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对自身的心理体育与健康学院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相对于学校内的其他学院有特殊性，因学生均住于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在师大校园内进行阵地建设较为困难。但在广西师范大学的协同管理之下，学生受安全防范、生活指导等方面的教育宣传程度能保持与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保持同步。在线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方面，学院每学期按照学校要求进行新媒体平台信息登记，和学生进行询问排查有无在校园内出现一些不良的微信、QQ群。

1、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管理

形势研判：在师生及舆情员的监督下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出现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问题的威胁可能性小。

风险点：学生加入一些传播不良信息的群聊，受不良信息危害。

解决办法：定期通过学生舆情员了解学生近期思想动态。

2、学生参与社团的管理

形势研判：学生参与漓江学院各社团的情况较其它学院数量较少，部分学生会参加师大的社团活动，出现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问题的威胁可能性小。

风险点：学生参与师大的社团，学院缺少了解和监管。

解决办法：目前体育与健康学院在汇总统计学生在师大参与各类社团及成为学生干部的情况。指派社团联干部与团总支学生会成员协助关注该部分学生群体。

二、师生教育教学管理

体育与健康学院把安全维稳工作实抓细抓落地，按学校规章管理制度做好师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1、对于教师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形势研判：目前教师教学管理出现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问题的威胁可能性小。

风险点：外聘教师的监管问题、新入职教师监管问题。

解决办法：体育与健康学院每学期定期召开外聘教师交流会议，同时严格外聘教师任课资格审查，各教研室定期开展查课活动，每学期开展学生交谈会议，了解老师上课情况。

加强党总支委员对新入职教师的沟通工作，指派党总支委员一对一了解新入职教师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促新进员工较好的适应工作，了解述求。

2、对于学生教育管理方面

形势研判：学生管理工作时刻不能松懈，随着冬季到来，学生宿舍内的违纪行为照以往会上升，需进一步加强学生宿舍的管理。

风险点：学生不服从管理在师大雁山校区违纪，给漓江学院带来不良影响。

对策措施：辅导员通过周末晚例会，每周各年级统一主题开展教育活动，从2020年6月份至今体育与健康学院在符合广西师范大学及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一直坚持每周线下课堂晚例会，对于毕业班学生每周一直坚持线上晚例会，做到学生日常教育的全覆盖和重质量。

三、对于特殊群体的管理

体育与健康学院建立《特殊关注及跟踪人群台账》，对可能引起和发生问题的学生或已经发生问题的学生情况进行记录，提醒辅导员定期关注该部分学生并谈心谈话，对于已发生处理的事件问题对处理办法进行记录，吸取成功经验。

形势研判：目前体育与健康学院特殊群体中首要需要处理的是“赵凤娇”事件。赵凤娇于2020年6月份在上课时被同班同学的铅球砸到腰部，该生哥哥在向学校索取赔偿，赔偿金额加医药费约为2万，并且该生哥哥认为此次事件为校园安全事故，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教师在上课时已做好安全提醒，砸人学生未按老师要求砸球，并且出现脱手。

风险点：赵凤娇及其家长因在校被铅球砸伤来学校引起冲突和社会不良影响。

对策措施：目前体育与健康学院正在积极的和砸人和被砸学生及家人沟通，已通过党政事务部与法律顾问，在赵凤娇的和解协议上进行修改完善。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如能和解是最好，如果被砸学生不支持和砸人学生的和解协议，则下一步走法律诉讼程序。

四、对于舆情的管理

建立《体育与健康学院舆情事件台账》。自2019年5月份起，体育与健康学院对每月学院发生大小舆情事件进行记录，了解事件处理办法、引起原因、造成后果，不断的在事件中吸取经验，加强学生舆情管理，同时设置各班级年级舆情员，舆情员教师，学生舆情员为各班各年级心理委员，舆情员教师为郭时骏。

形势研判：体育与健康学院发生重大舆情事件的可能性较小，但小范围的舆情事件发生可能性较大，近期需要多方面关注、了解学生生活学习。

风险点：体育与健康学院教职工目前处于两地办公的情况，学生与辅导员、老师之间的沟通较其它学院来说有一定不便，学生突发舆情事件的反应可能会较慢，在酝酿、发酵中的舆情事件可能不易发现。

对策措施：继续发挥宿舍党小组作用，了解学生宿舍生活。同时结合辅导员查寝，班级舆情员关注、宿舍长QQ群，多方面、多渠道了解学生出现的问题。

五、转设期间的焦点问题

体育与健康学院相对其它学院师生对于专设的关注度明显较高，主要原因为体育与健康学院学生均住于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大量外聘老师来自广西师范大学，专设问题更加密切的联系到了学院内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生活。

形势研判：对于学生方面，各年级辅导员已经收集了学生的问题，辅导员们统一口径对于能回答的问题进行了统一回答，学生目前尚未有发生不良舆情和行为的趋势。教职工方面，目前教职工对于转设的关注度较高，但尚未有发生不良舆情和行为的趋势。

风险点：教师因转设而离职，学生因转设发表负面言论。

篇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并迅速普及开来，网络日益成为人们了解信息、学习知识、体闲娱乐的重要渠道和载体，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信息网络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展示了其巨大功能同时也暴露了其不足之处。首先，互联网拓展了信息的传播空间。信息的传播媒介由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扩展到以网络为基础的博客、QQ、微博、微信等新兴客户端并广为人们所使用，扩大了信息的传播空间。其次，互联网增添了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新渠道。人们的参政议政由之前的主要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等到当下主要通过网络，民主渠道的扩宽和参与方式的便捷更激发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互联网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素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宣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而互联网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网络上存在大量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可供教育者选择和运用，新材料的运用能有效激发起受教育者的兴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

我们接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更要注意规避风险。首先，西方国家霸占着互联网界的话语权，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由于互联网发端、兴起于美国，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控制和管理互联网及信息上占有绝对优势。相关资料统计“互联网上97%的信息是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英文信息，其中美国的网上信息量占75%以上，中文信息还不到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成了一些西方国家向全世界宣传思想、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体系。其次，互联网为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新渠道。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把思想宣传和舆论影响的阵地由传统媒体转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中国第35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截至到2014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庞大已经达到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而微博用户数更是高达2.49亿，微博以传播速度极快，传播范围极广，社会影响极大著称，这无疑为别国对我国进行更深更广的意识形态影响提供了更多受众和渠道。这意味着我国抵御“网络霸权”工作更难开展。

二、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对策

（一）重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面对信息网络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按照“长善救失，趋利避害”的方针开展工作。要在坚持一元化指导为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活动，把相关要求融入到国民教育中，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循和践行。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要增强全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广大学生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适应新鲜事物的能力更强，当然受网络影响也更大。因此要提高广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把它提高到与专业学习同样的高度，从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上贯彻实施，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具体做法是，提升教师特别是思想政治教师队伍政治素质；加强批判思维训练，提高学生的网络道德素质；培养一批既具有政治觉悟，又具备网络专业知识的人才，占领宣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

（二）重视网络文明建设，利用网络创新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形式

首先，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往往会被歪曲、恶意的消息扳倒，从源头上保证纯洁的网络环境的纯洁。在崇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网络文明应当成为精神文明建设之重。应当在日常教育中重视网络文明教育，提升全民媒介素养，引导网络主体由他律到自律转变，自觉维护网络秩序、创建网络文明。伴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些网络失范行为，但是相关立法工作没有跟上，出现了无法可依现象。因此，应该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立法、执法工作，维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其次，利用网络实时把握人民群众思想动态。当前，网络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家里、办公室亦或是路上，人们无时无刻不徜徉在网络世界里。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利用网络的技术优势，把互联网作为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的新渠道，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再次，合理利用新兴媒体。与其他传统网络媒体相比，微博等新兴媒体以其传播更迅速、操作更便捷的特点被广大网友所青睐，但是由于其内容的开放性和低准入门槛使得一些图谋不轨的人士在微博的平台上恶意传播不利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良信息或不实消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遏制不良影响，要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控制，净化传播内容；寻求法律支持，完善网络立法；实施微博用户后台实名制，确保信息来源的可查性；鼓励主流网络媒体开通微博，引导网络舆论，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在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明确当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处境，既要抓住机遇扩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又要应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立足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进行自身调整，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以求保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篇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比较传统的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在这个时期，社会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了原先社会的平衡模式，使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各种风险以及问题不断积累增加，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然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社会成员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认同，使自身得到一种归属感。在本文当中，作者依据自身的工作实际，就怎样培养风险社会下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风险社会及政治认同内涵

（一）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危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也不断加深，所以，社会风险会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风险能够使得人们改变现有的各种各样的习惯，也会使社会上原先的社会制度与机制发生改变甚至是毫无所用，使得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贝克曾经对风险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阐述。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及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必须要经历的时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秩序。

（二）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表示的是人们的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当中，使人们能够寻找到可以依靠以及遵循的制度体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并且具有自己追求的政治信念等等，这就需要具有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意识。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它能够让一个国家的人们团结起来。政治认同的高低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甚至是与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代的大学生，关系着祖国将来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的人才资源。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认同教育不仅是与大学生的自身发展相关，还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发展道理，甚至是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二、风险社会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风险社会表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风险与早期的危险有着很大的差别，风险指的是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由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的危险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是全球化发展进行当中出现的后果。在政治上，它们具有比较明显的反思性，是在社会发展与人类实践过程当中，由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使得社会的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改变。风险的反思性使得认同的对象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不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认同不断处于反思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摆脱这个反思过程，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断提高。

三、风险社会影响范围

风险社会当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险范围以及规模也会不断地扩大，甚至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给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怎样更好的应对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应该成为各国首要关注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风险也随之不断扩增，外界的变化会严重影响着局部地区人们的生活。就从污染的问题来讲，一个地方产生污染会对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风险社会实际上能够给世界带来各种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四、风险社会视角下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的问题

（一）产生了政治认同的偏执与边缘化现象

在风险社会当中，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风险也会不断的产生于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使得很多国家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组织不断侵入到其它国家当中，会给人们的政治观点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这就使得很多大学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及价值观盲目地崇拜与追求，甚至是怀疑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增强了政治认同的反思与批判

当前，国家级及政府都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改革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的评价模式也正在不断探索当中，这就使得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使得人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让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很大怀疑，进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再加上社会当中存在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风险，使得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很大怀疑，怀疑当前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认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当前政府的智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风险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触动，甚至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不认同。所以，要认真对待并且正确处理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大学生在风险社会当中的政治认同给予恰当的引导与教育。

五、风险社会视角下引导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强大学生政治交流与思考

风险社会环境下，加强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断鼓励大学生以正确的社会观点来对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且要让大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且能够与学生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对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该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与看待这一问题。同时，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要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且要给予有利的批判，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学生建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观念。教师在课堂上对风险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观点，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形态有区别的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才能够使学生具有积极的政治思想。

（二）加强课堂内容的正面教育

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这就需要大学生对这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前，政府的很多官员都出现了腐败的现象，这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形象带来很大的破坏，也使得很多大学生对于当前的以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有的大学生甚至是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不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在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很多社会风险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未来是没有希望，而是我们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来规避这些风险。所以，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避险求生的教育，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上的需求，还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并对大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可以依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需要，适当的加入求生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且要传授给学生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这种教育方式能够让学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

（三）培养大学生基于价值理性的责任意识

篇4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的特殊场域。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约为9.04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64.5%。庞大在中国的网民群体中，大学生已经成为主力军，成为网络空间环境中的最主要群体。数据显示，在9亿多网民中，按照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的人群占了21.5%；按职业结构来看，学生群体所占比例达到了26.9%。上述数据突显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大学生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一方面其价值观念的形成深受网络空间信息、观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举止，又对网络空间环境进行着重构。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一方面是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塑造一个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本文在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要厘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首先必须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意识形态，从其本质来看，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每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认识观念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就可以看作是这种观念的集合。在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有其特定的功能。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主要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秩序提供思想观念层面的合法性阐释和支持。正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一重要作用和功能，使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禀赋、制度体系以及文化观念，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三要素。文化观念从国家构成的角度来看，就是指意识形态。自然禀赋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规则和秩序，而意识形态则是将一个国家不同群体粘合起来，形成关于统一国家认同的“黏合剂”。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从宏观上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对于国家、民族能够形成稳定的文化价值认同；从中观角度来讲就是对政党制度、发展道路等等制度、文化、法律等等具体观念、制度能够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同；从微观角度来看，就是在面对具体境遇和观念冲击时，有相对稳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判断。意识形态因其往往涉及思想观念、价值的特性，其安全往往有着自身的脆弱性，极易受到外界舆论场域、观念和具体事件的冲击和威胁。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延伸，人们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叠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现实社会中的事件、观点和价值观念往往能够借助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发酵，从而在网络空间形成一定的舆论场；同样的，网络空间当中形成的舆论场，因其所引起的巨大传播效应，又反过来对现实社会形成客观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上所述，特定价值观念通过网络，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即网络空间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网络空间环境，不会对网络空间中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形成和培养构成威胁；反之，则可以说网络意识形态处于不安全状态。

二、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篇5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学前教育不重视，甚至许多教师都没有听说过相关的理念。而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学前教育这一促进儿童智力开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阶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以及部门的重视。

但是尽管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然而当今的学前教育似乎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是教育方用尽方法希望孩子能够在学前教育时期得到尽可能多的知识灌输，以此来提升其教学质量，促进教育方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而另一方面是家长，一些家长由于自身的因素以及严重的攀比心理，不仅无视教育方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更是在课外时间给孩子安排了大量的课程，使得其从小就负上了很重的担子。而且，教育方的的教育重心却不是放在开发孩童的天性以及求知欲、好奇心等，而是通过“背了多少唐诗，会多少以内的算术”等意义不大的事情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绩，这样的做法不仅压抑了孩子们的天性，还使得当前的学前教育的教学质量始终得不到提升，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得教育系统陷入困境，还会对孩子们的未来发展带来沉重的打击，给我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而且，相当多的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过分加速学前教育的学习会使得学前儿童承担较大的风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风险会转化为对孩子身心上的伤害。

二、学前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

学前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本身就是通过开发孩子们的天性，以其喜爱的方式来完成脑力的开发，最终使得其不断适应当前的教育环境，逐步过渡到高阶层的教育体系中。从这一方面来说，学前教育是不能离开孩子们的天性以及教育现实的。因此，学前教育的前提便是尊重孩子们的天性以及选择，尊重客观规律，通过适当的活动以及引导来完成对孩子的意识形成的促进和基本形态的认知。

总体来说，学前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如下：根据儿童的天性以及好恶。通过社会主流价值观来加以引导，使得其形成初步的意识形态，同时，尊重其天性的发展，使得其慢慢形成独立的人格，能够在社会上进一步发展。

三、学前教育的教学应对

1.将各类教育活动进行整合

学前教育的基本内容看似简单，实则内中有许多内容。学前儿童的思想常常是天马行空的，而学前教育的基本活动中也会对其思想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许多教学活动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其中所蕴含的“能量”也会对孩童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因此，作为教育者，应该尽可能地整合各类教育活动，仔细分析教育活动的利与弊，通过某些联系来使得这些活动能够完成“无缝连接”，能够使得学生在自然的玩耍以及认知中得到思维的开发。从意义上来说，这类的“整合”动作能够打破传统的学前教育的禁锢，活化教育方式，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完成教学活动。

2.教学源自生活，取材于生活

从孩子的教育来说，其一切意识形态以及思维方式都来自于生活。因此，从学前教育的教学方式来说，应该注意从教学中进行取材，加强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使得教学活动生动形象。具体来说，学前教育的教学活动不应该以成人的视角来完成或者界定，而是应该减少一些抽象的教学内容，通过一些实际的，能够触摸得到的自然感官载体来完成教学活动，这样的教学十分符合幼儿的基本认知行为与思想形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只有从孩童的角度出发，从生活中进行取材，加强对孩子们意识形态的培养以及智力开发，方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

3.加强生活体验

篇6

何莲珍吕洲洋： 语言测试研究的新视角： 批判语言测试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语言测试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语言测试专家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语言测试的技术话语，沿袭传统心理计量学方法，致力于研究如何采用并开发新的测量手段以提高语言测试的信度和效度。近年来，效度理论的发展及效度与公平性关系的讨论体现了语言测试界对语言测试使用及其社会影响的关注，对语言测试及语言教育的社会性的思考与探索。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批判语言测试视角着重审视了语言测试中渗透的隐性权力，考量了语言测试在社会语境中扮演的控制者、监管者、支配者的角色，探讨了语言测试社会功能的演变对测试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在回顾批判语言测试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批判语言测试的研究领域，阐释其主要观点及核心思想，并讨论批判语言测试对我国语言测试实践及外语教育的启示。

一、 批判语言测试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语言测试工作者的研究重点逐步从提高语言测试信度和进行效度验证方面转向对语言测试社会影响的关注。语言测试社会维度的研究，即语言测试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是在效度框架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丰富的。Cronbach和Meehl提出用构念效度替代效标关联效度，强调效度验证的对象是基于受试所得分数所做出的推论和解释，而不是分数本身[1]283。Cronbach在效度验证的论著中并未强调分数解释中的社会因素，这与他在有关项目评价的研究中对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影响的考量形成鲜明对比

转引自T.McNamara & C.Roever， Language Testing：The Social Dimens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p.11。。后期受项目评价研究的影响，Cronbach开始意识到评估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试图将语言测试的社会维度理论化[2]4。Messick在1989年提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整体效度观，把效度概念的涵盖范围由分数意义扩展到相关性和使用、价值意义及社会影响，拉开了语言测试社会维度的研究序幕[3]20。Messick的效度理论涉及社会维度的两个层面：测试分数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测试使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两个关键概念：构念代表性不足 （constructunderrepresentation） 和构念无关差异 （constructirrelevant variance），体现了他在效度理论中包含的对公平性问题的思考。受Messick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起，语言测试研究者开始关注语言测试的社会话语，强调语言测试效度验证中社会用途及社会后果的重要性。Kane基于论证的效度验证模型与Messick的整体效度观一脉相承，认为基于分数所做的实际决定受社会价值和政策的制约，应考虑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4]3840。Bachman 和Palmer建立了测试有用性框架，该框架包括测试的信度、构念效度、真实性、交互性、影响和可操作性[5]。Bachman和Palmer把“影响”纳入到该框架中，认为语言测试的使用必须考虑其对个体、教育体系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Bachman于2005年首次提出“评估使用论据”（Assessment Use Argument， 简称AUA）框架[6]，并在他与Palmer 2010年的新著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将测试有用性框架发展为对测试结果解释和使用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的理论，并进一步强调语言测试使用要考虑测试后果、道德和公平性等社会问题[7]。

McNamara和Roever指出，效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对语言测试社会维度多角度的思考，但缺乏对测试所给予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关注及系统的理论支撑，并对测试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受到的政治、政策影响表示默许和接受，而没有采取批判视角审视测试背后无形的权力之手[8]4041。

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范式的影响，对测试的批判性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着力论述了测试作为象征权力和控制的工具，把日常生活的常态转化为权力的行使，认为“检查（考试）（examination）把层级检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9]208。Pennycook提出批判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应用语言学范畴内的实践与社会、政治、文化思考的结合，主张语言和话语应与广泛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应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1011]。Pennycook总结了批判手段的三大特征

转引自B.K.Lynch，″Rethinking Assessmen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51372。：（1）对特定领域兴趣浓厚，如性别、社会阶层、性、种族、民族、文化、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并拒绝对这类问题给予标准化回应（normative response）；（2）包含转换教学法（transformative pedagogy）；（3）对批判理论持自我反思立场（selfreflexive），即审视“压制”、“不平等”、“意识形态”等一类术语所揭示的对世界的特定认识方式。受Kramsch[12]、Pennycook[13]和Moss[14]影响，Shohamy在1997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年会上做题为“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报告时明确提出了批判语言测试（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简称CLT）的概念，指出测试行为并不是中立的，事实上，测试是文化、社会、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代表，它们对每一位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都有影响[15]。此后，Shohamy在《测试的权力》一书中对测试权力的生成和运作机制，测试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引入的目的、使用情况及所产生的后效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充分的阐释，提出了批判语言测试的15项原则，开拓了语言测试的新领域[16]。受批判理论对事物之间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Shohamy把测试视为植根于社会、政治语境中的权力工具，批判性地思考测试引入的意图、用途、后果及影响等，提倡监控测试的权力，揭示测试的误用，减少测试的负面影响，并保护测试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其他学者也对语言测试进行了批判性研究。Lynch探讨了测试用途的道德性问题，提出了衡量一项测试是否具有公平性的评判标准[17]。《客观语言测试》一书标志着语言测试的政治功能开始重新受到关注。Spolsky追溯了语言测试的心理计量学传统的发展，并在书的后半部分以托福考试为例，说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简称ETS）如何利用心理计量的精确性对测试利益相关者施加权力影响、实施控制[18]。

McNamara和Roever赞同将语言测试的效度包含在公平性框架内，并将关注点集中于公平性的社会、政治层面，强调基于心理计量学研究测试偏颇时，应融入受社会、政治因素驱动的价值判断[8]。这种公平性研究不再局限于心理计量学的范畴，而是承认测试开发设计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有助于从社会学角度提高测试的质量。Shohamy认为长期以来测试工作者通过使用更合理的评分手段以提高测试的精确性，但测试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仍然由当权者掌控。测试者与受试者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影响了测试的效度。对来自不同国别、文化背景、民族传统、教育体系，且没有平等拥有所测知识的学习渠道和学习环境的考生，对他们测试相同的内容，并基于测试结果做出高风险的重大决定，具有不公平性[16，32]。Lynch指出公平性应包含对测试利益相关者权力关系的思考，即是否考虑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是否实现了福柯提出的与规范性道德准则相关的个人行为的最大化

参见M.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L.Dreyfus & P.Rabinow（eds.），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208226。，也即是否使权力关系处于流动的（mobile）、可逆的（reversible）、互惠的（reciprocal）状态[33]365。

批判语言测试特别指出了测试的误用与产生的社会后效对测试公平性的影响，拓宽了测试公平性的含义。Shohamy指出测试所宣称的目的与实际目的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测试的不道德、不公平。她以三门语言考试，即某国四五年级学生全国性阅读水平测试、以色列七到九年级学生阿拉伯语言水平测试及某国高考英语口语水平测试为例批判性地指出：引入语言测试的实际目的是将测试作为媒介，实现政治目的，控制教学内容与实践，而不是官方所声称的为了衡量学生语言能力，且不给予学生关于考试的任何反馈，并不能真正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就这个意义而言，测试是不道德且不公平的[16，24]。

（四） 语言测试的替代性评估

批判语言测试理论承认测试能测量到的领域是有限的，测试不应作为评估知识水平的唯一手段，测试者和评估者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来收集测试无法测量到的被试能力的证据，多元化的评估方式能为考生能力提供效度更高的解释。Shohamy否定了权力模型（power model）测试，认为在这种模型中，知识和价值观体现的是权力中心者的意志，其他测试利益相关者如教师、考生家长、考生本人等的想法并未得到关注。在此基础上，Shohamy进一步提出了民主评估模型（democratic assessment model），即权力不是从权力中心转移到地方，而是两者相互合作，通过测试之外的多种方式收集考生行为的相关信息以进行评估，包括观察、访谈、个人陈述、参与课堂活动、建立学生个人档案等。Shohamy还提出了民主评估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1）应把批判语言测试的观点应用到测试实践中，监控测试作为权力工具的用途，质疑它的前提并检视它的后果；（2）测试以与被试者相互合作的方式实施；（3）测试开发、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者应对测试本身及其用途承担责任；（4）应在测试设计过程中把不同群体的知识包括进来；（5）应保护被试者的权利[32]376。Lynch指出，替代性评估的提出象征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测试的文化。替代性评估意味着采用非后实证主义视角，用非定量的手段收集和分析数据。事实上，采用定性手段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转变，也是知识论和本体论上的转变。语言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被动等待人们的探索和衡量，而是存在于人们对它的使用、研究和解释中[33]361。

（五） 语言测试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由于语言测试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如入学、求职、移民、入籍等，它对被试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意味着生活的“妨碍者”（intruder）。因此，语言测试工作者面临着在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意识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困境。对语言测试工作者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探讨，是语言测试伦理问题研究范畴的一个方面，不同学者所持立场各异。

Davies赞成对语言测试工作者提出伦理要求，但呼吁这些要求不是无限量的，认为测试开发者很难考虑到测试可能带来的所有社会后果。建议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制定道德规范，以资格证书作为职业门槛，创造伦理环境，以培养测试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34]335337。HampLyons则认为测试工作者承担的责任范围更广，应对所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负责[35]302。Shohamy把测试工作者定义为所有参与行动和决策、实施测试的人员，包括政策制定者、命题者、统计学家、测试出资方、测试审校者、考生家长等，把被试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视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认为他们应与测试工作者共同分担责任[16]145。

在我国，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语言测试伦理道德及测试工作者社会责任的论著较少。2007年，杨惠中、桂诗春两位教授合作撰写的《语言测试的社会学思考》一文论述了语言测试工作者的责任，认为一项好的考试要收到好的社会效果，需要考试各方的协同努力，包括语言测试工作者、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用户等，呼吁为保证考试的正面社会效益，各方应共同做出努力[20]。

三、 批判语言测试理论对我国语言测试实践及外语教育的启示

首先，在重视英语教育的同时应平衡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提高母语的学习意识，保护和弘扬中国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使用领域最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交际工具[36]233。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加强外语教育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了“培养各种外语人才”的重要任务，体现了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具备国际化素养的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较高的外语能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个人或社会整体接受和掌握一种语言的过程，意味着其世界观、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受到该语言背后的文化的影响。外来文化的普及必将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文化造成冲击。如何正确处理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重视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的同时增强母语学习意识，保护和弘扬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制定外语教育相关政策时应思考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各种英语水平考试，如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托业、剑桥商务英语等，在学生毕业、求职、出国留学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许多家长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对孩子的外语教育给予高度关注，在孩子的中文尚处于起步阶段时，英语教育已经同步甚至抢先一步开始了。对英语的关注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需求，而强调英语在经济、政治、学术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及门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英语的强势地位，对汉语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学生的母语意识淡化，并在跨文化交际中频频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37]。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必要全面开展英语能力需求调查，制定更切合实际的英语教育政策。同时，在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把文化传承贯穿于英语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学生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对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其次，从批判角度思考测试结果在社会领域内的使用，避免误用及滥用。语言测试从测评语言能力、为教学提供反馈、促进语言能力提高的初衷逐渐演变为权力渗透和实施监管的工具，已经超越了测试专业领域的管辖范围，对测试分数的解释和使用与政策制定及测试使用者高度相关。而某项测试的社会权重越大，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要从批判视角思考测试结果的使用，避免误用及滥用，并需要测试相关者如政府部门、学校领导和教师、家长和学生等的共同努力。如在我国已实施二十多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初衷是对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为推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服务，为我国各级用人部门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目的服务[38]21。但近年来频现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结果误用的现象：如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与学位授予、毕业证书发放挂钩；一些地方和高校对四/六级考试成绩统计排名，并以此作为经费划拨的依据；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招聘的准入条件等。考试被赋予的社会权重迫使一些英语基础薄弱的考生为获得证书而采用题海战术或临场猜题等各种应试技巧，并没有真正提高自身的英语能力，违背了四/六级考试开发设计者的意图。测试还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的反拨效应，如应试教学导致教学计划无法完成，教学内容狭隘化，学生学习的兴趣点受考点影响，所测知识与文化呈现制度化、标准化、同质化等。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主的大规模高风险考试的社会公信力已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而如何降低其社会权重，避免将考试作为某些选拔的唯一标准，并对考试用途进行充分论证，是回归测试结果合理使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相关政策制定及完善的方向。

最后，应尝试采用多元评估方式，降低以单一的大规模考试作为决策依据的风险。现阶段我国教育仍倾向于“一考定终生”，呈现出了不公平性和失误零容忍性。对部分平时表现优良但在考试中因不可抗力如身体不适、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发挥失常的学生有失公允。以一次采样区分考生能力无法全面、客观地评测考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展及语言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一些大规模考试如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命题者因考试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及风险性而承载了额外的心理压力。替代性评估方式的提出有助于降低一次考试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风险，通过学生自测、观察、访谈、个人陈述、课堂活动参与、建立学生个人档案等方式，把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结合起来，全面真实地反映考生的语言能力。考虑到替代性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如由于我国考生人数庞大，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的结合在实施过程中会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需先在个别城市和学校进行试点，评估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进而探究是否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四、 结语

作为审视语言测试的多种视角之一，批判语言测试理论的提出，敦促语言测试界将研究重点从语言测试的心理计量学、统计学范畴向社会学范畴延伸，象征着传统语言测试研究范式向批判理论范式的转变。批判语言测试理论不再单纯研究测试本身及测试的技术话语，而是转向对测试的社会话语的关注，为语言测试的社会维度研究提出了批判性视野，对测试中渗透的权力关系深入挖掘剖析，倡导规避大规模测试带来的高风险，减少测试结果的误用及滥用，对公平、合理地利用已具备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试，回归测试设计开发者的初衷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从本文的上述归纳中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有限。首先，语言测试的主要研究问题决定了其作为应用语言学较为独立的一个分支，与其他分支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相对疏远；其次，由于缺乏系统翔实的理论与操作性较强的框架支撑，将语言测试视为一种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难以开展；最后，语言测试研究者对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了解有限，导致批判视角仍处于非主流地位。虽然困难重重，但语言测试的跨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进一步思考如何借鉴和发展批判语言测试理论，并将其应用于语言测试研究与实践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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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把品牌分为了“四品”:第一个叫品质,是一个质量的问题。第二个叫品位,也就是你的定位问题。第三个叫品行,一个人有品行就是这个人从形象行为上来说很正面。第四个是品格,品格是不管别人怎么欺负,我都不去欺负别人。对于企业来说,一个有品德的企业,你把什么东西交到他手里,他一定不会做出格的事。我住过青岛的海景花园酒店,它在青岛的名声是很好的。比如说我放了一颗感冒药在桌子上,打扫人员发现了,晚上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端来。这就是有品德的服务意识。一个企业的品质、品行、品位、品格这四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做“新东方”做了16年,单是靠市场运作、靠打广告是做不出品牌的。教育必须靠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认为“新东方”16年依然太年轻了,因为它的教育积淀还不够。因此,那些刚成立的两三年的教育品牌就打出“全国教育第一品牌”之类的广告语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当然,我可以理解他们可能有风险投进来之后的压力。我看到这样的教育机构,大部分都面临了很大的困境。

我发现教育领域中的兼并需要一个很大的前提。一个教育品牌没有理念是做不成的,所以教育领域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自己培养的人才最好用。另外,教育品牌本身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要和某些教学的领军人物相结合。比如我的名字是和“新东方”结合的,而就是和北大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不能和相比。也就是说教育品牌的成立需要有教育品牌一批重要的人物出现。比如说我们对厦门大学的关注是因为易中天,而北师大知名度的提升和于丹有很大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教育机构对于品牌人物的塑造比教育本身对品牌的塑造更加重要。

篇8

［关键词］

网络文化;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挑战;应对

如今的大学生大多是九零后甚至九五后，他们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独特的网络文化环境使其教育问题备受关注。我国素来重视德育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问题的敏感性、国家对价值观教育问题的重视，等等，都使得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颇为引人关注。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以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为契机，直面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应对，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一、网络文化的特殊性及网络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网络和信息技术呈现裂变式发展，以电脑、手机等为终端的互联网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人际交往、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冲击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各文化层面。所以，人类文化深深打上了互联网技术的烙印，网络文化已成为新的文化生态。与传统的文化生态相比，网络文化环境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虚拟性和大众化。虚拟性是网络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也是网络文化区别于一般文化生态的标志性特征。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网络文化的行为主体及其交往环境、交往对象、交往方式和内容都具有很强的虚拟性。网络文化世界是现实文化世界的投射，但又迥异于现实文化世界。在这里，网络文化的参与主体可以暂时超离现实世界的束缚，获得更大的交往自由，感悟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体验，参与者的主体性得以更高程度的彰显。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破除了文化传播、交流和发展的技术障碍，使文化大众化具备了物质和技术支撑，资源共享和信息自由愈来愈成为现实，也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人们只需要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等网络终端，就可以轻松进入到网络文化的虚拟世界中，成为网络文化的主体。所以，具有虚拟性的网络文化又为文化大众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强烈互动效应，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大众化，使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第二，开放性和包容性。网络文化以互联网、电脑、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技术和设备为载体和依托，具有信息量大、传播和更新速度快、效率高、影响范围广，以及即时性、交互性、时效性强等特点。信息交流和传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传统文化生态的封闭性和单一性也随之被打破，具有强烈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网络文化生态不断生成。大学生生存和成长的文化环境更加丰富多彩，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崭新姿态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以更方便快捷地获取、传播、应用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快速融入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不断调整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复杂性和多变性。网络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主要基于网络媒体独有的传播特性，如交互性、即时性、放大效应、汇聚效应等，还有网络文化的形式、内容、功能的复杂多样性，以及网络文化环境下虚拟性和现实性的矛盾冲突，等等。通过网络平台，人们可以学习、交流、购物、娱乐、交友，可以接触到古今中外、不同性质和风格的海量知识、信息，以及各种人物、行为和事件(尽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人们的学习、生活和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被影响、塑造乃至重构。而信息交流的即时性(如即时刷新、即时传播)、交互性、虚拟性、时效性又不断强化着网络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第四，网络文化的价值多元化。世界本是一个多元文化和价值并存、发展的世界，而网络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多元文化和价值的碰撞和交融成为常态，也成为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人们借助网络平台，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学习、借鉴、利用来自全世界的知识和信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不同性质的思想和文化在网络世界风云际会，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化特征不断凸显。大学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和价值碰撞、交融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主动或被动的文化和价值选择。某种单一文化和价值的影响和控制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太可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教育作用也不断被消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弱化、边缘化。网络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文化环境使大多数大学生成为“独生子女”加“网上一族”相结合的新生代。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当代大学生对电脑、网络、手机等的使用呈现出接触频繁、使用频率高、依赖性强的特点。物质生活的丰裕、独生子女的独特家庭地位等使他们的生活环境、物质生活条件、教育条件等空前优越，也使他们得以普遍较早地接触并熟练、频繁使用各种电子信息设备和互联网，其学习、娱乐、聊天、交友、旅游、购物等都与网络和新媒体密切相关，堪称“网上一族”。而一定程度上，“独生子女”的身份印记和“网上一族”的身份特征又得以相互强化。第二，网络文化环境影响下的大学生，对新生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感受和接受能力强、信息敏感度高，易变性、可塑性更强。大学生本来就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学习和创新能力强，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心，喜欢探求新知;而网络文化环境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感知和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文化平台，使得他们更易感知、接触和接受新生事物，对各种知识和信息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可塑性更强，而易变性也更强。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们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追求新知、开阔视野、增进交往、彰显个性、成就自我;另一方面，纷繁芜杂的网络文化也会不断冲击他们的头脑，带来不少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交往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困惑和偏差，形成过度的网络依赖，从而增加成长的危机和风险。第三，网络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更容易受到各种误导和伤害。这是因为:其一，大学生还处在身体和心智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社会阅历较浅、人生经验缺乏。作为网络文化的主体和生力军，他们热衷于网络、频繁使用网络、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各种便利，却对网络文化的“双刃剑”作用缺乏理性认识，导致不少孩子“一网情深”、不能自拔。其二，大学生喜欢模仿、攀比和从众，善于自我表现、张扬个性、易走极端。网络文化环境放大和强化了上述特征，造成不少大学生情绪不稳、消极迷茫、摇摆不定、盲目跟风、冲动叛逆，频受各种误导甚至伤害。其三，也是作为以上原因的结果，不少大学生表现出网络自律能力差、网络信息鉴别能力差、自我保护能力差的倾向。这就极易引发各种生理、心理、人格和社会问题，如网瘾，电脑、手机依赖，社交障碍，人格和心理扭曲，行为失范，直至违法犯罪等。而网络新媒体所特有的汇聚效应、放大效应、共振效应等网络新效应，［1］往往会强化不良信息和价值观的误导，扩大、加重对他们的影响和伤害。

二、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挑战

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首先，网络文化环境下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其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不断被弱化和消解。“网络的多元信息打破了国家信息垄断，弱化了国家对民众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2］的确，在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国家的信息垄断地位受到深刻挑战，政治逐渐走向透明化，文化权威被淡化，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借助于网络这一颇具开放性、包容性、复杂多变性而又功能强大的平台，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和发展更加高效迅捷，人们时刻置身于一个文化与价值观多元并存、发展、矛盾、冲突的现实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国家对公民实施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塑造和教育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网络世界的扁平化和平民化趋势正在一步步地消解权威的作用，排斥教化的功能，对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负能量。”［3］作为“网上一族”的大学生，最容易通过网络平台接触到不同性质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不同性质价值观的影响，出现价值错乱、信仰失落、道德淡化、行为失范等问题。面对剧烈的价值冲突，他们的质疑、迷茫和困惑是必然的。有质疑、迷茫和困惑，就有对比、调整和选择，乃至颠覆和重构。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已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是网络文化的主体，也是现实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主体。这种角色的转换使他们更加关注与其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感受、体验和创造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并进行即时交流、分享和传播。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过程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过程，对传统的价值观教育模式和教育作用自然会造成强烈的弱化和消解。其次，网络文化的巨大文化场效应深刻地塑造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冲击他们的价值观念，使价值观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网络文化时时刻刻浸润着大学生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塑造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网络文化是一种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融互渗、功能强大、充满诱惑力的文化场域。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基本上生活在实体的物理空间———现实世界中;互联网出现并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生存空间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既在实体的物理空间———现实世界，又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虚拟世界，两个交融互渗的世界不断切换，亦真亦幻。诸如人们的相貌、性别、年龄、身份等在现实世界里无法隐藏的东西，在虚拟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可以隐藏或变得隐秘;而那些在现实世界里隐藏于内心世界秘不示人的思想情感、道德观念也可以尽情宣泄和流露;真实的世界变得虚幻，虚幻的世界也可以变得真实。可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变幻莫测。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全新方式的展现。这也正是网络这个文化场的诱惑力所在，对大学生来说，网络文化的诱惑力可谓无比巨大。他们几乎须臾不能离开网络，网络对他们而言就是生活方式、人生平台。他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网络文化不断影响和重塑，已经与其父辈相去甚远。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越来越难以把他们从网络文化场中吸引出来。一般的学科教育尚且面临挑战，对于德育和价值观教育等具有特殊教育目的和功能的学科而言，挑战就更为深刻、形势也就更为严峻了。再次，网络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趋同和价值多元的矛盾更加突出，使意识形态工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具有挑战性，价值观教育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价值趋同根源于人类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利益驱动。当今时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态势，都极大地推动着文化和价值趋同的步伐。建构和形成人类共同价值已成为“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普遍应用，使得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和流动的技术障碍被消除、时空界限被打破，人类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获得了更方便、迅速、普遍、深入的交流和借鉴，信息和文化的大众化、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对于自身生活理想、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的预期已建立在掌握海量信息和了解不同文化的基础上，眼界豁然开阔。先进和发达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带来强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富裕、文明、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公平，平等、法治、人权等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基本价值标准，民众对社会不公正、不平等、不文明、不自由状况的容忍度大大降低。这表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两股巨大潮流，在不断冲击和颠覆人们原有的观念结构，塑造着日益趋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在看到价值趋同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事实:文化和价值多元化。价值趋同与价值多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趋同以多元为前提，没有多元就没有趋同;多元是客观存在的，趋同是多元发展的内在要求”，价值趋同与价值多元是“一个内在互动，共同生长、发展、进化的过程，”［4］“价值趋同，并不意味着价值一统”。［5］价值趋同不是对价值多元的否定，而是多元价值并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实际上，价值趋同和价值多元是一对永恒矛盾，只不过在网络文化环境下更为突出了。价值趋同和价值多元的矛盾，同样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实质上是价值观的斗争，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倾向，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多元化。这是教育者必须直面、必须理解和把握的事实。理解和把握了这一事实，也就把握了意识形态对立斗争的实质与核心，把握了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与核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促进大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需要。

三、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应对

通过上述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到，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确实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第一，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要坚持三个结合:灌输与疏导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关于灌输与疏导相结合。灌输即理论灌输。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特殊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强调理论灌输，强调教师主导地位而忽视学生主体地位，把学生当成被动和服从型的接收器，不管学生理解不理解、认同不认同、接受不接受，一味地进行灌输。灌输的惯性很大，流弊很多，广受诟病。我们不否认灌输有一定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当前更重要的是认真反思和调整。与以往信息垄断和信息不畅的时代相比，现在过分强调理论灌输已经不合时宜。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国家的信息垄断地位，人们已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手段主动、迅捷地获得和选择海量信息，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或价值观都会瞬间被抛入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参照系中，重新接受人们的审视，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时刻都面临重估和新的定位。这种状况对于成熟的成年人来说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的大学生来说，冲击和影响尤甚。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的知识不断增加，视野更加开阔，自我意识持续增强，个性更加突出，人也变得更加现实;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和情绪波动，使得他们更容易抗拒被灌输的东西。也许你觉得所灌输的都是天经地义，可他们恰恰不这样认为，他们可能更喜欢选择逆反和叛逆。这时候，相比灌输，疏导就变得至关重要。疏导，就是疏通和引导。灌输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疏导是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姿态，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要多一分平等，多一分理解和尊重，要懂得“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创造畅所欲言的气氛;坚持平等的原则，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互相理解，在尽可能和谐交流的气氛中进行;不迁就错误的意见，不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6］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永恒的原则，要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和疏导，就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既要有理论维度，也要面向他们成长的实际，面向国家、社会和时代的实际，尤其要正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质疑和困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疏导，并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践行。关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当今世界是一个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世界。一方面，虚拟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投射，成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虚拟世界以其强大的功能影响和塑造着现实世界，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融互渗，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样态，塑造着全新的文化世界。大学生始终是虚拟世界的主力军，他们离不开虚拟世界，而且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沉溺其中。这是一个不容漠视的现实，价值观教育必须立足这一现实。要把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密切结合起来，从形式、内容、手段等各方面探索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模式，增强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第二，要结合网络文化时代的特点对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进行有效整合价值观教育最终需要合宜的内容为承载。网络文化时代，以互联网为平台和纽带，文化和价值发展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多样包容性、虚拟性、复杂多变性等特点，其内容在质和量上都与以往任何时代大不相同。大学生们所接触到的文化和价值观丰富多彩，但同时也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网络文化时代，虚拟世界成为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所以，除了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惩处之外，教育者所面临的就是把好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关，学会在海量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效甄别和取舍，用充满正能量的教育内容去填充大学生的价值空间。另一方面，就大学生的接受特点看，他们更多地喜欢彰显个性、求新求异，不喜欢刻板僵化、一成不变，这些倾向在网络文化环境下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所以，教育者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既要注重思想性，也要注重新颖性和趣味性，要努力体现“三贴近”的要求，让大学生喜闻乐见、参与其中、自觉践行。价值观教育内容的选择应注意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其一是多元并存和一元主导的关系。要坚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当前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同时要正视文化多元并存和价值趋同的基本现实，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价值精华为我所用，坚持“拿来主义”，反对固步自封、惟我独尊。其二是现代和传统的关系。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优秀的传统在现代仍然能够以适当形式彰显其价值。大学生多推崇现代和后现代的东西，而轻视传统的东西。这就需要在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上整合传统文化中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以适当的形式实现传统文化精华和现代生活需求的对接。其三是精华和糟粕的关系。在网络文化条件下，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二重化使这一关系更加复杂。其实，不论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存在着正和反、优和劣的矛盾和冲突。所不同的是，网络文化时代，虚拟世界使现实世界中原有的糟粕的东西有了新的藏身之地，并且花样百出，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大学生也更具有诱惑力和影响力。这就使得价值观教育内容的整合更具有挑战性，更加需要教育者在教育内容和材料的选择方面把好关。第三，要坚持创新，努力实现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没有适当的手段和方法，教育观念就无法贯彻，教育内容就无法呈现，当然也就谈不上教育的实效性了。这在整个教育领域都是相通的，价值观教育当然也是如此，但价值观教育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都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接受和培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这首先需要教师的思想和价值引领，需要师生的思想和情感共鸣，需要学生的理论和价值认同，进而促使学生在实践中践行，实现知行合一。所以，在更新教育观念和整合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观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不断创新教育手段和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网络文化时代，教育手段的革新可谓日新月异，多媒体、网络平台、慕课、“互联网+”等现代化教育手段不断颠覆着传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确，传统教育手段既无法承载、呈现海量知识和信息，也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形势，不适合网络文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的特点，因而很难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当然也就难以保证教育的实效性了。当前，对大多数学校来说，实现教育手段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已经不是问题。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硬件建设的问题，否则有了这些硬件设施也可能只是摆设。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现代教育手段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手段和方法不可分割，现代化的教育手段要求现代化的教育方法。不论是讲授、辩论、讨论、演讲，还是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都要从教育目的和内容的特殊性出发，从现有的教育手段出发，选择灵活、适当的教育方法。但从根本原则上讲，价值观教育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积极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结合上下功夫;要更新观念，要善于学习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教育方法，并注意在教育手段、方法的运用上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作者：王现东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2］曹挹芬，曾长秋．新媒体时代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众认同的探讨［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

［3］张小飞，陈莉．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的嬗变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策略［J］．理论视野，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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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米兰BOCCONI大学公共与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图里尼以BOCCONI经验为视角产出公共政策制订的三种理念，其一，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是多层次性，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层面，而且也是文化组织的决策层面，特别是有可能是项目决策的层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他提出了三个类型，一是创新性的决策，二是互动性决策，三是情感吸引的决策；其三，他使用实验的方法，为提取第一手资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来自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维多利亚・诺兰教授和纽约戏剧发展基金发展总监安・特莱茨是美国著名的艺术管理专家，她们围绕美国当代戏剧艺术能力状况进行研究，通过问题假设和调研，既设置了六个能力的一般性的关照，同时叉涉及如何论证和确认这六个能力的状况，并且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国外艺术管理的专家的研究，首先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既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观的实际运行与操作的研究，既有纵向研究，也有横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把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有机结合为一体；又次，能够超越单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个综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来自国内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业的学者环绕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演讲和深入的研讨，其中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跨文化语境下中国艺术管理的宏观审视。涉及这一命题演讲的学者从国内外艺术管理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高屋建瓴地分析艺术管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教授从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梳理开始，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艺术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三个发展维度”、“三大问题”的总体观察。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认为，跨文化本身是流动的。虚拟空间的形成加快了艺术流动的速度，形成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艺术管理具有现代性与社会性，其制度创新值得研究；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并非专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指出，应当科学辨析宏观艺术管理和微观艺术管理的关系，重视对艺术活动客观规律的掌控。不能把艺术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应当从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来；要确立艺术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学设置艺术管理学科；要充分认识艺术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质，重视该类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济南大学江奔东教授强调，艺术与文化管理，需要重视文化规制的问题，要有制衡效果的标准，各机构职责划分是否清楚，规制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内容规制应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先进文化的标准；文化产业规制需要有立法实施和统一的完整性；面对文化规制，需要科学地掌控政府、文化企业和文化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论述了宏观艺术管理与围观艺术管理的关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体与客体、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导被制导的关系，又是相互协同的关系：二者会出现一些冲突与摩擦，应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磨合与化解，使之产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师范大学方华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切入研究艺术管理的状况，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早已引起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刘素华作了中美国家艺术基金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五十年兴衰表明多元文化与共同价值的协调是国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国家艺术基金如何在价值认同的框架中激发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战，也是其肩负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的发展趋向。较多学者针对艺术管理某个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予以深入的剖析，许多观点具有深刻的创见。天津音乐学院张蓓荔教授认为跨文化传播要确立科学的理念和标准，寻找相同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共鸣；要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方力量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格局，用好交流贸易等多种方式；要科学设计项目、制定合理的指标、突出重点、分阶段、分批次推进，突出品牌战略，市场战略，合作战略和媒体战略。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字教授针对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跳出旧有的“内向型研究”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外向型研究”，充分发挥双向视域研究的互补优势，同时积极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文联出版社朱庆社长讲述了基于互联网的艺术资源管理。中国文联出版社建立的“中国文学艺术+互联网”这一平台要为每一位艺术家或艺术学家免费做唯一个人的官网，精准和广泛地传播交流学术成果。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应当拓展艺术管理的视野，建立宏大的艺术资源库和艺术交流的巨大平台，这正是科学管理的体现。湖北大学艺术学院张建军教授切人中国外流文物的回归这一命题，认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其间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认同。为了实现更多文物的回归，应当审时度势，调动政府、民间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学管理与运筹的力度，实施行之有效的举措。四川音乐学院廖勇教授探讨了员工与组织、组织内各部门和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构建一个有利于组织高效运作的内外管理生态是现代管理的关键，而遵照相应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管理生态模式进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则为管理的生态法则。

第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创意、生产与营销。该课题涉及到艺术管理具体运作的诸多问题，从创意与策划、生产与运营到传播与营销，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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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特别是占整个出版码洋很大比例的教辅图书，内容质量是否过关，给图书造成的影响很大，而其实际影响已不止是图书本身。

（一）对于内容审查的责任意识

图书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决定其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编辑必须要有责任意识，而责任意识强弱的体现首要就在于对内容审查的把握是否到位。责任编辑对内容的审查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学术、思想、社会价值等。

教辅书虽面对青少年学生，内容是围绕着学生学习及提高素质等进行组织的，并以升学考试为主要方向，但由于各科涉及的学科面较广，不可避免地触及某些政治、宗教、民族、历史等出版中的敏感问题。如思想政治这门科目就是研究政治的学科。而地理科则是当前最易使相关教辅“出问题”的科目，它需要大量的地图，以此来设题、辅助讲解、考查识图理解等，地图的认识和使用、理解是这门科目的特征之一。由此，就难以避免地使地理科、地图和复杂的地缘政治、时事政治产生交叉。地理教辅中出现的地图如不能切合变化后的实际，标示的语言、符号不当，造成的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事实上，、南海诸岛地图等的绘制和公布已上升到宣示国家的层面，作为相关教辅的责任编辑，怎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处理这样的地图问题？此时，责任编辑的责任意识尤显重要，强烈的责任意识能驱使责任编辑认真审查，查找和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避开大的出版风险。

（二）对教辅内容组织安排、内容策划的责任意识

编辑不是书稿的写作者，但往往是书稿乃至整套丛书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作者写作之前，编辑已在全盘构思，安排架构，做好基本框架了。特别对于丛书而言，策划编辑是先于主编的指挥者和组织者、策划者，作者则是一本本书具体的直接写作者、执行者，编辑和作者共同对书稿的内容作出贡献，也应共同承担书稿的责任。有些辅导书因有了强力的渠道，而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和唯一的考量因素，不顾书的内容是否切合学生使用的实际状况，大干快上，粗制滥造，使内容平庸，无重点，无梯度，无层次性，不能针对学生在学习和考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于编写时对新课标形势下的课程改革也缺少了解，内容脱离目标学生最基本的使用教材，这些书浪费了学生的宝贵学习和复习时间，令人厌恶。这样的书虽博取了一时的利益，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长远的，对于费了大量心血而打造的渠道也是一个大的伤害，以后这类书再次进入同样的校园，自然会遇到阻力；对出版社的声誉也有破坏作用。

二、对于读者（学生）学习的责任意识

（一）对学生学习提供帮助的意识

教辅对于学生的学习必须要有帮助作用，对学生无用或用处不大的教辅不应当出现，它们只会白白消耗学生的精力、时间和有限的金钱。各种教辅基于自身的特点，对学生的帮助作用可以说是各不相同的，或富于针对性，或创新性强，或突出能力的训练提高，或有利于考试复习等。从另一方面看，这为教辅的编写和进入提供了多方面的角度和切入点，也为出版社提供了相当宽阔的出版空间。

（二）打造强实用型教辅意识

需认识到，教辅不是或不仅仅是为学生修身养性准备的，它有着天然的实用价值，即有利于学生学习和考试。因此，编辑须树立为学生学习、考试负责的意识，应以提高学生学习水平，丰富学生知识，增强学生能力等为己任，与作者一起，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打造出对学生有益、有利的精品教辅。

三、文字质量意识

对学生负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好文字关，不能以“无错不成书”来为自己开脱。对于处在成长期、文化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还不够高的青少年学生而言，教辅图书就是除了教材以外的标准，教辅上的错字、病句、错解乃至知识性谬误等，都很有可能被学生全盘接受。因此，书稿上的一字一句都应当细致认真地审校，不但责任编辑要认真审稿，“三校一读”也必须坚持，对于问题较多的稿件，需要进行四校、五校甚至六校、七校，以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

四、对教师教育、教学的助手和补充意识

首先要认识到，教师的教学是对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是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方法、提高能力的主渠道，它不可取代；再好的教辅都达不到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前提下的因材施教效果。其次，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前提下，需要正确发挥教辅的辅助功能，使其能有力地配合课堂教学。教辅对教学应有正面帮助作用，一本成功的教辅，既能有利于学生自学、自查、自审、自我提高，又对老师的教育、教学起到良好的助手作用，从而受到学生和老师两方面的欢迎。作为此类书的责任编辑，理应具备为教师教育、教学做助手，为教学提供补充的意识，只有这样，所编辑的教辅才有可能具备上述期望中的良好品质。

五、对作者的责任意识

编辑要对作者负责，这是一切图书编辑需共同遵守的，它表现在多个方面：物色和组织有能力和有责任心的作者，培养作者，为作者做好服务，及时为作者排除写作之外的干扰，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及时地依据合同足额核发稿酬。值得一提的是，及时给作者稿酬相当重要，这不仅是给予作者应得的物质利益，更表现出对作者劳动的尊重。一些出版社“店大欺客”，或稿酬一拖再拖，或借故克扣，极大地挫伤了作者积极性，无形中为日后的作者队伍流失埋下伏笔，从而削弱了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现在的教辅图书编写过程中，常出现作者为图省事，随意在网上复制内容用于自己所编图书的现象，这使得图书的法律风险增加。对此，编辑应时刻保持警醒，注意为作者纠偏，帮助作者树立版权意识，使作者和出版单位免于陷入可能的法律困境；而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为作者负责的表现。

六、对于著作权、版权的责任意识

（一）对于内容应有责任意识，出版的教辅不能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

对他人署名权等版权法规所规定权益的要求和维护是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著作权、版权纠纷而进入诉讼程序的官司巨量增加，名人非名人的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而作为出版方的出版社、作为该教辅图书的责任编辑，常需与民营等机构合作研发和出版教辅，对合作方版权、作者著作权的监督检查和确认是责编乃至出版社需要做的重要工作。实践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做，以作者授权委托书方式确认就是其中之一。

（二）对于其他出版社版权的处理也要有责任意识

近年来，出版社自身的版权意识也有新的提高，本版的教材已被视为该社的重要智力成果、优秀的出版资源，其他出版社使用和引用出版相关配套教辅通常须取得授权，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拥有较强教材资源的出版社等两三年来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因此，教辅责任编辑须改变过去配套教辅出版不用取得相关教材出版社同意的做法，关注新的形势，以著作权法和相关出版法规为准则，富有责任意识地处理与其他出版社的版权问题。

（一）熟悉教材、以教材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意识

教辅的特点之一就是要以教材为依据，不同版本的教材决定了教辅的不同特质，而当前各地的教材版本累计有十五种以上，不同版本的教材课程设置不同，对同一知识点的要求常常不同，连一些常用词的写法也不一样，作为以编辑出版教辅为专业的编辑，要有以教材为基础的意识，熟悉教材，使教辅尽量与教材一致，不使学生在使用中造成混乱。

（二）提升职业素养、具备职业资质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