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6 15:18:12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村工作会议解读,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二、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要加快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实施进度,抓紧制定实施全国粳稻生产发展规划,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下大力气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坚持大生产大流通,继续利用好优势产区的生产能力,同时加大销区就地生产和就地供应力度。
三、大力改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调控,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规范和降低集贸市场摊位费和超市进场费。强化农产品市场监管,规范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收购秩序,严厉查处虚假信息、恶意炒作、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运用多种调控手段,努力稳定农产品市场。
四、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支撑。抓紧制定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力争到2020年新建8亿亩高标准农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建设,力争2011年完成在全国普遍建立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机构的任务。
五、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继续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公路、沼气、危房改造,促进农村教育、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抓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扩大试点工作。制定和实施未来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及相关规划。
六、深入推进农村改革,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全面深化、整体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尽快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政策含义和实施办法,研究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导意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扩大征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大力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统筹研究解决好农民工问题。
这次会议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华社记者在第一时间连线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对这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解读。
首要任务是“稳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会议提出了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快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工作重点。
“粮食产量‘七连增’,很大程度得益于这几年播种面积恢复性增加,今后播种面积增加的空间很小。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也有不确定性,农业抗灾夺丰收任务繁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韩长赋表示,2011年继续推动强化生产大县奖励政策,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继续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机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农业部将增加粳稻生产,积极引导农民扩大玉米、杂粮等短缺品种种植面积。大力推广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节本增效等关键技术,着力提高单产和品质。”韩长赋说。
重要信号:加快水利发展
系统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发展与改革,是这次会议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解决水利等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和重大问题。
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对水利工作进行科学定位、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治水兴水合力,为推动水利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010年,我国干旱、洪涝、山洪灾害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灾害损失之重,为1998年以来之最。“洪涝灾害频繁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陈雷说。
据陈雷介绍,“十二五”期间,水利部将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加强水利重点薄弱环节建设;加快解决民生水利问题;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水利改革。
加大投入 夯实农业基础
此次会议提出,2011年三农投入要做到“三个重点、三个确保”。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说,“三个重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向,而“三个确保”则表明了支农资金如何落实到位的具体手段。这些表述体现了国家支农政策的连续性、协调性和针对性。
宋洪远解释说,这些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支农投入的重点和方向,在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强农政策,大幅度增加生产性投入,并突出政策的针对性。
征地力保农民权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扩大征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此次会议有关耕地问题的表述,根本立足点是严格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在四川、广东等地设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的试点,对农民每年给予每亩200元到500元补贴的探索,为我国探索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创造了鲜活经验。
据介绍,国土资源部门将抓紧落实“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措施,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同地同价原则,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到2010年9月,我国已有28个省份公布实施了新的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水平普遍提高了20%至30%。今后,各地将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每2至3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调整一次。
这位负责人分析,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方面,陆续选择天津、重庆、沈阳等11个城市作为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城市,重点在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拓展安置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探索,逐步建立征地补偿安置长效机制。
“菜园子”“菜篮子”“菜摊子”都要抓
此次会议提出,下大气力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加大销区就地生产和就地供应力度。同时,大力改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调控,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解释说,农业部2011年将推动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落实城市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建设好“菜园子”,提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给能力。
农业部还提出,“十二五”时期将重点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基地,扶持批发市场、冷链系统、质量安全检测站点建设,促进“菜篮子”产品有效供应和质量提升。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常晓村表示,今后将鼓励更多的流通企业参与“农超对接”,到农产品基地直接采购,扩大农超对接政策效果,提高订单农业比重。继续支持建设产地预冷等冷链设施,完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加大气象服务 提高防灾能力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支撑。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表示,2010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农村防灾减灾和农业生产面临风险不可低估。气象部门将加强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明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会议提出了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快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工作重点。
“粮食产量‘七连增’,很大程度得益于这几年播种面积恢复性增加,今后播种面积增加的空间很小。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也有不确定性,农业抗灾夺丰收任务繁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韩长赋表示,2011年继续推动强化生产大县奖励政策,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继续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机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农业部将增加粳稻生产,积极引导农民扩大玉米、杂粮等短缺品种种植面积。大力推广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节本增效等关键技术,着力提高单产和品质。”韩长赋说。
重要信号:加快水利发展
系统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发展与改革,是这次会议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解决水利等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和重大问题。
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对水利工作进行科学定位、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治水兴水合力,为推动水利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010年,我国干旱、洪涝、山洪灾害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灾害损失之重,为1998年以来之最。“洪涝灾害频繁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陈雷说。
据陈雷介绍,“十二五”期间,水利部将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加强水利重点薄弱环节建设;加快解决民生水利问题;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水利改革。
加大投入夯实农业基础
此次会议提出,明年三农投入要做到“三个重点、三个确保”――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说,“三个重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向,而“三个确保”则表明了支农资金如何落实到位的具体手段。这些表述体现了国家支农政策的连续性、协调性和针对性。
宋洪远解释,这些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支农投入的重点和方向,在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强农政策,大幅度增加生产性投入,并突出政策的针对性。
征地力保农民权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扩大征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解释说,此次会议有关耕地问题的表述,根本立足点是严格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目前在四川、广东等地设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的试点,对农民每年给予每亩200元到500元补贴的探索,为我国探索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创造了鲜活经验。
据介绍,国土资源部门将抓紧落实“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措施,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同地同价原则,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到2010年9月,我国已有28个省份公布实施了新的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水平普遍提高了20%至30%。今后,各地将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每2至3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调整一次。
该人士称,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方面,陆续选择天津、重庆、沈阳等11个城市作为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城市,重点在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拓展安置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探索,逐步建立征地补偿安置长效机制。
“菜园子”“菜篮子”“菜摊子”都要抓
此次会议提出,下大气力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加大销区就地生产和就地供应力度。同时,大力改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调控,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解释说,农业部明年将推动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落实城市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建设好“菜园子”,提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给能力。
农业部还提出,“十二五”时期将重点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基地,扶持批发市场、冷链系统、质量安全检测站点建设,促进“菜篮子”产品有效供应和质量提升。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常晓村表示,今后将鼓励更多的流通企业参与“农超对接”,到农产品基地直接采购,扩大农超对接政策效果,提高订单农业比重。继续支持建设产地预冷等冷链设施,完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加大气象服务提高防灾能力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支撑。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表示,2010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农村防灾减灾和农业生产面临风险不可低估。气象部门将加强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会议提出了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快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工作重点。
“粮食产量‘七连增’,很大程度得益于这几年播种面积恢复性增加,今后播种面积增加的空间很小。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也有不确定性,农业抗灾夺丰收任务繁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
韩长赋表示,2011年继续推动强化生产大县奖励政策,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继续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机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农业部将增加粳稻生产,积极引导农民扩大玉米、杂粮等短缺品种种植面积。大力推广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节本增效等关键技术,着力提高单产和品质。”韩长赋说。
重要信号:加快水利建设
系统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发展与改革,是这次会议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解决水利等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和重大问题。
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对水利工作进行科学定位、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治水兴水合力,为推动水利跨越式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2010年,我国干旱、洪涝、山洪灾害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灾害损失之重,为1998年以来之最。“洪涝灾害频繁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陈雷说。
据陈雷介绍,“十二五”期间,水利部将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加强水利重点薄弱环节建设、加快解决民生水利问题、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水利改革。加大投入,夯实农业基础
此次会议提出,2011年三农投入要做到“三个重点、三个确保”――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说,“三个重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向,而“三个确保”则表明了支农资金如何落实到位的具体手段。这些表述体现了国家支农政策的连续性、协调性和针对性。
宋洪远解释说,这些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支农投入的重点和方向,在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农政策,大幅度增加生产性投入,并突出政策的针对性。
征地力保农民权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扩大征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此次会议有关耕地问题的表述,根本立足点是严格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在四川、广东等地设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的试点,对农民每年给予每亩200元到500元的补贴,为我国探索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创造了鲜活经验。
据介绍,国土资源部门将抓紧落实“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措施,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同地同价原则,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到2010年9月,我国已有28个省份公布实施了新的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水平普遍提高了20%至30%。今后,各地将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等情况,每二至三年对征地补偿标准调整一次。
这位负责人分析,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方面,陆续选择天津、重庆、沈阳等11个城市作为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城市。重点在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拓展安置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探索,逐步建立征地补偿安置长效机制。
“菜园子”“菜篮子”“菜摊子”都要抓
此次会议提出,下大力气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加大销区就地生产和就地供应力度。同时,大力改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调控,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解释说,农业部2011年将推动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落实城市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建设好“菜园子”,提高大中城市蔬菜自给能力。
农业部还提出,“十二五”时期将重点建设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基地,扶持批发市场、冷链系统、质量安全检测站点建设,促进“菜篮子”产品有效供应和质量提升。
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常晓村表示,今后将鼓励更多的流通企业参与“农超对接”,到农产品基地直接采购,扩大农超对接政策效果,提高订单农业比重,继续支持建设产地预冷等冷链设施,完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加大气象服务,提高防灾能力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支撑。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表示,2010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农村防灾减灾和农业生产面临风险不可低估。气象部门将加强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把农业结构调好调顺调优。专家表示,这包含了产品结构、经营结构和区域结构三方面的调整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十二年增产,但同时大量谷物还要进口,暴露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有效供给不足,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人们真正需求的生产不出来,在品质和质量安全上还不适应。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则表示,要考虑农产品育种、标准化、流通、提高地力、环境治理等多方面问题,综合性、全局性进行规划调整。
今年以来,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已有良好开局。以玉米为重点的种植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镰刀弯”等非优势区玉米种植面积减少,粮豆轮作和粮改饲试点范围扩大,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得到优化。
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调整离“调好调顺调优”还有很大差距,市场供需不匹配、农牧结合不紧、种养循环不畅、产业链条不长、区域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
农业部已确定,明年农业结构调整要有新突破:继续调减玉米1000万亩,累计调减总量争取达到4000万亩;扩大玉米大豆轮作试点,扩大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种植面积;大力稳生猪、兴奶业;逐步减少近海养殖,规划和发展“海洋牧场”,大力发展区域优势特色农产品。
从“量”到“质”:以绿色供给满足绿色需求
会议指出,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把该退的退下来,把超载的果断减下来,把该治理的切实治理到位。
专家认为,绿色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强度过高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不足并存,耕地、水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农膜有效利用率偏低。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当前我国农业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生态功能不仅没有发挥,不少地区反而受到破坏。绿色发展一要保护生态环境,二是要适度利用资源。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出台的《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2016-2030年)》,提出了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的阶段性目标和政策措施,推动实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维护国家资源和生态安全。
国家林业局总工程师封加平表示,当前我国生态产品极度短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林业的优势在绿色,特色在丰富的产品资源。国家林业局将着力加快国土绿化,提高森林质量,开展森林城市建设,建设国家公园,不断增加生态产品供给。
明年,有关部门还将深入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抓好农业资源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市场、要素和主体“全面激活”
会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加快深化农村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面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社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样,都要围绕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展开。政府要合理引导各种资源向供给侧质量效益提升聚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改革任务。要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程国强强调,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稳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办法实现节本增效、降成本,也很难补短板。
自2014年起,我国分别在新疆和东北地区实施的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为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专家认为,这将为突破目前粮价改革面临的瓶颈与难点问题提供借鉴。
据记者了解,明年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的重点是:将“三权分置”试点省份扩大到28个,扩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多元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垦体制机制改革等。
财政花在“三农”上的钱也要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财政“真金白银”的支持。会议提出,改革财政支农投入使用机制。专家分析,这意味着财政支农政策和资金投入方式将迎来更大力度改革,以更精准的投入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这次会议前夕,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印发了《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首次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释放出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性的积极信号。
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意味着一系列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需要完善。“2016年,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全面推开,明确以绿色生态为导向,加强耕地地力保护,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财政部农业司司长、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吴奇修介绍,在这一导向下,2016年中央财政共拨付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1442亿元。
推进改革,关键要整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对此,财政部副部长胡静林表示,将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给予贫困县更多的自,最终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
促进“六次产业”融合发展
会议确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是着眼提高农业全产业链收益,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
所谓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也被称作是“六次产业”。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以结构性改革入手,全面发力、全面施策。
如果不是房东随意丢掉的一份报纸,来京务工的河北迁安籍农民高贺似乎早已忘记,因土地流转,他所在的村子曾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点醒他的这篇报道,恰与2012年年末在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
有消息称,本次会议重点是研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有观点认为,会议提出的“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继“十”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总体要求之后,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的一个切点。
此次会议明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这是一条底线,且要守住这条底线。
易庄个案
高贺本是迁安易庄村的村民,在家排行最小,往上还有一兄一姐。因有木工手艺,2005年开始,高贺的父亲便带着大哥远赴河南安阳一带承揽家装类的小工程,大姐则在唐山做家政服务。
两年前,他和留守在村里的母亲、大嫂一起打理家中承包的5亩水浇田,“一般的年景,一亩地一年下来能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2009年乍暖还寒时,村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称有大企业要来这里投资建厂,但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企业。而同样的消息也在周边几个村子不胫而走。
那年夏天,高贺的母亲突发脑淤血被送医救治,转危为安后接受住院治疗。为了照顾母亲,他和大嫂轮流守在病床前,地里的庄稼几近撂荒。
之后,易庄村村民迎来了一个“多事之秋”。
母亲病愈出院后,村干部就来到高贺家里传达上级指令,说易庄、白庄、南丘几个村的大部分土地要流转给企业建厂,让高家人在一份土地流转协议书上签字。至于建什么厂子,高贺说他问过,村干部先是不让问,几经犹豫后只说了句“是一个很大的农业项目”。
很快,远在河南的高父打回电话,说土地流转在河南也有,“只要村里人都同意,补偿款给得合理,就转吧”。
但事非人愿。按照高贺的说法,当时流转协议中规定,每年每亩水浇地流转款1000元,旱地每亩每年600元。看似旱涝保收的一纸“契约”,在几个村的村民心底却像强制卖地。
“村里人都认为,补偿款给得不合理。当时,有懂中央政策精神的村民代表还安慰大家说,土地流转的原则是‘自愿’,自己不同意的话,上级是不会强行让你流转的。”
没过多久,村民发现,这种名义上以自愿为前提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已经走了调。
“你不签字能行吗?人家逼着你签。”高贺说,“起初村里、镇里干部的态度还可以,凡事商量着来,后来却搞起了株连制。村小学有位李老师,因为他爱人不在流转协议上签字,就被校长撵回家去‘做工作’,如果再不签字就不让她上班了”。
“非农化”暗疮
高贺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所谓的大企业要建的并非农业项目,而是一座钢厂。
“好好的一片土地真要建起钢厂,以后受牵连的还是老百姓,光污染就够村民受的。”高贺认为,这是当时村民极力反对土地流转的最直接原因。
对此,记者联系到一位知情人士。据其回忆,2009年8月,河北某钢铁集团以筹建大型现代化养鸡场为由,拟占用上述几个村的3600亩土地作为建设用地,其中集体土地2500亩、农民承包土地1100亩。
“而所谓的‘流转’,实际上是当地假借政策之名,变相租占农业用地。”这位知情人透露,按照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承诺,企业可以先与村委会签订一份租用地协议,而后村委会再与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待流转工作全部完成后,企业将“租金”分期交给各村村委会。
至此,又一个问号被划出。钢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项目,依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既然如此,这家钢铁集团为什么要将新项目选址在农用地上?又为何要借用“养鸡场”之名呢?
上海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陆欣认为,项目建设所占用的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也就是说,如果上述项目还在原址建设,那么几个村的农业用地必须依法先进行“转制”,即转为建设用地。
“但前提是,项目选址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陆欣解释说,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市、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
在对易庄村的情况进行分析后,陆欣认为,当时该企业之所以把厂址选在农村土地上,一是想绕过国土部门的用地监管,简化或者规避用地审批手续,做到快速施工、快速投产,尽早收回投资成本;二是逃避应缴的土地出让金,减少用地成本。
对于为什么要用养鸡场项目之名去掩盖钢厂项目,陆律师认为,这也是问题的本源。“中央推进土地流转的目的是要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设现代农业。因此,流转出的土地必须保证其农业用途不变。也就是说,你建的必须是农业项目。”
他认为,这个案例足以说明,当年该企业用养鸡场项目占地虽然利用了流转政策的概念,但实际上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的恐惧
事实上,农村土地流转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形式将经营权转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
有数据显示,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进展迅速。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
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央反复提出要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上稳妥推进土地流转,但实际上,处在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往往面对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基层政府、尚存依附关系的农业企业,甚至是实力雄厚的非农企业。在这种权益失衡的局面下,政策落实在下游环节中走调成为必然。
2008年,位于江苏省中部的淮安市批准建设了一个生态旅游服务中心项目,有报道载明,用于项目建设使用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当地政府以经营权流转之名从农民手中征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农民“自愿流转”这些土地,当地实行了“先拆房、后流转土地”的办法。许多被拆了房的村民在稻谷收割后不得不搬到了远离土地的出租房里。一两年后,他们搬到了集中安置房,而集中安置房离他们承包的土地依然很远。耕种不便加之村里不让播种,土地自然只能“流转”出去。
在拆迁过程中,当地有关负责人说,村民有集体性质拆迁和国有土地性质拆迁两种选择。按照所谓国有土地性质拆迁,农民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偿金。
2011年下半年,记者在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4省部分地区调研发现,手中拥有10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实际上并不情愿将其流转出去。一方面,流转过程中尚存的乱象使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心理趋于强势;另一方面,农民对转出去的土地在收益保障上没有预知。
对另外一些农民而言,随着网络化的无盲点覆盖,他们已经掌握了用科学技术指导农业种植的基本技能,有能力更好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受物价上涨、土地附加值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担心土地在流转出去之后,收益会低于自己耕种或存有土地所获得的总体收益。
而更为普遍的一种心理是,绝大多数农民拥有恋土情结,认为拥有土地实际上是一种安全保障。
“城下之盟”后患
对于上述现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必方在分析时指出,我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路径是建立在低成本土地基础上的一种粗放性扩张。
他认为,城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土地,而这种低成本粗放扩张是以损害农民权益为代价的。农民交出土地,却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政策在制定或执行过程中,恰恰忽视了农民在土地流转时的权益分配,这助长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些不和谐因素的抬头。
不仅如此,此前业内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土地是农民积累原始资金最快捷的方式,虽然农民拥有了土地流转权,但如果迫于自身经济压力急于兑现,甚至是在不了解市场定价、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将土地低价转让,其结果将是农民失去最后的保障,沦为无钱、无地、无工作的“三无”农民。
著名评论员李星文此前发文表示,农村土地流转意味着生产资源的再分配,如果遵循自觉自愿原则公平有序地进行,它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流转的过程中带有强制或者诱骗的性质,夹杂了某些人侵吞别人利益的私心,它也可能荒腔走板。
他担心,对于那些以种地为生、本不想流转土地的农民,有的可能会被强势经济组织逼着签下“城下之盟”。一段时间之后,失去土地而又找不到新的生计,他们就可能成为赤贫的流民。
分享政策红利
高贺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村里的年轻人都不太情愿在家务农,如果流转政策能够不走样地深入基层、落实到农村,很多农民愿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农业部官员在分析、解读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时透露,今后,中央将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争取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同时,中央还将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制度。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认为,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是明晰土地产权,为农村改革发展顺利进行创造基础保障。
(一)继续强化种植业产品整治。以蔬菜高毒农药问题为重点,强化农药监督管理,严查、严打在蔬菜用药中非法添加高毒农药行为。加强农药使用管理和技术指导,严防超范围使用农药,落实安全间隔期、生产记录制度,大力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推广专业化统防统治。
(二)坚持不懈抓好畜牧业产品整治。继续以“瘦肉精”、三聚氰胺等非法添加为重点,会同公安、工信、食药等部门,从禁用物质的研制、生产、流通、销售、使用等环节入手,分兵把守,各个击破,实施全链条查禁和监管。加强抗生素和饲料安全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兽药安全性和耐药性评价,加大兽药和饲料生产使用环节监管力度,认真落实养殖档案记录和休药期制度。
(三)进一步深化渔业产品整治。以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禁用药物为重点,加强大菱鲆、鳜鱼、牙鲆、乌鳢、鲑鱼等5大养殖鱼和饵料鱼的安全监管,强化用药执法检查,认真清缴禁用药物,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严格的产地检查和准出制度。加快改进养殖技术,调整养殖密度,完善渔用药物饲料使用监督管理规范,探索鱼病统防统治。
(四)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以春耕、“三夏”、秋冬种时期为重点,集中力量开展专项行动,查处一批制售假劣农资和禁用药物大案要案。认真贯彻国务院加快种业发展的有关文件精神和新修订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加大种子市场和饲料市场的监管。加快健全农资打假举报奖励和省际协办机制,深入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畅通农资经营主渠道,确保农民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二、开展监管示范县创建,全面推进监管责任落实
(五)启动监管示范县创建活动。制定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创建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积极争取相关扶持政策,从“菜篮子”产品主产县入手,先行试点,不断扩大,推动监管能力提升。
(六)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明管理办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规范》,统一农产品产地质量安全合格证明和追溯模式,实现“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踪、质量可追溯、责任可界定”。
(七)积极推动监管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级农业部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和任务,加快建立权责一致的工作业绩考核机制,积极争取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范围,认真做好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绩效管理在省级农业部门的延伸试点。加强横向配合和纵向联动,努力构建“分兵把守、协调配合、全国一盘棋”的监管工作新机制。
(八)强化监管条件保障。充分利用已有工作基础和条件,实行资源共用、信息共享。加强与发改、财政、科技等部门的沟通,积极争取资金投入和条件支持,加快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逐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费保障体系。
(九)健全监管制度。认真总结各地成功做法和经验,形成可以推广的模式和办法。积极推行农药经营备案、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等制度,大力推动农资连锁经营、信用评级和信息化管理。充分利用动物检疫制度,督促屠宰企业“瘦肉精”自检责任的落实。
三、加快乡镇监管机构建设,全面提升监管能力
(十)加快建设进程。认真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作出的部署,加大推动力度,凡是尚未出台乡镇监管机构建设方案的省份要加快推动出台,已出台建设方案的省份要抓紧组织落实。要通过明确机构、落实职能和建立队伍,确保年底全国所有涉农乡镇全部建立监管机构。
(十一)强化能力配备。加强与编制、发改、财政等部门协调,积极争取条件支持,切实将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纳入全国乡镇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整体规划,为每个乡镇监管机构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工作用房和运转经费。
(十二)加强培训指导。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和岗位练兵,加快组织编写全国统一的培训教材,以省为单元、以县为基础,全面开展专题培训,加快提升基层农业部门依法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的意识和能力。
四、深化检验监测,推动监管综合执法
(十三)加快推进质检体系建设。认真落实好2012年质检体系建设项目。启动实施质检体系建设二期规划,加快投资建设地市级,补充完善县级,不断提升部省级检测机构的风险评估预警能力。加大对质检机构的考核认可,大力推行检测执证上岗,探索建立检验检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
(十四)明确部省两级例行监测重点。部级例行监测以保障大中城市消费安全为目标,稳定参数和品种,确保大中城市主要食用农产品纳入监测范围。省级例行监测以“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为重点,确保“菜篮子”主产县和主要生产基地全部纳入省级监测范围。
(十五)强化地县两级监督抽查职能。地县两级农业部门要组织所属质检机构、综合执法机构,强化生产执法检查和产品抽检,实施联合执法和“检打联动”,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地市级农业部门重点抓好上市产品监督抽查和县级执法监管过程中的确认检测,县级农业部门重点抓好生产过程中的督导检查和速测筛查,确保产地生产安全。
(十六)积极规范监测行为。进一步明确部、省、地、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重点和范围,颁布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加快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速测认定管理办法》,依法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监督抽查和速测工作。
五、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着力强化认证产品监管
(十七)加快标准制修订。依法加快农兽药残留标准清理步伐,转化一批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制定一批执法急需的安全标准和质量要求。省级农业部门要加快制定一批确保农产品生产规范和产品质量安全的操作规程。地县两级农业部门要着力将相关标准集成转化为符合当地生产实际的简明操作手册、生产日历、挂图、明白纸等,让农民看得懂、真管用。推动食品法典和官方评议,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国际标准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十八)大力推进标准实施示范。不断扩大蔬菜水果茶叶标准园、畜禽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的建设比例和规模,继续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创建,加大农业标准化宣传培训力度,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药、兽药、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
(十九)强化“三品一标”监管。严格认证程序,提高认证门槛,严把认证质量审核关。重点加强证后监管,建立退出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坚决出局。积极探索无公害农产品强制认证模式,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省级认证、部级备案试点。
六、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切实做好突发问题的科学处置
(二十)加快完善应急机制。针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实际情况,细化和完善应急预案,将应急处置措施细化到各个单位、各个岗位。加强信息报送,健全部省联动、高效畅通的信息报送网络,提高信息报送的时效性,确保问题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十一)积极强化舆情监测。建立舆情监测与信息综合研判制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高度重视和及时核查媒体反映的问题。充分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队伍作用,主动做好热点问题解读和科普宣传。进一步规范信息渠道和程序,杜绝擅自不客观、不全面、不准确的信息。
据了解,山东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的做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各示范区普遍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工作机制,推行了以企业为龙头、基地为依托、标准为核心、品牌为引领、市场为导向的“五位一体”发展模式,建立健全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农业化学投入品控制、质量安全可追溯、监控评估预警、企业质量安全诚信、多元化国际市场等六大体系,农产品出口走上了“源头无隐患、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出口无障碍”的良性发展轨道,探索出了“推行国际标准、统筹两个市场、打造山东品牌、促进富民强省”的示范区建设新路子。
近年来,山东已有60个县(市、区)建成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出口食品农产品检验合格率一直稳定在99.95%以上,农产品出口连续13年居全国首位,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多。所以,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山东模式”,已在国内外产生较好影响。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群众关心、社会关切。实践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和连锁效应。对此,山东提出,要将以“五位一体”为主要特点的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的做法,推广到所有县(市、区)。山东要求,以市县为基本单元,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域全程监管,健全农产品标准体系、农业投入品控制体系、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监控评估预警体系和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尽快实现农产品生产源头无隐患、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市场无障碍。
山东明确以县为基本单位,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加快农业标准化步伐,抓好标准集成转化推广,提高标准化基地建设的档次和水平,严格“三品一标”产品认证程序,严把质量审核关,加强证后管理,维护好“三品一标”的品牌形象;开展农业投入品专项治理,严格执行农药登记备案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两项制度,严厉打击非法添加禁用农(兽)药、瘦肉精和兽用抗生素行为,加强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监管;强化监管体系建设,重点提升乡镇监管机构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加快市县两级检测机构建设,健全完善检测网络;把“菜篮子”产品主产县、大型批发市场和主要生产基地全部纳入省级监测范围,做好产地储存和市场流通环节的监督抽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机制,科学制定应急预案,启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主动做好热点问题的解读,避免问题发酵造成消费恐慌。
实施“四项整治行动”,确保全过程食品安全
针对近期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山东明确,要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综合协调联动,健全基层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建设投入,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对此,为确保食品农产品安全,特别是春节期间食品安全,山东将实施“四项整治行动”。
一是畜禽产品专项整治行动。由畜牧等部门牵头组织实施,以打击非法使用“瘦肉精”、饲喂不合格饲料、滥用兽药等为重点,开展畜禽产品专项整治。加强对畜禽养殖大县、规模化养殖场全过程监管,强化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畜禽产地检疫覆盖率和规模化养殖场监管覆盖率达到100%;加大屠宰企业监管力度,严把定点屠宰准入关,坚决取缔各类私屠滥宰“黑窝点”,生猪定点屠宰率达到100%。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062-0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1]。保定市作为全国第四人口大市,河北省第一人口大市,其新农村建设尤显迫切。近几年来,保定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和部署,深入研究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方式方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保定的新农村建设,相继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为了更好地了解保定市新农村建设现状和发展需求,我们按照山区和平原、距离城市远近、发展水平高低等标准选取了10个村庄进行调查分析。
一、研究区概况和新农村建设现状
1.保定市概况。保定市位于河北省中西部,太行山北部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北纬38°10′~40°00′,东经113°40′~116°20′之间。北邻北京市和张家口市,东接廊坊市和沧州市,南与石家庄市和衡水市相连,西部与山西省接壤。全市总面积22 190平方公里。市中心北距北京140公里,东距天津145公里,西南距石家庄125公里。保定市辖4个县级市,18个县,4个区和1个白沟新城。全市2011年末常住人口达到1 119.4379万人。全市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分山区和平原两大类[1]。
2.保定市新农村建设现状。从 2004 年开始,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素质,保定市在全市农村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生态村活动。文明生态村的内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有一定的相似性。到 2006 年底,第一、二批创建村达到1 532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5%,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 2006 年,保定市新农村建设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环境的节水灌溉、农村沼气、农村医疗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增加。建设农业产业化项目160个,完成投资22.9亿元。在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投资2 950万元建设农田节水设施,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1.8 万亩;投资 2 453 万元,解决了 136 个村、8.6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投资1.3 亿多元,建成了52 590个沼气池;投资3 801万元,对 75 个乡镇卫生院进行了改造,新增病床 1 431 张;投资 1.2 亿元,改造 186 个村的乡村公路 568 公里;投资 1 331.8 万元,建设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321 个,28 890 平方米。此外,还推广了一批农业生产新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 210万亩,推广旱作农业综合配套技术 172.8 万亩等。
2007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1360”工程(每个县(市)打捆编制一个中心镇总体规划及所辖村的村庄规划;编制三个乡的总体规划和 60 个村庄规划),争取县域、乡镇和村庄规划的编制率分别达到 35%和 25%;2008 年完成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中心镇总体规划及其镇域内规划编制,乡镇和村庄规划编制率均达到 60%;2009 年完成所有乡镇和村庄的规划编制,基本形成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乡镇总体规划、村庄规划为主体的村镇规划体系,实现全市城乡规划全覆盖。
从 2009 年开始进行新农村建设试点,保定市实施“五十乡和百村”示范工程。在全市选择了56 个乡(镇)和 106 个经济基础强、班子基础牢、群众基础好的村作为全市新农村建设联系示范点。下发了示范点工作方案,2009年底前所有示范点完成村庄建设规划,准备用 三至五年时间完成试点村的示范村改造计划,重点开展以“五新一好”(建设新村镇、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经济组织、塑造新风貌、创建好班子)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活动,积极探索多种模式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方法 [2]。
二、保定市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1.村庄建设布局混乱。没有制定村庄发展规划的村子,村民盲目建设住宅,老旧民宅与新建民宅相互交错,与周围环境不协调。有的村庄以道路为主线,沿路随意而建,在调查的村庄中满城县石井乡的苑庄村就属于这种发展结构;有的村庄以原宅基地为中心散落群居,布局随意。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村子,村民见缝插针地盖房子,造成道路曲折,村内多数道路不通畅[3]。毗邻保定市的新市区南奇乡南奇村就属于这样的村子。
2.现有规划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村庄规划是多年前编制的,没有预计到村庄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未及时进行修编,明显滞后村庄发展的需要;有些村庄规划没有结合农村实际,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点的特殊性,未考虑经济水平、生态条件、地形地貌、民风民俗等条件的不同,随意改变地形地貌,耗费大量土建工程来建设城市型社区,丧失了地方特色;有些村庄规划为了达到图面美观效果,要求道路横平竖直,房屋整齐规划,缺乏文化休闲场所、给排水系统、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规划。
3.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和城镇相比,被调查的许多村庄在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明显供给不足,部分村庄由于村庄规模小,村庄内部未设置小学和卫生医疗机构,造成了儿童入学难、村民看病难等现象,尤其是西部山区村庄,此种现象最为普遍。此外,农村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给排水系统严重缺乏,该问题甚至在一些近郊型村庄也很普遍。随着社会发展,农村生活和生产垃圾也渐成问题,要么随意堆积,影响村容村貌;要么随意填埋,造成地下水等的污染。
4.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存在较大偏差。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被调查的县乡干部、村级干部和部分村民都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一些县乡干部将新农村建设错误理解为建设中心城镇,盲目实施撤村并庄,认为这样既可以节约耕地,减少基础设施投入,又可以推进城镇化建设。然而过多地强调建新村、盖新房,则会造成耕地浪费,形成“城中村”和“空心村”,导致村民自我积累资金浪费,使大量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沉淀到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上。村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偏差,被调查的村民都知道新农村建设,但对于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有的村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政府部门完全负担所有费用;有的村民则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一场行动,走个过场;还有村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变相集资,然后搞建设。
5.农村规划的制订缺乏公众的有效参与。传统的农村规划是一种偏重于物质建设规划上的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划控制方法,缺乏公众的有效参与,所以制订的规划不能体现满足村民的普遍愿望。即便在现有村庄规划中存在公众参与,也仍然是被动的、初级阶段的参与,也只能算作出席。如此一来,由于公众参与范围小、广度和深度不够,较少涉及参与主体利益平衡等深层问题。而且目前的技术手段多为问卷调查、一些意向性的选择和规划成果展示,公众的参与仅被作为辅助设计手段,起不到协调、平衡作用。
三、保定市新农村建设良性发展的对策
1.加强农村管理体制建设。村民自治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对本辖区进行经济、社会等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更好地服务于村庄的发展。所以当前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就应该在县乡政府相应机构的指导下,由村两委组织全体村民进行本村的经济、社会等的规划和管理工作。
2.因地制宜做好村庄规划工作。山区村庄和平原村庄在规划上会存在差异,不同区位的村庄在规划的制订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城郊型村庄和远郊型村庄在村庄功能定位上就不一样。所以村庄规划要在规划机构的领导和组织下,吸纳村民的建议,反复论证和修订,最终形成适合村庄长远发展的规划。
3.逐步完善村庄的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村级基层组织应在村庄规划的指导下,依据本村经济条件逐步改善村庄的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尤以道路和村庄面貌的改善最为重要,起到了先导的作用。村庄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要吸纳全体村民的建议,既要做到符合全体村民利益,更要体现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可维持性,以便长久地为村民服务。
4.做好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工作。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宣传工作,让广大农村领导干部和村民熟知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国家及所在省市级的方针政策,对新农村建设进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其次应该在乡镇驻地及中心村镇,设有相应的宣传场地,并借助于电视、广播等相关媒体,既进行理论解读和宣讲,又展示新农村建设中的成功案例,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知。
5.强化新农村规划中的村民的有效参与。新农村建设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要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要充分发挥村民在村庄规划建设中的能动性,就要充分征求广大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对涉及村庄规划、建设和管理多个环节上的重要事项,要切实让村民参与进来,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提高村民的决策参与度,充分调动村民贯彻落实各项决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村民参与村庄规划和建设中,应该赋予农民一定的决策权,才能够使规划更好地被实施。
参考文献:
一、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一)开展首批试点核查授牌。对2015年确立的107个创建试点单位,组织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全面核查,核查后符合条件的由部里进行抽查。核查、抽查符合要求的,统一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并进行授牌。
(二)扩大创建试点规模。根据首批试点进展情况,修改完善质量安全县(市)创建活动方案、考核办法和管理办法。在首批基础上,再新增200个县(市)作为创建单位,优先把现代农业示范区、省级质量安全县以及政府重视、基础条件好、工作积极性高的“菜篮子”大县或地市整建制推进纳入创建范围。鼓励和支持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三)提升创建水平。加强创建工作指导,开展宣传培训,争取政策支持,营造创建良好氛围。督促指导试点县市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投入力度,实施全程监管,创新制度机制,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着力推进生产标准化、发展绿色化、经营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监管法制化,坚持率先实现网格化监管体系全建立、规模基地标准化生产全覆盖、从田头到市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主要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档案全建立的目标,努力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打造为标准化生产和依法监管的先行示范样板区。
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
(四)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集中力量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力争用3-5年时间解决突出问题,消除重大风险隐患。禁限用农药整治,要针对豇豆、芹菜、韭菜、菜心等品种,集中解决克百威、氧乐果等限用农药违规使用问题。兽用抗菌药整治,重点解决违规使用抗生素问题,严格控制超剂量、超范围使用、不按要求执行休药期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抗生素滥用。“三鱼两药”整治,重点解决鳜鱼、大菱鲆和乌鳢非法使用孔雀石绿、硝基呋喃问题。巩固并深化“瘦肉精”、生鲜乳、生猪屠宰等专项整治工作成效,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强化执法监管,严防问题反弹。
(五)扎实开展农资打假。加强与公安、工商、质检等部门协调配合,严格农资生产经营监管。围绕春耕、三夏、秋冬种等重点农时,严厉打击非法制售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水产苗种、农机具等假冒伪劣农资的行为,适时向社会公布一批典型案件。加大农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及时督办查办各类涉假劣农资举报案件。组织开展乡村与城郊结合部、互联网以及果菜茶、中草药产区农资市场整治。深化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拓展优质农资销售主渠道。
(六)强化日常督导巡查。发挥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和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职能作用,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排查,加强农产品产地贮藏保鲜及相关防腐保鲜添加剂监管,采取针对性措施全面强化薄弱环节监管,及时消除问题隐患。坚持源头控制,加强产地环境管理,严格控肥控药控添加剂,推进减量化绿色生产。督促生产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合理用药、科学施肥,开展经常性的生产规范性督导巡查,切实落实禁限用规定和休药间隔期、生产档案记录等制度。
(七)全面加强监督抽查。做好监督抽查与风险监测的相互衔接,充分利用监测抽检结果,实施精准打击。围绕风险监测发现问题,部省两级农业部门要跟进开展针对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督抽查,加强检测机构与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的协作配合,强化“检打联动”,及时查处不合格产品及生产经营主体。
(八)加大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坚持严字当头,强化联打联动,集中力量查办一批违法违规大案要案。凡监督抽查不合格的,要依法依规处罚,及时曝光。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凡达到司法移交标准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快推进追溯管理
(九)建设国家农产品追溯信息平台。加快建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积极推动省、市、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体系建设,尽快实现监管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贯通检测、认证、预警、评估、执法、追溯、标准等全要素,不断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
(十)制定追溯管理规范。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积极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技术标准和运行规范,设立统一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编码规则和识别查询标识。
(十一)启动追溯试点工作。积极筹备和开展国家追溯信息平台试运行工作,优先选择“三品一标”和生鲜乳、蔬菜、猪肉等易于标识的农产品开展全国统一追溯试点。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农产品质量追溯。积极争取追溯条件建设和奖补政策,支持规模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参与追溯试点。
四、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
(十二)稳步开展例行监测。制定全国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明确各层级监测的重点和方式,及时分析会商和综合研判,加强监测结果信息通报和共享。建立省级监测信息报告制度,逐步实现部省互联互通、监测数据实时共享。
(十三)深入实施风险评估。统筹规划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研究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办法和风险评估指南,制定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5年规划。围绕重大问题隐患、标准制修订和科普解读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风险评估,跟进实施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提出各类农产品全程管控的关键点及技术规范和标准制修订建议。
(十四)妥善处置突发问题。加大舆情监测和研判力度,健全舆情监测体系和应对机制。推动各地细化完善舆情监测和应急预案,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合作、跨区协作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科普培训与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对突发问题,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做到依法稳妥处置,努力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五、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
(十五)加快完善农兽药残留标准体系。深入实施《加快农药残留标准制修订五年工作方案》,新制定农药残留标准1000项。加快兽药残留标准制修订步伐,制定国家兽药残留标准制修订5年工作方案,新制定兽药残留标准100项。支持各地制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尽可能将标准集成转化为简便好用的操作手册、生产日历、挂图和明白纸。
(十六)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创建。不断扩大果菜茶标准园创建规模,加快畜禽标准化养殖小区和水产健康养殖场创建,支持规模化农场开展标准化生产示范,鼓励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现代农业示范区以及有条件的“菜篮子”大县整建制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创建,推动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县(区)建设。
(十七)稳步发展“三品一标”。加强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管理,强化品牌培育,推动形成一批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地域品牌。强化证后监督和标志使用管理,加大获证产品抽检力度,切实维护好“三品一标”公信力和品牌形象。充分发挥“三品一标”品牌优势、制度优势和体系优势,用安全优质品牌农产品引领和带动农业标准化生产。
六、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
(十八)不断完善基层监管体系。健全地县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菜篮子”大县年底前要基本建立。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机构条件能力建设,制定全国统一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管理规范,明确建设内容、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探索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持证上岗,开展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培训。
(十九)强化检测体系管理。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项目建设和验收步伐,督促落实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推进资质认证考核评审。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员职业资格培训认定工作,组织开展第三届全国基层农产品检测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强化岗位练兵和技术培训,尽快提高基层检测人员能力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十)健全监管制度机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农药、畜禽屠宰条例修订工作。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突出问题整治、应急处置和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合作联动,尽快构建贯通农产品质量安全“从田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加强农业系统各行业、各地方的协作配合和整体联动,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格局。
(二十一)编制实施“十三五”规划。积极参与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编制,制定实施《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2016-2020)》,强化监管体系能力建设和设施条件装备,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积极争取发改、财政、科技等部门支持,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执法监管能力建设重点。
七、推进社会共治
(二十二)提高生产经营者自律意识。发挥基层监管服务机构和农业、畜牧、水产等技术推广体系作用,全面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宣传培训,提升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自律意识,指导和督促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落实生产记录、休药间隔期制度,从生产经营过程把好质量安全关。
35岁到50岁回乡青壮年农民,这一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见多识广、观念新。农村是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长期在农村生活最缺乏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教育,是见识、新观念、市场化意识和组织化理念。中央提出,以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理念和组织化的手段发展农业。工业化、市场化的理念和组织化的手段,经历过、体验过才能深刻理解和体会。35岁到50岁这部分打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通常经过多年城市或发达地区打工的浸润,工业化、市场化、组织化理念已经深入骨髓,观念具有了颠覆性改变,回到农村已不再甘心做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追求十分迫切。
突破了从业生活的“围城”期。一代文学巨匠钱钟书形象地说明了人们从业生活的“围城现象”:“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农村年轻人,抛开经济收入之外,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工作生活具有无限的向往,一定要到大城市感受一下;个体的感受和追求经过舆论的共振和从众行为的渲染,在当前农村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成年的孩子窝在家里不到城市打工是没有出息的,所以成年的孩子是一定要到城市闯一闯的。到了35岁以上的年龄,对城市的早起晚归、高强度工作和蜗居的艰苦生活已经有了亲身感受,反而愿意回到农村。这种状况不仅我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年轻人也少有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务农的,也要先到城市闯一闯,等在外闯荡一段时间以后,再子承父业开始务农。
有家有口,责任感强。35岁以上年龄,已经承担起家庭的重责,人在职业选择上逐渐务实,看重的不再只是职业外表的光鲜,而是职业的收入、对子女老人的照顾和各种各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性格上,也已经成熟,不再追求生活上的热热闹闹,相互攀比的动机减少,能够耐得住寂寞。农业作为与土地紧密联系、需要单独作业的产业,更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人。晋代文学巨匠陶渊明年过四十辞官务农后写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充满了对田园生活和农业劳动的无限爱意,这是喜爱热闹和刺激的年轻人无法感受到的。
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资金是困扰农业发展的一大难题,经过在城市多年的打拼,35岁以上回乡的青壮年农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这些资金可以用于有效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家庭农场或经营其它产业。
熟悉农业农村,有较长时期服务农业。回乡青年熟悉农业农村,与当地农民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外来人口务农更宜于水土相符。在熟人社会的农村,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另外,从事农业没有法定退休年龄,只要身体好、素质高就一样能当好职业农民,大名鼎鼎的褚时健76岁开始农业创业,生产出的褚橙成了众人仰慕的“励志橙”。外出打工农民即使50岁回乡,也可以在农业领域再干20年。
外出打工青年回流农村已经初步显现。如贵州省毕节市是典型的山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已经有约5%的外出打工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就业,约3%领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创办了农业小微企业。
回乡青壮年农民必然担当职业农民主力军,还因为目前可能务农的其他群体都难以担当职业农民的重任。
当前农村,务农队伍的主体是老人妇女甚至孩子,这部分人总体体质弱、科技和文化素质低,难以担当职业农民的重任。实际上,正是基于“386199部队”务农的现实,才使中央和社会各界忧心“谁来种地”的问题,才提出了建设职业农民队伍的要求。
刚毕业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这一群体精力充沛,对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接受快,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把他们培养成职业农民岂不更好?但在基层工作越久,越发感到把刚从学校毕业的小青年作为职业农民培养不切实际。一是上面提到的“围城现象”,在农村生长的年轻人对大城市、对外界世界的好奇心和体验欲,是不甘心一开始就在农村搞农业的;二是“见识问题”。即使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对他们开展农业职业教育,传授他们农业知识和技能,但是很难让他们牢固树立市场意识、合作意识和现代生活意识。教育学规律告诉我们,技能培训较易,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更难。即使有最好的老师可以传授他们先进的理念和习惯,但是学生来源区域的单一性,观念、习俗的一致性,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家庭的熏陶,从众行为的放大,会让试图改变他们既有意识和习惯行为的效果大打折扣。改变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个体放入既定的环境、同既定的人群相处。从这方面讲,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等于进入了社会大学,打工世界的工业化生产、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组织、艰苦工作和生活的磨砺培养了他们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改变落后习惯、增长了见识,这是任何职业学校教育都无法达到的。三是资本问题。创业要资本,赤手空拳难以开展农业创业。他们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优秀的职业农民,但首先应当鼓励他们走出去,接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洗礼,经受工商业生产经营的磨砺, 在接受社会大学历练之后,可以更好适应乡村生活的寂寞和农业生产的劳累,创新性的发展农业。
大学生村官和大学毕业生。近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各地普遍选拔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去。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经历了很好的基层锻炼,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些带动农民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典型,但是由于整体上缺乏社会阅历和能力,真正能够安心务农的不多,能够成为职业农民的更是凤毛麟角。部分大学生满腔热情到农村去做新农人,对农业的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真正能够坚持下去的也不多。其中原因除经济收入外,社会习惯、文化氛围甚至婚恋都是问题。举个极端的例子,一家山区生猪养殖企业高薪聘请了一位兽医学博士来工作,博士开始非常高兴地来到山腰上的企业,婚恋却成了大问题,好不容易有人在城里给介绍了对象,搞了几个都吹了。姑娘的理由很简单:离家太远,身上有猪臭味。小伙子很憋气,最后辞掉工作改行到城市去了。
务农的工商资本。务农的工商资本搞农业,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主要来自企业,但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仍然是以妇女老人为主的当地农民。
二、为什么部分青壮年农民选择回乡?
现在的农村,几乎全部青壮年农民打工外出与小部分回流并存,人力资源和人口的双向流动已经显现。理论界对这一现象有着过多的分析,笔者仅从人情常理上进行解读。有时候,人情常理背后包含着深刻的真理,远比抽象的理论分析更可靠。
常理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农民一窝蜂进城打工,根本在于城市是经济、文化的“高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挣钱容易;城市文化发达,灯红酒绿、有各种各样的西洋景,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感官和精神追求。但是,大家都往“高处”走,“高处”的人多了,环境就拥挤,人多、车多、房价高,生活就不那么方便了,劳动力需要赡养的人口如老人孩子进来就更不易,高处不胜寒了。相对处于“低处”的农村,由于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村庄空心了,人口减少了,空气清新了。物以稀为贵,劳动力价格上来了,“低处”也显得不那么低了,自然有人就想回来了。
年轻人家庭没负担,了无牵挂,充满了对繁华世界的憧憬、创业致富的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城市的就业机遇、经济文化、政治的繁荣,自然是希望的高处,是人生的首选。到了35岁以上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加重;性格已趋于成熟,对职业和居所的选择已渐务实,对高处的看法也在改变,当然因个体情况不同有差别。小部分在城市已经打下了一片天地,有房有车有事业,自然愿意在城市继续干下去;一部分仍然在城市彷徨和求索,寻找新的致富机会;也有一部分厌倦了城市环境拥挤、居无定所、骨肉分离甚至遭人白眼的生活,看到农村农业的新机遇,愿意回到农村寻找新的事业。
过去农民离乡进城,主要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规模小,经营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上不去。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大批农民转移进城,为集中流转土地、扩大经营规模留下了空间;农业政策扶持力度大,减少了经营成本,提升了农业效益,回乡青年农民适度经营农业完全可能得到体面的收入。
只要城乡的大门打开着,只要城乡统筹的方略保持不变,农民仍会大批进城,也仍然会有少量回乡务农。
三、怎样培育回乡青壮年农民成为职业农民?
从大的方面讲,一是要有职业农民成长壮大的环境;二是要有回乡青壮年农民接受教育、提高技能的条件。
营造职业农民队伍成长壮大的环境,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让职业农民这一群体有稳定的、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如果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少数农民就不愿意离乡背井、蜗居城市,谁来种地就不会成问题。至于谁去做职业农民,交给市场、交给农民自己去选择。农民为什么不能取得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益?核心是农业的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培育职业农民在配套政策上,必须从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是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解决农业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职业农民要获得相当的收入,必须具有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土地流转仅仅停留在农民自发的层面还不够,供求信息不对称,流入户、流出户之间谈判成本高,必须有政策和项目支持。通过土地登记、确权、颁证,让外出打工农民感觉到把土地流转出去更合算,安心把土地流转出去。在县乡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鼓励农民在公开市场按照自愿、公平、公开的原则流转土地,减少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二是合理的农业扶持政策。有了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仍然不能有效解决职业农民的稳定收益问题,因为流转土地要付费,而且近几年土地流转费用一直看涨。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实际上是对承包权的补贴,对拥有土地承包权农民的刚性收益补助,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没有得到。除去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还要支付对细碎化土地的田坝平整、农田整理等费用,职业农民从规模收益上取得超额收益,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在农业扶持政策的设计上,要加大针对农业经营权的补贴,实现谁种地、谁受益;还要加大对土地整理和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减少职业农民的前期投入。通过政策性的有增有减,使职业农民有望得到与外出打工基本相当的收入。
三是金融扶持政策。资金是职业农民经营创业的瓶颈,可以通过政策性担保、农房抵押、流转土地抵押等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贷款,帮助职业农民完成农业创业的第一桶金。
把外出务工回乡的青壮年农民培养成职业农民,还需要提供接受教育、提升技能的基础条件和相应的支助政策。作为以农为业、以农为生、有家有业的社会群体,职业农民在教育培训的要求上已经不同于兼业的普通农民和刚刚离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实践性、弹性学习和政策支助要求。
系统性要求。职业农民不仅要知道农业技术和经营怎么做、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既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的系统性学习和训练,有助于职业农民应对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举一反三,总结规律,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行家里手。既往那种一技一培的应急式培训已难以满足职业农民的要求。
实践性要求。职业农民要能动手,善操作。农业作为培育和采集生物生长果实的产业,气候、环境对农业生产的操作有着较大的影响,教学的实践性要求高,仅仅讲解理论、黑板教学远远不够,要通过在园区、企业、基地办班的方式,聘请在农业生产经营第一线、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来授课,结合实地观摩,现场指导,才能真正取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