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定义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民事诉讼法定义，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弥补现有诉讼制度的缺陷， 目前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才刚刚得以确立，将经历一个长期的适应和实施阶段。

一、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理论含义

科学的界定受案范围是一项诉讼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因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界定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民事公益诉讼概念本身包含两个基本元素即民事诉讼和公益诉讼，通过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阐述，进而界定民事公益诉讼。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是法院依法受理、审判，解决民事纠纷的权限，重在划分与其他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间解决民事纠纷的职权范围，主要涉及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纠纷。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和组织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行为的司法活动。因此，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应当满足既是民事主体间人身财产纠纷，同时又属于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公共利益必然是公民特定私有利益的集合，民事公益诉讼强调的是民事法律关系范围内的诉讼，区别于行政、刑事公益诉讼。

二、评析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本条文采用的是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界定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一）分析法条所列举的两类行为的性质

此两类得以明确主要是由于该类纠纷比较普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恶性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如2011年中海油与康菲的渤海湾“蓬莱19-3油田”连续发生两起溢油事故，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消费者权益指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或商品时依法享有的权益，其遭受侵害主要表现为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劣质服务等，如三鹿奶粉事件，受影响人数众多， 潜在受影响的人数难以估算。

这两类案件都具公害性质，即造成的损害是针对不确定范围的人们，都是以存在损害为基础，但显然不能囊括目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虽然本次立法在其后加了“等”字，但比较抽象，使得司法实践与立法理论不和谐，立法无法得以保障。

（二）社会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将公共利益解释为“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利益”。公共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得司法实践中诉讼案件限制在环境权益和消费者权益两类，救济范围过于狭窄。

社会公共利益是以不特定多数人为享有主体，且与私益不可分离，体现在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包容，如杨艳辉诉南方航空公司案、民惠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及赵绍华诉广深珠高速公司服务不合格案，但排除民事主体可以自主处分的人身财产权利范围，即只涉及私益的内容。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就是满足公民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教育环境、对公共设施的无偿利用、食品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公平的交易市场、对国家通过经营获得的物质财富的间接利用等。结合我国社会实践具体分析以下几类案件，进而论证其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范畴而应纳入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1、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行为。国有资产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国家以维护全体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目前平均每天都有近亿元的国有资产因出资者、管理者、经营者主观故意或过失而流失，许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广大公民的公共利益也因此大打折扣，故应当启动公益诉讼程序以免国有资产受到损害，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2、行政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行政垄断侵犯公共利益的现象也随之屡禁不止，主要表现在公用事业领域的垄断，如供水电、电信、交通管理、重要资源等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强制搭售产品等；区域化垄断同样存在，如河南某县政府为保护本地化肥生产而制定的规定；不正当竞争主要表现于政府采购中，《政府采购法》没有明确采购行为的监督主体，同时信息透明度不足，导致无法遏制采购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财政性资金被滥用，公众利益遭受侵害，应将其纳入到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3、金融市场中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近年来我国的股民数量逐年递增，但证券市场不够规范，欺诈行为时有发生，股民大都分散在各地同时在证券市场上没有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客观上很难提起共同诉讼；另外，2003年《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合理收费行为，致使众多公民的权益已无法通过现有法律制度得以救济。为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在此领域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社会保险案件。我国参保人数越来越多，社保功能日益增强，但保险主体的违法行为却严重冲击了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特征为：违法后果的广域性和连锁性；损害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利害关系冲突的公益性和集团性。社保经办机构挪用、贪污、挤占保险基金的行为削弱了基金的支付能力，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而且会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政府信誉度降低，引发连锁性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基于社会保险纠纷日渐凸现的公益化倾向，适用公益诉讼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标。

上述行为是我国目前较为突出的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但还有一些其他行为，比如特价机票不得退改签、因专业取消被迫退学、火车站厕所收费违法等，由此可知我国法律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界定确实狭窄，还需不断探索与完善。

三、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提出立法建议

（一）国外公益诉讼概况

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制度的创始国，其受案范围包括1863年《反欺骗政府法》规定欺骗政府钱财的行为；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禁止企业间联合竞争和垄断、企业兼并行为；1914年《克莱顿法》禁止价格歧视行为、滥用经济优势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等。美国法院又从1940年的桑德斯兄弟广播站案和1943年的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等判例中发展出“私人检察官”制度。1960年后美国又通过颁布多部环境保护法将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德国公益诉讼的受诉范围也相当宽泛，包括侵害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案件、环境污染、禁治产、申请婚姻无效等案件。英国的“检举人诉讼”主要是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如提出审查地方行政的合法性、要求减少公害以及议会对领取养老金的人免收车费、禁止电视公司放映被认为有违社会大众情感的节目等。

（二）国外公益诉讼制度的经验

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国外公益诉讼制度的共同性，总结经验加以借鉴。首先，诉讼目的公益性，通过个案来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其次，国外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在实践中不断拓宽的，逐步将更多类型的案件纳入其中，由最初的不正当竞争、垄断等与公民生活关系较为疏远的案件，扩展到现在的涉及消费权益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等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再次，在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受案范围主要规定在实体法中。我国是大陆法系在借鉴时还应考虑本国的发展现状、法律环境等因素。

（三）具体的立法建议

新民事诉讼法作为历史性开端，首次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值得欣慰和肯定。制度构建初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为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宜直接对民事诉讼法五十五条进行补充修改。笔者认为借鉴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法治模式，将以上所分析的国有资产保护、行政垄断、不正当竞争、金融市场侵权、社会保险等几类行为所涉及的具体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作出司法解释，说明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从而将其纳入到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弥补新民事诉讼法概括性规定的不足。如此能够保证公共利益包含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具体权益，从而减少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公共利益受损的案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行性，适应发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需求，而且未有损司法机关的权威。

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注释：

王婷.试论环境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J].生态经济，2010（12）.

高晓楼.浅谈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梁毅，叶习勤，刘莹.对药事监督管理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探讨[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4.

参考文献：

[1]曾于生.关于公益诉讼的若干理论问题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2]陈蕾.浅析我国新增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J].法制与经济，2012（5）.

篇2

    在执行实践中,法院判决书、仲裁裁决、行政机关处罚决定等法律文书一般都是强制性裁决即时付清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执行的期限和执行时效问题简单明确,当事人容易把握,很少出现偏差,一般不会出现丧失执行时效的问题。出现执行时效问题最多的环节反映在分期履行的民事调解书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上。一是对因分期履行引发的申请执行时效是否丧失的争议,常使执行法官备感辣手,难以把握。如调解书确定从某年某月开始按月、季、半年支(偿)付借款、租赁费、扶养费等,调解书生效后,有的债务人中途或陆续支付了部分债款后未再履行支付义务,权利人也未在2年的期限内申请执行,而选择在最后一期债务到期的2年后才申请执行,债务人往往因此提出已过申请执行期限的抗辩。此时,执行法官要审查的不仅是每笔已履行债务的确切支付时间,区分、确认履行的是哪一批分期履行债务,还要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概念区分哪批债务已过执行申请期限。而案件实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一些环节和情节难以辨析和认定,抗辩争议的审查变得十分繁琐、复杂,甚至难以裁定。第二种情形是,分期履行的第一期债务到期后即申请到法院执行,由于案件执行困难,一拖好几年都未能执结。期间,申请人由于纠结于第一批债务尚未执行到位,执行法官忙于执行,均忽略了其后N批分期债务的申请执行,造成后续债务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一旦出现申请时效抗辩,申请人就会面临丧失后续申请执行权的问题,执行矛盾就变复杂了。第三种情形是,债务人未按调解书(债权文书)履行某一期债务义务,申请人不管到期与否就将全部分期履行债务合并一起申请执行,执行法官对此种是否应分期分批申请执行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的认为,期限应从第一次履行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如第一期迟延履行的,其后履行期间均视为到期,可全部申请执行;有的执行法官则认为申请期限应当以每期到期后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并应当受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限制。两种看法差异很大。

    二、2年的申请执行期限过短

篇3

再审检察建议是在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中产生并发展的一种监督方式，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民事行政检察"倒三角"的办案格局，实现同级监督。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款对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作了明文规定，在立法上丰富了民事检察的法律措施。

一、再审检察建议的性质

首先，再审检察建议本质上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其权力基础在于宪法赋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监督，而是一种法律监督、专门监督。

其次，再审检察建议不同于抗诉，不具有诉讼法上的程序意义，其不具有程序启动的必然性。正是由于检察建议本身的非强制性，法律没有也无须对检察建议的法律后果作出具体规定。检察建议的权力边界仅限于对违法及严重不当现象的揭示、暴露和提请处理的建议，其本意就在于充分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以提醒的方式引发对方的自觉行动，而不是包办代替。

最后，虽然检察建议是一种柔性的监督方式，但毕竟包含有公权力的因素，仍然具有公权力的协调、督促和引导的功能。是否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是被建议对象的自力；但无论接受与否，及时作出相关决定并回复，则是被建议对象的应有义务。再审检察建议作为同级监督的手段，与抗诉一起形成刚柔并济、梯次有序的检察监督体系。

二、再审检察建议的价值

一是简化办案环节，节约办案时间。由于抗诉实行“上抗下”原则，故对于大多数抗诉案件来说，从同级检察院受理申诉、提请上级院抗诉到最终上级院审查作出抗诉决定，一般要经过6个月的时间。办案时间过长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弊病之一。虽然经过两到三级院的审查，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审查期限，体现了检察机关动用公权力监督审判工作的谨慎，不轻易动摇裁判的既判力，但是过长的审查期限，导致可能有误的裁判不能及时纠正，改判已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无法实现执行回转。而再审检察建议的制发不必通过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节约了审查时间。

二是实现纠纷就地解决。上级检察机关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的案件，大部分都发回原审法院再审，实际上，上级检察机关及上级人民法院只是走了一下程序，而大量的工作及最终的处理结果还需基层检法两家处理。同级检察机关对于案件本身事实的了解要比上级检察机关方便，且平时与法院接触较多，调卷、审查更为便捷。再审检察建议使作出生效裁判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对案件从受理申诉到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全程操作，既调动和增加了基层民行检察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又减轻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和法院的办案压力。

三是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对于在办案实践中发现判决、裁定虽有错误，但没有损害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或虽然案件审判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基本正确的，一般不轻易抗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可抗可不抗”的案件，可以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由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

三、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

一是对于小额诉讼，以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修改后的民诉法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以一种便捷高效的诉讼程序快速处理简单纠纷。小额诉讼更强调司法效率，当事人以较小的诉讼成本解决争议，国家也可能将司法资源更多地投向更为复杂的民事纠纷。基于此，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度。出于效率的考虑，对不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作出的裁判的救济需要加以限制，否则就降低了该程序的价值，但是限制不等于禁止。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对小额诉讼程序也提供了一些特定条件下的救济途径，如不得上诉但可以提起异议，或以违背法令为理由可以上诉等。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提供的救济途径程序繁复，耗时过长，则违背了小额诉讼程序设计的本意。所以对于小额诉讼，宜适用再审检察建议进行监督，避免启动上下两级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审查机制。还应当注意的是，基于小额诉讼的特点，大多数案件可能是以调解或和解撤诉结案，检察机关要避免将审查的重点过多的集中于调解、和解的正当性和自愿性上，因为小额诉讼的程序价值在于快速解决纠纷，而非明辨是非、划清责任，小额诉讼的程序价值是我们优先需要维护的。

二是对于其他案件，暂不宜以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或以案由为标准设立统一尺度，以区分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因为实践情形非常复杂，难以确立单一标准作为判断依据。如认定事实错误，既有可能是当事人举证能力问题造成的事实不清，也有可能是法官主观原因造成的事实遗漏；法律适用错误，既有可能是法官对于简单法律问题适用疏漏，也有可能是对法律争议问题的认识不一；程序违法，既有可能是送达不当造成的当事人缺席，也有可能是法官故意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案由方面，比如对于劳动合同纠纷，有的案件案值小，矛盾简单，争议不大；有的案件涉及当事人众多，社会影响大；有的虽然案值较小，但是涉及法律统一适用问题，难以一概而论。一般情况下，对于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原审法官主观原因造成的认定事实错误和程序问题，原则上以抗诉形式进行监督；对于因疏漏造成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因工作的简单粗糙造成的程序问题，可以以再审检察建议形式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自行纠错。当然，最终适用再审检察建议形式还要考虑检法关系，如果通过事前沟通，同级法院愿意接受再审建议方式纠错的，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既可以获得较好的监督效果，且节约司法资源；如果同级法院经事前沟通明确表示不接受监督意见的，则直接启动抗诉程序。

篇4

关键词

企业法律风险；民事诉讼法律风险；风险识别

一、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概述

伴随企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化，企业从设立到变更、从管理到决策、从分立到合并都将面临全方位的法律风险，而在企业各类诉讼法律风险中尤以民事诉讼法律风险最为突出。因此对民事诉讼法律风险的防范与应对，是任何一个企业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企业要想有的放矢的对该风险予以防控，离不开对民事诉讼法律风险概念的准确把握。

（一）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概念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是企业法律风险在诉讼领域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欲把握其含义，需对其上位概念的含义予以理解。有学者认为，风险是指预期与未来实际结果发生差异而带来负面后果的可能性。故将企业法律风险定义为一种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即“企业的预期目标与未来实际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并且此种差异有导致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也有学者提出，企业法律风险是“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者由于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相关法律主体存在未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等行为，从而使企业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将法律风险定义为“基于法律规定、监管要求或合同约定，由于企业外部环境及其变化，或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对企业目标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上述定义虽各有侧重，但各学者均承认法律风险存在促使企业遭遇负面影响之可能。介于此，本文将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界定为：企业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或参与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因为外部法律环境的变化或者民事法律主体未按规定积极行使诉权、履行诉讼义务，从而影响民事案件裁判和执行，并致使企业权益受损的可能性。

（二）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的要素法律风险的要素，是指主体可能涉及法律风险而承担不利后果的条件。通过前文对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包括由主体、法律环境、行为三个方面的要素，下面笔者将围绕这三方面展开论述。1．法律风险主体，是指因其实施某一行为而面临法律风险的行为方。在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层面，广义的风险主体是指凡是符合我国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能够主动或者被动参加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包括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等）以及主持裁判活动的审判机关。而狭义的风险主体仅指前述第一类主体中的诉讼当事人，即因自身民事实体利益发生纠纷，进而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利害关系人。这是因为处理该类当事人的民事纠纷是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2．法律风险的法律环境，是指行为人从事法律活动所涉及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求企业对各类法律风险防控的策略要适时而变。具体在企业民事诉讼法律风险中，法律环境主要就是指现行有效的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该要素能够对法律风险主体实施法律行为起到指引作用，具体表现在企业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时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律规则预测自己的诉讼后果，从而对自己的诉讼行为做出合理的安排；另一方面，企业对民事诉讼法律环境的变化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很好地明确自身面临的威胁和机遇，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的适时调整法律风险控防策略，会大大降低民事诉讼法律风险给企业造成的损失。3．法律风险的行为，简单说就是法律风险主体在特定的法律环境下实施的某种行为，具体包括作为或者不作为。企业不恰当的诉讼行为将直接导致可能面临的民事诉讼法律责任，甚至可以锁定给企业造成不利后果的大致范围。故笔者将在后文对新型民事诉讼法律风险进行简要列举，旨在提醒各企业应当适时调整法律风险的控防机制并规范自己的诉讼行为，以防范和应对新型民事诉讼法律风险。

二、企业新型民事诉讼法律风险的识别

经过历时两年的起草论证，并于2015年2月4日开始施行的新民诉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制定的条文最多、篇幅最长、内容最多的司法解释。该解释主要从保护当事人诉权、维护法庭纪律、进一步保障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提高诉讼效率、推进司法公开、完善保全及执行制度对等方面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进行了细化和完善，这就要求企业要立足新解释新规定对可能面临的新风险进行识别，并适时调整企业对民事诉讼法律风险的防控策略。具体而言，企业应当注意的新型民事诉讼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型证据的风险伴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电子产品特别是手机、平板电脑的大量普，正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及习惯，各类社交软件及通讯方式应运而生。人们通过短信、视频通话、电子邮件、聊天软件、网上银行等传递信息的电子数据形式日益丰富，由此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将电子数据作为证据形式举出的情形也不胜枚举。介于此，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但该法对于什么是电子数据，何具体表现形式等问题未予以清晰的界定，导致各地司法实践对电子数据的认定莫哀一是。在此背景下，2015新民诉司法解释对电子数据的范围做出了细化，对于司法实践中认定审查电子证据做出了指引。这就要求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注意对电子数据此种新型证据的收集保存，反之则可能承担举证不利的诉讼后果，最终导致败诉的风险；同时要求企业在对电子数据进行证据收集过程中要避免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不要顾此失彼。同时，新民诉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对“单位出具证明”的规则予以明确规定，这也要求企业应依法完善对“单位出具证明”等相关证据的管理和收集，避免因证据形式不合法导致不被法院采纳的风险。

（二）管辖权的风险新民诉司法解释第首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的管辖权分配原则，即上述纠纷由被诉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企业在上述纠纷中应该严格锁定涉诉公司的住所地，避免因违反受诉地人民法院管辖权而导致不予受理纠纷的尴尬局面。

（三）诉讼主体适格的风险新民诉解释第五十二条对诉讼主体做出了扩大的列举，同时对确定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资格作出了新的规定，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的为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企业要特别对“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但未完成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要求代表法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及“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的诉讼代表人予以确定，即以主要负责人为代表人”的规定。这要求企业在主动或被动应诉时要严格把控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避免因诉讼主体不适格从而导致企业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风险。

（四）小额诉讼的风险新民诉解释首次对民事诉讼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做出规定。企业应当首先明确小额诉讼的审理范围及小额诉讼举证期限、管辖异议、审理期限、诉讼费用交纳标准等相关事项，特别注意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力图避免因诉讼策略行使不当导致企业利益得不到周全的保护。

（五）被执行人的风险新民诉司法解释首次对被申请执行人失信信息记载的方式、内容及公布范围予以明确，并借助社会信用体系推出定向通报制度。公布的方式首先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名单库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公布，同时借助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将失信信息数据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部门，进行通报，由其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等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因此，企业在被他人申请执行时，切勿恶意规避甚至暴力抗拒执行，否则会被列入失信企业“黑名单”，遭受信用惩戒的代价。

三、结论

2015新民诉司法解释的出台将导致法律风险的外部法律环境发生改变，要求企业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应诉，都应对新型民事诉讼法律风险进行充分识别，并适时调险的防控机制，以达到防范和应对诉新型法律风险的目的，从而在民事诉讼中最大程度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王延明．试论国有企业法律风险及其管理．社会纵横．2006（7）．

[2]马艳丽．国有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技术与创新管理．2014（1）．

[3]马芳．浅析国外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对我国的启示．金卡工程．2009（7）．

篇5

送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诉讼行为，贯穿于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像链条一样连接着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这一制度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研究尚不够深入；实践中，法院工作人员对送达的认识更是存在显著的误区。本文试图对实践中视为直接送达的当事人主动领取法律文书行为作初步的探讨。

一、民事送达的含义及其特点

综合各民事诉讼法学教材关于民事送达的表述，民事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从送达立案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程序性文书开始，直到送达民事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定书，甚至强制执行文书，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较大影响。通常认为，民事送达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送达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人民法院始终是其中的一方主体。送达过程是人民法院将诉讼文书送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过程，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不包括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向人民法院递交诉讼文书的行为。

其次，送达应当依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送达各类法律文书的期限，以及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和公告送达七种送达方式。人民法院在送达时，应当遵守法定的时限，并依照法定的方式进行。

最后，送达的内容是将诉讼文书交给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或协助诉讼的案外人签收。送达行为至少由两个要件构成，其一是法院送的行为，其二是诉讼文书到达受送达人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

二、直接送达的异化

如前所述，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送达方式。从法条的规定来看，这七种送达方式并非并列的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优先顺序。原则上，直接送达是最稳妥、最正当的送达方式，诉讼文书应当由法院工作人员直接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实践中并非如此，直接送达存在较大的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以邮寄送达取代直接送达。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并于2005年1月1日实施。这一司法解释确立了与直接送达具有同等效力的“法院专递”邮寄送达制度。邮寄送达随之取代直接送达成为最常用的送达方式。这一送达方式极大地缓解了法院人员不足、送达效率不高的状况，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制度风险及正当化问题。其二、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统计时，将当事人（或其他受送达人，下文统称为“当事人”）主动到人民法院领取法律文书的行为一并计入直接送达。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在实践中普遍存在，包括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主动情形是指当事人自行到人民法院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被动情形是指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以打电话或其他方式通知当事人后，当事人到法院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笔者调研的某基层人民法院2011年8-10月受理的75件民事案件中，有24.35%的案件的前期诉讼文书是当事人接到法院通知后到法院领取的，这一数据基本上就是这些案件中直接送达的全部数据。除这一部分外，这些案件的其他诉讼文书均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首次送达，而直接送达往往作为当事人拒不领取、邮寄送达被退回时的补充送达方式。廖永安教授的调研中，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情形与笔者获得的数据虽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但也反映出相同的问题。可以说，直接送达的基本送达方式地位已在实践中异化为替代性、补充性送达方式，而本非送达方式的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行为却充当了直接送达的急先锋。

三、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行为的本质

（一）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并非送达

笔者调研涉及多家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所接触的法官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当事人到法院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存在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这就是直接送达的具体表现。其中，一位资深的法官还对笔者的异议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笔者与法院工作人员之间的分歧在于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是否直接送达。法院工作人员认为，这种“送达”的方式同样是法官面对面地将诉讼文书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效果与直接送达没有任何差异，只是客观表现上存在动作主体的些微差异。笔者认为，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直接送达，首先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送达，而送达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理论界对送达概念形成的共识。从理论界对民事送达基本含义和特征的表述来看，送达的主体是人民法院，送达的过程是人民法院通过“送”的行为产生诉讼文书“到达”受送达人的结果。而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情形中，人民法院并没有实施“送”的行为，虽然发生在诉讼文书面对面地交给当事人的客观效果，但这是当事人行为的结果，而非法院行为的结果。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只扮演了一个“签发”诉讼文书的主体角色。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并非送达。

（二）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属于公务协助行为

1.领取诉讼文书并非当事人的法定义务

笔者在调研中，曾就领取诉讼文书是不是当事人法定义务这一问题，与法院的同志进行探讨。法院工作人员肯定地指出，这就是当事人的义务，且不得推卸、不得拒绝；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无论从现行《民事诉讼法》条文关于送达的正面规定，还是关于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反面规定，我们都无法找到当事人负有到人民法院领取诉讼文书的法定义务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当事人受领诉讼文书的直接规定也只见于一个条文：“人民法院在定期宣判时，当事人拒不签收判决书、裁定书的，应视为送达，并在宣判笔录中记明。”除此之外，采用“应当”、“必须”或类似语气连接词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条文往往针对人民法院的行为，并未针对当事人的受领行为。同时，前引司法解释第84条还规定：“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当受领的文书为调解书时，当事人不仅不负有必须签收的义务，甚至还享有拒绝受领的权利，可以将拒绝签收作为反悔意思的表达方式。总而言之，在人民法院送达诉讼文书时，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负有一定的配合义务，应当积极签收文书以便于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但是，我们对此配合义务不应寄予过高的期望，当事人拒不配合时，人民法院只能依照法定的程序留置送达或公告送达，但无权对当事人予以制裁。

2.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是一种准公务协助行为

“公务”是一个含义很不明确的概念。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和《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精神，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公务”一词，即泛指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以及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行为和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同时，这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应当管理的事务也可以理解为“公务”。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属于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送达诉讼文书是其行使审判权的辅助行为，系法院职能之一，当然属于广义的“公务”范畴。

国家机关履行公务过程中，公民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主动代替或协助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是公务协助行为。以此为参照标准审视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发现，当事人同样是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领取诉讼文书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协助法院实现了送达的公务目标。与典型的公务协助行为相比较，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情形中，当事人本身就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而非处于案外人地位的普通公民，因此二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当事人的领取行为方便的是个案中法院的送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当事人私利的直接影响，与公务协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效果存在一定的出入。笔者认为，这些差异使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的行为无法归入公务协助行为之列，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种协助国家机关实现公务目标的行为，称之为“准公务协助”行为似乎比较妥当。

篇6

一、引言

民事诉讼制度是公权力对于私权纷争的一种救济，其目的在于解决私权的纠纷争议。常态民事诉讼以对立的两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中心，即所谓的两当事人主义。但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第三人诉讼主义被普遍认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涉及到案外人的权益的诉讼日益增多，完全并且有效的第三人诉讼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民事诉讼第三人之概念的界定，法学界曾有不同表述。1982年民事诉讼法将第三人入法，并将其界定了明确的定义，即第三人为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由独立的请求权，或者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诉讼中去的人。其后的法学界，大致也以此为主流观点。一般认为，民事诉讼第三人的成立，需要具备有以下几点要素：第一，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第二，诉讼第三人参与到诉讼之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非维护他人的权益；第三，诉讼第三人参与到本诉中的时间是在本诉开始之后，判决裁判之前。

二、2012年《民事诉讼法》之前的第三人权利救济制度

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在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第三人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诉讼中去。一方面，案外人自主发现案件的诉讼标的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由案外人自己申请的方式参与；另一方面，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案件的诉讼标的或者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案外的第三人有利害关系，依职权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另外，根据我国相关的民诉法司法解释，案外第三人若原本没有参加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在该诉讼的裁判生效且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可以通过案外人异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案外人执行异议，是指在人民法院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中，无论是案件的执行内容或者是执行的标的物对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产生损害，第三人均可以依法提出执行异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执行异议制度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的执行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减少执行回转。但在确认判决或形成判决、或者裁决未进入执行程序的情况下，第三人将无法通过此项制度来维护权益。

案外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之后，如果执行法院对此异议进行了驳回，第三人若不服此驳回裁定，仍然具有两种权利救济方式：第一，第三人的不服若与原裁判有关、认为原裁判错误的，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案外第三人可以针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及调解书提起再审，以减少不利后果。第二，第三人的不服若与原裁判无关，则可以提起一个新的诉讼，即案外人异议之诉。司法解释的此种立法体系，实际是基于如下理念：为了确定判决的既判力以及第三人权益保障的正当性基础，任何法律制度中均需要对于第三人的权益保障建立一套完整的事前保障系统和事后保障系统。

但是，上述机制存在不完善之处。

再审程序的启动相对而言比较复杂并且程序要求非常严格，启动周期以及诉讼消耗时间较长，可能会造成诉讼标的物的毁损，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不利的，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于再审程序的选择也是少之又少。新民诉法赋予利益因本诉受损的第三人不经过审判监督程序，且不必经过执行程序中的第三人异议程序，可以直接提讼的权利。笔者认为，这对于少当事人的诉累，提高司法纠错的效率等具有积极意义。

三、2012年《民事诉讼法》设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入法的背景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现代社会经济赖以存续的民事法律关系日趋复杂化，导致诉讼实践中存在大量虚假诉讼的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以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并且司法实践中执行异议之诉对错误形成判决和确认判决及未进入执行程序的给付判决的救济无力。

此类判例的产生会使得法院的裁判丧失其公信力，使得人们对于司法救济丧失信心，并且使得受损害的案外人利益救济成为难题。

根据我国旧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对于生效的判决、裁定，除非依法定程序，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或撤销，否则具有强制性的通用力，任何法院、仲裁机构不得作出与生效裁决相悖的裁决。如有一个生效判决因第三人未参加诉讼，而做出了错误判决，该第三人只有在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并经过重审审判程序（仅再审案件的重审就可能经历一审、二审）将原判决改判或撤销，方可再提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比打“两个官司”更为复杂的诉讼过程，往往会持续数年以上。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借鉴了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了与再审诉讼相并列的一种新的特殊的救济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其中，第56条新增加了第3款的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基本特点

通常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对于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是其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对于本诉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提出改变或者撤销的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有以下特点：（1）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是对于本诉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标的是改变或者撤销本诉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3）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被告是本诉的原被告。（4）第三人撤销之诉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本诉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被撤销。

基于案外人撤销之诉的启动方式，第三人撤销之诉在理论上大体上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再审型第三人撤销之诉。二是独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新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独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案外人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可以不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直接以原诉的原被告作为撤销之诉的共同被告对于原判决请求法院进行撤销或者改判独立的案外人撤销之诉。独立的案外人撤销之诉不依附于任何已有的程序或者判决结果，独立于原诉是一个新的诉讼，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

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应当被限于应当或可以参加原诉却未参加的第三人。实务中，由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原诉的诉讼标的其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所以由其提起的撤销之诉较容易理解。但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学界的界定较为模糊。在实务中，为查明案件事实的辅第三人因其不承担义务而不能成为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而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则可以成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

2.程序要件

一个要件是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另一个要件是为参加诉讼的原因是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对于第二个要件，应当明确以下两点：（1）关于举证责任。要求第三人对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要求极高，应确定为有初步证据证明即可。（2）关于何种事由可以认定为不可归责于自己。一是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原诉的存在；二是虽然知道或应当知道但因客观原因不能参加诉讼。

3.实体要件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有错误的部分，包括一、二审生效的法律文书。目前对于再审主要是给予原审当事人的救济程序，撤销之诉是给予第三人的救济程序，虽然两者都是对错误裁判的纠正程序，但不能排除再审裁决有损害第三人权益情况的发生。在此情况下，不准许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其只能通过另两种程序救济，会发生对再审案件再次申请再审的情况。

4.结果要件

即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第三人民事权益是否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的民事权益以及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法律规定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以及享有法定撤销权的债权）。

5.时间要件

法律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此期间应为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初步举证责任归于第三人，被诉当事人承担反驳的举证责任。

四、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就目前的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情况看来，给予第三人更便利的救济途径的理念虽然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并未在各国立法中有所体现。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世界上仅有《法国民事诉讼法》、《意大利民事诉讼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澳门的《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这一制度也有零散规定。[1]因此，新民诉法第56条第3款的增加对我国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而言不仅是案外第三人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更是使我国的第三人诉讼制度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2]。

案外人撤销之诉最早起源于法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移植。在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制度展开比较。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

法国的《民事诉讼法》第583条规定：“任何于其中有利益的人均允许提出第三人异议，但以该人在其攻击的判决中既不是当事人，也未经人进行诉讼为条件。”由该条法律规定可见，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体系中对于第三人的定义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第三人的定义基本一致，并且其范围实质上更广。

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需要符合以下三个要件：1）应当具有可能利益，所谓可能利益则不一定是既得利益，也可能是具有可期待性的利益。2）非本案的当事人。3）不曾有过他人诉讼。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定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则范围较为模糊。

比对和借鉴法国与台湾地区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我国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要求实则更接近于台湾地区条文规定：（1）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应为除本案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这是第三人撤销之诉成立的最根本要件。并且新《民事诉讼法》对于第三人的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定，则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必须有撤销之诉的利益，“并非所有的争议都能够凭借主体的行为而当然的进入到国家司法评价的领域，而是在制度上预先设置一道关口，使得那些符合某种要求的诉请才能够得到法院的确定判决。而这一‘关口’就是诉的利益[3]。”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一程序的条件一定要包括诉的利益的存在。不同于法国民诉法中对于诉的利益的范围，既包括了现实利益，也包括了潜在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诉的利益要求是物质的，可见的，现实的利益。（3）非归责于个人的原因导致未能获得适当的程序保障。如果是因为第三人个人的原因导致其怠于行使权利未参加诉讼程序，那么第三人则不再享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法国民事诉讼法中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范围规定的十分宽泛，一般而言，第三人对于所有的判决、仲裁都可以提出撤销之诉。相对而言，台湾地区虽然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范围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根据其第507条的规定可以推理出该法所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只承认了生效判决的客体属性。

而我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属性也作了相关的明确规定，由于生效的裁决书与调解书可能对第三人造成的侵害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所以新民事诉讼法在限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时，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不仅仅限于生效判决，对于生效的裁决和调解书也同样适用。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期限

《法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期间的相关规定较为完善，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立了不同的期间：（1）以本诉讼提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正常期限为30年，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对另一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判决，如果针对某人援引该裁判，那么该人可以没有期间限制地针对该判决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3）如果判决结果及时通知了第三人，并且在通知书中明确地指出第三人可以提出异议，那么该第三人就只能在两个月内提出。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则规定自判决确定之日起或送达前已经确定的从送达之日起计算，30日内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如果第三人申请撤销原判决的理由是在送达作出之后或者在送达之后才知悉的，自知悉之时起算。但自判决确定后超过5年的，不得提起。

可见，我国台湾地区与法国的民事诉讼法对于第三人权益保护制度的理念的不同。法国相关的法律规定体现出法国法律对于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十分注重，但是却疏于对于原判决既判力的维护和法律权威的维护，而台湾地区虽然兼顾了对于原判决既判力的维护，但给予第三人权利救济的期间不仅是不变期间，而且较短，不利于第三人行使救济权，且没有体现法律的能动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第三人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给予了第三人较为充分的时间，但也不会过长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但是由于这一制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中并不成熟，所以相关法条中并未明确规定最长保护期限，对于不知情的第三人而言是不利的。

（四）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法院

法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也针对不同的情况作了不同的规定。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则上是由做出原判决的法院专属管辖。根据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定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由做出原判决的人民法院管辖，与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类似。但是如何避免原诉法院受到原诉判决结果的影响而导致判决不公的问题，在日后司法实践中值得探索。

五、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

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新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部分，世界范围内也并不普遍入法，无论是在立法技术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无丰富的可参考经验，相对其他法律制度而言也不是那么成熟，因此尚有许多有待解释或完善的地方。

（一）对原裁判错误的理解

法律规定，因有证据证明生效裁判、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且损害第三人的民事权益，第三人可以对此提起撤销之诉。笔者认为，对这一部分应该作狭义的理解。第一，除主文外，法律文书的其他内容，不论是对事实还是对纠纷的性质、当事人过错的认定，对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第二，他案中，虽然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但是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除外，第三人无须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第三，允许第三人就法律文书的其他内容提起撤销之诉，基于上述，对于当事人而言，会造成讼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在撤销之诉中是否可以附带提出原诉之外的实体诉讼请求？在司法实践中，第三人获知原诉的结果侵犯其权益，往往是正在发生或已经产生结果后。此种情况下，第三人可否在撤销之诉中一并提岀要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等实体诉请呢？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对于其予以许可。首先，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立的宗旨应是给予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更好、更方便地保护，如不允许第三人在撤销之诉中一并提岀实体诉请，势必造成当事人的讼累，违背了该宗旨，同时也必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次，虽然第三人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并不妨碍与其他给付、确认之诉构成复合形态之诉。在原诉出现一些侵犯所有权、物权类的情况，如以第三人所有之物抵偿债务等，应当给予第三人如其他撤销之诉一般的可以合并提起给付、确认之诉的诉权。例外的情况是，经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可以通过执行回转程序的，应当适用执行回转程序，以避免诉讼的复杂性和裁判的再申请执行。

（三）第三人对救济程序的选择权

第三人因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对前述三种救济途径，应有选择权，但仅应择其一而行使，否则为其对权利的滥用，不应得到支持。惟有在第三人因暂时的证据不足而撤回撤销，在6个月内又不能重新提讼的，在其有新的证据支持下，应当赋予其另外的救济权的选择。但需指出的是，原裁判确有错误但不涉及第三人权益时，法院应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否则与撤销之诉的法理和立法初衷相悖。此时，纠正原裁判错误，完全可以通过再审程序进行。

注释：

[1]胡军辉：《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建构——以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为参照》，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

[2]杨荣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3]王学棉：《论案外人撤销之诉》，载《法学杂志》2011第9期。

参考文献：

[1]蒲一苇.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2]杨荣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胡军辉.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建构——以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为参照[J].政治与法律，2009，（1）.

[4]季蓉.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问题研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4）.

[5]董露.第三人撤销之诉探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6）.

[6]王学锦.论案外人撤销之诉[J].法学杂志，2011，（9）.

[7]李洁.论我国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必要性[J].韶关学院学报，2008，（2）.

[8]周艳波.民事诉讼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定位[J].法治论丛，2009，（1）.

篇7

1、立法形式存在纰漏。从立法形式上看，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规定呈现出封闭性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分则的规定与总则的要求不一致，总则的要求并没有在分则中完全体现出来。总则与分则规定之间的矛盾也就显现出来，总则赋予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范围要远远大于分则中的具体权利。这一方面直接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理解的偏离，也造成了检察机关在行使该项权力时无所适从，法无所依。

2、监督时间滞后性。《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对象限定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因此只有在有关裁判文书发出法律效力之后，检察机关才有权通过抗诉实施检察监督。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检察监督实际上是事后监督，具有司法补救程序的性质，在监督时间上存在滞后性。

3、监督范围狭窄。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检察监督，仅仅限定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且只能对生效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而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中的其他审判行为进行检察监督的权力，如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措施的适用，以及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执行程序等诉讼活动，这就导致了检察监督的不完整性。

4、抗诉程序不完善。仅就抗诉程序而言，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民事诉讼法》对抗诉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较低。现行《民事诉讼法》既未对抗诉案件的管辖、受理、立案、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等问题进行规定，也未对程序中的期限、抗诉案件的判决能否再行抗诉予以明确，造成了理论和实务中的混乱。其二，《民事诉讼法》缺乏对抗诉程序的保障性规定，这主要体现在没有对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是否享有调卷权、阅卷权和调查权予以明确规定。但是，这些权力对于检察机关民事检察权的行使效果、目标实现有极大关系，因此，抗诉权在缺乏其他配套权力保障的情况下，其运行是必然会存在局限的。

二、加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具体方面

1、规范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抗诉是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唯一有效法定方式，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单一性。因此，如果要使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发挥作用，首先必须在立法上规范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笔者认为，构建科学、合理、易于适用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需要在坚持抗诉作为监督的主要方式的基础上，一方面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另一方面则在立法上明确检察建议这一非诉讼方式。

民事检察建议是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针对程序或实体上存在的错误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以及对部分生效的裁判提出改正的建议，由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采用民事检察建议的方式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程序上操作简易，便于检察机关实施和适用；二是人民法院容易接受，有利于减少阻力；三是周期较短，有利于提高监督效率。

篇8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学者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侵权救济途径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

        环境公益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2、环境公益诉讼行为具有预防性

        环境侵权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一旦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保护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

        3、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不足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中的“一切单位”从字义上理解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控告”一词，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并非所有的类似的诉讼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及早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案件的起诉权，建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弥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这个缺憾。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上条款的内容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这是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的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而且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定为，仅在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5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以上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仅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和支持起诉权，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也就更无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不能适应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三、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建议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建议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备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及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起诉讼的权利，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广义上还包括环境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严格地讲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本文建议，应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的规定，虽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但这仅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且在具体操作中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因此，本文建议，在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放宽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行使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条件，从而充分维护被害人的环境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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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我国的立法现状，提出了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公诉权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学者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侵权救济途径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 环境公益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2、环境公益诉讼行为具有预防性 环境侵权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一旦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保护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 3、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不足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中的“一切单位”从字义上理解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控告”一词，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并非所有的类似的诉讼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及早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案件的起诉权，建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弥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这个缺憾。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上条款的内容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这是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的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而且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定为，仅在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5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以上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仅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和支持起诉权，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也就更无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不能适应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三、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建议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建议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备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及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起诉讼的权利，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广义上还包括环境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严格地讲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本文建议，应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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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条的规定，虽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但这仅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且在具体操作中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因此，本文建议，在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放宽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行使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条件，从而充分维护被害人的环境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和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环境诉讼中，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者一般是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性单位，他们是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和政府机关等部门关系密切，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作为受害方的公众，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非常分散，难以形成共同的力量，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机理复杂、潜伏期长，侵权致害具有公害性、累积性、间接性，受害者缺乏相应的科技知识和监测手段以及有关信息资料，而举证困难，因而经常存在不敢、不愿或无力起诉的环境侵权案件。因此，本文建议，检察机关可以利用自身现有的取证、侦查方面的资源优势，以支持起诉的身份帮助环境诉讼的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法律监督仅限于事后监督，而不包括诉前、诉中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诉前对具有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政行为行使监督权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条的应有之义。因此，本文建议，对侵犯环境公益无人、无力起诉，或公民不敢、不愿起诉的，检察机关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来，可以更好地维护环境公益。 文章屋在线：wzk.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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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含义，在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作出了相关规定。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82条之规定：“第三人异议，对提出该异议的第三人，是指对其攻击的已判争点提出异议，使之在法律上与事实上重做裁判” 。我国有学者认为，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因诉讼当事人恶意诉讼，或非因第三人的不可归责的原因而未能参加诉讼，以至于不能在原诉讼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或法律主张，从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前诉不利于己的裁判的诉讼制度。从理论上判定第三人撤销之诉，首先要界定“第三人”含义。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83条之规定：“任何于其中有利益的人，均允许提出第三人异议，但以该第人在其攻击的判决中既不是当事人，也未经人进行诉讼为条件”。在台湾地区“第三人”的范围用特征归纳：（1）有法律上利害关系；（2）不是诉讼当事人；（3）因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而不能参加诉讼；（4）没有提出其他防御性措施。

在我国，“第三人”按照有无独立的请求权标准被分为两类：一是有独立请求权的；二是无独立请求权的。把我国规定的第三人与法国和我国台湾规定的第三人比较，会发现法国和我国台湾规定的第三人要比我国大陆规定的第三人范围广泛，是广义上的第三人，包括了 “诈害防止参加”的制度。在界定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时，笔者认为：应与《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有所区别。将“诈害防止参加”包括进来，因而“第三人”应为其利益在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受原生效裁判影响的案外人。

在界定了“第三人”的范围后，笔者认为：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应该借鉴法国和我国台湾的定义，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合法权益在其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受原生效裁判影响的案外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的旨在撤销对其不利影响判决的诉讼。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点

第三人撤销之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从诉讼类型上，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形成之诉。诉讼类型有形成之诉、给付之诉、变更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很显然属于形成之诉。（2）从法律规定上，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法定性和特定性。法定性是指具体的内容是由法律规定的；特定性是指诉讼主体等是特定的。（3）从救济手段上，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公力救济制度。该诉是在原判决生效后向法院提出的，具有事后性。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理论分析

（一）公正和效率

公正是评判法律的永远的标尺。民事诉讼中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由于其他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因为恶意可能会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法律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尽可能接近诉讼上的程序公正。

另一方面，司法效率要求在司法实践中节约司法成本。给予第三人诉权，表面上可能增加了诉累，实际上第三人通过撤销之诉解决纠纷，也可以减少恶意诉讼等，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司法机关的效率。

（二）既判力理论

法院生效的判决原则上只及于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但在实践中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既判力的例外原则，对案外的第三人也生效力。

在对第三人生效的情形下，可能参加诉讼的主体与承受判决的主体是分离的，而且后者在诉讼中与诉讼活动没有关系，在诉讼结束后却要承受判决的效力。在此情况下，若参加诉讼的主体尽力应诉，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可能得到一些保障；倘若消极或恶意，则第三人的权益只能受到侵害。因此，赋予第三人撤销之诉来保障其自己的权益尤为重要。

（三）诚信原则

新《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是第一次在诉讼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主要体现在私法活动中，要求当事人各方在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进行民事活动，不给他人造成不利后果。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恶意诉讼或滥用诉权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时时存在，更要当事人遵守诚信原则。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域外研究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主要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其中以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一）法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法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规定在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一卷第十六编上诉途径的第三副编非常上诉途径中，一共11个条文。但是在规定第三人异议之前还有3个条文，也是适用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

构成要件：

1.主体。根据其《民事诉讼法》第583条规定，第三人“在其攻击的判决中既不是当事人，也未经进行诉讼为条件”。在非诉案件，“仅有未受判决通知的第三人”有权提出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

2.撤销客体。依据第585条规定：“任何判决，均准许提出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除外的情形主要是在亲属继承等人身案件中。

3.期限规定。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86条详细规定了各种案件的撤销期间。其中一般争讼案件是2个月。特别案件如“裁判分别财产”期间是一年；对变更夫妻财产的裁判认可，期间是一年；裁判重整与裁判清算，期间为10天；公司案件，期间为一年。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我国台湾地区的新民事诉讼法一共有九编，其中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在第五遍中，而该编主要是再审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只是在该编最前面。由此，我国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作为再审程序的一个子程序，大部分准用再审的有关规定，但同时也有相对独立性。

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主体需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界定。在实体上，案外第三人是确定判决的当事人以外的人，并且与该判决有关；在程序方面，首先该第三人因非归责于己的原因未能参加诉讼，以至于在诉讼中不能提出攻击防御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该第三人已经穷尽其他救济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特别的救济程序。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第三人主要是撤销对自己不利的判决。在管辖原则方面，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507 条之 2 规定 ，由原法院管辖。在适用程序方面，准用再审程序。

在诉讼期间规定中，第三人撤销之诉，应于30日之不变期间内提起。期间的计算，自判决确定时起算；判决于送达前确定者，自送达时起算；其撤销理由发生或知悉在后的，均自知悉时起算。但自判决确定后已超过五年，则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四、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设想

基于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上述分析，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实践中更好地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有必要完善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至于具体的程序设计，可以在借鉴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构思。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当事人

前面已经分析指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形成之诉，因此，其当事人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文认为原告应满足以下标准：（1）不是原诉中的当事人；（2）承受原诉生效判决效力的不利影响；（3）因非归责于己的原因未能参加诉讼或未经参加诉讼。以上三个方面必须同时符合，才具有原告的资格。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一般应当以原诉讼中的原被告作为共同被告。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期间

通过前述对法国和我国台湾南地区的分析可知，法国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了比较宽松的期间，而台湾地区相对严格一些，适用于再审之诉的规定期间。对比及分析我国的国情以及司法实践，笔者更倾向于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以给第三人更多时间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个月是具有合理性的。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法院

关于管辖法院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向原确定判决作出的法院起诉。对此，我们应区别对待，显然不能根据普通程序中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因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同于其他诉讼，所以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管辖原则。分析对比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管辖法院：

首先，第三人撤销之诉一般由原确定判决作出法院管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原审法院对案件比较熟悉，可以快速解决分歧。

其次，在其他的一些案件，可以考虑由提起诉讼的第三人所在地法院管辖。对于原诉中当事人明显恶意诉讼侵害第三人的情形，由第三人所在地管辖，一方面可以方便第三人参加诉讼；另一方面可以给恶意当事人一定的惩戒。

（四）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事由

第三人撤销之诉主要是为了保障案外第三人的实体利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事由可以参照民事再审事由，主要有：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或未经质证的；（4）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5）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6）据以做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7）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五）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律后果

对比分析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我们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律后果主要有：（1）原生效裁判不停止执行，但在例外情况下，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2）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提出的事实证据充分，应该撤销原裁判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3）原生效裁判对原诉讼当事人仍有既判力，但存在例外，如第三人对原诉讼中的诉讼标的主张权益，那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对于所有案件当事人均生效力。

五、启示

综上， 尽管我国原《民事诉讼法》中已有对案外第三人的保护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和现实的限制，第三人的权益受到损失后很难通过有效措施来保护和惩罚恶意当事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确立，可以使第三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减少社会不安因素，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之诉、和执行异议等，共同地构成民事诉讼中保障第三人的救济程序。

注释：

罗结珍译.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