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经济转型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以产业为例，在十年左右时间里，PC、手机、音乐、出版、影视、物流、零售、金融、电信等行业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有的企业“双空间”经营战略顺利，实现了华丽转身；有的企业“画虎不成却成猫”，被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传统企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专家们往往会提到一个关键词“互联网基因”。

以电信行业为例，微信正在边缘化电信运营商，虽然运营商奋起应战，开发了很多互联网产品，但却战绩惨淡。从财力、员工的能力、国家政策支持的层面看，传统的电信公司都有优势，但是缺乏互联网基因，从而导致竞争处于劣势。

一、从硅谷基因到互联网基因

世界上一些著名500强公司，也正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他们都在采取一个统一措施，在硅谷或附近区域开设分支机构，目的就是在当前的企业文化中注入来自硅谷的独一无二的基因，基本上是互联网基因的变种。这批企业中有Target这样的连锁零售商，也有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这样的工业巨头。毕竟传统机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需要来自硅谷的冒险精神、开放态度、创新意识以及一念之间定成败的超级竞争概念。

1.失败者们的教训

AOL、摩托罗拉和朗讯科技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朗讯最终于2006年和其法国对手阿尔卡特合并成为了现在的Alcatel-Lucent SA，虽然新公司运营得不错，回首其前身Lucent的硅谷故事时，都令人惋惜异常。已被Google收购的摩托罗拉移动则表示，其最近成立的先进科技及产品部门是它10年硅谷旅途中的关键一步。AOL公司最近对开放网络和科技标准的欢迎态度，让人看到了积极的希望。这三家公司虽然开展了“西进运动”，但过于封闭的专利标准和陈旧的想法阻碍它们“开放文化”——互联网文化的基石。

Barnes & Noble是一个投入硅谷怀抱没有吸收硅谷精神的典型。当Barnes & Noble在2009来到硅谷并开发了电子阅读器Nook时，这家公司极不情愿开放Nook的app以及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把整个Nook生态封闭起来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兼容别的平台。这么一来，资源提供者们的客户就只有Nook用户这一微不足道的群体。B&N对开放系统的认识也暴露无遗。作为结果，当时的CEO William Lynch因为设备销量不足而下台，Nook在后来也终于向其它平台开放。

2.成功者们的经验

沃尔玛于2011年收购了初创公司Kosmix——其电子零售部门研发主力@WalmartLabs的前身。自此之后的一系列收购使得这个传统零售巨头迅速掌握了在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和社交科技方面的开发和使用方法。这些东西促成了Walmart.com的新搜索引擎，这个引擎为沃尔玛带来额外20%的实际购买量。

福特把它的硅谷办公室视为一个和整个组织有机结合的成分。资深技术管理人员K. Venkatesh Prasad大部分时间都在福特密歇根总部和硅谷办公室之间穿梭，他说：“硅谷办公室是福特全球研发部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们有一系列共同合作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中包括利用3D打印，内嵌式电子设备和软件技术的6周快速建模和一些跨地区的合作计划。

这些企业带着开放和融合精神投入硅谷怀抱，获得迅速的正面回报，像由电子商务带来的销售增长、进入新兴市场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等。

3.硅谷基因的直接嫁接

除了设立研发机构之外，这些硅谷移民还通过和大型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来获得利益。宝马和苹果的合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5年前，宝马第一次来到旧金山，和苹果首次将iPod集成到了宝马车中。帮助宝马制造了i3电动车型的Darren Liccardo表示，如果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种合作根本不会实现。“我们在整个组织内普及并推广新的想法”，Liccardo如是说。加州的研发人员通常要在慕尼黑工作上2-3年，而德国的高管们也会定期访问宝马的硅谷部门。

传统公司和硅谷之间的合作是双赢的互惠关系。前者得到了技术，后者得到发展需要的资金。2013年4月，通用电气以1.05亿美元购得了初创公司Pivotal 10%的股份。通用将会用Pivotal的技术帮助其软件部门开发更符合其未来远景的应用程序。GE全球软件中心的副主管Bill Ruh的评价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一切是不会实现的。”

正如内裤外穿不能使你获得超人的能力那样，在硅谷开个分公司之类也不代表着你就真正地融入到这个文化体中了。既有宝马和苹果早期在车载娱乐系统上的甜蜜合作，也有Barnes & Noble这样的落寞者。聪明的合作者往往懂得谨慎且批判地从硅谷的独特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巧妙地使其和本身文化融合；在与伙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也是步步为营地各取所需。

二、互联网基因的三个维度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运营互联网却是一种思维方式。会用互联网、能评互联网与真做互联网，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不是经验的差别，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甚至是思维惯性的问题。这种差别就是互联网基因，它有下面三个维度。

1.平等文化

真正的互联网人是蔑视权威的，无论财富权力多高，是平视看待周围一切的，不会仰视也不会俯视，这是骨子里的基因。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大家更相信平等与公平带来的自尊和自信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力！高智商的工程师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每天面对着电脑写程序，必须严谨细致。同时又耳濡目染乔布斯、扎克伯格、施密特的创业故事和不羁的创新精神，往往心思活跃，天马行空。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首先，上下级的观念必须淡化，同时工作关系要越简单越好，这样能给予创新产品以基本的土壤。在工作沟通时不会认为感觉到职级的差异，便于激发基层员工的创新精神。其次，企业内部必须有鼓励产品创新的氛围。在激励体制和组织架构上，必须以产品为中心，以市场成败来论英雄。

这种企业文化是和中国传统的国有文化是背离的，如果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要下水做互联网，那么就先反思自身是否具备了淡化的行政色彩、允许适度自由和鼓励创新、以产品成败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2.产品为王

互联网行业产品为王，用户体验至上。谁的产品能体贴入微地解决用户的需求，谁就能生存下来。在依靠一种核心产品吸引用户之后，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产品优势。在此基础上扩充产品功能，逐步搭建平台，创造直接伸往用户终端的渠道。

首先，互联网文化是一种解决社会底层群众最迫切需求的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用户体验要非常好。例如，360公司的安全卫士从困扰小白用户的杀毒功能开始做起，慢慢延伸至桌面管理、系统维护、软件下载等领域，逐步搭建了一个桌面平台，牢牢抓住了用户的终端入口。

其次，产品的基础功能必须免费。这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共识。只有当产品取得了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因此搭建了一体式平台之后，才能开始考虑盈利问题。谁考虑对基础用户收费，谁家产品就会失去最庞大的用户群体。由于互联网行业不存在准入门槛，用户也是极其挑剔，在同类产品中的迁移成本很低，因此在面临竞争时，必须时刻注意用户的使用体验反馈，快速迭代版本，敏捷开发。在上一个功能没有取得用户的绝对认可之前，不能冒险开发下一个功能。

那种抱着推出产品第一个版本就涵盖了大而全的功能的想法，已经证明了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如果有一天产品停止了更新，新版本不再具备新功能，那么用户流失就开始变成现实。在快速的版本迭代中新开发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新功能，不断地加强用户的体验，才能牢牢抓住用户的心。

如果一家公司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对用户的需求不敏感，停止了反映用户的诉求的版本迭代，那么它会面临强烈的挑战。如果公司内部开发流程或者沟通成本很高，产品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恰好有一种开发模式都符合这两个缺点，那就是产品开发外包。我们在后续会聊到具体的案例。

3.模式创

新互联网上的创业者们发明了许多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完全依赖于现有的和新兴的技术。利用技术，企业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模式创新，互联网公司悄悄地腐蚀着传统产业巨头的地盘，当这些巨头觉醒时，生死已定。

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公司必须不断地重新思考它的商业设计。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公司必须不断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一个公司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模式也变得越来越精巧。

互联网公司常常使用“饵与钩(Baitand Hook)”模式，也称为“剃刀与刀片”(Razor and Blades)模式，或是“搭售”(TiedProducts)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基本产品的出售价格极低，通常处于亏损状态；而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是服务的价格则十分昂贵。比如说，剃须刀(饵)和刀片(钩)，手机(饵)和通话时间(钩)，打印机(饵)和墨盒(钩)，相机(饵)和照片(钩)，等等。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形：软件开发者们免费发放他们的文本阅读器，但是对其文本编辑器的定价却高达几百美金。其中有三个诀窍：

(1)用付费产品来补贴免费产品。招徕顾客的廉价品是做生意的幌子，例如通过价格不菲的爆米花来补贴不赚钱的电影，或是通过餐厅里昂贵的红酒来补贴便宜的饭菜。免费还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某种商品不仅仅是打折出售，而且是完全免费赠送。“内有免费礼物”或是更常见的免费样品就属于这种推销手段。这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很熟悉，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很直接，因此我们就不赘述了。

(2)用日后付费来补贴当前免费。赠送手机但必须使用移动通讯商两年以上的服务就是一个经典的长期交叉补贴案例。这种营销手段把手机服务从追求某个时间节点的收入延伸到更长的时间段。如果你使用了这种服务，那么就是未来的你在给现在的你提供交叉补贴。使用这种服务的人不会去多想每年要付的手机费，而是会因为今天刚拿到的免费手机而沾沾自喜。

(3)付费人群来给不付费人群提供补贴。类似的例子有俱乐部男士买门票而女士免票，“孩子免费入场”，富人多付税、穷人少付税(有时候不付税)的累进税制。把市场根据人们愿意付费的诚意和能力划分为不同的人群，是一种传统的定价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免费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出现，商家希望免费得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消费群体能够掏腰包。商家寄希望于不用掏钱的消费者能够吸引到掏钱的消费者(俱乐部女性的例子)，或是可以带来会掏钱的消费者(小孩的例子)，而且不用掏钱的消费者中日后有一部分人也会慷慨解囊。当你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徜徉并欣赏建筑物奢华的装饰时，你确实不用掏钱，但是这些大楼的老板们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去赌场赌一把，或是去商场血拼购物(如果你既去赌钱又去购物，他们会笑不拢嘴的)。

三、组织转型的六个策略

我国面临着很多迫切的互联网转型任务，其中既有掌握千亿市场份额的国有企业，也有各种教育、医疗、军事等组织，都需要“双空间”运行。如何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来应对互联网运营方式的冲击，如何用互联网基因来变革传统方式，如何有效调合两种运行方式，下面6个策略，值得参考：

1.两个团队平行运作

在一些重要的传统组织中，要进行互联网的变革，一定要两条线。传统运营模式与互联网基因会产生冲突，不能把两种思路两条线放在一个团队里去干。

2.衍生新的商业模式

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变得很重要，成为提供优质服务和衍生新商业模式的基础。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完成新的布局。携程网是个典型，2002年时，发现商旅客户不去五星级酒店而选择价位适中的酒店时，就合资成立了如家。近几年发现，自助游客户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寻找特色客栈度假时，则投资了中国古镇网等一系列新业务。

3.一线进行决策

由于客户行为成为研究重点，用户体验是关键，所以一线人员具有最多的发言权。通过现有客户资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重复购买率。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了解客户的爱好，可以提高推荐成功率高，线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为了拿到客户的行为数据，以最终达成线下更高的准确率。总之，现在是谁有数据谁有发言权。

4.恰当时机的融合

什么时候整合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必须在线下与后台系统做深度结合以后。完成线上线下的明确定位，让线上线下的业务形成的服务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业务的全面转型。

5.发展合作伙伴

篇2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79-180.

[2]SCULLY, GERALD W.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8,(3):652-662.

[3]RODRIK, DANI.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40.

[4]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Unbundling Institutions Rand [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87):68-103.

[5]GE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cs[M].Prefac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6]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1).

[9]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C].林毅夫发展论坛讨论稿,2002.

[10]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11]刘红,唐元虎.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J].预测,2001,(10).

[12]皮建才.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J].公共经济研究,2005,(5).

[13]王泽填,卢二坡.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C].厦门大学2005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交流论文,打印稿,2005.

[14]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6.

[15]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

[16]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篇3

[2]姜立杰，黄际英：《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市产业结构的转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李国璋 魏 梅：《国外产业结构转型理论评述》，《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11期.

[4]潘淑清：《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研究》，江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2.

[5]徐秀丽：《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转型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篇4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篇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高校的三大职能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对于地方高校来说，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首要任务。

1经济转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极大地冲击。人才培养的质量，撇开生源质量不谈，主要取决于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培养方案的实施。

首先，人才培养的定位。高校人才培养的定位的过程就是不同高校差别化发展的过程，不同发展层次的高校如何通过特色定位寻找差别、识别差别并显示差别，即显示自己的发展特色的过程。当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国应用型高校特色定位差异化发展，目的是为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定位问题也关系到地方高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培养方案的实施。专业培养方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培养目标；二是培养路径。培养目标是根据学校的定位，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作出原则性规定，各高校之间即使有些差异也不会很大。而培养路径则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在这一实施环节上，各高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高校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紧盯市场就业需求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人才培养路径；有的高校虽然由于机制的原因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慢半拍，但基本上也能跟上市场发展变化的节拍；然而有些学校却不然，固守已制定的培养流程方案，轻易不愿也不敢改变，具体地讲，是领导不考虑改，教师不敢改，学生不可能改。试想，一套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书及统编的教材制定的培养方案，且是在新生入校前就拟订好的，怎么能适应4年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如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冲击。这种缺少柔性的培养方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千人一面”甚至“千校一面”，大学毕业生就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有共性缺少个性。这些学子们也许能胜任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但是却很难应对新形势、新情况，甚至是新危机的挑战。其结果必然是一些高校的毕业生不受企业的欢迎，不被社会所接受。

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对我国高校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但同样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国高校应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加快教育改革与教育体制的创新，根据国内外就业市场的新情况、新需求，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2将6%l管理方法引入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六西格玛（6%l）管理法是一种统计评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防范产品责任风险，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占有率，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6%l管理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又关注过程的改进。“%l”是希腊文的一个字母，在统计学上用来表示标准偏差值，用以描述总体中的个体离均值的偏离程度，测量出的%l表征着诸如单位缺陷、百万缺陷或错误的概率性，%l值越大，缺陷或错误就越少。6%l是一个目标，这个质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过程和结果中，99.99966% 是无缺陷的，也就是说，做100万件事情，其中只有3.4件是有缺陷的，这几乎趋近到人类能够达到的最为完美的境界。6%l管理关注过程，特别是企业为市场和顾客提供核心价值的过程。因为过程能力用%l来度量后，%l越大，过程的波动越小，过程以最低的成本损失、最短的时间周期，满足顾客要求的能力就越强。

概括6%l管理方法的特点是：

（1）它是一种统计评估法，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

（2）它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改进；

（3）它是用以描述总体中的个体离均值的偏离程度，测量出的%l表征着诸如单位缺陷、百万缺陷或错误的概率性；

（4）6%l是一个目标，一个期望的目标，这个质量水平意味的是所有的过程和结果中，99.99966% 是无缺陷的。

我们把大学人才培养过程，视为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期望高校以6%l目标来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即为合格产品，反之，则为不合格产品或半成品。6%l管理方法既着眼于产品的品质、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完善和改进，其重点是将所有的生产作为一种流程，采用量化的方法，分析流程中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并找出主要因素，进而制定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达到提高产品合格率的目的。

引入6%l管理方法构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为社会、为企业提供合格的人才；着眼点是，关注人才培养过程的不断改进、调整和完善，建立柔性人才培养体系；宗旨是，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

借鉴6%l管理法，构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2.1以市场为导向，建立柔性人才培养方案

6%l管理方法的核心是追求零缺陷生产。依据这一管理原则，学校需要对每一位学生量体裁衣的制订成才计划。从尊重市场多样化人才需求出发，采用柔性人才培养流程，即可调节、可变通的人才培养路径。高校除按有关规定开设公共必修课，专业、专业基础必修课外，各校可根据自身的情况，从大二或大三开始（3-5学期），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依据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选择考研方向或就业方向等。学校对每一位学生可采用柔性培养方案，因材施教，分类培养。

2.2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及时的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

6%l管理法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更关注过程的改进。借鉴这一管理方法实施高校人才培养，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及时的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首要任务。学科偏重知识体系的划分，而专业则偏重社会职业领域，通常一个专业可能要求有多个学科综合，而一个学科可以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应用。高校既然是为社会、为市场培养人才，那么市场需求的变化就是方向标，专业方向的调整是通过课程体系的调整和完善来实现的，也就是要对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课程群以及选修课程等进行整合、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

2.3加强实践教学课程，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六西格玛是一种统计评估法，为了达到6%l，企业首先要制定标准，在管理中随时跟踪考核操作与标准的偏差，不断改进，最终达到6%l。借鉴这种管理方法，各高校在基于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成功的理念下，制订出不同要求、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需特别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及达标要求。对于很多学生而言，不能顺利就业，并不是他们所掌握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水平不够，而是实践能力的缺失，尤其是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不强。为此，有必要加强实践教学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培养出厚知识、宽口径、会动手、有能力的人。

3以市场为导向的柔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

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必须确立新的人才观念，即高校培养的人才，一定是被市场认可的、接受的。因为只有当人有了使用价值，才会有价值。我们认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的具体思路和方法是：

（1）确立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功的理念，并实施柔性培养方案。倘若我们已确立了“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功”的理念，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因材施教，实施柔性的、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使每一位学生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同需要的人才。

（2）强化证书教育，让学生多一张就业的“门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许多企业及用人单位对人才判断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毕业生是否获得国家、省、市各级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如注册会计师、汽车维修工程师、二手车评估师等，针对市场这一实际需求，高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必要在课程体系中融合一些职业证书的考核内容，这不仅满足了有意愿拿证书的学生的要求，而且为所有学生提供了有明确实训目标、训练内容、考核标准的可操作的实训课，它能较好的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就业方向结合起来。本科高校毕业论文的教学环节特别强调一个过程，时间上覆盖一个学期，以此要达到以下目的：满足教学基本要求，能充分体现本学科、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并能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选题应与社会、生产、科研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实际相结合，选题应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难度和分量要适当、适中，使学生经过一定的努力，能在规定时间内很好地完成；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选题，有利于各类学生均能提高水平和能力，鼓励学生有所创新、有所发现。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助于学生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的挑战。教师要特别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就业方向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学生就业目标的实现。

（4）加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增强师生的社会服务意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对科技需求，催生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高校教学基地、科研基地、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产业化基地、人才培养基地，以及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完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工作，能零距离地接触社会，接近市场，并能将课堂上所学到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运用于实践，这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借助实习基地的平台，也能有效地增强师生社会服务的意识和社会服务的能力。

（5）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使用。对双师型教师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双职称型”，即教师在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外还取得另一职称，如经济师、工程师、工艺师等；二是“双素质型”，即教师既具备了理论教学的素质，也具备一定实践教学的素质。但不管是哪种概括，双师型教师都是指复合型教师。双师型教师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十分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很难有合格的学生。加强对双师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保障。

总之，从6%l管理理念出发，我们可以把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看成是企业的生产流程。为了实现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引入6%l管理法，以市场为导向对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进行科学评估，同时也借鉴6%l管理法对人才培养的过程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目的是使高校培养的人才能更好的与市场对接。

参考文献

篇6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篇7

20年发展沉淀各具特色

从一纸论文到全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再到如今一家专业的人用疫苗研发、生产和销售全产业链的高新技术企业，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卫东向笔者讲述了来到中关村后，自己从医生到企业家的蜕变。

大连高新区的软件及服务外包、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光纤光缆和激光设备、无锡高新区的太阳能光伏和物联网、包头稀土高新区的稀土材料……经过20多年市场的选择和培育，中国高新区沉淀出各具特色的局面。

创新升级推动经济转型

除了引人瞩目的发展高速，另一个数字也最能代表国家高新区的特色：2011年国家高新区平均万元GDP能耗仅为0.5吨标准煤，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此外，国家高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和投资效益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看来，这正是高新区发展“升级”的表现——从以基础建设和招商引资为特征的“一次创业”阶段，迈入以企业内生增长和自主创新为特征的“二次创业”阶段。

目前，国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技术专利的骨干企业。专家表示，高新区通过自主创新的示范和辐射影响，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强大引擎。

畅想未来高新“城”

“如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高新企业面临着节能环保、人才引进等各方面的挑战。”尹卫东认为未来高新区的发展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篇8

一、引言

当前，当前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体制内部出现障碍，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病达到了高峰。

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完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标准一致。其中，人力资本通过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乘以各自受教育年限计算而得。受教育年限的折算参照陈钊、陆铭、金煜（2004）相关论文的处理方法：大专及以上以16年计，高中以12年计，初中以9年计算，小学以6年计。其中198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未对1988年“按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分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进行统计，本文通过插值法测得。

分位数回归方法，其主要目的是要区分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自变量将会对因变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理论角度看，分位数回归是一种基于因变量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自变量的线性函数的回归方法，它是对古典条件均值模型为基础的最小二乘的拓展。分位数回归是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位数来建模，通过最小化加权的残差绝对值之和来估计回归参数。

与最小二乘法提供的平均数字相比，分位数回归能够提供许多不同分位数的估计结果，因变量的整个分配效果就得以清晰地阐释，甚至可以对数据异质性问题进行处理。

估计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的回归方程为：lnY=lnA+αlnK+βlnL

+γlnh+μ。

三、实证分析

对数据进行分位数模型回归得到结果如下表

表3 分位数回归结果

四、结论

从上表回归结果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OLS系数接近于五个分位数系数的平均值0.0922。这符合预期的OLS是一个平均性的回归分析。

从具体分为数的值，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钟形影响结构，即低分位和高分位处较中位数影响较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并不是人力资本越高和约低越好，而是适中人力资本水平能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更为大的影响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从较低端上升的过程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一个逐步增长的趋势，直到达到一个峰值。然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而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人力资本水平达到极端高时，其对经济增长居然呈现负的影响。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是越高越好。正如微观经济学中的最优均衡而言，又如公共物品的最优提供，或者税收理论中的餐桌曲线理论。

这样的结果又仿佛在意料之中，这正验证了哲学理论中的度的原理，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过犹不及之理。

从而对此实证分析给予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目前而言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在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可以大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加大教育资源输出，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但要想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国家持续平稳发展，并不是投入越多越好，而是将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到一个相对适中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和约[J].经济研究，1996.

[2]江永红.按照先进生产力标准深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3.

[3]陈文真，张真学.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全国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J].商业现代化期刊，2008.

[4]邓颖.我国企业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4.

[5]何承金.人力资本管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6]Barro， R.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

[7]Mankiw N Gregors， David Romer，David N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

篇9

关键词:中小企业;经济转型;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中小企业活力的释放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财富。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目前中小企业的经济产量支撑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约75%。权威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总比例已经高达99%,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税收收入,在一些非公有制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已占到全省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一大批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中小企业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期的关键时期,全国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1中小企业生存现状分析

自去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经济带等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8月初披露的信息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交叉作用下,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1)从事供应链低端加工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

国际产业链可以分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全球营销三个阶段,附加值呈现两头高、中间低,大体呈U型,俗称“微笑曲线”。通常情况下生产制造阶段创造的附加值占整个产业链附加值不到30%,而在生产阶段的最底端(制造与装配)创造的附加值只占5-10%,甚至更低。当前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中,以低端加工为主,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制造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浙江象山县不到32平方公里的某小镇为30个世界顶级品牌提供加工服务,然而截至2008年6月底,原本的500多家企业倒闭了100多家。

(2)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处境“难堪”。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订单的大幅减少使很多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处境艰难。据统计,温州地区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纺织、服装、化工和电子机械制造等行业更是“苦不堪言”。

(3)与中小企业资金融资难,受多角债务牵连。

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期难题。政府政策需要更多倾向中小企业。虽然2009年政府投资了4万亿来缓解金融危机,振兴经济。但这4万亿资金并没有太多惠及中小企业。国家中长期贷款增加了很多,但用以解决流动资金问题的短期贷款所占比例不高,即便是短期贷款,其中很多也是投给了大企业。

2中小企业面临的危机分析

2.1从国际环境分析

中小企业危机的源头,首当其冲是世界经济局势的悲观。受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全面进入衰退,无论世界银行还是联合国的IMF的预测都认为:美国、欧元区和本经济均进入负增长区间,今年全球贸易量竟历史性地下降了9%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贸易萎缩。另外,摩根士丹利报告还表明,目前,在190个被调查国家中,有50个正在经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些不利因素是中小企业根本难以抵挡的。

2.2从国内环境分析

在中国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成长”的十字转型路口,“资金、资源、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瞬间弱化,一大批资本依赖型、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型、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全方位吃紧,危机四伏。危机的原因更是多方面:市场竞争的压力,让产品价格无法随通货膨胀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对出口企业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能源、原材料涨价;许多企业难以从银行信用社新获信贷或者续借贷款,地下钱庄成了许多中小企业高息求贷的来源,目前,企业“三角债”问题日益严重,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其实已经断裂;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够,缺乏综合的宏观政策应对。

2.3从企业自身因素分析

目前,很多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大多集中在加工工业和餐饮服务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大多数停留在简单模仿的水平,质量难以得到提高。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低,产品质量、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创新能力弱,许多中小企业基本不具备技术开发能力。产业关联度低,在纵向合作上,即在关联的企业之间,没有建立合作关系,没有规定统一的技术和质量标准,没有做到共享先进技术和设备;在横向合作上,即在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之间没有进行一定的市场分工,没有在信息、人员培训方面共享当地资源。中小企业在相当大范围内存在低水平过度竞争。

3中小企业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外部经济环境对企业而言是不可控因素,内部运营对企业而言是可控因素。中小企业要走出危机,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依靠新技术来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政府方面也要深入了解企业的生存状况,制定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政策,在各个方面予以支持。

(1)改变中小企业业务内容的“杂”、“乱”、“散”,整合业务和组织化构架。

其一,对外“抱团抵御”。通过企业间的“合力”突破实现产业链整合,增强企业乃至行业抗风险能力。例如为了应对所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国“337调查”,国内同行业中小企业只有组织联合才能保证行业产品避免在出口美国市场时遭遇“灭顶之灾”。其二,对内“协同效应”,实现1+1>2。中小企业强烈的“功利”目的使得各个区域的经营业务惊人地雷同,如温州某镇整个生产纽扣,宁波某地企业“不假思索”地集中于冰箱制造生产,而企业彼此间的合作几乎为零,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简直无法计量。其三,对资本运作的驾驭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要合理预期扬长避短,重拾“新型老业务”不失为明智之举,例如对于“绿色农业”“都市农业”的经营也蕴含着乐观的效益前景。

(2)挖掘企业发展的内部空间。

其一,中小企业的管理多是“家族式的传统经营,决策和执行的集中难免增加企业风险,河南已经有民企出让控股权以引进先进管理经营团队来做大企业市值的先例。其二,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的中小企业将转型的视野明确指向中国市场,而非局限于在国内“等待”机会和空间。其三,不少国内网络公司通过在纳斯达克的小市值板块挂牌上市得到发展,微软思科也是从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小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做成全球顶级大公司,走进纽交所的主板市场。而苏宁电器通过在国内中小板上市后,成为电器销售行业的龙头老大之一。

(3)充分利用政策优势。

其一,扬“优”和避“劣”。如新《劳动合同法》无形中要求中小企业研发新技术减少用工量;而新《合伙企业法》对于“有限合伙人”的创新也助推了风险投资注入中小企业,同时国外经验表明“有限合伙”是吸引民间投资、鼓励技术创新的有效形式;《出口退税法》关于出口商品退税率的升、降、免的规定也是企业业务调整的“指南针”。其二,充分利用政府“救赎式”的政策优势。

(4)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和突破也是关系企业战略制胜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业务+独特的市场需求产品和服务=“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例如,日本创造了卫星公司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中小企业为主体公司配套,可以由主体公司担保得到银行信贷。福卡所提倡的“生态型企业模式”也是走节能环保、循环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行选择。而如何去和全球性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各类资本结合,以及了解企业生态,关注政策,去打造一些缺位企业,补充完善中小企业现有生态又显得至关重要。

篇10

[中图分类号] F640 [文献标识码] A

两会期间提出了供给侧的改革方案，包括去库存，降成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多方面激发企业活力等，使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而当时的私募股权市场正处于繁华与低谷并存，大起与大落并兼的状态，证券私募基金行业爆发式壮大，而后大盘数月跌宕，部分股票策略管理人折戟沉沙；为救市，监管层一纸令下，期指限仓，本来火爆的市场中性策略几乎失去威力。而供给侧改革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症结，出清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将带来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和企业效益的提升，进而可以推进私募机构的完善化和专业化。在供给侧大力对企业的重组和改进的浪潮中，私募想要重振旗鼓，必须符合当前的经济规律。

一、我国私募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私募市场的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旧经济的升级和新经济的转型持续在整个创新周期，这两者催生捕捉投资机会的价值。未来的市场基调可能是震荡寻底为主，选择主题将更加关注公司的业绩和质量。有观点认为，有复苏的前两届会议的风险收益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对于最新的市场动态，自二月以来市场可以定义为超跌反弹是短期的市场在一月下跌得到的调整。自今年一月以来，大幅下降，再加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暂时缓解，今年2月在市场反弹的各个方面是合乎逻辑的。不过，超跌反弹的市场决定的行情也不会走得很远。最近时展的潮流，经过早前上涨后，出现周四在上海综合的指数下跌超过6%，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跌幅超过7%，市场交易自从2638点以来的反弹幅度吃掉2/3。很多人担心，目前的反弹是否已经结束。虽然一些负面因素再次出现中断了投资者的信心，但在总体而言市场自一月份的反弹并没有完全动摇根基，两会之前仍是做多的窗口期。关注的最新的基调和方向在“供给侧改革”和“私募股市”，相关政策可能会影响私募市场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

（二）我国私募市场存在的问题

1.短期系统性投资困难。近年来，两会窗口期间，股市涨跌互现，可以说，每年都有两会，但行情并不一定有，而且价格并不一定与两会相连。为什么市场担心两会究其原因，主要的逻辑是，被提上议程或个别行业超过预期得到所出现局部投资机会的扶持政策是超预期的个性化的运动。目前市场上弱势震荡是大概率的事件，如果“低于预期”没有大的改观，市场将根据其运行的趋势，短期内系统性的投资可能性很难。

2.新旧经济转型存在不稳定因素。我们都期待着每年两会，但两会期间的热点板块和事件对主题投资更偏向。我们更关心的是“供给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最新基调和方向，这两个政策可能对长期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旧经济的转型和新经济的创新将始终贯穿于整个周期运行。新旧经济的成功交替与人民的生活，长期稳定性相关，任何方面是达成任何不满意，也必将影响到转型升级的过程的最终结果。可以预见，这两个方面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包括两会在内的所有重大场合的重要课题。

3.二级市场投资机会少。“两会”按照国有企业的合理的改革举行再次提高了。如果市场对国有企业改革和更多的关注在之前的实施阶段是基于预期的炒作，那么现在，改革国有企业了解投资机会的主题，一个是意识到市场已经参与了6家中央企业试点，其中包括投资发展公司国，中粮集团，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集团企业，新兴际A集团有限公司，有没有超预期的政策落地，如果有必然具有投资的价值；二是为央企有望改革第二批试点，两会是否有一个关于第二批试点央企的消息，这将不可避免地在二级市场带来投资机会。

4.私募人士投机热情衰退。自去年六月底的大幅下跌，特别是在今年一月暴跌几轮之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牛市完全打破，从占主导地位的投资机构者到一般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信心有所动摇，熊市思维基本确立，未来市场可能会以震荡寻底为主。市场形势下，与近期上市的两家公司仅仅一起拉抬股价，进行并购的负面效应开始变得越来越疯狂，市场参与者在做投机热情出现阶段性衰退，投资者出逃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趋势仍将持续，市场将从重概念回归到强调企业的性能和质量。

二、供给侧改革对发展我国私募市场的重要性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一招

供给侧改革，这是自2015年10月，多次出现在高层讲话中的新流行语。这是从供给方开始生产力的解放，增强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把发展方向锁定在开发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有三条投资主线，即智能化生产，节能降耗和提高消费水平。

从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看，推进供给侧改革，以改善消费引领产业升级，中国的经济正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数据显示，目前的消费是最大亮点，尤其是新兴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发展已日益突出；在政策的支持下，国务院在11月份宣布了关于新消费和消费升级的两个新的指导方针，突出新的消费将成为一个显著的力量推动实现经济转型改进；从需求方面看，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根据海外经验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都会发生转变。例如，在美国、日本、韩国，一旦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文化娱乐支出将增加，未来中国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发展，向文化、娱乐、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转变。根据这条主线，有很多子行业可供选择，如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海外旅游、电影传媒、医疗卫生等。供给侧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想法，但只有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才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增加私募人士投资机会的必由之路

过去的一年经历了大幅回调的一月，猴年的第一个交易周市场迎来反弹。在三月初早些时候举行的两会上，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之前和两会之后，股市应给予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同时两会相关的热点也将成为投资机会。记者采访了多位私募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后来得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提供有望让他们的两个聚光灯持久的改革。国泰君安证券认为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的观点在市场上较有代表性。任泽平表示，展望未来，了解两会、政策以暖为主，注重改革以前两会的供应方面，增长持续，公众讨论和预热汇率人民币，金融监管改革，登记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制度。总体来说，对于两会，市场更关心的是政策是否会有更多更重磅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和引进提供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预计目前市场将继续反弹，如果有更多的政策，相关主题和行业值得重点关注，但部分需要进一步验证。从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煤炭，钢铁行业因供给侧的改革逆势上涨，显示出这些个股的强烈吸引力。是否这些板块可以继续被市场所认可，这还有待观察。除了供给侧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减税等措施的投资可以推出相关政策，但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有望成为政府明年工作的重点，因此，投资机会流向也是公司关注的发展方向。

三、通过供给侧改革发展我国私募市场的对策与机会

（一）私募市场迎接供给侧改革的几点对策

当前形势下，私募股权投资的各种基金有不小的差异，褒贬不一。相信A股市场明年的震荡会越来越多，开启长牛慢牛不变的模式。为使我国私募市场发展得更好，我们从供给侧改革方面提出几点对策：

1.在政策上，因为经济仍处于探究时期，压力落在传统产业，明年可继续采取政策组合“松货币+宽财政”来对传统经济；

2.在资金上，继续在未来一年内的宽松货币政策，资金资产配置状况有望延续，资产配置类别将继续在市场份额转移，而明年机构资金如养老金和保险基金有望继续进入市场，明年资金仍是大概率，股市资金面比较充裕；

3.在基本面上，经济目前在中国仍处于区间的底部，但硬着陆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可将明年增长政策加强，使效果逐渐显现，那么实体经济有望明年上半年经济复苏温和的概率高；

4.在市场重点关注方向上，主要是确定只在本地股市、股的水平寻找机会，而不是等待整体的震荡。而明年上半年，A股投资指数应以清淡，因为指数的变化可能不会太大，再回高点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关注重点应该是企业和行业状况。并且未来促进更快的供给侧改革举措可能是在企业之间，如中国南北车合并等，兼并和收购的趋势将会在许多企业之间出现。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私募市场更好发展的几个机会

首先，真正有性能的成长股，它们主要分布在新的服务业，TMT行业、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发展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市场一直为业界更充分地发掘，因此有机会投资股票：第一，在一个与其他投资者相比，深研究先进和判断，二是在于出现大幅度下跌时积极布局。第二，产业整合（如供给侧改革）的深度完成了产业重组的根本原因，从新的模式打造行业龙头企业，这样的机会不是由政府的限制，以促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钢制的改革，煤炭行业周期类，有可能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过去，改变行业是在天然的非周期和弱周期中。

其次，2016年经济政策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供给侧和可持续稳定增长上，改革不良供应煤炭，以解决钢铁产能的股票和房地产，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两会期间政策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很多东西，前期市场的期望是比较大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有限。而由于在政治上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大的下行压力，也包括中国，两会期间可能会更加注重稳定增长。

最后，虽然可能两会期间有重大政策出台，但也有私募人士偏谨慎。目前的市场走势也看不太清楚，市场力量不是很大的。两会重点可能在供给侧改革、减税、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但侧改革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融合生产和产能出清不能以最快的方式完成。新兴产业被高估，这样的行为往往吸引更多的是投机者。

[参 考 文 献]

[1]林金腾.私募股权投资与创业投资[M].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04

[2]李勋.对冲基金监管的法律问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08

[3]王苏生.私募基金风险管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