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经济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体验经济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见诸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其后这个提法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大会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o“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这一切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责任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悄然打响，这对我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中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了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如何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国的能源以煤为主，缺油少气，这是国情，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的选择有限。在电力中水电占20%左右，火电占77%，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甘环境的威胁不容忽视。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耗的主体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中国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难于令人满意，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以2006年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首先，中国是一个极具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而发展低碳经济是抵御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挑战的积极措施。中国有责任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作出贡献。

再者，中国能源相对贫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过高的国情也使我们必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否则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和不可持续的。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按常规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赶超的机遇，这也是我们必须抓住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

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端正认识，提出正确的引导意见。例如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低破经济的是英国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国能源正从自给自足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2003年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迫在眉睫，提出创建低碳经济的思路应运而生，而我们的能源问题和高碳排放带给环境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英国轻松，我国政府基于这点坚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包括制定指导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货等措施来引领低碳经济发展，这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采取促进低破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只有这样，中国向低碳经济转换才有现实的基础。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能经济”。但现阶段太阳能发电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多数地区风能发电成本高于煤电、水电，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目前离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取的商业化目标还很远，以大量消耗粮食和油料作物为代价的生物燃料开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粮食、肉类、食用油价格上涨。从世界范围看，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能达到世界电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化能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破经济”、“低破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它在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篇2

在当今世界石油期货已经稳稳的站在美元百元之上，黄金期货价也一度触及1000美元一盎司，各种有色金属材料期货价格也是纷纷上扬。最近的世界粮食价格又再次牵动人们的神经。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物质文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大肆消耗着地球有限的自然和环境资源，地球生态环境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个被被现代文明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地球，循环经济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在我国，由于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工业GDP占到全国GDP总额的近50%，比较农业以及第三产业而言，其对GDP贡献最大。而且，工业是直接面对自然界的产业，大量的从自然界取材生产，然后又大量地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每年为治理污染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高开采、低效用、高排放、高污染。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工业的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资源的依赖度、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都占了较大比重，尤其是采矿、冶金、制造、石化、煤焦、电力、交通等行业在这些方面更为突出。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7.4%，原煤31%，钢铁27%；我国每万元GDP取水量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美国的4.3倍、德法的7.7倍、日本的11.5倍！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消费模式是一种相对粗放的模式，主要表现在资源生产力和生态效率较低，而按照这种模式快速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与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是大相径庭的，也说明在我国建立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经济的管理与监测、预警制度的重大意义。

一般认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解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从系统上看循环经济可以如此理解：为了保护日益恶化的环境资源，有效实现生态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自然生态体系的客观规律，通过清洁生产、企业合作、宏观调控等方式，从生产源头上减少废弃物、实施物料的循环利用并建立有效的废弃物回收体系，最终使物质资源在生产与生活中循环利用的一种经济运行形态。

由此可知，循环经济涉及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的和谐统一，追求的是人地和谐、共同发展的发展观。因此，循环经济内涵包括：

第一，要符合生态效率。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使物质循环利用，做到物尽其用，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循环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清洁生产，实现生产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通过其循环过程，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第二，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就是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它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循环原理为依据，一方面通过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类别的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产业生态链，以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产生、物质循环利用、消除环境破坏，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的目的。另一方面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祸合，使物质和能量多级利用、高效产出并持续利用。

第三，要求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和生态化。集群是用来定义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达到效益的极大化，而且容易在集群区域内形成具有特殊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的多类别产业结构。

为此，主要指标可以有：

1.万元GDP能耗(吨标煤/万元)。指报告期内某地区能源消耗总量与GDP之比。其中能源总量指用于企业生产、生活的煤、电、油等能源的消耗。计算时能源均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折合系数折成标准煤。它反映了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是衡量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的主要指标，直接体现了工业的能源利用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2.万元GDP水、电耗(立方米、千瓦时/万元)。与GDP之比，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业用水、电效率、技术及资源管理水平的高低。

3.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千克/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消费结构及绿色消费意识程度。该值越高，说明该地区城市垃圾减量化工作突出，有利于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4.污染物排放强度(千克/万元)。指报告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主要考虑COD和S02与GDP的比值表示)。污染物排放强度可以直观体现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水平，同时也能够综合反映出生产技术水平和污染治理水平。其值越小，说明水质污染程度越轻。

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指从宏观上反映了区域工业用水及节水水平的程度，反映了工业企业节水技术及程度。

6．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指报告期内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的生活污水占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比例，用于说明城市所具备的处理生活污水的能力及对受纳水体的影响程度。数值越高，则对受纳水体的影响程度低。

7．工业废气(废水)达标排放率(%)。指报告期内废水(废水)中各项污染物指标都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外排工业废气量(废水量)的比例。反映了工业企业产生污染物对环境友好的程度。

8．工业粉尘去除率(%)。指企业在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能在空气中悬浮一定时间的固体颗粒物排放量。如钢铁企业的耐火材料粉尘、焦化企业的筛焦系统粉尘、烧结机的粉尘、石灰窑的粉尘、建材企业的水泥粉尘等。不包括电厂排入大气的烟尘。

其中：工业粉尘产生量=排放量+去除量

9.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指报告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1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报告期内城市及建制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占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垃圾产生量用清运量代替。

11．“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三废”综合利用产值是指企业利用“三废”作为主要原料生产和回收利用的产品产值。其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综合反映了地区开展资源回收利用的情况及其程度，将它纳入评价体系中来以便更确切地反映一个地区的资源化开展情况。

社会发展指标是衡量循环经济潜力和动力的重要标志，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程度。主要指标有：

12．中小学儿童循环经济教育普及率(用入学率代替)(%)指全市中小学儿童入学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应该作为一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工作来抓，尤其应针对中小学生。此指标体现开展环境教育的百分比。

13．教育事业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指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内拨款的教育事业费部分除以GDP的比重。政府财政投入应优先保证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应提升。

14．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指绿地面积和总占地面积的比例。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区级、居住区级各类公园、街旁游园，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15．绿化覆盖率(%)。指绿化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绿地面积的比值，反映环境质量状况。

16．城市噪声达标区面积(平方公里)。指城市中产生噪声的单位和个人能够采取防治措施，将噪声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以内的面积。

总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程度。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等，均对循环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和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是衡量循环经济潜力和动力的重要标志。主要指标有：

17．人均GDP(元/人)。指每人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实力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发展循环经济，本质上还是要发展经济，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能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促进其持续发展。

1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以现期价格购买基期选定的商品组合除以基期价格购买基期选定的商品组合的比值，是反映通胀率的一种拉氏物价指数。

1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指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用于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总体上看第三产业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为此，该值越高，表明循环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20．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反映了区域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及竞争力程度。高技术产业一般是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通过发展高技术产业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例在40%以上，表明社会的知识化、智能化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国民经济基本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道路。

21．R&D投入占GDP比重(%)。反映了地区研究开发投入(经费和人力投入)水平和能力，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能力。

22．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指在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中，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资金。包括工业新老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资以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所投入的资金。该指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反映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力度，同时也体现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情况。

在建立循环经济的监测体系以外，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核算体系的建立。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都用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及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和考核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因此，各级政府部门为了追求提高这一指标而忽视了环境付出的代价。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核算体系已经迫在眉睫，从企业到国家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核心也就是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破坏的损失纳入到经济核算体系中来，引导企业自觉树立循环经济理念，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绿色GDP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后的数值。绿色GDP扣除了环境和生态成本，才能真实地反映国家的发展水平，才能够真正地为决策提供判断依据。因此尽快出台绿色GDP核算体系是真正实现循环经济的一个环节。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是“点绿成金”的经济，它的魅力在于其带来环境效益的同时，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从几个方面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首先是以节能、节水为重点，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其次，以推行清洁生产和发展环保产业为重点，促进工业污染从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防治转变:最后，以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为重点，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为新台阶，为新型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在我国现阶段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参照2004年马凯主任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篇3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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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卢炯星.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经济法论丛,2006,(5):2830.

篇4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伦理大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篇5

一、相关理论研究及其意义

经济景气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五个阶段，已经有了大约近百年的发展史。最早的是哈佛指数阶段，该指数是由13项监测指标根据时间差异关系分别编制的。包括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投机指数”、与商品交易市场有关的“商情指数”，以及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金融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指示景气动向，而且能够超前预报；第二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形成阶段。1937年密切尔和伯恩斯研究了近500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选择了21个指标构成超前指示器，之后又提出了研究报告“循环复苏的统计指标”，预测出了经济转折的时间，并被后来的实际经济波动所证实；第三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发展阶段，这阶段对扩散指数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第四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国际化阶段，20世纪七十年代，NBER和穆尔的国际景气研究中心将经济景气方法用于监测分析国际经济波动，最初建立的是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第五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创新化阶段J.H.斯托克和M.W.沃森提出了新的景气指数概念和制作方法。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景气指数方法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

景气研究思想在不断开拓创新，实际应用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监测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相关的研究工作，近十几年我国景气指标的相关研究累积了大量经验，并逐步建立了我国景气指标体系，用其监测分析我国经济波动。

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无疑是当今全球经济中最好最大的事件，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无疑成为监测的重点，我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有很好的多样性，加之对我国区域经济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所以对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我国相关理论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尽管景气指数方法在国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我国理论发展还相对落后，缺乏理论创新。本文试图从景气循环指标体系的领先、同步、滞后指标的模式中将先行指标分离出来，对先行指标和先行指数进行研究，对景气循环方法的深层次研究以得出较为适合的区域经济特性的先行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提出将以一个区域经济数据为背景来建立实证分析，构建出区域经济运行监控的先行指标体系，对省一级政府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协调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快速平稳运行、避免出现较大波动有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景气指标体系构建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对我国旧先行指标体系进行了必要的参考，旨在建立一套适应当前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的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本文对指标序列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在指标筛选方面力求更符合区域经济特性，对经济波动更敏感。

二、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区域经济先行指标的选取一定要切实结合区域经济的特性。由于我国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分布和政策上的原因，我国各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区特色的经济，包括金融外贸服务型、农业加工和能源矿产型等等各种类型的经济。在早期已经研究的经济指标体系下，还要着重考虑能反映区域经济特性的经济指标。

除此之外，选取指标的原则包括：1、先行性。所选指标对GDP有明显的先行性，其变动先于基准循环指标，能够在一个比较早的时间显示、预测总体经济波动，对GDP的变动有一定的导向性。2、经济重要性。与基准指标之间的先行关系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能够引起经济活动的波动，表现经济主体的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调整迅速。3、周期性。其周期趋势必须领先于基准指标，并且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来讲，与基准循环波动相比，先行指标的趋势变化至少领先3个月，并且表现为两次以上的单向引导关系。4、数据质量。统计覆盖的序列口径宽广，尽可能覆盖经济重点部门的指标序列，数据在月份而不是季度基础上编辑，数据及时易得，无间断，无频繁修正。

指标的筛选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统计体系及统计方法的不断完善，统计的种类越来越多，统计指标的数目也日趋庞大，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信息资源。其中，影响景气波动的不仅有产业的活动，还包括就业、金融、财政、消费、物价、库存、贸易等领域的广泛的经济活动，因此收集数据时应尽量包含这些领域。

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还应考虑到以下几条基准：（1）经济上的重要性；（2）统计上的充分性；（3）统计的适时性；（4）与景气波动的对应性。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指所选指标在景气的把握上是特别重要的，并且代表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域，所选指标合起来代表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统计上的充分性是指该指标是月度（或季度）统计数据，并且数据区间较长、较完整、覆盖面大、可信度高；统计的适时性是指数据能及时定期地统计上来，并予以公布，在每月（季度）后的1～2个月（季度）内即能使用；主要参照以下标准：（1）指标跨越的时间尽可能长，一般时间跨度至少包括5次循环。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当缩短跨越时间长度的要求；（2）先行指标的峰值比基准循环的峰值先行至少三个月以上；（3）各个先行指标的特殊循环与基准循环接近一一对应，且在最近的连续三次循环中，至少有两次循环的峰值保持先行三个月以上。通常，指标体系是用于监控实际产出的周期性波动，为此要尽量采用指标的不变价序列。三、指数的合成及检验

经济景气指数是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变量波动的相对数，具有简洁性、直观性的特点。经济景气分析就是利用经济景气指数将不同数量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以综合度量，进行动态比较的一种综合分析方法。经济景气指数从最初数据筛选到最终指数合成，编制过程较为复杂。初选指标组确定后，要进行基准循环模式的确定、基准指标的选取和对指标初步分类等工作。对季节性明显的指标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去掉季节因素，通过比值求出指标的增长率序列，然后进行第二次调整去除不规则因素，得到景气指标增长率序列组。合成指数CI不但可以反映景气变动的转折点，还可以把握景气变动幅度的相对大小，并给出数量标志，因此采用CI合成指数。在合成方法上，使用美国商务部的合成指数计算方法，并使用等权。通过K-L信息量法、时差相关分析法和峰谷对比分析法，对指标增长率序列组进行筛选、分类，确定出景气指标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终选组。

先行合成指数用来预示未来经济运行轨迹的变动趋势；一致合成指数用来反映当前经济运行方向和运行力度；滞后合成指数用来最终确认经济循环的转折点和经济运行的某一状态是否开始或结束。利用合成先行指数曲线和GDP增长率进行比较，以检验合成先行指数的先行预测效果，并且可以通过实际应用对各合成指数的效果进行检验，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

四、结论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经济景气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区域先行指标体系，但我国较薄弱的数据基础给合成指数的编制带来困难，加上我国的统计体系还不完善，统计的范围还不够广泛，统计数据的时间长度也较短，统计口径经常调整。再者，在指标合成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有待改进，比如时差的测定数据平衡性检验等方面。

合成指数所使用的指标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去除了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序列，增长率循环分析仍是景气分析的主要方式。区域经济政策作用具有不确定性，给经济景气分析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最后应该指出，经济指标的循环特性是不断变化的，同时，统计数据采集方法也在不断调整。指标体系使用过程中要定期考察各指标的先行稳定性，及时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修订。

区域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区域宏观经济走势，增强区域经济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建立一套适应各区域经济管理所需要的经济景气指标监测预警体系并定期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经验的同时，如何使区域景气指标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相关研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到模型方法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后续的努力，最终使完善的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篇6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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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1.1对经济责任审计认识不够

不同部门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认识不同，客观上造成经济责任审计难以开展。从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定位上看，有人认为经济责任审计在干部监管中发挥有限的作用，既是经济监督又是行政监督，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行为受多方面行为规范的制约，由此形成道德、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公共责任与控制有机结合的监督体系，各种责任交织一起，很难把握准经济责任审计的地位。但社会大众及有关部门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定位过高，而将审计结果的运用简单化、绝对化，影响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开展。

1.2审计时间不足。审计力量有限

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时间跨度大、工作量重、时限紧迫的综合性审计工作。由于很难预测组织、人事部门委托审计的时间，不能列入审计工作计划内，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和范围较广，而审计时间要求往往比较紧，要准确界定领导干部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评价干部的工作业绩，在有限的时间内就很难达到目的。还有一些审计工作是临时交办的，审计时间与会计决算期也不一致，基层审计人员任务繁重，加上目前高素质的审计人员较少，这使审计力量受到限制。

1.3审计人员素质不高

经济责任审计的高要求、高难度与审计人员素质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审计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资料的占有和对宏观经济形势下领导干部行为的判断。这就要求审计人员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而我们相当审计人员的素质还达不到这个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知识、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偏低，专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多，缺乏必要的审计专业知识和技巧，但需要审计的项目众多，往往在审计委托书下达后临时组建审计小组，很难保证审计人员的质量。

1.4经济责任审计评价难

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评价的准确、恰当、公正、客观与否，直接关系到审计质量和风险。由于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广泛性，它包含了财务、法纪和绩效等各方面的内容，综合性很强。审计评价的内容、目的、要求不明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给审计工作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和伸缩性，使审计评价难度增加。

1.5审计结果运用较差。重视不够

审计结果运用主要是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部门的工作范围，客观上造成了审计与结果运用的分离。审计机关要应付过多的审计项目，没有运用好审计结果，虽然工作上付出很多，但是收效甚微。经济责任审计在结果运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审计结果的利用率低，“先离任后审计”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审计结果报告滞后于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用人和审计脱节；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对审计结果的态度，多年的审计实践已充分证明，若得不到当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领导干部的重视，审计结果很难以得到有效运用；审计结果的不公开不透明，审计结果运用缺乏标准，对审计结果的有效运用也会带来不利影响。2改善经济责任审计的对策

2.1提高认识，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

要搞好经济责任审计，提高认识是关键，必须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宣传，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经济责任审计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营造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氛围，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到经济责任审计是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中央及各级部门要高度重视经济责任审计相关规章制度的完善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一些新的制度、规定和办法。对审计结果运用中各机关的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运用反馈和检查制度、运用情况督查制度，以有效地促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2.2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极强的审计工作。实践证明，保证审计工作质量的前提是提高审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加强对审计人员自身执政能力的培养。各级单位部门要选派那些经验丰富，具备相应的技术资格和业务能力的审计人员充实审计队伍，还要加强对审计人员的后续教育与培训，使审计人员形成一种基本的职业意识，这种职业意识应随着经济责任审计的职业化规范的健全而逐步强化，将审计人员从行为的强化延伸到思想意识上的强化，保证审计的独立性。

2.3合理利用审计力量

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量较大、时间要求紧，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前提下，必须合理运用审计力量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首先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共同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和被审计单位有关人员的积极配合，是开展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基本保证。其次要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的计划性，妥善处理工作任务较重与审计力量有限的矛盾，合理安排、统一组织。再次要对审计工作进行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的作用，提高审计质量。

2.4规范审计评价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要考虑到目前审计机关的工作量，并围绕审计目标、被审计人的经济责任和不同单位或部门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实施。要做好审计评价工作，必须坚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要的是在进行审计时，要遵守党和国家制定的各种法规、经济政策、规章制度等，也要遵循从事经济活动处理经济信息的各种理论上的原则、程序和方法，以及社会公认的一般惯例以及科学上、职业上的规则等。审计评价必须突出重点，结论要恰当、准确，不至于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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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人在《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解析》一文中指出了该法案所蕴含的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性质，这种特别的性质，不仅使它与以往的土地法案不同，而且，本质上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出租等权限，而这些权限，在过去绝大部分是归村委会的。进一步看，2002年土地法案实际上剥夺的村委会关于对土地各种权限的权力，这正是2002年土地法案光辉之处。但是，依据产权理论，如果不使私有产权落入共有领域，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也需要有效地保护产权。2002年法案只是清楚地界定了土地的大多数权利归属于农民，但是并不能保证农民能够真正地拥有这些权利。在以往的土地法中也规定了农民的一些土地权属，如土地承包15年不变，或30年不变，但是由于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保护自己的权利代价太大，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被村委会剥夺了这项权力——未到承包期强行收回土地等等。阻碍农民不能确保行使自己的土地权利的障碍有两个：（1）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或者说村委会或乡政府越权行使自己的权力，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2）乡政府或村委会通过收取各项税费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或土地租金，变相侵占农民的土地产权。

本文从这两个问题出发，研究农村的方案设计问题，指出一些流行观点的错误，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租、税、费之间的关系

为了清楚地说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关系，本人先从一个简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假设农村土地制度只存在两个当事人：村集体（村委会）和个体农民。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其经济关系是市场关系，交易费用为零。在如此假设下，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如果村委会不自己耕种农田，并且所有的土地都由农民耕种，农民和村委会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土地的租赁关系。如果村委会除了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不能将农地转作他用，那么，这个村的土地供给就是既定的，因此面临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如果将村集体作为土地的出租方，农民作为租赁方，租金率就是市场的均衡租金率R，农民按这个地租率交纳地租给村委会，村委会按此地租率收取农民的地租。当然这暗含了在此地租率下农民愿意租赁的土地数量都可以被满足，因为租地农民的租地数量若多于村委会拥有的土地数量，均衡地租率会上升；而租地数量少于村委会的土地数量，则均衡地租率会下降。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此时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经济是有效率的。

如果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加进政府，政府以征税人的身份出现，政府征收一个为T的数量税（征收从价税与从量税的道理完全相同），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税负T完全由村委会承担，农民的收入不受影响，土地的配置效率也不变，此时，村委会获得的实际地租为R-T。

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T等于地租，则村委会得到的地租率就为零，即R-T=0。若政府征收的税收T大于R，则村委会每出租一亩土地将赔钱T-R块钱，这样村委会将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从而政府也将不会拥有税收，因为无人耕种土地。因此从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政府的税收不会高于地租率R，一般地说应该小于地租率。

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归属于村委会，村委会将土地承包给农民，收取一定的土地承包费F，政府对农民征收一定的农业税。按中央文件，村委会承包给本村农民的土地所收取的承包费用是非常低的，若加进政府所征收的农业税，仍然低于市场上的租金率，即R-T-F>0。由于村委会除了征收土地承包费外不再征收地租，因此，农民的土地净收益扣除了村委会的承包费F和政府的税收后，净收益大于零，这意味着农民获得了部分的地租，或者说农民拥有土地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但是，土地的这部分地租并没有完全地归属于农民，村委会除了向农民代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和为村集体征收的承包费之外，还向农民征收各种各样的费用。这些费用名义繁多，基本上包括税、费和义务工三部分，扣除农业税外，还需征收：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费部分指乡政府征收的乡统筹和村提留，包括：民兵巡联费、计划生育费、五保户、现役军人费、教育附加费、城乡道路费等五统；村集体征收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三提；义务工包括：10个标准工作日的义务工和20个标准工作日的劳动累积工，另外还需加进各种集资款及不定期的杂费收取等等（部分项目在税费改革中已经被消除了），这些已演变成目前我国农村越演越烈的农民负担沉重问题。这些费用，有些是按人口征收的，可看作人头税，有些是按土地征收的，可看作是土地税。若令按土地征收的费用为H，则一亩土地的收费总额为：政府税T+承包费F+其他各项按土地征收的费用H。如果土地租金R扣除这些税费项目后还有盈余，即R-T-F-H>0,农民还拥有部分土地净收益，因此，农民还会继续耕种农田，但是，如果R-T-F-H<0，说明农民耕种土地的净收益为负，即每耕种一亩农田将赔钱，农民就会弃荒土地。就前者而言，因为农民拥有部分土地的净收益或部分土地剩余，这就为村委会滥收费提供了空间，村委会各项收费项目就有可能增加。若令H上升，直到R-T-F-H=0为止，农民处于放弃农地的边际上，这一点就是村委会增加各项收费的边界点，只要收费项目低于这一点，村委会增加收费项目就不会使农民放弃土地，只要高于这一点，农民就会放弃土地。

如果进一步假设，农业税T和承包费F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变化的收费项目就是H，只要存在R-T-F-H>0，村委会就会增加H项目，直到R-T-F-H=0为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区农民负担会越来越重的原因，村委会在不断攫取农民的土地净收益。

若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村委会是否就不能攫取农民的净收益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税和租的区别。

无论土地的所有权归谁，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农民就拥有了土地的收益权、使用权、转让权。土地的转让权包括土地的出卖权、出租权和废弃权。如果农民自己耕种土地，土地的收益扣除土地的各项投入还有剩余，这剩余部分就是土地的地租，因为农民拥有土地的收益权，因此地租归农民所有。如果农民将土地租给他人使用或耕种，就会收取地租并归农民所有。如果政府开征税收，税赋负担将完全的落入农民头上，而不论农民自己耕种土地还是租给他用。假设政府的税收低于农民获得的地租，则农民将继续耕种或拥有土地；若税收高于地租，则农民就会将土地弃荒，不仅不会耕种，也不可能出租，若税收等与地租，则农民处于耕种与弃荒的边界。

同理，如果政府税收低于地租，但是村委会拥有继续征收其他土地费用的权力，那么村委会所征收的这些费用就相当于向土地的征税，这些费用依然用承包费F和其他杂费H表示，则总税费为T+F+H。

这些总税费将由拥有土地私有产权的农民负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

这个结论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还是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就将负担税赋，如果农民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将支付所有的税赋，但是税赋的最高支付率等于市场的地租率。由此而得出如下推论：

土地税赋支付者支付的最高税赋率等于市场地租率。

三、流行的观点

目前，流行着形形的关于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问题的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土地私有化、税费改革、制定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取消镇政府村委会、加强基层的民主化进程等等。本文的这部分，将详细论证各观点的利弊及其在实际应用中所起的作用。

1.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主张土地私有化者有之，反对土地私有化者亦有之。本人对土地私有化持赞成态度，但本人主张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产权是可以分开的，只是将土地的私有产权界定给农民，而政府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的宗旨也正是如此。本人所以坚持土地的私有产权，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产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村政府会产生更大的收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人拥护土地的私有产权。但是土地的产权私有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农村所存在的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两大难题，其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制度或合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产权，否则制度或合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将会发生。实际上，在我国农村虽然土地的私有产权没有清楚地界定给农民，但是，农民和村委会所签订的土地承包法案中的各项权利的确实是相当清楚的。就土地承包年限而言，无论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法案还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法案，都确切地规定了承包年限，中央文件也规定了第一轮承包期是15年不变，第二轮承包期是30年并且不变。但是，中国许多村庄不仅没有忠实地履行土地承包合约也没有忠实地执行中央文件。就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这缘于两个原因：其一，村委会不能忠实地传达中央文件，故意或非故意地剥夺了农民的知情权（因为农民文化低、农村信息缺乏）。其二，农民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或者保护他的权利成本太高而放弃保护。如农村村民因土地承包纠纷而打官司将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不安全问题。

第二，正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论证的：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如果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但村委会拥有对土地征收税费的权力，那么土地所产生的所有剩余——地租，在理论上讲完全可能归村委会所有。或者说村委会通过它的征收税费权力，成功地将地租全部归其所有。

因此，土地产权私有化尽管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和税费负担沉重的问题。

2．税费改革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或降低各项税费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热衷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解决农民负担沉重的唯一出路。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法案有关问题的通知，接下来，中央接连下发了关于税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从实践上看，有些地区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有普及的趋势，有些地区为了防止滥收费，采取了一事一议和各项收费登记在册，农民人手一册，而未登记在册的收费农民有权拒交等具体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不明显，手续也相当繁琐，交易成本较高。另外，本质上也并没有更本解决农民的负担沉重的问题。或许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农民税费总额，但是却比必然意味着农民不再承担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不过直到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数据说明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税费负担下降。而且，有些税费虽然被改革掉了，村委会还会变换花样收取其他的费用，因此，农民的总税费可能并未减少。

3.关于制订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

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但是，产权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因此，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村委会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4.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

有些学者将农村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须实行的。但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代价昂贵的。并且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依赖于整体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在整个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一个村的民主自治组织并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治。

5．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

这项措施与前几项措施比较，不仅相当极端，而且也比较孤立，难以取得较多人的认可。但是，作为一项极端的改革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持该观点的人士认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可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没有给出其论断的实证分析，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明。本人认为，从经验上说，撤销乡政府和村委会，由县级政府直接面对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其行政管理费用将是巨大的，行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历史上看，至少从明清时期，行政设置就已经建设在乡一级了，而各个村也有公共机构，虽然它不是一级政府行政机构，但是可以协调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农村的行政结构基本上采用了明清以来的行政结构形式，对于这种行政结构形式对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权威的分析。因此，极端地提出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四、政策建议：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

根据本文的分析，本人提出一个交易成本较低、并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它包括如下几项措施：

1．剥夺村委会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国家拥有农用土地转作他用的审批权、有制止破坏农地的干涉权等少数几项宏观调控的权利，而将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农民。农民承包土地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村委会只是签约方——国家的代表。它只具有代签约权，而不具有任何的变更合约期限、合约数量和合约人等权力，这就从根本上制止了村委会凭借土地所有权而任意变更土地承包合约的违约行为和攫取部分地租的行为。

2．剥夺村委会的任何征收费用权，不仅村委会没有权力征收除国家税收外的费用，任何行政机构均没有任意向农民征收费用的权利。实际上也要剥夺乡政府变相向农民征收各项费用的权力。

3．村委会和其他行政机构，尤其是乡政府，均不得以建立农村公共设施为借口而强行向农民征收任何费用。村委会和乡政府及其他行政机构只有向农民征收法律上农民必须支付的农业税的权力，村委会只是代国家征收农业税，除此项权力外，它不具有任何受政府允许和法律允许的收费权力，因此就更不具有因农民不交国家税收而被村委会制裁的权力，只有国家指定的机构（指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法律处罚）才拥有制裁的权力。

4．还村委会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自治组织。村长只是农民自治组织的组织者和召集人，至于这个组织的公共事务，由这个组织的所有人投票解决或协商解决，任何公共事务决定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如果公共组织决定共同分摊公共设施费用，而其中有些村民没有执行，则不得对这些农民强制执行收费，更不能动用政权的力量迫使其缴费，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也许有人说，实行这样的方案，村委会的工作几乎将陷于瘫痪。而有许多农村必需的工作将无法进行：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农民的养老保障、计划生育、道路水利建设等等。其实不然，就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有些工作做了反倒不如不做，据一些权威统计资料看（国家统计局），自1978年土地承包制施行以来，我国农村的公共教育、公共设施、水利和基本农田建设投资增长相当缓慢，一些农村的公共教育，如小学校，除了一些赞助商投资或希望工程项目外，村里或乡里基本上没有投入，虽然在三提五统的乡村收费中有教育费一项，但是这项费用是否完全被用于教育，在大多数农村是说不清楚的，然而可观察的事实却是破旧低矮的小学校，长期拖欠的民办教师费用，因陋就简的教学设施等等。从公共福利和养老保险来说，除了给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一些最基本的保证生命安全的补贴以外，大多数农村基本上没有解决农民退休问题、医疗保健问题及其其他的公共福利问题。

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但是农民获得的公共福利却不见有效增长，有些地区整体的福利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反观村委会成员的行为，大吃二喝的现象是屡禁不止的，挥霍公共积累、私分卖地款项、设置私刑、随意处罚所谓违规的农民，甚至触犯刑律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不仅如此，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农村村委会的班子成员，基本上是7人班子，他们都是拿年薪的，据我在甘肃省偏远农村的调查，年收入最低的班子成员是2000元以上，而在这个村一个普通农民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

大量的事实说明，村委会的工作是相当不称职的，他们不仅没有真正承担起解决公共事务和实现村民自治的职能，随着对农民收取费用的增加，也没有将提高的公共积累完全用于公共设施上，因此依赖于村委会来解决公共设施和村民自治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农村改革20年来村委会的作为已经击碎了我们的梦想，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不仅不会妨碍农村的经济改革进程，也不会妨碍农村的各项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对此本人的意见是：

1．农村的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退休制度和公共水利等设施的建立可以通过三方解决：政府解决一部分，因为农民是纳税人，政府有义务投资农村的公共设施和福利。第二部分由一些赞助商和社会慈善机构解决，如希望工程兴办的教育等等，第三部分由农民自己负担。

2．将农村的公共设施尽可能地推向市场，实行谁使用谁交费的原则，比如对一些使用水利设施的人收费、适当收取一些学生的学费。

3．取消各种人为的城乡差别和劳动力转移障碍，降低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减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对于农民负担的公共设施费用，必须采取农民公决的方式，而不是由农民代表决定，村长或村委会只有召集集会权，而不具有决定权，从根本上解决村委会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1．Y·巴泽尔，1996：《考核费用与市场组织》，《企业制度与市场组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戈登·塔洛克，1999：《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3．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

卷，总第8期。

4．王询，1994：《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乔治·斯蒂格勒，1989：《价格理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6．O·哈特，约翰·穆勒，1996：《产权与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9

（1）知识经济中最基本报生产要求是知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认为知识已灰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时间的最终替代物。

（2）知识经济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下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富有的资源替代稀有的资源，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完善，使财务会计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作为实用科学的会计学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

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

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综观会计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主要是反应性，即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对现有的会计产生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可以从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知识经济中企业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是企业的知识资源。而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组成的。在传统的会计中资产是指被企业控制或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这就对传统的会计计量产生影响，要求对资产这一概念扩展其内涵。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四大会计假设，知识经济的到来也对它产生影响。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会计主体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企业可在网络上根据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组企业的人员，形成“网络公司”这一“虚”的实体。另一方面公司之间存在着许多以联营公司，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松散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这种“虚”“实”实体的共存，就对会计主体的界定带来困难，应重新对它进行定义，并以“相关利益联合体”来定义较为合理。

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把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存在作为前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随时都有发生破产清算的可能，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持续经营假设可解释为“相关利益联合体的存续期”。

持续经营假设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分期假设。另外，“网络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会计实务中较多的估计成为障碍。因为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加速折旧和市场瞬间万变的情况会给公司带来意外的收益，这样一来就无法对会计收益和成本进行配比。而用“网络公司”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更无从谈起会计分期。

网络交易的增加，使得货币计量成为交易中的一个累赘。因为人们要求更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种统一的电子货币。这样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许多的时间。而电子货币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币值的稳定。

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知识资源，它是企业资本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它属于无形资产，用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即用取得该资源的成本作为其计价成本不能体现知识资源的真实价值。

四大会计假设和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学大厦的基础，知识经济的到来不可逆转地对以传统观念为基础的会计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具体的会计实践中已经有很多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例子。我们应当对其加以总结，使之理论化、体系化、从而构建更高层次的适应知识经济的会计学。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1、对基本会计概念和范畴的影响

第一，对资本制度的影响。

现有的会计理论是以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为基础的，不确认智力资本。这一资本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1）实体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主要动力；

（2）实体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雇佣劳动制，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实体资本为中心的结构，即实体资本出资者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剩余（利润）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因此，现有的会计信息主要是为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服务的，其基本任务是站在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记录企业发生的经济事项，反映企业实体资本的运动状态，帮助他们进行风险决策和业务监控，从而保证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

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就是说，知识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拥有者应享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因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对智力资本地位的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而被认为是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

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而且智力资本能比非智力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会计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体现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的新的会计体系。

第二、对利润含义的影响

与上面的观点相联系，现有的会计理论认为利润是实体资本创造的，因而属于实体资出资者，员工，无论是高智力的员工还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被看作是被雇佣者，其回报仅仅体现为工资费用，利润表只站在实体资本所有者立场反映其投资回报。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利润是智力资本和非智力资本共同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资本创造的，在智力产品的价值组成中，物化劳动者转移价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员工可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这些员工和他们的智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就要求会计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明确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

第三，对资产概念的影响

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始终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国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业，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对人才智力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其作为资产的地位。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被认为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有形资产，所创造的价值也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无形资产，特别是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而对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其价值几乎全部体现为它的人才智力资源，房屋、设备等有形资产显得毫不重要。不正视这一事实，而仍将人才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的资产形态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环境相背离的。

2、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

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基本观点下，包括人才智力资源在内的许多经济现象都无法在会计上得到反映。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人才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与此相关的会计学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人力资源会计学日益受到重视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两大基本内容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但是，受基本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局限和影响，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和产出价值的计价等问题。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试图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人们低估企业价值，但由于不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存在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因而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溶为一体，始终游离于财务会计体系之外，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

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确认和计量的研究，这势必对现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

传统的会计工作主要是会计人员运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手段，对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存储和检索，最后输出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和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的经济信息。

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经济业务数据的日常处理占用了会计人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的普及和成熟，会计人员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帐凭证、登记总帐和明细帐、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以及在必要时查询凭证数据等工作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在客观上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的、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参与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使会计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经济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确立会议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广大会计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具备相关的信息处理知识、管理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增强参与经营、参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2、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稳步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认为会计电算化将会继续向下列方向发展：

（1）由单项处理向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电算化会计核算系统多数是一些单项的数据处理系统，如帐务处理系统、工资核算系统、材料物资核算系统等。但是，随着电算化应用的成熟和总体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单项或独立的多项电算化应用已不能满足企业单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单项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能独立进行数据处理，又能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

（2）由单机应用向计算机网络应用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单位的会计电算化是采用单机处理，随着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独立的单机应用不能满足信息处理和使用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采用计算机网络。Internet更是加快了计算机网络化的进程。

（3）由单纯的会计核算向管理会计应用方向发展

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部分。目前我国的电算化会计系统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数据体系与财务会计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侧重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因此其处理方法与财务会计有所不同。

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使用了更多的数学模型和方法。显然，计算机不仅仅能完整财务会计的各项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预测、分析和辅助决策等各项管理会计的工作。

事实上，随着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会计信息系统应同时具备分析、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责任评价等功能，即朝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方向发展。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还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系统在预测、分析、决策工作中的应用是今后会计电算化发展的方向这一。各种类型的专家系统可望为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诸如会计工作法律法规咨询、成本分析与控制、产品结构、市场分析与营销策略等多方面的帮助。

3、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更加强调科学性和

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传统会议在确定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标准时，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之间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债券摊销方法，虽然实际利率法比直线法更科学，便后者更为简便，因而实务中一般选择直线法。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会计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计算的繁简程度已不再成为评价一个会计方法是否应该采用的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4、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

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以便作出相应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职责之所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业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对于目前比较复杂的物价变动条件下的会计信息，提供起来也将极为方便。

5、会计组织的弱化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加强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技术的提高，目前由会计人员输入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将改由业务人员直接输入，并由计算机自动处理，这将大大提高会计核算工作效率，节省核算时间，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舞弊的手段也会越来越隐蔽。因此，为减少各种弊端，会计的内部控制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内部审计机构将得到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6、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要更为迫切

前面讲到，知识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会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阻碍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和统一。目前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在着手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但无论从规范强度还是从规范范围，都是不够的，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冲击

由于知识经济带来会计环境的变化，因而对环境所决定的会计理论也产生极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1、对会计目标的冲击。对财务会计目标的认识；不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经营责任观”，都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并未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情况。会计目标的确定，应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为矢的。

美国AICPA的企业报告特别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题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的综合报告中认为，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对企业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及其权益性证券做出判断;债权人的主要目标是评价一个企业承担与当期或未来债务或其他金融工具有关的义务的能力。从他们的目标出发，信息使用者要逐个分析有不同机会和风险的企业分部，掌握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着眼于企业未来，掌握管理部门意图，要求企业报告信息相对可靠，了解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的业绩，及时了解影响企业的重大变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对这些方面的要求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对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信息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因而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使用者对企业资本、物质等财务资源的增长和创造的兴趣，也要满足他们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信息需求。

2、对历史成本原则的冲击。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历史成本原则将会对不断涌现的新的会记事项感到束手无策。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历史成本原则已经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知识资本作为企业资本源泉，以知识创新作为其发展动力。对知识资本的计价，按照传统计价原则，可能只是几本书的价钱，或是委托培养费以及其他各种取得知识的可证明的实际支出，这无疑会极大歪曲知识资本的价值。

3、对资产概念的冲击。资产是一个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计量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企业的经济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指物质或财务资源，通常表现为有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两部分构成，其中人力资源是知识的载体；知识通过人的积累、运用、创新而发挥作用，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源泉和动力。把人力资源和知识纳入企业资产的范围，无疑是对会计观念的重大挑战，它意味着传统的资产概念将被赋予新的含义。资产范围的扩展，将为会计的核心问题之一——资产计价带来新的课题。

四、知识经济要求会计创新

面对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迎接时代的挑战，认真研究会计的科学框架、进行会计创新，以满足信息经济时代使用者对会计的新要求。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好会记创新工作：

1、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现有的会计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势下，它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会计目标、会计观念、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体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与知识经济格格不入的倾向。

例如自创商誉在传统的会记系统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知识创新而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加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会成为一种较普遍现象。而且企业的合并或解体也会经常发生，如不在市场交易前确定自创商誉价值，那么在市场交易时的价值确定就会显得“离谱”。

会计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对会计模式的各个组成要素赋予新的涵义。

2、研究和引入新的计量手段。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会计计量重心要从财务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会计计量问题。传统的计量手段已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因而在计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变化。在会计系统中引入多重计量手段，因不同会计事项性质而选择不同计量手段，似是一条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社会由五彩缤纷的事物组成，强调独一无二的计量手段，只能使会计陷入困境。

3、尽快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经济理论、会计理论以及会计计量等一些“”问题，它仍然未登入财务会计大堂。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劳动主体是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的知识价值如何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是该时代财务会计的重要内容。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知识资本的时间、空间范围将比财务资本要宽广得多，财务会计要跟上这种要求，就必须拓宽自己视野，把知识资本延伸到企业外部范围的内容都纳入核算的范围（如环境报告等），才符合知识经济的要求。

4、变革财务报告。现行的财务报告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可确认，而在其他财务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不予确认。美国学者韦尔曼针对这种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个彩色模式（colourmode）。

篇10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