉地名从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

    1.“专名+通名”型

    1.1.专名为简单的结构类型

    这种类型中的专名由单纯词、合成词或者词组构成。

    (1)单纯词作专名:该类型多为双音节地名,专名由单纯词构成,多保留古代汉语单音词特点,在语法功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如花山、双墩、猴山、汉江等。

    (2)合成词作专名:其中发现名词作专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动词次之,形容词的数量最少。

    a.名词:金鸡山、竹叶山、龙灯堤、白沙洲

    b.动词:建设路、复兴村、团结村、解放桥

    c.形容词:快活岭、崇仁路、汇通路、幸福村

    (3)词组作专名:

    a.偏正结构:十里铺村、白沙洲大桥、升官渡小区

    b.述宾结构: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