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7 18:00:23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典概型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2.通过问题情境,总结归纳几何概型的概念和几何概型的概率公式;
3.会用几何概型的概率公式对简单概率问题进行计算,体会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
4.能根据古典概型与几何概型的区别判别某种概型是古典概型还是几何概型;
5.通过大量生活实例,感受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树立数学服务于生活的观点.
二、教学重点
1.掌握几何概型的基本特点;
2.会用几何概型的概率公式对简单概率问题进行计算.
三、教学难点
判断一个试验是否为几何概型;如何将实际背景转化为几何度量.
四、教学方法
引导启发式、对话式.
五、教学过程
活动一 游戏中的几何概型
1.教师给出问题情境:甲乙两人玩转盘游戏(转盘如右图所示),规定当指针指向B区域时,甲获胜,否则乙获胜. 在这种情况下求甲获胜的概率是多少?
(设计意图:创设问题情境,旨在激起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调动学生主体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并让学生体会身边的几何概率模型.)
2.学生会很快得到答案:.教师提出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说明概率为■?”学生分小组完成转盘实验,填写《实验数据记录表》。
3.教师用计算机模拟转盘实验.
教师小结:我们发现,指针指向B区域的频率有大于0.5的,有小于0.5的,但总是在0.5附近摆动. 实验次数越多,频率在概率附近的摆动幅度越小.
(设计意图:一方面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学习状态.另一方面,让学生再次完成大量重复随机试验,进一步理解概率的统计定义. 而计算机的模拟实验也让学生再次感受到信息技术在数学学习中的意义.)
活动二 感受情境,建构新知
问题情境1: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韩国射箭女队就开始了在奥运舞台上的称霸之路. 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箭手张娟娟成为第一个打破坚冰的“勇者”,先后战胜韩国箭手闯入决赛,并且在决赛中以一环的优势绝杀韩国箭手朴成贤,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二十多年的称霸,向世界证明了韩国女队并非不可战胜,堪称最有价值的一次突破.
奥运会射箭比赛的靶面直径是122cm,黄心直径是12.2cm,假设箭都等可能射中靶面内任何一点,那么如何计算射中黄心的概率?
(设计意图:通过张娟娟的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行情感教育. )
问题情境2:有一杯800ml的水,其中含有1个细菌,用一个小杯从这杯水中取出100ml,求小杯水中含有这个细菌的概率?
问题情境3:某人在7U00 ~ 8U00的任意时刻随机到达单位,求他在7U10 ~ 7U20之间到达单位的概率.
(设计意图:三个问题情境让学生认识到概率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对具体情境进行仔细分析,让学生跨越“古典概型”,体验试验结果在等可能发生的前提下,从少到多,从疏到密,从有限到无限,从量变到质变,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辩证思想. 同时,问题情境覆盖长度、面积、体积三个层面,为后续教学做好铺垫.)
教师提出思考问题:
问题1:上述三个问题有哪些共同特点?与之前所学的古典概型一样吗?
教师板书:①无限性;②等可能性.
问题2:上述三个问题中的概率,你是怎样计算的?能不能模仿古典概型的计算公式,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呢?
(设计意图:明确指令,帮助学生从直观感受上升到理性认识,为后续教学埋下伏笔.)
活动三 形成定义,对比辨析
定义:如果每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只与构成该事件区域的长度(面积或体积)成比例,则称这样的概率模型为几何概型.
几何概型的概率公式:
教师提出问题:几何概率模型和古典概率模型的区别有哪些?请同学分组讨论,填写下表.
(设计意图:让学生明确几何概型和古典概型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几何概型.)
活动四 理论迁移 学以致用
例一海豚在水池中自由游弋,水池的横剖面为长30m,宽为20m的长方形. 求此海豚嘴角离岸边不超过2m的概率.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引导学生分析题意,正确选择几何度量.
①试验的全部结果所构成的区域是什么?其几何度量是什么?
②记事件A:“此海豚嘴角离岸边不超过2m”,构成事件A的区域是什么?其几何度量是什么?
学生很快给出答案:
(设计意图:给出几何概型的简单例题,通过引导分析,帮助学生建构起解决几何概型问题的一般方法和步骤.答题的格式和规范表述,将解题教学落到实处.)
活动五 小结归纳 布置作业
教师提问: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谈及公共艺术,除了圆雕、浮雕、壁画等传统样式,国内的民众似乎很难找到关于这个名词的其他印象。在很多人的眼里,仅城市雕塑大概就可以成为公共艺术的代名词。并且,在此情况下,这些好不容易冠以“公共艺术”大名的作品,一部分以“宏大叙事”和纪念性为主,占据了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广场;另一部分,则以平民化、通俗化去解构精英艺术的话语霸权,使公共艺术更多的以娱乐、玩赏的寻常状态出现,并使之迅速融入城市的商业、旅游景观之中。
在笔者读到的有关公共艺术的书籍以及本专业的硕士论文当中,许多同仁深感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匮乏与混乱,一致推崇“百分比艺术”这样的公共艺术实施框架。但通过查找和阅读,笔者发现国内公共艺术的文献当中,对立法和实施及视觉审美方面谈得比较多,对介入形式的选择和人文关怀方面谈得比较少。尤其处在今日“图像时代”,在如何让当代艺术介入我们的城市生活的问题上,国内几乎很难找到一本专著。中国当代艺术虽如火如荼,然而仍有自居象牙塔之嫌,与城市公共艺术实际上是脱节的。
此选题是面向创作者的,即讨论在中国城市的有限空间里,如何将当代艺术中的新观念引入公共艺术,拓展公共艺术的介入形式,以及在此之上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小品式”是个自造词,用于“公共艺术”一词之前,是笔者在对国内公共艺术概貌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对一类形式的公共艺术的暂时性统称。具体特点由两方面组成:一、是指非纪念性、非功能性、非主题性;二、在空间上的占用较小。这类公共艺术是在普通市民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亲民”的艺术。笔者之所以要谈“小品式”,第一,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公共艺术不牵涉到过多的功用意义,没有过多意识形态上的约束,给艺术家和公众更大的发挥空间;第二,是因为此类公共艺术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大城市中鲜有奇葩,往往都有“假”、“大”、“空”的弊病。有些作品大张旗鼓,对空间的要求苛刻,而其结果是使之如同天外来客一样突兀;有些过于个人化,在公共空间很难与大众进行“对话”;有些则过于通俗化,没有艺术的前瞻性。
艺术的介入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谈论一件公共艺术作品,与谈论博物馆里的一件米开朗基罗的圆雕在情感上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与艺术不期而遇所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有着事先渲染的参观,对于城市中为生存而奔波的人,那绝对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尤其于当下的中国,那种从右至左不带标点的竖排文的淡然几乎消逝,城市中充满了“惊叹号”和“下划线”。人们是否需要一种邂逅,一种生活的微微停顿,在没有任何先前提示的情况下来接受艺术家献上的一份礼物,来分享这浪漫的“逗号”与“问号”所带来的灵光?
“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难以确切指陈的概念,“人文”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
“人文思考”从其根基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的角度来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一系列超越性问题,如: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
“人文关怀”就是对上述人文问题的关注与爱护。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并且,它的内涵并不是一陈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0―7326(2009)10―0131―06
一
1933年初,受顾颉刚委托,罗根泽(1900-1960年)在北平编定《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并模仿顾编《古史辨》第一册,借长篇《自序》畅谈自家的学术经历及理想。此后四年,罗氏又续编《古史辨》第六册,由此彻底完成了从学历不太完整的农家子弟向前途无量的著名学者的转型。这中间,1927年之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研究“诸子学”,以及随后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极为关键。如此学术背景,加上两篇毕业论文《孟子评传》与《管子探源》,不久分别由商务、中华公开刊行,罗根泽的学术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势比人强,辗转各大学教书,需要开设的课程,除诸子概要、中国学术史外,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批评史等。于是,一半是个人兴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这春风得意的十年间,罗根泽时而文学,时而哲学,时而考据学,开始多面出击。
为何如此纵横驰骋?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的《自序》中,罗根泽做了如下解释:
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已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合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事业。那时的罗先生,年轻气盛,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谈起研究计划时,口气实在大得很。关于《中国文学史》,请读者参见他的《乐府文学史》;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诸子研究”中,罗根泽开列了五类研究计划:人的研究、书的研究、学说的研究、佚子的研究、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就拿第三类“学说的研究”来说吧。可分成“侧重人”与“侧重学术”两种。前一种可分四类,每类罗先生都有拟想中或正在做的具体题目,而其中的第四类“比较的研究”,“细分又可析为四类”。如此发散式思维,以及庞大无比的研究计划,决定了其工作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即便再活一百岁。而这还只是其众多规划中的一个。眼界开阔,志向远大,喜欢制订计划,擅长建立框架,论述时勇于下大结论并列表说明,如此做派,极像其师梁启超。
谈论诸子学以及文学史,罗根泽多次引用“本师梁任公先生”的相关论述,明显看得出他很重视自己的师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在分析自家性情与学问之关系时,模仿的却是另一位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谈及学问“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无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那一代读书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将生命与学问合一,而不仅仅是谋一职业。王国维之治学路径,由哲学而诗歌而戏曲而古史,几次成功转型,给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探寻足迹。罗根泽显然从中获得启示,也在30岁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与学力,最后确定“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
此一早年制订的目标,既未彻底实现,也不至全然落空。这或许是所有美好愿望或工作计划的共同命运。“学术思想史”方面,除了编辑《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自家论著主要集中在《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书互有重叠,也不无差异,可参照阅读。至于“文学史”研究,在罗根泽这里,日后展开为“批评史”与“文学史”两翼。1930年秋,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称准备分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八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类编”。而1935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认定歌谣是诗词乐府的生母,且本身变化极少;“又以文学批评虽不一定也算创作,但确是创作的导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因此,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类编”,删去歌谣,添人批评,仍是八类。
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以及本人兴趣转移,“批评史”逐渐自立门户,不再委托“文学史”代管。至于罗根泽本人,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之将“批评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类编”之一,到《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之主张“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的参取”,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之专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历陈“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中间多有变化。其实,放长视线,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一点都不委屈,而且,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称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因规模过于庞大,没有勇气进行下去,“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对于郭、罗这一代学者来说。在教学、研究及著述中兼及批评史与文学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这里暂且从俗,尊重现有的学科分野,让“批评史”与“文学史”并驾齐驱。这么一来,罗根泽的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这方面,周勋初有精彩的论述。周先生是罗先生晚年在南京大学时的得意门生,对其师学问的理解与论述相当精辟,其中的“盖棺论定”尤其值得关注:
总的看来,罗先生在诸子学的考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材料的发掘与格局的定型上。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开拓,则有逊于前二者,未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是有其原因的。
所谓“原因”,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罗先生,受时局影响,转而走“以论带史”道路,教训十分深刻。关于罗先生的学术业绩,到底是诸子学第一,还是批评史领先,可以讨论;但文学史只能叨陪末座,这点大概没有疑问。
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罗根泽先生的文学史著述,主要是1931年文化学社印行的《乐府文学史》、1955年五十年代出版社所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下面就主要围绕这三书,讨论罗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乐府文学史》是罗根泽设想的《中国文学史类编》的第二编,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两汉之乐府”、第三章“魏晋乐府”、第四章“南北朝乐府”、第五章“隋唐乐府”、第六章“结论”,共290页;加上12页《自序》,在草创时期,也算是一本很像样的专著了。因体制新颖,此书曾吸引众多目光,以至直到今天,谈论中国诗歌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史”时,一般都会提到它。
作者之所以分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理由是:“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也就是说,论及文学创作时,将文类内部的规制与承传,置于外部的时代风气之上。可最为关键的第二至第五章,也仍然是以朝代为线索。如此“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作者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
此一“文学史类编”研究设想,确有创新之处。不过,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承担者的实际能力之间,其实是存在差距的。作者称:“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可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此书更像是一册课堂讲义,多为铺陈与综述,少见精彩的深入探讨。
这确实是一本大学教材,作者还没来得及撰写众多相关的专业论文,故线索清晰,但底子单薄。这一点,作者心里很明白。1934年10月,罗根泽曾借《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的“引言”,讲述其研究乐府的历程!
余于十八年秋,应河南大学之聘,以乐府教坊,讲授学子。十九年秋,移讲席河北大学,整理旧业,对原用讲义,大加修改,以乐府一部分,命名《乐府文学史》,交北平文化学社付印。出版后,续有新获,觉应当增删之处仍甚多。二十年秋,又移讲席北平,在燕京大学讲“乐府及乐府史”,除以已出版之《乐府文学史》作教本外,又成《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及此文两篇。若谈论罗根泽“乐府研究”的成绩,单凭《乐府文学史》远远不够,非将《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拉进来不可。换个角度,新刊《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若能兼收1930年代公开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和1950年代内部印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无论其学术水平高低),当更能体现罗根泽的“文学史”业绩。这样,方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说诸子》鼎足而一。
不过,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先声夺人,表达自己的学术志向:“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其味弥甘’的滋味。”这种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确实是罗根泽著述的一大特点。
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收文六篇,共119页,其《后记》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伟大的古代作家是遵循着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很高的人民性。”在作者看来,发掘“现实主义传统”与“人民性”,乃“祖国文学史工作的不可免的重大任务”。若《古奴隶社会的奴隶歌谣》、《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等文,乃解放后作者适应新环境,认真学习新理论的成果。可我以为,此书最值得欣赏的,还是考辨性质的《绝句三源》;此文撰于1944年,十年后增加“三点补充”,没有引入任何时髦理论,反而显得质朴可爱。
这六篇文章全部进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后者收文42篇,582页。算篇数,三分之二撰于解放前,三分之一撰于解放后;但若计算字数,则旗鼓相当。集中文章,最早的是1929年11月20日脱稿,刊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最晚的是刊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两篇长文,前后相隔30年,论述风格迥异:一考据为主,一以论代史。与其说是作者学术兴趣的转移,还不如说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引述13家说法,从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到近人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以“根泽案”的形式展开论辩。其中谈及“本师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书”,称扬其“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
周勋初先生对此文相当欣赏,称:“这样的结论,因为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客观地概括出来的,也就经得起推敲,可以信从。”延续此等以大量资料考辨,解说某一文类起源的,还有《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绝句三源》等。
在《五言诗起源说评录》结尾,作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有所提升。于是,有了如下的“曲终奏雅”:
今国内文学家无虑千百,而文学史家则无几,以故时至今日,尚无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文学史也。根泽窃为此惧,思竭绵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计划,拟先将中国全部文学,分为若干类,如诗类、赋类、词曲类、小说类……。再于每类中分为若干小问题以研究之,兹篇其嚆矢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罗根泽1929年已经形成分类撰写文学史的设想,而不必等待1931年《乐府文学史》的刊行;第二,作者原本也是主张先做专题论文,而后才写总体论述的专著。按此标准衡量,两年后之刊行《乐府文学史》,显得有点仓促。
至于30年后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就述学文体而言,与小心求证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风马牛不相及。表面上高屋建瓴,从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人手,转了大半天才“言归正传”。作者熟悉中国文学的相关史料,从远古神话一直数落到曾朴的《孽海花》,结论是: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一、不自觉
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远古的歌谣神话到《诗经》中的《国风》和《左传》以及其他书中所录存的人民讴谣,时间是远古到春秋时代――即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二、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左传》到元、白、韩、柳的诗文及理论批评,时间是春秋末至中唐――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初年。三、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包括自唐代传奇小说到晚清谴责小说,时间当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M(”)努力爬梳众多史料,只是为了印证“恩格斯、高尔基的正确指示”,这一时代潮流,虽难以回避,实不敢恭维。生活在5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冷眼旁观,有干脆搁笔,也有当时积极参与、日后自我调整的,可惜,罗根泽先生过早去世,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如此“宏文”收场,与作者当初“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的志愿相去甚远,能不让人感叹唏嘘?
上海古籍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有些文章可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补充。比如,《苏轼的文学思想》就延续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第六章“苏轼及其他议论派的述意达辞说”的思路,而又有较大的推进;至于《笔记文评杂录》(九则)和《笔记文评新录》(四则),提要钩玄各种宋人笔记中的文学观念,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附录的《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对照阅读,进一步坐实了郭绍虞的评价:“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
三
作为文学史家的罗根泽,喜欢“宏大叙事”,若《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中国诗歌之起源》、《散文源流》等,还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篇必是“绪言”,义界与分期,从头说起。朱自清表彰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但以下这句话,却蕴含着某种批评:“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明显地,北大哲学门毕业的朱自清,并不喜欢罗著的“绪言”。可这总共14节、长达30页的“绪言”,是罗著的特色。从“文学界说”一直讲到“编著的体例”,确实是哕嗦了些,很多“常识”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可罗根泽肯定不这么看,会认为这是体现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的绝好机会。几乎每做一个课题,无论专著还是长篇论文,罗先生都想来一点总揽全局的“绪言”。其实,引述时髦理论,非其所长;讨论著作体例,属于操作层面。在同时代的人文学者中。罗根泽并不具备与外国新学说直接对话的机遇,也缺乏就文学或人生展开深入骨髓探究的能力。早年的“爱好哲学”,主要体现在思路清晰,擅长条分缕析上。相对来说,我更看好其“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认定此乃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若能更加执着于自己这方面的擅长,加上对于文类的敏感,罗根泽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可做出更大的成绩。
如此事后诸葛亮,很可能不为罗根泽先生所接受。原因是,罗先生有更加宏大的目标。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有这么一段:“中国文学的历史很长,文学及其他书籍真是浩如烟埃,一人的精力当然无法全读,更不用说细心研究。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但必需从小处人手。”因此,罗先生制订一“以论文为始、以通史为终的步骤表”:
第一期:各种文学史论文
第二期:各类文学史、各代文学史
第三期:中国文学通史
只是人寿几何?哪经得起如此庞大且周密的研究计划。不过,这也是罗根泽先生可爱之处:只考虑学问之“可爱”与“可信”,而不考虑计划可行不可行。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提及十几年前编著《乐府文学史》,据此推断,当撰于1940年代。大处着眼小处人手,这当然是做学问的正路,可研究者往往高估了自家的时间与精力(更不要说才华)。
“千古文章未尽才”,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做学术史研究的,当有更多悲悯之情。茫茫学问路,除了规避外界的风刀霜剑,还得有把握机遇以及克制欲望的能力。在所有学者中,罗根泽的“人生规划”不见得是最为成功的,但像他那样坦诚,不断地自我表白,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除了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我推荐罗书中那些有点繁复、略带自恋的“自序”、“绪言”以及“研究计划”,因其能让我们了解前辈学者的思考与探求、奋起与失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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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根泽.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璀璨的诗歌文化,从古至今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几乎无处不萦绕着诗、凝聚着诗。孔子曾多次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以侍父,远以侍君”。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粹,其音韵和谐、节奏鲜明、结构跳跃、情感凝练、意境深邃,读来朗朗上口,是最适于诵读的文体。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7~9年级)对诵读课程目标的建议为“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教学“实施建议”部分提到:“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有的诗文应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培养语感。”
基于此,笔者写这篇论文,试图找到能够充分调动初二年级学生学习古诗词积极性的方法,使古典诗词教学不再枯燥乏味。让更多的学生爱上古典诗词诵读,提升鉴赏能力,弘扬民族精神。
一、分类诵读以积累
布鲁纳说:“除非把一件件事情放进构造得很好的模型里面,否则就会忘记。”心理学上把贮存在大脑中的信息单元称作“相似块”。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单位和知识单元,这些“相似块”有不同的类型。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它把古诗词引入课堂,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集中学习。
初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所选古诗词,大多是名家名篇。这些历代筛选过的精品题材广泛、思想健康、内容丰富,既有阅读和欣赏的审美价值,又有多方面的教育意义。
分类积累诵读会给学生一种自觉认知的习惯,这样让学生理解同种内容的诗词是比较容易的,学生可以举一反三,同时也梳理了知识点。如教师在教授《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可以引导学生重温学过的送别诗,以歌送别诗,如《赠汪伦》:以物送别诗,如《别董大》;以酒送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等,组织学生进行反复吟诵,这样,埋藏在学生心底的感情就有可能被焕发。一旦焕发,让学生再来吟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心中便有了几多的感触。学生体会到的,除了依依惜别之情,还有对友人的祝福。
二、翻译诵读以解意
要把诗词读出感情,了解其意是基础。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把握和处理好诗歌的感情。笔者认为让学生逐字逐句翻译文本,会让学生感到很枯燥,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让学生结合注释和工具书,了解诗词的大概意义即可。
大语文阅读教学提倡“学习古文,贵在会意”的精神,把字词句的处理作为一种手段,它服从于、服务于文意的理解,一些文质兼美的篇章,不求字字落实、句句翻译,而是注意诵读感悟。
教师说出译文,让学生说出原文,以此来考查学生对诗词的理解是可行的。如学习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可以这样引导,它的作者是位爱国诗人,尽管年老体衰,闲居乡下,却盼望着为国效力,一个深夜,风雨大作,诗人睡梦中仿佛正在战场上激烈拼杀。学生在引导下,诵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样的考查,既能反映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又能引导学生深入自觉读诗词,一举两得。
三、画图诵读以入境
浙江省编写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课本(浙江教育出版社)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古诗词,每一作品都配有一幅精美的彩图。把握文学形象,绝不能简单地把文字“翻译”成图画,所谓“但见情境,不睹文字,此诗之极境”,其中也要借助想象。想象可以唤起语言中的形象,使之鲜活灵动,一方面帮助更好的记忆和理解,另一方面甚至可以触发某些灵感,产生阅读的深刻感受,甚至萌生创作的思想火花。
古诗词是含而不露的中国画。诗与画互相生发,相得益彰。可以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把诗中静态的画面、文字,转化成动态的或立体的画面,方便学生诵读。《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片段,香菱揣摩王维的《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时,用的就是画图法。“孤烟在大漠上直”、“落日在长河上圆”,画面壮阔,流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情。苏轼评价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不仅仅是王维,许多诗人的诗都是情景交融的。
如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可以让学生给这一场景画图,学生在图中再现一个躬耕者,带月荷锄,路旁的草上有点点露水。用实景激发学生体会作者作为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真切感受。学生有了这样深切的感受后,有利于指导学生诵读出诗词的感情和深意。教学时词画对照,相映成趣,为学生想象活动提供了丰富、鲜明的表象信息,学生很轻松地进入了词的情境。
综上所述,我们提倡的“诵读法”,不是采用单一的朗读训练来达到背诵的目的,而是通过诵读来带动学生对诗词意象的认识,对思想感情的领悟,把诗词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初二年级是形成道德品质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个年级有针对性地实行古典诗词诵读教学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过诵读古典诗词,增强初二年级学生的文化知识底蕴,夯实了传统文化基础。
诵读古典诗词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语言细致入微的感受能力,加深对文章思想感情的深入体味,有利于促进记忆。通过“熟读成诵”积累语言素材,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培养自己的语感,激发想象与联想,启发顿悟,深入理解。同时也滋养了学生的性情,开阔他们的视野和胸怀,而且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重铸。
参考文献:
[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语文基础知识六十讲.北京出版社,1981
[2]钟为永.语文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0 引言
当人们开始接触数学或把数学作为研究自然的工具时,就觉得数学有抽象性、精确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等特点,其中它的精确性特点体现在既有因就有果。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科学实践的结果并非都是确定的,经常碰到在相同条件下可能得到多种不同的结果,这时人们便注意到另外一类现象一一随机现象。随着概率理论的不断完善,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量子物理的发展,概率观点终于上升到一种全新地位。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在拼搏,在努力,在决定一件事情之前都要对成功与失败的机会的大小有一个估算,虽然每件事情都不是“零风险”,但总希望失败的概率越小越好,概率方法提供了我们估算成败可能性大小的数学方法,是一门十分有趣的数学分支。因此,针对这门课程的特殊性,教师若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进行合理的教学方法,会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把概率观点渗透于教学之中,启发学生转换思维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与实际问题联系密切,应用面比较宽。其考虑问题的对象及讨论问题的思想方法与数学专业的其它课程明显不同应用能力,即其他课程体现了精确性特点,而概率论则体现了随机性,所以学生在初学这门课程时普遍感到概念抽象,问题解决难以入手,方法难以掌握。因此,如何使学生改变过去的思维定势,尽快适应该门课程的学习,就成为这门课程开始时的关键。我们知道对于个别随机现象,其结果事前不可预知,是偶然的。但是对于大量的同一类随机现象,就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性而成为一种必然。譬如抛掷硬币、抽签、生日聚会、人口普查等问题。在学习概率的概念时我们都是先学概率的统计定义、频率概念。在教学过程中,有同学提出,大量随机现象存在统计规律性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我们总面对着个别的随机现象,如“今天会不会下雨,这场球赛谁赢谁输”,“地震是否会发生’ 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那么对一个个别的事件其“概率”又具有什么意义呢?可否用频率解释?这个问题在概率逻辑史上也一度成为疑难。因而教师在课堂上要让学生尽快了解这门课程的特点。譬如,在活动中,把赌金押在某一只球队上上,是根据这支球队历次比赛中的成绩“认定”下赌的对象。换句话说,对个别事件的认定要成为最佳,须以高一层次的事件所发生的概率作为基础,而这一概率便成为个别认定的权重。因而可以告诉学生概率换一种说法也可称为“机会”,所谓概率大就是机会大。例如天气预报说本市明天下雨的概率是40%,就是告诉我们明天下雨的机会是40%。
2.渗透相关历史典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在学概率统计时感到学习困难,难以入门,还与对概率统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实际应用缺乏了解,对于这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兴趣有很大的关系。因而在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选取相关史料,通过在教学中贯穿历史典故使学生在学习知识和方法的同时,了解概率统计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激发出他们学习的兴趣与热情。例如在讲古典概型后插入历史典故:十七世纪中叶,欧洲贵族盛行掷骰子游戏。当时法国有一贵族德.梅耳(De Mere)在玩时遇到一件苦恼的问题,他发现掷一颗骰子4次至少出现一次6点是有利的,而掷两颗骰子24次至少出现一次双6点是不利的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他解释不了这个现象的原因,于是向当时法国数学家帕斯卡(Pascal)请教,帕斯卡接受了这些问题,并把它提交给了另一个法国数学家费尔马(Fermat)互相讨论,他们频繁的通信应用能力,开始了概率论和组合论早期的研究。
3.联系生活实际,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培养学生的实用意识
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其知识都是在各自学科思想的指导下建立的。学习的目的不仅体现在成绩上,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用所学的知识、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要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一定的实际应用背景,在该门课程中有许多概念和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通过实际问题或从实际模型中来的,因而在教学中尽可能的联系课本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将他们回归到实际背景中。例如,在讲随机变量的概念时我们可以用下棋作为例子。下棋比赛的结果为赢、平、输,我们用变量X来表示取得的结果,则X可能取值为1,0,-1(分别对应赢、平、输)以此例加以抽象化引进随机变量的概念,让学生对随机变量的概念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学习古典概率时引导学生设计一种彩票的玩法,达到一定的中奖率;在讲一元回归分析问题时举例:父亲身高X和儿子身高y之间的关系。显然,y与x有关,父亲身材魁梧,儿子也往往很高,父亲矮小,儿子身高也有限,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x的身高并不一定完全有y决定,同一父母生的孩子其身高未必相同。然后随机抽取几名学生以他们和他们父亲的身高为例学习线性回归分析。通过这些方法让学生明白该们课程是一门运用性很强的学科,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有紧密的联系,使学生更加重视该课程的学习。
4.通过一题多解,培养学生解题能力
我们都知道该门课程的学习目的并不是仅要求学生会算几道题,而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际问题千变万化,不能只用公式解决,这就需要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一题多解的锻炼,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灵活多样运用知识的能力,达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目的。例如: 1.袋中有a个红球,b个白球,现从袋中每次取一球,去后不放回,试求第k次取得红球的概率(。本例说明同一个试验,样本空间的选取可以不同,但若都按古典概型求解,则必须保证都满足“等可能性”和“有限性”,而且求解时基本事件总和有利事件数的计算要一致,即要么都用排列,要么都用组合:;或;本例还可利用全概率公式应用能力,对k用归纳法求的概率为.
5.教学过程中注重数学学科之间的关系
概率论研究的是随机现象,它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物理、生物、医学等方面都有及其广泛的应用。尤其是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数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也有紧密联系。在教学中通过建立一些恰当的概率模型解决其它一些数学问题使学生从中感悟到数学的统一性。
例1:证明三角形不等式(是任意实数,)。
证明:若全为零.显然不等式成立.下证不全为0的情况:
设前项不全为0(若不然,经过恰当的变换总可达到上述目的)
要证: ,只须证 即
,建立概率模型:设离散型随机变量 ,则=
,根据数学期望定义:,
,即.从而命题的证.
例2.证明
证:构造概率模型:设有件产品,其中有一件次品,只正品,现随机的抽取只产品.(),设事件:"抽取只产品中恰有一件是次品".则抽取只产品中恰有一件是次品的概率和抽取的只产品全部是正品的概率分别为:
因为,所以
则 。
6.结束语
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思维方法也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和技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合理的采用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基本性质的运用,让学生从多方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弛概率论导引【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2】徐秀丽概率论教学体验教学研究2006第2期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44-02
数学建模是指对现实世界的特定对象,为了某特定目的,做出一些重要的简化和假设,运用适当的数学工具得到一个数学结构,用它来解释特定现象的现实性态,预测对象的未来状况,提供处理对象的优化决策和控制,设计满足某种需要的产品等。数学是在实际应用的需求中产生的,要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需建立数学模型,从此意义上讲数学建模和数学一样有古老历史。例如,欧几里德几何就是一个古老的数学模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也是数学建模的一个光辉典范。今天,数学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向其他科学技术领域渗透,过去很少应用数学的领域现在迅速走向定量化、数量化,需建立大量的数学模型。特别是新技术、新工艺蓬勃兴起,计算机的普及和广泛应用,数学在许多高新技术上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数学建模被时代赋予更为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自1985年由美国开始举办,竞赛以三名学生组成一个队,赛前有指导教师培训,赛题来源于实际问题。比赛时要求就选定的赛题每个队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写出论文,它包括:问题的适当阐述;合理的假设;模型的分析、建立、求解、验证;结果的分析;模型优缺点讨论等。数学建模竞赛宗旨是鼓励大学师生对范围并不固定的各种实际问题予以阐明、分析并提出解法,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并强调实现完整的模型构造的过程。以竞赛的方式培养学生应用数学进行分析、推理、证明和计算的能力;用数学语言表达实际问题及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表达数学结果的能力;应用计算机及相应数学软件的能力;独立查找文献,自学的能力,组织、协调、管理的能力;创造力、想象力、联想力和洞察力。他还可以培养学生不怕吃苦、敢于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培养自律、团结的优秀品质,培养正确的数学观。这项赛事自诞生起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有其他国家的高校参加。中国自1989年起陆续有高校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1992年起中国开始举办自己的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在2009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河南工程学院共有28个队87名学生参赛,其中甲组(本科组)的成绩取得突破,张凤羽、王垒垒、任建辉代表队获得国家二等奖;7个代表队获得河南省一等奖;多个代表队获得省二、三等奖。
从最近几年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目中,我们看到,竞赛题目涉及的概率和统计知识较多,电力市场的输电阻塞管理、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流分布、医院病床的合理安排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概率和统计知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描述、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与其他数学分支不同,这是一种观测试验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概率统计中蕴涵着丰富的数学方法,如模型化方法、构造方法、变换方法、数量化方法等。特别是模型化方法贯穿本课程全过程,如古典概型、几何概型、贝努里概型、正态分布、回归分析等。但是在全国大学生建模竞赛中,学生往往直接调用统计软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时间序列预测等统计模型,不懂得充分考虑实际的随机数据的属性和性质。他们常常忽略了对现实数据进行充分分析,去识别模型、估计参数,对自己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必要的检验。由此可见,要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掌握相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数学建模思想与方法融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就非常必要。另一方面,在大学数学主干课程中融入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是教育部倡导的一种新方法、新思路。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去探索、实践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数学家李大潜教授指出:如果数学建模的精神不能融合进数学类主干课程,仍然孤立于原有数学主干课程体系之外,数学建模的精神是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和认可的;数学建模思想的融入宜采用渐进的方式,力争和已有的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充分体现数学建模思想的引领作用;为了突出主旨,也为了避免占用过多的学时,加重学生负担,对数学课程要精选数学建模内容。
按照常规的教学方式,学生虽然从课堂上认识了大量的概念、定理和公式,对于它们的实际用途却知之甚少,容易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因此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许多学生之所以不能在实践中运用在学校学到的数学知识,其根本原因是数学学习仅仅是和教室的情景相关联的,数学建模思想是让学生体验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价值和作用,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的联系,体验综合运用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这就需要教师整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应用性较强的实例,让学生去分析、调查、研究,最后引导学生上升为概念、性质和理论,让学生在探索、创造的过程中体验数学的魅力,充分感受创新思维的乐趣。
例如,有一个古典概型问题,计算班级中“至少有两人生日相同”这一事件的概率。首先分析班级中同学“生日各不相同”的概率,这一问题就与下面问题具有相同的数学模型。
将n只球随机地放人N(N大于等于n)个盒子中去,试求每个盒子至多有一只球的概率。
从最终的理论计算和实际调查结果都可以看出,在仅有64人的班级里,“至少有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与1相差无几H,这一结果出乎多数同学的预料。
日常生活中数学无处不在,而概率统计作为数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用处。投资和理财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它可以用概率模型进行定量分析。1952年美国学者马柯威茨全面考虑“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确定性(即风险)最小”,创立证券组合理论。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引进概率统计和随机变量函数的一些定理和积分求值,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定价模型,导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近年来,概率统计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证券期货交易中的作用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在给学生讲授“数学期望、方差”这一概念时,可以指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进行简单的证券组合收益与风险的计算,选择合理的证券投资组合方案,熟悉经典的投资组合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学生,尝试建立新的投资模型。
继股票之后,彩票也成了城乡居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点。花几元钱买一张彩票,然后就中了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巨额奖金,这大概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这样的机会有多大?同学们计算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彩票,发现等奖的概率一般接近千万分之一,中一等奖的概率往往是几百万分之一。因此彩票的中奖率,尤其是中大奖的概率是很小的,只有极少数人能中奖,购买者应怀有平常心,既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投资,更不应把它当成发财之路。
另外,可以结合学生的专业选择一些具有专业背景的问题,然后利用概率统计的知识去分析。例如与机械制造专业有关的问题有:生产过程中机械出现故障的概率的计算,维修人员的安排,工艺参数的估计和产品质量的假设检验等。与经济贸易专业有关的问题有:蔬菜水果(大蒜、苹果等)价格分析及预测,商品需求量的估计和利润的分析等。对于保险精算、医学等专业,也能够找到许多与概率统计有关的问题。最后,还可以从历年的数学建模竞赛中选择一些优秀论文交给学生课后研读,组织学生在课堂上汇报交流。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从学生反馈的信息表明:大部分同学对数学学科越来越有兴趣,能够主动地尝试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学生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如果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不能与信息革命的要求相适应,就会失掉与社会同步前进的机会。如今市场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流动、职业变化更加频繁,一个人在一生中可能有多次选择与被选择的经历。通过数学建模的学习和训练,学生不仅受到了现代数学思维及方法的熏陶,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利用各方面的知识解决不同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学生具有较高的素质,无论以后到那个行业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工作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参考文献:
[1]姜启源.谢金星.叶 俊.数学模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彭晓华.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能力[J].大学数学,2004,(3):23-25.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1722(2012)06-0070-07
一、前沿
科斯(Ronald H.Coase)因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Williamson(1993)称该文研究的是“一件明显正确、难于分析,却又颠覆了目前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科斯在获奖演讲中提到本文“将我们带入了具有正的交易成本的世界”,而以前的研究假设都是“零交易成本”。该文的核心思想认为企业和市场是组织相同交易活动的可替代模式,即“自制”和“购买”之间的替代,最关键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决定了交易如何完成。他还指出了经营和管理的区别:经营主要是进行预测,利用价格机制和新合约的签订进行操作;管理是只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并依此重新安排生产要素。这和我们一般的理解“经营就是创造资产增值的可能,管理就是降低保护资产的成本”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科斯之后,对企业本质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近几年又出现了一股研究热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说,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企业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从那以后,对企业理论的研究就形成了四个大概的类别:古典和新古典的企业本质理论;完全契约下的企业本质理论;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本质理论;与管理学和组织理论相结合的企业本质理论(聂辉华,2003)。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日益深入,更加强调企业软因素(如文化、声誉、权力等)的研究,更加重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更加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来改进已有的研究,这些工作都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不同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行为,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企业的本质。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笔者试图从自己的个人观察来说明对企业有关理论的认识,重点是针对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
二、企业与市场的过渡、融合
按照传统的理解,企业是一种专业化的合作组织,通过协作能够产生超过个人生产力加总的集体力量,而市场是一切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和企业的区别在于:企业通过权威组织物资的生产,市场利用价格工具进行商品的交易;一个是生产单位,一个是交换单位。
科斯的眼光似乎不够远大,因为他仅仅看到了企业和市场,而没有看到其他中间形态的经济组织。交易进行的经济组织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还包括企业和市场的中间过渡形态。如果把企业和市场看作两个极端的话,那些既不全是市场性质或者不全是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就属于这些中间过渡形态。比如,价格联盟(典型的是寡头市场上以一致方式行动的企业集团即卡特尔,目前最大的卡特尔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虚拟企业(依赖软资源的虚拟企业很少有具体的经营活动,甚至接近于零物质、零边际成本),这两类经济组织既不具有完全的企业特征,也不具有完全的市场特征,只能看做企业与市场的过渡形态。
实际上,不仅存在着市场和企业的过渡形态,也存在着市场和企业的相互融合:一方面,企业在经营层次上利用市场机制代替科层机制,在战略层次上用模块协调代替行政协调,充分实现了权威和价格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市场在管理上引入企业的科层机制来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出现了“市场型企业”和“企业型市场”,两者互相融合,都是一种以模块化运作为基础的网络(李海舰,聂辉华,2004)。
可以看出,科斯既没有指出市场和企业的过渡形态,也没有说明企业和市场的相互融合,而是把企业和市场看作了绝对区分的两个类型,这尽管有利于对交易的分析,但是缺乏深刻性。
三、交易选择在企业或市场中进行的原因
科斯说,交易费用是决定交易在企业或市场中选择的依据。在笔者看来,交易费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再加上路径依赖和理性预期这两个因素就更有说服力了。这不仅逻辑上顺理成章,而且也更加具有科学性。
这就好比我们到餐馆吃饭,我们不会仅仅用成本——效用分析来取舍午餐,在此,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偏好、饮食习惯(路径依赖)和对陌生食物的风险回避(理性预期)来共同决定,在此基础上,成本才算是重要因素了。
任何一种行为,不管是个人的,还是企业的,都应该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因素决定。企业和市场的交易行为,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是由现在的因素——交易费用来决定的,任何交易都有路径依赖性——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要考虑过去的习惯和偏好,同时也具有理性预期性——对未来可能存在风险的深思熟虑,另外还要考虑交易费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喜欢和具有良好信用(这也是路径依赖的一种表现)的企业做交易,为什么很多企业对于有利可图的市场机遇并不一哄而上(这是对风险的一种回避,是理性预期的一种表现)。在种种情况下,交易费用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能力。
所以,一项交易是选择在企业中进行还是选择在市场中进行,应该是路径依赖、交易费用和理性预期三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仅仅依靠交易费用理论进行分析,是一种静态的、片面的和不科学的分析方法。
一、目前音乐鉴赏课的现状
1.目前各高校公共音乐选修课几乎无一例外将《音乐鉴赏》作为开课首选,旨在通过欣赏音乐提高大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一些规模大的学校,公共选修开设课程较为细致、多元,即使很小众类的音乐课程也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学生群体;而相对于一些起步较晚的高职院校,因处于办学初级阶段,师资、学生数量有限,加之学生之间的音乐感知能力差距并不是很大,这在客观上也决定了音乐公共选修课的开设类别不可能很细致,承担着美育重任的《音乐鉴赏》课程的质量在这类学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现行《音乐鉴赏》课程教材的内容主要是中外优秀经典曲目、人物及一些音乐基础性知识,试图通过音乐美的特殊魅力和育人因素感染学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施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教育,但是特别是学生们喜欢的现代流行音乐的内容分量很少,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其次,如果学生不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的话,这类传统教材会让学生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从心理上就会产生排斥。如果以《影视剧音乐鉴赏》为切入点会让学生从心理上更易接受,产生共鸣。因为影视剧是一种比较大众化的娱乐类型,其音乐既有古典音乐的深刻,又有流行音乐的通俗,二者与一定的剧情、画面结合更具亲民特质,更贴近现实生活,况且结合剧情欣赏也不易造成听不懂的现象。内容选取得科学、合理的话,可以将《音乐鉴赏》教材的大部分内容巧妙的渗透进去,潜移默化间就完成了教学目标。随着课程的改革和体制的逐步完善,公共选修音乐教育的视野也需要与时俱进。目前《影视剧音乐鉴赏》我国只有极少数的传媒及影视类院校已经开设,大部分高校公选音乐课仍然以传统教材《音乐鉴赏》为主。
2.自笔者任教高职类学生的音乐公共选修课以来,发现选修学生中大概三分之一学生是抱着混学分的态度,觉得这类选修课又不是专业课,对就业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益处,只要轻松拿到学分就万事大吉了。另外,大部分学生的音乐审美倾向比较单一,基本只对流行音乐有兴趣,对于音乐其他类别,特别是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戏曲基本没有什么兴趣,课堂上也很难产生共鸣。而影视剧音乐结合一定的故事、情节、内容的表达等,并融合了一定的画面,视听的结合赋予了音乐更加直观、立体的特质。课堂教学应该调动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影视剧音乐鉴赏作为音乐欣赏课的切入点,首先从心理上抓住了学生的兴趣点,消除了距离感。
二、开设影视音乐鉴赏课的理论支撑
鉴于上述现状,如何让高校公共艺术类的欣赏课更加趋于合理、规范、人性化?这个问题也早已进入学界同仁们的理论研究视野,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探索为《影视剧音乐鉴赏》课的开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如曾宏华《高校音乐公共课中渗透影视音乐教学的意义》、陈晨《浅谈影视音乐如何辅助大学音乐教学》杨佳君《论大学生影视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郭婧《古典+流行=时尚――从影视音乐谈起》韦民《浅谈影视音乐的价值与魅力》、张红颖《浅谈影视音乐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积极作用》、郭强《影视音乐在大学音乐欣赏课中的作用》、左建新、张译文《音乐欣赏课中的影视作品应用》、吴跃华、闫辉《论影视音乐在学校教育中美育功能的实现条件》、张达生《让大学生在电影中体验音乐的美》、温洪青《谈影视音乐的德育功能》、石延春《浅谈影视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等众多学术论文充分肯定了影视剧音乐在大学生音乐艺术素质教育中的迫切性、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以及现实意义;另外,钟春明的学位论文《普通高校音乐欣赏教学内容调查研究》、吴晓燕的学位论文《选取电影音乐在普通高校开展音乐欣赏教学微探》、沙欣的学位论文《独立学院音乐欣赏公选课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西南大学育才学院为个案》中除肯定了影视音乐在大学生音乐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并对此课程的必要性、前瞻性、可行性以及课程的实施等方面进行了可行性探讨,这些都为本课题的实际操作奠定了学理基础。
三、影视剧音乐鉴赏课程的教学内容优化、整合
1.将传统音乐鉴赏课的内容渗透在影视音乐中开展教学,首先课程名称使学生从心理上会乐于接受,可以有效解决学生对古典音乐、戏曲、中国传统音乐的距离感和心理上的排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其次,鉴于大多数学生音乐审美趣味狭隘、单一,只对流行歌曲有兴趣,不利于从人文素养的角度得以综合提升,使课程的育人功能大打折扣。而优秀的影视剧音乐包含有我国优秀的民间音乐及西方的经典音乐,内容丰富多样,雅俗共赏,更容易产生共鸣,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学生的审美水平。著名作曲家谭盾的电影音乐将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结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术,使作品既有东方神韵,又不失现代感,巧妙地诠释了中国式东方哲学,在国际乐坛赢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电影《卧虎藏龙》中,谭盾将丝竹与戏曲的元素发挥得恰到好处,音乐在配器上选用二胡、竹笛、琵琶、鼓、巴乌与钟类、西洋管弦乐器等,中西音乐相得益彰,作品具有浓浓的中国风,将中国音乐元素展示于国际舞台,效果震撼;在电影《夜宴》中因为台词较一般电影偏少,音乐的分量显得尤其重要,许多部分是靠音乐渲染气场和情绪,这对于作曲家来说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特别是其中的《越人歌》想必一定让人过耳难忘了,作曲家除了运用民族乐器,还将这首壮族古老民歌经重新编曲和配器,焕发出新的生机。歌曲仅有短短的六个乐句,根据剧情通过变奏、配器、男女声的演唱等使其有了丰富的层次与表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充分向听众展示了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如果离开电影这个媒介,特别是目前的90后大学生,对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尤为疏离,对这类音乐作品,学生会从心理上就排斥。而借力电影,不知不觉间学生就随着电影音乐走入其间,受到感染,会突然发现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戏曲等还是蛮好听的,有着其独特的魅力。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和你在一起》,片中主人公为证明自己学有所成而苦练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定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若离开了剧情纯粹让学生欣赏这个作品,就没有这样好的鉴赏效果了。影视剧音乐的综合性很强,融合了听觉、视觉、文学、戏剧、诗歌等艺术,优秀的影视音乐更是情感、道德、价值观的体现,更直观地体现了音乐艺术的育人功能,拓展了音乐的内涵和外延。对此,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张红颖撰文《浅谈影视音乐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积极作用》指出:“影视音乐具有较高艺术审美价值和广泛社会学价值,对提高大学生们的综合素质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另外,“影视音乐不仅对人们的心灵、性格、情感、意志、思想有所陶冶,而且使美的艺术感受力得到升华,使他们在精神上、心理上、行为上处于和谐的健康状态,拥有平衡的心境和开阔的胸怀,从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①
2.将传统公共选修音乐课的音乐鉴赏课授课内容优化、整合,增加现代轻音乐、流行音乐以及近年来热播的部分影视剧音乐的内容,并将传统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渗透在雅俗共赏的影视剧音乐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教学学生都有收获,进而提升学生们的音乐鉴赏能力。“普通的大众往往不具备专业的音乐知识,欣赏起大部头的交响乐、歌剧等往往有困难,但是电影的画面、故事为大众欣赏电影中的音乐提供了理解的条件。”②只有理解了,才会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影视剧音乐中不乏交响乐这种配乐形式,如《指环王》《乱世佳人》《阿拉伯的劳伦斯》《泰坦尼克号》……依托影视剧为媒介,结合特定的剧情,学生们会有听懂了的感觉。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的配乐甚至还有肖邦的圆舞曲,灵动的音乐与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剧情交织在一起,定会在学生心里留下难忘的印象。音乐鉴赏课程里通过感性的对比聆听而理性分析中西方在音乐观念、音乐审美、音乐思维方面的异同,这部分内容如果没有很好的媒介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思考,学生要么被动地依赖老师的讲解,要么根本就没兴趣思考,不利于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如果以影视剧音乐为媒介,学生体验到中国音乐较为含蓄细腻的审美与西方音乐强调矛盾、冲突,注重音乐的戏剧效果,进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方的音乐审美和音乐观念。近年热播的电视剧《甄?执?》第13集中出现的《惊鸿舞》具有浓厚的中国宫廷音乐风格,音乐主要的演奏乐器为古琴、古筝与笛子,歌词是曹植的《洛神赋》,舞蹈是水袖舞,音画结合,古韵浓郁,可以令学生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古典音乐的神韵,进而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古琴的文化意义,深化、拓展音乐鉴赏的内涵。只有激起了学生的兴趣,才有了引导他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可能性,才能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在不知不觉间逐渐提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感性、娱乐的较浅的审美层次上,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境界。
四、结语
伴随着时展,经济、教育改革的推进,高职类公共音乐鉴赏课程也需要顺应时代潮流,根据新时代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做相应的调整。当今社会更加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青年一代是国家、社会新的希望,肩负着国家富强、文明的重任。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怎样更有效地提高青年一代综合素养,是教育界永恒的主题,对此,本文探讨了高职类音乐鉴赏课程在新形势下,根据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以雅俗共赏的影视音乐鉴赏为切入点,在教学中更好地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兴趣,育人效果事半功倍。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1-0083-02
一、传统概率统计教学中的问题
(一)重概率轻统计
我国概率统计教学中普遍存在“重概率轻统计”的问题,具体表现为:(1)大多数工科院校概率统计课程只能讲授到参数估计中的点估计部分。因为学时较少,统计推断中重要的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只能作为自学内容。(2)大部分教师对于概率部分内容非常熟练,但是统计部分内容较为生疏。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公共基础课概率统计学时一般较少,例如安徽理工大学概率统计课一般为48学时;(2)统计推断部分内容,实用性很强,计算量也比较大,动辄数百个数据。因此,如果不借助软件仅靠人工计算确实难度很大。(3)考研概率部分的试题一般不考统计部分内容。
(二)重理论轻应用
概率统计特别是统计推断部分的内容有着很强的应用背景,例如:近些年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的赛题,几乎都涉及到统计学的内容。对已给数据进行初步的检验、分析比较、分类筛选、总结回归等,这些都是评阅要点中明确指出的重要得分点。由于教学中没有涉及统计推断部分的内容,造成很多参赛学生只能临场边学边做,十分被动。
由于长期轻视统计应用的教学,造成很多数学专业的学生在毕业设计时选题范围十分狭小,很难写出高水平的毕业论文。
(三)重解题技巧,轻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长期以来概率统计相关习题主要以手工计算为主,因此过分强调解题技巧。例如,古典概型的题型中需要很多排列组合的技巧、计算一些连续型变量的函数型分布和函数型数字特征时需要用到很多积分技巧等。但是很多实际的问题,例如以统计推断为背景的题型,往往更加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包括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分析数据、标准化数据等),以及借助常用软件计算一些常用统计量的值等。由于平时疏于这方面的教学,很多学生遇到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往往束手无策。
二、多种数学软件辅助教学的优点
引入多种数学软件辅助教学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概率统计总课时有限,不可能系统地学习某一特定的统计软件。针对不同问题的特点,选择最为有效、最简单的数学软件来解决。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增加效率。本文在第四部分会结合实例进一步说明。
2.通过多种软件的使用,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学到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无法获取的实用知识。
三、多种数学软件辅助教学的具体措施
具体如何来改善传统概率统计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各学校可以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结和自身条件因地适宜地选择不同的措施。下面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1.开设概率统计教学实验课。概率统计总课时并不多,课堂时间在专门介绍应用以及各种软件的使用确实时间不够。因此,可以在原有的课时基础上专门增加3~4次实验课,结合各种软件讨论和解决概率统计别是统计部分内容。
2.录制教学视频或者直接收集相关资料。因为各学校的课时都比较紧张,如果无法开设单独的实验课可以录制视频,或者直接给学生提供相关的资料。最好能够建立相关的监察机制,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和督促学生自主学习。
3.开展相关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在高年级学生中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选题中有针对性地加入一些统计类型的课题。
4.利用数学建模平台建立跨学科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给各学科提供了一个重要合作契机。统计学在数学建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每年都会有与数据处理、数据检验和分析等相关的题目。可以把历年来有关概率统计内容的题目在学生中进行推广,也能提高学生的概率统计实际应用能力。
五、结束语
通过本文第四部分可以看出,很多概率统计的问题如果借助数学软件来解决可以省去很多烦琐的计算过程,有利于解决更加复杂的实际问题。如果能够在平时教学中加入适当的数学实验课,学习相关软件的使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一举解决传统教学中的诸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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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韦程东,唐君兰,陈志强.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探索与实践[J].高教论坛,2008,(2):98-100.
有些理论家指出,目前,从书法的表象来看,若有复兴之势。受时代整体审美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书法的创作形式较以往有了更为广阔的选择与借鉴。其中不乏创新之举,但同时也衍生出大量的格调偏低的品式追求,创作者不理内质,偏重华而不实的形式表现。如此,很不利于书法事业特别是创作方面的健康发展,所以对“古雅”有关内在品质、结构原理及获得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提升书法的艺术高度和厚度等方面,无疑将会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
“古雅”作为一种艺术欣赏的审美范畴,是指艺术作品在内在气息上能反映出较为久远又深厚高雅的独特趣味。在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对“古雅”的审美追求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国维在其著名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对古雅的审美内涵作了深刻的阐述。他以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为基础,由康德的“美本来只涉及形式”引发出去,得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立点。虽然有些绝对,比如,他排除了美在内容上的要求,但对于形式美学的建设,树立了一个参照系,就这一点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是有其可贵之处的。他的有关古雅的审美范式就是基于该立点而来的。
对于“古”,王国维说道:“吾人所断为古雅者,实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断之。古代之遗物无不雅于近世之制作,古代之文学虽至拙劣,自吾人读之,无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观之,殆不然矣。观古雅之判断,后天的也,经验的也。故亦特别的也,偶然的也。此由古代表出第一形式之道与近世大异,故吾人睹其遗迹,不觉有遗世之感随之,然在当日则不能。”在该段议论中,王国维指出,古是时间的作用与影响。因时代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认识,如同样一件艺术品,在它产生的时代,有可能不被认可,但却被后人推崇。所谓“若自古人之眼观之,殆不然矣。”
在书法艺术中,“自古人之眼观之,殆不然”的现象尤为突出,《佩文斋书画谱》中很有一些关于今天当做书法作品的“古意”的评述。如“《丁亥父山尊》,铭字画奇古,不容尽识。”(《钟鼎款识》)“《鲜鼎》,铭一字,作鱼形,款识简古。”(《钟鼎款识》)“《召仲考公壶》……此壶文更奇古,体类大篆,周宣以后物也(《钟鼎款识》)。”所列钟鼎均为三代遗物,而且都谈到了作为具有美学价值的古的问题。而在当时,人们在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中(钟鼎器多为高温的液态青铜浇铸而成,壁上的文字在制作陶模的同时已刻画好了,器皿成形过程更多的成分为工艺制作流程),并没有今人的理性分析掺杂其间,更多的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时人自然不会觉得时物为古,更不应说由古而美,上升到艺术审美了。至于对古的追求,则是后人的事。同时,因为时间的作用,会使实物发生变化,这一点不容置否。由此带来了另外一种审美意象,那就是朦胧美。特别是一些石刻文字,因为自然界风霜雨雪甚至人为捶拓等外在因素的作用,使作品呈现残缺、模糊的审美感受。这就是有学者的“历史能在审美的天平上不断增加砝码,时间的力量能使不美者美,美者更美,这就是高古之美――历史造成的时间距离及其残缺斑驳的形式之美”的论调。这种视残缺、模糊、断损、剥落、陈旧为别样的审美意象从唐宋就开始并有意识的追求了,如对《石鼓文》的评价,就很明显地看出。像韦应物的《石鼓歌》云:“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漫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诗中“风雨缺讹苔藓涩”即对石鼓因受自然外力的侵蚀风化所滋生的状貌描绘。又如,苏轼也在他的《石鼓歌》中说道:“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其中,“模糊半已隐瘢胝”、“娟娟缺月隐云雾”等也是对石鼓文的朦胧美的描述。很明显,所有这些描绘,都是在作者怀有礼赞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的。
对于“雅”,王国维说道:“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唯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夫然,故古雅之致存于艺术而不存于自然,以自然但经过第一形式,而艺术则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
此处的“第一形式”是自然中的形式;“第二形式”是作品中的形式。自然中的形式是原生状态,作品中的形式是再生状态,它是经过作者艺术创造、巧妙加工而出的形式面貌。只有通过作者利用合适的艺术手段、表现方法和工具,才能使自然中的形式状态上升到一定的艺术境界。对此,王国维又说道:“吾人所以感如此之美且壮者,实以表出之之雅故,即以美之第一形式更以雅之第二形式表出之故也。虽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得由第二形式之美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
那么,“雅之第二形式”如何获得呢?从两个方面讲,一是创作主体,二是创作客体。
第一个问题,关于创作主体的“雅化”问题。在进行艺术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即创作主体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在接受来自本身的对已创作的作品的欣赏和反思,他本身就是在已拥有的审美范式和理想表达的保障下进行艺术创作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牵扯到作者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艺术价值观)的取向问题,或者简缩为人格问题。“雅化”的人格表现在高尚的思想品德、纯洁的志趣爱好、渊博的学识修养、宽阔的胸襟胸怀,等等。对此,古人已认识到了,如清代刘熙载《书概》中说:“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文中第一句中的“士气”就是指书卷气,文化气,或曰“雅气”;最后一句“士之弃也”的“士”为读书人,在封建社会中,“士”为一个群体,一个受到各种教化、艺术熏陶的文人群体。因为所受教育原因,常表现出一种磊落萧散的情怀,具备高尚人格,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客观上有偏颇,但着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封建学子。
由此,很容易引出创作主体“雅化”的量化指标。
其一,注重人品建设。
何为“人品”,邵大箴先生说:“首先,是指艺术家的主体人格,指他的人格力量。所谓人格力量,突出表现在他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注上,表现在他对社会现实、对人生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和出于这种关怀的独立判断与独立思考。这种人格修养对艺术家来说不可或缺。其次,才是其他方面的修养。”在我国历史上,从汉魏开始,历代文艺批评家都把艺术品当作艺术家的人格物化,对艺术批评常与人品评价联系起来。这种把人品、艺品捆绑一起对艺术作品综合评判的做法从汉末出现后,在两宋时期达到兴盛,延续明清,直至近现代,数千年来影响不衰。因为书画一事,从表面上看来,是一门技术,深入内里是艺术,艺术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客观反映,是人的内在人格力量的表现。于是艺品高低很直接地反映了人品的高低。
朱和羹《临池心解》中有关于人品与书品关系的详细论述,曰:“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蔡襄)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则士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朱和羹这番议论与苏轼的“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唐氏六家书后》)如出一辙。这种评判方式要求艺术家在追求艺术表现、艺术传达、艺术技巧至臻完美的同时,能够追求自我人格的逐步完善。很长时间以来,这种艺术批评的方法论一直在我国传统艺术赏评中占据主要地位。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艺术批评的角度和立点都在发生变化,对艺术作品批评更多地来自作品本身而不是人,但在艺术教育的功用性方面,由人品而提升艺品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应该提倡。
其二,读书万卷,行路万里。
先看古人对有关学问于书法中意义的议论:张怀《书议》云:“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其中的“文”是指文辞、写作能力,也就是学养;“墨”指写字,书写水平。苏轼有诗曰:“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东坡集》)。”黄庭坚《山谷文集》:“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贤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书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在绘画上面也有读书万卷、行路万里,方可作画的说法,那就是明代的董其昌。对这个问题,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解释道:“画之为学,包涵广大,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九流杂技,无不相通,日月经天,江河流地,以及立身处世,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有画。非方闻博洽,无以周知;非寂静通玄,无由感悟(《画学之大旨》)。”事实上,书法何尝不如此。
为什么古人和今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读书、做学问在书法中的作用与地位了呢?我们知道,在各种门类艺术中,书法的载体比较特殊,即汉字书写。在文字体系中,汉字本身的抽象特点已使其从开始就蒙上神秘的色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书家学者的创造、研究,赋予书法、线条、笔墨丰富的审美意象,所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陆维钊先生所说:“写字,如仅从技巧上来说,的确可以说是‘小技’;然而区区小技要能通乎‘道’,体现书者的崇高理想和高尚的人格,非有很高的修养和广播的学识,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书法》第三辑)。”同样,陆维钊先生还说过:“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少了这个就立不住。古今没有无学问的大书家,我们浙江就有这个传统,从徐青藤、赵叔到近代诸家,他们的艺术造诣都是扎根于学问的基础之上的……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就不能静心做学问。”
其三,提升审美情趣。
因各方面的综合原因,不同的审美主体对相同的审美客体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杜甫的评书标准为“瘦硬”,他有“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诗句,于是对以瘦硬为特点的柳公权书法倍加推崇。而苏轼和米芾却持不同看法,苏轼在《孙莘老求墨妙亭》中有:“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米芾称规矩的柳书为“恶札之祖”之另一员(还有一员为欧阳询)。从事物审美的多样性来看,苏轼的“各有度”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于是,审美主体本身的审美素养的高低(或不同取向)将直接导致对作品的评判结论。如何提升审美情趣呢?关键也在读书,“不仅是读本专业的书,而且要读文史方面的书,这是因为文史书籍所传达的知识是其他专业知识的基础,只有基础扎实了,其他专业方面的知识才能融会贯通……其实,艺术家要感悟人生,感悟的资料来源,除直接的生活经验外,还有通过读书间接获得。由近(直接的生活经验)到远(间接地书本知识),由远到近,如此迂回往复,艺术家的感悟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书法上看,古代书论家早已对书法的品评做好了三六九等的分类梳理了,如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有:“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蔡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这些比喻,上文已有说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美学和艺术评价的一大特色,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人物品藻的角度由实用转向审美,即以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比喻人格;二是以人格魅力比喻艺品高低。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所列即是对东汉以前代表书家书风与客观物象的鲜明对应。品读这些评价,再反观具体作品,无形之中会提升审美主体的认识水准。再如,宋曹在《书法约言》中关于“贵”与“不贵”的审美准则的描述,虽然是他个人的审美观念,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文人的整体审美准则。这“贵”与“不贵”即是:“笔意贵淡不贵艳,贵畅不贵紧,贵涵泳不贵显露,贵自然不贵做作。”王羲之书风特点(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和康有为书论宗旨(和平简静、遒丽天成)都与宋曹的审美观念暗合。
由此可见,书法审美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呈现“与时俱进”的特色,但作为书法本体、作为艺术发展、作为技巧层面的诸多表现等,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所以对古人审美情趣范式的梳理,将有利于我们对更宽视野的书法审美的把握。
其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个问题是一个艺术格局的问题、气象的问题,因人而异。如周星连《临池管见》云:“古人谓喜气画兰,怒气画竹,各有所宜。余谓笔墨之间,本足以觇人气象,书法亦然。王右军、虞世南字体馨逸,举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气,即所谓喜气也。徐季海善用渴笔,世状其貌,如怒貌抉石,渴骥奔泉,即所谓怒气也。褚登善、颜常山、柳谏议文章妙古今,忠义贯日月,其书严正之气溢于楮墨。欧阳父子险劲秀拔,鹰隼摩空,英俊之气咄咄逼人。李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坡老笔挟风涛,天真烂漫;米痴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二公书横绝一时,是一种豪杰之气。黄山谷清癯雅脱,古澹绝伦,超卓之中,寄深远,是名贵气象。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所论重在最后一句“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为了达到某种气象,要海纳百川,尽量接受更多信息、吸收更多养料,不可固步自封、自命不凡。丰坊谓“旷达则风度闲雅,可以寄百里之命”。一个人如果没有宽阔的胸襟,其势必将狭隘,气局弱小,意境萎缩。
第二个问题,关于创作客体的“雅化”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即更多地表现在技术操作层面,有了创作主体雅化的人格修养做支持,这个问题就变成一种顺承关系,也是合二为一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形式;一是作品的内容。
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和内容都直接显现作品的本来面目。但这里所指的形式与内容与我们所说的形式与内容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所探讨的“内容与形式问题,通常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的含义:(1)就任何一部具体的艺术作品而言,其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与别的作品不同的个性;(2)就一类作品而言,即通常所说的艺术的种类和体裁,是指某些艺术作品就其在反映的对象、表达方式和传达手段等方面具有共同点,因而在这些艺术品之间不论内容与形式都存在着共性,而与其他类型相比,又具有特殊性;(3)就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艺术品而言,或者在一种艺术类型内部,或者在几种艺术类型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风格的类似性或一致性,这就是所谓艺术流派。”我们所说的作品的形式,也是指在艺术表现中通过技巧运用所呈现的某种具象(在书法中是一种抽象的具象,书法线条本身是一种极具抽象意味的线条,但结果出现了一种具象表现,那就是具有各种审美意象的线存在),不过作为书法表现的审美考量,这些线条要蕴含丰富的独具东方美学思想的美感信息,或苍茫浑厚、或清丽可人,不一而足。这些正是书法线条中应该拥有的内容,而“作品的内容”则专指书写内容。
在艺术表现和审美中,最终形成的认识和心理感受首先得通过作品的直观面貌,再经过审美主体根据已经存在的审美经验和思维重组,结合作者的全面修养,从而大略勾勒出作品的内在品质和价值,完成审美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因创作主体的不同,所表现的雅的方式是多样的,同样是雅,却有古雅、文雅、典雅、秀雅、淡雅、清雅、高雅、温雅、儒雅之别。但所有这些雅,都蕴涵着一个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作品从内在质量上看都属于上乘之作,不论是从局部还是到整体。关于作品内在质量高下的阐述,在古人书论中屡见不鲜。丰坊《书诀》云:“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则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则如壁坼:言布置有自然之巧也。指实臂悬,笔有全力,衄顿挫,书必入木,则如印泥:言方圆深厚不轻浮也。点必隐锋,波必三折,肘下生风,起止无迹,则如锥划沙:言劲利峻拔而不凝滞也。水墨得所,血润骨坚,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于曲直,则如折钗股:言严重浑厚而不必蛇蚓之态也。”丰坊的这番总结几乎涵盖了线条中最典型的价值观念,用今天的话讲,即代表了最高境界的线形模式、搭配组合、血肉气脉、形质神采等。达到这样高标准,作品自然脱俗。
在章法布局、尺幅形式、装饰装裱方面等,要讲究大方、和谐、高雅的原则。古代,包括近现代的一些书法杰作中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形式稍加变革就可出新。完全没有必要像如今众多展览中出现的一些花里胡哨的所谓形式创新,诸如各种拼接、纸色变换、故弄玄虚的做旧等。在日趋注重内涵建设的当代书法创作世界中,那种“形式高于一切”的创作理念已不再时髦,相反只能引起人们对作者投机心理的轻视,创作者预期的艺术收获不会出现,对于还有清醒头脑的创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打击。
另外,对作品内容的选择要十分慎重。因时代原因,古人在文学修养上普遍高于今人,所以他们的作品多为自己的诗文,文辞优雅。当今书家写自己诗文的为数不多,更多的是抄录古典名篇,诗词歌赋。但在选择的时候要合乎客观实际,一方面,起到了励志、礼教、怡情功效;另一方面,还为艺术教育的社会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不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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