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8 09: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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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管理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知识密集型的专业服务组织—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在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资源,而隐性知识又是知识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师生员工会产生大量隐性知识,包括经验和经验化形态的技术,以及隐含于教师所认同的理念中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支柱,对教师和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隐性知识管理,转化高校的隐性知识,使知识势能低的主体共享其知识,将有利于高校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更重要是有利于知识的增值、裂变、聚合,从而使高校真正完成其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将知识服务于生产,推动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使命。
一、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
1958年,波兰尼在其代表作《个体知识》中认为知识分为两类:explicitknowledge和tacitknowledge即今天所言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严格的数据、科学公式、公理、文字等符号表达出来,可以编码化的,易于存储、交流和共享的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性化的和难以格式化的知识。显性知识容易学习传递沟通,也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隐性知识是难以模仿的,不易被窃取或复制,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全面、更能创造价值,是组织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高校隐性知识则是指存在于高校的知识势能极高的教师员工的头脑或组织结构和文化之中的,很难用数字、公式和科学法则以及文字、语言来精确表达的,难以明确的被他人观察、了解、让他人获知的知识。诸如教学、科研、管理专长、学术研究经验、创作灵感以及对行业的洞察力、判断力等等。这种知识是通过个人经历来获取的,它深藏于个人的头脑之中,没有与知识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于编码,是尚未文献化的零散的非结构化的不系统的知识,高度的个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隐性知识都是隐含而难于获得的,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加深,一部分隐性知识将不断实现转化,而新的隐性知识也会不断产生。因此,如何使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促使其在高校内部流传与共享,从而创新高校知识,增加高校知识存量,则是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也是生存发展的关键。
所谓隐性知识显性化是指将隐性知识编码化,使其转化为显性知识,易于人类的学习和借鉴。隐性知识管理就是对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涉及的诸多问题的管理。由此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的内涵可以表述为:高校隐性知识管理是高校设计优质良好的知识转化环境,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进行管理,使隐性知识顺利实现显性化,以达到高校的目标和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的障碍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校知识管理的重点在于隐性知识的共享与转化,以实现个人和高校知识价值最大化,培育高校核心竞争力。然而知识管理是一项巨型的复杂系统工程,目前在知识储备、知识传递、知识创新的高校实施知识管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管理步伐缓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障碍有:
1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
我国高校知识管理刚刚起步,大多数尚未建立以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的知识管理系统,缺少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开放交互式技术平台。“知识地图”、“电子讨论系统”、“最佳实践”数据库、视频工具等先进技术手段很少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隐性知识流动与转化的范围和效率。
2.高校传统组织体制的制约
我国高校目前实施的是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僵化,等级森严,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这种组织体制的弊端是中间层次过多,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组织内部的沟通有着难跨越的层级鸿沟,阻断了教职员工面对面的互动式交流,科层制的管理体制的价值追求是成员遵循原则处理、解决问题,它压抑了组织和成员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科层制的管理体制会导致不良的组织文化。科层制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行政权力是它的中心,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会形成一种围绕行政权力展开的组织文化。“教而优则仕”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写照。由此造成的必然是对组织的行政权力的关注和追逐,以及对组织内的知识或者说学术权力的忽视和淡漠,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
3.缺乏合理的激励制度
合理的激励措施是知识转化的动力,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在知识转化领域普遍存在着激励措施不当、不合理甚至缺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以“性善论”为前提,再加上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书育人,使社会对教师拥有过高的期望,一般对知识的转化不实施激励。另一方面,高校的知识主体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高校的知识转化往往是难以量化的,因此按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对知识转化主体进行激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4.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
隐性知识转化问题是知识管理的核心问题,不论是在高校还是在社会其它领域。人类实践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显性知识的获取、传播、应用,而忽略了隐性知识的存在及作用。我国高校的知识管理尚处在诞生阶段,对隐性知识显性化重视的程度不够。我国高校对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关注比较少而且大多处在自发阶段。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书本显性知识的转化;科研过程虽然由于频繁的师生接触可以传递大量的隐性知识,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的师生比例失调,科研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师生直接服务社会的活动也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形成一定的格局。因而对大量高校的学生而言,他们更多的接受的是显性知识而不是隐性知识。
三、高校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针对高校隐性知识管理过程中存在着的障碍,现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知识流动、转化知识势能高的个体在创新知识、开发知识时需要在智力、体力、财力等面给予大量的投人,如果在转化、共享其成果时不能有所收益,甚至连回收其成本都困难时,势必影响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限制知识的转移,也将造成知识的浪费;同时,知识接受者接受知识的积极性越高、知识存量越大,则知识转移率越高,知识转化也越充分。二者都需要激励,只有激励两者才会积极参与其知识的转移,隐性知识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激励机制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机制,两者都是高校组织为促进隐性知识转化而必备的制度。物质激励主要是以薪酬激励作为重要手段,组织要建立“学历提升奖励”、“知识开发补偿”、“按知识贡献分配”等制度,从物质上激发教师员工提高自身的知识存量,积极开发知识,转化个人隐性知识。精神激励则包括环境激励、目标激励和情感激励等。
环境激励主要是创造优良的环境,激发教师员工的热情,为其提供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所需的资源;情感激励和目标激励则通过建立平等互敬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制定与高校发展目标一致且与教师员工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奋斗目标,激发其使命感,进而形成其内在的动力。这样,从物质和精神等方面激励高校教师员工隐性知识转移的积极性,使隐性知识最大程度地实现转化。
2.重视学校组织的文化建设
与传统管理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知识管理强调组织文化建设,每一个成功的学校必须有自己的学校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教职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全面地影响着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以及集体效力的发挥。所以在高校要尽快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知识主导型组织文化,建立学习型学校,形成一种能促进学习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的良好氛围,建立自觉合作、自觉交流、自觉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在学校内创造一种信任、合作和深度会谈的精神,鼓励教职员工积极贡献出自己的隐性知识和丰富经验,加快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3.重构高校管理机构和体制
传统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是按照刚性管理的要求设计的,教职工与领导之间、教职员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差别,教职员工的信息、意见和建议要通过这一组织结构逐渐汇报,不能超越,从而给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设了障碍,严重制约了组织隐性知识的流动与转化。知识管理要求打破这种设计,建立能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知识型学校组织结构,撤销一切形式化的组织和冗员,实现管理层的纵向缩减和管理人员的全面精简,从而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上下级沟通顺畅,信息充分流动,教师们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自主的权力,易于把个人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连接起来,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较高的创造激情,因而有利于知识交流、转化、共享与创新,从而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大化。
4.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而且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
一、网络文化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的道德认识系统。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教育主要依赖于家庭、学校周围社会环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学校、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而在当代,人们除去被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包围外,网络文化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虚幻与现实相结合的网络特点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们不仅借助于网络文化的传播进行感知和理解,而且还能从中吸收思想政治素养。可以说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与网络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他们在网络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认知的重要来源。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建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非群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在参与群体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群体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认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识。到了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不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也跨越了社会群体。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并不仅是从某一个体到另一个体的传播,而常常是许多社会群体同时获得同一文化知识和价值信息。因此,现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群体的;二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具有开放性。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在的群体相对封闭,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观念变化较小,往往会长时间保持着同样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到了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传播打破了一切封闭状态,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传播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变得近在咫尺。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内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及群体内个体与个体的互动文化传播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这些因素构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有科学技术、政治思想、经济知识等等内容。可以说现在人们通过网络所接受的信息内容比过去几个世纪还多,一个现代青少年所了解的东西比过去一个老人还多。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意识的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结构层次更加复杂、更加丰富,这不仅是我国现实变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网络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代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传播对养成青少年进取、开放、参与、自强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网络作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识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享受。无论从量和质两方面看,都是学校教育难以达到的。从量上看,网络传播将逐渐超过由学校所提供的信息源;从质上看,学校以外的信息,由于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新颖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产生较好的效果。从这一点看,网络文化传播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常常容易青少年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网络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开放体系,是无数群体、个体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媒介发生着交互作用,无数群体、个体凭借不同的自身素养,不断交互感知各种价值信息。传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经验、见解、知识等等相关因素不断地影响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有时这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有时那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时常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种各样夸大、扩张信息的存在,又会使得整个网络信息的价值意义变得异常混乱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例如网络聊天中频频有人上当受骗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不仅容易使青少年丧失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状态。某些不正规的网站,为了以“新”和“奇”吸引浏览者,经常会一些不真实的新闻和花边消息。其规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机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时也减弱了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当信息量对青少年来说成为超负荷传播时,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兴趣。尽管网络文化传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会,而真正能内化为青少年品德的却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态却膺臀懂懂。这样,网络文化传播也就失去了建构思想政治意识的意义,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产生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的状态。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易使青少年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从传播的内容来看,现今的网络文化传播是无视青少年作为主体存在的,忽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价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断地在网上传播。这些信息究竟能给青少年提供多大积极的帮助,网络文化传播者很少给予考虑。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文化传播倾向,它忽视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动机,因而常常破坏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从学校获得的道德规范与网络文化传播中获得的信息相冲突。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越来越使青少年无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也越来越使其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样,因缺乏一定的参照标准而使青少年陷人无所适从的困境。网络文化传播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将会使青少年理性思维衰退,从而使其逐渐丧失正确的价值标准。
可以看出,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减弱。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发展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确立开放、多元的社会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既是对网络文化传播这一挑战的应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自身要求
费者的认同力度。二是组织营销,电视台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对厂家或自已挖掘的产品,联络组织营销,和电视台原有的职能不同。既要进行宣传又直接从事产品的组织营销。三是售后服务,售后服务是电视直销必须承诺的,因为,这与电视台单纯的播放广告及商场销售不同,电视直销的宣传与推销是电视台直接经手的,必然与媒体的声誉、形象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可以说电视直销是事业中的产业,公益服务中的商业活动,传播行为中的交易行为。电视直销直接关系到观众及消费者的利益,办不好,电视台将直接面对观众及消费者,而且无法回避社会、道德、法律的责任,所以电视台办电视直销一定要采取慎重、稳妥的态度,严密地做好这一工作,不然媒体的形象社会受到极大损害。
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营销方式,电视直销其独特的优点是: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对厂商来讲,电视直销无疑是架起消费者与厂商之间最快捷、最方便的信息通道。电视直销节目一般能够从商品的功能、构造、质地、操作,甚至闲置时的摆放、保养都一一交待清楚。并且电视台具有很高权威性、垄断性,从而保证了厂商的利益。这种销售方式对厂商而言,可为他们节约一笔广告开支,节目而且能滚动播出,会很快实现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产品的认识阶段。可谓:省钱、省力、效果好。
对于电视台来讲,利用非黄金时段搞电视直销,无疑为电视台广告收入又添一笔可观的数字。自95年以来中国电视直销从无到有,发展到目前的上千家。可见它在中国是有生存的根基。
对消费者来讲,买电视直销商品,为城市快节奏生活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使其安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能在其它领域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实现了足不出户在家购物的梦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电视直销对厂商、电视台、消费者都有好处,为什么在中国却处于迷茫和徘徊不前的状态呢?导致目前局面我认为有多种原因。电视直销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生活水平又不高的情况下,在人们的消费观念方面、产品价格过高方面、售后服务跟不上方面、广告宣传过激方面、行业不规范方面等原因确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
1.观念问题
在国外,电视直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电视直销却刚刚起步。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高,且人们已习惯于传统的购物方式,相信自己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才放心。以处于全国中等收入的济南市为例,消费者看完直销产品广告,打进订购热线,并咨询完产品情况后,大都不要求直接送货,而是询问产品的展销地点,等货比三家后再现场进行购买。此类现场销售占销售量的大部分。再者在工作节奏还不很快的今天,消费者利用现场购物进行休闲一下的也大有人在。所以电视购物没能让人们完全接受其直销送货这一消费方式。从国内大多数电视直销企业采用直销送货和店铺销售,就能看出中国电视购物有其本国的特色。
还有一点,传销给人们留下的创伤还没有愈合,担心电视直销又是一个美丽的陷井。其实消费者不必有这个顾虑。传销的行为载体是个人,由于个人行为的多重性,而使传销在中国演变成为一种规则无法约束的销售方式。从传销的目的看,它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发财,人人都去发财,谁去消费产品呢?这种没有市场的销售注定要失败。而电视直销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生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它是与人们的日常消费密不可分的,具有广阔的销售发展市场。
2.价格问题
目前的电视直销商品大都是日用品、化妆品、保健品且进口商品居多。消费者普遍认为电视直销商品价格偏高。且使用不了多久,市场上就会出现足以乱真的仿制品,售价却又出奇的低,这样就挫伤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形成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进口商品要承担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因电视直销商品还要支付昂贵的电视片制作费,电视广告费,及送货费;再一点由于电视直销在我刚刚起步,规模小,品种单一,难以取得规模效益来降低商品价格。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购买电视台时段作电视直销的社会企业,他们往往将短期暴利做为电视直销的最终目的,没有做长远的经营考虑,从而导致出现价格高的暴利商品。产品的高价格,表面看来,利润是丰厚的,但通过经营实践,消费者就会发现物能所值,这将此种产品销量肯定是上不去的。这样一来电视直销在消费者的心目就会有电视直销产品价格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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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直销的价格定位较为复杂,构成商品价格的首先是生产成本,其次是广告成本,再次是销售成本。而决定这些成本大小的则是产品潜在的市场销量。换言之,销量越大,成本越小,反之销量越小,成本越大。一些电视直销公司拒绝低价位的小商品进入电视购物,可能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商品本来无大小,“小商品”可以做成大市场,“大商品”未必有市场。问题在于商品符不符合电视购物的定位,在于销售网络的大小布局的合理与否。一个新颖实用,独一无二的低价位商品。毛利率可能更高,或许还能改变电视直销产品“高价”的形象。再者,电视直销商应该更多开发国内新产品,这样也可降低价格。特别是开发国内名牌企业的产品,不仅可大大降低成本,而且名企业的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在消费者心目中有一定的认知度,这样电视直销节目一宣传,消费者就会很容易地接受。
电视直销网络的建设是同行早就苦心追求的。从无店铺售到有店铺销售,这是中国电视购物直销行不通之后的无奈。销售网的建立,虽然增加了销售成本,然而也使我们具有了除广告力之外的销售力。有了这个网络,使我们统一价格,有条件完善服务,有这个网络,可以避免了无序竞争带来的灭顶之灾。
要实现拥有价格优势,并获得可观的利润,电视直销行业应走垄断联合的路子。“垄断”这一词不太中听,然而,电视直销都是以对某一产品在本区域市场的经销权的垄断为前提。一个产品如果不能控制市场,它必然是短命的,因为当电视直销企业无利图并且养不活销售网点时,谁还会去硬撑呢?失去垄断的经销权,电视直销不复存在。电视台已将电视直销看作了一种广告投资行为。垄断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只有通过一个销售网销售的商品,才有可能实现最好的售后服务,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防止假冒伪劣的冲击。垄断也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的必需。健美骑士与万得拖把的教训,一方面来自于电视直销公司,而另一方面也因为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销售和协作机构。
其实,每次大型电视直销洽淡会上,都会商议如何寻求一种直销同仁们的联合。电视直销界一盘散沙的局面已严重影响了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并没有开始,更多的是松散型的志同道合式的友好联盟。冷静地分析一下不难看出,虽然作为事业性质的电视台各据一方,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但不联合就意味着孤军奋战。大台有大台的难处,小台有小台的苦衷。大台的电视直销广告覆盖面广,却苦于难将销售网络延伸到每一地区。即使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地方台配合,促销能力也大打折扣,更何况要增加要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而小台,则因其有限的开发产品能力和所在辖区覆盖区域的有限,也不能创造较好的效益。我们面对的不是兄弟台之间的互相残杀,而是共同争取电视直销在商界生存发展的空间,真正意义应是事实上的联合,必须是以股份制形式应组成的经济实体。
上海联合电视商品配售有限公司的成立以及全国电视直销联营网的酝酿,标志着中国电视直销业在电视直销市场的规范发展,电视直销的区域合格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将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在产品选择、统一进货及全国统一时间推出,这样可大大降低成本,最终降低产品价格。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地区性的电视购物企业,我认为应采取电视直销与传统销售相结合的营销策略。中国的消费者大多还是延用传统的购物方式,因此电视购物要植根于中国,必须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合,在培育市场和新的消费方式的同时,走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购物之路。既然许多消费者都认为电视购物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场购买商品的价格,那么把直销商品放在传统的商场专柜,采取与电视屏幕价相同的价格销售,至少能使消费者认识到该商品的价格就是商场的定价,起到心理平衡作用。另一方面,商场的橱窗也为电视直销产品起到广告宣传作用,使看到直销节目但心存忧虑的消费者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甚至可以由受过培训的专柜销售人员当面演示使用方法,使消费者的购买动机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购买行为,也能吸引没有看到电视直销节目的消费者。而且合理地设点布局。还可减少周边地区的送货费用。事实证明传统商场电视商品营业额上升并不影响电话订购的营业额,相反增加了电视购物的销售渠道和影响,为电视直销起到推动作用。
3.广告宣传问题
电视直销广告的不规范,也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健康发展,现在播放的一些国外提供的录像带,很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有些“”有损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果我们制作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直销节目,便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和增加可信度,之后通过长期的良好经营,可以产生固定的推销形象,这也将是一笔可观的无形资产。
4.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
从消费者投诉看,也有对电视直销商品的投诉,虽然占比例不大,但也应该引起电视直销业内人士的重视。电视直销商品更要重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消费者购买电视直销商品就是为了享受足不出户在家购物的生活方式。如果电视直销商品质量不保,让上帝三番两次地找上门来,岂不违背电视直销的宗旨?我觉得电视直销商品不仅在产品价格方面要合理,质量、售后服务都应是一流的。
一、引言
1851年英国政府耗用了4500吨钢材和30万块玻璃,在海德公园附近建成了一座梦幻般的水晶宫殿,里面陈列了当时令人瞩目的引擎、水力印刷机、纺织机械等。之后160天,这座宫殿共吸引了630万人次前来参观这个盛大的展览。这就是被后人公认为标志着工业时代到来的第一届“伦敦世界博览会”。158年后的今天,上海正积极地为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而紧张筹备着。
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如今的世博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展现人类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沟通盛会,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展并吸引7000万参观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一个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盛会,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
从1851年到今天的40多届世博会上,人们带着各自先进的展品和美好的愿望从世界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流,支撑着这个盛大聚会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对于沟通的渴望。在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在交流中互相认知,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理解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存。世界各国独特的文化汇聚于此,进行交流、沟通与协作,极大促进了全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彰显了世博会的真正价值。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迥然差异,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经这样感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了。”这就直接反映了当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推动人们互相沟通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呢?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平台。
二、世博会跨文化传播的价值
(一)世博会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尤其是跨文化的传播,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学习补充。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对外交流就有: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开通;鉴真东渡日本把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了周边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了西方,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尤其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沟通和协作,跨文化传播在广度、深度和密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人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关注与研究也随之日益加深。各类专著、论文及其他研究成果等都标志着我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内涵、规律、意义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博会是一次盛大的全球展览会,它用一个主题将几千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二)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
在当今高科技时代里,传统世博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越是全球化就越发凸显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这也是世博会作为一个传统会展能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不难想象,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社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化,这样的独特体验是无法用网络和屏幕来替代的。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它跨越了文化之间的鸿沟,用共同的理念和主题以引起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鸣,对跨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其独特的跨文化传播的巨大优势。世博会给了普通人一个独特的机会去亲身体验和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更好的沟通与合作。鉴于此,我们要利用全球聚焦中国这个历史机遇向世界准确地介绍中国,尤其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把这个传统告知世界,在互相尊重、交流和沟通中实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三)世博会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和展现民族文化的价值
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打造和展示国家形象的一个难得的机遇。相关数据表明:“凡是举办过这两大活动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都大大受益于此。”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改善国家形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众所周知,日本正是凭借多次举办世博会和奥运会使得国家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复苏,大批日本企业也借此走向了世界舞台。同时,世博会推动了日本重新确立其民族文化,也成为其确立大国地位的巨大动力。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设想未来城市生活的平台。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塑造并传达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文化,塑造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自强不息的志气、厚德载物的大气”,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三、世博会促进跨文化传播的规律
现代世博会蕴涵了丰富的展览、表演和互动等因素,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型活动的鲜明特征:
1.文化性。一百多年来,世博会已经由最初展示先进工业产品演变为展示各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的综合舞台,而世博会的核心价值直未变,这就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才是真正支撑起世博会的核心要素”l6j。历届世博会都有大量的文化活动,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的文化活动预计总量更是达到2万场左右。举办期间,世博会将是全球文化活动的中心,各种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经过交流、摩擦、沟通与渗透,最终达到理解、交融和共存。归根结底,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还是文化。
2.长效性。世博会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盛会。奥运会虽能吸引全世界人民目光的集中关注,但举办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较短。世博会的举办时间则长达半年之久,目标是“吸引7000万人次的中外观众,平均每天参观者的人数高达40万左右,其影响力和辐射面是空前巨大的”。与此同时,还会有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参与新闻报道,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个媒体集中且长期关注的时刻,围绕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世博背景、世博理念、世博人物等不同角度挖掘上海和中国的文化,用灵活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国家形象。
3.参与性。世博会与奥运会的最大区别莫过于奥运会是以观众被动观看比赛为核心,而世博会是以主动参与为核心的。参观者身临其境,切身体验,亲身感受。传播学的理论表明,人际传播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媒体形式,而世博会正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亲身体验的人际传播形式来发挥其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世博会重在参与、互动和交流,它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让参观者主动参与进来,从而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增强了人们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意识和积极性。
四、利用上海世博会有效推进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理念是:“传承世界文明,弘扬民族文化”,这一理念与我国提倡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交往战略一脉相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推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呢?
(一)增加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
世博会的交流实际上是文化及思想的交流,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这其中有共通、理解和包容,也有差异、误解和冲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其他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相反,文化上的误解则会造成一切交往的障碍。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被外来文化征服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那种文化的俘虏,反而会认为自己拥有了那种文化,这就是文化强大的渗透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一书中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利而削弱别国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
这个学说就是思想观念,就是文化。可见,思想与文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凝聚和推进作用,而世博会就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一系列的展览、论坛、文艺表演活动准确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阐释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念,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把传统文化转变为国家竞争力。
(二)增强文化差异意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协助各国做好参展工作
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人口、地理等各不相同,导致了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风俗习惯、语言表达、思维模式、宗教法律以及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是,文化具有独特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文化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尊重、相互补充。如果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评判标准等去进行对外交往,那么对异质文化就会产生不自觉的排斥。
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克服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既要消除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恐惧感,也要消除对异质文化的抗拒性,认同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舞台上,我们要面对有史以来最为多元的文化和观众,我们对于他们应该给予高度信任,同时也要增强自信,消除文化距离和文化震惊,正确理解参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高效、准确地协助他们做好参展工作,这对于办好一届世博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正如赵启正在2006年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所言:2004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图书版权多达4068种,而输出的只有14种;从英国进口的有2030种,输出的只有l6种。电影方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的影片多达4332部,其中,美国几乎占到了一半,而我国出口的影片可以说屈指可数。在服装、动漫、电视剧等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赤字”问题。《圣经》中黄金法则“treatothe~thewayyouwanttobefeated.”不仅基督徒熟悉,而且几乎是传遍了全世界。而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理念,比西方人的这个黄金法则要早几百年,却未能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这些事实和数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不够的,与文化的内涵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激活中华文化,没有诠释好我们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增强中华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定期在国外举办各种类型的中华文化展、论坛、文化节、文化年等系列活动;要增加媒体对文化活动的关注,给予更广泛的宣传和报道,推动一些优秀的文化艺术能广泛传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就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同样是这样一个舞台,届时会有更多的文化活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巨大魅力,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提高中华文化的演绎力、创新力和表现力。
(四)跨越文化差异。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落幕。与奥运相关的大型公共建筑鸟巢、水立方等体育场馆都在奥运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体量巨大的建筑实体,国家体育场“鸟巢”以其特有的标志性、时间性和空间性建筑艺术特点,成为传播奥林匹克文化不可替代的物质载体。
在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中,视觉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届奥运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优秀的视觉形象会成为一届成功奥运会的重要标志。往往奥运会结束后,视觉形象依然会继续留在人们的心中,发挥久远的影响。通常所说的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指运用平面设计或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法对奥林匹克理念与行为的全面反映和艺术性表达,这只是狭义概念的界定。而广义概念的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社会公众通过各种媒介接触到奥林匹克的理念、行为及设计传达符号,是经过思维与情感的整理与分析而形成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总体评价和整体印象。因此,无论是二维还是三维的造型艺术,小到奥林匹克标志、徽章、徽记、奖牌、吉祥物、招贴画、火炬,大到奥运场馆、奥运公园等,奥林匹克的视觉形象范围广泛,形态丰富,影响巨大。
对奥林匹克视觉形象关注较多且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是王军博士。她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历史研究》一书中。书中着重对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成因、规律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和艺术与设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是,因其研究重点的划限把奥林匹克视觉形象仅仅界定为二维的平面视觉形象的范围,而对更具冲击力和影响力的三维乃至四维的建筑场馆视觉形象几乎没有涉及。本文基于“鸟巢”的视觉形象,以建筑的视觉认知和视觉感受为视角,分析奥林匹克视觉形象在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视觉形象是通过传播发挥其功能的。“鸟巢”的视觉形象具有直观的识别性和冲击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空间,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传播。其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奥运前、奥运中和奥运后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鸟巢”的标志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艺术表达
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标志。历届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除了满足奥运会竞赛的需要外,都力求以艺术美感及文化风格,成为举办城市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时代标志和视觉形象。“鸟巢”以体量巨大、多维的视觉形象,恰似一座由建筑变成的世界上最大的“雕塑”作品.为北京奥运会树立了一座独特的标志,是奥林匹克文化的艺术表达。
“鸟巢”是一座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奥运场馆。其视觉形象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鸟巢”形象完美纯净,外观即为建筑的结构,立面与结构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各个结构元素之间相互支撑,主体建筑以钢结构析架成“鸟巢”结构,空间呈巨型马鞍椭圆形。它地势略微隆起,如同巨大的容器。高低起伏、波动的基座缓和了容器的体量,而且给了它戏剧化的弧形外观。“鸟巢”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镂空的手法和陶瓷的纹路,色彩灿烂而热烈,与现代先进的钢结构设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鸟巢”以其艺术性与功能性的高度结合,在满足奥运会体育场馆所有功能和技术要求的同时,空间效果既新颖别致,又简洁典雅,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标志和艺术表达,从而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创造了独特的窗口和平台。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木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的举办,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对话。建造在古老文明的中华大地上的“鸟巢”,以其富有东、西方智慧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育建筑和独特的视觉形象,给世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由皮埃尔?德?顾拜旦提出的奥林匹克文化以一句格言和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为人们所熟知,“和平、友谊、进步”是奥林匹克宗旨的高度概括。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强调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包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
奥林匹克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以西方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竞争理念,哲学基础是强调个人的单主体性思想。而集中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华文化精神,其思想精髓是和谐理念,哲学基础是强调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互主体性思想,突出的是一个“和”字。在“鸟巢”的各种文化活动及其赛事,不仅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且赋予了“更真、更善、更美”的新的内涵,追求和平、和睦、和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精神。
奥运会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一种活动形式,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奥运会中的体育建筑设施特别是主体育场则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载体。“鸟巢”使奥运会这一盛大的的世界性节日,成为喜庆而欢乐、自由而和谐的场所,续写了奥林匹克文化的新篇章。
二、“鸟巢”的时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
建筑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鸟巢”的时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鸟巢”以其时间的“流动性”,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线”的传播。传播是一种传达、交流、联络的方式,以各种符号的信息意义,通过传播的过程和渠道,产生传播的效果和作用,是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鸟巢”作为建筑艺术所构成的综合媒介的存在具有传播功能。
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鸟巢”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及其过程。
其一:国家体育场方案的征集与设计。“鸟巢”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在设计方案征集阶段就已经开始。“鸟巢”是第一个进人建筑设计程序的北京奥运场馆设施。
2002年10月25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第二奥运会组委会授权,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面向全球征集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建筑概念设计方案。经过资格预审和正式竞赛两个阶段,截至2002年11月20日,有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日木、加拿大、瑞士、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14家设计单位进人正式的方案竞赛。
2003年3月18日,在参与竞赛的全球13家建筑设计公司及设计联合体的13个设计方案中,评审委员会选举出3个优秀方案。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推选“鸟巢”方案为重点实施方案。同时,为征求公众意见,竞赛组织单位又将全部13个设计方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公开展出。展出历时6天,征得观众投票6000余张。表现出观众与评委在相当程度上的认同。
最后,经决策部门认真研究,“鸟巢”最终被确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最终实施方案。这个由2001年普利茨克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方案,从中外13个竞赛方案中胜出,被评委以压倒多数票选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并获得公众广泛好评。
以上国家体育场方案“鸟巢”征集过程和数据说明,由于国家体育场采用全球招标,经过征集方案、中外专家评审、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得到了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
“鸟巢”是中国改革开放理念的具体体现,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的中国融人国际大家庭的全球化姿态,体现了2008年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同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
其二:奥林匹克“火炬”的传递。本届奥运会火炬传递的终极目标是“鸟巢”。火炬传递是奥运会的前奏,是仅次于奥运会木身的最重要的传播工具,在奥运会主体育场圣火燃烧之前,火炬传递也在践行着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使命。
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以“和谐之旅”为主题,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口号,境外在五大洲(国家、地区)的21个城市,境内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传递,并抵达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传递时间为130天,传递总里程约13.7万。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路线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生机勃勃的建设成就以及13亿人民的精神面貌。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成为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炬接力。在传递活动中,传递了友谊与和平的信息,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点燃了人们对奥运会的激情。
三、“鸟巢”的空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场所
在“鸟巢”举力、的本届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是奥运会期间最隆重的仪式,也是全球最盛大的节日。奥运期间,作为木届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全世界的眼光聚集在“鸟巢”。如果说“鸟巢”的设计和火炬的传递呈现着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过程和前奏,那么,奥运会期间在“鸟巢”的开、闭幕式及其多个赛事,就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主要场所和舞台。在“鸟巢”建筑这座凝固音乐的空间里,它更加直接地发挥着作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以开幕式为例,在“鸟巢”的大型文艺表演为全世界奉献了精彩的视觉盛宴。宏大的场面之中,以古典的中国画卷为整个表演的背景,通过炫目的舞台设计,巧妙的段落衔接,演员精准的诊释和演绎,高度浓缩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体现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到书法、昆曲、京剧、国画,从海上丝绸之路到现代“星空”,以史为经,以璀璨的文化遗产为纬,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焰火组成的巨型“足印”,沿着北京古老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天安门到“鸟巢”,象征了古老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足迹,寓意深长。从某种意义上说,“鸟巢”成为人们的精神向往之地,成为木届奥运会的象征,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示舞台。
“鸟巢”是奥林匹克文化的延续载体。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和后奥运时代的到来,“鸟巢”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使命也已经结束。奥运会后这里将成为人们广泛参与文化体育、健身购物、餐饮娱乐、旅游展览等综合性活动的大型场所,并成为具有地标性的体育建筑和奥运遗产。其功能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它的建筑物体依然会在原址保留并继续发挥作用。据新华网的报道,进入2009年春节黄金周以来,“鸟巢”“水立方”等一批新北京标志性建筑成为奥运会后旅游观光的亮点。据统计,春节假期共有约8万名游客参观了这些奥运景点。
“鸟巢”是北京奥运会重要的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本届奥运会渐渐远离我们而去,“鸟巢”却如同一座纪念碑,以它特有的存在方式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其视觉形象依然会继续留在人们的心中,发挥久远的影响,它也将继续传播与延续着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
旅游者外出到异地文化区域的旅行游览,是对另类文化的体验。旅游者异域文化的体验最明显的是文化震惊,就是说旅游者对他乡文化的不理解而大为震惊。文化震惊是指某人进入一种新文化环境时所经历的情感落差或创伤性经历。很多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也称为“文化冲击”、“文化休克”和“文化震荡”等,我们在论述旅游文化传播中,称之为“文化震惊”。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WWW.133229.COM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和人的行为态度的变化。我们把他们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传播中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观察旅游者在游览旅游对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旅游者以客源地的文化身份旅游,其动机就是体验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化的文化。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距离落差越大,越能够提起旅游者的好奇心,对旅游者产生的吸引力也越大,也因此产生的文化震惊也越大。旅游者的不平衡会越严重,心理上的失调会越严重,也就是震惊程度也越大;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对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二者密切程度很高,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文化关注度很高,对二者的文化差异非常感兴趣,那么对旅游者的心理震惊程度也会越大,反之,就越小。用一个比较形象的公式表示就是:
旅游者的心理震惊=文化差异性(客源地的旅游文化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目的地文化对旅游者相关的程度(重要性、密切性、关注度等).旅游者在旅游异域文化中出现的心理不平衡或失调正是旅游目的地经营者所追求的,这种不平衡越明显,旅游者感受的心理压力越大,他受到的刺激越大,震惊程度越高,留下的印象越深刻,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特色也就越鲜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当然,目的地的文化特色越鲜明,对旅游者的针对性也就越强,对旅游者细分度会越高,会排斥一些对这种文化不感兴趣的旅游者。
学者们对旅游者进入异质文化中产生的文化震惊,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1)经历异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震惊;(2)经历异文化回到自己文化群体之后的文化震惊。旅游者到外地异域文化旅游之后又回到本文化中时,还会经历一次文化震惊,其强度有时不亚于进入新的异质文化。当旅游者在外地旅游完后,回到家乡吃惊地发现家乡的文化与自己所想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被称为反向文化震惊。这种经历一般要持续一段时间,旅游者才能再次适应家乡的文化环境。正如位和平组织的志愿援外人员回到美国后,这样说道:“当我回到俄亥俄家乡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晚上像从前一样与老朋友们在房前花园里聊天。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去花园那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讲的秘鲁的印度人的问题,我也不关心他们所讲的克里夫兰印度人问题。”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文化震惊的强度变化如下图1:
文化震惊和反向文化震惊都是旅游者心理平衡被破坏和认知失调的结果,寻求心理平衡和协调是每一个人心理的自然趋向,旅游者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会寻求调适的方法。
二、旅游者文化震惊的作用以及对负向作用调适的策略
文化震惊对旅游者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即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正向作用是:适度的文化震惊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心理上的期待,刺激他们的好奇心理,让他们对旅游过程产生兴趣。负向作用是文化震惊也可能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游者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障碍,瑞辛格(y.reisinger)与特纳(l.w.turner指出:人们已经指出了文化休克的大量症状,如:紧张、源于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而产生的失落感、由于在新环境中不能应对自如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尴尬、屈辱、沮丧、被新环境中的成员所拒绝的感觉,对其本身的价值观与身份的迷茫、缺乏竞争力、挫折感、对东道主的消极情感、拒绝学习新的语言、烦躁增加、疲惫、挑剔、主动性降低,甚至对清洁状况的过度关注与担忧。詹特(jandt)识别出了文化休克的2类症状。生理症状包括对健康与安全的紧张、惧怕与新国家中的任何人有身体交往、渴望感、酗酒与吸毒过度关注清洁状况、工作质量下降。心理症状则包括失眠、倦怠、孤立、孤独、方向感错乱、挫折感、对新国家持批评态度、神经紧张、自我怀疑、易怒沮丧、气恼以及情感与智力上的衰退。严重的甚至是旅游者到一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去旅游,个人长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价值观根本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以致于发生了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丧失自己原本应有的原则,而随波逐流。如一些政府官员到我国的澳门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赌博很兴盛,认为别人赌了,自己也想参与赌一把,最后把赌博还当成了一门爱好,不惜贪污受贿参加赌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文化震惊中产生的正向作用,会激起旅游者的兴趣,进一步去探索旅游文化产生的原因,寻找到解释理由之后,能够对旅游中所发现的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和阅历。
旅游文化震惊的负向作用破坏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本来目的,所以只有积极消除负向作用,或者把负向作用转化为正向作用,才能够让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成为一个增长见识和阅历的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样,对旅游者、作为旅游中介的导游以及旅游目的地都提出了要求:
中图分类号: G2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9-100-2
0 引言
视觉传播指通过影像符号、形态和行为达到一定目的信息传播,包括广告、海报、现场环境、印刷物插图、电影、电视、网络视频、摄影、形象设计、体育运动的视觉表演等。
大理州特有的文化生态滋养着极其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文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技艺、医药、历法、礼仪、节庆、体育、游艺等。传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下去的必然要求。
1 大理白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传播
在影视传播方面,中央电视台多次专题报道云龙吹吹腔活动情况,并拍摄了南涧跳菜宣传片,大理电视台《大理讲坛》《大本曲》《身边》等栏目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内容来策划。这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的优势是视听兼备,图声并茂,生动、形象、逼真、感染力强;视觉欣赏符合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超越空间距离,传播的即时效果明显。
在音像出版方面,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五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影像大理――大理优秀电视节目荟萃》,其中收录了《艺苑风景线・走进大理三月街》《开心辞典》节目――来自全国东南西北中不同城市的五朵金花,在苍山洱海间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竞赛。这些节目都为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挥了作用。
近年来颇有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还有2009年9月“中国白族百村百人”大型影像工程,其目的是了解白族群众的生活现状,也为了弘扬大理的历史、民族文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拍摄了15011 个白族村落的照片3万多张,收集整理有关文字资料30万字,出版了文配图作品《中国白族村落》《中国白族群像》,生动地展示了各地白族村落的人物群像、他们的生产生活的真实瞬间、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迷人的民族风情。
不过,这些内容被整合进了对大理文化的统一介绍的结构中,没有单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专门宣传,就不能突出其地位和价值,就容易淹没在大理文化的宏观背景中。
2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艺传播
经过几年的发展,文化产业培植初见成效,培育了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大理古玩城建成投入使用,大型实景演出《希夷之大理》登台亮相,2010年在天津召开的文化部第四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命名授牌大会上,大理州以大型歌舞《蝴蝶之梦》为主营业务的大理风花雪月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这是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
多年来,白剧艺术精品创作在全国戏剧舞台出彩夺目,从《红色三弦》到《望夫云》《阿盖公主》到近年创作的《情暖苍山》《白洁圣妃》《洱海花》《乡村医生》等一系列精品剧目获梅花奖、群星奖、山花奖等国家级奖项50个,省级奖200余个。文艺团体坚持送戏下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广场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农村文艺队伍广泛开展活动,极大地活跃和繁荣了城乡群众文化。[1]
3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展传播
会展是组织通过运用各种传播媒介,以直观物品陈列来展现组织成果、风貌、专利、产品的一种有组织的集中展示活动。视觉信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嗅觉信息、味觉
信息等,可以使参展者深受感染,发挥整合传播的力量。其特点是传播方与接收方直接接触,使其更具有直观真实性。[2]
大理国际会展中心、大理国际会议中心、大理州体育馆、大理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会展场馆具备一定规模。政府高度重视节庆文化展览,专门设立节庆文化活动领导管理机构。目前大理州会展业在三月街节庆、茶花兰花博览会、开海节等地方民族文化展览方面取得了学界、社会的认知和认可。
历年提出的“生态・人文,盛世・和谐”“以生态文明为本,以历史文化为魂”“大理――摄影天堂、创意之都、精神家园、旅游胜地”“影像看世界,典藏看大理”等主题和理念,吸引了国内外很多顶级一线摄影画廊前来参展,并进行典藏交易和摄影作品集交换活动。活动丰富,除了摄影讲座、媒体培训、手机摄影大赛等活动外,最值得一提的是《绕三灵・本主祭》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地道云南杯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赛”,一些以大理白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及主题的作品参展并获奖,配合大理洱海开海节开幕系列活动,展示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震撼力,全方位、多角度地提供了大理丰富的人文摄影素材,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在活动过程中更好地感受大理、聚焦大理、宣传大理,其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力量之大不言而喻,无疑会为传播大理白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巨大作用。
4 文化空间的传播作用
大理州坚持打造“南诏古都、文献名邦、妙香佛国、风花雪月、洱海渔歌、创意之都、精神家园”等系列文化旅游品牌,推动文化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确立了“生态为本、文化为魂”的旅游二次创业总体思路,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强节庆文化建设,办好三月街民族节、洱海开海节、中国漾滇核桃节、大理国际影会、南诏文化节等特色文化旅游活动,促进了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
演艺活动、会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作用,不只是因为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重要平台,还因为这些展示活动创造的空间带给观众的独特体验。展区特点鲜明突出,既符合国际化影展的布展要求,同时也突出了大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也是文化空间的一种。其传播功能显而易见。2012年12月30日,位于大理市古城玉洱路“蒋公祠”内的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开馆,标志着云南省有了第一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并成为新的旅游景区,给本地人和游客增加了一个了解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窗口。
“蒋公祠”是大理古城内保存最完好、最具白族建筑艺术代表性的清代祠堂建筑群。博物馆以大理州境内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省、州、县(市)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传承人展示为主题,以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为指导,集展览、收藏、研究、文化体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工艺品展销为一体,共收集了535件非遗展品。博物馆设有5个固定陈列厅,展示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作品,同时还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演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和大理土特产展销区,以挖掘、保护、传承、弘扬为宗旨,通过展板介绍、图片介绍、实物、雕塑、影像、活态展演及互动等多种方式,生动、逼真地展示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传承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基地,为海内外游客了解大理开启了窗口。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印刷商、书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科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20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发展,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无论是什么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⑴信息传同时,⑴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信息。⑵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⑶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义拥有相同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要依据Shannon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
1.信源:知识信息。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2.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其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定并给出知识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3.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依照适应性和媒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诸如划版、标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4.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5.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可简单定义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为了实现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1)要有唯一的身份标识码;(2)要有存储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数据接口;(4)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CPU);(5)要有数据传输通道(含协议)。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