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研究综述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护理干预 ；养老院；生活质量

据全国老年办消息，到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6亿，占总人口数的12%，到2020年将达到2.48亿，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总数为4.37亿[1]。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国已进入老年社会。养老院已成为目前大多老年人的归宿。但目前养老院缺乏专业人员对老年人进行系统的护理干预，本文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养老院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提高其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调查是在常德地区3家养老院老年人的健康档案中，采取整群抽样方法，抽取120例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年龄结构为60～9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8.45±21.21）岁。其中60～70岁老年人60人（50.00%），71～80岁56人（46.67%），81～90岁4人（3.33%）；男58人，女62人。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意识清楚，有阅读能力或可用语言表达，与调查人员沟通无障碍；3、排除精神障碍、认识障碍、重症及疾病终末期患者

1.2方法

1.2.1干预方法

研究人员通过与老人的交谈、沟通，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说明干预的目的，评估包括老人的一般资料、健康行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状态，、功能独立程度，评估结束后，发给健康手册。

1.2.1.1干预组

安排经过培训的1名医生和2名护理人员进行集中和针对性干预。内容包括（1）心理护理帮助老人建立情绪宣泄渠道，用积极的情绪引导老人建立平衡的心理状态；采用放松疗法，对有心理问题的，联系心理医生，给予治疗。（2）健康行为干预 告知老年人不良健康行为的威胁和危害性，鼓励老人建立健康行为，如按时进餐，保持适当的体重，每天6小时以上睡眠。戒烟、戒酒。指导养老院按规范制定食谱。对于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特殊疾病的患者应有针对性的食谱。制定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包括运动项目、运动时间、运动量等。定期评估效果。（3）日常生活能力训练 对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老人进行训练，包括穿衣、进食、如厕、沐浴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进行康复训练。（4）慢性病管理 指导按时服药，必要时作好药物标记。强调服药的注意事项及不良反应。第1月每1周1次，第2-6月每2周1次，第6-12月每1月1次。同时发给健康管理手册。

1.2.1.2对照组

只发健康管理手册，由养老院护理人员提供生活照顾及定期培训指导。

1.2.2评价指标

1.2.2.1健康行为评价健康行为评价[2]主要包括：经常吃早餐，饮食规律，保持适当体重、适当睡眠，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不饮酒、不抽烟。

1.2.2.2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该量表[3]程度分为四级：完全自理、有些困难、需要帮助、完全不能自理，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自理能力下降越明显。

1.2.2.3心理功能评定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作为老人的心理功能评定指标。包括20个条目，每一条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的症状，反映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精神运动和抑郁的心理障碍。每个条目均按1-4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

1.2.2.4功能独立性康复程度评估 包括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两部分，共16个小项 [3]运动功能包括：吃饭、洗澡、穿衣、排便等。认知功能包括：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社会交流、记忆力。程度分为6级，按独立完成、部分独立、需要督促、一些帮助、很大帮助、完全帮助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独立程度越差。

1.2.3资料收集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2名护士进行资料收集，强调收集前先和研究对象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良好关系并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说明干预的目的，要求。当场发卷当场回收。

在干预前及干预12个月时各发放问卷1次。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100%。

1.3数据处理

篇2

明末清初政教关系走向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转移

运河城市的空间形态与职能扩张——以明清时期的临清为个案

明代后期两京保甲制实施研究

威廉·布拉顿治理纽约城市犯罪:背景、策略及影响

武汉沦陷时期的卫生行政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

抗战前天津反日运动群体探析

近代广西城镇商业发展的量化考察——以桂林大圩镇为例

运作、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天津的小本借贷处

1927年天津协和贸易案及清理诉讼经过

抗战时期天津的内河航运业

600年来永定河流域“京津张大”腹地环境变迁

日侨街区与青岛的空间去殖民化(19141937)

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灾害时空分布规律

电影院与沦陷时期的京津社会

阶层、性别与表演——文明戏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变迁

沦陷时期的天津律师执业活动

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贫民社会网络探析

阿姆斯特丹旅馆的贸易、交通和仓储

韩国新世纪以来天津研究的审视与思考

口述史在新城市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述论

中国城市史研究高端峰会研究综述

“路径选择与商帮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三届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天津城厢形势全图》与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图

清代西江流域城镇商业的量化分析——以平乐镇为个案的考察

近三十年来东北城市史研究评述

地名与日常生活的政治——以福州历史上的地名兴替为中心

公共空间与民国上海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活建构(1927～1937)

清代柳条边外城镇火灾研究——以满文档案为中心

政治性、日常性与现代性:民国苏州公园与城市生活

成都皮影戏的城市记忆与想象——兼论皮影戏的生存空间问题

近代大连城市多元文化特征及其影响

在城市发现宗教:对中国城市宗教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动人的故事:中国通商口岸的纪念与遗产

战争、灾难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国城市史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接地气”:关于城市大众历史书写的思考——首届“中国国家历史”创意写作高级研修班研修综述

“第三届中国世界城市史论坛——城市化语境下的城市与乡村”会议综述

从殖民港口到社会主义大都市:帝国遗产和“新大连”的崛起

深入日常生活研究推动学术共同体形成——“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会议述评

“明清以来华北区域市场的演变”工作会议暨座谈会综述

群贤齐聚,共话北洋——“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外侨与中国口岸城市——“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重新思考:中国城市史研究——“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都市研究”高级研修班综述

篇3

[10]张朝枝，保继刚. 美国与日本世界遗产地管理案例比较与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5（4）.

[11]Brohman J.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1）.

[12]石金莲，崔越，黄先开.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对北京的启示[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5）.

[13]李经龙，詹染，王亚茹. 美国国家游径系统建设的经验及其启示[J]. 旅游世界・旅游发展研究，2015（2）.

[14]张鸿雁.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篇4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农村，新型的合作型经济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从刚刚出现开始，农村合作经济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出现了农村出现了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相互交错的格局。在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下，如何构建农村经济的崭新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各地农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一直以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然后因为农村资源相对较少，交通相对来说还比较闭塞，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乡村工业发展缓慢，在农村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乡镇企业，即使有几家比较有规模的生产型工厂，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为主，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低。农村的土地分别掌握在农户手中，田地也因此划分各自的单元。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型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乡镇企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管理无序，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分散生产，各扫门前雪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

二、“三区联合”模式在新型农村经济中的意义综述

“三区联合”的概念，是国家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来说“三区联合”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区、农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高效的联动治理的模式。以农业区的生产资料来为工业区的生产提供保障，以工业区的产品来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区的先进管理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传统工业已近于饱和，这种过饱和的状态，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环境污染之外（如雾霾天，污水），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农村中竟然出现了农田荒芜的现象。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形势下，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提倡在农村中建立农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构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合乡并镇”的举措。农民的居住区被渐渐集中，而农业区渐渐连接成片，这些都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并为农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探索出了农村居住社区、农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工业园区统筹联动的“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治理模式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1、多元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了

在过去，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很简单，乡镇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农村，过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对政治方面的治理。基本不涉及乡村经济的概念。而在新型农村经济的“三区联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侧重于农村人口居住区的管理，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乡镇政府村支部更象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其工作重心在逐渐的向发展经济转移。

2、乡村经济的管理权利和资源配置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经济的管理中，政府部门对乡村的的管理权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对境内的组织以及资源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而乡村的资源客观上却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点，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乡政村治”的理念。实质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当前“三区联动”模式下的乡村经济管理权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立体调动和分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机制由以往的单核心向多核心进化，强调了基础村组织在农村合作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适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更适于对境内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的综合治理。

3、着眼于农村型工业区建立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巨大的，虽然我国的农业是第一产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成型的工业区构建。新型的“三区联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工业区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强调。更加注重于农村经济中，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立体管理。将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构建成一个有机经济体。

4、“三区联动”模式格外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则

篇5

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研究

论转型乡土社会的司法策略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本质

法律评价社会面向的哲学思考

法律惩治道德越轨者之意义探究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问题探析

司法沟通的语境、修辞与转换

调解考核制度的设计与功能悖论

A市B县检察院抗诉案件调查与反思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综述

论反垄断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宪法性地位

公开民事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识别与保护

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关于加强整治新建城区社会治安的调研报告

司法受众之心理维度与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径

论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构建

正义理念在中国传统儒学法文化的表达及其价值

纠纷解决的城乡差异——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法律社会学解读

关于法律必须被信仰的问题——兼评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评析——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

司法如何保护婚姻——基于离婚案件二次现象的分析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羁押执行交付问题研究

转型之惑与实践之学——评李瑜青教授《法律社会学教程》一书

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对象剖析与技术改革——传播学视阈下的司法公开方法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与区域经验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价值冲突与预设——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司法近代转向与现代国家寻找——评《帝国枢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转向》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律师职业主义变革——评《律师、国家与市场》

冲突理论的脉络及其当代法治启示——基于冲突理论脉络展开的考察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结合N市检察队伍现状进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对接——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兼评高其才教授的《法社会学》

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读周大伟先生《法治的细节》一书有感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中结案考核及其悖论——以J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例

法律与文化互动的三点思考——以传统儒学与中国法治建设关系为切入点

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与人民法院形象塑造——关于人民法院社会形象的调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众认同的心理解码与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传实践的实证分析

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与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会调查的分析

转型时期制度适用困境:原因、对策及反思——以对小城地沟油问题的讨论为例

积极探索实践护航自贸试验——人民法院为自贸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述评

由西向东、由理论迈向实践——评汤唯《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

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当代法治发展与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篇6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时期，要理解当今社会的深刻变革，首当其冲应该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要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社会关系的嬗变无疑是最基本的视角。同时，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的井然有序和和谐发展，仅仅重视基础设施和物质层面的改善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乡村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说，考察研究乡村社会关系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会关系的定义

在村民的日常实践活动中，个体所能涉及到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次：村民与村民之间交往所形成的关系；村民与组织（村委会、基层政权）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村民个人所属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韦伯认为“社会关系”是“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若干人之间相互调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为”；青井和夫将其定义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互动的模式相结合，形成一个功能性单位”；本文中“社会关系”的释义参照贺雪峰关于“村庄社会关联”的定义：“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就构成了村庄社会关联，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者也曾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中国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认为村庄并非是封闭性的，总是以各种各样形式和外界发生联系；韦伯则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伪能力较强的村庄联合体；黄宗智认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是一个关系紧密且封闭的关系共同体，因为乡村有着高度的自给自足性；施坚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乡村的乡镇集市贸易，认为中国农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并不在村庄，而在基层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框架内，认为村庄共同体中农民有着社会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观念意识，并会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塞缪尔，波普金则有着跟斯科特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村庄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村民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搁置集体利益，而奉行个人利益至上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也即“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之争。对于中国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日本学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争。平野通过考察村落传统的祭祀仪式、集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等活动认为，庙就是村落共同体的表征；戒能通过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认为村民和村民之间、村民和村落之间的关系非常疏散，从而否认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存在。

以上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可取之处，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不应该单纯的从“经济的”或是“政治的”视角，而应该以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本土社会，这样才会使研究结果更具精确性和适用性。

三、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就开始重视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探讨，因为了解乡村社会关系的概况和发展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乡村组织的运行和农民的行动逻辑。其中，对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视角：

（一）传统的文化和心理视角

传统的文化视角以中国儒家价值取向为基础，作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起源。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倾向，因其深刻的解释力度一直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过程缺少实证数据资料的支撑和动态意识，导致对当今乡村社会关系的解释力减弱。典型的代表就是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关系本位”论、林耀华的“关系均衡”论等。特别是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概括，对后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孙立平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进行分配的，而建国后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差序格局’的变动；”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翟学伟的“缘、情、伦”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模式；陈俊杰、陈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伦理、情感、利益”的三维建构等，都是对差序格局模式的补充。

（二）变迁中的结构视角

从结构视角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把整个乡村社会内部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它属于宏观或是中观层次，其中最能体现这个分析视角的是对中国家族和宗族组织的研究。宗族组织的研究假设是传统的“皇权不下乡”思想，认为整个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同体，村民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可以得到情感、生产和生活上的全部满足。“乡绅阶层”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农村“士绅阶层”不仅是乡村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关系的调节者，是农村社会和国家政权互动的缓冲地带，孔飞力的“士绅统治”和黄宗智的“第三领域”反映的就是中国传统农村士绅的力量。

自中国社会学重振以来，农村的家族或宗族组织就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却没有随着现代因素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而式微，相反，许多学者在研究近年来的农村宗族问题时，却发现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在农村有复兴的趋势。王沪宁从功能主义视角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杨善华、刘小京从变迁的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农村宗族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贺雪峰、全志辉从社区记忆的层面分析了村庄中国家、村级政权和村民三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肖唐镖则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家族的各项功能。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随着宗族的复兴，不少学者开始挖掘农村家族在乡村治理中和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对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乡村社会关系网的窗口。

（三）日渐流行的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视角

相对于文化和结构视角，运用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专门研究乡村社会的视角还比较新，研究成果也比较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不同阶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公司企业等组织的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其中，专门对农村关系进行考察的有：张文宏对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胡荣运用普特南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林聚任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的“明流”特点；也有学者研究了关系与信任在农村社会的地下“”蔓延中的运作逻辑，邓燕华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关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规则，关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结语

长久以来，学者都视中国乡村为一个村落共同体，在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所做的对比分析中，共同体内亲属、乡邻和朋友的交往原则是情感、认同和依恋；而社会中成员的交往原则则为理性、功利和弱认同。显然，村民的社会关系状况深受所处的共同体结构的影响，然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村民之间的互动也在重塑和改变着乡村共同体的结构和内容。村民对原有乡村共同体的认同已经逐渐弱化，功利主义不断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情感，因此不少学者预测乡村发展的终点将是城市化，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人际交往最终将成为城市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特征在乡村的复制。然而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邻里、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集体利益都是在短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的，这些村庄特征仍然将日益个体化的村民联结在一起。村民仍然对乡村共同体有着最原始的认同，这可以解释，虽然村民间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断增强，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满乡土气息的人情味。这种充满人情味人际关系的存在也就决定了村庄变革的未来绝不是简单的对城市的复制，而是带有自己独特之处的乡村秩序的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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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已成为乡村个体化的需求，乡村个体化也为农村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机会，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必须结合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个体化的出现对中国农村宗教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乡村的个体化形成推动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本文就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的问题进行以下研究。

一、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现状

（一）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随着宗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世俗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日益严重，当代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不能仅通过宗教本身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中追寻答案，不能单一从宗教本身性质方面进行探讨，更不能否定宗教本身特点的重要性，将视线拓展到社会中，综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促进了农村宗教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现状。

（二）以基督教为主要的

在农民生活的流动性为农村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的前提下，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根据基督教本身的特点而言，基督教组织性极强，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增强了信徒的归属感，其独特的管理体系，提升了教会信徒的凝聚力，并通过极强的传播性从而够成了这个庞大的组织。在其教会内部，信徒相亲友爱、团结互助，富有极强的归属感。乡村个体化在促进基督教发展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基督教自身的特点与农村个体化的融合，为基督教契合个体化农村社会需要创造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农村大多选择基督教为重要。

（三）多种并存现象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较为多样化，基督教、家庭教会、三自教会等遍布城乡社会，通过其组织结构的严密与完善的管理体系，促使的传播更加广泛，进而形成了巨大的组织机构。近年来，为给行动不便、年老体衰的信徒提供方便，许多农村地区频繁的出现家庭教会现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集会的形式，通过互助的方法使人舒缓愁闷、焦虑的心情，家庭教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徒的日常生活需要。使每位信徒有着共同的信仰与理念，借助精神理念使集体更加团结，随着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多种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

（一）个体化与基督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的基督教在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在个体化之前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广泛推广，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理念得以改变，农民逐渐了解的自由性，由排斥转变为认可。个体化的出现，在改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将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加强农民选择自由的意识，由于农民在信仰上逐渐实现自由化、多元化，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从社会角度分析，个体化便是造成基督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个体化与新兴宗教的关系

中国农村的宗教主要属于分散性宗教，当代社会逐渐趋于个体化，中国原有传统的理念以逐渐消散，在此时期，的自由性得以实现，新兴宗教成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宗教之间的竞争当中，基督教在农村宗教市场占据强有力地位，在众多新兴的宗教中，基督教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在个体化的村庄里新兴宗教得以崛起。这些新兴宗教的传播，历史关联性极强，个体化的出现为新兴宗教提供转变的契机。

（三）个体化与农村宗教组织的关系

农村宗教组织的发展依赖于个体化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教组织在农村体系中并不被看好，农村居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其发展状况十分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得到巨大改变，农民的思想逐渐开放，乡村体系个体化之后，人们不再干涉他人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主要靠各个阶层的领导解决问题，进入个体化后，农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个体化将意味着传统意识的消失，使人在行动上得以自由，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教组织发展的必要因素。

三、结语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经历了及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农村实现个体化发展，为宗教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宗教的迅速发展，农民应保持理性对待，尊重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信仰，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通过了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与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结论：个体化的存在促进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晓荣.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12（02）：155-159.

篇8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一、引言

美国教授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如果一项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最终将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1]。该理论通常被用于分析与公共资源使用相关的现象和行为。Healy率先在旅游研究中引入公共资源概念，以瑞士高山草原为例，分析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过度利用所导致的与Hardin所提出的“公地悲剧”相似的结果，Healy的研究打开国内外对旅游资源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是世界古代旅游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旅游的认识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深入本质。[2]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盲目粗放式的开发利用造成的“公地悲剧”给资源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从“公地悲剧”视角出发，探讨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资源开发中“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

(一)旅游资源的属性

旅游资源的属性是其开发过程中“公共地悲剧” 产生的深层原因。它们既不像公共物品那样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也不像私人物品那样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池静[3]认为，旅游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使得旅游资源开发具有负外部性和强烈的责任规避与搭便车现象，导致了资源利用无度以及公共秩序混沌失序。旅游资源不仅是当地居民或政府的，更应该是全人类共同拥有和继承的。它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的稀有公共资源。因此，保护和保存是第一位的，且开发利用应该是可持续的。

(二)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

旅游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其产权难以确定，我国旅游资源在产权上属于国家或集体，这种产权归属看似明晰，但实际运用中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关系模糊混淆。旅游资源作为公共物品，所有权在国家，管理权由各级旅游职能部门代为执行，而开发权又被委托或承包给相关企业或私人。章尚正[4]对旅游资源开发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认为产权模糊引起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交叉管理，多头管理使得各部门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利用利益分配不均，无法统一，这样势必造成过度开发，导致“公地悲剧”的产生。

(三)缺乏有效合理的保障机制

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制复杂，现行制度对处理旅游资源的公共物品性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外部性缺乏统一的宏观规划、监督体制以及有效的法制保障。田喜洲等[5]将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制度原因归结为三方面：缺乏处理旅游开发外部性和生态环境公共性的制度安排，国家对景区的宏观管理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保护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此外，不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监督措施也难以保障旅游资源开发的适度性和整体性。

(四)旅游资源开发“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利用博弈论模型对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行为进行分析，寻求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方案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黄金火等[6]从旅游者角度对我国旅游景区资源过度使用问题进行了博弈论分析，提出旅游经营向免费方式转型的可行性。张铁成[7]通过分析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关系，寻求两者之间在资源保护中的纳什均衡。对旅游资源开发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旨在寻求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相互协作，同谋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三、规避旅游资源开发的“公地悲剧”

对于“公地悲剧”的治理，学界一般认为有三种方式即中央集权制度，彻底私有化，及居于前二者之间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针对公共物品的产权界定方式，具体到旅游资源，国内学者除了研究政府作为，也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量化讨论。

(一)宏观管理体系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政府是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政府作为宏观社会管理者的作用不可缺少。王辉[8]认为要有效解决“公地悲剧”问题，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进行舆论引导，强化法制管理。陆宇荣[9]提出建立四个体系：法律政策体系、规制体系、资金体系和协调体系。制度安排也是开发和保护好旅游资源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制度可以解决旅游资源中企业经营权限与行政机构管理权限等问题，有助于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陈洁[10]提出了分别在地方政府、外来投资者、集体组织等三方主导模式下的解决办法。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借助一系列的政策、法律、道德干预等手段调控的同时，应该考虑市场导向与机制，旅游市场供需状况，以提高旅游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旅游地环境容量

许多旅游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很低，一旦开发过度，是很难回到之前的自然状态，这在客观上要求旅游资源开发者必须充分考虑开发规划后将会引起的环境效应，将各项指标控制在该旅游地的环境容量之内。李春茂[11]运用经验量测法、理论推测法构建了自然旅游、旅游空间以及社会旅游的环境容量的测量公式。戴学军[12]运用旅游环境风险评价和帕累托最适度方法建立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公式。李艳娜[13]、孙玉军[14]分别对九寨沟、海南五指山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实证研究。 旅游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难以制定统一的旅游环境容量的测定标准。目前大部分研究是针对某一旅游资源进行的环境容量个案调查和分析，进行定性与定量计算，且采用的方法多趋同，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环境容量体系构建以及量化仍较为困难。

四、结语

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典型冲突就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对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在现有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的基本发展模式下，缓解矛盾比清除矛盾更具现实意义。要实现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平衡，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由于旅游业及旅游学科本身的复杂性，发展不成熟性，交叉性与边缘性等特征，使得目前的理论研究仍是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将理论研究的外延扩大，深入不同学科领域，例如环境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此外，旅游资源开发“公地悲剧”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旅游资源管理体制，特别是产权制度的界定与改革。既不能盲目借鉴国外经验，也不能随便套用其他行业的管理制度，这就需要不断的发掘和尝试适合中国旅游业发展现状的切入点进行深入探讨。

(二)如何平衡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方法研究尤为迫切，旅游资源本身具有明显的多样性，随着旅游需求的转变，对旅游资源的分类也越加精细复杂。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不能笼统的用一样的标准，应将旅游资源更加细化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特性，进行深入剖析。

参考文献：

[1]Hardin 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62:1243-1248.

[2]沈长智.旅游的本源义探析[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06).

[3]池静.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6.

[4]章尚正.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的制衡机制失衡与政府规制优化[J].游科学刊,2009(10):1-7.

[5]田喜洲,蒲勇健.我国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原因分析[J].生态经济,2006(6).

[6]黄金火,陈秀琼.我国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悲剧的博弈论探讨[J].资源科学,2005(9):180-186.

[7]张铁成,胡青云.旅游资源公地悲剧现象的博弈分析[J].旅游市场,2009(2):84-86.

[8]王辉.发展乡村旅游的“公地悲剧”问题及对策[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27):107-109.

[9]陆宇荣.公地悲剧治理视角下中国世界遗产地的治理――以武陵源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09.

[10]陈洁.从资源产权角度解读“公地悲剧”――以乡村旅游资源为例[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1):16-19.

[11]李春茂,胡笃冰.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确定与量测[J].林业建设,2000(5):21-15.

篇9

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依据帕森斯社会行动结构理论,任何社会行动背后都有一套支撑该行动的意义体系,理性就是赋予行动意义的能力。在西方,人们对理性有着不同的解释。而最经典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另一种是社会学家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解释。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将人看做是利益的追逐者,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而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理解为手段理性和目标理性。当我们在说工具理性时,是指人在理性算计角度去促成行动,达成预期的目标,而价值理性是在终极信仰层面上而言的。当科学的信仰渐渐挤占与取代人们的,人们开始“祛魅”之时,这就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

〔2〕贺雪峰:“当代中国农村的价值之变”,未刊稿,2009。

〔3〕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载《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4〕陈柏峰:《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皖北李圩村调查》,《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5〕杨华、范方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老年人自杀》,载《开放时代》2009年5期。

〔6〕刘燕舞:《自杀秩序及其社会基础》,《现代中国研究》(日本)总第25号,2009。

〔7〕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

〔8〕王会:《传统市场与川西平原的善治》,工作论文,2008。

〔9〕王习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四川罗江县井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

〔11〕梁漱溟指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并将集团生活确定为三个标准,详见《中国文化要义》第65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而我们所考察的川西、南漳等地缘性村落符合这些标准。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价值理性的一个体现。

贺雪峰教授在他的《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素描》〔1〕(简称《乡村社会关键词》)提出的农民的理性化进程与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的理性,既有韦伯所说的两个层面的理性的含义,更是对当前中国农民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变迁的本土化的解读。这种本土化的解读是和村庄内部的小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贺氏是在中国农村遭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之下来阐释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

最近十年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的核心或关键是农村社会的快速理性化”。理性化的进程并没终结,还在快速进行。贺氏将农民理性化的表现主要概括为人际关系的理性化、人生态度的理性化、人生目标的理性化和权威的理性化四个方面。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既指家庭关系的理性化,又指村庄层面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而人生态度和人生目标的理性化主要是指个人的理性化,权威的理性化是指村庄层面的理性化。因此,贺氏所提的农民的理性化其实是从个体层面,再到家庭层面,最后到村庄层面的一个横向与纵向一体,个体与整体同步进行的理性化过程。个体的理性化就是个体对于行动意义阐释的变化,而整体的理性化就表现出村落生活意义体系的变化。

一、个体理性化

――从“操心”到及时行乐

从个体层面来讲,农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人生态度的理性化和人生目标的理性化。贺氏主要以湖北京山地区农民的生活态度为例说明了农民生活态度的理性化和实用性特点。京山地区的农民和川西平原的农民一样,不讲究面子上的竞争,而是注重生活的享受。他们没有长远的人生预期和打算,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人生态度。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了他们的生活。因此,这里的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个体的实际利益。

传统的中国农民将传宗接代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传宗接代是他们的本体性价值。正是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将“有限的个体生命加入到无限的世代延续中的努力”构成了整个人一生的内在价值基础。传宗接代的具体努力就是为子女“操心”。而在京山地区和川西平原的农民看来,男女平等。他们没有非要生一个儿子的想法。对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的追求已经让位于对个人生活享受的追求。农民的意义世界已不再是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观念,而是现代的消费主义观念与享乐。

这里的农民将科学和迷信划分得很清楚,“不信鬼,不信神,只信科学”。这里的农民认为他们是比较进步的,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是当地人的“富足而现代,开放而文明,讲求平等,相信科学”的面孔。而同时,京山人还有另一副面孔,这副面孔是在“现代性因素以压倒性优势和政治正确进入到传统中国村庄”,农村传统消失和农民本体性价值倒塌之后农民生活和村庄生活出现的各种乱象与失序。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婚丧仪式中的恶搞。“在丧事上跳脱衣舞已成为丧事仪式的一部分。”在中国虽有喜丧一说,但也不曾出现以在丧事上跳脱衣舞这样突破伦理底线的恶搞。传统的中国农村,婚事和丧事的仪式都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仪式的每个程序和环节都有着深刻的寓意,承载着丰富的意义。也即是说,形式的背后是更为丰富的内涵。而当本该庄重与严肃的婚丧仪式中不断出现徒具低俗形式而无任何实质内容与意义的恶搞时,就说明农民价值取向已经扭曲了。借用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娱乐至死”。

二、家庭关系理性化

――厚重期待向低度期待的转变

从家庭层面来讲,农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代际关系已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考虑的内容。”传统意义上父母为子女的操心贯穿了他们一辈子。“操心”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在传宗接代这种内在价值的指引之下的具体行动。父母为子女操心,将生育儿子,为儿子盖房娶妻抱孙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任务。在汝南农村,父母为子女的操心贯穿了父母的一生。而儿子在成家之后会与父母分家,儿子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给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赡养费却不及五保户的标准。当父母为子女承担了无限的责任,而子女只对父母承担有限责任时,父母在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时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个人打算。汝南的父母也开始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而在川西平原,代际关系的理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是这里的生育观念里没有必须生一个儿子的想法,二是这里的代际交换下呈现的是一种低度的平衡。所谓的低度平衡,即父母为子女操心很少,而子女为父母同样回馈很少,子代和父代相互的期待都很低。

如果这里的家庭跳出核心家庭的范畴,扩展到大家庭的层面,那么横向上的家庭关系还可以扩及兄弟关系和妯娌关系。兄弟关系和妯娌关系的理性化体现在表面的温和与实际的疏离。表面的温和是指现在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少,“大家变得客气起来”,而实际的疏离化是指这种客气的背后是兄弟关系的“淡漠”。这种淡漠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关联的弱化。

农民理性化在家庭层面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家庭对于个人的意义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是农民生活的全部,农民生命的归属和生命意义在于家庭。而在现代性的侵入之后,虽然家庭还是一个初级群体,家庭仍然承载了农民生活的意义,但已不再是全部的意义和唯一的意义,农民开始在家庭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川西平原的农民对茶馆和庙子的热衷就是将自己的一部分情感转移出家庭的体现。从家庭内部获得意义与满足转向从社会性活动中获得意义与满足,就是一种“社会性价值”对“本体性价值”的取代。

三、村庄理性化

――原子化状态的合作困境

从村庄层面上讲,农民的理性化还表现为村庄权威的理性化和农民在村庄层面行为的理性化。村庄权威的理性化是指村庄对权威的认同从传统的长老认同转为对被赋予公权力的有体制身份的村组干部的认同。以前村庄内部的矛盾与纠纷由族长或户长来协调,而现在都是由村干部出面协调。

农民的行为的理性化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庄不断有人迁出,村庄的社会关联度大为降低,村庄结构性力量的弱化与消失的情况下,农民的行为从包含着长远预期的考虑转变为追逐短期的利益。这种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是在没有任何道德压力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的极端追逐。传统的乡村社会有一套地方性的文化与共识,这一套地方性的文化与共识不仅约束着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它还约束着从村庄中走出去的人,在每一个从村庄中走出来的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生活在传统村庄中的人会获得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与道德感。这种历史感与道德感会让村庄中的人们对自己在村庄内的行为有长远的预期,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大冶农村的房头力量和村庄中的诸多禁忌就是村庄结构性力量和地方性共识的一种体现。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和村庄禁忌所带来的传统氛围表现了农村文化的主体性。正是大冶农村文化的主体性,在面对现代性因素的侵蚀时能够有一定的抵抗与应对能力,而不至于出现像荆门地区那样,在国家力量进入村庄,彻底改变了村庄传统与文化之后,面对现代性的侵入而毫无抵抗的能力,没有地方传统与现代性因素的博弈,现代性的因素长驱直入,主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大冶农村,村庄层面的合作很容易达成,很少有村民愿意去破坏村庄内的规则,逆村庄浪潮而行事。因为在这种结构性力量强大的村庄,个人对结构的突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村庄内部被边缘化,在舆论上和在实际上受到惩罚。正如贺氏在书中提到的,那个从村庄走出去在外做官的人在村里修路时不交钱,开车回村时村民不让他的车通行,而是将他的车推到水田里。

正是由于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有历史感与道德感,有对村庄的未来预期,村庄内部有一套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村民才不至于成为极端的利益追逐者。

大冶农村文化的主体性的特点是全国大部分农村所没有的。相反,更多的农村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微弱的地方传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之下,更多的缺少结构性力量和地方传统的村庄出现了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原子化村庄中的农民在行为上更加注重个人理性的算计,对自己的行为预期的短视性强,很难达成村庄内部的合作。因为没有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没有像大冶那样传统的文化和组织以及所内生出的一套相对有效的规约来约束和惩罚不合作者,农民眼中只有现时的利益而没有长远的预期。这即是荆门农村水利合作的困境。

农民合作是村庄建设的核心。正是通过合作,农民共同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共同创造他们生活娱乐的形式和价值”,也正是“农民在村庄中通过互动来获得生活的意义”。〔2〕114而当市场经济破坏了村庄的共同力量,村庄变得原子化之后,农民在村庄生活中获得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贺氏在书中不仅展现了农民的理性化表现,更深刻地阐释了农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他从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和现代性进入的特点分析了农村传统力量与现代性因素的博弈。同时,电视等媒体对现代性观念的传播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也为农民的快速理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民快速理性化可能会导致村庄治理层面的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村庄传统合作的困境。同时,这种快速理性化还可能导致伦理危机,京山地区老年人自杀秩序的形成正是这种伦理危机的表现。这样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四、田野的灵感与素描的笔法

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贺雪峰将中国经历的这个转变称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转变不仅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转变,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在乡村社会,这种转变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巨变的图景。《乡村社会关键词》就是以随笔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社会景象。

之所以称为“中国乡村素描”,是这本书主要是以随笔的形式呈现了江西、四川、浙江、河南、湖北、贵州、山东等农村社会景象与图貌。“素描”,一方面是展现了中国农村鲜活的经验事实与场景,另一方面又不止于对丰富的经验材料的描述,而是通过对经验内部的悖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这是建构能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一种准备。

“要将农村调查随笔的写作当做战略提出来。”之所以要将写农村调查随笔上升到战略高度,这和华中乡土派2002年就提出的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更进一步说,这是对直白的文风更加具体的落实与推进。直白的文风是在对中国经验有厚重把握的基础上,在写作层面突破形式上的学术规范限制。农村调查随笔和学术论文的不同在于,它不用做“系统的综述评论”,由此去证明自己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创新。这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和功夫而用以去思考经验本身的逻辑,达致对经验的解释。这样,随笔就可以深入经验内部,就经验本身,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而不是流于对经验的表面理解。

随笔是对经验思考产生出的“顿悟”。在田野的灵感之中,在原生态的经验之上产生经验的意外。这样,随笔就是进一步建构理论的基础。随笔是对经验的原生态展现,但却不是只有粗糙的经验,而是对鲜活的经验现象中的悖论提出尝试性的解释。既然是尝试性的解释,就不是最终的结论,“提出问题最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笔是一个开放问题、激发思考的很好方式。因此,“写作调查随笔的关键问题是要有真问题意识”。

对于如何写农村调查随笔,贺氏提出了自己的三点看法,一是要去展现研究者既有知识所解释不了的经验现象及其中的悖论,二是在对悖论做出尝试性的解释,三是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做一个扩展性的讨论。这里的现象的悖论不是经验事实本身的悖论,而是研究者既有知识解释不了的现象。

可以说,农村调查随笔的写作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方式和积累方式,它能让人很快形成经验的质感。尤其是对于农村研究的初学者和农村调查的新手,这是入门的极好方法。大胆的假设与快意的写作,及时捕捉思想火花与经验灵感,可以为进一步构建理论体系奠定扎实的基础。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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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许峰，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开发与规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区域城市品牌系统构建与合作发展研究”（编号：10YJC630309）；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美食在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中的潜力及对策研究”（编号：11CJJJ05）；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研立体化教学体系创新模式研究”（编号：SDYY1116）；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旅游发展进程中的社区共享机制研究”（编号：IFW10024）。

摘要旅游发展改变了目的地的区域结构，当地社区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可持续旅游的实现，成为决定旅游产业化速度与质量的重要力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目的地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文章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特征和研究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在关注社区角色与定位的演化基础上分辨了各种观点和见解，梳理出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差异和差距。尤其凸显在同一命题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观点，还原出社区参与和旅游发展的复杂博弈关系。国外学者主要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本质和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同类型社区参与的比较以及治理结构等领域展开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释义、实践意义、经营模式及其存在问题以及多角度理论透析等方面的命题。今后的研究应该避免概念分歧和理解简化，力求研究起点的一致性，并应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和发展演进对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整体考察。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5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22

旅游发展已经成为改变区域结构的重要途径，目的地社区作为这一过程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状态与行为引发了学界持久而深入的关注。“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是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都与社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所以从社区的角度来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和管理，谋求旅游与社区的共同发展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1］。随着民主意识思潮的发展，作为旅游发展的直接承载者，社区居民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主体角色，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其视为提升当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对该领域的国内外学术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以求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化。

1社区参与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的缘起

在西方旅游研究进程中，社区参与理念最初是与旅游规划相对接的，强调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纳入当地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2］；之后，社区参与理论逐渐深入到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各个环节，通过整合旅游地社区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运作，形成了“借助旅游业这一新兴经济模式达到社区全面发展目标而非仅仅经济增长”［3］的理念。受西方旅游早期研究的启示，加之中国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将旅游发展研究的视角转向更为复杂但却实际生动的社区利益群体，并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背景中寻求突破口，力图在发展理念上改变多数情况下社区居民的弱势地位，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和反思。

“社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学术概念，自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1年最早提出之后，至今在各种社会学文献中已经有百余种定义；而作为一个舶来语，“社区”在国内学界的滥觞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已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在其对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上，学者们从研究阶段划分［4］、研究内容归类［5］、生态旅游社区［6］、乡村旅游社区［7］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文献评述，但多倾向于关注“旅游发展”的“果”而非“社区参与”的“因”。本文则较关注社区角色与定位的演化，采用国际、国内横览的方式来构架文章，通过横向对比，力求分辨出社区参与旅游的各种观点和见解，又梳理出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差异和差距。尤其凸显在同一命题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观点，还原出社区参与与旅游发展的复杂博弈关系。

孙凤芝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评述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2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综述

2.1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本质和内涵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Arnstein［8］就指出社区参与的目的是实现权力的再分配，从而使社会能够合理公平地获益并承担成本。Haywood［9］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定义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决策过程，包括当地政府、居民、规划师和专业人员等，而Simmons［10］以加拿大Huron县为例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的三阶段模式，Connell［11］则进一步指出参与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更是通过知识共享和认识自我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发展的过程。基于此，Arnstein［12］、Pretty［13］、Tosun［14］分别对社区参与的类型、程度与进程进行了区分。从根本上来讲，社区参与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和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15］，前者是实现社区参与的关键步骤和保障程序，后者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直接原因和主要目的，直到今天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程度、居民生活质量等话题依据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6］。但不同学者存在观点分歧，如Simpson［17］就指出社区参与决策过程对其他旅游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包袱”，并列举中国、泰国、巴西等实例说明发展旅游经济重在使社区获益而非社区参与决策规划过程。

2.2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

受到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密切关注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所承受到的复杂影响，Scheyvens［18］在20世纪末较早地引入社区增权概念并从社会增权、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四个维度来评析旅游对社区的影响和结果。相关研究持续到今天，例如MatarritaCascante［19］通过对哥斯达黎加不同地区发展旅游的过程和结果的对比调研，发现“广泛参与、开放沟通、社会包容以及居民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对于社区通过旅游业实现全面发展有密切关联；Sebele［20］则深刻剖析了博茨瓦那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和面临的问题，肯定了社区旅游给当地居民做出的贡献，并指出更加深入的社区参与模式和与管理当局的互动能够确保乡村居民获得增权，并有效保护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