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篇2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17-01

一、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德里达曾指出，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是奠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上的：“从柏拉图到卢棱、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的形而上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蓝本先于摹本等。它并不仅仅是许许多多形而上学的姿态中的一种，而是形而上学的迫切之需，是那最是恒久，最为基础的，最具有潜能的程序。”这样的二元对立，不仅表现于哲学中，还表现于宗教中。

阴阳中和，是人地四时之气和人的阴阳之气运行的最佳状态，是天、地、人最美好的道德和规律。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尤如阴阳的关系，有贵贱、尊卑之分，但归根到底也要体现阴阳中和的法则。至此，正统儒家以赋予阴阳这组概念双重性格(既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性，又具有阳尊阴卑的道德属性)的方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使得阴阳互补、调和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中西不同的家庭观念

各个民族对家庭关系的理解都有其独特之处。在中国，作为女性最主要的活动舞台就是家。中西对于家庭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并在各自的演变中，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从上古时代起，就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而西方家庭成员之间一开始就以对抗为主要特点。

在西方文明源头的古罗马时期，家庭就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血腥统治。罗马人的“家庭”一词即“奴隶”的意思。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家长的奴隶。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他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人的希望与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罗马人的家庭关系充满着骨肉相残的悲惨故事，这是讲究“孝”与“慈”，重视“家和万事兴”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

（三）中西不同的社会个人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那么中国历史文化则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个体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女性臣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权，同样无独立的主体性。他们都是民族群体中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社会的独立个体。这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个体将个人意识，自然权利置于社会之上大不相同。因为个人与集体息息相关，中国人一向注重集体主义，将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这样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源远流长。

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个体意识甚为薄弱。尤其是女性，并未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所以她的文化独立、精神独立较西方女性就带有很大的形式主义也就是虚假性。因此，对于人类意识和个人意识都没有充分发展的中国女性来说，确立女性自我意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也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

二、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功能和意义上的不同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同时又是自强不息的生力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文本和妇女文学为其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写作的政治性，认真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挑战，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深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肩负着三个方面的功能：它对传统文学史观或者说对传统的批评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对传统性别观念提出质疑。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立场和精神品格上也秉承了西方女性主义。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却有些自己的路径，因为它所要担负的功能与西方不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具有鲜明的社会革命色彩。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外来影响的双重作用的产物，担任着双重功能，展现在当代的景观就是女权的、女性的、反女权的和“女性中心主义”等各种成份的共融和共存次。

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男性同盟的加入

在西方，妇女的解放无疑是妇女自己的事，女性面对整个的男性世界孤军奋战。即使是倡导“天赋人权”的卢梭，对妇女解放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更不用说与女权运动相伴而生的主要来自男性的反女权主义思潮了。在作为女性平等思潮发源地的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玛丽・戈兹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然后不幸的是惨遭杀害，她的组织也遭解散。在以后的年代里，妇女组织一再重组，但是总是遇到男权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

在中国解放妇女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男女，自从倡导之日开始，都没有公开反对过。如果说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从敌阵中冲杀出来的，那么我们中国女性所赢得的一切，则是和平解放的结果。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的引进，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女权学说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而中国的文人学者也纷纷响应，其中不乏男性。时期，根据观点，剖析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大家族制度，提出了我国妇女解放的目标和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妇女的联合，途径是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把妇女的解放看作是衡量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国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几乎看不到敌人，明目张胆歧视妇女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很少看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进行的解放妇女的运动中，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男性确实帮助了中国的女性。因此这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传统。

而作为中国的女性，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也从未将男性看作异己力量而与之对立。对于中国女性骨子里与男权世界的拖鞋、以自我压抑求生存，张爱玲有这样的描述：“看见一个男人，也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里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那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我们“不树敌”，我们拒绝西方那种女权主义立场。原因在于女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女性传统的美德不相容，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女性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框架下一直扮演着惹人恋爱，小草伊人，宽容仁爱的角色，一代代传承儒家文化，同时达到了“无为”的境界，心安理得地成为了一个无知无欲、无追求、无信仰的存在。她们的职责就是避免与男权社会的冲突与斗争，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因此女人不能与男人争夺权利，因为男人曾经帮助过女人。有了男人的解放，也就有了女人的解放。因此，中国男性没有来自女性世界对他们的挑战而带来的危机感。在这样一种“讲信修睦”崇尚伦理的文化氛围里，注定不会形成激进的女性主义，也使得中国的男性讲解决女性的问题视为己任，这就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李小江著.女性主义[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林照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篇3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别的纵向隔离程度。但是男女学生选择的专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艺术、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则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如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中，女生仅占5%，而在创意服务专业中，男生仅占15.7%。

2.高职学生选择目前专业的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中，想学一技之长有更好出路的学生占45%，按照个人兴趣来选择专业的学生占22.5%，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专业的学生占7.5%，也有学生随便填报专业，占样本总数的15%。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是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兴趣爱好。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影响，女生选择专业时可能考虑能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主导”专业，男生可能顺应社会意识流而选择“男性主导”专业。

3.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变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而农村的学生希望学习一技之长为毕业后有谋生本领，但两者性别差异都显著，男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而女生倾向于师范等文科专业。父母的教育期望变量存在性别显著差异。农村家庭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很不一致,子女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对儿子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女儿。这可能和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有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错的家庭，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差异。独生子女变量上，专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父母的意愿对子女选择专业起着重要作用。（2）学校方面（表2）高职女生中有68%会优先选择学校的重点学科，高职男生中有60.7%会优先选择学校重点学科。从结果来看，学校的专业优势性对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学生在报考学校时并没有太关注学校的专业优势性，而是关注学校的整体评价。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别的显著性差异。在报考志愿时，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过学校限制性别而不能报考相关专业，这些专业主要集中于军事，航天等特殊专业。（3）社会方面在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抗压能力方面，男生抗风险能力越强、成功信心越高。从男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男生对“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这种体现性别特征越赞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强，他们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以及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两两选择时，他们越可能选择男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从女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女生对“我喜欢从事虽然挣不多钱但失业风险低的工作”这种判断越赞同,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选择时,她们越可能选择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在企业性别差异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机会公平竞争的企业工作，所以求职时女生可能会关注企业的同一职位的性别比例。总之，高职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女生继续倾向于选择女性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就可能加大专业间的性别失衡比例，甚至进一步影响她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机会去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专业。

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准确地考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倡导全人类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坚持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第一，在就业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视”，“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现男性优于女性的内容”，“在所有招聘的职称后应该注明男女均可”。［3］虽然我国已试图利用相关法律政策为女性创造获得就业岗位的同等机会，但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野火烧不尽”之势或者政府部门对违反相关法令的处置规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确立性别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如果用人单位触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性别歧视惩罚和赔偿细则。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雇员,可以向用人单位索赔3个月工资的最高额”。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聘用和培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之一。第二，应将性别社会化观点纳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男女共同努力改变传统的“性别代言”，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修订，例如，修改带有性别差异的教师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对女性工作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影响；减少教育收费以避免贫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一些导向性或激励性的特别扶持政策，和学校一起鼓励女性走出“被单位拒之门外”的畏惧，大胆从事与自己专业或兴趣相符的工作。这样不仅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鼓励有能力的女性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

2.家庭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家庭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对于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性别偏见，去指导子女的专业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和从众色彩。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信息传递慢和个人视野的狭窄，家长对职业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信息，更容易受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陷入对子女职业指导的误区。如果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养孩子上学，那么女生辍学就是首要选择。因为家长们认为，女生勤快乖巧，能够帮助父母干活、照顾弟妹，并且受近几年“读书无用论”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女孩“读书无用论”，将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然而，家庭经济好的父母偏好于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总之，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内化为指导和衡量自身行为的准则。因而，在专业选择时，男女呈现显著性差异。为改变这一现状，家庭要改变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性别教育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观。当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时,可能对女孩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会更加不利。家长要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以推进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化。同时，父母要认识到职业性别隔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尊重孩子的职业兴趣，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专业选择范围。第二，父母应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增强自身平等意识。什么样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个性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长在专业选择时更愿意帮助孩子分析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兴趣，辅以参考意见，而非主观断决，违背子女意愿。

3.学校教学要注重性别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其一，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通过教材将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在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所以，通过修订教材，可以逐渐取消课程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农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励男生选择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而鼓励女生选择语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课程。事实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战性职业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隐性性别歧视内容进行更改，势在必行。教材内容要摒除强调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设置，融入新的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女性的职业地位和人格优势，让女性从小生长在性别平等的环境，能够选取与自己专业符合的职业，不为就业的性别歧视而苦恼。其二，在教师发展方面，任何教育阶段，教师对学生性别的观念和行为塑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老师对女生的鼓励多集中在听话、整洁；而对男生的表扬集中在大胆、创造性强。那么无形中就教导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谓性别规范的举止。［4］所以，学校教学要注重对教师获取性别知识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置于社会性别束缚之外，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从事各种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运用新的社会性别观念处理问题。

篇4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 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 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 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 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 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 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 ［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 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 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转贴于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 Brown， Rachel. Righting Ecofeminist Ethics: The Scope and Use of Moral Entitlement［J］.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4 (26): 247-265.

［3］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and Wilderness［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7， (19): 5-24.

［4］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 Warren， Karen J.Environmental Justice: Some Ecofeminist Worries about a Distributive Model［J］.Environmental Ethics， 1999， (21):151-161.

［6］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8-11.

［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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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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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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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近年来对莫里森的研究已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对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其中《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爵士乐》以及《宠儿》受到的关注和评论是最多的，同时也为莫里森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对于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在国外一直处于零星状态，在国内的研究者也寥寥无几。本文将结合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莫里森2003年发表的作品《爱》中女性主义叙事特色进行探讨，研究黑人女性话语权威的建立。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

1．“虚构的权威”——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构建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建构者——苏珊·兰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兰瑟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将社会身份和叙事形式联系起来了。由此假定：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兰瑟 2002：5)，并定义了“话语权威”——“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兰瑟 2002:5)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作家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并建立影响的企求。兰瑟认为，“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兰瑟2002：6)。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实现的这种叙述声音的权威，即是苏珊所称的“虚构的权威”。为了实现“虚构的权威”，作者通常采用三种叙事模式：作者的(authorial)、个人的(personal)和集体的(communal)叙述声音模式。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莫里森在其小说《爱》中，不仅娴熟地使用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还大胆引入了较为现代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各种叙事模式相对独立，同时其他模式又与之兼收并蓄，使莫里森成功地为非裔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2．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 voice)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体的并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兰瑟，2002：17)。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它取代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提法。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型的叙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具有可信度。而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中也运用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在《爱》中，叙述人L(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是一个具有自传性特征的人物。她曾是科西酒店的厨娘，在柯西家族工作了几十年，见证了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通过不断化解柯西家族中女人们的冲突，L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整个家族。所以，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方面，由于L与科西家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她具有了连接各个故事片断的作用。其理性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文本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一个叙述框架，而且还在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结尾部分直接插入故事的叙述之中，控制着整个叙述及其叙述行为的发展。通过作者型声音，莫里森树立了一个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地讲述者的形象，而这位讲述者正是一名非裔女作家。因而，莫里森不仅为她自己实现了“话语权威”，也为非裔女性作家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3．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

个人型叙述声音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兰瑟，2002：20)。因为个人型叙述无法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也无法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从而使得女性权威的确立异常艰难。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但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从而使得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所以，虽然女性的个人型声音直到19世纪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但到近代，个人型叙述声音已为女性作家们广泛采用。而莫里森更是在其小说《爱》中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个人型声音。在小说最后两章，随着时态由过去时变为现在时，希德和克里斯蒂自我叙述的声音变得更加明晰。两位老人回忆起童年时的友情和多年来二人之间冷酷的战争，彼此间的仇恨和误会也逐渐消融。此时她们才明白，真正给她们的一生造成伤害的不是彼此，而是如同幻影般存在的柯西。由于他造成的荒唐婚姻，导致两位亲密伙伴在童年时就成为憎恨对方一生的敌人。“我们原本应该携手共度我们的人生，而不应该四处寻找大人物的保护”(Morrison 2003:189)。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通过对男性权威的瓦解，个人型叙述声音让小说中的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4．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或某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将集体型声音分为三种可能：某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兰瑟，2002：23)。集体型声音被边缘群体和被压制的群体所用，从而实现了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威”。通过集体型的叙述，莫里森一方面成功地达到了结构上的平衡和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对黑人群体中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探讨，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的黑人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莫里森的小说《爱》，我们不难发现：莫里森通过多种叙述方式--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集体型声音--只为了实现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得女性、尤其是美国黑人女性获得叙述话语的权威，让她们建构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历史，从而焕发出黑人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光彩。

参 考 书 目

[1] Toni Morrison.Love [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3.

[2] 陈妍. 实现叙述声音的权威—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的作品[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6),12-13.

[4] 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26.

[5] 唐红梅. 论托尼·莫里森《爱》中的历史反思与黑人女性主体意识[J]. 当代外国文学，2007 (1), 37-38.

篇8

（一）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如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就塑造了一位勇于抗争和呐喊的黑人女性形象———珍妮，童年时期珍妮感到内心压抑，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6岁时珍妮嫁给了洛根，在家里珍妮没有任何话语权，任何事情都需要他人安排，但珍妮并没有丧失理想和希望，而是勇敢地寻找真实的自我。后来，珍妮嫁给了乔，乔是一个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的男性，他给了珍妮很大的生活空间，但珍妮仍感到痛苦和压抑。在乔死后，珍妮非常孤独和寂寞，但她终于明白了，幸福和金钱多少、房子大小并无关系，她的不幸婚姻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和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最后，珍妮嫁给了蒂，他们建立了平等、真诚的婚姻关系，珍妮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二）二战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二战之后至60年代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蓬勃发展，这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布鲁克斯、马歇尔等黑人女作家从不同角度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如布鲁克斯的《穆德•玛珂》塑造了鲜明而生动的女性形象，描写了黑人女性细腻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黑人女性的影响；在《褐色女孩儿，褐色石头》中，马歇尔描写了不同环境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社会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主人公赛斯勇于反抗，她控诉了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并且将你宰杀、蹂躏与玷污”，揭示了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3］

（三）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黑人女作家描写了美国黑人女性自我异化的生存状况，发出“黑人女性也是人”的呼唤，为黑人女性解放运动开辟了新方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莫里森的《爵士乐》、爱丽丝的《紫色》等。小说《紫色》中，软弱、善良的西丽被继父，后来嫁给了有四个孩子的鳏夫，结婚后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而她总是默默地忍受命运的不公，在遇到莎格之后，西丽受到了启发，她离开丈夫到孟菲斯开了个裁缝铺，过上了独立的生活，西丽的人生经历启示人们：黑人女性唯有获得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生性倔强的索菲亚，不愿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压制，也不肯对丈夫唯命是从，为了寻求真正的爱情，索菲亚勇敢地走出了家庭，却被白人关进了监狱，最后她只得听从命运的安排，索菲亚的不幸命运告诉人们：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社会中，黑人女性的抗争或许能在小范围内取得成功，但是她们仍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小女孩儿佩科拉的悲剧命运，佩科拉出生于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她的皮肤黝黑，为此父母经常打骂她，她也受尽了周围人的歧视和冷漠，她渴望有一双蓝眼睛，这样她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后来，醉酒的父亲了佩科拉，牧师迈克也欺骗了她，最后，佩科拉变疯了，在梦幻中她终于拥有了一双蓝眼睛。

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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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该书率先将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兰瑟是搞形式主义出身，后受女性主义影响，[1]195形式主义脱离社会历史背景，女性主义拘泥于性别政治，聚焦于男女之间的权利争斗，前者侧重于形式性，后者侧重于主体性，都难免偏颇。兰瑟摆脱经典叙事学的限制，大胆探索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将文本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堪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山之作”，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并进行了具体批评实践。[1]195兰瑟后来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篇宣言性质的论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这一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以下部分将对该论文主要内容予以梳理。

一、主义与经典叙事学

兰瑟的研究不仅受到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还受到戈德曼，詹姆森和伊格尔顿等西方的影响。[2]277在论文开头她引了伊格尔顿的话：“理论的取舍依赖于研究的目的……在任何一种学术研究中，我们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及方法，我们对其重要性判断取决于兴趣模式，而这些兴趣模式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样式……”引文呼应了兰瑟改造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思想，即改变叙事学不考虑社会历史背景的桎梏。文章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和叙事学表面的不可重叠性：叙事学重科学性，基于描述性；女性主义重感性，重价值判断，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3]109接着，她梳理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前期研究，从1980年发表的《文学和社会中女性及其语言》到沃霍尔，但这些研究遭到了女性主义者中甚至是那些支持结构主义的人的反对，批评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但兰瑟认为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接下来，她开始探讨叙事学同女性主义的相容性，她认为首先要弄清楚叙事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叙事学在美国文学评论语境中的地位，以及叙事学对文本阐释的丰富和拓展。她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叙事学对女性作品阐释的帮助以及女性主义对叙事学的改变。

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在：叙事学重分析的技术、重词语等，而女性主义侧重政治语境； 叙事学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而女性主义由于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则反对或者质疑二元论等。除此之外，叙事学与女性主义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即叙事理论形成过程中，从选择分析的文本到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假设，都排除了性属的考虑，热内特、普洛浦、格雷马斯等，他们无一不是选择男性文本作为普适文本来进行分析。兰瑟认为，这种差异可以导致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两者结合后，若把女性作为文本的生产者和阐释者的要素考虑进去，还会导致叙事学的重写，这会对女性作品的解读以及女性文本中叙事声音带来很大的意义。

二、主义叙事学

从经典叙事学到女性主义叙事学首先要调和的是前者的符号学视野和后者的摹仿论视野， 一种将文本视为：（1）现实的表征；（2）现实的记录；（3）摹仿的典籍。而另一种将文本视为：（1）非指涉的言语符号；（2）叙事者至于受术者的叙事；（3）大体来说是一种语言的建构。[3]112兰瑟认为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压制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凸显了文本的符号性，女性主义则强调了文本与现实的摹仿，视作品中的人物为现实存在的人物，相反，叙事学视野下的人物更多的是其功能性的彰显，据此，她认为女性叙事学必须找到一套分类办法和术语，结合文本的符号性和现实的摹仿性。经典叙事学的符号性倾向使得文本与文本生成、接受进而其政治语境相分离，兰瑟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回到巴赫金等形式主义文论者提出的“社会诗学”上来，坚持将女性回到根植于历史的叙事理论中来讨论。

要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改变经典叙事学的前提和实践方式，其术语、概念既要反映文本摹仿的一面，又要体现其文学符号性，文本的研究要考虑到其综合要素——语言性、文学性、历史性、与作者的关系、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强化其准确性和简约性，术语更加明晰。她认为，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会对两个领域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有助于解决困扰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些问题：是否存在“女性书写”、男性和女性的书写方式是否相同等。

三、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

兰瑟以1832年4月出版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某位年轻女子由于有责任向丈夫公开她写的所有的信件而向知心朋友寄出的一封信，用常规方式阅读，信件的内容是女孩对丈夫的赞誉之词，夸奖其夫君是如何温良宽厚，但信中有一则注释：“阅读上述书信秘密在于先读第一行，然后依次隔行往下读。”这样，书信成了对丈夫的缺陷和劣行的控诉。兰瑟指出，信件有两个文本：一个是显在的表面文本； 一个是隐藏的潜文本。通过对信件的表面文本和潜文本的分析，兰瑟认为信件还存在第三文本和相应的第三叙事声音以及第三受述者。所谓的第三文本存在于潜文本对表面文本的否定的行为之中，前者对后者的逐一否定，不仅是作为两种文本连接的纽带，否定本身亦构成文本，即第三文本，文本折射了女孩对丈夫的恨意，丈夫是十足恶棍，女性被当做，女性不能有自我的欲望（women’s desires are unthinkable）。[3]117该文本反映的是父权社会女性受压制的全貌。据此，女性书写的语言不仅是构建一种符合男权叙事要求的合法的叙事声音，同时也是对整个父权压制实践的更宏大的叙事判断，第三文本基于公共“陈列文本”，其受述者是文学的阅读者（the literary reader），他们没有特定的身份和性属差异之分的公共受述者，洞悉表面文本的玄机，能解读出隐藏于表面文本之下否定的文化意义，相当于热内特的“超文本”。

热内特把叙事分为外层叙事和内层叙事，前者的叙事者多为“作者型叙事者”，多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而后者叙事者多为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依据是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但兰瑟认为，这种分类没有考虑受述者，她提出，为了补充热内特的方法的不足，叙事可分为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前者的受述者是故事外的，后者的受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有利于分析女性文本。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呈现的书写文本为公共文本，其阅读者是大众，包括男性统治者，而该文本后藏匿的是私人文本，两种文本的对立或者对诗背后是第三文本，受述者是那些具有特定知识背景和意识理想读者。兰瑟认为这种划分的学理依据是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话语的最小单位不是句子，而是句子产生的特定语境，据此，她认为叙事的最小单位是叙事产生的具体语境，表面文本与潜文本对峙的背后是女性叙事的高明所在。

四、事与情节

兰瑟接下来对经典叙事学的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提出质疑，她认为在上述分析的信件中，其表面文本中，给丈夫的这封信中没有行动变化，这种静止的状态消解的经典叙事学的故事情节观，而女性文本中像这种无情节的叙事还有很多，这种无故事的生存经历张显一种静止静待的状态，符合女性在父权下的生存现实。她认为信件中行动变化发生在女性叙事者的言说行为或者叙事行为上，通过叙事行为，主人公的期待得到消解，言说本身构成故事固有的部分。

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的评论历史语境是形式主义文论走向衰落，而文化批评、结构主义和政治批评形成，与形式主义息息相关的经典叙事学衰落，女性叙事学的出现，迎合了历史语境批评权力视阈的大潮，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曲线生存”方式。[2]293兰瑟试图通过向经典叙事学中注入历史语境来达到改造和丰富叙事学的努力，收效不大。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中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一支，但是没有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作为其技术上的支持，它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往往停留在作品的分析上。这就好比经典叙事学是基础科学，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应用科学，前者是基础，后者可能会促进前者，基础科学的发展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兰瑟的理论中关键要素是历史语境分析，虽然在具体作品分析中历史语境会让问题分析更加全面具体，但这个要素的强化反而会给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典叙事学是叙事语法，它的研究要求剥离开语境，抽取形式。兰瑟举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信件的例子，并由此带出表面文本和潜文本，以及女性作品中的杂语性和复调，但杂语性和复调不单单是女性作品的特质，这更像是巴赫金的女性主义视野。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的划分，并没有让分类更明晰，这种划分的依据是受述者同故事的关系，一个喃喃自语的叙事者就很难界定其受述者。

参考文献

[1] 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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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温・雪莱（1797―1851）是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也是浪漫派大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任妻子。她在19岁时就创作出第一部作品《弗兰肯斯坦》，并且仅凭此部作品就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弗兰肯斯坦》是哥特小说的杰作，同时也被誉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小说《弗兰肯斯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手法，最早表现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矛盾冲突的主题，奠定了后世科幻小说的基调，表达了对他者如何介入主流社会、科技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等（霍晓珊，2006，3）。这部小说的多重价值，值得学术界去发掘，但是在国内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国内出版的许多介绍英国文学史的书籍中，对于玛丽・雪莱及其《弗兰肯斯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未提。在国内的学术研究领域，作家玛丽・雪莱和她的作品《弗兰肯斯坦》几乎一直被“边缘化”。

《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年轻科学家。他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在实验室里，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用死尸制造出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物，即使木乃伊转世也不如他那么吓人。在惊恐与厌恶之下，弗兰肯斯坦丢下刚刚获得意识和生命的怪物仓皇离去，随后大病一场。被弗兰肯斯坦抛弃的怪物从实验室逃出，独自流浪于人间。起初，怪物心地善良，对人类充满善意和好奇，并努力接近和帮助他们，希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关爱。但是人们却因为他那丑陋的外表歧视、害怕、厌恶他，甚至殴打和攻击他。最终，怪物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能被人类接受，永远也不会成为人类的一员，由此决定报复弗兰肯斯坦。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并嫁祸于仆人贾斯汀，然后谋杀了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克莱瓦尔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出于愤恨，弗兰肯斯坦开始追杀怪物。最后，在追杀怪物的途中，弗兰肯斯坦在极度的痛苦和懊悔中死去。怪物来到弗兰肯斯坦的尸体前宣告他将自焚，结束这所有的罪恶。

自1818年问世以来，《弗兰肯斯坦》一直受到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弗兰肯斯坦》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的对象，因此相关研究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主要可分成两个方面：文本研究和作家生平研究。但在中国《弗兰肯斯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于《弗兰肯斯坦》进行的专题研究也相对较少。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确切时间是2003年以来，中国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热度急速上升。我于2011年3月14日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总库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已有25篇硕士论文和80余篇期刊学术论文专题研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些论文主要从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关系、叙事策略、宗教、伦理道德、生态批评、女性主义角度研究这部作品。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和批评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弗兰肯斯坦》的理解，也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学者和批评家们已经从多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剖析和解读，而且近年来，随着生态主义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学者开始将其评论焦点转向对小说的生态批评，但是多数评论仅集中在生态主义或女性主义等较为单一的视角上，几乎没有评论运用一种相对综合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对该小说进行解读。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我尚未发现。有鉴于此，我尝试从这一角度解读文本，期望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丰富和拓展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我认为《弗兰肯斯坦》体现了玛丽・雪莱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此把文本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研究相结合，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作品中体现的玛丽・雪莱的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问题。

2.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 ou La Mort）中首次提出。（Deborah L.Madsen，122）她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主义理论，还超越了这两者。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者看到了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共性，对以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思想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并且指出生物圈中人类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类只是生物圈的一部分，人处于自然之中，离不开自然。并提出了两性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又吸取了生态学的精髓，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循环往复生产物产，孕育和滋养万物，养育众生。女性用自己的身躯生儿育女，以其乳汁哺育子女。自然与女性都担负着孕育、滋养和关爱生命的责任。她们之间的这种明显的联系，使得女性天然地与自然接近，比男性更加接近自然。因此，女性在潜意识中有着一种与自然的亲近感，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决定了她们具有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格里芬如是说。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女性和自然遭遇着相同的命运，都是被压迫的对象、被边缘化的他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终结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男女两性的和谐。

如果以上述理论作为切入点对《弗兰肯斯坦》进行解读，不难发现，玛丽・雪莱在书写弗兰肯斯坦制造怪物，怪物的命运和小说中其他女性的命运过程中，巧妙地展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刻画父权制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强有力地讽刺和鞭挞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表达出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相互依存、相互关爱、和谐平等的美好愿望。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无视自然规律，逆自然规律而行，由死到生，用死尸造人。并且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同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身上集中体现出父权制社会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篡夺了女性的孕育生命的生物角色和他对小说中其他女性的态度。而弗兰肯斯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导致的结局是被自己的创造物――“怪物”――毁灭。我认为，怪物有另一层隐喻，即女性。怪物是被边缘化的女性的代言人。小说中充斥着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的紧张冲突。与这种冲突相对应的是大自然的静谧安详。在小说中，生动的自然景物描写，穿插于令人紧张的故事情节之中。迷人的海上风光，醉人的日内瓦山水风景，探险者对奇幻航程的痴迷，大自然是那么雄奇，是那么壮丽。是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是自然哺育、拥抱了怪物。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怪物才可以享受到些许从容与安宁。自然总能给人以力量与安宁。对大自然的描写表达了女作家的精神向往。

3.男人与自然

弗兰肯斯坦对自然科学有着几近变态的痴迷与癫狂，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他试图改写自然，逆自然规律而行，赋予无生命的物质以生命，使人起死回生。他“被自我思维天性驱使着去窥视自然的法则”，而他就是“那个法则的中心”。他渴望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将有新的物种把我奉为它们的造物主，无数幸福、完美的生命将因我应运而生，我将……更有权力获得我创造的生命的感恩之情。”他创造的新的物种将以他为中心，完全听命于他，为他服务，根本没有考虑过新物种自己的未来，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何况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在他的眼里，这些小生命只是为他所用的工具。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有生命的巨人之后，却把他称为“怪物”，将其遗弃，后来还追杀他。这样，弗兰肯斯坦又一次违背了自然法则。自然使生命诞生后，还要哺育和滋养他们，女人诞下婴孩后，还要以其乳汁哺育、关爱他们。这是因循自然规律。弗兰肯斯坦却不负责任地、毫无爱心地将创造物弃之于人世，制造了生命，却不懂得付出“责任”与“关爱”，结果是招致创造物的毁灭。

弗兰肯斯坦遗弃怪物的原因貌似是怪物的丑陋外表，实则是怪物过于强大，使他恐惧，超出了他的驾驭范围。怪物就是自然（至少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滥用科学知识，弗兰肯斯坦不但没有能够掌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反而受到自然的报复。

但是，在弗兰肯斯坦造出怪物之后，在怪物杀害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之后，弗兰肯斯坦都选择躲避于自然，寻求自然的庇护。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使他体验到短暂的“一丝愉悦”。

4.女人与自然

怪物，指与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或性格相背离的事物（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在当时的社会里，那些违背了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习俗的女人会被妖魔化，被称之为“妖女”或者“怪物”。而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畸形的。”“妖女”本质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妇女，她们拒绝扮演父权制为他们规定好的第二性角色；不仅如此，她们勇敢地反抗并试图取得男人们也享有的稳定，传统的位置。（李维屏，154）（这可以说是父权文化惧怕并制约妇女的真正原因）。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欧洲，人们认为：“一个有思想有思维能力的女性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因此，在当时，具有独立思想、举止行为不合既定的社会习俗的女性被称为“怪物”并且遭到社会排斥和压迫。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刚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怪物”的称呼，他没有名字。名字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没有名字，意味着身份、地位的丧失。因此，怪物注定了一生都要为身份、地位的寻求而奋争。怪物刚刚获得生命就被造物主抛弃，他是在自然的哺育和保护下生存和成长的。他渴望人类的认同、尊重和关爱，但是，每当他试图接近人类，出现在人类社会时，遭到的却是人们的恐惧、歧视、厌恶、殴打和攻击。怪物寻求的只是一个生命体的基本权利，对他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最终，怪物选择了反抗和报复。他的报复欲源自对正常人性生活的爱，是爱导致疯狂杀戮。

在《弗兰肯斯坦》中，通过怪物自己的叙述，玛丽让怪物开口说话，怪物表达了对自己的悲惨命运的愤怒，并且为自己的“罪行”辩护。通过怪物之口，玛丽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感慨，对女性身份地位的痛苦和寻求。透过怪物，玛丽展现出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与思索。怪物变成了被歧视和压迫的女性的代言人。

怪物一生都依偎在自然的怀抱中。他被遗弃于人世，却被庇护于自然；他是人类的弃儿，却是自然的孩子。自然拥抱了他，给予他抚慰、力量和生存的勇气与心灵的安宁。自然为怪物提供物质资料和精神养料。

怪物刚刚出生就被造物主弗兰肯斯坦遗弃，是自然――森林――“收养”了他，为他提供了食物、水和庇护之所，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当怪物走出森林受到人们的厌弃和攻击后躲避在“小棚”，在某种意义上，他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从自然中获得食物和心灵的抚慰。当被世上“最善良”的人抛弃后，他选择了反抗。这时，他流浪于人间，藏身于自然。最后，怪物在北极找到了回归――自然。北极是一片尚未被人类“开发”“践踏”的自由乐土，一片自然自在之地。怪物最终向北极进发，揭示出他完全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渴望。

5.结语

《弗兰肯斯坦》是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是玛丽・雪莱对人类未来的预见性的思考，并通过《弗兰肯斯坦》展现出她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和思考。玛丽・雪莱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人们在以人类为中心、物为我用的思想的怂恿下，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科学知识去征服自然，对人类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为自己所毁灭；父权制社会在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下，对女性获得认可与关爱的渴望淡漠和压迫，使女性被边缘化，最终会迫使女性选择反抗之路，貌似可能性的结局――同男性一起毁灭。人类，特别是女性，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

玛丽・雪莱的作品是否穷尽了科学造人的困境和女性的困境并且给出了确切的回答了呢？人类的结局和女性的结局只能是毁灭吗？我认为，玛丽暗示出一条回归和谐之路：沃尔顿的“回归”预示着人类未来和女性未来的希望。

在弗兰肯斯坦的故事的震慑下，在弗兰肯斯坦的劝谕下“你要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求幸福，尽量避免野心的诱惑”，沃尔顿开始重新思考他的北极探险之旅，最终他节制了征服自然的欲望，选择了回归。回归故里，回归自然，回到他亲爱的姐姐玛格丽特的身边，回到他怀有千种柔情、万般挚爱的女性身边。玛格丽特，这部小说的隐形人，一直被边缘化的他者，一直是沃尔顿孤寂旅程的倾诉的对象，心灵停靠的港湾，给他以勇气和安慰。“我亲爱的姐姐，既然我们的船正朝英格兰，朝着你的方向进发，那我也没什么好沮丧的。”沃尔顿归来了，回到与自然自由自在的状态，回到了玛格丽特的身边，由此，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实现了和谐。

参考文献：

［1］玛丽・雪莱著.丁超译.弗兰肯斯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霍晓珊.弗兰肯斯坦对身份的寻求与认同.硕士论文期刊网，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