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城镇化进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07年末，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 44.9%。 到 2010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47.5% ，2012年2月2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51.3% 。但是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存在的众多问题。

一、中国城镇化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推进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必须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而创造条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城乡经济融合度不高

城市与农村经济联而不合、合而不一，城乡功能双向辐射力度不足，城乡诸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尚不畅通，缺少相互间紧密的配合和支持。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低，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3:1，而我国仅为 0.5:1；加工食品占饮食消费的比重发达国家为 90%，我国仅占 25%。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各产业之间关联度太低，农业产业链条短，这种情况既影响了城乡的商品交换，更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

（二）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城乡社区更加开放的态势下，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强化，城乡资源流速加快，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我国农业是个弱质产业，风险大、比较效益差，资金回报率低，因此城市资源要素缺乏向农村流动的内在动力，农村资源要素受市场利益机制的驱动，争向外流，向城市集聚，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农民土地缺失

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性征用，导致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和城乡土地市场分割，导致大量无地失业农业人口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 30 余年以来，政府向农业征用土地所产生的城乡土地价格差累计达到2000亿元，这些资金又全部投入到了城镇。在某些地区，由政府垄断性征用所导致的土地市场价格差甚至成了政府推进城市化、维持政府运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四）农民工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农业投入力度的增大，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

农民工进城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外，难以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进城一方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农民工进城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条路径，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性。但现实情况是，能够真正由农民变为市民的群体只是占了少数，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常态。具体来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和覆盖范围上都有明显差距，农民工在劳资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事故保险等待遇，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都没有达到市民化的标准。

这就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在表面上进了城，但却没有享受到城里人该有的待遇，使我国的城镇化大打折扣。

二、改善中国城镇化建设现状，完善城镇化建设水平

（一）普及小城市，促进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不仅与其周边的广大农村是密不可分，而且是我国城镇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相比，较易发展成规模。较之大中城市，小城市具有区位优势，即其所处地域与农村临近，其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与农村相差不大，农村劳动力较易融入其中，易产生人口集聚。特别是乡镇企业极易在小城市生存，农村劳动力较易转移到小城市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赢得了机会。这一切，都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动力和积淀。

（二）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

土地不只是意味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还是农村赖以生活的根本。对于迁往城市定居的广大农民来说，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放弃生存烦人依靠。农民的土地产权分属不甚明了，其劳动力的迁移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转移农户土地收益权不仅体现对人口城镇化产生了粘效应，也造成了大量的“两栖”农民。因此，尽早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三个群体:一是失地农民，主要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被征地农民。近年来城镇快速扩张，失地农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计划，失地农民中老龄的、大龄的也没有养老保障。二是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就是非农就业。据农业部统计，大概有两亿左右。针对这部分人没有完善的失业、养老保险制度，恐怕大多数人要回农村养老。

（三）把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城镇化战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更应该考虑城镇化的系统性。具体来说，就是指城镇化进程要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城镇和农村的协调、共同发展。城镇化发展并不代表着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消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农村人口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还包括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只有将这两个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战略。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实现农村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从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

总结

文章主要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可持续发展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既不能违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也不能完全照搬别国模式，必须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篇2

一、引言

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总理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城市化水平不仅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就是在这个认知上，寻找影响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以期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根据诺瑟姆的城市化阶段划分，我国在199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48%）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阶段，而且从1992年后我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环境都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很少有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本文基于这个考虑，就选择了1992年至今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研究。

二、指标选取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城市化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了史晓庆，任建兰在《影响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因素分析》一文选取的三个方面的指标，本文在这个基础上对指标进行扩展，选取了以下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初始指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筛选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指标。

1. 经济因素指标：人均GDP（PG）；固定资产投资（FI）；城乡收入差距（UIG），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

2. 产业因素指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PSV）；第三产业产值比重（PTV）。

3. 科技因素指标：科教文卫事业投资（SEI），由于统计数据缺失，用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的总和表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NSC）；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NST）。

4. 社会因素指标：交通基础设施状况（TI），用铁路和公路的总里程数表示；进出口总额（TAI）；外商投资总额（TAF），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衡量。

三、建立模型

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科研投入和社会因素四个方面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建立以下模型：

Y=F（PG，FI，UIG，......NSC，NST）

其中，Y表示城市化水平，是被解释变量，用城镇人口比重进行测度；PG，FI，UIG，......NSC，NST是解释变量，通过这个模型，可以找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科研投入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了1992～2013年的数据。之所以选择这期间的数据，首先是因为从1992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其次也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四、实证分析

（一）灰色相关度分析

本文采用整体灰色关联分析，它是基于灰色系统的灰色过程， 进行因素间时间序列的比较来确定哪些是影响大的主导因素， 非常适合进行动态过程的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本文选择的11个影响因素均与城市化有很强的关联性。其总排序为：

其中PTV，TAF，PSV，NST，TI，TAI与城市化水平关联性最强，关联度均达到0.9以上，也就是说，这几个因素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下面就重点研究PTV，PTE，TAF，PSE，PSV，NST，TI和TAI也即二三产业发展，交通基础状况，进出口总额，科研投入和对外出口总额对城市化的影响。由于灰色关联分析虽然能准确测度各因素对城市化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但是不能分析出这种关联是正向还是负向，因此，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二）回归分析

1. 平稳性检验。因为以上指标选用的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如果指标变量是非平稳的，那么即使样本量很大，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时也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也就是说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因此要对指标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本文采用的就是Augmented Dickey-Fulled Test也即增广迪基--富勒检验来对Y，PTV，TAF，PSV，NST，TI和TAI及其一阶和二阶差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Y外的其他8个变量的水平系列和一阶差分都是非平稳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详见表2），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 协整检验。在上述序列数据是二阶单整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来验证上述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详见表3），说明本文最终选用的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 回归模型分析

虽然指标TAF与城市化率相关性也很强，但是通过多次发现剔除该指标的模型拟合程度最好，因此在这里选择剔除TAF这个指标。表4是最终的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为：

从表4中的一些统计量可以看出，R-squared 和R-squared 都在0.99以上，Prob（F-statistic）几乎为0，因此该模型的回归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再看各个因变量，除LnNST之外的其他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和因变量Y呈正相关，LnPNST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可以发现其与因变量也是呈正相关的。因此，二三产业的发展，进出口发展和交通设施状况都会影响城市化水平，但是二三产业对城市化的影响超过科研投入，交通基础状况和进出口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

五、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1. 合理规划城镇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我国东中西城市化发展很不均衡，中部和西部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我国城镇的发展受气候、水文、土地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可供大规模开发的土地很有限，这也是大城市一般都分布在东部沿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面对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城镇基础，冲破既有的行政边界的约束，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统筹考虑，均衡协调大、中、小型城市发展，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提倡城市资源共享，科学合理地进行人口和产业的引导规划，因地制宜的规划城镇区域发展格局。

2. 加强交通建设，构建一体化、网络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设施是城市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上一章的实证分析业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城镇化发展是正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交通设施建设。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交通发展在满足其运输需求的同时，也受到了环境、资源和土地等自然条件的约束，这些在客观上就要求在未来应该大力发展环保节能和先进适用的交通工具，按照地区不同条件，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交通工具，鼓励新能源交通工具的运用。

3. 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使人口自由流动。我国人口流动一直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也是造成我国城镇化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虽然对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暂时还不能完全放开落户限制的大型城市，要通过放开其辖区内的中小城市的落后限制，分担大城市人口落户的压力，对于中央已经明确指明放开落户限制的中小城市要尽快落实政策。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居民自由流动。

4. 按照产城融合，产业融合原则，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推进城镇化，就要有产业跟进，否则就吸纳不了流动人口进城镇就业，会造成“空心化”，城镇化率也提高不上去。实践证明，以产业带动的城镇化才更有生命力。我国的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而从美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尽管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了快速的进步.但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在政策上积极扶持新兴服务行业，在税收、信贷等方面大力扶持城镇第三产业相关企业，还要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同时创造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打破行业垄断，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取消或调整不合理的产业限制政策。

5.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主动的进出口贸易。从我国城市化进程及上一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对外开放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进出口和城市化率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因此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就需要我们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进出口贸易。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是很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市场相关产品的不足，企业还可以从中吸收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从而刺激技术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张怀志，聂玉梅.影响云南城市化水平的因素分析[J].经济纵横，2012（09）.

[2]刘铠锋.浙江省城市化影响因素计量分析[J].中国城市化，2014（04）.

篇3

中图分类号：TU9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1（b）-0196-01

1 城中村改造中的普遍问题

1.1 较少经济增长点

城中村作为一个农业为主的村子，很难找到经济上的亮点。据了解，一般现在的城中村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出租房子给外地人，获得租金。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征用土地时，发放的一次性补贴，或者是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政府给予的津贴。城中村的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区的迅猛发展，但是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城中村的经济发展却依旧很少有较好的突破点，所以经济的增长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由于对城中村的改造中，对经济带来的动力还远远不够，当地的村民从以前的农业中退出却没有更好的发展，导致城中村的经济很局限，没有脱离单一的以地换钱的改造模式，也很少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城中村和在其改造中具有经济起步晚，原有经济薄弱，缺少新型经济的特点。

1.2 缺少规划，土地利用率低

根据统计显示，在城中村中，违章建筑数量较多，管道线路较为复杂，市政管理最为松懈，而且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和基本功能都未能到位。在城中村中，各种违章违规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缺乏法律法规的知识，利用所趋，盲目的建设简易房出租；还有就是对现存土地的利用率低也很不合理，大部分都是弃而不用，等待政府征地，没有体现土地应有的价值，而且这种弃而不用的做法，对土地造成了损失，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缺少合理的统筹规划或者没有严厉的执行规划是城中村改造中的大问题，由于不合理的规划，会大大增加拆迁改造中的成本，从而拆迁改造的质量也就下降了。还有对建筑的不合理规划，导致城中村的建筑风格很不统一，结构很凌乱复杂，不能拉近城村的距离，不能达到城中村改造的目的。

2 我国城中村改造的现状

2.1 政府主导作用

城中村的改造就目前形势来看，政府是唯一的主导作用者；而现有的改造形势和改造方向也是政府所主导的。对于城中村目前的改造现状而言，政府为拉近城乡经济差距，积极募资进去对城中村的改造和完善。其中，改造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新建城中村的破旧民房，整体改迁或是聚集到较集中的居住地段；同时，对一般的商业用楼也会按照规划的要求进行整体的整改。同样的改造是具有一定的经济方面的影响的，政府在当前主导的城乡改造过程中，是希望改造和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的同时，能够为当地带来足够的经济带动力。政府优先考虑具有一般性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对城中村的改革和改造，在要求整体设施完善的前提下，为当地的居民创造更多的经济带动力和经济增长点。

2.2 市场带动作用

政府对改造的影响是直接而短时见效的，而市场作用的是目前城中村改造中作用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市场对城中村的直接的影响作用是促使城中村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的力量之一。和政府的直间作用相比较市场的影响是不易察觉的，而却是时刻影响的，市场是利益的代表，有利益就会促使一部分人为了利益而进行一些运作和对现有状态的一些改变，从而就会对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一些利益关系的合理调配，使之想利益的最大化方向发展。市场是一只看不见手，他对利益的巨大驱动会给城中村这种比较滞后的地域带来契机，廉价的土地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市场，为资本实现其更大化的利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城中村就会在这种资本的带动下朝着实现利益的和带动发展的方向发展起来。当然资本的自由运作是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和盲目性，所以目前市场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

3 对中国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3.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建立和健全关于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和整体规划管理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目前城中村拆迁改造的重要保障。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建立普遍使用的改造措施规范，而地方的相关部门也应当建立适合当地的保障措施，和强制法律法规。并且要有具体的监督职能部门，就是这种监督会使相关的措施得到良好的执行。同样的，有了法律规范就不会出现像以往类似的的混乱局面，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中村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这也更容易出现一些素质不高的管理人员，损害集体和国家和城中村村民的利益的情况。

3.2 合理调整利益关系

在城中村的拆迁和改造过程中，应该认清各方的利益关系，并且考虑到各方面都利益的需要。在城中村的开发中，土地的征用和出让是最大利益的所在。土地市场化，商品房的房价的飙升，是一种不安分的爆炸发展和增值。土地的利益将会有更多方面的问题出现，开发商和政府的角度是相对立的，政府一般考虑村民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本却需要廉价的土地，需要从村民那边榨取更多的利益。政府部门应该实事求是的为人民干实事，切实考虑到贫穷城中村村民的利益。合理的利用和征收土地，从经济和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妥善安排土地的规划用途，不能只顾眼前短期的利益回报和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盲目开发和自杀性发展。

3.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社会保障和加强村民的就业工作在城中村在改造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城中村在改造中的内在要求。政府应该采取相关的措施，促进城中村村民的再就业或重新创业，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权益，支持鼓励村民的创业，可以从发展现代农业，畜牧业，养殖业的方向开展，让村民自己当家作主，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价值。同样的，政府应该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善基础教育并加强未来发展方向的人才重点培养。设立必要的培训中心，保证村民能够快速的进入价值的创作中。丰富和改善村民的文化环境，在提高村民素质的同时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保证村民心理的健康；提高医疗保障能力，医疗保险惠及每一位村民。

小结：城中村的改造任重而道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根据实际发展的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来指导城中村迅速而良好的改造，严格执行法律规范，控制操作层序，强化有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并且做好良性发展的宣传工作，加强基本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保险额度，循序渐进的完善和加强村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 向碧华.城中村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2010.

篇4

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DEA，在测度区域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对IPAT模型扩展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对称U型关系，且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较高，部分省份已进入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中西部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而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和技术水平都从不同方面影响城镇化的生态效率。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环境政策、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城镇化的生态效率，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水平；生态效率；超效率DEA；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5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8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城市的热岛效应、水华效应、灰霾效应、拥堵效应、垃圾效应等。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即提高生态效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那么，我国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城镇化是如何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效率的差异及其原因是什么？怎样去提高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自1990年Schaltegger和Sturm首次提出生态效率概念以来，很多学者和机构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的定义被广泛认可，即“生态效率是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和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和地球的估计承载力相一致的水平，并同时达到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1]。生态效率是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环境影响的比值，它不仅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而且也代表着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生态效率相关概念、指标以及评价方法的深入研究，如Hellweg等提出生态效率可以用相关费用和环境影响因子的比值来表示[2]；Kobayashi等利用DEA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径向投影决策单元的评价方法[3]；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开始研究生态效率与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的关系，比如Grossman和Krueger研究发现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呈现倒U型，并以此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4]；陈傲以中国29个省际截面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赋权的研究方法，评价了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差异性，并以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值为因变量，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环保资金投入、环境政策及产业结构等对生态效率的影响[5]。而对于城镇化的研究也比较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城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等的关系，比如黄金川、方创琳采用数理学方法对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6]；简新华、黄锟通过对中国城镇化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且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7]；朱孔来等通过建立VAR 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8]； Burak等从生态、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城市化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城市化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9]；刘耀彬、宋学

锋建立了辩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同时利用主成分加权合成方法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10]；王新杰、薛东前对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演化分析[11]；宋建波、武春友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总体水平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结论[12]。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对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有关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相互关系的研究却很少，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如何以最小的生态损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协同发展，是各区域政策决策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探讨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区域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各地区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关系，同时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种类不同，使得其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存在显著的地域特征，所以本文进一步从东、中、西三大地带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各区域确立城镇化发展目标、减少生态损耗、提高经济社会效益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1 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的测度

1.1 模型和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由Charnes和Cooper等人于1978年提出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以相对效率为基础，以凸分析和线形规划为工具，根据多投入、多产出指标对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s）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测度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13]。由于DEA方法在建立模型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也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是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这有效解决了区域生态效率测度指标赋权的问题。

假设对n个地区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每个地区都有m个投入变量和s个产出变量，xjk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入变量，yjk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出变量，其中第k个决策单元的输入表示为xk=（x1k，x2k，…，xmk）T，输出表示为yk=（y1k，y2k，…，ysk）T，θ是第k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且满足0≤θ≤1，以第k个地区的效率评价为目标函数，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条件，使用CharnesCooper变换就可以得到经典C2R模型的线性表达式如（1）所示：

根据上式计算区域生态效率时，对于有效率的 DMU都显示为 1，不能区别出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差异，鉴于本文重点研究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所以为了避免多个评价单元同时处于前沿面最优而无法区分其生态效率的高低的情况，本文选择Andersen和Petersen提出的超效率DEA模型（Super Efficiency DEA，SEDEA）来测度中国各省市1999-2011年的生态效率[14]。SEDEA模型在进行第k个决策单元效率评价时，使第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被其他所有决策单元投入和产出的线性组合代替，从而将第k个决策单元排除在外，而传统DEA模型则将这一单元包括在内。在SEDEA 评价值中，无效或弱有效的决策单元（DMU）仍然是无效或弱有效的，但对于有效率的 DMU，却可以区分它们的有效程度，进而可以将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排序。SEDEA的数学表达式如（2）所示：

1.2 指标选择和测算结果

1.2.1 指标选择

生态效率强调经济价值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而在超效率DEA模型中，一般将收益型指标作为产出指标体系，将成本型指标作为投入指标体系来处理，因此，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及其变动情况，本文以1999-2011年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和固废污染）和资源消耗（主要包括土地消耗、水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为投入指标，以经济发展作为产出指标，同时在考虑了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本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由于缺失数据较多，故不计入本文实证分析。

1.2.2 结果分析

根据超效率DEA模型，运用MYDEA1.0软件，将中国1999-2011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逐年计算得到各省市13年的区域生态效率值，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中国1999-2011年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结果可以发现，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生态效率在13年间变化不大，整体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中观层面来看，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生态效率差异较大，东部生态效率最高，每年平均效率值均在1.0以上，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值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略高于西部地区，且变化趋势不明显；从微观层面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较发达省份生态效率较高，贵州、宁夏、甘肃等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生态效率较低，这说明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所以中西部各省市应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向低消耗、低污染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2 中国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

2.1 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的拟合分析

我国城镇化率2000年为26.22%，2011年为51.27%，年均增长1.92%，而区域生态效率却从89.65%下降到了73.03%，年均下降1.28%，这说明在我国城镇化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对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研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这里以区域生态效率为因变量，城镇化率为自变量进行拟合，结果如图1所示，二次项系数为正（3.961 6），一次项系数为负（-4.365 3），即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率呈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区域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我国目前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

2.2 实证模型

2.2.1 模型构建

经典IPAT模型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Holdren和Ehrlich提出来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影响的经典模型，他们认为影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口（Population）、富裕程度（Affluence）和技术水平（Technology），即I=PAT，式中，I不仅可以表示环境负荷，还可以表示能源消耗、环境影响状况等，所以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环境、人口、经济和技术之间的定性或定量关系[15]。之后，Dietz和Rosa对IPAT模型进行了扩展，他们将IPAT用随机的形式表示，提出了环境影响随机模型[16]，即Ii=aPbiACITdiei 。本文在此模型基础上取对数，且由于城镇人口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远大于农村人口，所以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水平来表示上式的P，并根据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的拟合分析结果，针对城镇化水平设立一个二次项，同时，为准确分析造成区域生态效率差异的原因，加入了产业结构和环境政策两个变量，最后得到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实证模型：

式（3）中，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βi为个体效应，βt为时间效应，β1、β2、β3、β4、β5为估计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其中i、t分别表示第i（i=1，2，……，30）个省和第t（t=1，2，……，13）年；EE（EcoEfficiency）表示区域生态效率，UL（Urbanization Level）表示城镇化水平，IS（Industrial Structure）表示产业结构，EP（Environmental Policy）表示环境政策，T（Technology）表示技术水平。

2.2.2 指标选择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本文选取生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政策以及技术水平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其中，生态效率利用前面的超效率DEA模型计算所得，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来表示（考虑到全国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部分数据选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对于产业结构，由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率越高，生态文明水平亦趋于较高，所以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对于环境政策，由于一些政策还处在发展阶段很难量化，所以从数据可得性的角度考虑，本文选择排污费收入总额来代表环境政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而技术水平则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来表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强度关系，即每创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需要消耗的能源数量，单位GDP能耗越大，说明技术水平越低。本部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3 实证分析

2.3.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虽然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数据的非平稳性，使得变量的相关性降低，但是各变量还是有趋势、截距问题，可能还是非平稳数据，存在单位根，这样可能会造成虚假回归或伪回归。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出现，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特性，可以较好的推断单位根的存在情况。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包含两类：一类为同质单位根检验，该检验方法假设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比如LLC检验、Breitung 检验和 Hadri检验；另一类为异质单位根检验，该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比如ImPesaranShin方法、FisherADF 检验和 FisherPP 检验。以上方法除Hadri 检验的原假设为不含有单位根外，其他检验的原假设均是含有单位根。本文采用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即相同根单位根的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的 FisherADF检验，如果在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我们说此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不平稳。

对区域生态效率ln（EE）、城镇化水平ln（UL）、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ln（UL）]2、产业结构ln（IS）、环境政策ln（EP）、技术水平lnT分别进行 LLC 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区域生态效率、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均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一步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3.2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根据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区域生态效率、城镇化水平以及各控制变量均表现为一阶单整，可以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在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对 lnEE和 lnUL 进行面板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基于残差的检验，通过检验残差是否平稳来检验协整关系的存在，主要有 Pedroni检验和 Kao 检验；另一类是基于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类似于时间序列中的Johansen 协整检验。本文采用 Pedroni 检验和Kao 检验，由检验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除Group rhoStatistic 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外，其余统计量都通过5%显

著性水平的检验，可以判断我国30个省市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时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精确的。

2.3.3 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显示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直接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一般而言，面板数据可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 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 估计方法，究竟是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则根据Hausman 检验的结果来确定。本文以区域生态效率为因变量，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环境政策以及技术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由于东中西三大地带在区位、禀赋、政策等发展条件上存在较大

差异，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同，所以本文对东中西利用上述模型和框架分别进行了回归，以探索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生态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对于全国而言，城镇化水平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1.620 194），二次项系数为正值（0.214 187），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曲线的特征，即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加剧，区域生态效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后随着城镇化水平进一步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程度逐年下降，区域生态效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通过比较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东、中部地区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的转折点却有所不同：对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省市已经达到这一转折点，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市还未达到这一转折点，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而对于较落后西部地区而言，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系数虽然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西部地区生态效率与城市化呈现U型曲线特征不能得到证实，而后通过对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生态效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可以发现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负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水平较落后，尚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区域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2）以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比例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对区域生态效率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且区域差异较大。根据产业结构比例以及区域生态效率的评价值，可以发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地区生态效率较高，且产业结构比例最优，尤其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例均在40%以上；而对于中部地区，由于近年来承接东部地区第二产业转移，虽然工业发展迅速，但资源消耗不断增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导致生态效率不断降低；西部地区虽然从比例上看第三产业发展较好，但由于绝对数量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生态效率最低。产业布局在空间上的差异，导致东、中、西产业结构发展差别较大，这是区域生态效率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3）排污费收入总额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全国以及东、中、西部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随着排污费收入总额的不断增加，区域生态效率在下降。根据回归结果，结合各省市历年排污费收入总额情况可知，尽管大部分省份的排污费收入总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区域生态效率却在降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城市道路、供水、供电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忽视了对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虽然企业缴纳的排污费在不断增加，但是这些费用远不够环境治理、恢复生态、赔偿群众损失的费用，而且还有很多企业把交排污费当成继续污染的借口，导致环境污染愈加严重，所以我国不仅要完善排污费收费制度，而且要将各种环境政策综合利用，减少“先污染、后治理”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与生态效率负相关。全国以及东、中、西部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越大，生态效率越低。由于单位GDP能耗越大，技术水平越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越多，那么生态效率也就越低，所以技术水平与生态效率呈正相关关系。通过比较东、中、西三大地带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各区域生态效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对生态效率的弹性系数最大，这是因为西部地区不仅生产方式落后、环境政策缺乏，而且地方性企业的生产技术也非常落后，这些“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所以中西部地区迫切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成本，进而提高生态效率，逐步实现城镇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1999-2011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变化趋于平缓，但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东、中、西三大地带生态效率差异明显，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生态效率较高，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较低，这说明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较大；②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对称U型关系，即生态效率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经转折点而上升的趋势，且东、中、西三大地带这一趋势的转折点有所不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已达到这一转折点，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还未达到这一转折点，但是对全国而言，目前还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不断下降；③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政策的转变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区域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根据本文分析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伴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和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区域生态效率低下，这决定了这些地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促进城镇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②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第二产业，所以急切需要加大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和转移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积极发展高效率、低污染、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产业，进而提升区域生态效率；③研究表明，以排污费收入总额为代表的环境政策比较有限，所以各地区应在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大对生态环境管理的投入，构建集强制手段、经济手段、协调手段以及信息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环境管理政策，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要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和环境监督方面的作用；④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各地区要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提高生态效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先进节能技术，开发非石化能源，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得到推广和广泛应用；另一方面要引进国内外较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来武装本地区的能源工业，使其在较短时间内摆脱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BCSD. Ecoefficient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 Geneva： WBCSD， 1996.3-16.

[2]Hellweg S， Doka G， et al. Assessing the Ecoefficiency of EndofPipe Technologie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ost Efficiency Indicator [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05， 9（4）： 189-203.

[3]Kobayashi Y， Kobayashi H， Hongu A， et al. A Practical Method for Quantifying Ecoefficiency Using Ecodesign Support Tools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05， 9（4）： 131-144.

[4]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353-378.

[5]陈傲.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 2000-2006年省际数据为例[J].中国管理科学，2008，10（16）：566- 570.[ Chen Ao.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logy Efficiency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China： Evidences from Provincial Data during 2000-2006[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8，10（16）：566- 570.]

[6]黄金川，方创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J].地理研究， 2003， 22（2）：211- 220.[Huang Jinchuan， Fang Chuanglin. Analysis of Coupling Mechanism and Rule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J].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2）：211- 220.]

[7]简新华，黄锟.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J].经济研究， 2010，（3）：28-39.[Jian Xinhua， Huang Ku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the Level and Speed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0，（3）：28-39.]

[8]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 28 （9）：80-87.[ Zhu Konglai， Li Jingjing， Le Feifei.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2011， 28 （9）：80-87.]

[9]Burak S， Dogan E， Gazioglu C.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on Coastal Environment[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4，47（9-10）：515-527.

[10]刘耀彬，宋学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式及判别[J].地理科学，2005，25（4）： 408-414.[Liu Yaobin， Song Xuefeng. Model and Criterio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J]. 2005， 25（4）： 408-414.]

[11]王新杰，薛东前. 西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演化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8）：1378-1385. [Wang Xinjie， Xue Dongqiang. The Analysi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Xi’an[J]. 2009，24（8）： 1378-1385.]

[12]宋建波，武春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0， （2）：78-87. [Song Jianbo， Wu Chunyou. The Study on 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mong City Clust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China Soft Science， 2010， （2）：78-87.]

[13]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2（6）： 429-444.

篇5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003-02

全世界每天大约有一百万人从乡下涌向城市。城市，这个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地方一直以来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俯瞰着这个世界。看到火车站那些满身疲惫，拖儿带女背着大包行李的人或走或睡在车站的广场上，我心里就莫名的悲哀：他们身边的孩子怎么办？挣扎在城市最底层的父母们，过多的压力让他们忘记了孩子最重要的教育问题，于是像诅咒一样，若干年后，另一批农民工成长起来了，城市就这样不断"发展"着，推动着城镇化的"顺利进行"。

城镇化二十年的历程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有了明显的发展，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城市代表先进生活。

我的家乡是川东北地区一个小县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深切感受到了县城的变化。县城有一条河从中流过，整个城区被分成两个部分，东岸有多家小型的国营或集体企业，大多在80年代就已经倒闭，居民以农村人口居多；西岸，则汇聚了县城的大部分的生活娱乐设施。县城周边有很多个小乡镇，我的老家就是其中一个。下面我略微谈谈这些年家乡的变化：

（1）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辈工资的增加，市场的扩大，公共设施的完善，学校教学设施的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乡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上升。

（2）人口分布的差距扩大。在过去的几年里，西岸的住家楼房多了很多，农民多进城租房子做小生意。而在东岸，尤其是在我老家，即使是逢年过节，街上的人很少，同样有很多住家楼房，可是根本没住几户人家，老家唯一的中学也在前不久关门了，所有的学生转到镇上去读，中间隔着一条河，甚至几重山。

（3）贫富差距扩大。虽然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长，但幅度不一样，城市的原住居民时不时还有补助，但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就不一样了，靠种地根本不能满足一家人的温饱和孩子的教育费用，微薄的收入却要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这种状况让教育的天平自然倾斜。

家乡二十年来从以前的破破烂烂变得像个小县城的样子了，可是漂亮的光环下还有多少辛苦的灵魂在挣扎，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孩子，他们怀揣"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却发现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有点儿无奈。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倡导"教育公平"原则，可是就我的家乡目前的教育情况来看，教育还很欠缺公平。主要表现如下：

1.户口和择校费

在我的家乡，周边乡镇中小学几乎都较差，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带着孩子一起来，有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才进城的。但是堵在他们面前的是高昂的择校费，动不动上万，一个卖菜的累死累活一年能挣几万。在我的家乡，孩子读书主要有如下几种收费方式：

（1）读小学时，户口在哪个区域，就读哪个区域的小学，如果想到另外一个区域读它那儿的小学，就要交择校费。

（2）小学升初中时，有一次小升初的毕业考试，由各个中学制定自己的录取分数，如果没达到分数线就要交择校费。或者直升大队中学之类的学校。

（3）初中升高中时，同上。这样的做法看似公平，却有个很大的问题。

由于我们国家教育资源不足，学校存在好与坏的区别，不管是在师资队伍，还是硬件设施上，城镇的始终都比乡镇的好。那么，乡镇的孩子们想从小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就来城里读小学，可是这第一笔择校费就让很多农村家长望而却步，于是就在自己的乡镇小学读六年，在小升初的考试中，自然落后城里孩子一截，自然过渡到第二笔更加昂贵的择校费，这个阶段家长们可能会"大方"一些，但是很多家长们是无奈的，就在城里选择次一点的学校，或让孩子在乡镇初中读。三年后中考，少部分农村孩子考入县里高中，剩下很大一批农村的孩子考不上也交不起更高的择校费，只好去更差的中学，或者结束读书进城打工。这个恶性循环让农村孩子在教育这条线上始终差了一截。

2.城镇教育资源差距太大

2.1 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乡镇学校的教师队伍里不乏人才，县里不少老师是从周边乡镇提上来的，他们用不俗的教学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对于老师来说，这是件好事，可是对于那些地区的孩子来说呢？

缺乏优秀的师资是农村孩子教育落后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迁往城市的原因之一。这不是老师们的品德问题，有更好的教学条件和报酬为什么不去呢？但是如果所有的学校都能提供差不多的条件呢？另外教师本身素质也是原因之一，应加大对乡镇教师的培训。

2.2 学校硬件设施的问题。我所看到农村，县城，都市的中小学硬件设施就是三个层次，例如大队小学灰尘漫天的操场，县城小学的水泥操场，都市小学的塑胶操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不用说图书馆，多媒体教室，这些在农村小学根本没有，县城学校即使有也不向学生开放，只当做一个摆设。

为什么农村小学设施如此落后？为什么就算有了名义上的图书馆多媒体教室也不敢让学生使用？难道只能怪农村的孩子命不好，生在了偏僻的农村？说到底还是一个教育资金投入的问题，钱不够，一切都被束缚。

农民子女受教育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必然是存在的，可是如今 "寒门难出贵子"的局面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现在的考试制度意味着后天教育的重要性。面对同样渴望优质生活的他们，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财政问题。

或许是我们太激进，太浅薄，无法理解到国家的难处，然而我只觉得既然有钱修办公大楼，为什么不多给孩子们买几本书？既然有出国考察的钱，为什么不多给农村老师多发点儿工资？既然有购买公车的钱，为什么不多给孩子们修几个乒乓球台？上面的政策的确考虑到了广大的农民子女，可是实施起来怎么这么困难？这些问题的背后又是什么在作祟。

或许作为一名象牙塔里的学生，我无法用更深刻的眼光去剖析中国城镇化中的农民子女受教育问题，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完善，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

参考文献

[1] 《寒门子弟离著名高校越来越远》[J]潘晓凌，沈茜蓉，夏倩，刘星，何谦，金镱 （选自《党员文摘》[A] 2011年第10期）

[2]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J] （选自"百度文库）"

[3] 《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OS] （选自新华网）

篇6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1-0102-02

1 引言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说，城镇化对当下的中国都是大趋势。粗略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每年将有13亿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城市人口总数也将在2030年跨过1亿大关。城镇化不应该只是基础设施、住房和城市规划所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和有机的过程，是政治、人口、经济、政策、思想、社会和文化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的重建，而是某种程度上的个人自我认同在文化和心理学上的复兴。

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需要生态意识，而且需要探讨多年来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的文化和心理连续性。除此之外，后者还有助于平缓不可避免的城镇化转变进程所带来的不安和困惑，因为伴随城镇化进程的还有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巨大变化。然而，大多数的城镇化研究关注对象的硬件指标，如经济（Jacobs，1970； Kirkby， 1985； Scott，2008）、工业和政策（Davis&Henderson，2003），、人口（Davis， 2011）、城市规划（McCarthy&Knox，2005），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在巨大变化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讽刺的是，人应该是城镇化所关注的核心，而不是对政策规划这种欠缺实践性内容的过度关注。城镇化是一个从国家的角度对包含经济、产业、政策、人口和城市规划在内的大问题，但微观社会文化环境需要通过人类明确网络的意义和相互关系的方式来定义。文化心理学（Shweder，1991；Berry，1999； Kovecses，2003）和环境心理学（Ba rker， 1968； Gifford，2007）的相关研究表明，适应新的环境是一种从物理环境到心理状态的交互作用过程，文化元素在环境改变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手工艺产业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现状，并探索关系式的概念以实现青海省互助县土族自治县（称为互助县）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关系式设计的概念通常以4C原则来定义，包括沟通（communication）、社群（commun.ty）、情境（context）和连接（connection）。关系这个词语起源于两个汉字的拼音，是用来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概念。不同于其他研究中的业务资源和利益，在本文中，关系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创建无形秩序的框架，而且还是对过去和熟悉感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维系，这将在城镇化转型期间通过工艺品促成与新环境的亲密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新理论，在2014年，我们对与青海省互助县当地工艺零售商合作的10个民间工匠进行了开放式家庭访谈。由于篇幅限制，在本文中我们从10个访谈中选择了1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探讨民间工匠和当地零售商以及非专业的设计师之间是如何相互受益，并逐渐适应城镇化进程的。本文还将从工艺品设计、城市规划、情感与心理适应这几个可能会促进工艺及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对关系式设计和4C原则的影响及应用进行说明。

2 手工艺设计联盟与个案研究

互助县的工艺和设计的联盟值得关注，因为它构成了城镇化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互助县的工匠和设计师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具体模式。如今，互助县零散的工艺品制作经历着从手工艺制作经济到以市场为核心的城市经济的转变，涉及到车间和工厂、工匠和设计师，这为手工艺与设计的联盟打下基础。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这个过渡阶段其实并不令人惊讶。

在当地工艺机构的帮助和指导下，可以实现本地手工艺人产品的展示、大量营销、订单签订等，也可以被视为互助县工艺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因当地民间工匠聚集的工艺品社群而闻名。手工艺社群主要采用民间工匠和设计师在生产过程中双向合作的生产方式，主要产品包括土家族文化工艺品，如土家族特色服装、刺绣，以及其他衍生品。手工艺社群只有八个全职员工，其中有三个人负责工艺制造和生产，同时也担任设计师，给在家中工作的工匠提供市场定位；四人负责业务和市场，负责从民间工匠那里收集工艺品；还有一个负责手工艺社群运营管理的领导，同时也从事工艺品设计及给民间工匠制订培训工作等计划。

一般而言，待嫁的土家族女孩需要准备一套土家族刺绣服饰作为嫁妆，代表好运、财富和幸福。但对李发秀（Li faxiu）而言，用针线为自己缝制嫁妆的习俗在城镇化引起的生活方式快速改变中消失了，既幸运又讽刺的是，她们的母亲为她们制作了嫁妆，就像李发秀（Li faxiu）为她的女儿制作嫁妆一样。李发秀（Li faxiu）惋惜地说“土家族刺绣会随着母亲们的离开而消亡”。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土家族刺绣被赋予了当地文化的标签，吸引游客购买，李发秀（Li faxiu）的手工艺品被外国游客和专业的工艺品收藏家所熟知。她还与手工艺社群的设计师合作，探讨如何对传统土家族刺绣作出改变以延长它在城镇化中的生命周期。由于当前土家族民族服装只出现在某些正式的场合，造成这种服装占据过多劳动力成本和过长的生产周期，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李发秀（Li faxiu）和设计师团队致力于将传统刺绣的实用和功能特性转换为现代刺绣的装饰性和以生活为中心的特征，更好地与城市环境下的新生活方式进行匹配，如刺绣钱包、刺绣手机套、刺绣戒指和旅游商品等。

3 “关系”和4C原则

3.1 关系：创建隐形规则

关系意味着人、物、环节以及自然等之间的联系，尤其适用于描述个人或集体社交网络的动态性影响。陈小平（Xiao-Ping Chen）认为关系不仅指人际关系，它也是国内成功商业模式的一个关键条件。在成为新城市居民的民间工匠中，大多数是女性、老人或文盲，没有了手工艺，他们更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文化的DNA深入他们的骨髓。另外，当进入新的环境，我们需要对他们持续进行关注，特别是那些只精于手工艺技能的农村人，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较多深入的研究。

要想从社会关系角度了解中国文化，关系是“一个重要和决定性的元素”，最近，它横跨中西方学者的界限逐渐成为没有额外文字解释的词语。在国内外文献中，关系已经巩固了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有效范式的地位。尽管对于关系有多方面的意见和见解（Jacobs，1982； King，1991； Xinand Pearce， 1996； Farh et al.， 1998； Lin， 2001； Gold et al.， 2002； Chen andChen，2004），但几乎没有关注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商业中的关系意味着资源和利益，而在本文中，我们把手工艺品制作看作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促进与新环境之间亲密关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连结。城镇化转型期间通过工艺品。不同于陈小平（Xiao-Ping Chen）的对关系的解释“关系是中国本土构建的产物，是一个非正式、具象的两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遵守着相关社会规范的这样一个隐形心理契约，如维持一段长期的关系，相互承诺、忠诚和义务”，这里的关系，不论是指实物工艺品制作还是城市规划，或是情感维系，都是作为一种隐形的规则而存在，而并非严格地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可以指人与物之间通过手工艺的连接，进而减轻变化所引起的焦虑感和陌生感。黄（Hwang）将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即社会情感型、工具型和综合型。这里的关系更接近于第一种类型。

3.2 手工艺可持续性的4C原则

4C原则包括两个方面，来自外在客观世界的社会和沟通的维度，由刚性、不可避免城镇化后果来决定；环境和连接的另一个方面是内在主观系统，由当地文化的可持续性和工匠的心理需求所共同决定。

手工艺必须找到一种在消费的社会和城镇化中存活的形式来寻求发展和壮大，而设计思想是实现可持续性转变的有效工具。工匠和设计师之间的相互通信维持商品和文化之间的平衡。工艺社群中的设计师也扮演着销售者的角色，他们了解市场需求，也熟知专业的设计方法，可以促进手工工艺到工艺品的转变。此外，设计师涉足民间工匠领域将对之后的产品市场推广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适应消费者的文化。另一方面，民间工匠在创造具有原始当地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工作中显然更具优势。然而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不仅是工匠与设计师之间的沟通，手工艺设计社群也很重要，它能提供一个将当地劳动力转化为利润的交易平台，以及作为一所培训学校为手工艺产业发展提供资源。

篇7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178-02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是一个国家实现城市化的“先锋”。加速城镇化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人口结构性矛盾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和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的推进器。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我们要善于总结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1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困境

11城镇化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制度不完善一些城镇规划的编制缺乏科学、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规划与实际发展脱节，建设又与规划脱节。规划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不严格执行城镇规划、随意改变规划和违规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使规划丧失了调控城镇发展的刚性。同时，由于受行政区划影响，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各城镇仅按照本城镇行政区划做城镇规划，难以从区域经济角度考虑，难以做到与相邻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

12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还比较弱大、中、小城市结构不合理，与国际普遍规律相比，我国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集中的人口比例明显偏低，城镇群发展刚刚起步，城镇之间联系交往程度还不高，城镇聚集程度还较低，人口总规模还比较小，人口吸纳能力还不强。目前，我国城镇一般都还处于人口和产业的集聚阶段，对外辐射能力还比较差，郊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虽然也存在，但还不十分明显。

13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区域空间为主体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显现，一些区域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城市群。除原有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外，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厦泉漳闽南三角地带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也开始形成。

14城镇化进程中忽视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不但要重视城镇化发展速度和城镇经济的规律，也要重视社会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各地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是把城镇化发展速度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对社会协调发展关注不够，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城镇失业人口增加、失业率升高，社会保障发展缓慢，覆盖范围太小。社保基金管理制度不完善，保险社会化发放不能有效实施，资金缺口迟迟不能弥补。城镇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成为制约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

2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措施

21必须转变城镇化建设思想彻底走出“人口只有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的认识误区。城镇化不仅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同时也包括向县域小城镇的转移以及农村社区向城市型社区的转变。中国人多城（市）少、城市承载力不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这一现实国情决定了仅靠单一的大城市根本无法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只能选择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三位一体、相互补充的多元化、低成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22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

23成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组织领导机构建议成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领导小组，通过高位推动，纲要引领，顶层设计，把新型城镇化推向跨越发展的快车道。一是加强组织协调，加强发展建设、公安、国土、财政、民政、计生、统计等部门的合作，形成多方协作、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二是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制定全面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指标体系，定期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科学、有序发展。三是城镇化的发展不得不改变现有的传统政策与管理体制。改革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其城乡统一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制度。逐步疏通现有的管理体制，降低农村劳动力进程居住的成本。另外，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考虑好医院、市场、学校、住宅布局，方便人们的生活，使城镇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24增强产业聚集功能按照“工业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群化”的思路，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投资、技术和对口支援项目，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加强产业配套，推动产业聚集，提高产业的关联度。要着重培育2～3个有经济规模、有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特色主导产业，通过加快主导产业的发展，为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创造条件。同时，要依据各自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集中的原则，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为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

25拓宽投融资渠道，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要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是建立城镇发展建设基金，实行有偿使用、滚动经营。二是加快城镇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建立乡镇财政新体制，增强镇级财力，逐步提高中心镇政府对城镇建设的投入和调控能力。三是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拓宽服务领域，积极参与和支持城镇建设。促进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开展对有稳定收入的进城农民在购房、购车和其他消费方面的信贷业务，拓宽金融服务领域。

综上所述，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应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民族风俗、不同资源条件、不同城市规模的城镇，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地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规划，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出我国自己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10）.

篇8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是乡村变成城市的一种复杂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以近代产业革命为契机,推动劳动力和人口的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在改革经济结构的同时,改变着人类的住区与社会结构,最后使绝大多数人脱离农业,大多数人从农村转入城镇。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推进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由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加速,有力地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正确认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正视城市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立足现实寻找可行的对策,才能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城乡分割,协调性较差。在长期计划经济“城乡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以产生、固化乃至于不断强化。特别是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政府借助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管理体系。城乡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最终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其聚集经济效应的强化作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格局,最终使得城市和乡村演化成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人为的封闭系统。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农村中原本匮乏的资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夺”。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作为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2、结构雷同,特色不明显。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肇始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间布局和主导产业培植上皆表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选址和规划上的强烈行政垄断。政府包办了城市建设中的一切事务,而作为切身利益者的城乡居民几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驻地,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相比之下,城市产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经济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其次,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成为普遍现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种游说手段为当地争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工业体系,努力为政府官员创造更多的政绩。同构化的城市结构,一方面强化了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蚀了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3、城镇规划不合理,发展不和谐。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城镇建设中要么先建设,后规划,要么只有建设开发规划,没有进行过环境影响论证评价,更没有去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开发规划不完整、不全面,规划设计、城镇布局不尽合理,工业区、生活区、行政区、商业区等设置不尽合理,给烟尘、噪声防治造成困难,由于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恢复的措施等不明确,对将要采用的环保设施如新能源的推广应用没有进行考虑等,最终导致出现“新城区、旧面貌”的问题。

4、城镇体系不健全,协同效应不足。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需要,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从建国后的“限制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适度发展中等城市”逐渐过渡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力发展小城镇”。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似乎更多的是出于解决特定矛盾的权宜之计,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都是从静态和孤立的视角谋划城市的发展。其实,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例如,大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但其“城市病”症状也更为明显;小城镇分布广阔,贴近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但其聚集功能较弱,土地浪费较为严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优势和劣势。所以,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类型城市的优劣。

5、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推动的作用明显,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过多地干预市场的发育和运行,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直接充当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对社会发展关注和投入不足。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在城市化发展中没有为市场的运行提供规范的环境和制度保证,地方政府在干部考核机制的诱导下忙于上项目和招商引资,趋利性明显,不少地方政府为攀比城市化率,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大量征地进行城市形象工程建设,对政府服务、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建设、法制和规则建设、社会公平等关系城市质量的重要问题关注不够。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需要,表现在城市交通、治安、贫困、教育、社会保障、资源耗费等多方面。政府职能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近年的城市化过于追求速度,忽视城市质量和功能建设。正是因为政府职能的错位,使我国大量的民间资本不能转化为投资,缺乏个人创业的环境,限制了就业岗位的增长,导致城市化的动力不足。

二、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对策

1、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国外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都证明脱离农村发展的所谓“孤岛式”城市化发展模式注定不会成功。缺乏了农村的协调和支持,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弃片面强调发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间的拓展上)的传统做法,而应从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角度谋划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2、因地制宜,突出个性。审视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结构雷同、个性模糊是一个普遍问题。城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未来功能的定位上均显示出明显的趋同性,这种现象对于城市的后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实践证明,在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个性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连、顺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领域独占鳌头,其核心就在于它们结合本地区位和资源条件,选择了独特的主导产业,具备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一点正是其他城市无法模仿的,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因此,我国城市的发展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潜在的优势,努力培植核心产业。从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文化底蕴、旅游休闲、矿产开发、生态环保等角度来定位城市的发展方向,探寻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导产业,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特色。

3、立足实际,规划建设。规划是城镇的灵魂,一座没有规划的城市注定没有发展前途。因此,必须从长远着眼,立足实际制定好城镇发展的规划,科学地处理和协调好城镇的各种功能,解决好城镇化进程出现的各种矛盾,确保城镇化发展的水平、速度和效益三者的协调统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建设的需要,科学谋划城镇发展的功能布局、市政建设、城镇管理等方面,切实把城镇建设的相关要素,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统筹考虑进去。同时,还要按照区别对待,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统筹抓好各乡镇建设的规划编制。

4、整合城镇体系,发挥协同效应。由于规模不同,城市间表现出功能的差异性,都存在一定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金字塔式”的城镇体系便成为当务之急。确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一方面要考虑城镇的发展现状,通过城市布局的合理调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城镇化体系,发挥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要结合城市的未来发展,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立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

5、科学定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根源就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表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出现很多问题。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要求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并用制度保证政府行为的规范,在政府、市场、企业、社会中介间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分工关系和运行机制。今后,需要继续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削减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限,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需从市场能发挥好作用的领域中抽身,减少政府对市场运行的过度干预,把投资决策权和生产经营权等资源配置的自交给企业。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通过中介机构能够解决的,应当通过中介机构去解决,政府应当解决和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提供公共物品,制定市场规则,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在收入再分配、社会公平、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产业规划、法制建设、制度创新方面履行自己的责任,重点提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引导其他组织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篇9

中图分类号：S8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生态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传统的城镇建设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与规模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破坏。目前，我国的许多大中型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问题：城市灰霾天气增多，水环境问题严重，公共绿地减少，环境自净能力下降，城市垃圾生成量巨大，交通拥堵愈演愈烈等。这些问题正在影响着居民的正常生活，威胁着人体健康，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快车道，城镇作为主要的人居环境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和聚集，其数目和规模在迅速增加和扩大。最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公开数据显示，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1]。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地点，城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重要场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要求人们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要求把生态思想贯穿到居民生产生活的始终。

2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化建设的实践发展

自1971年联合国提出要开展城市生态的研究后，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投入到城市生态的研究和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

1982年8月28日，第一次城市发展战略思想座谈会提出了“重视城市问题，发展城市科学”的重要主张，城市生态学正式列题，并把北京和天津的城市生态系统研究列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第一个提出将建设生态城市作为其发展目标，并于1988年开始试点工作，这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成为我国构建生态城市早期探索的标志性事件。从此，全国各省市都提出了建设生态省或市的实践要求。1994年7月《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的颁布，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方向，在具体措施上促进了生态概念的推广，可以说是开启了我国各个生态城市建设的大门。1994年，国家环保局组织制定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并于1995年，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由此拉开序幕。1996年批准了第一批试点，2004年已有9批，共528个试点，通过3次考核验收，已经命名的有166个[2]。为组织实施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目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1997年创建了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明确把生态省、市的建设作为加强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任务，首次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2003年，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是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努力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同年，国家环保总局了生态省（市、县）建设的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已有天津、山西等14个省（市、区）开展了省域范围的建设，500多个市（县）开展了市县范围的建设[3]。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生态县、生态市建设规划编制大纲（试行）》，同年，国务院将推广循环经济典型，开展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市）、生态文明村以及绿色社区的创建活动列入其当年的工作要点。2007年1月23日，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制定了《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加强生态示范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生态省（市、县）和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的创建工作。同年，建设部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越来越多的城镇开始关注、提倡生态城市的建设。

3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合理规划，规范管理

城市的生态化建设的前提是要搞好城市规划，通过扩大自然生态容量、调整经济生态结构、控制社会生态规模等一系列规划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我国城市类型多样，城市的生态化建设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城市自身的特色，按照符合生态要求的原则进行规划分析。同时在生态化城市的管理中，要有科学、民主、系统的管理体制，形成良性的运行机制；要制定符合城市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的战略、原则、目标和实施步骤；制定科学合理的鼓励政策，加快生态化城市的建设步伐；创建服务于生态化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科技条件，实现生态化城市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

3.2 实现生态化的经济发展方式

生态化城市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保证自然再生的前提下扩大经济规模，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切实加强生态工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建设；立足于可再生资源与能源的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3R原则，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完美结合；形成以绿色或生态产业为特色的以“生态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合理布局、优化提升，通过圈区管理、规模效应和产业共生等方式减少资源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废弃物排放，减轻环境压力。

3.3 建设生态化的人居环境

生态化城市的建设中，要求人居环境洁净、优美、舒适，要充分贯彻生态学理念，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城市的人居环境实际上涉及到了居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而各个方面均需要在绿色生态的理念下发展完善。如在城市的交通体系发展绿色交通，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视生态用地的规划，实施多重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等[4]。

3.4 倡导生态化的生活方式

生态化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理性的、节制的、和谐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的，要求从生态系统整体出发，将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纳入到生态系统整体中考察，从生态系统的承载量、容纳量及整体的良性发展出发，规约、限制人类自身的行为活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一个个体的参与，而生活方式则是个体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观的表现。例如，在生活中，要养成绿色消费习惯，自觉践行节能、节水行为，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自觉维护周边的自然环境，履行每一个人的生态责任。

3.5 重视城镇生态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城镇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城镇的主体是居民，城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提供良好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因此城镇的生态化建设过程是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配合的。在城镇生态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积极引导，让公众从思想上认识到城镇生态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为其尽责尽力。

参考文献:

[1]

篇10

但是按照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户籍放开的主要范围放在中小城市。按照这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不仅会为大中城市的户籍流动创造更多的寻租设租机会，导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机制扭曲，而且也向市场表明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面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或有人所提的城镇化。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现代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开始，然后等这些大城市发展之后才逐渐向这些城市周边扩散，以此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是限制在城镇化的取向上，希望通过创造中国城镇化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发展中国经济，这样做可能如早年通过户籍制度制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模式一样，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并非是“城镇化”，而是中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流动的“城市化”。由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限制，这种城市化受到严重阻碍。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得通过重大的户藉制度改革来实现。

其次，中国的城市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全国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全国劳动力人口能够自由地、没有歧视地在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而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不仅将调动全国人民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本素质，而且它也是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所在。比如，现在许多非精英人士不断地在寻找发展新机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家涌现、大量的农民子弟进入国家公务系统等，都是这种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