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的意义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税收征管的意义，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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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省农村以间接税为征税重点的原因

我省农村虽然是以流转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体制，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却是以流转税为主要征税目标，这是与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所相适应的。我省农村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公司盈利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也不够高，所以实施现代的直接税制仍未达到其经济基础。而间接税的征收管理相对简便，税收来源比较稳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也符合我省农村的具体实情。

（二）间接税的税负扭曲

间接税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税收负担是可以进行转嫁的，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其实际的负担人通常不是其纳税人，这已经就产生了税收的扭曲。人们通过各种办法使得自身税负降到最低以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税负转嫁一般形式有前转与后转。前转是指纳税人通过抬高价格将税负转嫁到购买者。而后转是指当纳税人无法实现前转时，通过压低进货的价格来进行的。这需要纳税人形成统一强大的集团力量与供货商进行谈判，这也加大了纳税人与供货商的税收扭曲成本。

二、我省农村直接税的税收问题

我省农村的直接税是以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我省农村的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税源来自可代扣代缴的工资薪金，而这部分工资薪金很大比例上是生活主要来源，导致的结果是纳税公平原则被破坏。某些富人在纳税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小于其大众工薪阶层，税收监管在富贵层面存在一定的“盲区”。而我省农村的企业所得税直到2008年才有正式的法律形式进行规定，以往以外资企业为名进行生产活动能享受很高的税收优惠，导致外资企业的泛滥，有些企业利用税收征管的漏洞常年进行虚亏，为其躲避税收而进行帐外经营，这些活动所导致私人部门决策活动的成本支出在税收方面逐步增多，税收不完善现象层出不穷。

为了实现税收扭曲效应的最小化，政府要选择合适的税收征管制度，现阶段政府要对税收征管制度进行不断深化的革新。

三、我省农村税收征管制度的革新

1、税收部门行政体制改革仍需进行

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国税地税两套平行的税收征管队伍便开始在各自的征税领域中发挥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对于我省农村税收收入的增加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国地税进行不同程度税源的争夺，这使得纳税人处于既尴尬又无奈的境地。在某些税种的缴纳上。既涉及国税又涉及地税，两者分开办公，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会上升。再者，由于两套不同的管理系统，国税属于中央直属机构，而地税属于当地政府，其行政资源浪费现象和效率低下就时有发生，比如成都地税要进行门头装饰的统一更换，而更换费由财政系统进行拨付，层层下拨的财政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使得这一简单工作耗时几年都没有完成。

2、大力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我省农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着手进行税收征管网络的建设，至今也才不到三十年，虽然在硬件层次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相对于我省农村不断高速运行的经济总态，其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依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调。各种经济活动形态不断演变，税源信息成爆炸式增长，但是其能进行有效利用和系统分析有效信息流不充分，交流不对称，导致各种形式不断高级演变的偷逃税现象愈演愈烈。比如已经投入使用的“金税工程”，它只是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源征管而建立的，但是相对我省农村基数更大的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他很多税种也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税源流失情况。

现阶段投入税收部门的预算资金应该有专门划出一部分进行信息化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信息化建设软件系统的研发，形成一支技术力量强大，并能实际联系业务的人才队伍。税务部门应与有税收专业的各大院校进行通联合作，源源不断挑选优质人才。与技术公司与软件开发公司形成良好合作基础，依据各地本身情况，为不同地区开发设计可全国兼容但可因地制宜的征税管理子系统，为信息化的全国流通做好基础工作。通过一些制度法规的建立，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分享程度逐步加强，与社会其他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做好充分的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税源信息资源集中库。

3、我省农村纳税宣传的力度有待加强，方式有待改变。

篇2

自2012年以来，针对沙湾县煤炭企业税收征管中存在监管困难、征税依据取得难等热点难点问题，已造成煤炭企业税收正在流失的严重后果。笔者同沙湾县国税局及地税局相关人员组成调研组，多次到沙湾县9家煤炭企业实地调研。沙湾县煤炭企业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既有个别性，又有普遍性，调研形成的意见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采纳，正在沙湾县实施。

一、加强煤炭企业税收征收管理的必要性

1.煤炭企业税收将成为沙湾县未来重要的税收来源

沙湾县地处天山北坡，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23亿吨，预计资源量在70亿吨以上。沙湾县煤质具有特低灰、特低硫、高发热量、高含油量等特征，是良好的工业用煤、化工用煤和炼油用煤。2012年沙湾县煤炭企业缴纳增值税2208万元，占国税税收总额的11.09%，缴纳地方税收2450万元，占地方税收总额的5.80%，煤炭税收作为沙湾县未来重要的税收来源，其征管问题日益突出。

2.加强煤炭企业税收征管是地方财政和税务部门的重要课题

近年以来，随着内地煤炭资源日益枯竭，新疆煤炭产业变得越来越重要，煤炭生产企业一改过去困境，其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大幅度上升，获利空间增大，各煤炭企业均通过技改增加产量和销量，无论是市场的数量需求，还是市场价格都呈逐年攀升的态势，煤炭企业地理环境复杂，经营隐蔽性较大，煤炭市场内各方利益竞争激烈，对地方政府的利益损害则表现在税款流失严重，极大地损害了地方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如何堵塞税收漏洞？如何使经济税源有效增长？是摆在地方财政和税务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煤炭行业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1.监管困难，征税依据取得难

煤矿属地下作业，生产时间、工人数量、能耗、吨煤工资、产销量等基础指标掌握不全，一些煤矿的工人工资表，每天每班出煤登记册等资料，经常被煤炭业主故意藏匿或销毁，使税务机关难以取得准确的征税依据。

2.煤炭企业纳税意识不强，账务核算失真

目前煤炭市场是卖方市场，销售多以现金结算为主。煤矿虽然按规定领用了发票，但除购货方索要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销售不开票现象比较严重，很难查实其应税收入。煤矿企业主普遍纳税意识不强，不能主动、全面申报，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想方设法逃避纳税，有的企业通过迟记销售收入、对现金交易少计或不计收入、销售煤炭不开发票不入账、开具假发票隐匿销售收入、使用运输发票代替煤炭销售发票等各种方法缓交和少缴增值税。有的企业将资本性支出列入当期费用、编造虚假产量表和工人工资表、少计收入、多列成本费用等方法少缴或不缴企业所得税。

3.煤矿监控系统没有充分发挥有效的作用

（1）煤炭监控设备损坏，不能调取煤炭数据

沙湾县6家煤炭企业由财政出资于2010年安装了轨道监控，2013年4月初经国税和厂家相关技术人员查看，总共8套设备，5家煤炭企业6套监控设备损坏，不能调取相关数据，其中：2家企业2套监控设备是自然损坏，3家企业4套监控设备均为人为损坏，只有2套设备正常工作。

（2）原轨道监控设备不能称重，煤炭企业产量数据难获得

沙湾县现有的轨道式煤炭产量监控系统由重量传感器和摄像装置、监控终端、数据服务器三部分组成。通过井口附近轨道的多强度压力传感装置，测算实际生产信息，通过监控终端将实时采集的产量数据和现场图像信息发送到后台监控中心。除因1家企业因为斜井角度超过40%，造成各种称重方式无法称重，没有安装。3家煤炭企业2012年通过技改，从原来的轨道式传输改为皮带传输煤炭，造成现有的轨道监控设备停止工作，无法获取产量数据。

（3）无法准确掌握煤炭生产企业实际销售数量

一是该监控数据不能作为企业销售纳税依据。目前因为沙湾县出产的煤炭热卡值高，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将煤矸石粉碎后掺进沫煤中销售给热电厂，而轨道监控在记录煤矿的每一斗煤炭重量时，有一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计入煤矸石产量，不超过的统计到煤炭产量中，税务部门只能根据其反馈的煤炭产量数据，来确定其销售量，往往造成企业实际产量远远大于监控数量，且该数据不能作为征税依据，只能在纳税评估时使用。二是该监控设备监控到的只是混合煤的总数量，对高价值的块煤数量无法监控。

三、对进一步加强煤炭行业税收征收管理的建议

1.建议安装煤炭销售监控系统

（1）系统安装推行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安装煤炭销售监控系统的安装和运行保障由政府主体投资，系统资产所有权归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占有、使用并承担管理维护责任。这样推行阻力少，企业负担小，便于组织实施。

第二种方式：安装煤炭销售监控系统由企业自筹资金，系统资产所有权归企业，有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占有、使用并承担管理维护责任。推行阻力大，企业抵触情绪大，不便推行，可能要用行政手段方可推行。

（2）煤炭销量监控系统基本情况

煤炭销量监控系统由称重管理装置、信息处理系统、公共网络服务器接收端三大部分组成。三者通过有线或无线传输，利用因特网平台进行数据交换，把煤矿的产、销量信息实时传输到服务器，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动称量，自动计算，自动传输，自动存储，可基本实现对煤矿产、销量的全面、实时监控，提供数据查询服务，存储数据用IC卡回读进行数据比对。

监控信息基本包括：企业基本信息、销售价格信息、产销量信息等，数据自动统计，数据信息各部门共享。业务需求可结合实际，要求系统生产开发商拓展开发。

站点式煤炭销量监控系统工作程序：

①在煤炭产品运输道路验票站或过磅站处安装监控设备及辅助装置对运输车辆进行称重和监控，记录进出运输车辆信息，通过传递调拨单或税控IC卡采集相关信息，对收集的企业信息、磅单信息、发票信息等记入系统。

②对煤炭生产企业的产品信息、销售信息、价格信息由过磅站把关，按照工作规程传递审核信息，包括出煤企业矿井、煤质、价格、称重，通过管理站点管理人员完成采集，并记入系统。可通过税控IC卡读取装置，可完成磅点与矿井之间的信息交换读取。每个井口与过磅点建立网络连接，做系统发行和初始化，可解决人工审核录机，提高工作效率。

③通过无线传输方式或有线光纤网络传输方式实时将各类数据传送到电子监控服务器。

④监控主机接收存储并能有效监控和统计各煤矿企业的运销数据，同时监控中心的服务器也可以接入政府的局域网，实现局域网内授权用户监看站点数据。

（3）推行煤炭销量监控系统的意义

进一步推进煤炭行业管理科学化，实现煤炭产、销量数据采集的信息化，堵塞税收征管漏洞，防止财政收入流失。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对煤炭企业监管的信息化程度，节约人力资源，提高政府管理效率，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通过煤矿产量监控，督促企业建账、建制和加强财务核算，辅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准确掌握煤矿企业的生产情况，实现对煤矿企业的有效监管和信息共享，为统计分析和政府决策服务。

2.对账务不实的企业实行核定征收

鉴于目前沙湾县煤炭企业大多为民营企业，且账务不健全，无法正确核实企业的收入、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果，企业股东取得的红利所得在账上均不予反映的实际状况，建议税务部门对账务不实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核实产销量实行核定管理。可根据其监控销量和平均销售单价计算企业的销售收入，按核定其应税所得率征收企业所得税（5%-15%）和个人所得税（1%-1.5%）。也可通过煤管局核定的开采能力及当年开采计划，结合煤矿上年产量，核实和核定煤矿当年产量。通过煤炭企业生产过程发生的工资总额和用电量及火工品消耗量等矿用消费品的消耗量测定煤矿产量，然后与企业账务记载产量相核对。通过检查销煤过磅单，并与企业生产报表、销售报表、入库单、出库单、销售合同等相关资料进行比对，核实企业产销量。例如：《朔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朔州市煤炭采掘业投资人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核定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暂确定全市指导性的分红比例为50%，个人所得税定额幅度暂定为2-3元/吨。

3.加强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

根据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当期销售价格、行业税负情况、企业纳税记录等情况，对重点煤炭企业进行数据分析和纳税评估，评估小组可由专家、税务干部、税务人员、企业财务人员等共同组成，测算出煤炭行业税负指标，减少民营煤炭企业的异常申报，为税收征管和稽查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同时，选好税务稽查案源，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做假账、两套账、账外账等偷逃税行为，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优势，找出其偷逃税行为的规律性，加大查处的力度。通过煤炭企业的税务稽查案例，分析日常税收征管不足，严历打击偷逃税等不法行为。

4.建立联系会制度，强化信息共享

定期召开煤管、国土资源、财政、税务、工商、及煤炭企业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协调会，加强各部门信息共享，对煤炭企业的生产、销售、税收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不同时期的信息对比，从中发现税收征管存在的薄弱环节，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定期组织开展对煤炭行业进行专项检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

通过对煤炭企业税收征管问题的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有效促进煤炭企业税收应收尽收。促进税务部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政府适当投入税收监控设备是为了更好地对煤炭企业进行监管。争取用最少的征管投入、最低的征管成本获取最大的税收效益，才能真正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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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企业所得税变革亮点

1、纳税人认定、纳税义务和纳税地点。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纳税人的界定，取消了以资本来源作为区分标准的作法，统一了适用对象。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登记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将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并明确前者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同时改变以独立核算为标准确立纳税地点的方法，确立了以法人为标准的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制度。

2、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充分考虑了财政减收承受力度、国际税收竞争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统一为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改变了原有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分设档次过多、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的现象。

3、收入确认。新《企业所得税法》在收入确认上增加了收入总额内涵的界定，首次提出了不征税收入的概念，并严格区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在实施条例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应计入应税所得额中的收入形式及确认标准和确认时间，比原有税法更清晰明了。

4、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新《企业所得税法》不仅统一了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政策，明确了不得扣除的支出范围，而且调整了扣除基数，尽量与新企业会计准则接轨，避免调整计算的复杂性。比如工资薪金支出取消计税工资标准，改为内外企业统一据实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计税基数从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年度利润总额，扣除标准统一为12%。

5、税收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较原有所得税法做出了重大调整。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规定了5年过渡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能平稳过渡。二是基本废除原有“区域优惠”体系，构建了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技术进步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三是增加了对创业投资企业和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体现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的改革理念。四是在细节上将原来对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改为工资加计扣除政策和减计收入政策。

6、反避税。为打击日益严重的避税现象，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专门制定了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对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港避税等各种避税行为进行规范。明确了转让定价的核心原则即独立交易原则，将独立交易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业务往来；增列了无形资产和劳务方面的成本分摊协议条款、税务机关和关联企业间的预约定价安排，要求关联企业报送关联业务往来报表和提供相关资料，强化了纳税人及相关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的义务。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引发的税收征管问题

1、税收管辖权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适用范围，按法人标准确定纳税人，排除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并规定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但在税收征管上仍适用过去“一税两管”体系，即按企业开业登记时间划分国税、地税征管范围，2002年1月1日之前成立的企业由地税征管，之后设立(开业)登记的企业由国税负责征管。而在实践中发现，原来由地税部门征管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投资企业及合伙企业，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吸收新成员组建为公司制企业，这类企业是仍由地税征收，还是由国税征收？总机构在2002年之前成立由地税征管，分支机构在2002年以后成立由国税征管，汇总纳税时管辖权归国税还是地税？这些在新税法中都未明确，这就可能导致国、地税征收机关争相介入管理，也可能相互推委，无法做到有效控制，给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2、税源管理。

（1）企业纳税地点变更导致的税源管理问题。原内资企业以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为纳税人，实行就地纳税，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分公司应税所得要汇总到总公司进行纳税。随着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纳税地点的变更，对于各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来说，其纳税户户籍管理和税源管理将随之发生变化。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由于没有所得税征收权不便监管，法人所在地对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情况又不了解。在此情形下，各地税务机关如何防止漏征漏管、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如何掌控分支机构的涉税信息、如何交换和共享已经拥有的征管信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2）“老企业”和“新企业”的身份认定与过渡期优惠政策的享受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给予老企业5年过渡期优惠政策，新企业则不能享受。原则上说，新老企业的认定以工商登记时间在2007年3月16日之后还是之前为界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改制重组的增多，企业新办、合并与分立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复杂，难以有明确的标准。

3、税基管理问题。

（1）纳税人身份认定变革带来的税基管理问题。原所得税法按资本来源划分纳税人和纳税义务，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此判定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法人地位、实际管理机构和控制地双重标准确定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若为居民纳税人则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全部所得作为税基缴纳所得税。税务机关如何清楚界定什么是“实际管理机构和控制地”，什么是“仅在我国设立的机构、场所”，成为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关键性问题。

（2）收入确认、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的变革引发的税基管理问题。基于纳税人经济理性的考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利用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采取各种手段来缩小税基，达到少缴税的目的。比如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确认日期均为“合同约定的应付日期”，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约定方式改变税基。税前扣除中的工资薪金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在税前据实扣除，企业就可能采取虚增雇佣人数，虚假提高工资水平等方式增加税前扣除基数。再比如，计算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当年扣除上限时，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是否可以作为计提基数，各项扣除的审批手续是沿用原有审批规定还是一切推倒重来呢？如沿用现行规定，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呢？如推倒重来，基层征收机关的工作量又将如何？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又将如何？另外，因国税、地税部门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带来的税务差异是否会干扰企业的经济活动呢？

4、反避税引发的税收监管问题。过去外商在优惠政策多、实际税负低的情况下，规避所得税的动机较弱，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大部分外资企业不仅税率有所提高，享受的优惠政策也将逐渐减少，这就使得外商会采用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等方式在各环节规避所得税，这无疑需要我们增强税收监管。但目前税收监管本身存在以下问题。

（1）监管方法、手段落后，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基层税务机关在监管方面，一般以企业所填数据为准，对企业申报的境外情况基本上是依据企业申报什么，就予以承认并予以抵免，易导致反避税行为的发生。

（2）企业所得税税源动态监控体系不完善、税源信息不完整、所得税信息化程度不高。与地税、工商、统计、房管等部门信息沟通不够，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没有建立。

（3）“一税两管”各自为政，同一类型企业税负差异较大。在实际监管工作中，两个税务部门为了强化所得税管理，各自制定了一些具体监管办法，对同一类型的企业，由于不同税务机关运用的管理方式不同、监管力度不同、规范管理的程度不同，势必会出现税负“避重就轻”的问题。

（4）税收监管缺乏专业人才，管理队伍有待加强。新企业所得税是一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纳税调整项目多、计算复杂的税种，要想全面提高征管效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素质和先进征管理念与方法的管理人员。而现实中所得税征管工作量大，人手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税法的要求差异较大。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税收征管的改进建议

1、合理界定企业所得税税收管辖权，优化机构设置，明晰职责分工。从理论上说，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应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上缴国库，再按分享比例返还给地方。这样“一税一管”，执法主体明确、执法力度一致。但我国当前国税、地税机关的征管力量、征管水平短期内达不到“一税一管”的要求。因此，本文有如下建议。

（1）建议5年内延用“一税两管”，采取随流转税税种确定的原则划分税收管辖权，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缴纳增值税的，其企业所得税归国家税务机关征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缴纳营业税的，其企业所得税归地方税务机关征管。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的，一律在总机构税收管辖机关纳税。一方面，两个税务机关既可以有效利用自身的征管资源进行管理，降低征管成本，又可以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另一方面，这样划分征管范围，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会加大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这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2）中长期应对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职能整合，重新设置机构，并明晰职责分工。考虑我国现行的不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国家税务总局职能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现有国税部门负责稽查、现有地税部门主管征收和管理，对国税、地税两局的资源进行整合，取消国税局的涉外税收管理部门。在国税局设置税务稽查机构，原地税局负责稽查的人员调到该机构，国税只负责对纳税人进行稽查并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在地税局设置税收征管机构，原国税局负责征收管理等的人员调至地税，负责为纳税人提供登记、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地税局将企业所得税统一缴入地方金库，再由地方金库按规定比例上缴中央，实现共享。

2、加强税源管理、核实税基、完善汇算清缴制度。

（1）进行户籍信息源头管控。通过进驻政府行政审批中心，建立从工商登记到国税、地税税务登记的“无缝管理”机制，从源头上减少漏征漏管户。

（2）进行户籍信息全面监管。认真做好纳税人设立、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等工作，并切实加强对外出经营业户、非正常户、停业户、扣缴义务人的监督管理，堵塞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管理上的漏洞。

（3）进一步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把税源管理纳入税管员的职责范围，从日常检查、信息采集、资料核实、税源调查等方面明确税管员岗位职责，并制定统一标准的业务流程，促使税管员规范管理税源。

（4）建立经济分析制度。加强与工商、统计、物价等部门的联系，从各方面采集经济信息，运用对比分析、指数分析、因素分析等方法，摸准经济税源的变化规律，核实税基。

（5）加强日常管理，完善汇算清缴制度。即按月或按季对纳税人进行检查和监督，及时做调账；对于税法和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要求企业设立相应的辅助账簿，在按照会计准则进行正常账务处理的同时，按照税法规定对需要调整的项目在该辅助账簿中逐笔登记，在年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将累计数填在纳税申报表有关项目中。这样既方便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减轻年终汇算清缴的压力，又可以提高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质量和效率。

3、建立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互动机制。鉴于目前所得税征管中信息不对称，税务稽查部门得到企业纳税真实信息少、难于发现问题等情况，建议先按照“降低频率，加大深度，提高质量，注重效益”的纳税评估工作要求，积极开展所得税、流转税联评互动，对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评估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逐步建立完善具有指导性、系统性、时效性、针对性的行业评估指标体系或评估模型。再从纳税评估中选定税收稽查的对象，避免税收稽查的盲目性；同时根据税务稽查反馈的结果，及时调整纳税评估的内容，保证企业纳税评估有效实施。这种互动机制有利于及时发现征管中的问题，找出薄弱环节，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4、加快企业所得税信息化建设。一是做好综合征管软件更新工作，满足企业按照新税法预缴申报和按照老税法进行年度申报的需求。二是要加快电子申报、网上申报信息系统和平台建设，实现企业所得税多元化申报。三是要优先建立汇总纳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再逐步建立各企业、各行业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为纳税评估工作深入推进打下扎实基础。四是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拓宽信息获取渠道。要建立健全与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渠道，特别是与国土、科技、贸发等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外部信息做好项目登记、信息采集、税款征收、纳税评估和项目清算等环节的管理工作。

5、强化所得税管理队伍建设，加强政策宣传和服务，确保所得税政策全面、准确贯彻执行。对内加强税务机关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坚持专门培训与自学相结合，提高税务人员所得税征税、办税综合素质和技能，建成一支适应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的所得税管理队伍。对外利用网络、上门服务、免费咨询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对新税法的宣传和辅导，使纳税人了解企业所得税政策法规的各项具体规定，特别是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涉及纳税调整的税收政策、税法与会计制度存在差异时纳税申报的办理等，提高纳税遵从度。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Z]．

[2] 国家税务总局征收管理司：新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释义[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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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法》第17条明确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第54条则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可以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这一规定往往被认为是金融机构提供课税信息义务的法律基础。然而，根据该条规定，税务机关查询的信息仅限于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或是存款账户信息，而非纳税人的全部交易信息，税务机关能否基于获取课税信息的需要，要求包括金融交易所、结算机构等金融主体以及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与金融交易相关的信息则不无疑问。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供相关信息时，是否违背其保密义务，从而侵犯金融交易参与者的金融隐私权，更是值得考量。

一、金融隐私权：金融机构履行税法协助义务的法律屏障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与个人的信用或交易相关的信息并不绝对处于其所有人的控制与管理之下。在金融体系不断健全发展的情况下，经济交易活动的款项收支往往通过银行账户进行，因此，银行必然保留纳税人与其经济交易有关的信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了个人的经济与财产市场交易方式状况方面的完整信息。因此，从传统的隐私权延伸出新的实体内容，于是产生“金融隐私权”。金融隐私权是指金融机构客户和消费者对其金融信息所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侵扰、知悉、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它是一种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且财产性日益突出的新型民事权利，包括金融机构客户自主支配上述信息的权利、自主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第三人知悉和利用该信息的权利以及当上述信息被不当泄露和侵害时，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务机关有义务依照税法的规定核定及征收已成立的税收债务。只有存在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纳税人经济收益的取得已经符合课税要件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才能根据该事实核定应税所得的范围并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证明经济事实及其收益存在的事实证据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金融机构所掌握的个人资料和资金流向等交易信息，包括金融资料档案、与金融机构的交易记录或信用记录等，全方位反映了个人的金融状况，体现着个人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以及消费习惯等，对于判定个人纳税义务的承担具有关键的作用，这便决定了税务机关获取金融机构的经营信息、金融主体的交易信息和账户信息是其行使征管权的前提条件。也正因为如此，《税收征管法》明确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交易信息方面的协助义务。但金融机构所知悉或掌握的个人交易信息资料，为金融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应当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税务机关在向金融机构主张获取金融信息时，无可避免地与金融隐私权发生冲突，即税务机关对金融信息，尤其是金融交易信息的需求和金融机构对金融信息的保有、金融交易主体的金融信息的排他性之间的冲突。

税务机关通过金融机构获取金融信息，不仅直接与金融隐私权发生直接的冲突，更将限制、干预金融机构履行对金融隐私予以保密的义务。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之下，金融信息成为金融机构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业资源。投资者的信心是维系金融市场生存、发展和利润空间的重要基础。而投资者的信心除来源于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良好预期外，更来源于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和客户的金融信息等金融隐私的严格保护。金融机构的信用以及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对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扩大利润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保护金融机构的消费者和客户的金融隐私权是维持其信用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往往被赋予严格的客户金融信息的保密义务。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信息更构成其商业秘密的重要内容，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利用价值。税务机关要求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信息，必然对其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保有金融信息的权利造成或多或少的限制，甚至增加其额外的费用支出，进而影响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正因为如此，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机构，缺乏必要的激励以满足税务机关对金融信息的需要。

然而，也正是因为金融隐私权的存在，对税务机关获取必要的金融交易的信息造成一定限制。无法获取银行情报将影响税务机关向纳税人确定和征收税款的能力，因为获得并分析金融交易的纪录，在很多情况下是确定纳税人应税所得的前提。如果金融主体滥用其金融隐私权而使得税务机关无法获得有关金融交易纪录，将直接影响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人的应税所得及其应纳税额，由此即可能导致金融主体间税收负担的扭曲。相关金融主体甚至可能滥用金融隐私权以隐匿所得或是交易的真实性，为纳税人逃避其纳税义务提供各种便利。不仅如此，由于金融隐私权的过度保护而使得税务机关无法从相关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交易信息，则将使税务机关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以获取必要的课税资料。这便意味着相应的税收征管成本的增加，以及相应的税收征管效率的弱化。对于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越难获取受金融隐私权保护的信息，其守法成本越高，其税法公平的信任与期待也必然由此丧失，其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税收法治秩序的破坏。正如oecd在其“为税收目的改善银行情报的取得”的研究报告中强调，“过去50多年的经验表明，不充分开放的银行情报已成为税收征管和法律实施的障碍”。

各国对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不仅限制了本国境内的税收征管，更成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有效实施的法律障碍。严格的银行保密义务将阻止一国税务机关依照税收协定或其它司法途径向他国税务机关提供情报，国际税收合作必然受阻。从国际层面来看，金融全球化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为资金的国际流动提供了可能，但也为资本的趋利性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机。在基于本国利益而拒绝提供有关金融交易相关信息的国家，金融交易主体能够得以隐匿收入而提高其税后所得，则更容易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相反，相关国家则因为该国拒绝提供金融交易的课税信息而无法完全行使其征税权。可以说，在国际层面上，一国对其金融交易信息的一国禁止或限制为税收目的获取金融交易信息，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前更有可能给其他国家税务机关带来负面的影响。

无论金融隐私权或金融机构的经营自由权，都是维系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性权利。然而，在实现机制方面，税收征管权本身所固有的权力属性，必然对金融隐私权的实现造成一定干预与限制。因此，如何在维护国家征税权实现的同时，对金融隐私权予以尊重和保护，便成为构建金融机构第三方协助义务实现机制所必须考量的又一难题。

二、金融隐私权的限制：金融机构第三方协助义务的逻辑起点

(一)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的终极价值的弥合

1.国家所提供的金融稳定等公共物品是金融隐私权存在的前提。尽管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的表现形式各异、价值取向有别，但从根源上考察，两者实际上只是从不同的维度上体现了在市民社会中，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的维护。基于隐私权这一宪法性的基本权利，个人固然有权利自主决定是否将其金融信息资料提供给税务机关使用。但不容否认的是，金融交易的完成及其信息在金融体系中的留存与保护必须建立于稳定且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之上。在一个高风险、缺乏必要交易秩序的金融市场中，其基本的经济自由权利尚且不足以得到保障，更无须谈及金融隐私权的保护。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风险性、投机性和内在的脆弱性，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对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天然的依赖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金融监管，离不开国家所制定的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离不开政府所扶持的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以及完善的信用体系，尤其在金融市场产生系统性风险时，更需要政府的“救市措施”。这些金融市场所特需的“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就“税收乃是公共物品的对价”而言，个人参与金融交易而享受国家所提供的金融市场的特殊公共物品和其他一般性公共物品，均应当为此而支付相应的对价。因此，可以说，征税权的存在才足以使个人所从事交易的金融市场的自由、稳定、安全和秩序成为可能，而这不仅成为个人自由从事金融交易的基础，也成为个人支配和控制其金融交易信息的前提之所在。

2.税收构成金融隐私权保护的成本。由于任何一项权利都是“由政府权力用公共经费认可并维护的垄断”，权利的实现依赖于立法者所创立的权利规则，更依赖于政府及司法体系为确立、保护和实现权利所实施的行为。而显然只有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金融隐私权才能通过政府执法和司法救济最终得以实现。在现代社会中，金融隐私权已非消极实现的权利，即并非单纯排除、禁止他人包括国家干预的消极权利，而具有更多的积极权利的内涵。金融隐私权所保障的个人对其金融信息的自主、自决权利，必须有国家的协力或做出一定的预防措施，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与发展有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创造经济、文化等各种必要条件，不断建立、健全金融隐私权保障机制，为金融隐私权提供必要的救济和保障。因此，金融隐私权的行使同样依赖于以税收为主导的公共成本。国家征税权也正是在保障包括金融隐私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中获得其正当合理性。

3.公共利益优先与金融隐私权的限制。私人利益滞后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成为大多数支持对金融隐私权的绝对性予以限制的理论基础。金融隐私权的保护固然对于金融交易主体利益的实现至为重要，但无可否认的是，金融隐私权的保障同样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无论对金融业的整体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还是国际经济和金融运行安全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与金融隐私权相比，征税权的有效行使所能够实现的公共利益显然远比金融私权的保护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不仅根源于税收作为一切公民权利实现的成本，更在于税务机关有效行使其征管权利，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更关系到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公平税负，甚至关系到金融市场内部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各种不同的金融交易类型之间的公平税负，对避免因税收负担引发的金融市场结构的扭曲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公共利益实现价值上的差异，虽然法律给予保密保护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其必须服从于另外一些支持披露信息的公共利益要求。而税收程序设置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人民的权益不受税务机关征管行为的侵害，更在于达成有效的税收征管，避免浪费不必要的征税成本。通过赋予金融机构提供个人金融信息的义务，如能够有效减少税务机关进行课税资料调查的成本，则尽管会形成对纳税人的金融隐私权的限制，但此限制仍具有一定的正当合理性。因此，金融隐私权对税收征管权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效力，税务机关可以对金融机构主张一定的信息知悉权，而金融机构必须予以协助和配合。如在美国1970年通过的《银行保密法》中即肯定美国财政部主管官员可随时向银行和金融公司索取与客户相关的金融交易资料，以协助税务诉讼的进行。

从根源上探究，国家征税权的确立实际上已然隐喻了对包括隐私权在内的私权利的一定程度的剥夺与限制。正如洛克所强调的，自由、生命与财产权是公众依据自然法则所享有的基本人权。然而，公众为了维持基本人权的需要，经社会契约而自由建立政府这一共同体。为建立并维持这一共同体。必须让渡包括财产权在内的部分基本人权。如果说税收是公众为维持其基本人权而让渡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对其个人空间和自主事项的一定限制，同样是为此而做出的部分牺牲。而无论是财产的让渡还是基本人权的限制，其终极目的仍在于保证其“所剩余的自由与权利的安全并能够快乐地享受自由与权利”。

单纯表现在形式上的差异并无法阻断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人格与尊严的保护与实现的终极价值的一致，这也成为税收征管权与隐私权的内在冲突得以最终调和的根源之所在。

(二)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内在冲突的调和

如上所述，尽管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的冲突是不争的事实，但基于对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的保护的最终价值追寻，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之间仍存在协调的可能性。正如凯尔森所强调的，“从全部法律创造活动中的功能来看，私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别”，由于税收的普遍性，税收征管更是广泛及于个人生活，绝对处于税收征管范围之外的私人生活领域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税收征管权与金融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并无法自动消除，而只能通过一定制度予以调节，此种调节并非简单的基于二元或多元的价值冲突而单方面地予以否定，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界限以进行双向的调节。

如前所述，金融隐私权在税收征管活动中所受到的限制，实际上是公民为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承担的牺牲之一。根据宪法的“一般公益条款”，隐私权必须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在符合一般的或特殊的公益条款的前提下，隐私权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应当依法进行。税款的征收，不仅直接关涉政府等国家机关的整体运行，关系到社会与个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提供，更关系到个人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具有重要的公益性价值。这显然成为税收征管侵入个人隐私空间的正当性的基本价 值，个人的隐私在抗衡税收征管权时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但应当强调的是，金融隐私权一方面受到税收征管权的限制，但反过来也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防止其过度扩大。隐私权产生于国家与个人关系之中，是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政府留给个人的自由空间的一部分，究其实质，乃是为了平衡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生的一种法定的权利，其存在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过度介入。因此，当税收征管权介入私人领域时，应当尤其注意对于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包括人的外在能力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和住宅，也包括人的内在能力的精神、自治和隐私。在个人的私人领域中，尤其是隐私事务，只受到税收征管权最小限度的侵扰，并只限于合理和合法的限度范围内。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征管权时，应当给予个人选择的自由，使其能够保持“作为自由公民的隐私”。

三、税收征管中金融信息的取得与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一)基于课税目的的金融信息的取得途径

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我国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仅限于查询特定纳税人的银行存款信息。但由于我国各个商业银行甚至同一商业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纳税人往往可以在不同的商业银行或同一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开立多个账户。尽管我国从2000年4月开始推行储蓄实名制，但税务机关仍难以查明纳税人全部的个人账户存款信息。加上虽然《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但却并未对其未履行该协助义务设定任何消极的法律后果；即在赋予金融机构提供个人金融信息以保证征税权实现的义务的同时，对该主体未履行该义务时所应当承担的消极法律后果却并未有任何的规定。在缺乏责任性规范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未履行其协助义务时，便不可能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产生强制其履行义务的效果。正因为《税收征管法》所规定的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过于单一，而金融机构却缺乏予以协助的积极性和法律强制，这使得税务机关从金融机构所获得的金融信息极为有限。如何改善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也成为完善《税收征管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1.各国获取金融信息的经验借鉴。从当前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而获取金融信息的途径来看，查询银行账户、检查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建立金融交易数据库和金融机构主动报告金融交易信息是各国较为通行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税务机关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司法、行政程序向银行查询，获得某特定纳税人的银行信息。在一定条件下进入银行营业场所直接获取所需的银行账户信息。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发达的国家，税收征管系统与金融交易系统实现链接，从而为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交易信息提供信息化的基础，也有力地强化了税务机关所取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如法国、匈牙利、韩国、挪威和西班牙等一些国家有储存特定银行账户信息的集中数据库。法国要求经营股票、债券和现金业务的银行按月提供开设、修改和撤销各类账户的信息，这些信息储存于计算机管理的数据库中，法国的税务机关能够利用这个数据库进行税收研究、控制和征管。韩国在税务机关的总数据库之中拥有一个单独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存储了银行自动报告的有关银行所支付利息的信息，包括支付的利息数额、支付利息时的代扣税额、添加到账户上的利息数额、账户持有人的身份和身份证号码或者业务登记代码。此外，金融机构主动提供特定种类的信息，如自动报告支付给纳税人的利息以及支付利息时代扣的税额等方面的信息、纳税人账户的开设、撤销信息、账户年终余额信息和贷款利息信息，也是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交易信息的重要渠道。此外，各国也逐渐采取措施发展纳税人自愿服从策略，使那些不遵从税法的纳税人主动报告或同意金融机构提供其过去利用严格金融隐私权保护制度隐瞒的收入和资产。

然而，只有当金融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客户身份和金融交易性质、金额的信息有用且可靠，税务机关拥有的获取银行信息的途径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在2000年oecd针对银行信息获取所公布的报告中，强调各成员为促进基于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金融机构保留匿名账户，要求金融机构对其经常或临时性的客户都要进行身份验证，同时对那些账户真正受益人和交易真正受益人的身份进行确认。

2.改善我国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途径的具体方案。各国对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途径的诸多经验，对于我国改善税务机关的金融信息取得并加强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多有助益。随着我国金融交易网络的建立，除应当进一步完善税务机关的银行存款信息的查询权外，借鉴国外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也成为可能。

(1)金融机构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为保证单位和个人开户信息的真实性，我国有必要在当前储蓄实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金融机构应当对要求建立业务关系或者办理规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业务的客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有效识别交易的受益人，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异常迹象或者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保证与其有关系或者类似业务关系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并可从该境外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客户身份信息。

(2)建立基本金融信息数据库。就我国而言，当前，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所存在的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的配合不足及纳税人的金融信息过于分散。因此，应当由特定的权威机构负责完成全国金融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并由其负责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应的金融信息。基于当前

在这一机制之下，税务机关能够自动获得其管辖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基本金融信息，但不能自动查询有关纳税人涉税交易、资金交易、银行信贷信用等级和资金流向等具体信息。税务机关必须出具相关的法律文件，证明获取特定单位和个人的金融账户的具体交易和资金流向等信息为必要且合法，则可以由该数据库的主管机构要求其各个账户开立行提供该主体的所有账户运行信息。此外，税务机关也可以通过该数据库的主管机构提请各个账户开立行重点监测信用评级低于某一特定等级以下的纳税人的金融账户，一旦发生大额交易或可疑交易，要求该账户开立行自行向该数据库予以报告。

如其账户开立行拒绝提供相关金融信息，税务机关或数据库的主管机构可以向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 请求强制该账户开立行提供该信息，否则即可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其予以处罚。

(三)两国金融税收情报交换机制的完善与金融隐私权的国际保护

为避免因金融信息的国内法保护而引发有害税收竞争，尽管存在保护金融隐私权和本国金融利益的合理根据.金融隐私权的国内保护和本国金融安全的考量仍不应当对他国税务机关实施有效税收征管的能力造成过多的妨碍。

税务机关对跨国交易的有效征管，必须建立于对跨国交易所有信息进行甄别、检测和评估的基础上，因此，在国际层面上确保交易的信息流和宽敞的信息面，将决定金融交易税收征管的实际效果。基于上述考量，有关国际组织为促进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而交换金融交易信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中oecd在2000年所公布的《改进各国基于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的途径》中，提出“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允许税务机 关直接或间接为了所有课税目的获取银行信息，以便税务机关能够充分履行税收征管职责，并和缔约国进行有效的情报交换”。在该报告中，oecd建议各国重新审核国内税收利益要求，要求各国不得以本国利益的考量而阻止其国内税务机关在缔约国提出特别请求的情况下收集并提供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对本国的法律法规和惯例做出修改，保证为国内税收目的可获得的金融交易信息能够被用于与缔约国进行情报交换。基于课税目的的金融信息的情报交换，最理想的双边合作安排是采取谅解备忘录或相互法律协助协定的形式，建立信息交流的双向机制，实现互惠，明确规定各方为实施有效税收征管而获取信息的权利，并具体说明各方期望获得信息的种类、范围以及信息的提供方式，从而使得这种信息交流与共享成为制度化和长期性的，而非随机的、临时性的。在缔结双边合作安排时，可以结合来源国和母国具体的金融体系特征、金融监管的微观操作方法以及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传统，相互协商一致，在平衡双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信息交流的备忘录，以形成信息交流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化、原则化和规范化，在提高母国征管效率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健的同时，加强对银行消费者和客户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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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税与纳税行为分析的经济学基础

我国税收流失的形式和手段主要包括纳税人采用偷税、骗税、抗税、避税、欠税等手段造成的税收流失以及因税收寻租、国有资产流失、越权税式支出、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费挤税等形式造成的税收流失。在这些税收流失形式中，偷税是最主要最严重的形式。

(一)纳税人偷税行为因素分析

纳税人偷税行为动因可以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内在因素。首先，受利益最大化心理驱使。经济学领域中最基础的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总是希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税收是国家无偿占有纳税人的财富，会导致纳税人经济利益的减少，这与理性经济人的内在目标相违背，所以他们千方百计企图通过偷税来实现其税后利润最大化。其次，受不平衡心理驱使。一方面税收法律灵活性过大和行政执法不公造成纳税人竞争环境的不平等，由此形成偷税得到更大的收益，诚实纳税反而利益受损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富人收入高但纳税额并不比中低阶层多，纳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也使一些纳税人心理不平衡，诱发其偷税。再次，受盲目侥幸心理驱使。税务机关受人力、物力、财力及其他各类社会因素的影响，执法力度相对偏软，导致纳税人认为国家对偷税行为的打击不会恰巧落到自己头上，而且即使偷税被抓，罚款数也远小于偷税金额，有时甚至还可采取非正常手段免于处罚，偷税成本远远小于偷税收益。其二，外在环境因素。首先，税收执法力度偏软，震慑力不足。税务执法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执法不公、税收立法层次低、各级相关政府部门与税务部门相互配合不够，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随处可见，致使对偷税的打击力度不够，偷税罪刑罚过轻。其次，权力腐败和政府公共产品存在缺陷。权力的腐败导致纳税人心理畸形，他们认为纳税只能是助长特权和腐败的催化剂，纳税人纳税享受不着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导致其依法纳税的意识降低。

(二)税收管制市场的静态均衡模型

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任何一个理性纳税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偷税行为之前，他们会将偷税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偷税行为。而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并非如此。通常认为，偷税行为屡禁不止完全是因为赋税过高、惩罚不严、执法不力导致的。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因素导致纳税人偷税?下面，笔者通过建立税收法律市场中的静态均衡模型，来寻找税收管理环境中影响偷税行为的因素。

我们可以把纳税人对税收征管法律的态度当作对其他商品的偏好来看待。这样，根据纳税人对税收征管法律的选择和偏好，每个纳税人都会有一个以此来定义的效用函数。当偷税的预期效用大于纳税的预期效用时，纳税人就会选择偷税。在此，我们把纳税人的收入划分为不偷税收入和偷税收入，相应的，存在着不偷税价格和偷税价格(假定纳税者有着自己的主观估价)。在给定社会税法管制环境下，纳税主体在面临价格与收入的双重约束下，选择购买适当规模的x和y，以使自身效用最大。

假定纳税人的偏好用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效用函数的对数形式表示：u(x，y)=alnx+blny(a≥0，b≥1，a+b=1)

在固定收入约束条件下，纳税主体的预算约束方程为：x p+yp=m+m=m

由以上两个式子可以得出，纳税主体在偷税行为与不偷税行为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为：mrs=－ay／bx=-p,／py

显然，偷税和不偷税的边际替代率呈递减趋势，在此情形下，该纳税主体消费哪种商品，就取决于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相对于不偷税，偷税的价格高，纳税主体将趋于减少对偷税的需求而更多地选择不偷税；反之亦然。

一定时期内，纳税人的素质较为稳定，纳税人对税收法律的需求不会发生剧烈变动，其需求弹性较小，相比之下，税收法律的供给则更易波动，供给弹性也较大。因此，在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将重点放在提供高的偷税价格上。

通过以上对纳税人行为因素及征税机关静态均衡的分析可以得知，造成税收流失现状的因素来自于多方面，主要有税收法律市场中的执法和司法变量、纳税人偷税价格等方面。纳税主体想要偷税，征税机关要惩罚偷税行为，于是就出现了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针锋相对的局面。这种情形下，将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作为一个博弈模型的双方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以一个新的方式去认识关于税收征管环境中的法律知识，寻求到造成偷税行为的关键性因素，从而找出防止税收流失的途径。

二、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利益博弈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假设

1　局中人－－博弈过程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的个人和组织。根据利益的一致性，可将局中人设为两方：一方是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按时交纳税收的纳税人；另一方是代表政府执法部门的征税机关。为了使得表述更为简洁，在模型的求解过程中，用g代表征税机关，用t代表纳税人。

2　信息－－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即纳税人知晓征税机关何时稽查及惩罚力度，征税机关知晓纳税人是否偷税及偷税金额等等。

3　策略－－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纳税人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会根据“成本一收益”的比较，选择以下两种策略：依法按时交纳规定数额的税款(简称不偷税)和不缴纳税款(简称偷税)。征税机关为了追求税收收入的最大化，其选择的策略也有两种：对纳税人进行稽查(简称稽查)和不对纳税人进行稽查(简称不稽查)。策略假设的前提是：纳税人和征税机关对其策略组合的选择都必须避免规律性，否则一旦对方发现，则会根据这种规律性预先猜到对方先前采取的策略并采取针对性的策略而始终获益。所以，本模型中的两个局中人应随机化自己的可选策略，即采取混合策略而非纯策略。

4　次序－－博弈参加者做出策略选择的先后顺序。在此假定纳税人优先选择其策略组合，即是否偷税，随后征税机关选择其策略组合，即是否稽查。

5　支付－－博弈双方的收益。即各博弈方做出决策选择后的所得与所失。纳税人和征税机关对双方要付出的成本及其收益都非常清楚。纳税人选择偷税，会给他带来预期收益；当然，若偷税被征税机关查出，则纳税人将面临一定的惩罚；并且，每个纳税人均通晓税收法规，知道自己的应纳税额、何时纳税、逃税会受到什么惩罚。而征税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稽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通过稽查，偷税可能被查出，但受征税机关稽查人员素质、纳税人精心设计假账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偷税也可能查不出来，此时，征税机关将遭受一定的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在建立模型之前提出一些假设：偷税给纳税人带来的收益为r，但偷税若被征税机关查出，则纳税人受到的处罚为f；征税机关稽查成本为c，纳税人偷税且被查出能给征税机关带来的收益为w，纳税人偷税但未被查出给征税机关带来的损失为l为了使得模型更加贴近现实，设r、f、c、w、l均为正实数。同时，假设征税机关稽查的概率为p，则不稽查的概率为1－p；纳税人偷税的概率为q，则不偷税的概率为1－q因此，征税机关的混合策略为(p，1－p)，纳税人的混合策略为(q，1－q)。现实生活中，征税机关进行稽查是有风险的，即可能通过稽查而并没有查出偷税现象，因此，还需要假设征税机关稽查的风险为r，则顺利查出偷税的概率就是1－r。

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博弈过程如下：第一回合：征税机关根据税收法规，要求纳税人按照规定纳税，纳税人处于选择点。如果纳税人选择不偷税，对于纳税人来说，纳税是他应尽的义务，其损益状况为0。这时，若征税机关选择稽查，它将损失稽查成本，其损益状况为－c；若征税机关选择不稽查，它将节约稽查成本，其损益状况为0。第二回合：若上一回合中，纳税人选择偷税，此时，征税机关处于选择点。它可以接受纳税人的偷税而选择不稽查，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由于偷税而获得额外收益r，而征税机关由于未将偷税行为查出来，损失了－l。但是，如果征税机关选择稽查，则双方博弈进入下一回合。第三回合：征税机关不认可偷税而选择稽查并对偷税行为进行处罚，则纳税人不仅要按章纳税，还要承担由于偷税而带来的处罚。由于征税机关稽查的风险为r，根据数学期望的概念，可以计算出征税机关支付的期望值为r(－c－l)+(1－r)(－c+w)和纳税人支付的期望值为rr+(1－r)(r－f)。征税机关的这个决定对双方都具有最后约束力，博弈到此结束。

可以用直观的博弈树来描述上述的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如图1)。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本博弈模型的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用二维向量s＝(sg，sl)表述征税部门和纳税人的一种对局，称为一个策略组合。为了使本模型更加合理、更加贴近实际，有必要先理顺有关变量之间的大小关系，在此，采用逆向递推法寻找各变量之间的合理数学关系：(1)若第三回合中，征税机关采取稽查将获得损益r(－c－l)+(1－r)(－c+w)，如果r(－c－l)+(1－r)(－c+w)≤－l，即(1－r)w－r l－c≤－l，也就是说，征税机关选择稽查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小于选择不稽查行为所获得的收益，那么，征税机关将回到第二回合的策略，选择不稽查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纳税人也知道这种情况的存在，偷税就是其最佳选择，于是本博弈最完美的方案就是：征税机关不稽查，纳税人偷税，即s=(sg，sl)=(不稽查，偷税)=(0，1)，博弈在第二回合结束。但是，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比较罕见，为了使模型的分析结果具有现实意义，应当假设(1－r)w－rl－c>－lo(2)若第－回合中，纳税人选择偷税将获得损益rr+(1－r)(r－f)，如果rr+(1－r)(r－f)≤0，即r≤(1－r)f，也就是说，在知道征税机关在一定的概率水平下会稽查的前提下，纳税人偷税所获得的收益不能超过其将要面临的处罚时，纳税人是没有偷税的动力的，他在第一回合中就会选择不偷税，于是本博弈最完美的方案就是：纳税人不偷税，征税机关不稽查，即s=(sg，sl)=(不稽查，不偷税)：(0，0)。但现实生活中纳税人偷税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为了使模型更加能说明问题，应当假设r>(1一r)f。(3)根据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两条线原则，可以假设w与f无直接关系，即纳税人偷税所受到的处罚，同征税机关稽查成功获利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

(二)模型的建立

在以上的博弈分析过程中，预先设定纳税人和征税机关对博弈的过程都非常了解。但这样的完美信息组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偷税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征税机关在一般情形下很难知道纳税人是否完全纳税、是否存在偷税。既然征税机关不可能完全知晓纳税人的先前选择，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博弈在现实中就不可能是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而只能是静态博弈。

尽管本博弈的两个局中人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清楚各种对局情况下对方甚至自己的得益，但为了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暂且假定他们是相互熟知的，即本博弈模型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由于本博弈模型的两个局中人都是在给定信息的情况下，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自己不同的策略，因此，不存在同时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组合，本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解，而只可能是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征税机关及纳税人都不会始终采用同一种策略，只有这样，二者才有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传统上，经济学的所有研究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很难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理性经济人”很难看成是对现实社会的合理近似。因此，在任何一个博弈模型中，每个局中人都有一定的犯错误的可能性。这种局中人在理性条件下不该选择却选择了的情况，便偏离了均衡策略，在博弈论中称为“颤抖手精炼均衡”。本文直接引用了泽尔腾(reinhard selten)的证明结果及证明过程，作为颤抖手均衡的正式定义。

泽尔腾将这种局中人发生错误选择的情况形象地称为“颤抖”，当某个局中人使得理性条件下不该发生的事件发生时，这个不该选择的选择行为视为此局中人的非蓄意失误。由于局中人的“手”(策略选择)可能“颤抖”(偏离纳什均衡的要求)，致使其策略集中的每一个纯策略都有被选中的可能，即每个纯策略被选中的概率都严格为正。原博弈的均衡，可理解为被“颤抖”扰动后的博弈均衡的极限。

本博弈中，纳税人和征税机关都可能发生在理性条件下本不应发生的非蓄意失误。例如，纳税人本不应该偷税却选择了偷税，征税机关本应该稽查却因人力、财力的限制而做出不稽查的决策。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本博弈模型应当属于一个“颤抖手精炼均衡”。化简后的支付矩阵如图3所示。

可以预见，左上方的策略组合(稽查，偷税)=(sg，sl)，其中，sg=(p，l－p)：(1，0)，st：(q，l－q)：(1，0)，即[(1－r)w－r l－c，r－(1－r)f]是本模型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且为颤抖手精炼均衡解。因为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如果纳税人不偷税，那么征税机关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右下方的策略组合(不稽查，不偷税)绝对不会是该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

(三)模型的求解

根据经济学中偏导数的意义，可以求出本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

1　对纳税人预期收益的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纳税人的预期期望收益函数为：

elit=pq[r－(1－r)f]+(1－p)qr+0+0=q[r－(1－r)pf]

对上式取一阶导数，则纳税人的最优化条件为：a(eu)／aq=r－(1－r)pf=0

因此，征税机关稽查的均衡概率为：p0=r／(1－r)f  

由预期期望收益可知，当r－(1－r)pf>0，即p

从人员配备上看，中国税务系统税务稽查人员比率不到10％，税务检查概率低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有偷税行为的纳税人，有相当大一部分并未完全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予以处罚，仅仅追回了税款。此时，f=0，p0=1，而现实生活中，税务机关的检查率不可能达到100％，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纳税人将百分之百地选择偷税。

因此，纳税人选择偷税或不偷税取决于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和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力度，即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越高，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力度越大，纳税人偷税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2　对征税机关预期收益的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征税机关的预期期望收益函数为：

eug=pq[(1－r)w－rl－c]+p(1－q)(－c)+(1－p)q(－l)+0=p[(1－r)q(w+l)－c]－ql

对上式取一阶导数，则征税机关的最优化条件为：a(eu)／ap=(1－r)q(w+l)－c=0

因此，纳税人偷税的均衡概率为：q0=c，(1－r)(w+l)

由预期期望收益可知，当(1－r)q(w+l)－c>0，即q>q。时，为了使得预期收益尽可能大，征税机关应当选择p=1，即始终选择稽查作为其最优策略；当(1－r)q(w+l)－c<0，即q

从对征税机关预期收益的分析可知，q0与c成正比例关系，即税务机关稽查成本越高，纳税人偷税的概率就越大，也正是因为税收成本的制约，大部分征税机关一直存在着“重大户，轻小户”的错误观念，使得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流失更加严重。

3　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通过以上数学计算，本文得到了本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p0，q0)=[(r／(1－r)f，c／(1－r)(w+l)]。也就是说，当纳税人以概率q0选择偷税且征税机关以概率p0进行稽查时，本博弈模型刚好达到纳什均衡，并且是一个颤抖手精练的纳什均衡。

三、博弈模型的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p0，q0)，我们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来防范纳税人的偷税行为。要遏制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就必须尽可能降低q0；而征税机关所付出的成本要受到国家财政预算约束，同时，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若始终采用稽查策略，就意味着对纳税人的不信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应尽量降低p0。

由于po=r／(1－r)f，q0=c／(1－r)(w+l)，要降低po、q0的数值，必须找出能控制的自变量，通过实施适当的控制，从而达到降低p0、q。的目的。通过观察并结合现实情况，可以发现，真正可以控制的变量有f和w，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的变量有c和r，而对于r和l是很难以控制的。因此，只有合理控制f和w，尽量控制c和r，才能更好地减小p0、q0。具体包括：

1　增大f，增加偷税行为的价格，即增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从p0=r／(1－r)f可以看出，要减小p0的值，在假定r和r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只有增大f，即通过加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罚金数量，才可以有效地降低稽查概率并减少偷税行为。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力度较低，现有的法律规定很难起到对偷税行为强有力的威慑作用和制裁作用。因而，我国有必要加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提高罚款数额。

同时，我国“有关规定的灵活性太大，在执行过程中还大打折扣”。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六十三条的规定，我国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力度在50％到50倍之间，其间跨越幅度较大，而且没有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必须采用较高的处罚力度，也没有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对偷税者采用较低的处罚标准，这无形中赋予税务稽查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稽查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依据自己的偏好对不同的偷税人采用不同的处罚标准。虽然自由裁量权是行使职权所必须的，但过分的自由裁量权则容易导致权利寻租①，间接地降低偷税行为的风险。因而，要有效地防止偷税行为，除了应加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还必须限制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处罚力度、等级更为明确，消除纳税人的侥幸心理，增加罚金对偷税者产生的心里震撼力。

此外，建议对我国现行的《刑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予以修订，提高偷税罪的量刑标准，以提高对欲偷税者的警示作用和对偷税者的打击力度；对每一次偷税行为的处罚都给偷税人造成极大震慑，使得纳税人不敢偷税。

2　提高w，降低c，即适当增加征税机关的预算，在降低征税部门的稽查成本的同时，提高对征税机关有效稽查的激励。由q。=c／(1－r)(w+l)，可以看出，在假定r、l不变的前提条件下，要减小q0的值，只有按一定比例增大w的值，降低c的值。由于w是纳税人偷税且被查出能给征税机关带来的收益，所以，可以采取给稽查有功人员增发奖金等表彰奖励措施，来激发监管部门稽查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通过征税部门加强自身管理、进一步完善税收征收稽查制度、普及纳税知识以提高全民的纳税意识等途径，切实降低稽查成本。

要有效减少偷税行为，稽查概率也就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现阶段，征税机关的稽查成本有限，而且税务稽查人员所占的比重不足。面对纳税人偷税成本低且法律惩罚力度不高的环境，国家为了减少税收流失，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加大对稽查成本的投入，发展稽查队伍，提高稽查概率。但应当注意的是，稽查成本过高，将会得不偿失，甚至会刺激偷税行为。因而，我国应当根据不同情形，科学计算所应当投入的稽查成本。

3　降低r，即降低征税机关的稽查风险。从p0=r／(1-r)f和q0=c／(1－r)(w+l)可以看出，通过降低r的值，可以很好地实现同时降低q0及p0的目标。降低征税机关的稽查风险，就是提高征税机关稽查的准确率，通过稽查，使得纳税人偷税行为充分暴露。现实生活中，可以通过提高稽查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降低税收制度中存在的某些不确定性等措施，来降低稽查风险。当然，要完全消除。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实中，在努力降低稽查风险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稽查成本的升高。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在降低稽查风险和降低稽查成本之间做出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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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2C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现状

电子商务按照参与主体不同，可分为B2B（Business-to-Business）、B2C（Business-to-Customer）、C2C（Customer-to-Customer）三种交易模式。所谓C2C 网络交易是指个人对个人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即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直接在公共的网络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近年来，C2C电子商务市场发展迅猛，网络购物呈井喷式增加。然而我国目前却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C2C网络交易征税。其税收征缴存在盲区，对C2C网络交易的税收征管问题进行研究存在着现实意义。

二、C2C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的必要性

（一）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

由于减少了流通环节，又无需承担实体店铺的高昂租金和人工费，再加上税收零负担，C2C网络交易的商品定价往往低于实体店和B2B、B2C电商。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影响了传统交易市场的运营秩序，破坏了市场竞争所要求的公平环境。既然目前对传统实体店甚至是B2B、B2C电子商务均要求办理工商税务登记，依法纳税，那么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C2C网络交易也应予以征税。将C2C 网络交易纳入税收征管的范畴，对其依法征税是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要求的。

（二）符合税收的财政原则

由于互联网及计算机的普及，C2C网络交易规模日益扩大，许多个人选择通过网络进行交易，而实体店受其影响却在不断萎缩。如果继续让C2C网络交易游离于税收征管之外，越来越多的实体店或B2B、B2C电商会将自己的部分业务以C2C的名义进行经营，从而导致税源的流失，损害国家的经济实力，影响了税收财政原则的实现。将C2C网络交易纳入税收征管范围，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从而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实现。

（三）有利于规范C2C电子商务市场

随着我国C2C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这一潜力巨大且并未深挖的运营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但是C2C网络交易却因缺乏监管，其提供的产品质量良莠不齐。C2C网络交易中的侵权、售假、刷单等不道德行为屡禁不止，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网购纠纷、投诉。网上假冒伪劣产品的肆意横行，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一直为媒体和公众所诟病。对C2C网络交易进行税收征管，不仅能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还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并规范C2C电子商务市场健康发展。

三、传统税收征管手段在C2C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的困境

（一）纳税义务人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

由于C2C 交易经营的主体是个人，并不需要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交易主体。正是由于准入门槛低，C2C商家数量极多。以淘宝网为例，只要用个人身份证通过实名认证即可注册开店。实名认证的身份证只要是有效的即可，淘宝网并不会对其是否与实际经营者一致进行检验，纳税义务人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另外，由于网店经营的稳定性较差，经常会出现“ 网店易主”的情况，这也使得“实名制”管理形同虚设。

（二）缺少可靠的纸质凭证作为计税依据

C2C电子商务模式下，很少有卖家会主动提出开票。与此同时，个人买家为了享受低价产品或服务，通常也会放弃索要发票的权利。不开具发票似乎成了C2C网络交易约定俗成的习惯。除了没有发票，C2C网络交易过程中也没有合同等纸质凭证，交易双方的聊天记录即是最权威的有法律证明效力的文件，也是日后彼此维权的唯一证据。由于C2C网络交易均是无纸化的形式，电子信息又存在易虚构、易篡改等缺陷，因此交易的真实性及金额难以核实，从而导致计税依据的确定存在困难。

（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认定

C2C网络交易与传统交易不同，卖家撇开各种中间环节直接与买家建立联系，将商品通过物流方式交付买家。中间环节的缺失使得传统的代收代缴、代扣代缴机制失去了运作基础，增加了税收征管的复杂性。而且C2C卖家一般不开具纸质发票，对于订单何时确认，销货方何时发货、何时取得收入、购买方何时确认收货等时间信息往往通过电子数据的形式进行记录，而这些电子信息又容易被虚构和篡改或附有一定的加密技术，这就使得税务机关很难掌握相关交易的真实信息，从而无法合理确定纳税义务行为的发生时间和纳税期限。

（四）税收征管归属地不易确定

C2C网络交易的虚拟性，突破了传统的“经营场所”“居住地”“常设机构”等物理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虚拟空间与物理地点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没有地理位置的约束和税务登记的强制规定，仅凭C2C卖家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登记的关于经营地点或居住地等注册信息，是很难界定其真实经营地点的，这就使得税务机关无法通过确定交易地点来认定税收征管归属地，从而难以行使税收管辖权。

四、C2C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的创新措施

面对传统税收征管手段在C2C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的困境，可以尝试借助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服务技术开发应用新型纳税征管模式，顺应税收“互联网+征管”的步伐。

（一）利用大数据收集分析C2C 卖家的相关涉税信息

C2C网络交易的税源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税务部门在纳税人信息获取方面存在缺失，从而导致对纳税人的真实身份难以核实，对C2C交易模式的真伪也难以鉴别。因此，C2C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先利用大数据收集分析C2C 卖家的相关涉税信息。

1.利用大数据核实C2C 卖家的真实身份。如果能将纳税人的真实身份信息与其交易内容绑定，就可以有效控制对纳税人的税收监管控制，改善纳税人身份确定的问题。为此，应尽快建立针对自然人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纳税人识别号是由税务部门编制的唯一且终身不变、用来确认公民身份的数字代码标识。有了纳税人识别号，C2C个人网店可以用自然人纳税人的身份自行申报纳税，其纳税信息都可以在税务部门的大数据平台中进行跟踪和归集，有助于确定C2C 卖家的真实身份，从而为C2C网络交易税收征管提供了基础。

2.利用大数据鉴别C2C交易模式。为了更好地进行税收征管，必须要对C2C交易模式进行鉴别。一是将税务部门、C2C交易平台以及工商登记机构进行数据信息联网，通过税务机关的征管系统采集C2C卖家的基本数据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纳税人识别号、经营范围、店铺名称等，并将其与已经进行工商登记的类似主体进行信息比对，筛选出B2C 交易模式，要求其退出 C2C 网络交易市场。二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卖家商铺的相关信息，如是否有厂家直销、样品销售等广告字样，卖家的实际发货地点是否是企业地址等，对于可疑信息应进行稽查，并按照标准判定是否属于C2C交易模式。

3.利用大数据确定纳税主体。对于利用 C2C 交易平台处理闲置物品的个人卖家，其从事的商业活动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可以暂不纳入纳税主体的范畴。对于同时出售二手物资和新品个人卖家，可以通过界定两者的比例来确定是否需要征税。比如，对于出售的闲置二手商品占总商品的比重达到85%以上的，可认定为非营利主体，暂不需要纳税。此外，为了促进C2C网络交易这一新兴业态经济的发展，对于销售额较低的C2C个人卖家至少可以参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规定，按照月销售额是否达到30 000元判断是否需纳税。对于低于此营业额的经营主体也可暂不纳入纳税主体范畴。对于C2C卖家交易商品的类型以及月销售额的相关数据信息，税务部门可以借助C2C 交易网站的数据平台进行采集，并定期对共享信息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对比、筛选、挖掘和甄别，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迅速锁定纳税主体。

（二）利用智能化办税服务平台办理税务登记

健全的税务登记是有效进行税收征管的前提。税务机关应积极探索适应C2C电子商务特点的税务登记制度，明确将税务登记作为网络交易平台为C2C电商提供服务的前提。考虑到税务登记手续的繁简会影响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的积极性，因此，针对C2C网络交易的电子税务登记应尽量简化，保证通过网络即可办妥，即实现登记事务网络化运行。具体而言，首先，对于在C2C网络交易平台上从事经营的具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主体，可以登录统一的C2C电子税务登记平台办理税务登记。纳税义务人只要有网络和电脑就可随时提交申请，无需专门跑到税务机关去办理，省去了路途奔波和排队的困扰。其次，对于通过审核的自然人，税务机关可在线向其发放电子税务登记证。电子税务登记证不必拘泥于纸质形式，但却和传统的税务登记证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它赋予了纳税人唯一的税务登记号，纳税人可自行选择设置密码将其妥善保存。另外应注意的是，由于电子税务登记是通过网络办理的，因此在数据的上传下载方面，应注意其存储安全问题，以保护C2C 电子商务卖家的隐私。税务机关可建立一个专门的拥有密码钥匙的电子服务管理系统，或直接将C2C 电子税务登记融入相关的电子政府系统之中，防止纳税义务人的信息外泄。

（三）利用移动互联网搭建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明确计税依据

发票是经营者合法经营的重要证明，也是税务局计税的主要依据。为了合理确定C2C电商卖家的计税依据，也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对于C2C网络交易可以启用电子发票。电子发票的使用应符合C2C电子商务的特点，如果开具过于复杂，反而因噎废食，影响C2C网络交易的积极性。因此，税务机关应协同C2C网络交易平合搭建安全易行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以C2C网络交易平台作为介质，建立一套标准接口，一方面为个人卖家解决开票的技术难题，确保个人卖家只要登陆C2C网络交易平台即可通过简单操作实现开票；另一方面将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中的数据同步传递至税务机关的系统后台，实现交易数据的无缝对接。

对于每笔C2C网络交易，要求C2C电商卖家必须开具电子发票。为了防止C2C电商卖家少开票，可以把电子发票的开具和确认作为卖家收取款项的前提条件。即如果个人卖家不开具电子发票，就无法通过C2C网络平台点击发货；如果买家没有确认收到电子发票，第三方支付平台就不会将款项付至个人卖家的账户。C2C电商卖家开票后，首先，系统实时将电子发票信息传到税务机关的电子底账系统，税务机关可据此确定计税依据。然后，系统将经过税务机关备案的电子发票信息通过短信、邮件、二维码等形式通知买家，买家可以在系统上随时查验、打印相应的发票PDF文件以供日后报销、维权使用。如果买家选择不打印，则电子发票就没有任何的流转和打印成本，即便买家选择打印，也可以任选纸张，不必拘泥于发票打印机专用纸的限制，大大节约了征纳成本。启用电子发票的C2C网络交易流程如图1所示。

（四）利用云计算平台实现与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对接

大数据背景下，C2C网络交易的税收征管离不开第三方系统的数据支持。税务部门应与C2C网络交易网站、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物流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数据资源的信息共享与对接。

1. 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税款的代扣代缴。C2C模式下的买卖双方往往借助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货款的结算。鉴于C2C网络交易的这种结算方式，其税款的征收可以借助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让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在买家付款的同时，对C2C卖家进行税款的代扣代缴。第三方支付平台可在现有支付系统的基础上，加载C2C网络交易征税系统，使得代扣代缴税款成为C2C网络交易的必经环节。对于销售额超过起征点以后的每笔网上交易，系y都应按照交易的类别套用适当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经系统的支付平台代扣代缴应纳税额后，再向卖家支付货款。如果买家对交易对象不满意要求退货退款，系统的支付平台再将货款退回至买家的账户，并将C2C卖家支付的税款退回至卖家的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计税系统日常流转税征税流程如图2所示。

2.借助第三方物流管理平台确定纳税地点。C2C 网络交易的对象包括有形商品和无形劳务。对于销售无形劳务的，可以C2C卖家的税务登记地作为纳税地点。对于销售有形商品的，往往离不开物流的支持。个人网店通常把其销售的有形商品委托给某一物流公司负责运输，物件的发出地可以通过接受物件的快递公司所在地确认。利用物流在C2C网络交易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把商品的发出地作为纳税地点，相应的税款则划归至当地的税务机关。由于物流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物流管理系统，对每一笔运输业务均有详细的配送记录，只要税务部门打通与第三方物流管理平台的数据接口，就可以实现第三方物流管理平台数据的开放与共享。通过对每笔业务的物流追踪，税务机关就可以很好地实施税源监控，避免发生偷税漏税的行为。因此，加快与物流公司的进一步合作，构建高度协作的云端信息传递平台，实现物流领域的信息共享与反馈，有助于合理确定C2C 网络交易的纳税地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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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又称对策论，主要研究行为相互影响的决策主体策略选择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博弈论运用于许多领域。逐步成为普遍运用的工具。博弈论可定义为：一些个人、一些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设施，从中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博弈论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决策主体的一方行动后，参与博弈的其他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参与者为取得最佳效果应采取怎样的对策。

在税收征纳关系中，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主体，在依法征税的前提下，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纳税人作为纳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双方各自依据对方策略，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策略选择，从而形成税收征纳博弈关系。他们之间的博弈规则、博弈策略，行为选择和博弈结果会对税收征管产生显著的影响。

一、税收征纳关系的模型分析

在税收征管中征纳是一对矛盾体，征纳双方存在着对立性和竞争性。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因而税收征纳过程便构成一个合作与反合作的博弈过程。

(一)模型假设

1．博弈的参与者：参与博弈的双方是征税人和纳税人，征税人是国家及其人――税务机关，纳税人是企业法人和自然人。

2．博弈双方分别存在两种行动策略：纳税人的策略空间是诚实和不诚实，征税人的策略空间是稽查和不稽查。

3．博弈双方的收益：对纳税人进行稽查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假设征税人的稽查成本是C，并且C

(二)模型建立

我们假设博弈是静态的。对应双方的收益矩阵，括号里的第一个数字为纳税人的支付，第二个数字为征税人的支付。

在上述矩阵中，若给定征税人采取稽查策略，则纳税人的最佳选择是诚实，因为-S>-N-M-S,着纳税人的策略是诚实，则征税人的最佳策略是不稽查，因为S>S-C,若给定征税人采取不稽查策略，则纳税人的最佳选择是不诚实，因为0>-S,若纳税人不诚实，则征税人的最佳策略是稽查，因为S-C+M>0。如此循环，没有一个策略组合能构成纯策略钠什均衡。但是考虑纳税人、征税人随机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则该博弈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混合策略博弈中双方决策的一个原则是：各自选择每种策略的概率恰好使对方无机可乘，即让对方无法通过有针对性地倾向某一策略而在博弈中占上风。

税的概率就越小。

二、我国税收征管中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关系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中，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大体上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征税人与纳税人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产生的寻租行为，另一种是纳税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避开税务征管，“合法”地少纳税或不纳税。从我国的税收实践看，税收征管模式、税制的设计理念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税收博弈关系，忽视了征税人、纳税人的利益取向与行为选择，从而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突出表现在：

一是税收征管与税务稽查这两类性质不同的职能，由同一主体――税务机关承担。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权力过于集中，实际上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税务机关的监督约束能力，并导致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因此我国税务机关很多存在“疏征管”而淡化责任的问题。

二是税制设计侧重于以税收增长的多少作为评价税制、修正税制的依据，留下了税法漏洞：1，增值税、营业税同一类型的流转税并行，增值税税负偏高，营业税又按税日分项设置实行行业差别比例税率，在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情况F，容易出现税收征管漏洞。2，个人所得税采取分项定率、分项扣除、分项征收制度，增大了个人收入信息归集的难度，对工资、薪金、生产经营所得实行多级累进税率且边际税率过高，与其他类别收入的税率不协调，这些容易诱导纳税人围绕不同所得项目进行收入调整。3，税收优惠缺乏完整的预算控制制度，名目繁多，复杂烦琐，同时结构失调，缺乏明确的产业导向，这些又会引诱征税人与纳税人围绕税款的征纳而进行利益博弈。

三是税率偏高，强化了纳税人税收博弈的动机。拉弗曲线揭示税收收入与税率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一定范围内，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提高而增加，但当税率突破最佳点后，税收收入反而与税率成反向变化。因此高税率会增大纳税人博取税收利益的动机，导致税收流失。我国宏观税负2006年为18％，总体上是合适的，但这是在疏征管的前提下实现的。我国国内企业所得税，个人工薪所得税和增值税的边际税率是偏高的，分别为33％、45％和23％。另外我国近年税收收入增长中，大约50％的增长是税收征管制度造成的。这也从侧面说明，纳税人税收博弈的动机是较强的。

三、解决税收征管博弈问疆的措施

在今后的税收征管工作中，要解决纳税人和征管人之间博弈产生的问题，进一步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应当通过税收行动和税收策略正确分析双方在税收博弈过程中采取怎样的策略和行动，解决税收征管中的实际问题。

(一)正确分析纳税人群体的特征

我国纳税人群体数额多且成份复杂，有企业、公司、个体户、自然人，企业或公司义分为国有、集体、合资、私营、合伙等形式。按行业划分又分为商业、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等等。制定税收政策、执行税收政策必须要深入调查纳税人的真实情况和不同纳税人的特征，使税收立法者和税收执行者在采取行动和策略时形成政策均衡或者平衡，从而赢得良好的税收支付。

(二)广泛宣传税收知识

广泛宣传税收知识和掌握广大纳税人的纳税信息是税务部门的重要义务和职责。加强“税法”宣传力度，特别是利用典型事例开展宣传工作，使纳税人真正认识到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纳税光荣，偷、逃税可耻，并且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自觉养成依法纳税的好习惯。此外，税务制度对于解决纳税人不了解税法的问题，可以发挥作用。税务机构可以在纳税人和税收机关之间形成一种沟通信息的桥梁，它替代纳税人来处理纳税事务，并形成与税收机关之间关于税法信息的对称。

(三)提高税务机关信息获取能力

对于税收机关掌握信息不足、不准的问题，可以通过设立信息中心，建立税收信息管理系统来提高信息收集、分析、处理能力，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要拓宽信息获取渠道。税收机关不仅要通过纳税人的申报资料、税务检查收集信息，还可以通过税收机关之间通报以及群众等外部的举报等形式多渠道地获取纳税人资料信息。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加强与工商、银行部门的联网，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从而既完善了征管手段和征管监控系统，又提高了征管监控的效率。

(四)建立科学的稽查机制

纳税人违背法律和道德要求，采取偷税、逃税、骗税和抗税等违法行为获取不正当的税收支付，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堵塞税收征管的漏洞，从纳税人缴税的诸环节到建帐建制全过程，采取果断措施，建立严密的税收征管流程和规程。

(五)加大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力度

由于实行纳税申报制度，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自行申报税额进行征收，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税务稽查，对纳税人纳税申报的真实性进行检查。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存在“逃”和“抓”的混合战略的均衡。从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分析，若其实际收入越大，税务部门开展税收检查越是必要。因此提高税收稽查力度和惩罚力度是阻止纳税人逃税的有效措施。税收稽查力度越大，纳税人逃税所冒风险越大，被查处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逃税成功的可能性越小，逃税的积极性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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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的概念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非居民企业是相对于居民企业而言的，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主要包括提供劳务收取劳务费的外国企业、外国自然人(包括无国籍人)、港澳台同胞和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但已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自然人以及在我国设立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等。例如：在我国注册成立的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是我国的居民企业，蒙古国PRESTIGE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蒙古国注册成立而没有在我国注册成立或者只是在我国设立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即为非居民企业。蒙古国PRESTIGE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派设计师来为华为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供工程设计服务，蒙古国公司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这部分工程设计费在我国负有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负有法定的代扣代缴义务。依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非居民企业负有限的纳税义务，即非居民企业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收入交纳企业所得税，这些收入包括主要外国公司在中国取得的建筑安装收入、承包工程施工收入、工程设计和产品设计收入、监督管理收入、客运和货运收入、人员培训收入和技术培训收入、业务咨询收入、质量检测和质量认证收入、海洋运输收入、审计收入、广告制作收入、收入、修理修配收入、文体娱乐演出等劳务收入、出租有形资产的租金收入、出让无形资产使用权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财产(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股权等)转让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等。又例如：新加坡百胜亚洲有限公司(非居民企业)向郑州肯德基有限公司(居民企业)转让无形资产的使用权，非居民企业新加坡百胜亚洲有限公司在我国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应就其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缴纳预提所得税，郑州肯德基有限公司(居民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承担代扣代缴新加坡百胜亚洲有限公司的预提所得税的义务。

二、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1、税收协定、法律法规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由于信息掌握不及时、证据难以掌握，相关的税收协定、法律法规规定不够严密，出现一些政策漏洞，这些很容易被外国企业利用。如，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很多行为都通过互联网连接两头合作完成，如设计劳务、委托管理等，这样就很难界定该服务是否在中国境内完成，中国的属地管辖权很难得到实现。

2、税务人员对非居民税收管理工作缺乏认识。基层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对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税收管理工作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特别是在面对复杂情形时，在政策把握和理解判别上存在不足。有一个燃气公司从德国引进设备，该燃气公司对引进的设备提出了特殊需求，德国企业根据该燃气公司提出的特殊需求进行设计，该燃气公司须向德国公司支付150万美元的费用。在二者签订的设计合同中，对设计内容的使用附加了一些限制条款，这些限制条款则判定该设计属于境外劳务还是特许权使用费的关键所在。根据中德两国的税收协定，构成常设机构的必须在中国交税，不构成常设机构的，就无需在德国本国交税。协定规定构成“常设机构”的条件即德国企业在国内提供劳务时间超过183天，没有超过183天的，德国企业提供的境外劳务取得的设计费收入在我国是免税的，而如果该笔收入是特许权使用费，德国企业应就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特许权使用费在我国缴纳预提所得税，而国内的这家燃气公司则须履行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义务。基层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对费用的性质难以进行正确的判断。显然该基层国税与税务人员对非居民税收管理的政策把握和理解判别存在严重的不足，征税与否、如果征税很难界定这会造成我国税款的流失。

3、扣缴单位对非居民企业的纳税义务缺乏认识。负有法定代扣代缴义务的国内企业、团体对非居民企业的纳税义务缺乏足够的认识。基层税务机关曾经咨询过这样一个问题：非居民企业向我国企业转让一项专有技术，从我国企业取得的200000元的技术转让收入，主管税务机关是否有权征税?应如何征税?显然负有法定代扣代缴义务国内企业、团体对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税收管理等国际税收知识缺乏认识。由于我国对外开放、对外经济交流是逐步进行的，加之税务机关关于非居民的相关税收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宣传内容缺乏针对性，这使得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国内企业、团体对非居民企业在华提供的劳务服务、特许权使用费等情况是否需要在中国国内履行纳税义务缺乏了解，这不仅会造成自身的经济损失，还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根据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这会导致国内企业、团体在国际交往与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相关部门之间尚未形成管理合力。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难以形成管理合力。非居民的税收管理存在税源分散、业务复杂、耗时费力等特点。其一，在税务机关方面，对于很多涉及的单位不属于国税管辖范围，管理难度大，基层税务机关缺乏积极眭和主动性，业务较多集中在市局层面开展，造成对纳税人连续监控不够彻底，加之各级存在不同程度的等靠思想，难以实施有效管理。其二，在企业方面，税务机关在实施对非居民在我国境内提供劳务的调查过程中，部分国内企业、团体对税务机关的调查持不合作态度，除涉及对外付汇的单位外，多数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甚至出现部门干预的情形，而国内企业、团体也以政府组织为理由既不愿意提供相关的合同(或协议)，甚至不愿意接收《限期改正通知书》。其三，在社会的协税与护税方面，国税、地税、工商、教育等相关部门尚未联网，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及协调配合机制，这也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取非居民的涉税信息。

5、征纳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非居民的税收征管中，征纳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使得在非居民的税收征管过程中，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非居民对于对自身的关键涉税信息掌握着比较完备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而税务机关则无法及时、确切掌握外国企业在华提供劳务类型、来华人员的劳务实施进度、来华人员的来华服务时间、该外国企业在华

服务期间是否构成常设机构，上述信息难以取得，征税与否就很难界定，处于相对的信息劣势，也会造成国家税收利益的流失。

6、税务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不高。目前，缺乏既具备专业性很强的国际税收业务知识、外语知识、国内外财务会计知识，又懂合同、外汇、贸易和法律知识，具备国际税收专业和经历的从事非居民税收征收管理的专业人才，难以保证非居民税收管理工作及非居民税收管理的人力资源需求。因此很难达到对非居民企业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要求，对非居民企业管理工作停留在有税就征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开展非居民税收管理工作，这样致使对非居民企业监控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非居民税收管理的作用。

三、非居民税收管理的建议

1、修订相关税收协定。修订税收协定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改变非居民税收监管的不利情况。随着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很多外国企业都通过互联网完成对国内企业的服务项目，因此，符合税收协定相关规定的“常设机构”的数量会不断越少，符合税收协定相关规定的境外劳务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国家应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角度，重新修订国际规则，在制定税收协定的过程中，使相关的税收条款更具有操作性。

2、加强非居民税收知识的普及。目前，我们非居民税收管理的薄弱之一就是我国公民缺乏非居民税收知识，如果我国公民能够掌握足够的非居民税收知识，就能有效促进信息不及时、征税判断、代扣代缴等问题的解决，同时再辅以“代扣代缴手续费”以提高国内企业的代扣代缴积极性，非居民税收管理就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要做好非居民税收管理，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非居民税收管理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非居民税收管理的职业敏感性，进一步增强非居民税收管理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其次，要切实加强售付汇、代表处管理、涉外演出、预提所得税等非居民税收政策、工作特点、流程等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培训，同时结合实际案例指导税务人员掌握调查方式和技巧，增强识别和判定能力，达到有效控管跨国税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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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取各种手法来对税收完成进度加以调整

在对我国税收征管审计的研究中发现，一些基层税务征收机构因为受到主管部门的指示，通过手法的变换来对税收完成进度加以调整，导致税收审计的失真。

（二）在扣押物的处罚方面存在违规现象

很多审计部门通过低价评估查封扣押物的方式来卖给单位内部职工。这种行为不但对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而且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

（三）缺乏科学合理的税务主管

很多税务部门没有对扣押查封的资产建立台账，在拍卖款收到以后，没有和纳税人进行及时的结算，在对其进行变卖或拍卖以后抵消纳税款的余额没有及时地向被执行人进行退还；没有将款项及时入库，在税票的开具方面存在不合法性，没有监督和审核纳税人的“应交税金”是否存在真实性，这些问题对征管审计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

（四）存在违规的税收收入组织

一些审计单位为了能够有效完成税收基本任务，通过违规手段来进行操作，这样不但违反了相关规定，而且导致国家财产的大量流失。

（五）存在不实的税收会计核算

在核算审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税务部门没有对组织在各项收入征收、应征、入库、上缴、以及提退等活动中的全过程进行核算。

（六）在地方政府中存在对企业税务进行越权减免的问题

地方政府对税收政策执行进行干预的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地方政府存在对税收政策执行进行干预，甚至是越权本文由收集整理减免税等问题。

（七）仍然存在优惠政策范围任意扩大的现象

税务部门对优惠政策执行范围进行擅自扩大，或者是通过对政策进行变更和违规批准的方式进行减免税，此外，还有很多企业在纳税申报方面缺乏严格的审核，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

二、完善财政税收征管审计的有效策略

（一）强化税收的审查征收方式

对于账目健全纳税户，经核定改为定额户，并对其情况定期审查。对那些存在出入的单位则应进行进一步的延伸调查，以核实税务部门是否存在照顾关系，从而有效减少财政收入的流失。

（二）确保税收征管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税收的核算单位应对企业的欠税余额真实情况进行客观反映，并结合相关的规定进行欠税登记薄的设置，按照经批准缓征、以前年度陈欠等原因进行分析和登记。并对每月欠缴税进行明细表制定和详细的分析说明，将其随表上报；同时应结合国家规定的核算制度基本要求进行会计日的设置，对实际经济业务事项进行科学的核算，对税收资金及其运动过程进行系统、正确、科学的反映。只有将核算水平进行有效的提升，才能确保征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三）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条件和环境

在对各项税种收入、税收收入总量增减变化、相关经济指标之间关系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应找出对税收变化产生影响的政策、经济水平、征管等因素，并协助当地政府进行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以进一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将传统的财政收入状况进行改变，确保税收的稳定性。只有具有良好的税收征管条件和环境，才能提高税收征管的有效性。

（四）进一步加强资源的战略利用

在审计工作中，国家机关应充分发挥引导社会舆论以及协同的积极作用，把审计机构和纪检监察部门等相关的案件线索进行传递和配合协调。当前应实行审计政务的公开，确保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以及群众监督之间的有效配合，以确保经济监督职能得到更好的履行。同时，还可以对民间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果进行充分利用，以避免出现重复审计的情况。内部审计因为拥有足够的审计优势和资源，所以能够帮助政府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在审计人才的合理配置、开发培训、考评制度方面也可以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科学做法进行借鉴。只有有效利用资源，才能提高税收征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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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4(C)-0270-02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行业逐渐成为地方税收增收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建筑施工企业税收征管中的盲点和薄弱环节也随之出现,给税收征管增添了许多难点。作为地方税收的重点管理对象,在税收计划任务与实际税源相互背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依靠强化征管增加收入的功能显得特别重要。

一、建筑施工企业的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建筑业征收营业税,有失税收公平

1994年的税制改革分别确定了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两税平行征收,互不交叉。增值税主要在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环节发挥作用,相当一部分第三产业没有纳入其课征范围,而是划入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对建筑业征收营业税,不仅限制了增值税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营业税课征范围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

1、建筑业购入的原材料,基本都是从增值税纳税人手中取得的。由于对建筑业课征营业税,这就使得原材料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税得不到抵扣,而要全额缴纳营业税,破坏了增值税环环相扣的完整性,其内在制约机制被明显削弱。

2、建筑业中的安装、装饰、修缮劳务与增值税中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经营性质相似,但适用税种不同,税负相差悬殊。以安装业和加工业为例进行对比,若安装企业不将所安装设备的价值作为安装工程产值,收取安装费1000元,按建筑安装业适用税率3%计算,则应征营业税为30元;而提供加工劳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若收取加工费1000元(不含税价),以耗用辅助材料200元计算,应征增值税为136(1000×17%-200×17%=136)元,安装企业负担的税收不及加工企业的零头。

(二)建筑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也加大了企业所得税征收难度

建筑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有查账征收、核定征收两种方式,每一纳税年度初,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各企业上一年度的账簿设置、会计财务核算和纳税义务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审核、考评,依此确定各企业当年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正因为如此,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的认定每年成为各建筑施工企业关注的焦点。现行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认定依据的各项考核指标过于笼统单一,缺乏可比性和操作性,使认定的可信度与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纳税人的质疑,也加大了企业所得税征收难度。

建筑施工企业的施工成本、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是认定纳税征收方式必须考虑的因素。各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度,结合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状况和核算目标要求,对各种核算办法进行综合对比后选取有利于本企业的会计核算办法,虽然所选取的会计核算方法正确合法,但这种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核算方式,导致了实行查账征收企业的施工成本、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比率各不相同,会计核算的差异也是产生税负不公的因素。

(三)建设项目控管难度大,纳税人税法意识不强

部分建设单位业主,特别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市镇工程,业主索票意识淡薄,工程结算大都使用财政收据或自印收款收据,不向承建施工企业索要建筑业发票;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实行核定征收所得税的企业,采取“单包”或自建房产的,不要票的现象在不少企业存在。另一方面,建筑安装企业大都异地承包施工,税务机关对建设工程项目立项、中标情况不明,工程开工、进度情况难以掌握,新征管法规定的报验登记管理,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外出经营和外地企业在本地发生应税行为进行税收管理的有效手段。在实际征管中,报验登记管理流于形式,本地企业发生外出经营活动,积极主动按规定申请开据《外出税收经营管理活动证明》,工程完结后,回到主管地税务机关便不再履行登记管理;外地企业到本地施工,如果税务机关管理缺位,纳税人也不到应税行为发生地税务机关进行报验登记,经营活动结束后,纳税人欠税、偷税很可能再也无法追回了。此外税款申报缴纳也极不规范,一些企业长期只申报不缴纳税款,或者只缴纳税款不进行纳税申报,依法纳税并未体现。

(四)税务部门缺乏科学有效的征管机制

建筑业统一发票的领取、开具是实现“以票控税”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征管效率的重要途径。从实际征管效果看,企业根据自身财务核算目标确认收入、开具发票导致应税收入的确认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认不符;由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企业所得税是否随票征收是征纳的双方争执的焦点,也是税收征管漏洞产生的根源之一。税务机关对建筑业发票的内部管理也存在漏洞,发票的交验与税款的征收相互稽核不到位,缺乏相互的印证,漏征了核定征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

税务部门将征管质量考核日常化,粗放型的认定征收方式、企业财务核算的随意性选择、报验登记管理的漏洞和纳税申报的不规范都说明目前的日管工作中“重收入、轻管理”的思想还很严重,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衡量税收征管的唯一标尺,而大量繁杂的基础征管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税收征管制度基本健全,但内容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约束制度是改变我们目前建筑企业征管现状的突破口。

二、建筑施工企业的税收征管改进建议

(一)将营业税中的建筑业划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增值税的覆盖面偏窄,使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增值税与营业税分别由国税机关、地税机关征收,大大增加了征管成本和纳税人的奉行费用。因此,笔者建议将营业税中的建筑业划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考虑到营业税已成为地方税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为弥补地方政府的这一部分税收收入损失,可以采用提高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办法支持地方财政。

(二)科学的认定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加强税源监控

建立一套实用的规范化评价体系,是进行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认定的重要途径,也是消除人为因素的重要举措。结合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方面建立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评价体系:(1)分析各企业的应税所得率将其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2)加强纳税履行义务的考核,着重加强对纳税申报、税款缴纳、报验登记的考核;(3)从企业所得税汇算和稽查的角度,考核企业的收入、成本费用核算情况;(4)结合地域经济的特点及纳税信用评定等级管理办法,制定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认定预警值。将相关考核指标与预警值进行对比,只要任何一项指标低于预警制,则意味着该企业财务核算及履行纳税义务情况异常,从而彻底改变现有粗放型、主观认定随意性的不足,在科学公平的评定体系面前真正使纳税人感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履行纳税义务不同,享受的税收待遇则不同。

(三)辅导宣传税法知识,逐步规范企业财务核算办法

税务征管部门的征管水平和纳税人财务管理水平高低,是决定税收征管质量的内外因素。税务机关应在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的同时,积极培养纳税人的税收法律意识,提高其财务核算水平。针对建筑施工企业的纳税现状,采取辅导培训日常化与个别宣传辅导相结合,典型实例警示教育宣传与专题辅导培训相结合,多渠道、多角度使纳税人了解税收法律、法规及财务会计核算办法。针对建筑施工企业随意选择会计核算办法进行财务核算的现状,税务主管部门应在充分调研取证的基础上,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制定符合区域经济实情的、规范化的财务核算指导办法,逐步实现企业财务核算的统一化和规范化。

(四)建立科学的税收征管制度

1、由税务机关统一代开发票。依据对建筑业发票的管理现状分析,结合地域经济特点,实行税务机关统一代开发票是实现建筑施工企业“以票控税”的有效措施。各建筑施工企业发生应税行为,直接到税务机关开具发票,并按规定依法申报缴纳税款,可将建筑施工企业按月申报改为按次申报与按月申报相结合的管理办法,次月初,各税收管理员将上月相关会计科目中应税所得额与企业开票缴纳税款情况进行稽核,及时查漏补缺,发现征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通过税收管理员巡查制度,强化对涉税会计科目的监控。对建筑施工企业,应在重视日常项目监管的基础上,将巡查活动延深到对各企业收入费用及往来会计科目的监控。因为目前部分建筑施工企业采取向建设方预借工程款,作为借款事项进行财务处理;有的企业将取得的工程款记入各类往来性会计科目,不进行收入核算,同时加大“工程施工”科目的发生额,使收入与费用的接转不匹配,人为性调节会计利润。对以上情况应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短期借款”及“工程施工”科目的监控,对以上会计核算科目实行动态监控,严防企业推迟缴纳或偷漏各种税款。

3、建立电子征管综合档案。“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商业中心并非位于某一特定地域,而是存在于逐渐为人所知的电子空间中”税收征管也应与时俱进,建立企业综合电子档案,将各企业的基本概况、日常纳税情况及各税收管理员巡查活动,逐月记入电子档案,作为对企业纳税情况的综合评价和对税收征管日常考核的标准,同时建立建筑业发票开具与纳税情况电子稽核档案,对税务机关开具的建筑业发票按票号、工程项目、开具日期及金额逐月逐企业登记,并记录完税证明及金额,次月由票证管理人员逐票进行复核稽查,确定票证是否相符,票款是否相等,使发票管理更加规范,也使税收征管工作由对企业外部检查转变为税务部门内部自我检查。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梁鑫(1972― ),男,陕西省永寿县人,陕西科技大学,工程师。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