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特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调查的特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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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孤独症在日本及港、台地区又称自闭症， 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最常见形式， 广泛性发育障碍是一组起病于婴幼儿时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 有学者称为孤独谱系障碍[1]。最新研究发现， 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接近1%， 男女比例为4：1， 但女孩一般较严重[2]。当面对一个面容聪慧、心身发育迟滞的孩子， 家长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为了解孤独症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 预防减少心理问题， 作者对96例孤独症患儿的父母进行调查，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研究组为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本市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的父母， 他们孩子的诊断符合ICD-10儿童孤独症的诊断标准。①经精神专科医院确诊为孤独症患儿的父母；②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③无重大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两系三代无精神疾病史；④自愿配合参加调查者。对照组为本市1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就读的正常儿童的父母， 孩子排除有发育性和智力问题。选择孤独症患儿父母96例作为研究组， 其中男83例， 女13例， 年龄37～125个月， 平均年龄（55.5±34.6）个月；选取正常儿童父母10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49例， 女51例， 年龄40～118个月， 平均年龄（49.6±23.8）个月；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研究组患儿父母平均年龄（34.25±6.68）岁， 对照组儿童父母年龄（33.54±4.57）岁， 两组家长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形式 ①研究组调查形式：在康复训练机构训练时或者上门，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②对照组调查形式：取得园（校）方配合， 调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和表格填写方法， 按标准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

1. 2. 2 评估工具 ①SCL-90：该量表包括90个项目， 从0～4级分为5级评分， 得出均分和9个因子分；②SAS；③SDS；④EPQ：该量表含88项是否选择测试题， 分4个分量表， 即P、E、N、L。⑤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10个条目， 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为维度。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研究组患儿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但是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上均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父母， 提示孤独症患儿父母得到的实际支持和对支持的满意度较低。

孤独症患儿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在不同程度上与正常的儿童相比较有较多的言语发育交流障碍和行为问题等， 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且给父母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研究资料表明， 适当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孤独症患儿父母的生活能力， 能减少其恐慌、抑郁等心理情绪， 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 提高患儿父母的生活质量。良好的社会支持可降低个体对应激过程的认知评价， 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所承受的伤害程度减弱。家长身心健康对孤独症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要使孤独症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在于坚持长期的干预。针对家长的情况进行个别的心理辅导， 举办家长座谈会， 让家长间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 以减轻家长焦虑、烦躁的情绪， 且能激发家长对患儿付出更多的关爱， 促进患儿的成长。

因此， 政府相关部门在关注孤独症患儿的同时， 勿忽视孤独症患儿父母的需要， 望尽快完善社会支持保障系统， 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和专业知识及技巧的培训等各类支持， 以缓解孤独症患儿父母面临的各种压力。本研究未就孤独症患儿家庭在养育类型、经济状况、家庭完整性、父母照料时间、父母间焦虑抑郁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就父母的心理特性和社会支持开展研究， 有待于今后深入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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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调查法的含义及特征

1.社会调查法的含义

社会调查法是一种采用实证方式获取社会信息的手段，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它通过直接实际调查，收集实在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推论出结果。其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是什么（弄清社会问题），为什么（寻找问题原因）和怎么办（寻找解决方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收集充分的一手数据以解决研究的问题。

2.社会调查法的特征

首先，社会调查法的社会目的性。任何社会调查都有一定的社会目的性，调查的目的必须在调查前明确，其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一是服务于政府，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二是服务于企事业单位，为管理提供决策参考；三是服务于社会，为社会提供社会生活及个人行为准则之参考；四是服务于科学的理论，成为科学理论的佐证。

其次，社会调查法的多样性。由于现代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社会调查方法也各有差异，如有问卷调查、电话调查、网上调查等多种方式，以及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现代科技计算机的应用。

第三，社会调查法的系统性。人类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在社会调查的实施中，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具有系统性，同时其采用调查方法也具系统性。

第四，社会调查法的研究性。社会调查不单单是一项收集资料的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和资料的加工、分析研究等环节，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资料分析阶段具有研究性，资料的收集过程也具研究性，在实践中必须把调查与研究二者统一起来。

二、社会调查法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实践人员的态度问题

社会调查实践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需要实践人员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就要求实践人员具备良好的态度、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提前做好相关调查准备。实践人员的态度问题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实践调查展开过程中，调查实践者未在进行调查研究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结果数据只是按照实践者个人意图而空想的粗略结果，完全失去了数据的真实性；另一种情况是，主要设计者可能由于时间紧迫或者调查范围较广，需要协助人员，而协助人员因为不熟悉程序或粗心大意，在实践过程中，做的数据粗糙或者不全面，最终无法保证数据的正确性。有时由于调查人员素质不高、不负责或大意妄为，调查统计不细心或者凭自己猜想得出数据用于报告中，结果违背了实际事实，最终会导致存在的问题往往没得到解决，而使得整个调查变得毫无价值。

2.方法误用问题

在实践调查中，常常出现方法误用问题，所采用的理论方法与实际情况的脱节，在调查方法的使用上普遍情况是陈旧而单一、缺乏科学性。现代社会调查方法虽然在19世纪才传入我国，我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独立运用该方法进行一些社会调查、民意测验，但是它的影响不大。我党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典型调查，其中由所奠定的社会调查方法论基础，依然是主流。这种社会调查方法还处在感性直观层次，而面对信息时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单纯依靠典型调查和实地调查很难反映事件的全貌，往往所做的调查停留在浅显的表面层次。再加上目前调查、分析手段缺乏科学性，手工作坊式的调查方式仍占主导地位，一般的问卷调查，基本上是依靠人工方式完成，而电话调查、网上等新调查工具未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应用，致使调查流于表面，材料也无说服力。

调查方法出现的陈旧简单而缺乏科学性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因为以下几点：一是理论的贫乏。对所要调查的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了解不足或者缺乏了解和研究，使得调查变得漫无目的，而在问卷设计方面也不尽合理，故在实践访谈过程中也缺少了针对性。例如：对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对道德教育如果概念不清、模糊，对学校道德教育过程中所有影响因素没有全面地把握，那么所进行的调查只能停留在人云亦云的程度。大学者先生在总结40年代调查实践时，深有体会地指出：在实地调查没有理论做导线，所有材料都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二是被理论框得太死，形成固定套式，没有创新性。有些调查者没有把社会调查之前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理论作为参照体系，而是以之为万能模式，在调查中用这个模式去硬套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始终在固定的范式里循环。

三、提高社会调查法实践应用效率的对策

社会调查法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酒店管理专业教学、社区警务课程教学、战略管理及网络应用等，它的实践应用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有效地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课本、课堂为中心的教学观，同时也提高了工作运行的效率，使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但是如何提高社会调查法的实践应用效率？首先，需要明确社会调查法的应用程序或步骤，然后根据上述问题及其特点提出相应的行之有效的调查实践策略。明确社会调查法的程序或步骤，简单来说就是明确：调查什么，谁去调查，向谁调查和怎样调查等。具体有三个阶段：第一，前期准备阶段，主导者应做好社会调查前的辅导。了解和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要求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明确社会调查的目的、意义、调查对象和调查过程，初步掌握如何搜集资料、筛选资料、分析资料以及撰写调查报告。第二，实际调研阶段。该阶段的工作主要由实践调查人员自主完成，进行实地调查，这时应注意方法的权变性。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情况的不同，在具体过程中应该适当地调整原先所设定的方法，并且对原设计进行修改和完善。具体包括的内容有：做出周密详细的调查计划书，计划书内容应体现调查目的、调查方法、调查时间和地点、进程安排等。设计问卷，根据调研主题的要求，集思广益，按照科学、合理、简洁的原则设计调查问卷；实地调研，根据计划，采用实地走访、电话访问或网络调查等方式，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三，总结阶段。主要包括：整理资料，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归类和综合，并以统计表或统计图的形式将统计结果直观表现出来，还要对统计结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此外，还包括对于完成的社会调查报告结论，进行相应的交流和继续跟踪调查。

而在社会调查中要得到真实可靠的数据，使得整个调查研究具体科学性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实践者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对其基本要求和具体操作方法做到胸有成竹，对调查的目的、对象、过程及意义有明确的认识。这是进行社会调查的前期工作，同时，要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应根据具体情况，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调查计划日程或更换调查方法。比如进行实地调查进行访谈，应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分别采取结构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以及开放性访谈，由于被访谈者个体特征的差异性（如口头表达能力等），在具体访谈过程中也应该适当地调整原先所设定的方法，并且由于原先设计过程中的遗漏和失误，有可能还要对访谈问卷进行修改。

第二，在实践过程中，要合理安排和使用人力资源，调查人员自身特点应与所任工作相适应，防止因为粗心而造成数据失真的情况发生。调查人员在实践中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集中精神，认真负责的落实好所担任的工作。其次，实施调查的人员应加强协作，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进而保证和提高工作运行的效率，在调查过程中，应培养高级数据统计分析等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

第三，面对信息时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等特点，单纯依靠典型调查和实地调查已很难反映事件的全貌，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理应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调查新工具在不断出现，如电话调查方式，网上调查方式等，有其独特的优越性特点，极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应大量投入到调查工作中。在分析手段方面，由于较少使用电子计算机及其统计分析软件，统计分析水平普遍较低，这就需要加大科技的投入，普及网络计算机，推广统计分析软件的使用，使之服务于社会调查工作，提高社会调查的工作效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调查工作更好的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陈依元.系统方法与社会调查[J].哲学研究， 1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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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050 ― 02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代诉求与回应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对人才培养有着不同的诉求。工业时代有其显著的标准化、专业化、模式化特征，科技知识以高度分化为主要特征。应用研究型人才培养强调了专业的特殊性、规范化。培养方式主要通过灌输和记忆再现知识，尚能够应对需求，一经培训就终身够用。

后工业社会在工业时代特征基础上，出现了交叉综合，结构调整，更新加快的新变化。这种变化紧靠再现知识很难满足工作需求，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提出了新的职业和技能诉求。应用型人才需要能够创造，具有有效获取信息、选择信息、识别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掌握专业技能和较高职业素养的人才。

国内高等教育顺应这种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开始反思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学模式，探寻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来改变授受式的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法开始在国内高校快速的吸收和推介。

这种方法本身有较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杜威的“做中学”理论。它强调根据兴趣由学生自主设计、实施，做中掌握知识、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克伯屈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提升，明确提出和界定了项目教学法。〔1〕德国的职业教育家提出职业教育要培养具有参与设计工作和技术的能力，将职业和学习结合，开创了职业教育的革命性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2〕这种培养方法和理念迅速成为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主导。

随着新实用主义在中国高校的兴起，项目教学获得了国内职业教育的认可，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教学模式，并进而扩展到基础教学、高等教育等领域。中国知网以“项目教学”为关键词的文献显示，职业教育占总量的70%，高等教育占到15%左右。

项目教学法和具体学科结合，特定学科的项目教学方式。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学科顺应时代诉求，回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是项目教学和社会学学科结合的产物。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点形式，也是该专业综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途径。〔3〕如何通过社会调查，提高学生职业技能与素养，是社会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将项目教学法与社会调查相融合，在机制上使社会调查运转了起来。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是根据学生兴趣、指导教师意见和企事业组织需求，形成有实用价值和研究意义的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项目、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社会学学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其成为认识岗位问题、适应职业需求、发展职业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在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高校的社会学专业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实验，和控制组相比，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作为示范，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开始成为相关社会科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推广。

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理念，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适用于社会科学某些课程板块的教学。但是，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这种方法在有效回应了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所产生的问题时，也有着新的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领域。换句话说，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尤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一旦超出适用范围，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可能得到相反的功效。

二、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一定的学科通用

无论用什么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实施项目教学法基本程序和特征类同。由此产生了不同学科的通用现象。具体到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虽然它是项目教学法和社会学学科结合的产物，但在相关联的其他学科中也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遵循项目教学法的基本程序，因此具有一定的学科共通性。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大体上包括六大步骤：选定主题，制定计划、项目实施、报告撰写、成果交流和活动评价。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将依据学生兴趣、职岗要求等选择典型任务。根据所选项目主题，项目小组在教师指导下自主进行整体规划，合理安排进度，形成测量工具，选择恰当方式等准备工作。在此之后，在教师指导下，项目小组自主实施项目，发现、分析、反思面对问题和困境，分工协作完成项目测量等工作。项目小组根据实施所获得的数据和经验，形成描述现象、解释原因、形成对策的调查报告，完成项目任务。所形成的报告，小组之间可进行通过展览、报告会等方式相互交流，分享体会和收获。最后，根据调查报告、个人和小组评价等进行活动总结，完成项目。从程序上看，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通用性，且对自然科学厘清产品研发、市场需求、市场推广、客户维护等具有重要的支撑功能。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的具体特征，也显示了这种方法不仅社会学学科可以使用，对相关的管理学、经济学、行政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学科通用性。社会调查通常也被这些社会科学分支列为重要的专业课程，也有相关的工作任务需要使用社会调查技能。这种课程设置体现的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高校不同社会科学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探索。工作任务本身并非单一学科能够应对，往往需要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需要使用跨学科的内容和方法综合来完成任务。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所具有的跨学科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学科通用。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以任务为依据，根据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选择设计，对应了相关学科的职业趋向。其过程以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学习，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而非学习结果。这适应于当前相关学科学生学习状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其实施多采用小组合作方式，群策群力，共同分享行动的经验与感受。这有助于不同专业同学形成良好的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这恰恰是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其最终成果多样，不同项目小组根据各自的经验和兴趣，呈现了问题和任务的复杂性，形成解决任务的不同方案和策略。在科学使用社会研究方法基础上，项目成果展示了可操作性。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在理念正日益被不同学科所接受，以学生参与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根据不同学科特点逐步建立。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建立在学生掌握一定专业基础和方法基础至上，是专业知识学以致用的表现，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际行动。各个学科结合自身学科特性当然会有所具体形态的变化，但这并不否定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一定的学科通用。

三、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适用边界

作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创新，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学科通用，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具有很强的通用。各专业可以结合专业领域，根据企事业组织的需求，科学合理地设计本专业的项目调查课题。这种实践教学方式有其特定的背景条件与适用范围。

1.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学科适用边界

项目教学法在涉及综合性、应用性较强的自然科学中，如电子技术、通信技术、信息信技、机械制造、数控金工等使用较多。这也是为什么职业教育中大量使用项目教学法的原因所在。

至少讲，社会科学领域使用的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与自然科学的项目教学法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的项目教学，其项目成果一般以具体的物品等实物形成呈现，解决问题或满足需要的产品;其实施方式通常以动手操作为主;实施环境要求较高，基本贴近真实工作情景和环境。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其成果一般是调查报告形式，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其实施方式以研究探讨方式完成;其实施对硬性环境要求较低，只要满足问卷或访谈等开展实施即可。由此可见，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的使用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学科边界。

2.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谨从课程性质边界

高校课程体系基本上由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组成，涉及职业能力和素养的主要是后三类课程。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可以在后三类课程中实施，但实施与否、实施程度受课程性质的限制。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前提是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专业基础课程涉及理论和方法基础，理论性强，与职业岗位所面临的问题联系不紧密，不适宜或较少使用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的内容与职业岗位所面临的问题联系比较紧密，就适合全部或部分使用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

3.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存在学习阶段边界

如果按照四年学制进行划分，本科学习阶段可以简单区分为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学习任务，也就有了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的学习阶段边界。

低年级学习阶段，学生重点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完成新知识习得任务。这一时期的大学生刚刚接触专业课程，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中年级学习阶段，学生学习一部分属于新知识，另一部分则进入知识的重建与改组，形成知识巩固和转化的新阶段。此一阶段，学生基本完成专业基础知识积累，掌握了专业基本方法，开始为应用做准备。高年级阶段，学生学习经过练习、实践具备描述现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职业技能，可以从容的进行知识迁移和应用。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不适宜在尚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低年级阶段实施。教学型高校适宜在中年级阶段开始实施，即在二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上学期，教学研究型高校适宜于高年级阶段，即三年级下学期及四年级实施。教学型高校因其毕业生较多毕业进入职场，在高年级阶段有比较多的职业资格及岗位实践活动，故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适宜于中年级阶段实施。教学研究型高校因毕业生毕业去向多元，深造学生占有一定比例，就业选择较多，且在校时间实际上交教学型高校学生要长，可以安排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在高年级阶段实施。

四、小结

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中的一种，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这种方法与小组合作、案例分析、情景教学等各有所长。教学实践中，项目主导的社会调查具有一定的学科、课程属性和阶段任务的适用限制。因此，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任务，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及其组合，才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出应用型人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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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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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定义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指当涉及到未成年人案件时，由有经验并且能够掌握一些专门心理学、教育学等知识的人对未成年人的涉案动机、家庭教育情况、社会关系网等各方面进行调查，做出一份客观、全面的报告，供法官在审判未成年人案件时对其的判刑或量刑方面以参考。

虽然我国确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起步较晚，但是其确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不言而喻，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二）我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确立理论基础主要是谦抑性理念和教育刑理念。

谦抑性是说只有当行为无法在穷尽了部门法之后，才能由刑法出面进行规制，刑法是最后的防线，并不能将所有行为归于刑法规范。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往往是由于其家庭教育或社会不良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或生理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未成年人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阶段习惯模仿他人或作出极端行为期望得到关爱，他们的法益侵害性往往没有成年人那么严重，刑法尽量对其划出犯罪圈，迫不得已时才用刑法进行惩罚。另外，一旦未成年人接受刑罚，使他们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其再回归社会并非易事，而且容易使他们造成心理创伤，甚至有些未成年人在服刑过程中交叉感染，再犯罪几率大幅度提高。因此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状况等信息是十分必要的，根据这些信息对其进行评估，尽可能不以刑法手段给予处罚，而是通过其他有效途径。

教育刑理念不同于报复刑，它希望通过教育感化来重新改造犯罪人，促使其能尽快的再社会化。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阶段，能更快地接受良好正确的教育，改变之前的错误价值观，以温和的方式引导他们归入正途，重新回归社会才是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的双赢。以暴制暴只会让其自甘堕落，甚至开始产生抵触情绪，报复社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能提供一个客观中立的信息给法官，法官有依据对未成年人作出适当的量刑，给未成年人一个改造的机会。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最终呈现在法庭上是以书面形式出现的，那么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范畴，理论上有所争议，实践中也是理解各异。

一些学者提出社会调查结论中的品格证据具备诉讼证据要求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基本特征，“具备了证据的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可以作为品格证据”。并把它归为鉴定结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另一些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内，而且其制作带有主观性，并不是案件事实本身有客观联系，因此不能成为证据。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主要是：其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八种证据中，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属于证据或包含在八种证据之一中，除非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二，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实际考量，它的主要作用是说明未成年人的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一切社会信息，供法官量刑时参考，而证据是说明客观犯罪事实的信息，供法官定罪的依据；其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难免带有主观性，而证据应当是客观的。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是一种量刑依据。

二、国外主要国家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

我国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国外少年法庭、缓刑官等类似制度已经发展相对成熟，可以说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舶来品”，那么国外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现状如何？

（一）国外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现状

美国可以说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发源地，因为世界第一部《少年法院法》与第一个少年法院均诞生于美国。美国的量刑前报告有专门的缓刑官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深入的了解，制作出的报告交由法官后，在庭审中予以公开，由控辩双方就此展开辩论，被害人对此有异议也可以辩论。缓刑官的量刑前报告虽然不具有约束力，但法官极为重视，往往依此判决。

在德国，虽然没有缓刑官，但设立有青少年福利机构，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发育状况，福利机构可以主动启动调查，也可以由法官通知，往往详细全面的调查材料可以向法官、检察官及其诉讼参与人提供。

日本还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属管辖，即家庭裁判所，由其负责审判和调解有关家庭的案件、审判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审理危害未成年人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家庭裁判所在受理案件后，就开始进行社会调查，来决定该案件是属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还是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案件。负责案件的调查官可以根据调查的需要向学校或者工作单位提出书面照会，而且调查官不仅调查被告人，对被害人也应进行全面调查。

（二）对国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反思

从国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相关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有相同的特征：

首先，不管是缓刑官还是福利机构，都有专门的负责调查机构，他们都处在控辩双方之间，有其独立性与中立性。其次，他们对调查内容规定得很详细全面，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事实，也包括与该行为事实有关的一切相关的社会家庭及其个人因素。再次，最重要的是都推行职权主义化，调查者作为司法行政人员，与法官保持着一种关系使得报告值得信任，如规定调查机构下设于法院或少年法庭，法官有权命令调查机构进行调查等等。国外许多学者认为：“正是少年司法中国家权力的福利性、监护性本质，决定了少年法院与法官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全面介入案件，因此庭前社会调查亦必须是职权主义式的，这种模式更能够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我国未成年人社会报告调查制度的现状与构建

（一）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比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相关部门还没有将其作为一项专门制度进行系统化强制性的规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查机构主体没有专门规定。我国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实践中可以分为四类：控诉方、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和法院。调查主体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的状况，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端，一是重复调查，二是相互推诿。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那么就增加了调查的难度，比如说遇到跨地区调查就只能群龙无首，同时也使得调查人员的任意性增加，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和任职的人员也在调查案件，那么这份调查报告就极有可能是形式上的表格，法官又如何以此为量刑依据？

第二，调查报告启动较晚，未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中。我国启动调查制度的时间多是审判阶段开始的，不像国外从立案开始就已经介入进行调查报告，介入时间越晚，极有可能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有所削弱。而且我国一向以羁押为常态，如果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审判开始时才启动，那么检察院如果逮捕了未成年人，该未成年人没有取保候审等，就使得羁押状态延续到审判阶段，这段羁押时间的未成年人会不会被交叉感染、心灵受到影响等一些无形的伤害将无法衡量。 

第三，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立法漏洞。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拘押的被告人在判决前除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外，其他人员是不能会见被告人的。此处并未规定调查员能否会见未成年被告人，如果调查员没有会见未成年被告人，那么调查报告如何详细完成？

（二）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构建

第一，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笔者认为设立一个专门的调查机构，其聘用人员必须是有专门学习过相关知识的人员，由检察院或法院对该机构予以监督，任何利害关系人发现调查人员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收受贿赂等行为可以举报。该机构是中立在控辩双方之间的，能够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并且有一定水平的调查员所做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法官的重视与信任，不会使调查报告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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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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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下文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明确了社会调查工作开展的主体、对象及内容。这项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促进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更加合理。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涵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对社会调查制度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将从我国现行法律、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入手，诠释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容。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定义

1.新《刑事诉讼法》所阐释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内容。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可以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调查的对象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但由于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性质的规定，因此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主要还是根据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来认定。

2.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认定。检察机关对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4条、第16条第4款，以及新修订《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是作为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资料。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第13条规定是作为量刑时综合考量因素。公安机关在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11条规定是作为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综合予以考虑的因素。由此可知，我国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所取得材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而不是作为定罪的依据，只是便于公检法机关进行正确判断的辅助材料。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目的性认识。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调查的目的在于更全面的了解犯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最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措施，促使犯罪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得出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把相关材料作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刑事诉讼阶段做出适当处置时予以参考的一项制度。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综合情况最直接的材料，报告内容应包括犯罪未成年人基本情况，比如性格特征、成长背景、教育背景、生活背景等内容，同时应摘录社会调查内容，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综合评价、解释犯罪的原因、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和人格缺陷，并就如何进行教育、感化、挽救提出意见或建议。社会调查报告为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供参考依据，并为社区矫正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逐年递升，犯罪预防工作形势严峻。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还存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有效的监督是确保社会调查制度健康发展完善的重要保障。

（一）社会调查制度宏观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从立法层面来说，我国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不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从配套机构和调查人员层面来说，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检法三机关，但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自身人员数量及工作强度的限制，导致在实践中，委托其它组织机构进行调查的现象很普遍。目前主要是委托司法局、共青团、妇联、学校、社区村委、关工委等机构，而这些组织和相关调查人员虽然对未成年人工作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本身机构性质以及调查人员的自身素质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对调查过程的公正性和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进行监督是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良性发展的关键。

（二）社会调查在具体实施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1.社会调查的启动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力。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启动社会调查采用的是“可以”而非“应当”，这就存在一个启动社会调查自由裁量权问题，必然衍生出一系列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明确社会调查启动的标准；如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社会调查的公平性；如何解决进行社会调查和没有进行社会调查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区别对待问题，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防止借社会调查之行为来实行减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罚之实，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制度设计的完善，但是由于目前司法实践的局限性，尚无法一蹴而就解决以上问题，这就需要有相应机关对社会调查的行使进行监督，以便确保社会调查之行为的公正与公平。

2.异地委托社会调查问题。据统计2011年我国每年流动人口总量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相对突出，对于这类跨地域社会调查，由于启动成本高、难度大，容易造成此类案件社会调查率不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并结合我国现行司法实践，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十分必要也是相对可行的。所谓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指公检法机关对需要进行异地委托调查案件，可以委托当地对应同级的公检法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对应同级公检法机关把调查所取得的材料移送给委托机关的一项制度。建立这项制度，可以极大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更利于保障流动人口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更好的进行帮扶和挽救，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的公平性。

3.社会调查报告的形成存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进行社会调查的机构会根据调查情况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因此，社会调查的调查程序、调查内容、调查方式、询问人群、以及调查报告格式等就成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质量的关键。目前，对于这些具体内容尚无相关细则出台，实践操作过程缺乏客观标准，主观色彩较浓，这就需要相应机关进行监督，确保社会调查行为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三）社会调查报告性质认定上存在的分歧

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现行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可以推测出，社会调查报告主要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背景调查，其没有承担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罪的证据职能。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从而便于公检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阶段，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和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人目的，做出是否提请批捕、移送起诉、是否附条件不起诉、是否量刑时给予减刑处罚的决定，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调查报告给予公检法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证据强化的作用，应该属于广义上的证据。

三、检察机关监督社会调查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新《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3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这些法律、司法解释赋予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的阶段进行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是保证社会调查制度能够良性运转，发挥社会调查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前提。

（二）建立以检察监督为中心的社会调查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既有社会调查的启动权，也有对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职责。为避免出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一尴尬现象，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中应该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为主要任务，对公安机关、法院的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和法院应该进行社会调查而没进行社会调查，或者是存在确有必要对公安机关或法院的社会调查工作进行补充调查的情况下，开展社会调查工作。

1.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对于社会调查行为由公安机关启动的，可以分为提前介入监督和社会调查资料审核两种模式。对于重大、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查监督的同时，应该一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进行监督是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是通过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社会调查过程中制作的笔录、问卷调查等相关调查材料进行审核。判断社会调查人员资格、调查程序、调查方式等是否合法、所反应被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是否真实。对于公安机关立案后，没有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也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是作撤案或行政处罚处理的案件，应当将社会调查情况向检察机关进行备案，以便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

2.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法院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主要是：一是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对这类自诉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二是补充社会调查。对于公诉类案件法院认为所移送的社会调查材料需要进行补充调查。由于自诉类案件检察机关没有参与，因此应该建立法院和检察院社会调查通报制度。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作为其量刑的参考，主要是考虑是否存在减轻、免除处罚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法院社会调查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下，主要是审查社会调查所反应的内容是否与其量刑轻重相佐证，是否有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帮扶帮教条件、教育、感化、挽救可行性等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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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因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结果设定的义务，不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职能的机构不是社会调查的主体。当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工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至于有的人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以进行社会调查，并未排斥相关机构、人员进行社会调查。那么，本文认为，这种观点中的“社会调查”，充其量只能是广义的社会调查，或者是学术性社会调查，而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社会调查。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社会调查后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是一种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书，具有一定法律效力。

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程序应当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启动、社会调查的运行、社会调查结果的使用、社会调查报告的移送等。《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86条第1款、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如重庆市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高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制定了《重庆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夯实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基础。

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内容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研究，提出普遍适用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要求和工作标准的社会调查内容，并抓好检查落实。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社会调查制度，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社会日常表现以及犯罪原因等进行资料收集、归类、分析等，为因势利导地进行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的材料，也可为处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依据。“确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是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具备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结合司法实践，本文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采用“3+4”模式，即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三项，和道德品德、身心特征、家庭环境、社会日常表现等四项内容。

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法律属性界定

（一）从证据的概念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生活会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学上的证据标准。证据学说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下几种：一是事实说，就是把证据界定为一种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二是根据说，就是把证据界定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三是材料说，认为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四是统一说，认为证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不管采纳何种学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情况：家庭结构，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遭遇和家庭教育管理方法；性格特点、道德品行、智力结构、身心状况、成长经历等；在校表现、师生及同学关系；社区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就业情况及工作表现；犯罪后的行为表现；分析犯罪原因；就量刑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由此可见，报告主要体现的是有关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悔罪态度、帮教措施等方面的情况，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二）从证据的本质特征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未成年人的看法和评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最终出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不具有客观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只是与未成年人犯罪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不具有关联性； 同时，目前立法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制作程序、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等作出具体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只能说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定的、一种符合立法精神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措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

（三）从证据形式分析

第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的任何一类。有人认为，可以把未成年人犯罪背景调查报告视为鉴定结论。然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是鉴定人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专门性问题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如法医学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痕迹鉴定等，而调查报告是调查主体搜集相关资料后，对直接感知或传闻的案件事实的客观陈述、主观评价及建议意见，不涉及技术问题，不属于鉴定意见。

第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也不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对于有人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可以视为一种特殊证人证言的观点，本文认为，虽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与证人证言有一定共同点，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与证人对于案件处理结果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存在本质的不同，表现在一是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体现的则是未成年人案件外的其它情况，反映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人格评价；二是证人是通过刑事诉讼以外的途径了解案件有关真实情况的人，证人出具证言具有法律上的义务要求，但调查员开展调查则是基于司法机关的委托或聘任，是因为参加诉讼才了解到案情，不符合证人的条件。

综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当然，如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中，发现未成年人尚有前科等情况，可以通过报告司法机关以法定的取证程序固定，作为证据在法庭上质证，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本身并不是证据。

五、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结果运用

（一）在审查逮捕中的运用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应当认真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时候调查报告或者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未成年人的表现等材料，全面掌握案情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作为办案的参考。然而，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人、学校、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并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进行具体说明。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提送案件社会调查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公安机关应当提供。

（二）在审查中的运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依法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的活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有助于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附条件不。人民检察院要“注重调查，在审查阶段，要注重调查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罪前表现、悔罪态度，从而对其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并了解未成年人所处的家庭、学校及被害人方面的意见，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对涉罪未成年人作出合理的处理意见。”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附条件不决定。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办理案件期间的表现等材料应当随案件移送人民法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86条第4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供人民法院在法庭教育和量刑时参考。人民检察院制作社会调查报告，“要综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后态度、帮教条件等因素，考量逮捕、的必要性，依法慎重作出决定，并以此作为帮教的参考和依据。”不仅如此，王新环 、郑圣果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及其运用》一文中也指出，社会调查报告“除了作为法庭量刑参考之外，调查报告对司法机关对于涉案未成年人作出恰当处遇决定，例如检察机关对情节轻微的涉案未成年人作出不决定、提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等宽缓的量刑建议，以及采取适当的帮教矫治措施、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机制

（一）转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监督理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理念应该从注重打击、惩处、追诉向注重保护、注重挽救转变，真正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强化对未成年人实行司法保护，摒弃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报应惩罚为主”的落后执法观念。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法律监督，包括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少用慎用强制措施，轻用慎用刑罚制裁，适用分案、快审快结等处置原则。

（二）调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监督重心

第一，健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制度。健全未成年人案件立案监督制度。要制定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监督制度，切实履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监督职责，对于不应当立案的未成年刑事案件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以保证未成年人及时从刑事诉讼中解脱出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前介入侦查等侦查监督制度，切实防止诱供、骗供、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第二，加大对引诱未成年人犯罪、伤害未成年人权益、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类犯罪的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各司其职，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别是对教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行为，引诱、容留、强迫未成年人女性的行为，拐卖儿童的行为和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赌博、吸毒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监督方式

第一，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制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掺入人的因素。不同的人“通过书面审查、问卷调查、查问回访等方式，向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社区以及家庭了解其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等情况”，可能由于经验、知识、思维等等因素会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存在迥异的价值评判。人的因素导致的模糊性也是社会调查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因此，必须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调查工作实施全程法律监督；

第二，两人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必须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过程的公正性。

第三，回避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人员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当其在庭审中被申请回避时，由法院决定是否采信其社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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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调查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除了要调查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密切相关的事实，如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经历，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交往对象、交往范围，是否具有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经历，未成年人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有关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一、我国目前关于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就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社会调查主体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还是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二是应该以哪个机关或者组织为主进行调查。具体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官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有人认为，法官不能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原因有两点：其一，裁判权是消极、被动的，行使裁判权的法官也应当是消极、被动的主体，法官若亲自参加社会调查，便有损其公正、独立的外在形象。其二，法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便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无法给予被告人公正的处置。

但同时有人认为，应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从法理上而言，社会调查结论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应慎之又慎，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公正性。虽然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嫌疑，但较之控方、辩方、其他社会组织，有理由相信法官是最能体会刑事政策本义的。另外，各地审判机关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锻炼和储备了相当部分的人才，与司法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专业人员保障。

(二)控辩双方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否定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调查主体必须中立，而警察、检察官、律师由于自身所处的诉讼地位，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牵连，所以，无法独立、公正地作出社会诃查报告。第二，从成本角度分析，若由控辩审三方各自来进行社会调查，会出现多份社会调查报告，可能相互冲突，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也不便于法官正确裁判案件。

肯定论者认为，由公安司法机关实施社会调查最大的优势在于这些机关拥有社会调查的相应手段和权力保障，效率高，社会阻力小。

(三)控辩审三方之外的其他组织、人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来自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各级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有人认为，从调查的客观、公正以及专业化要求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由控辩审三方之外的主体来担当，这也是社会调查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人认为，由执行缓刑的机关和人员来承担这一工作更为合适。具体地说，由各司法局、所内设的部门进行社会调查。理由有两点：一是从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看，是为人民法院的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地说，主要是对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合判处缓刑提出意见。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有利于对其缓刑实施分类处遇的监督考察。

但同时有人认为，在我国不宜将社会调查权全部交由社会机构去实施，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调查人员通常是基层社会工作者，调查对象或多或少地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我国目前对社会调查员的失职与渎职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他们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另外，现在绝大部分地区能够担当调查主体的社会团体组织不发达，体系不完备，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机制。

二、确定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考虑的几个因素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社会调查的含义与目的

对社会调查含义与目的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国外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这种调查制度首先应当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种分流机制，通过这种调查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未成年人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刑事审判程序，这种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未成年人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国外另一种社会调查制度是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它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本文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应当是广义上的，应当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贯彻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局限于量刑前的社会调查。

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要实现的目的应当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和每个诉讼阶段的处理提供参考。具体地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立案侦查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是否移送审查，移送后是否提起公诉，是否不，审判后如何量刑、如何执行等，社会调查的结果都应当是重要参考之一。另外，本文还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将司法转处作为重要原则之一，以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尽量减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时间，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则之一。司法转处的具体应用必须要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2)为全面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参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应当贯彻此方针，而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找准感化、教育点，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3)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实现预防与惩治犯罪相结合的目的提供参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这些犯罪原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检法机关都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办案过程中都要将惩治犯罪与预防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参考社会调查的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仅仅理解为量刑前调查，仅在审判阶段实行社会调查，甚至这

些地方仅将社会调查作为能否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参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适用社会调查，如江苏省、北京的门头沟区法院。所以，这些地方将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局)的社会调查员，这应该说没有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全部作用，没有全面实现社会调查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

无论是从法律适用平等性的角度，还是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会调查的对象都应当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的罪刑轻重，不管他们是司法辖区内的人还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绝大多数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地方都将社会调查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往往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司法辖区内，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如根据江苏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司法局)只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实施审前调查。北京的门头沟法院自2005年7月试行社会调查员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仅对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他未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户籍在外地或外区。二是被告人长期不在当地居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一年时间内，启用社会调查员制度参与办案的数量也只有5起。对调查对象的限制，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对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社会调查的能力

根据前述，社会调查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要求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调查能力，才能使调查的事实全面、真实。目前，在很多地方从事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员，不论他们是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少年法庭的工作人员，还是从社会聘任的人员，在社会调查能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无法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本辖区的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因为，这无论在时间、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这也是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的对象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司法辖区内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第二，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通过查阅案卷来详细了解犯罪事实；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案件，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接触到其本人，无法与之会见进行交谈，无法开展心理测试等活动，甚至连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表现材料都难以获取。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员都只能进行一些性的调查活动，如对未成年人的亲属、邻居、同学等进行调查，当然，这也能反映一些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面、深入的。例如，某些国家的社会调查十分注重心理测试，事实也证明侦查阶段引入心理测试是顺利开展侦查工作和有效矫正、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客观需要，但现在的社会调查员显然无能力进行此项工作。

很多接受社会调查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在人员配备方面也达不到要求。以司法所为例，虽然自1996年以来，司法部先后了《关于加强司法所业务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定，但司法所的建设仍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司法所立户列编问题目前尚未在全国统一解决，有的地方司法所尚未建立。已经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区，也面临着保机构、保编制、保队伍的问题。另外，司法所任务繁重，职责广泛。因此，由司法所进行社会调查在人员保障方面存在着现实问题。

(四)社会调查的时间理提供参考，也为后面的审查、法院审判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在调查时间方面，如果将社会调查前移到侦查阶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时间不足的问题。同时，与审查、法院审判阶段相比，侦查阶段最为充分。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初查中可以在调查犯罪事实的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立案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侦查期限也要长于审查和审判期限。

3　在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无疑是最强、最全面的。首先，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相比较于司法所、共青团等组织的人员，有更为清楚、直观的了解，通过侦查讯问，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经过、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有更全面的认识，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也掌握得最及时、全面，这有利于更有针对、更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次，公安机关在社会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其他机关、组织所不能相比的。公安工作的很多内容如收集掌握情报信息、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犯罪预防、安全防范、服务群众等都与社会调查密切相关，公安机关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辅警资源可以利用，这些都为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公安机关在全国拥有庞大的组织系统，相互之间的警务协作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社会调查对象有限的问题，对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不在本司法辖区、流窜作案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进行有效的社会调查。可以说，如果要将社会调查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那么就必须将公安机关作为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

4　在调查成本方面，公安机关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公安机关在对犯罪事实的调查过程中，必然会同时涉及到许多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果在立法上明确公安机关负有社会调查的职责，那么公安机关就可以顺利地将犯罪事实调查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减少调查时间。

5　在职责方面，公安机关也应当进行社会调查。我国的警察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预防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而社会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分析犯罪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社会调查的职责。

6　在社会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方面，公安机关比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组织的人员更有保障。首先，如前所述，在调查时间、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更有优势；其次，公安机关组织比较严密，人员配备比较完整，调查的组织性、规范性更有保障；再次，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能有效地避免目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恐吓、蒙骗社会调查人员的形象。

检察机关、法院是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调查。但由于起始时间晚，审查时间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承担社会调查的主要任务不合适。法院更不适合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因为法院庭前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而且人民法院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更晚，当然，法院认为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进行的，可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或者直接委托有关社会机构进行调查。

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委托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某一方面的专业机构或者专家，也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的社会调查员进行部分社会调查工作。我国目前只注

重对后一类机构及人员的委托，这与我国在社会调查中不注重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调查有关。实际上对前者的委托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正是公检法机关所缺少的。

辩护人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很多人反对由辩护人进行社会调查，认为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本文认为，辩护人在社会调查中只收集提供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正是其职责的体现。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 社会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调查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有些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缓刑官一般要花30至60天时间方能准备好社会调查报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才开始，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时间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的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的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人员必须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间难以保证调查质量。社会调查时间的不足甚至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先判后补调查评价报告现象。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这在客观上也会延长审判时间，从而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违背了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宗旨。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这无疑是整个社会调查制度构建的核心之一，只有真实性与公正性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调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人认为，调查主体的中立性是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真实与公正的关键因素，因此，主张由控辩审以外的其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来进行社会调查。本文认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与公正性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保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由中立的主体来调查，其就会自然实现。其实，由社区矫正机构等所谓中立组织的社会调查员进行的社会调查，其真实性和公正性也很容易受到干扰，理由已在前文阐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社会调查报告不真实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的家长或亲属为了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故意夸大优点，回避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以图让调查员产生被告人平时品行良好的印象；二是被告人的亲友出于对自己亲人的关系，采取贿赂、恐吓等非法手段人为干预调查，进而影响报告内容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另外，现在对中立性的含义也存在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执行控诉、辩护职能的主体就丧失了中立性，如果这样理解，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区矫正机构都不具有中立性，因为，前两者执行的是保护职能，后者执行的是追究犯罪的职能(对刑罚的执行也是追究犯罪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调查主体中立性的本质是指该主体与案件所涉的利益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我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虽然执行的是控诉职能，但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与案件存在着利害关系，丧失了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必须全面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事实；从机关职责方面讲，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负有预防、惩治犯罪的职责，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都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都有义务进行社会调查，都有义务全面收集对犯罪未成年人不利和有利的事实。同时，我国法律为保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正执法，对其执法行为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从而比其他机构或者组织调查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更有保障。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建议

全面综合地考虑确定社会调查主体的上述几个因素，本文建议，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主要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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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高校还是按照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重在对学生理论知识的机械灌输。课程教材本身比较厚，知识点也比较多，大部分课时安排的是课堂教学，留给学生完成作业、课外实践、课堂讨论的时间非常有限。学生主要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这些条条框框，匆忙应付期末考试。通过考试中学生回答问题的状况，笔者发现了较多问题：如对“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的概念与特征经常搞混，张冠李戴，这说明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两种调查方式的根本差异，纯粹依靠机械记忆而产生这种概念混淆的状况；又如对“调查方案的设计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的回答，许多学生把老师在多媒体课件（PPT）上列出的提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卷面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触和理解做进一步阐述，甚至有些学生连关键点都答不全，这明显是死记硬背的后果，而非自己的亲身感悟，要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外，对于一些没有明确答案而需要自己发挥的题目，如对“你认为在访问调查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的回答，一些学生根本不知如何去答，要么了了几句，要么一片空白。这些都说明，学生通过一学期的课堂学习，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老师浪费了激情和精力，学生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学费），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没有达到良好的“投入——产出比”，不得不说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资源浪费。那么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老师课堂讲授的方法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出现了错位和偏差。实际上，社会调查这门课程具有最大、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包含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老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际受益。

一是社会调查课程本身是对社会现象的调查，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离不开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分析。然而大部分学生对现实的关注度比较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比较肤浅，不够深刻。当然，这与该课程的教学学期安排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作为一门专业入门课和基础方法课，这门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在还没有系统学习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没有培养起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度和思维习惯的前提下，必然会因学生的阅历不够、体验不深刻而造成学生对知识点的机械性记忆，学生不是通过自身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感触而形成理解性记忆。显然，理解性记忆相比机械性记忆将更加持久、更加牢固、更加深刻，更不容易产生混淆。

二是社会调查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不能只依靠课堂上书本知识的“填鸭式”灌输，必须让学生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掌握理论，运用技巧，发现问题，提高能力。但是在许多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是主角，学生是观众；老师在唱独角戏，学生连“龙套”都没得跑。这种学生围着书本转、缺乏实训锻炼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书本、课件上，停留在文字、图片上，不够直观也不够生动，更不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最终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学习与运用脱钩，影响大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实践创造性的发挥。

二、完善建议

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与特征，也依据自己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众多问题，笔者认为想要强化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技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仍然离不开本门课程的基本特征——“实践性”。

（一）引导学生增加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由于本门课程是专业基础课和基本方法课，因此课程的安排大都在大学一年级，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学生由于自己的阅历较浅，缺乏足够的社会学知识，也缺乏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在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思路打不开，视野也比较狭隘。如提问学生“如果让你对白领群体进行调查，你准备调查哪些方面的内容”？许多学生都会回答“工资收入”、“住房”、“消费水平”等，大家的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白领群体的物质层面，对白领群体的“文化水平”、“审美情趣”、“婚姻状况”“人际交往”，乃至“犯罪情况”却鲜有提及，而当老师引导他们说到还有其他研究内容时，学生才会“恍然大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充分说明了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度、了解度还远远不够，因此，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建议本门课程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借助发达的网络信息平台多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新闻焦点和热点，更关注一些时政报道和社会评论，并通过布置课下作业，然后用课堂讨论的形式，让学生搜集社会热点问题展开分析，以期通过这种形式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进而提高学生调查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二）以现实案例充实课堂，避免就“方法”论“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一门具有系统性、方法性的应用性学科，从调查课题的选择到调查方案的设计，再到实际调查的开展实施，进而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最后撰写一份规范的调查报告，每一步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和原则，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因而老师在讲授每一个调查方法时必然会有大量知识点的理论性介绍。需要注意的是，老师的课堂讲授不能就“方法”论“方法”，只是单一地介绍方法，还应该以丰富的现实案例生动形象地示范、展示“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理论性知识讲授的枯燥和乏味，又能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每种方法在现实当中是如何运用的，更能对学生将来的亲身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在向学生讲授普遍调查时，可以拿2010年我们国家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为案例，向学生介绍整个人口普查过程，并向学生展示人口普查时用到的“长表”、“短表”和“死亡调查表”，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普查所具有的特征、普查的优缺点、普查的适用范围，以及普查时应注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另外，案例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并非只采用文字型案例，老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软件向学生播放视频案例。如许多地方电视台都开设了“社会调查”、“焦点关注”、“新闻聚焦”等类似的栏目，实际上每一期栏目都相当于一个“个案调查”或“典型调查”，并且调查中采用的“访谈法”、“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查阅法”等会不同程度地得到展示，老师结合视频案例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相应的知识点，教学效果也将大大强化。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在实践中锻炼提升。

以上两个方面都属于理论性教学方法的改革，而要真正增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需要进行实践性教学改革。虽然理论性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基础、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指导，但实践性教学更能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性教学的延伸，是以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环节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