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理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代诗歌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古代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成形的文学体裁，韵律优美、内涵丰富、语言简练、意境深邃，但如果对古诗中蕴含的情感、表达的内涵了解不深，就很难进入诗歌意境中，学习兴趣自然无法提升。就当前学生的学习现状来看，高中学生对古代诗歌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对诗歌内涵无法准确把握，缺乏诗歌鉴赏能力。从对诗歌的课外阅读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阅读时间较短，且不能坚持阅读，或选择杂志、小说等其他题材的阅读材料。

2.教师的文学素养有待提升

高中古代诗歌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掌握传统的教学技能，更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注重对学生鉴赏能力、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诗歌意蕴的深入讲解。但是在高中古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文学素养不高，缺乏创新意识与发展眼光，只是死板地按照教辅书与教材内容讲解，对涉及诗歌创作背景、作者经历及思想内涵等方面的内容做不到适当拓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古代诗歌的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陈旧

古代诗歌内蕴丰富、思想深远，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很容易产生厌烦心理。因此，教师应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尝试新型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但就当前现状而言，在古代诗歌的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仍然采用以往陈旧落后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仍然是粉笔+黑板+教材，将诗歌作为简单的背诵材料，要求学生学会背诵即可，至于诗歌的内涵、韵律、情感等重点内容只是一扫而过，使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到古代诗歌的美，更谈不上诗歌鉴赏能力的培养了。

二、高中古代诗歌教学中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路径

1.重视诗歌意象，理清情感思路

与现代文相比，诗歌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且语言描述简短、跳跃，表情达意内敛含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诗歌本意难以准确把握，也就难以做到对诗歌的正确理解。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所在，是诗人情感与客观物象的融合体，因此，在古代诗歌教学中，要想让学生准确掌握诗歌的思想内蕴，首先要做的是指导学生从诗歌意象着手，通过对诗歌结构的分析，理清诗歌脉络，明确诗人感情思路，进而加深对古代诗歌的理解。久而久之，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诗歌分析习惯，进而培养其诗歌鉴赏能力。

2.增加诗歌诵读量，灵活掌握诵读技巧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想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大量的诗歌诵读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除了向学生教授教材上的诗歌篇目外，还应指导学生在课外时间适当多诵读一些古代诗歌。例如，在教授完李白的《蜀道难》以后，教师向学生推荐李白的其他诗歌，如《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感受李白超然的英雄性格与高瞻远瞩的人生理想，进而加深对李白的认识，对今后理解李白的诗歌内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另外，在诗歌诵读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苦于诗歌背诵，一遇到需要背诵的诗歌就苦不堪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未掌握诵读技巧所导致的。因此，教师在讲授诗歌时，应注重对学生诵读技巧的培养，引导学生在掌握诗歌内涵的基础上进行背诵，同时要了解遗忘规律即先快后慢，多加复习，巩固记忆，以此提升记忆效果。

篇2

一、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二、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文史不分”的传统。“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太史公曰”，《汉书》有《艺文志》，《后汉书》有《文苑传》，《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文”(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作者：肖艳

篇3

    唐朝是中国诗歌继《诗经》、楚辞、西汉诗赋之后集大成的发展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其间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创造、七言古体诗的完善、诗歌创作从文人抒怀、科举应试到民间吟咏的无比繁荣,为唐代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讨论诗歌创作方法的诗格类作品大量出现,其对律诗诗格与诗法的探讨可谓繁富细致之极,同时唐诗论对抒情诗歌诗境、意境美的探寻开拓理出诗歌理论的新的方向和领域。

    自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的伊斯兰教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初期是阿拉伯国家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也是阿拉伯诗歌发展、成熟并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一吐期的阿拉伯诗歌以其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情感表达、优美的言辞为世界诗歌殿堂添上了一抹绮丽的色彩。同期发展的诗歌创作理论以诗歌语言修辞规律的探寻为其主要特色,诗选家选诗标准透显出其诗歌评论的科学态度。

    尽管发端与历史有较大差异,中古阿拉伯与中国却都以抒情诗歌作为其文学表达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形式。相应地,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诗学体系都是在抒情诗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歌理论是其诗学发展的肇源,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唐代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又都产生于两个民族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其古代文论的精华。

    考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诗学体系,可以发现,除了西方诗学和较为复杂的印度文化外,其它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诗学都是通过对抒情作品的分析而产生的。当代俨然居于世界文学理论霸主地位的西方诗学体系是从戏剧中产生出来的唯一例子。基于美国理论家厄尔·迈纳在其着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比较中,来观照中古唐诗论与阿拉伯诗论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西方诗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诗学,代表着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的发展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摹仿论和再现说。西方以摹仿和再现自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潜藏着对语言措辞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戏剧的六要素时把“情节”(mythos)誉为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次之,第三才提到言词。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锡德尼将诗歌的措词比作“的乔装打扮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加入到反对贺拉斯将措词提到过高的位置的讨论中。西方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十分关注戏剧的语言表现,故而其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抒情性,并被认为是对西方诗学摹仿论传统的反叛:“贝克特通过把情节、人物和思想降级。代之以语言为中心的抒情性,并以此来反对摹仿论。”由此可见,西方以摹仿论为主流的文学理论中再现与措词这两种不相容因素间的冲突是其诗学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而对语言形式技巧的分析在这种美学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

    东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阿拉伯诗歌对华美诗藻的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作品辞藻、声韵的严格要求标示出是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的维度。就世界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西方诗学确实只是作为特殊的一例,因为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抒情诗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现今发现的一些材料证明,人类初始阶段发出的乃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诗歌诞生。早期古希腊抒情诗没有被古希腊文论家充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在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除印度外所有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阿拉值的诗学都是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因其强烈的情感抒发的需要,其创作对语言的要求就十分讲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言词的修饰和声音搭配非常重视。《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表述就从言、声、律、音。即辞藻和韵律方面对诗乐舞一体的抒情艺术之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同样,行文注意措词和音韵美是阿拉伯语言的重要特征,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多次出现“真主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的句子。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在诗歌语言形式美方面的追求是就在这种抒情文学之根上蓬勃发展的理论奇葩。两者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中古文学理论中是独有的。

    二、客观性诉求: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

    唐诗论主要包括史学家、诗选家、诗人的诗论和大量的诗格类作品。其中有诗技、诗法的讲求、诗艺诗境的探索,有儒家风雅论的复兴,也有佛道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期阿拉伯诗论主要诗选家和评论家的诗歌理论,贾希兹的《修辞与阐释》和伊本·穆阿泰兹的《贝蒂阿》主要从修辞方面探讨诗歌如何更好地表达意义;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通过对着名诗人的品评定级来展示自己的诗歌理论;伊本·古泰白的《诗与诗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分析诗歌,颇具科学精神。这两种在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诗歌历史中发展,面对迥然不同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理论。都对抒情诗歌语言表现进行了大量客观的技术分析。

    诗格是指中国古代以“诗格”、“诗式”、“诗法”命名的文学批评类着作,其创作主旨在于明确诗的法度和规则,主要内容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以及句法。这类理论着作是在初盛唐出现的,晚唐五代进一步繁荣。唐代诗格的规律相当可观,参与这类理论着作写作的有着名文人、学士、亦有大量僧人,其受众多为学诗之徒和应举之士。所以这类书大抵可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指导与应试指南,当时创作之盛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唐代诗格在后世多散佚不见,或不为人重视,古人甚至“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用。”今人在论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时也大多视其为低层次的教法之书,对其置之不理或一带而过。这其中有诗格类书籍内容较为琐屑的原因,更有中国古代儒家文论重内容轻形式、道家求超脱意境而蔑视创作技巧的美学意趣的影响。

    比照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摹仿论诗学求再现自然之客观性和其批评理论对文学措词的轻视、当代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及创作技巧的细致分析和东方阿拉伯诗论中对语言精确传达意义的追求,由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可以看到唐诗格的语言形式技巧探讨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诗性表达的艺术形式,其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完全不可捉摸,作为种语言的艺术,其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但长期以来,相对于形而上的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语言层面的创作技巧显得很不为人重视。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文与质)、审美超越与文本分析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

    唐人诗格对中繁复周密的诗法要求。诗歌评论中对语言辞藻和声律等形式技巧的推崇。反映了唐代文学批评中极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中唐后盛行“苦吟”,这一文学风气,自杜甫发端,以贾岛、盂郊、姚合等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注重诗歌的苦心经营、推敲锻炼、磨炼字句。对诗歌语言普遍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晚唐五代时期诗格的兴盛”。这一倾向上承汉魏六朝对文学形式美的肯定,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律诗的兴盛,诗格和诗论的成熟而达至。唐代诗歌语言形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语言所做的极其细致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其完备与繁富程度决不亚于当时俄苏形式主义的形式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世界文学界理论中文学语言形式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的科学性诉求

篇4

一、小学语文古代诗歌阅读应以感悟和品位为主

现代阅读观认为，以现代对话理论为基础重视学生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古代诗歌启蒙教育注重“过程和方法”，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体现了课程改革中注重学生的经验性和情趣性。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年龄较小，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以及逻辑判断水平都较低，有一个渐进的成长过程，因此古代诗歌的启蒙也应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古代诗歌离现实有一定的时代距离，古代社会的时代背景消失了，诗人的写作线索模糊了，古人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情趣、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与现代人有许多差别，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感悟”继而“品味”、并逐步实现“有个性和情感的解读”，使学生缩短欣赏古诗时的心理距离。感悟是第一、二学段的基本要求。其特点是感性、直接、初步。从现代阅读理论观点看，由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局限，感悟是实现阅读教学中的理解这一环节的初级阶段，是读者与文本相互对话、构建意义的动态过程中的第一步，其特点是整体感知。“阅读首先是整体感知，由整体到局部；然后，按照语言单位的扩展，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循环往复，达到全部掌握全文。”古代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又是形象的艺术。诗歌主要是抒情的，但情感的抒发往往不是直抒胸臆的，而是采用融情于境、借景抒情的方式，直接扑入读者眼帘的是“景”，读者通过对景的感受和体味才会进一步感受和体味诗歌的情；诗歌也是说理的，但纯概念的说理是枯燥乏味的，“理”是被包容在形象之中，通过形象来表现。这个形象在诗歌理论上被称为意象。“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色彩。”古代诗歌的阅读教学在一、二学段特别强调整体感知，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学生实际及兴趣，才便于学生运用生活的经验帮助读懂，能读懂就有收获，就有成功的快乐，表现出感性的特点。以讲授孟浩然《春晓》一课为例，在进入课文学习时，老师引导学生“你在早上是怎样醒来的？是妈妈叫醒的还是别的？”转入对词语“不觉”、“晓”、“处处”等的理解以及对诗意的理解；引导学生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体会情感并通过朗读来表达。后两句类似，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去思考：“你看到过春天花落的情景吗？你有什么感受？与你的父母或其他人的感受是否一样？诗人的感受是什么？”把握语调的升降所表达的惋惜无奈之情。教学中，老师没有把自己对诗歌的理解灌输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从感受形象出发，去体会去感悟诗歌形象中所蕴涵的隐微情感，激发起珍惜时光的感情，达成工具性和人文性完美统一。课标要求第三学段“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其特点是：理性色彩更浓，结合诗歌选篇对声调节奏有所了解，对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的理解应该深入，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解。随着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水平的发展提高，第三学段的古代诗歌启蒙教育应从生活经验出发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深入到诗歌的字词句的理解并获得整体的情感态度的较理性的认识，有时还鼓励学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袁雪菲老师在教学《望庐山瀑布》时，就注意引导学生去领悟诗人描写的美景，并适时地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理解融入朗读，进行朗读的理论指导。最后老师说：“下边我们比一比，看谁能更快地转变为小李白。把你欣赏到的庐山瀑布的美景用你喜欢的方式，比如唱歌、跳舞、吟诗、画画、讲故事等多种方式告诉你的小伙伴。”“让孩子主动去思考、探究，发现古诗不仅诵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十足，而且读诗犹如赏画，往往几行诗几十个字，就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极为优美的意境。心灵的东西，联想的东西很多，让人情不自禁陶醉其中。孩子们自然对文字运用的精巧之处、对炼字遣词的技巧有所领悟，进而体会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字美、意境美、音韵美和节奏美。”

二、初高中古代诗歌阅读应以有个性和独特情感的解读为主

有个性和独特情感的解读符合初、高中阶段青少年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初高中学生社会阅历逐渐增加，知识的积累逐渐增加，情感世界不断丰富，思辨能力不断提高，对古代诗歌的理解已经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语文课程标准在第四学段要求学生“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第五学段还要求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增强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因此，初、高中学生学习古代诗歌的特点是：富有个性和独特情感。这体现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培养学生的个性。美国密苏里州的《语文教育课程草案》的九项原则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语言学习是个人化的”，“语言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提出“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天赋，他们的语言技巧就能得到更好的拓展和开发”；在“听说读写”的具体要求中“鼓励学生作出富有想象力的机智的反映”，“对文学作品作出个人的反映”，“理解文章含义，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能选择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充满自信地听和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义务教育课程应适应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让绝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都能够达到，体现国家对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道理。有个性和独特情感的解读符合古代诗歌自身的特点。从文学的共同本质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角度看，古代诗歌的主要特点是表情达义的丰富性、含蓄性，古诗的解读给学生提供了充分展示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实际上，诗人在用词语表达情感时，不仅要用词语本身的意义（即语义学上的词的概念意义，为社会所公认的）来写景状物，而且要用语言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联想和想象，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感彩。因而当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联想、想象和情感，以及呈现在头脑中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不同，于是就有著名的论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可见，诗歌的欣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诗无达诂”就是这个道理。比兴手法在诗歌中的广泛运用形成了古代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它的形成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诗经》开始到屈原建立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反映了古代人民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成为后世诗人用自然意象和男女爱情关系的描写曲折寄托隐微情感，或在政治上全身远祸的工具和手段，也形成了人们在欣赏评论古代诗歌时总要探究诗人在自然意象和男女关系的描写中的微妙情感或政治关系的审美心理。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和词里，有些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如连词、介词可以省略，因而两个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很确定，也造成了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由于初、高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及古代诗歌的特点，古代诗歌的阅读教学在第四、五学段尤其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在欣赏时体现主体性，让学生有充分的创新思维的空间，保护学生的创造性，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欣赏品位和情感，并学会理智地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思考、比较鉴别、评价古代诗歌。陈凤娟老师高中语文第一册（人教版试用教材）的教学中，有个学生发现诗歌单元中至少有一半是送别诗，于是围绕送别诗开展了“诗路花雨——古代送别诗品读”主题教学活动。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收集、汇总并分类送别诗；第二阶段分阅读层面、情感层面和艺术鉴赏层面来展开。阅读层面的教学由每位同学精选自己喜爱的送别诗10首左右，查阅资料、结合自己的体会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诵读，读出诗歌的节奏韵味，读出送别诗的内在感情。情感层面的教学要求对送别诗“传于乐”、“显于画”、“表于行”、“诉于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自由选择。总之，对送别诗的情感体验可以诉诸不同的形式。老师在同学们对同一首诗的感悟出现不同时，如《别董大》有的学生读得昂扬，也有学生读得忧伤，都认为这是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都给予肯定。最后是上升到艺术鉴赏的层面。老师导入意象、意境、空白艺术等术语，让学生从艺术层面上领会诗歌遣词的千锤百炼，表现手法的千变万化，意境的优美深远。还可向学有余力“吃不饱”的学生推荐有关的阅读书目，如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宗白华的《美学漫步》等，甚至还可建议学生去浏览中国诗词网。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试着写诗歌鉴赏的小论文。经过长时间的对送别诗的浸染下，在对一个诗群的整体把握和比较鉴赏中，学生满载丰收的喜悦，学习时间的长度，学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使他们对送别诗的情感体验变得“刻骨铭心”。这些课例都深刻贯彻了新课标的先进理念，在欣赏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主体性，让学生有充分的创新思维的空间，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欣赏品位和情感，并学会理智地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思考、比较鉴别、评价古代诗歌。语文学科古代诗歌启蒙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最终目标是为新的时代培养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又富有开拓创新精神，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一代新人，使我们的民族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

作者：谢峰 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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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扩大阅读量，提高鉴赏水平。“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见多自然识广，文章读得多了，自然会明白文章的规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通过“举”课文之“一”，“反”课外阅读诗歌之“三”，学生的审美鉴赏及审美创造力将会大大提高。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举一反三的基础上，依据具体作品，准确分析其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

对于不同的作家作品，当然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对于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也应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不能以共性代个性，或以个性代共性以致混淆风格，误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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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明威主要创作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重要思想

存在惊人的相通与重叠。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海明威的创作思想来源于中国，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影响的可能性。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和对已有事物规律的归纳，文学理论同样是对文学实践及作品的总结提炼。不是理论家的海明威在阅读别人作品时尽管没有在理论上刻意进行系统探究，但是做出理论性思考和感悟是无法避免的。鉴于海明威与庞德的交情，庞德掀起的“中国诗热”应该说也影响到海明威，海明威阅读《华夏集》是在情理之中，通过对比《华夏集》语言与海明威语言发现两者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共同语言特征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后话，在此不必具体分析。尽管《华夏集》在传递中国古代文化和诗歌精神中存在许多遗漏、误读和“误判”，但主要的特征还是得以大体表现，作为非常善于学习的作家，海明威在阅读中对隐藏在中国诗歌的英译诗中的规律性东西肯定做了一定思考并有所感悟，这刺激和推进其创作思想发展与成型。中国诗学讲究含蓄不露，追求一种“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语），以此激发读者想象与参与。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具有相近似的内涵，他在《午后之死》中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1958年，他在回答《巴黎评论》记者时，再次强调他的“冰山原理”：“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描写。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其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厚重起来。这是并不显露出来的那部分。”（《巴黎评论》1958年春季号，第84页）两相比较，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在内涵上与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有着很大的相通视阈，对此，董衡巽先生做了很好的论述：“就像我们古代的好诗，炼字的功夫越好，越能体会‘空外音’‘言外意’，使人觉得词已尽而势有余，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按我的看法，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八分之七埋在水下的冰山原理，是同含蓄、精炼、留有想象空间等美学理念有关联的。”他还认为海明威的一些情景描写很符合我们古人所要求于画———“远水无波，远山无蹲，远树无枝”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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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内涵及发展

“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1]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亮点就是其独具的意境美，正如宗白华所言“诗歌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2]意境是中国美学史上特有的美学范畴，对于意境就是情与景的交融这一解释可追溯至清代，而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到“意境”一词，其解释亦是如此“何以谓之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

若要对“意境”的内涵溯本求源，那则要追溯到老子的哲学思想。在老子的哲学中有两大基本思想对于后世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生发的根源和生命的本体，即《老子》说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二，“道”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是构成万物的统一，它包含“象”并且产生“象”。正是在老子这两大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人大都不过分注重于对一个具象的刻画与描写，而追求能够体现其万物之源的“道”之所在。为了更加真实的把握“道”便要突破“象”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在《周易・系辞》中，“然则圣人之象，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最早明确提出了“意”和“象”的关系问题。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恩》中首次将“意象”概念化，即“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可以说刘勰为意境的文学范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盛唐时期，诗歌发展尤为繁盛无疑推动了对于诗歌审美形象的探究和分析，唐人最早将“境”引入诗歌领域，作为美学范畴提出，标志着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意境”一词最早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他提出诗歌的“三境之说”，即物境、情境和意境，强调作品应以意为主，以意传情，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关于意境的理论，自王昌龄之后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核心。晚唐时期诗歌意境理论的代表人物――司空图，他集刘勰、皎然以及刘禹锡的思想于一体，博采众家之长，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理论观点。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从作品论、风格论、鉴赏论、接受论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形象生动地阐释了诗歌艺术风格和不同的诗境风貌。所例举的各“品”也都涉及到诗歌境界之中的独特品质，并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为诗境的内在精神。司空图对于意境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对意境层次的深刻感悟与探索研究。如果说司空图使意境理论更为完善，那么其成熟定型则主要在于宋朝的严羽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二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主要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个部分构成，分别从作家论、创作论等诸方面对意境理论作出了较为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论及中国诗歌意境理论集大成者，当属王夫之，他通过“情境关系”对意境美学进行阐述，围绕情与景的关系，分别从情景互相生发关系、诗歌意境以实质表现空灵和意境构成的主客观之间偶然妙合，三个方面分析了诗歌意境的各层次审美特点。

意境是诗歌创作与诗歌鉴赏的核心所在，受到当时政治背景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意境的理解都不尽相同。

二、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

意境是我国古典诗歌美学所独创的概念，它集诗歌创作者的理想、情趣、审美经验于一体，通过词句的提炼将其生活形象实体与创作者的情感融为一体，并用虚实相生的手法，能够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力，是诗歌意象的高级形态。“它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以及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4]所以，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相生便是古典诗歌美学特征的主要表现。

（一）情景交融

诗歌意境，“意”便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境”就是作品中所描绘的图景。因此，意境在某个侧面而言就是“情”与“景”的胶合。古代诗人多以诗言志，其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客观景物与诗人主观情感的统一。我国古典诗歌早至《诗经》便已广泛采用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作品不仅措辞优美更具有一唱三叹之审美效果。面对同样的景色，不同生活背景的诗人去描绘，其风格则可能截然相反，甚至同一位诗人，由于创作时的情绪不同，其笔下景色也会随之改变。

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畅当的《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这两首诗都出自唐代，均为诗人登鹳雀楼时所见之景而抒情创作，但两首诗所表达的意境并不相同。前者着重表现了诗人登楼远眺的勃勃兴致和心胸开阔之豪情，所描绘的景致也大多壮阔辉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后者则表现的是登楼高耸入云的感觉和俯视时的愉悦。因此，诗人在创作诗词时，将自身的情感注入文字之中，做到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二）形神统一

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中国古典哲学类似，讲究点化。重形似更重神似，往往追求审美的形神兼备，和谐统一，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在神形统一这方面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钟嵘《诗品序》释“兴”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有感发、联想之意。又如梅尧臣所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故而是个贵在以有限之文字表达无限之情思，尤其是对于律诗绝句而言，至于有的词，如“十六字令”全诗才十六个字，则文字少得不能再少，更要求诗人言简意赅，用极少的字词，创造贴切的意境，从而形神兼备，向读者诠释自己内心的情感。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歌也不容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精细的描绘与刻画。

（三）虚实相生

中国古典诗歌在注重写实的同时也十分讲求对于虚写的艺术，可以说中国古典是各种的佳篇名著无不在虚写上颇有造诣。“清代笪重光在《画笙》里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只要‘虚实相生’，就可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5]过于实写，作品灵性全无，过于虚写又厚重实在，因此，只有二者达到完美契合，才能算是精品。虚实相生，是指通过逼真地描写景、情、境，将客观事物再现，用有限的意象表达无限的情感，形成一定意蕴，引发读者的思维想象空间，产生无限的意境。袁枚曾说“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便是将虚实相结合，达到以少见多，以小见大，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的效果。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是构建于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三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古典诗歌意境“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审美特点。

三、儒道释哲学思想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影响

受不同时期主流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诗人通过诗歌所表现的意境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意境范型和诗词审美风格。从传统的儒、道、释三家的哲学和文化思想角度切入，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审美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儒家思想文化意境、道家思想文化意境和释家思想文化意境。

（一）儒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儒、道两家，儒家创始人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都相继沿袭了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对后代诗歌意境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强调人成熟的标志在于人与天的合一，唯有如此，才能在顺应自然之中获得自由。毋庸置疑，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从入世济世的立场出发，其基础在于“仁”。它为后世儒家文学者提供了一种观照自然山水的方法，同时也为儒家文艺的取象造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向导，由此奠定了儒家比德的审美意境金额风格范型。

儒家文化思想意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形态：一是“比德意境”，这是在孔子的自然比德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意境类型。如郑板桥的《咏竹》和于谦的《石灰吟》就是此类型之典范；二是“情景交融”，这是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三是“有我之境”，这是在儒家凸显人的主体地位思想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蔡报文先生说：“‘有我之境’就是一种‘儒学之意境’。”[6]

（二）道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在道家看来，“道”是一种最高宇宙本体的存在。“象、物、精”都是由“道”派生而来。道家思想继承人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虽然道家也有“天人合一”思想，但与儒家有本质上的不同，儒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式父与子的关系，而道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则是兄弟关系。儒家讲究伦理道德，道家则追求平等祥和，强调“情”。因此道家的思想更具有艺术气息，更接近于近代的美学思维。林语堂先生说：“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7]

道家文化思想意境有两种基本形态，即“物我不分”和“无我之境”。前者如“庄周梦蝶”，是一种澄心观物的超然态度，将物我真正融为一体，在道家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式双向交流的，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湖山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诗人与自然宛若一体，就是道家意境。后者“无我之境”是顺承了道家贵在无的思想，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乏此类作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诗画作品也多属此类意境。

（三）释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释家即佛家的一个分支，与道家相融合。尚静悟，贵解脱，以入定为工夫，以参证为法门，能于此而有所悟入，而后性静心空，脱离一切挂碍。无挂碍斯无恐怖矣，无恐怖则神清，神清则气足，气足则应变无方、随机生巧。如是而后，明于法而不拘于法，沉其心而不动其气。

作为外来文化的释家文化受到东方文化共性的影响，因此也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后，经过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派系众多的中国佛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禅宗。在佛教徒看来，自然风景就是佛的象征、佛的境界。佛经中常谈及“境”与“人”的关系，“境”多指代俊秀的自然风光，是佛教禅师的人格象征和佛性境界。金圣叹评《西厢记・赖简》时，曾借用释家关于“人与境”的说法：“是好园亭，是好夜色，是好女儿，是境中人，是人中境，是镜中情。”释家文化说法各异，但其公认的最高境界就是“空”，“空”不同于道家的“无”，因为“空”中含“有”，而且是包含万物之有。

在释家精神文化的影响下，皎然、司空图、苏轼等人，将释家思想引入诗歌领域，极大的丰富了文学艺术意境理论。

概而言之，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对形成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不同的文化心态和行文风格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缺.无咎诗三百序.

[2]杨匡汉.中国现代诗论（上）[M].花城出版社，1985：29.

[3]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黑格尔.美学[M].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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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4-054-01

高中语文作为我国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诗歌作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是高中语文所特有的特点，但现阶段我国高中语文古代诗歌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要求我国高中语文在教学中重视古代诗歌的教育，促进我国古代诗歌的进步发展，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高中语文诗歌审美教学的内涵及意义

1、高中语文诗歌审美教学的意义

诗歌审美性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体验并发掘诗歌文本的审美因素，引导学生进行审美阅读，并以审美的方式优化诗歌教学过程，使学生获得诗歌阅读的审美体验，最终塑造学生审美人格的诗歌教学方式。诗歌审美性教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其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对诗歌的解读，去欣赏美、感受美，最终能创造美。在诗歌教学过程中让学生通过审美感受、形象思维、创造表现等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水平。高中语文新课程中的诗歌审美性教学，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它是在文学作品所展示的审美世界中，通过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征去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最终把文学教学的目的落到实处。语文的世界是一个审美的世界。诗歌教学的过程不只是知识获得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体验的过程，只有在认知教学的同时注重和加强审美教学，才能体现语文的本质特性，才能还原语文教学的本质，达到培养学生人格美的目的，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水平。 语文教学既要重视语文技能的训练，让学生学会使用语文这一工具，同时又要注重丰富和发展学生的精神世界，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开拓情感的审美发展，建构学生的审美人格，实现诗歌教学的最终目的。

2、高中古诗歌审美教学的意义

高中生正处于人生的花季，一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他们富于幻想，追求美好一，对美的东西有很好的感受能力，也最容易被美的东西感染、吸引。如果可以用美好的事物影响、激励他们，特别是发挥语文教学中的优势，在授课中进行美的教育，他们的审美趣味就一定会被激发，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对学生进行辨别真伪、是非、美丑的教育，并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美好的和健康的审美观，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一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使他们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从而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他们以后走向社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审美教育对中学生的个人成长及全面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譬如：先生，他不仅在理论上对美育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而且还积极付诸实践。他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也。”1931年，又从心理的角度讲过美育的含义。他认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但是，“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可见，高中学生的美育应重在陶养他们的情感，培养他们对审美的兴趣、提升道德情操、形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给他们将来追求高尚行为以动力。

二、高中语文古诗审美教育发展的策略

1、审美教育贯穿教学始终

语文的教育观念是指教师在对教育工作本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观念和理性信念。教师的教育理念不仅会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而且对教师个人的学习和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在审美教育的形势下，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尽快转变教育观念，美教育的具体实施者，转变教育理念，是审美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学校应当重视学生的审美教育， 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使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形成健全人格，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文化修养，审美素质，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这些事审美教育的目标，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校只有把审美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 贯穿到教学中， 才能使学校审美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2、引导―感受法

教师的引导在审美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并不是天生得来的，也并非自然而然就可产生，它是教育的产物，是学生通过后天学习不断积累知识，成长发展的结果。审美教育应关注学生情感，引导学生情感发展。教师应启发、诱导和保护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于漪教师在《语文教学谈艺录》中说到：“要使学生真正在思想、品格、情操等方面受到陶冶，教师自己要进入角色，`披文以入情”，，教师应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绘声绘色的神情、带着充沛火热的情感，给学生提供鲜明生动的审美形象，触动学生平静的心，激发学生的审美愿望，调动学生的审美情感，激励学生去感受，去体味美。

结语：古代诗歌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起着抚慰人灵魂的作用，它的存在也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民族史成长变迁的印记，是历史的记录与表达，积淀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智慧，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而今天古代诗歌流传的一个重要方式――学生对古代诗歌的学习却存在着对诗歌的表浅认识与解读，缺少对诗歌精髓的吸收，这与古代诗歌本身的特质有关，同时与学生的态度，老师的教学之间的关系也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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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苏轼和辛弃疾等。宋代的这一诗派是继承和发展唐代韩愈（768－825年）的诗歌创作理论。自中唐以来，诗歌出现了柔弱浮荡的风气，韩愈为了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主张以写文赋的笔调创作诗歌，以古风的音律统领诗律，因此他创作的诗歌才力充佩，想象奇特，气势宏伟和不同凡响。诗歌发展到北宋苏轼（1037－1101年）那里，他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良好创作方法，同样是“以文为诗”，他却能客服前辈欧、苏和梅等浅率苦涩的缺点，而能把诗写得英发精警和流畅婉转，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语言的才情。和苏轼同时代的黄庭坚（1045－1105年）则开创了另一诗派，这就是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师道、陈与义、韩句、吕本中和曾几等。苏黄二人同朝为臣，但他们在诗学上的主张却迥异。黄山谷的诗歌源流主要出自唐代杜甫，杜甫作诗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喜欢以事理见闻入诗，在音律上讲求格律精严，还把诗写得拗削兀奇。这些手法都被江西诗派所继承，江西诗还发展出了著名的“瘦硬”诗歌美学。正因此，黄庭坚的诗歌写得意象新奇，字偶奇特，句法烹熟，音节精准拗削，而且可用“生新瘦硬”的审美特征来概括。

我国诗歌发展到清代，诗坛又出现了新的流派嬗变，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如“性灵说”、“童心说”、“神韵说”和“格调说”等诗学理论的出现，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明末清初，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到了顶峰，随着叶燮（1627－1703年）《原诗》诗学的出炉，使诗歌文学发展到登峰阶段。宁都诗歌正是在这样的大好机遇下发展起来的。按照易堂九子之一彭士望的观点，宁都古代诗歌大部分继承了江西诗派。我观宁都古代诗歌，为何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作品，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正是得益于我国清代高度成熟的诗歌理论。

传统诗词发展到今天应当革新，它寻求革新的理论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利用现代诗歌和散文改造传统诗词是很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当代人要走的“以文为诗”之路。当代文学主要指20世纪8、9十年代的现代诗歌和散文。从这些当代文学中可供借鉴的协作技法大致有：意象堆积、跨时空和时空错乱情节安排，潜意识自动写作法和通感拟人以及悖论等修辞手法。所谓意象堆积指人的思想情感靠意象群来表达，而跨时空则指意象来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时空错乱则指意象的排列没有时间和空间顺序。

在处理主客观关系上，采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就是意象法。在处理抒情表现手法上，采取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古典文学大概属于高雅文学，它的气质雅正，它的风范儒仁委婉。而现代文学属于通俗文学，它的气质庸俗，它的风度平凡猥琐。在形式上，古典文学的缺点在于辞藻晦涩，音格繁琐套式，而现代文学的优点则是语言流畅，不受音格语言之束缚。正因此，现代诗词的发展就是要走古典与现代相互补充之路线。作者在多年的现代诗词写作实践中，还借鉴了江西诗派和宁都诗派的许多创作规则。如“瘦硬”理论和“风雅”诗教理论以及重真气理论等。我希望，随着写作技巧的不断成熟，现代诗词的艺术水平一定会超过前人。

2013.1.2

谈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文学创作之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自然无为法，二是人力有为法。这里所谓的创作方法指作家在进行创作中的心理方法。这种心理方法主要包括处理主观和客观，如作家在处理客观事件和景物时的心理方法。这种方法要么顺其自然不作人为控制，要么受人的思维控制。在过去坚持前种创作观的人有先秦的老子和庄子以及魏晋时的谢灵运等。坚持后种创作观的人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以及魏晋时的陆机和张华等。前者的方法可称为“解衣般礴”或“出水芙蓉”，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则称为“意识流”写作。后者的方法可称为“错彩镂金”或讲究辞藻与章法等。前种方法有自然之美，更重神似。后种方法有雕饰之美，更重形似。

当文学批评发展到北宋时期，继承以上两种创作观的人又有了新的代表，他们是苏轼和黄庭坚等。苏轼作文主张“无心为文”，而黄庭坚则主张“有心为文”。这两种创作观的含义和区别如何呢？所谓“无心”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减少人为的干扰，坚持“随物赋形”，即万事万物的形态如何，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如何。主张描慕自然而不加创造。所谓“有心”指在文学创作中要增加人为的干扰，在词法和句法上要精工细雕。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质和前面提到的创作观完全相同。

当文学批评再发展到清初时，又出现了“学人之诗文”和“文人之诗文”。前者以顾炎武和屈大均为代表，后者以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为代表。所谓“学人”和“文人”之分，应指作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非方法。“学人”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是“不应为文而作文”，即不要去刻意做文人，所以做文人只是完全为了救国“致用”所需。而“文人”作家则不同，他们不关心社会和人生，而是专门研究文学和做文人。由此可见，所谓创作态度也是指创作方法，而以上提到的两种创作态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前面提到的方法。

在现代，文学创作的方法也分两种，而且这两种方法和古代的两种方法完全相同。第一种叫自然流露法，第二种叫有意雕饰法。当作家处在物我两忘和人与环境为一时，人的思想感情就能借助景物事件自然流露出来，而这种过程不需要人的思维控制。这就是“自然流露法”。对于后种方法则指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是在思维的控制下进行的。在古代的文学家中，不少人主张把这两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他们如南北朝的诗人庚信和王褒以及南宋初期的吕本中等。作者认为，以上两种文学创作方法各有优缺点，如自然流露法有失文采，而有意雕饰法有失自然理趣。正因此，作者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应当把两种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文人尤其从政的文人，他们的心理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们想搞政治，想做济世英雄；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作文人，想借文学之羽翼提升自己的身位。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心理矛盾，惟有走文化合流之路。

2013.5.25

谈“真气”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对文学创作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最早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理论，在他看来，文学活动是关乎“作家、生活、作品和读者”四大因素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浩瀚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探讨作品本身的美学，而只有一两个探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美学。这种理论如战国时庄子的“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思想。至于探讨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只是从魏禧开始的事情。应当肯定，魏禧的“真气”说是对前人各种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创新。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汉时期的王充提出了“真美”理论，这种理论反对文风的虚妄，提倡文学作品内容要真实，而且认为只有真善的东西才是美的。到了南朝时期，针对六朝时文“习华随侈，流遁忘反”，只重辞藻形式，不重内容充实的不良文风，刘勰又提出了“风骨”论，后来唐朝陈子昂发展了这种理论。在明代，针对前后七子复古慕拟的坏文风，焦竑和汤显祖共同提出了“情真”说。到了清代，作为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叶燮提出了“理事情论和才胆识力论”。在这些理论中，前三种都只在作品层面上探讨“真”的美学价值，只有最后者才在作家自身的修养上探讨“真”的美学内涵。

宁都古代“易堂九子”诗歌其总的风格特征可用“真气”二字来概括。正如当时的大文学家方以智所评论的那样：“易堂真气，天下罕二矣！”如何理解这句话？所谓“罕二”指再无第二个了，也就说，“真气"是易堂诗歌独一无二的风格特征。关于这个观点，可用易堂九子彭士望的观点来证明，他在为魏禧诗集所作的《叙》中说：“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其端见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祸发于君国。此皆叔子自言其所得，精湛刻至，为古今名人所未发。”由此可见，“真气”的确是易堂文学家独创的做人做诗的独创风格。

宁都古代文学家的诗歌风格固然因人而异多种多样，但其总的风格应当是“真气”。可以说，“真气”是宁都文学家最基本共同遵守的创作原则。何谓“气”？《辞海》中的解释词条主要有如下几种：（1）气味：味道；意趣或情调。（2）气息：呼吸之气；情感、意趣或风格。（3）气岸：气质风貌。（4）气节：节操。（5）气象：气度、气概。（6）气韵：神气和韵味。（7）气质:风骨。根据上面的科学解释可知,所谓“气”应指整个人的生命活动，它包括人的生命、行事和情操性格等。所以“气”指人的全部本质内容。它在诗歌中主要指内容，但也包括形式。跟“气”相连的词语还有很多：如风气、文气、娇气、贵气、酸气、傲气、霸气、阳气、邪气、恶气、寒气、仙气、神气、精气、正气、生气、朝气、秋气等。所谓“真气”指立身行事，读书写诗，都要强调一个“真”字。做人要做“真君子”，待人交友要“真切恳到”，要讲义气和气节。读书做学问要“真实有用”，写诗歌要发自“真情”，写出“真意”和“真性情”。可见，“真气”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理论，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既从做人的道理和修养，再到著述作诗的性情都做了全面的理论规定。

为什么说“真气”说是宁都魏禧和易堂文学家独创的诗歌理论？第一，它继承和包涵了我国古代多家文学理论。如上面提到的王充的“真美”观，南朝刘勰的“风骨”论和明朝汤显祖的“情真”说等。第二，魏禧成功地把诗歌创作中的“真”美从作品转移到了作家，这是他的首创。正是这一重要发现把文学研究从诗歌作品扩大到作家。第三，扩大了“真”的美学外延。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所谓“真”只是指情、理、事，但魏禧把它扩大到了“气”。在魏禧看来，所谓文学作品中的“真”不仅包括“真情、真理和真事”，而且还包括“真人和真气”。魏禧在诗歌文学中首次开创了表现“真人”和“真气”的美学，这就是著名的“以气节入诗”。

所谓“真人”指作家一定要有气节修养，一定要是“正人君子”。那些阿媚小人和虚伪取宠之人绝不能作诗人。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才保证了魏禧诗歌的刚劲雄浑和浩然正气之文风。在春秋时期，孟子对“气节”做过精当的解释，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一个人怎样才能养成浩然正气呢？在孟子看来，这个人必须坚持真理，以儒家的道义忠信来培养自己，而且不要让自己靠近邪恶下流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人的浩然正气就会增长，以致充塞天地之间。

在诗歌风格上，魏禧更重追求清刚之美，因为这是一种气质之美。根据我国宋明理学知识，气质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它决定人的死生。《韩非子－解老》上说：“是以死生气禀焉。”而《论衡－命义》上则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在此祖先试图用“气”来说明人的死生贵贱等命运。宋学家甚至认为，不仅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而且禀受清气者为圣人，禀受浊气者为恶人。因此在魏禧看来，既然“气”对于人如此重要，诗歌就是要表现人的清气之美。因为诗歌作品就像人，只有禀受了这种天地之清气，它才是有贤有德的“圣人”，而且只有这样的诗歌作品才能永恒。正如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讲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这里，曹丕强调诗文是有生命的。认为诗文呼出的气有阳刚和阴柔之别。而且随着作者的不同，即使具有相同阳刚之气质的作家，诗文中这种气的清浊程度也是不同的。

“以气节为诗”之特征如下：第一，在内容方面，规定作家应当表达气节为主。这些气节如大公无私，爱国怜民，坚持正义和不屈不饶等。第二，在形式方面，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和形像塑造上。其特点是语言简短有力，多采用五言或四言句式。在魏禧近六百首诗词中，其中四言和五言诗就有四百多首，占总数的73％左右，而七言诗只有一百多首，只占22.3％左右。在意象的营造上多选择瘦硬和颜色朴素的物象。应当指出，魏禧诗风转向崇宋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浮艳诗风。

篇10

一、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理论

何谓意境?通常认为“情与景统一,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这是用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来界定意境。也有人从典型化角度将意境表述为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化与典型化的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和深情或深意的完美统一。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对诗歌的意境有过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在于无极之味,无极之所乃非字面所在,有余之意常在空白之中。刘勰认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2]强调诗文余味曲包的含蓄之美。司空图也引用戴叙伦的话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3]推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提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诗歌理论。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进一步对诗歌意境进行阐述,他评价唐人之诗:“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4]

这些文论家对诗歌意境的诠释虽然各有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中国古代诗歌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一重要特征。朱光潜则将之概括为:“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这就是本文所谓无言之美。”[5]用“无言之美”总结了意境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古代诗歌在表达上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

从作品层次上看,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首先表现为言与意、形与神、显与隐、情与景、明朗与含蓄等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运动,是感兴的发端、虚实的转化、幽深的寓意、曲折的妙着,而未定性和意义空白就是中国古代诗歌意境最本质的构素之一,它是可感的,又是写意的;它是形象的,又是传神的;它是明确的,又是未定的;它是写实的,又是空灵的。它既具有特定形象的直观性、确定性、可感性,又具有想象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商隐的诗歌词旨隐约而意象丰美,自成一体,充分体现了诗歌意境的未定性,可称之为古代的朦胧诗。如他的《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诗是借景抒情之作,后两句尤为传世名句,夕阳好,而且又是“无限好”,试想红日西沉,霞光满天,这是一幅多么绚丽的景色。“只是”二字却又蓦然一转,“近黄昏”三字,则说好景不长,转瞬即逝。尽管该诗明显地有所寄托,但很难明白其寄托的是什么,是“感吾生之行休”?是感国祚之将覆?是想及时行乐?还是想力挽狂澜?读者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人周汝昌先生则认为:“只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如按此理解,则末句就有哀叹感伤之意了。

又如李商隐有名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此诗亦真亦梦,若即若离,读之令人低回不已却又难明所以,唐以下诗家对它的解释,也都是各持己说,莫衷一是,诗人到底是凭吊早夭的恋情,感伤流逝的青春,还是嗟叹未酬的壮志,抑或聚散的无常?诗作蕴藉缠绵,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达到一种空灵而又难以言说的艺术境界。

三、读者的审美想象――对空白的艺术感知能力

诗歌中不确定的,作为空白、空无,需要读者去丰富、充实的部分,也即是所谓“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部分,含有空白与未定性的意境在读者的阅读复现中产生了以下特点。

一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具有间接的不确定的具象性,必须借助读者的审美想象。有些名句,很难说出作者的具体所指,然而诗歌中那些未到极点的含蓄蕴藉的描绘,正欲追求达到顶点的阅读效果,但能否实现这种效果只能取决于接受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激活”诗歌中的审美构素,在何种程度上填补意境中的意义空白。

我们试读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诗一向以“老妪都解”而著称,而这一首诗若念给老妇人听,她一定会不知所云――非花非雾,如梦似云,简直令人费解。而在有艺术想象力的读者眼里,他可能认为此诗写的是日夜渴慕的意中人,忽而出现,但只是惊鸿一瞥,留下无限怅惘;也可能认为此诗写的是诗人的愁恨事,经常萦于脑际,浮在眼前,虽已过去,但又无时或忘,从而对诗人化实为虚,委婉曲折的表达叹服不已。

正所谓诗无达诂,要欣赏诗有时很难,作者往往有所寄托,而又无诗序交代,人们无从得知。如韦应物的七绝名篇《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有人认为此诗是即景偶题,春潮夜雨,野渡横舟,多么静谧的一幅画面。这样理解,自无不可;也有人认为这是诗人感到自己未被置于“要津”,不得重用,因而有闲散之意,是诗人在借景抒情,如此分析,亦有道理。

二是由于诗歌意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韵外之致”、“言外之旨”表现出诉诸想象的巨大容量和可塑性,想象这种意象运动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它在创造性意象中呈现为无限的广阔性,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6]。在想象中,诗歌的“味外之旨”、“言外之意”呈现出“含蓄无垠,思致微妙”、“会于心而难以名言”的特点,而且由于读者直觉的瞬间领悟和情感的流动不羁,使作品让人有“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中国东方式的文学感知,这种感受方式对诗歌中空白与未定性的感知能力有极高要求,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读者的重视。《乐记》中就有:“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7]强调“审声以知音”,否则就没有资格欣赏艺术。贾岛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表达了对读者、鉴赏者的一种阅读期待与召唤。

严羽则提倡妙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8]用禅宗宗门“极则事”,来说明诗歌的创作与鉴赏,都需要别具会心的体验和颖悟。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激起了读者相应的艺术感悟,诗歌意境的未定性与空白才获得了审美意义。没有接受主体的呼应与共鸣,寓意再丰富的艺术空白也只能是无奈的空白,永远得不到填充。

四、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境界――无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词道:“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意、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作者也。”[9]以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来衡量能否达到第一流的创作,强调诗歌意境的未定性与空白,追求无穷之味、不尽之意,这种“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正是空白与未定性在最高审美本质上显现的意义,其最终的整体构成就是意境。意境是过程,只有在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共同建构中,在审美对象浮现出来的基础之上才能最终形成。意境将创作论和阅读体验论结合起来,“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10]。

具象意象象外之象,并没有完成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之路,严羽认为,诗有“别材”、“别趣”,它“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只有在无象之象中,意境才体现了中国诗文化、诗哲学的终极追求。

这一层次上的意境是一种审美上的空灵境界,中国哲学的庄禅一系正是将这种审美的空灵看作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最高的空白:无。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1]庄子则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12]

但意境又绝不等同于冥冥的虚无,韵味隽永的意境与博大精深的人生境界互为表里,在相对有限的语言、文字中,在相对的独特性和偶然性追求一种无限深广的高远境界,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未定性与意义空白将主体与客体、创作过程与欣赏过程浑然相融,文学成为一种完整的审美体验过程,而在这一体验过程中,“无”显示了无限的丰富性,意境展现了无尽无穷的意味。

参考文献:

[1]钟嵘.诗品序.

[2]刘勰.文心雕龙・隐秀.

[3]司空图.与极浦书.

[4]严羽.沧浪诗话・诗辩.

[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

[6]谭献.复堂词话.

[7]礼记・乐记.

[8]严羽.沧浪诗话・诗辩.

[9]王国维.人间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