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花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产于印度、波斯湾一带，属木樨科，茉莉属，常绿灌木，为热带、亚热带长日照偏阳性植物，适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温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环境下生长。茉莉花在西汉时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这与福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横贯其中，下游为福州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南部为平原。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年均温在16—20℃之间，7月平均气温28.6℃，1月平均气温10.5℃，年均日照时数1700—1980h，全年无霜期长达326d。年均降水量达900—2100mm，平均湿度77%。福州在光、热、水、土资源等方面与其他茉莉花种植区相比优势明显，为茉莉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内的晋安区、仓山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等6个县（市、区），总面积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长在闽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沙洲上，茶树则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设计与调查本研究中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等内容。按照调查对象的性质把福州居民分为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不同事物的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采用从1（表示“强烈反对”）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参考Proshansky[4]对地方认同所下定义，结合本调查问卷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地方认同理论的应用及研究范围，将地方认同划分不同认同维度：历史认同（historicalidentity）、现实认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认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为认同（behavioralidentity）。调查小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仓山区的万达广场、台江区的闽江公园以及晋安区的鼓山3个地点随机对福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当面回收有效问卷342份。受访居民基本情况参见表1。受访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来居民（53.22%）所占比例较为接近，男女性别比例相当（51.46%和48.54%）。受访者中以18—60岁年龄段为主（占比92.68%），所从事职业以工人（23.39%）、学生（15.20%）及企事业职工（24.56%）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0.17%、22.22%和27.19%，受访者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54.67%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进行数据汇总并利用SPSS17.0对汇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2问卷信度与效度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各维度与测量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30—0.80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0.10—0.60之间[18]。据此，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块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对量表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认同维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为0.664，KMO统计量为0.65，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变量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对量表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总体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测量时，通常情况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同意，2.5—3.4之间为一般，3.5—5之间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同认同维度的总体得分介于2.80—3.90之间。其中，福州居民在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及情感认同3个维度上的总体得分分别为2.85、2.80和3.25，认可程度一般。行为认同维度上的得分达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护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对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分别进行研究发现，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除在行为认同维度上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得分均值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认同维度中两者得分均达到显著差异（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差异特征分析以地方认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认同维度均值为变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其4个认同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年均收入、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为尽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组因样本量过少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现将职业组别中“科研人员”样本以及年均收入组别中“5,001—10,000元”样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极显著（P<0.01），随着年龄的增加，地方认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地方认同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维度（P=0.042）、现实认同维度（P=0.009）及情感认同维度（P=0.004）上，而在行为认同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显著（P<0.05），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P=0.005）和行为认同维度（P=0.002）上，而在历史认同维度（P=0.164）和现实认同维度（P=0.224）上差异不显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其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居住时间愈长，地方认同程度愈高。具体而言，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地方认同的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1）差异极显著（P<0.01），在情感认同维度（P=0.02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412）上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维度和行为认同维度分别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中“大学”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和行为认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访者，说明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关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认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的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具体分析发现，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在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0）上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在情感认同维度（P=0.01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087）上差异不显著。福州市民地方认同高于外来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依存地变化可能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3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为研究不同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借助SPSS17.0相关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对受访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以及文化程度与其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进行相关分析（表4），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年龄和年均收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受访居民的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历史认同同样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表明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愈长，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访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现实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龄和居住时间的影响，与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居民的情感认同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年均收入和居住时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福州居民的行为认同与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响。综上所述，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各认同维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对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3结论与讨论

3.1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为探究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规律，按照受访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与地方认同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大小，将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保护划分为由低到高的3个层次：人口特征、认知态度和保护态度，其中，依据地方认同各维度涉及的具体调查内容，以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情感认同3个维度指示居民的认知态度，以行为认同指代居民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据此，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图1）。在地方认同与受访者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地方认同时就会表现出对该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认知态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响，而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的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不强。依据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在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举措转变居民的认知态度，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经常性地组织或举办弘扬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以吸引市民参与其中，增强居民对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因此而成为福州市花，占据“天时”与“地利”而独具特色，政府部门应利用大众传媒及移动互联网多渠道对茉莉花与茶文化进行积极宣传，增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对该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可针对居民开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讲座或论坛，拓宽居民对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进而影响其消费倾向。通过增强居民的认知程度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实现对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篇2

“文化”一词，在《大词典》中解读为：一是治国的制度和对人民的教化；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工制品、知识、信仰、价值及规范等。它们是人类由社会学习得到的，且是代代相传的社会遗产。从广义的学术角度而言，它包括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若从狭义的概念来解释，即指文学、艺术、科学等人类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因此，“文化”是人类生活实质的一种统称。

花鸟画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历史要早于西洋艺术中的静物画七百余年。花鸟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为东方艺术所独有，并流行于东亚、南亚诸多国家。从花鸟画绘画形式及各种特点而言，完全有别于世界艺术门类中的任何画种，具有自身独立与独特的理论体系。若追溯源头，中国无疑是花鸟画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花鸟”，就其属性而言，是指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代表着一静与一动的自然物象。中国花鸟画的表现范畴是指自然生活中的花卉、翎毛、走兽、蔬果、鳞介、草虫、树石等等。可以说自然界中除人之外的一切几乎都属于花鸟画艺术表现的内容，是世界文化史与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二、中国陶瓷花鸟画的文化表现

咏物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是诗坛上的一枝奇葩。诗歌中的动植物与绘画中的地位正好相反，一开始就是人的陪衬，是一种文学表现上的比、兴工具。但诗歌形式的独立要比“花鸟画”早得多，至少在屈原的《橘颂》中已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同样，绘画中的画花绘鸟也要讲究寄托情感，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运用比、兴手法。对于画家而言，如何正确运用比、兴的手法于绘画创造及实践过程的确值得深思。其特殊之处在于画家常以“比物法”来寄托情感，或用比喻托兴手法使所绘之物具有强烈的时代主体气息，使所描绘的形态都具有或隐喻、或象征、或夸张等的艺术特征，如齐白石所云“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可见，咏物诗与花鸟画创作都是应用花木禽鸟的自然生态特征，象征了人世间的理想与意志。

1、“花鸟”与宗教文化

中国的宗教文明不但丰富而且古老。在中国原始的自然崇拜中，花草树木即已成为崇拜的对象。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民间世人对道教文化的认知，最广为流传的是“八仙”的传说。据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记载，“八仙”即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仙人每人手中都持有一件宝物，这八件宝物又统称为“暗八仙”。其中，蓝采和所持的宝物是花篮，花篮内的神花异果能广通神明。何仙姑所持宝物则是荷花，其出污泥而不染，可修身禅静。张果老的小黑驴，能踏、滚、摇、跑于水上，真可谓达到了“余香不散经岁月，方悟神仙天上游”的境界等等道教例子；佛教东传的史话源自史书记载中的汉明帝求法。自古印度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东渐中国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调整了自己的某些特性，以与中国文化相适应。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最为密切并成为佛教的象征。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降生前，净饭王的宫廷里现出八种祥瑞之相，有百鸟群集在王宫顶上，鸣声想和，四季里的花木都一同盛开，尤其是池沼内突然开放出大得像车盖一样的奇妙莲花等。后来释迦牟尼“得道”，每当传教说法时坐的就是“莲花座”。后来的佛教绘画艺术中常以此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与莲花有关的题材等等；公元10世纪初，伊斯兰教遣使入新疆，新疆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最具代表的地域。在中国以维吾尔族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倾向于鲜明的装饰艺术。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花卉、蔬果，如西番莲、巴旦姆等等都是他们用以装饰日常生活的主要素材。

2、“花鸟”与中国民俗文化

世界上没有文学不能描写的对象，比之其他艺术门类文学的题材内容是最广泛的。文学上以神话为主题的创作，无论是《山海经》还是《封神榜》，其中有许多描述神鸟与花神的传说。如近代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帛画，亦有描绘的金乌图像，古人指金乌为太阳。以花作为主题在文学上进行创作的实例也数不胜数。例如《诗经》上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等的描述。这里的桃、梅作为比喻的象征，更增加了情境的浓度，指出了立体形态的明确性。将花鸟人格化、寄情花鸟的文化情结，在历代文人中以陶渊明最为典型。他不但从“花鸟”中领悟人生而且寄情于“花鸟”，同时表明心志，如其《归鸟》一文中有“翼翼归鸟，载翔载飞。”在饮酒诗中亦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以及“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等。如此情境的交融，所产生的景象与情思，真不知陶渊明是归鸟，还是归鸟是陶渊明的一种境界。

3、“花鸟”与“花鸟画”的写生及造境

中国绘画大体上分类为人物、山水、花鸟三科。中国的花鸟画艺术表现，素有写生和造境两类之说。所谓的写生，是指描绘自然物象的生态，其作品所传达的美感也源于写生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生意”与“生机”。因而，这是一种由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由“生机”而引发心灵深处的一种创造力量。所谓的造境花鸟画，是在写生花鸟画基础上深层次的拓展，除了要求画家具有描写自然形态变化的功夫外，更需要画家具有丰富的综合知识修养与文化内涵，才能将写生中的主观含义与之相伴相生。

4、“花鸟画”的民族性

在绘画史上，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以中唐之际的独立成科为界。我们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遗迹中看到“花鸟”的装饰形式与内涵均有明显的原始宗教和西域东传的佛教印记。其中的图示纹样的内容与表现，无不体现出许多原始宗教的思想观念与神秘的形象造型，以此而形成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先的一种图腾样式。如战国时代的《龙凤人物图》帛画。然而中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宗教的影响，花鸟画的绘画手法和塑造，也越来越趋于细致、轻巧，取代了原先的阳刚狂放之美。越来越多的吉祥式人文内容代替了宗教艺术中的想象内容，逐渐形成了以汉名族文化为核心的花鸟画主题内容。可见在文化核心中的“人”因阶级地位的不同，所掌握的权利及经济上的主导也不同。就花鸟艺术中的装饰纹样而言，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者依然对其加以区别，以显示身份的高低贵贱。如宫廷制定的官服制度中就有文官饰以禽纹，武官饰以兽纹的严格规定，并以不同的动物纹饰区分其权利等级上的差别。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民间花鸟装饰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三、中国陶瓷花鸟画的文化象征

中国花鸟画创作中的“四君子”艺术表现，即指植物中的梅、兰、竹、菊四种题材。其中对竹子的描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人们认识到竹子的茎节和空心，不怕风霜冰雪，是一种美好的自然属性，可用以比喻人之气节和虚心，以及不畏权势的高尚品格。故将其看成植物中的君子，予以颂扬，历史上有“竹林七贤”、“竹溪六逸”、“不可一日无此君”等故事。而古之兰花的描写，加之历代文人雅士的引经论典，视兰花为香祖，为王者之香，喻为有道德之士，更为君子美人。如郑思肖画作中的无根兰，以示“土为番人夺，忍著耶？”的画境表现。而作为象征秋天的风物，在《礼记-月令篇》中有“季秋之月，鞠开黄花”。可见表现菊香的晚秋意境古已有之。其实，并非这些花草都具有坚忍不拔、刚正不阿，又能洁身自爱的特性，而是人类借此象征自身品格的坚定性和完善性，是通过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将人类的真实感情和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有机的结合的某种贴切表现。

结语

在中国花鸟画独立成科后的一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其每一步都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密切相关。以上是对花鸟画的文化蕴涵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解读。但是，单单从花鸟画与文化间的关系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对花鸟画与其它方面也应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1]姚舜熙 中国花鸟画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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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配发的四篇文章，虽然有的取国学角度，有的以传统文化立论，但传递的信息都是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他们所谈的国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他们所谈的传统文化，则是蕴含国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篇文章，对当下方兴未艾的蕴含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了较为全面的观照。执笔者均为国内著名高校资深学者，论述各有侧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内功，又不乏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见地，信可借鉴。张辛的《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以鲜活翔实的史料、缜密雄辩的思维向我们论证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在当今时代于全人类的重大意义，指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应当说，以孔子智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为此，文章为我们指明了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两条路径：读国学经典和德性实践，即通过重新启蒙来传承并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当是一种很有识见的呼吁。如果说张辛是从宏观上呈现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践行方法，那么郭齐勇的《试谈中小学国学教育》则从微观上为我们解答了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实施国学教育的具体策略。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条分缕析，观点明晰，使读者对国学、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小学教育乃至高等学校的通识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这无疑是一种精辟的见解。郭文还以教材为依托论述了我国国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与人格情操”，“四书”是首选载体。鉴于目前中小学包含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处于自发状态，现有教材良莠不齐，郭文还提出了教材选用建议。漆永祥的《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则进一步指出，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使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日趋式微，由此导致的中小学生高智商低情怀现状令人担忧。相较前两篇文章，漆文更具体而微，从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寻求解决当今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礼仪、生活百科、知书达理、学会感恩等方面”严重“跛足”的对策：客观看待“死记硬背”、咬定一部经典读懂读透、增加日常礼仪与规范教育的内容、重视乡土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培植。国学热持续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门，薰莸同器，一时莫辨真伪。谭汝为和奚咏梅的《中小学国学教育漫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须注意“去粗取精”，态度须审慎。文章还提出了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体建议，包括教育应着眼于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培养一批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置相应的课程，如小学可设经典诵读课，中学可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取精用弘、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教育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要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精神家园里慢慢体味、逐渐成长。这些观点，对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需要避免误区

受这些文章的启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母语都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所谓真语文，一旦离开传统文化这一土壤，就将立即失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疑问，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语文应有之义。可见，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的语文教育乃是常识。因此，我们赞成“融入”，但应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绝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始，承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已引起普遍重视，从民间机构的自发行为到政府的规范引领，从高校为国学“落户”到中小学兴起的经典诵读热潮，从学校国学课程的次第开设到社会上国学培训班的如潮涌现，国学热一时蔚为壮观。在如此热闹的场面中，有的确实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但有的只营造了一种表面的热闹，令我们欣喜的同时未免心怀隐忧。真语文虽然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融入传统文化切忌浮躁。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不能搞运动，一阵风。任何学习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奏效，传统文化的学习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已经唤起国人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学习、传承和发扬这种宝贵的传统文化，就更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讲求实效。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也不可赶时髦，当点缀。传统文化是真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现代传播手段如影视、网络、名家讲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当学校把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引入课堂后，以画面、音响、服饰、故事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学生所欢迎，但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视听感官的享受上，大多无法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更何况，如果学生在时髦中跟风学样，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沦为文化快餐，异化为一碗碗心灵鸡汤，若如此，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也遂成为一种时尚的佩饰，肤浅化、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也必然应运而生，乃至逐渐泛滥。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传统文化是国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将它融入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领学生通过学习经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构建。在具体操作时，如果指导思想不明，往往就会产生偏差。例如，当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语分数并调整给语文等科、高考语文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不少学生家长纷纷急切地将孩子送往各类国学培训机构学习，为未来的高考预热。这种试图让孩子通过短期突击提高学习成绩的功利化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而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绝非替代除非是正式开设的传统文化课，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就绝对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语文教育，以致将语文课上成文化课。在语文课中，传统文化的融入和渗透不能喧宾夺主。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理所当然地杜绝忽视语言文字的倾向。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学语文，语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关的一切，包括传统文化，均蕴含其中。在语文课上，传统文化只能在语言文字中融入和渗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语文课上教读的是传统文化经典名篇，也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引导感受和赏析，以致忽视了语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妙用。若有意无意地将语文课文异化成敲门砖，引出传统文化内容就借题发挥，远离语文而过度延伸，海阔天空地大谈文化，语文就会随之失真。这种课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对语言文字学习的点化，语文因素难免会被淡化、虚化，最终与真语文失之交臂。在语文中，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表现为语文的形式；传统文化作为产物和载物，蕴涵为语文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像一叶花瓣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因此，要在语文教育中正确地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是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两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无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尽管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若脱离语言文字过度渲染传统文化内容，就会使语文课发生质的变化，渐渐远离真语文。过犹不及，万勿过度。那么何以为度？切合实际的“三维目标”便是参照系。凡是超越或影响整体目标、喧宾夺主的内容，就应忍痛割爱、断然芟除。就质而言要“容而无痕”。尽管把握了度，但若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机械相叠、生硬割裂，或牵强凑合、貌合神离，也仍是各自为政的两张皮，而不是容而无痕。所谓蕴藉不露、涵泳感悟、渗透熏染、潜移默化，才是容而无痕的真语文教学功夫和育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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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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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同化论在初中化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

1．形成上位概念

初中化学教学是整个化学教学中最基础的阶段，而概念的教学又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步，这里面就有很多上位概念．所谓的上位概念，就是学生认知中的涵盖范围比较广的概念．如物质、酸、碱、盐等，这样的概念就是上位概念．这一类概念的讲解往往比较抽象．对于上位概念的学习，教师可以使用PPT课件、演示实验、视频等方式来进行讲解，使学生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有直观的感受．例如，在讲“溶解度的概念”时，教师可以采取实验的方式来进行讲解，将等量的食盐、糖、氢氧化钙、硫酸钡分别放入等量的水中，学生可以观察到食盐和糖完全溶解，氢氧化钙部分溶解，而硫酸钡则几乎不溶．在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下，学生就可以理解物质在水中所谓溶解度的差异是具体怎样的一种差异．又如，在讲“碱的概念”时，教师不要急于去下碱的学术定义，而是要告诉学生像氢氧化钠、氢氧化钙这样的物质可以称之为碱，让学生对新概念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上位概念衍生出下位概念

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要让学生认可新学习的概念和以前学的概念是有联系的，新的知识和旧的知识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使得下位概念的学习事半功倍．例如，在讲“酸性氧化物的概念”时，学生初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困扰，教师可以给学生讲明白酸性氧化物是氧化物的一种，而氧化物又是化合物的一种，化合物又是纯净物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找上位概念的方法，就会让学生很快了解什么叫做酸性氧化物．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可以采用列图表或者关系图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3．强调概念之间的组合关系

化学概念的学习并不是单一的．化学世界本身探寻的就是物质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理清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例如，在讲“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时，有的学生就有疑问:化学中只有四种反应，为什么还会有氧化还原反应?教师要告诉学生，氧化还原反应包含的只是四大反应中的一部分，是对化学反应的另外一种分法．在四大化学反应中，置换反应一定是氧化还原反应，复分解反应一定不是氧化还原反应，而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则可能是氧化还原反应，也可能不是氧化还原反应．把四大反应和氧化还原之间的关系这样梳理以后，学生对于此部分概念的理解就会更加印象深刻．又如，关于溶液的概念，有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浓溶液和稀溶液．学生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这样的一种分法显然是错误的．这就像吃饭一样，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多，没有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少，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关于浓溶液和稀溶液的概念，也是根据溶液的不同而不同的．当然对于同一种溶液，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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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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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国家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国家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理论建设长期滞后，学术氛围逐渐缺失，将制约公共文化馆（站）事业的更大发展。公共文化馆（站）领域缺乏开展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公共文化馆事业的发展现状、未来走势、存在问题以及典型经验等缺乏常态化调研机制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国家层面没有权威性核心刊物，缺少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的学术阵地。没能造就一支稳定的专业化高端理论研究人才队伍，以提升文化馆事业的理论品格和学术气质，成为制约文化馆事业建设发展的最大短板。

（四）从业人员心理准备不够充分

当下公共文化领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发展转型。公共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服务方式与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这种转型，对文化馆（站）充分履行职能职责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现实挑战。特别是在政策环境还尚未发育成熟，基础性资源配置还没到位，文化体制改革刚开始起步的现实条件下，外部环境给文化馆（站）的职能发挥和工作开展形成的压力正在迅速扩大。

（五）传统工作方式亟待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践,切实改变了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公共文化的空间意识。过去所习惯的以阵地活动、馆舍服务为主的活动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功能发挥和服务面向的巨大障碍。公共文化对文化馆（站）发展是一次巨大革命。要求加快自身发展转型，从闭门办馆到把门打开，从固定馆舍服务向社会扩展的方向迈进，这是对文化馆（站）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新的定位，要求公共文化馆（站）的工作面向和服务领域要从“点”调整为“面”，在服务方式上也要由面向“小众”而转变为面向“大众”，形成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社会发展提速，文化建设需要积极地调整应对

（一）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当前农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已从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到文化服务对象的参与缺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社会结构正在失衡，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守人员中老人、妇女是目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负责农业生产劳动和养育后代的主要责任和繁重任务，享受文化服务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相对缺乏，传统建设模式、集中活动方式，难以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农村分散居住、相距遥远的地理环境，农村文化建设标准和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基本文化需求，无法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二）城市社区人口不断“膨大化”

当前城乡的变化深度交织，传统欠账和新增问题不断迭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担负压力在逐渐加剧。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发式增长，过去由农村担负的文化发展压力正在向城市转移。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相对农村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社区文化功能和作用还在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中。近年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还极不平衡，特别是中心城市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领跑社区文化建设标准和发展走势。总体上来说，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社区比农村面临着更大的建设和发展压力。

（三）新城市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人口的流动不断加速，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新的城市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随着新城市群体的出现,对制度设计、公共服务模式、文化权益保障等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城市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为城市创造财富，是事实上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庞大的“城市群体”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却被长期边缘化。新城市群体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被广泛纳入保障范围，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障，这是未来城乡建设、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最关键、最紧迫、最直接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发展规划上，具体措施上加以研究和应对，促进全社会共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文化馆（站）服务功能要从“关注脚下”向“服务天下”强力转型

（一）要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阵地服务标准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面对海量的公众需求，文化馆（站）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固定设施水平，提升服务理念，优化内设环境，推动设施设备的升级换代。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固定化、规模化、标准化、阵地化作用。切实将阵地建设成为区域协调“联络点”、规划统筹“大本营”、指导服务“中心站”、人才资源“信息库”。要加强阵地化建设和服务，在公众“进得来”、“留得下”、“受熏陶”上做文章，使阵地建设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化乐园。二是流动服务常态化。转变服务方式是当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档升级的主题，要将单一的阵地服务转变为阵地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点状布局与面的结构相一致、纵向流动与横向配送相衔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的服务格局。流动文化服务应该成为当下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满足广大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文化自愿者”服务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激活民间文化活力，吸引觉悟高、技能强、有专长的社会骨干力量参与文化传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流动文化服务，需要科学拟定规划，编制活动项目，配置优势团队，有计划、有目的、常态化地开展流动。

（二）要优化服务内容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服务品种的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定位与当下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的基础阶段。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充分履行服务职能，需要切实创新服务理念、转变服务方式、优化配置结构、拓展服务领域、增加产品要素。在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上要采取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产品输送样式；在载体上要开展多种门类培训活动，积极储备社会文化活动人才，满足公众自发性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在容量上要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档次，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建立数字化传输和体验平台，打造文化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传输方式，充分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设需要。

四．加快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建设的提档升级

文化创新发展是优胜劣汰的加速器。面对当下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的种种任务，文化馆（站）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起跳，以补齐由于社会发展所牵引出的文化需求提升和时代进步所留下的建设短板。

（一）加强学术引领

理论建设是加强文化馆（站）建设的引路航标。理论建设滞后，学术氛围淡漠己成为制约文化馆（站）建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科建设缺失，使公共文化专业人才正规化培养通道阻塞，人才建设缺乏机制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升级版”，是传统文化方式向现代社会文化服务理念转型的着力点，在这历史当口，对文化馆（站）自身建设和服务功能需要切实有效的科学引领。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提升理论品格、强化科研水平、增强学术氛围、构建科研队伍，是推进公共文化馆（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二）强化政策制导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彰显政府对公共文化政策保障十分关键。从制度设计上，公共文化馆（站）是承担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和载体，其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都需要政策措施来调控和推动，政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是公共文化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在事业发展、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产品供给和经费扶持等方面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撑。

（三）完善层级示范

虽然我国文化馆（站）均是按照层级设置，但业务建设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质性的工作衔接和机制保障。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工作的有效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标准明确、科学有序、操作性强的层级业务示范体系，在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中，应该明确各层级文化馆（站）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各自职能。通过业务指导、样板示范、交流学习，形成一套运行有效、操作便捷的示范带动机制，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发展和业务建设的规范性、有序性发展。（四）开展馆际交流开展文化馆（站）馆际交流，促进相互往来，推动彼此借鉴吸收，不仅增进友谊，更重要的是对发展理念的提升和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便捷通道和有效方式。开展馆际交流是文化馆（站）事业健康发展不可惑缺的一种有效载体。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股活水，通过交流学习，交换彼此的建设经验，借鉴对方的创新模式，分享发展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成果，使之成为取长补短，规避风险，提速发展的倍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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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繁荣文化产业，塑造文化名片

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由于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生产活动的主向标，所以文化产业的生产深受社会群众文化消费趋势的影响，而积极有效的群众文化工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还能够进一步刺激文化消费水平。要想提高社会文化建设水平，仅仅依靠一些高雅文化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群众文化由于使用范围广泛以及表现内容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大众的喜欢，成为了主要的文化力量。因此，要促进大众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群众文化的发展，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工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新天地，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情趣的逐渐提高，不同民族、不同城市都加强了对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塑造出文化形象成为了城市、民族的“名片”或“符号”，甚至成为这个城市、民族的象征。而大部分的群体文化都有符合自身文化特点的符号作为群体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象征，群众文化在塑造本地、本民族文化形象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因而某个地区如果想要在社会中塑造一定的积极印象，首先就应该要提高对群众文化重视程度，促进传统群众文化与现代群众文化相结合，在沿袭传统群众文化的基础上组织新的文化形式、开展新的文化活动，从而开发和创建新的优质文化，以群众文化的构建来强化群众文化在社会文化的功能性，以文化来带领地区发展，塑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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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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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戏楼的建筑中体现了对称与均衡的造型美：一座简单而又古朴的三层牌坊架势结构组成了亳州花戏楼的大门，楼顶的琉璃塔与位于钟楼中部的“参天地”处于整个建筑的中轴线上，从中轴线向两边展开来是完全对称的砖塑；牌坊的左右两侧是对称的钟楼，钟楼与大门又以拱门相承，大门两侧分别立有一个铁旗杆，这也是花戏楼三绝中的第一绝.从花戏楼的正面看去山门、铁旗杆、钟楼以及楼顶的砖塑都体现了建筑中对称美的法则.

1.2比例与稳定的结构美

亳州花戏楼建筑不仅具有对称的造型美，同样也体现了一种稳定的结构美.亳州花戏楼整体采用木构体系建筑，结构适应性强，上下层又能相互独立，楼上楼下互不影响，这在其它木构体系中是没有的.花戏楼下层梁柱选用上好的木材保证有足够的强度支撑整个戏台，上层穿坊的应用也增加了整个建筑的稳定性，梁柱间运用雕刻精美的撑拱既起到了支撑作用也增强了装饰效果.这种注重稳定性的观念在花戏楼的木雕艺术中也有体现，而且在注重稳定性的同时更是将比例的结构美发挥到了极致.例如4,戏台精美木雕中人物、动物、植物等等都是按一定比例对现实事物进行描绘.

1.3对比调和的色彩美

亳州花戏楼通体施彩，其彩绘艺术不仅吸收了传统彩绘雕刻与绘画完美结合的精髓，还对木雕彩绘艺术有所发展和创新.花戏楼的建筑彩绘可以与皇家园林的和玺彩画与旋子彩画相媲美，画面浓厚富丽，但又比皇家彩绘艳丽脱俗，色彩搭配大胆，和谐统一.如图5,除彩画雕刻的人物、动物、高山流水，还在画面的最低空白处绘有与故事情节相呼应的景色如蓝天、白云、碧水清波、高深峡谷、娇艳桃花等，用来增添木雕的层次感和神秘感，咫尺之间给人千里之势、虚无相生的无限境界.施以彩绘的木雕，颜色上注重协调，暗与亮的对比，冷与暖的融合都映衬着整个画面和谐的景象，无不透露出独特的色彩美。

1.4精雕细琢的装饰美

亳州花戏楼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既符合徽派建筑的风格特点，也涵盖了古典儒家、道家伦理道德精神风貌的文化特征.它将建筑中的极简和极繁、古朴和华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花戏楼古拙朴素的砖雕艺术、精巧极致的木雕艺术.

1.4.1古朴的砖雕艺术安徽砖雕历史悠久、雕刻精致、独具一格、名闻中外.亳州花戏楼的砖雕艺术可谓是徽州砖雕中的佼佼者，题材多是反映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亳州花戏楼砖雕创作的构思和构图分前景、中景和远景，雕刻一般采用高浮雕和镂空雕，“一块方不盈尺的砖面上，可以透雕出几个层次，砖面的布局常常如整幅立轴和手卷的画法那样严谨”.亳州花戏楼砖雕多为人物透雕，构图尤其复杂.皖南地区的砖雕普遍都是三透或者四透，而亳州花戏楼的砖雕最多可达七透，这在砖雕艺术中是极为罕见的.如图6，第一层是镂空雕刻的；第二层是圆雕雕刻侃侃而谈的轿夫，人物雕刻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第三层是轿夫后面镂空雕法的官轿；官轿后面抽烟袋的轿夫以及轿夫旁边的灌木丛是砖雕的第四层；第五层是后面中景的植物、院落前的桌椅、院落大门；第六层是后景院中的树木直到最后一层的正堂大门一共是七透，整副砖雕布局合理、疏密有序、人物传神、雕工细腻.。亳州花戏楼内容虽多取材戏文故事，但工匠们更追求意象表达，以意象为前提,运用装饰手法将生活的愿望、理想与自然中所表现的物象进行主观再造.依照美学法则对各种物象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进行高度的提炼、夸张、修饰，充分利用雕刻艺术及制材加以表现，风格古朴细腻，雅致精巧，有极强的装饰性，呈现出亳州花戏楼砖雕的独特艺术魅力，给人以古朴的艺术享受.

1.4.2华丽的木雕艺术亳州花戏楼木雕工艺分为大木透雕和普通的木雕工艺，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大木透雕.人物形象雕刻的栩栩如生，搭配高超的彩绘技术，既表现了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巧，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雕刻工匠拥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徽派砖雕木雕将戏文故事中的情节表达发挥到了极致，将戏台的建筑装饰和演出功能相结合，增加了亳州花戏楼的装饰性和娱乐性.木雕有“八仙图”、“长坂坡”、“铁拐李焚身”等12副作品，花戏楼的每幅木雕形式感都很强，人物惟妙惟肖其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雕刻技巧无不让人惊叹.如图7，作品《长坂坡》，雕塑有3层，共雕刻人物达23人、战马13匹均属于镂空雕刻.作品中赵子龙左手持红缨长枪右手握金虹宝剑怀中抱有阿斗双目炯炯有神，木雕故事人物形象突出、夸张传神、造型复杂且具有写实性，让观之人如同身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