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合同纠纷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服务合同纠纷，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3）10-111 -03

保险合同是保险关系双方之间订立的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保险合同纠纷就是保险双方在保险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争议及利益冲突。如何妥善处理保险合同双方的纠纷，也成为保险业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之一。

一、保险合同纠纷的主要特征

除了具备合同纠纷的一般特点外，因为保险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保险合同也具备独有的特征。

（一）保险合同纠纷较为复杂性

由于保险合同自身的特殊性，保险合同一般涉及到多方的关系人，同时在保险的不同阶段以及保险合同的各部分内容上都可能出现纠纷，因此保险合同纠纷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纠纷主体和纠纷内容上。在纠纷主体上，由于与其他合同关系不同，保险合同关系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等，因此不同关系人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合同纠纷，都有可能成为纠纷主体。在纠纷内容上，不同保险人之间有可能在承保、理赔、退保、投保资格、保费及支付等许多问题上产生矛盾，其中以理赔纠纷最为常见。由此可见，与一般合同纠纷相比，保险合同纠纷具有复杂性特征。

（二）保险合同纠纷专业性较强

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人履行合同与否取决于事件是否发生，这一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别于一般的基于等价有偿原则的合同。另外保险合同上的条款大多由专业性的词汇和语句组成，有着专业性的解释。在保险合同的解读上出现分歧时，就很可能导致保险合同纠纷。再者，保险合同也具有较强的跨学科专业性，涉及保险学、统计学、人口学、法学等若干专业学科。保险合同中的费率釐定是基于专业的保险精算基础之上，因此在费率方面产生的保险合同纠纷颇具专业性。

二、保险合同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缺陷分析

由于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途径了解不多，通常要么最后不了了之，要么就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司法解决机制固然是解决纠纷的一种可行途径，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彻底性等优势，是目前最常用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方式。但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应用中，司法解决机制也显现出自身的一些缺陷。

（一）消费者角度

对消费者而言，诉讼程序过于繁琐，需要很高的综合成本投入，这也是许多消费者对维权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诉讼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这使消费者面临着巨大的举证压力。另一方面，诉讼费用高昂，这使得消费者经济状况受到较大压力。另外诉讼还存在延迟问题，整个诉讼过程耗费时间长，无法解决消费者对赔偿金的燃眉之急。

（二）保险人角度

对保险人而言，诉讼也并非是解决纠纷的完美途径。一方面诉讼对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负面舆论影响，无论诉讼结果如何，保险公司都将面临着公司形象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法院在审理保险纠纷案件时通常具有倾向性，这就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很可能受败诉而遭受经济损失，同时应对诉讼的过程也将增加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另外，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对保险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利的影响，行业形象和消费者信任都很可能因为诉讼导致的社会舆论而受损。

（三）社会角度

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具有高度专业性，法院在处理保险诉讼案件时会有许多问题难以认定。一方面这增大了法院处理这一类诉讼时的压力，导致法院司法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受限于专业能力，法院也可能给出不合理的处理结果。大量的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增加了法院的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出现的处理失当也可能加剧诉讼双方的矛盾，引发更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三、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优势分析

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是区别于司法程序之外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包括谈判、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出现于雇主与雇员的劳资谈判中，之后渐渐在各种纠纷处理中得到很好地应用和发展。司法外解决机制具有自愿性、灵活性、高效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这使得它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应用上存在着许多优势。

（一）快速化解矛盾，尽早解决纠纷

和司法解决机制相比，司法外解决机制具有灵活、高效的特点。通过司法外解决机制，可以给出当事人双方都较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迅速解决纠纷，让被保险人尽快挽回损失。另一方面，司法外解决机制一般是非公开的，相对而言不会产生负面的社会舆论，也便于保险人树立起良好形象。

（二）重塑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司法外解决机制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解决方式，通过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沟通和解来达成纠纷的解决，从而可以避免因诉讼而导致双方的关系恶化。纠纷的司法外解决有助于维持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有助于保险公司的形象维护和客户关系维持。

（三）有利于未来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保险业的发展和良好的行业形象是密切相关的，司法外解决机制的灵活高效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保险合同纠纷，避免过多诉讼案件对保险业造成不利影响。

四、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国际借鉴

（一）德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为了提高保险纠纷的解决效率，德国设立了保险投诉局。保险投诉局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组织，其运营资金由加入组织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投诉局有自己的程序规则，由保险投诉官负责解决纠纷，对于低于一定金额的纠纷保险投诉官的决定具有最终效力，双方必须遵守。德国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某类纠纷须先由其他调解机关进行处理，调解未成功的才可以。保险投诉局被认可为“其他调解机关”，说明其在司法外解决机制中有着重要地位。

（二）瑞典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瑞典十分注重司法外解决机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应用，一些行业性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保险合同纠纷方面，其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有个人保险委员会和患者保险协会两种。个人保险委员会是由瑞典保险联合会设立的专门负责涉及保险赔偿纠纷的行业组织，其运营费用由各个保险公司承担。保险消费者在跟保险公司交涉遭拒绝后可选择由个人保险委员会处理。其处理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仅具有参考价值，但实践中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能遵守。患者保险协会则主要负责医疗事故发生后的纠纷处理，其裁定同样没有法律约束力。以上两个协会都能迅速高效地处理纠纷，且对消费者的投诉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尽管都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能遵守裁定结果。

（三）英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英国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主要由金融服务局负责。《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制定将原先承担这一职能的保险投诉局纳入金融服务局之下，由其统一对金融业和保险业进行管理监督，法律规定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成为今日服务局的会员并承担其运营费用。保险消费者与保险公司发生纠纷并交涉未果后，可以向金融服务局提起投诉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金融服务局一般按照和解、裁定、仲裁等步骤来解决纠纷，其对10万英镑以下的保险纠纷的裁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我国目前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现状概述

目前，我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消费者协会调解

消费者协会在纠纷解决中能起到较大的作用，其具备经济性和效率性的特点。但由于保险的专业性，而消费者协会中缺乏保险领域的专家，同时缺乏透明严谨的程序，因此消费者协会在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仲裁机构仲裁

我国的仲裁机关主要解决民商法上的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也在其处理范围之内。虽然仲裁具有专业性和高效性，但由于保险合同中对仲裁的规定大多落于形式，且仲裁机构又仅设置在地级城市，因此鲜少有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保险合同纠纷。

（三）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解决

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具有处理保险消费者投诉的职能，虽然存在保险监管部门对有关保险合同纠纷的投诉不予以受理的规定，但实践中仍有对这一类投诉的处理。作为行政机关，保险监管机构还是难以直接对保险合同纠纷在实体上进行调节，只能通过对保险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理，因此其纠纷处理能力十分有限。

（四）保险行业协会的仲裁或调节

为了提高保险合同纠纷处理的效率，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我国开始在各地的保险行业协会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机制试点。然而目前各个试点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统一性，特别在人员组成、运营费用、纠纷解决程序、审理方式、裁定效力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规定。若要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则应该对这一司法外解决机制加以改革，使其早日趋于成熟。

六、对完善我国保险合同司法外解决机制的建议

从国际上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经验看，我国可以对目前保险行业协会的仲裁调解机构加以改革，建立一个具有高效性、经济性、公正性、及时性的司法外解决机制。

（一）建立独立、统一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构

为规范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我国应当由保险协会牵头组织、保监会负责监管，建立一个在运行上完全独立、规则统一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构。对机构设置、人员组成、运营费用、解决程序、裁定效力等方面进行规定。以此推动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提高机构的权威性和消费者的信赖度。同时，为了保证机构运营的独立性，鼓励更多非政府组织介入，逐步削弱政府机关参与调解工作。

（二）方便保险消费者通过司法外解决机制解决合同纠纷

借鉴国际上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应当为消费者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纠纷提供便利。在发生纠纷并与保险公司交涉未果后，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出投诉。同时，应当对消费者的投诉免收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提供纠纷解决机构的运营费用。

（三）优化司法外解决机构的人员设置

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时，需要更多律师、保险领域的调解员、仲裁员及专家参与其中，并尽量弱化调解机构与保险公司之家的关联关系。另外，纠纷解决人员中应当有消费者利益的代表，这一人员可由消费者协会负责推荐。

可见，司法外解决机制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和保险消费者、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业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建立有效、独立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构是解决我国目前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困扰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陶建国.国外保险纠纷诉讼外解决制度分析[J].保险研究，2010，（02）：106—110.

[2] 孙蓉.我国保险合同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J].保险研究，2010，（12）：108—114.

[3]王佳颖.建立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探讨[J].中国保险，2012，（11）：27—29.

[4]唐余.我国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探索[D].西南财经大学，2007.

[5]齐霁.我国保险合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D].吉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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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策略选择

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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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标的金额大幅攀升。2011年-2013年，该院共受理金融债权案件2635件，占同期商事类案件案件的27.57%；标的金额13.34亿元。其中2011年受理820件，同比上升37.35%；标的金额28556万元，同比上升19.54%。2012年受理880件，同比上升7.32%；标的金额46457万元，上升62.69%；2013年受理936件，同比上升6.36%；标的金额58426万元，上升25.76%，案件数与标的额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大标的案件数量多，其中标的金额在100-500万元的170件，500万元以上的22件，千万以上的26件。

2、涉案主体呈现多元化，商业银行仍占绝大多数。金融债权主体即金融机构己从原单一的商业银行模式，逐渐演变成以商业银行为主，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金融组织为辅的金融主体群。2011-2013年，共受理以银行为原告的案件2540件，占96.39%；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原告的案件59件，占2.24%；以担保公司为原告的案件7件，占0.27%；以典当公司为原告的案件29件，占1.10%。

商业银行中又形成以地方民营银行为主，国有商业银行、跨区域银行为辅的格局。2011-2013年，受理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地方民营银行为原告的案件1654件，占银行总收案数的65.12%；受理中行、工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原告的案件850件，占银行总收案数的33.46%；受理浦发、招商等跨区域商业银行为原告的案件36件，占银行总收案数的1.42%。

3、案件类型形式多样，以金融借款和银行卡纠纷为主。金融债权纠纷案件类型包括金融（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进出口押汇纠纷、追偿权纠纷、典当纠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等类型，法律关系复杂多样，但仍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为主。在2635件案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1183件，占44.90%；信用卡纠纷1333件，占50.59%。（见图二）

4、案件审执“三低”现象突出，表现为调撤率低、实际执行率低、标的清偿率低。被告不到庭现象突出，缺席判决率高，调解率低。在审结的2356件1案件中，判决1778件，调解撤诉554件，调撤率23.51%。虽然大多案件均有担保或房产等不动产抵押，但受经济不景气，市场交易低迷等影响，出现抵押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明显低于原先评估价值的情况，导致债权清偿率低。2011年，受理金融债权执行案件503件，实际执行率为41.95%，清偿率为43.39%；2012年，受理866件，实际执行率为47.11%，清偿率为45.40%；2013年，受理795件，实际执行率为56.99%，清偿率为42.43%。

二、金融债权纠纷案件多发的原因分析

1、从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来看，“两多两难”现象凸显。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实体经济利润下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制约，融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高额利息等多种因素叠加，中小企业在融资、经营、转型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引发企业多、融资难和资金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市场非常混乱。大量“地下钱庄”以“合法”的借贷形式发放高利贷，已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从调研情况看，我区多家因资金链断裂倒闭企业，几乎均存在通过固定资产抵押向多家金融机构借贷和以高息方式不计成本的向民间借贷现象，甚至部门银行员工也违规参与放贷谋利。

2、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内控机制来看，经营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审查不严，对有些表面“繁荣”的企业不作科学分析评判，一哄而上，争相拉贷，促使企业投资规模盲目扩大，造成资金链断裂，酿成大规模债务风险。有些银行对担保单位审查完全流于形式，有些无担保能力的当事人也能成为担保主体。部分金融机构应对和处置不良贷款部门和人员力量不强，对逾贷的人员下落、财产去向不跟踪、不了解，片面依赖司法程序，将走程序作为尽职责的一种基本途径，以致逾贷收回时间长、效果差。如在信用卡主拖欠债务时，仅早期通过短信提醒，没有进行电话跟踪，更没有及时联系担保人，以致被告一方对后期产生的高额滞纳金和利息存在较大争议。在公示催告案件及相关权属争议纠纷中，银行相关人员受利益驱动，将该业务转为以融资为目的的变相贷款，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审查不严，违背票据签发要“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这一基本要求，以致虚构用途、提供虚假交易材料现象普遍。

3、从企业互保、联保方式来看，弊端、风险正逐渐显现。在审理的系列案件中，有多家企业涉及互保、联保，几乎全部企业的金融借款均由其他企业提供担保，同时存在为其他企业担保现象。有些企业主正是由于为其他企业担保遭受连带偿付责任后出现自身资金链断裂，这些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良好，产业结构也符合发展要求，而由于为其他不良企业担保而殃及自身。表面上护保、联保机制在控制风险方面能发挥较好作用，一方面各联保人签订联保协议书后，不用再为寻找担保人而发愁，另一方面成员间可以相互监督，且债权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但司法实践来看，联保的不良效应正在不断显现，联保成员之间或是亲戚朋友，或是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缺乏了解、监督的基础，如有一家企业经营不善倒闭，联保的后期影响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直到将风险转嫁到优质企业，进而引发更多的担保企业倒闭。

4、从小贷公司等新兴金融组织来看，违规放贷管理混乱较突出。小贷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不规范运行普遍存在。从涉诉案件看，小贷公司有的变相、分次发放大额贷款，有的涉及高利贷款、委托贷款等；担保公司、典当行挂担保、典当之名行高息放贷之实，有较大潜在风险，存在传染至银行业可能。

三、防范和化解金融债权纠纷的建议和对策

1、完善综合监管机制，规范、整顿民间融资市场。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对非法金融活动违法、有害的共识；依法加强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打击，坚决取缔违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投资公司、调剂商行等经营性机构，防止变相非法集资，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合理疏导民间资金，通过民资转贷公司、民间融资登记管理服务中心等方式引导民间资金规范运行，纳入政府监管范畴，净化金融环境；同时，加强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监管，防止流入民间融资市场，尤其要对银行员工违规参与民间放贷进行检查、教育。

2、加强银行内控机制建设，盯牢各环节风险点。加强贷前审查和风险预估，发放贷款要重实质审查，尤其是重大贷款项目不但要审查项目是否符合政策导向、是否有发展潜力，还要看企业主的个人品质、信用度，企业管理是否规范，运行是否正常等。在当前形势下，特别要了解有无隐性民间融资。对以厂房等抵押的贷款，要审查有无出租、有无拖欠工程款等。对担保单位也应作必要的审查。尤其是对关联企业或多个企业混同经营的，要审查其名下的实际资产。对企业经营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应进行预估。完善逾贷处理和责任考核机制，要完善相关资产保全机构，明确责任，改变片面的走程序、看形式的考核办法，要重效，重尽责。对联保户的资信要认真审核，摸清其负债情况，防止没有担保能力的企业加保。建立成熟的风险管控、处理的专业人员和团队，规范业务操作，对承兑汇票业务要严格依票据法操作，审查不能只要形式，不作实质审查。改变片面追求信用卡发放数量的考核办法，严格按规范办理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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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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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国网络银行面临的法律困境

    2.1市场出入机制不健全

    银行业是一个经营风险性极高的行业,世界各国对银行业的出入问题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网络银行市场进入成本大大降低,削弱了传统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非银行机构进入这个领域。

    2.2电子合同触发法律问题

    电子合同即是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拟定的合同。电子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已经被我国《合同法》明文规定列入合同之列。但是还有一些适用普通合同之规定无法解决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电子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效力进行规定,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机器原因造成的合同错误的合同效力问题以及合同产生纠纷的管辖权归属问题等有待解决。与此同时,“网络服务协议”也成为电子格式合同的常见形式。一旦客户开始正式申请网络银行服务,就被视作接受了服务协议的所有内容。由客户领取的服务协议经客户和银行签字确认生效。该格式合同变相强制性的迫使顾客无条件接受,与平等自愿的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忽视了消费者的异议权。

    3解决网络银行法律困境的对策

    3.1规范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

    3.1.1严格规范市场准入制度从事网络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办理网络业务前,应当到金融监管部门办理业务登记,并提供有关网络材料。同时,金融监管机关也应做好从事网络业务金融机构登记,通过与税务机关、财政机关等专门机构的密切配合,深入了解金融机构的网络业务活动,确保金融机构在批准的网络业务范围内从事网络业务活动。2002年出台的关于落实《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的通知,对网络银行准人审查业务开展及内部控制等作了补充规定。

    3.1.2严格规范市场退出制度『蚓络银行处在日益纷繁复杂的金融环境中,当然也同样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一旦其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也应当适时退出。对此,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网络银行预警、接管、紧急救助、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规定,把网络银行退出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3.1.3建立网络银行的全面防御和保护机制在网络银行技术安全方面,可以采取以下防御机制:

    (1)完善“防火墙”技术,建立良好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

    (2)规范系统的设计结构,完善功能支持,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3)加快发展网络加密技术。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网络加密技术的创新、开发和应用,包括乱码加密处理、系统自动签退技术、网络使用记录检查评定等。

    (4)完善系统安全扫描技术和病毒入侵检测技术。

篇6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张众从其账号为**的账户中取款20万元，并以此资金在被告中国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市B支行（以下简称B支行）处开设账户，账号为**。2010年4月7日，原告李文以转账开户的方式在被告处开设账户，同时开通短消息通知业务。原告还曾于2008年7月25日开设了账号为**的基金账户，2008年7月28日购买了产品名称为“银行汇理行业成长”的基金产品，填写了《中国A银行客户资料登记表》及《个人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2011年11月4日，原告李文用第三人许成的身份证在被告处开设账户，账号为**。开户时账户金额为10元。2011年11月13日，第三人王达路以许成的名义填写了一份《中国A银行理财产品认购/申购委托书》，并在银行打印部分打印上产品代码为**，购买低风险保守型现钞金额2902737.70元的金钥匙人民币理财，但王达路在此时间并没有办理相关理财产品的职责，且2013年第三人王达路因涉嫌伪造金融票证被西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至此，原告李文因与王达路签订的理财产品委托书效力问题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在签订委托书之后，原告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尾数为3219的银行卡中有2902737.70元资金被被告成功划扣，在被告的业务系统中亦无任何存档记录，且原告在2008年7月曾在被告处购买了一次基金产品，原告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流程应当是知晓的，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由于王达路被公安局立案侦查，对于被告是否监管不力承担民事责任还应由法院继续审理后才能查明，故判决驳回原告李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363元由原告李文负担。原告依法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文提交证据证明与王达路之间短信来往，证明王达路以被上诉人名义向上诉人推荐理财产品，并占用了220余万元的理财本金；《借据》证明王达路已经承认占用了上诉人185万元的事实。法院认为，李文没有收到《产品说明书》，没有签订《中国A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也没有向委托书中确定的理财账户汇入现钞2902737.70元的情况下，该委托书应视为双方就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达成的一个初步意向，由于李文及许成并没有与西湖B支行签订《中国A银行理财产品协议》，在委托书约定的理财账户中也没有2902737.70元的资金汇入，也就是说李文并没有实际购买委托书中约定的理财产品，双方签订的《中国A银行理财产品认购/申购委托书》没有生效，且王达路在为李文代办账户资金往来业务时并没有利用运营主管的职务身份，李文将两个银行卡及密码交给王达路保管、使用的行为为其私人行为，王达路代李文管理银行卡及密码亦为私人行为，不具有职务行为特征，亦不构成表见。故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原告主体资格

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涉及到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诉讼结果的承担。本案的原告主体问题，主要是关于案例中涉及的委托书签名和实际使用人不同而导致的诉讼主体确定问题。委托书的签字虽然是第三人王达路以第三人许成名义所填写的，但是根据第三人许成所讲他并不实际拥有该银行卡，且委托书上的账户也是原告李文使用其身份证开户，开户资金也是原告李文的。

虽然委托书的签名为第三人许成，但实际的拥有人确是本案原告李文，因为原告李文与被告之间存在侵害与被侵害的权利争议事实、其与被告存在权利保护的争议事实，而且原被告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笔者认为，法院认定李文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是正确的。

理财产品认购书效力

银行委托理财产品认购书有无效力的问题，涉及到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分配问题。本案所涉及的许成与B支行之间签订的委托书是由第三人王达路自行填写的，委托书上的客户签名也是由第三人王达路自行签字的，并非许成本人签名，虽然委托书上所使用的账户系原告使用第三人许成的名义开设的，但是实际使用人是原告李文，李文无法证明该委托书的签订是其授权王达路代替第三人许成签署，而且案件在一审两次开庭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乃至第三人许成、王达路都对委托关系的客观存在没有异议，所以本案系委托合同没有异议，即原告李文委托被告员工王达路为其购买理财产品，根据理财产品的购买流程来看，原告首先应在被告处存入足额资金，与被告签署理财产品协议并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以开通理财服务功能。原告李文认为将理财产品的内部操作流程和程序强加于上诉人是违反公允原则的，但是对于理财产品的购买来说，程序流程本身就是相当严格的，客户必须按照银行规定的流程才可以完成委托事宜并促成委托购买生效。

本案一审原告在2008年7月曾在被告处购买了一次基金产品，原告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流程应当是知晓的，所以依据被告所提供的《中国A银行理财产品协议》范本4.4条的约定“乙方（A行）与甲方（客户）签订《理财产品认购/申购委托书》的行为并不代表甲方已经成功认购对应产品，甲方认购成功的数额以乙方实际划转的资金为准。”原告与被告在签订理财委托书之前并未与被告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且在签订委托书之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将委托书确定的金额2902737.70元汇入其所开设尾数为3219的理财账户中，所以被告无法冻结并扣划相应款项，在其业务系统中也没有任何存档记录，笔者认为委托合同没有支付相应对价，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

西湖B支行的过错及责任

在委托书的效力确定之后，有关人员的过错及责任该如何确定？银行职员王达路的行为效力该如何认定以及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则是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认购委托书虽然成立但是没有生效，因为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但是原告李文认为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在签订委托书之前已经交给银行职员王达路，是王达路的职务不作为行为导致资金没有汇入理财账户中，而且王达路私自使用了李文账户里三四十万元。从案件有关事实来看，2011年11月初王达路被李文要求还钱，在无钱偿还的情况下，李文要求王达路出具关于理财方面的单据，即为本案的委托书。该委托书是王达路在未经被上诉人同意下私自伪造的，私自盖上了自己保管的业务专用章。由此可见，委托书并不是银行真实意图的表示，王达路虽然为银行员工，但无相应的授权，所以委托书对于银行来说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王达路私自伪造盖章应属个人行为。

从本案来看，王达路在西湖B支行的职务是运营主管，此任职期间也没有办理相关理财产品的职责，是李文基于和王达路的私人关系才将其银行卡及密码均交给王达路保管，王达路在为李文代办账户资金往来业务时并没有利用运营主管的职务身份，而是直接使用李文交给的银行卡以及银行卡密码。由此可见，李文将两个银行卡及密码交给王达路保管、使用的行为应属于两人之间委托关系，王达路代李文管理银行卡及密码也是出于私人行为，不具有职务行为特征，故不构成表见。鉴于此，两审法院均认为，银行对其职员非职务行为导致的损失应无过错，故不承担责任。

几点启示

合理界定委托理财合同书的性质与效力。由于委托理财业务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金融服务，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尚未在合同法层面上予以规制，金融监管法规也更多的侧重于从监管金融机构的视角来规范，而很少对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合理界定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基础。有些地方法院已经试图在其规范性文件中解释委托理财合同，将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限定为是受托人和委托人为实现一定利益，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类资产根据合同约定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资本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交易、管理活动。这意味着受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交易和管理两大层面的内容。从合同法视角来看，现阶段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大致有委托法律关系说、法律关系说。借贷法律关系说、行纪法律关系说、合伙法律关系说、信托法律关系说，虽然委托理财在某些性质上与这些合同的特点有重合的部分，但是委托理财合同也与这些合同类型存在明显不同，无论将委托理财纳入上述任何一种制度中予以规范和调整都有与现实实务的操作不协调甚至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委托理财合同是兼具委托合同、信托合同和借贷合同性质的“无名合同”，它集管理、委托、融资于一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的合同类型，其法律性质和内容可以从监管层面上予以适当的指引，但是不宜过多强制性地干预。但是为了减少委托理财合同效力和法律后果上的不确定性，作为主导格式合同拟订一方的金融机构应该尽可能将合同的要素规制清晰，应适当考虑消费者（投资者）基本权利的保障，并应严格遵守既有的有关委托理财业务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来披露相关信息和保障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彻底杜绝“霸王条款”现象发生。

司法机关裁决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合意。正因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应通过合同来约定和规范，故司法机关在解决有关纠纷时应充分尊重既有的委托理财合同及其相关附属协议。在平衡银行与消费者（投资者）利益关系上，不宜简单地从消费者（投资者）是弱者的出发点来推定和裁判，尤其是对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问题，更加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没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宜否定合同或认定专业合同的部分条款无效。法院要尊重当事人意愿，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来进行界定效力问题从而达到相关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本案裁判否定了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是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情况而做出的裁判。司法实践中在委托理财合同效力上最易于发生争议的是，合同中有关理财收益的保底问题。如果委托理财合同有保底收益条款时，合同是否有效，保底条款是否有效？根据最高院2008年就《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亚洲证券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所出判决书，河北社会保障厅与亚洲证券公司之间签订了《委托购买国债协议》及《补充协议》，委托人（投资人，河北社会保障厅）将资金交付受托人（投资机构，亚洲证券公司）进行投资管理，以委托人的名义在受托人处开立了资金账户，本应是委托理财协议（委托法律关系），却因合同中存在了固定本息回报保底条款，并说明超额部分归属受托人所有，因此，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列协议的性质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贷属于金融机构业务，本案中的受托人亚洲证券公司是不具有吸储资格的金融机构，因此上述系列协议无效。固定本息保底条款的存在使得委托理财合同成为了名为委托实为借贷的合同。因此被法律判定为无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规定：“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原则上不予以保护。对于履行此类合同发生的损失，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公平原则，确定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这里也沿袭了最高法院案例的观点，但是也仅规定“原则上不予以保护”。银行监管机构对于“保证收益”问题有一定的规范，即《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保证收益理财计划或相关产品中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应是对客户有附加条件的保证收益。商业银行不得无条件向客户承诺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率。”“商业银行不得承诺或变相承诺除保证收益以外的任何可获得收益”。这里也强调了不得“无条件”地对收益进行保底，其内容与最高法院的判例精神是一致的。该文件还进一步对商业银行向客户承诺保证收益的附加条件做了明晰，即附加条件可以是对理财计划期限调整、币种转换等权利，也可以是对最终支付货币和工具的选择权利等。商业银行使用保证收益理财计划附加条件所产生的投资风险应由客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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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理论和实践均表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具有先导作用，是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型创新驱动的关键。因此近几年来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技术创建起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其自身技术先进性、创新性和高成长性，逐步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力军，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市科技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初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超过20000户，数量居江苏省第一，苏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在苏州市经济“转型升级”浪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年产值、纳税收入均居全省前列。与此同时，科技型企业融资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如何针对科技型企业特性，有效支持苏州科技型企业发展也面临众多难点和挑战。

二、金融支持苏州市科技型企业发展成效

（一）苏州银行“科贷通”搭建银企绿色通道

“科贷通”是苏州在全国地级市率先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后，推出的一款金融创新产品。2014年以来，苏州银行通过“科贷通”产品对全市名单内科技型企业贷款规模、支持客户数均位列全市同业第一。根据苏州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在2015年7月15日的数据显示，“科贷通”累计为156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129亿元，入库科技企业7383家，新增兴业银行为“科贷通”合作银行，累计达19家。上半年有521家入库企业提出贷款需求，进入“科贷通”流程贷款的有357家，对接率达68.5%；合作银行已为241家企业提供贷款，贷款金额16.83亿元，风险补偿资金16521万元，撬动比率达10.2倍；241家科贷通贷款企业中贷款金额在500万元以下的企业共174家，占比72.2%。

（二）新三板“苏州板块”拓展融资渠道

与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相比，新三板具有审核周期短、准入门槛低、挂牌数量大、审批程序简便等特点，满足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截至2015年底，苏州新三板挂牌公司达到117家，数量列北京、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三位，占全省的39%。117家挂牌企业中，苏州工业园区以25家位居榜首。挂牌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80%，其中，制造业企业总数87家，占挂牌企业的74%。涉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不同类型。

（三）初步形成“一库一池一平台”苏州服务模式

一库，即全市中小科技企业数据库。截至2014年底，已经遴选了6642家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信誉良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企业；整合了120家各类科技金融服务机构，422位专家资源，342项科技金融创新产品，有效改善了企业融资环境。

一池，即省、市共建的苏州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首期规模达到3亿元。

一平台，即科技保险、创投、担保等蓬勃发展。2014年，科技保险为81家企业补贴193.62万元，提供风险保障37.05亿元；累计帮助我市创投机构向上争取各类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支持达5.4亿元，投资总额125亿元；累计为68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补贴科技贷款利息支出4822.5万元，平均为每家企业减少利息支出约20%。

三、金融支持苏州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点

（一）银行信贷支持面临宏观环境、企业与银行三方面的制约因素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行、行业不良贷款风险加大和区域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使整个社会的金融文化都偏于谨慎，并且在制度层面上，我国的征信体系尚不健全，相关的约束机制还不成熟。在外部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苏州市吴江区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等情况，导致商事金融案件高发，区域信用评级再次堪忧。2015年上半年，苏州法院共新收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6654件，同比上升17.60%；涉案标的总金额为187.74亿元，同比上升18.68%。新收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236件，同比上升151.06%。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担保追偿权纠纷、信用卡纠纷是金融商事案件的主要类型，占整个金融商事案件的九成以上。这些案件涉及辖区内绝大部分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

从企业层面来看，影响银行信贷支持的原因依次为科技型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风险、有效担保抵押物品不足、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状况无法满足贷款条件、经营状况欠佳无法满足贷款条件、申请贷款项目的风险较大、缺乏可靠信誉记录、不符合银行要求的其他贷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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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226-01

1 网略银行的界定

网络银行又可称为网上银行，是基于因特网或其他电子通讯网络手段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银行机构或虚拟网站。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网络银行是指那些通过电子通道，提供零售与小额产品与服务的银行。这些产品和服务包括：存贷、账户管理、金融顾问、电子账务支付，以及其他一些诸如电子货币等电子支付的产品与服务（BCBS，1998）。

2 我国网络银行面临的法律困境

2.1 市场出入机制不健全

银行业是一个经营风险性极高的行业，世界各国对银行业的出入问题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网络银行市场进入成本大大降低，削弱了传统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非银行机构进入这个领域。

2.2 电子合同触发法律问题

电子合同即是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拟定的合同。电子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已经被我国《合同法》明文规定列入合同之列。但是还有一些适用普通合同之规定无法解决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电子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效力进行规定，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机器原因造成的合同错误的合同效力问题以及合同产生纠纷的管辖权归属问题等有待解决。与此同时，“网络服务协议”也成为电子格式合同的常见形式。一旦客户开始正式申请网络银行服务，就被视作接受了服务协议的所有内容。由客户领取的服务协议经客户和银行签字确认生效。该格式合同变相强制性的迫使顾客无条件接受，与平等自愿的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忽视了消费者的异议权。

3 解决网络银行法律困境的对策

3.1 规范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

3.1.1 严格规范市场准入制度

从事网络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办理网络业务前，应当到金融监管部门办理业务登记，并提供有关网络材料。同时，金融监管机关也应做好从事网络业务金融机构登记，通过与税务机关、财政机关等专门机构的密切配合，深入了解金融机构的网络业务活动，确保金融机构在批准的网络业务范围内从事网络业务活动。2002年出台的关于落实《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的通知，对网络银行准入审查业务开展及内部控制等作了补充规定。

3.1.2 严格规范市场退出制度

网络银行处在日益纷繁复杂的金融环境中，当然也同样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一旦其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也应当适时退出。对此，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网络银行预警、接管、紧急救助、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规定，把网络银行退出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3.1.3 建立网络银行的全面防御和保护机制

在网络银行技术安全方面，可以采取以下防御机制：（1）完善“防火墙”技术，建立良好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2）规范系统的设计结构，完善功能支持，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3）加快发展网络加密技术。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网络加密技术的创新、开发和应用，包括乱码加密处理、系统自动签退技术、网络使用记录检查评定等。（4）完善系统安全扫描技术和病毒入侵检测技术。

3.2 完善网络电子合同法律规定

3.2.1 关于格式条款及效力

美国《 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 第112 条（e）款规定了格式条款审查机会规则：“应在显著位置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格式条款，为消费者提供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的机会，如消费者要求时，应为其提供格式条款的复制件”。“如果没有履行为消费者提供审查机会的义务时，即使消费者已经订立了合同，如其在获得审查机会后对该许可合同不同意时，则可行使返还请求权，并可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笔者认为在网上银行交易中，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的履行可参照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 中所规定的标准。对于一切条款，客户应当有充分的审查机会。而网络银行在拟定服务协议后，也应提请银监会审查，方才有效。对于免责条款、与客户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条款，网上银行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明确表示，承担《合同法》第41条规定的“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3.2.2 规范合同纠纷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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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次将“保理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加以规范。实际上，在《民法典》颁布以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已经开展了保理业务，《民法典》对保理合同的规定虽然为实践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但由于保理业务有关保理纠纷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司法实践中对保理合同各方权利义务认定的司法裁判标准尺度不一，银行保理业务相对于其他业务的法律风险更为突出。本文以商业银行国内保理业务法律风险防范为出发点，阐述保理业务的基本交易结构及法律关系、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范围，剖析商业银行国内保理业务的法律风险，并在现有国内法律和司法实践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防范保理法律风险的思考。

1商业银行保理的基本交易结构及法律关系

法律规范体系是调整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国内商业银行保理业务法律体系以《民法典》为核心，以《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簡称《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银行保理融资业务管理的通知》、《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以下简称《登记办法》）等法规为外延，对我国商业保理业务开展规定。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给保理人，并由其提供服务。《管理办法》第六条，银行保理业务围绕应收账款展开，并以保理商提供多种服务为节点的一种金融服务。并且此处的保理业务为银行在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之后提供的第六条规定之服务。

由此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保理的基本交易结构：买方与卖方之间建立基础交易合同，债权由卖方取得，并将其让与商业银行，与之订立保理合同。

其中，卖方是指基础交易合同中的债权人，即转让应收账款债权给商业银行、申请坏账担保等服务一方；买方指的是基础合同中承担付款义务人，即在保理后，对保理商负有给付对价义务的一方。此外，在保理银行与卖方之间，银行以保理合同为内容提供服务给卖方。

一般来说，保理合同由两个合同构成，其一为应收账款的基础交易合同；其二为转让应收账款而订立的保理合同。正是由于债权债务之间交易结构的复杂性和法律关系的多重性，在保理业务中容易出现法律风险，这正是本文主要讨论与解决的问题。

2商业银行国内保理业务应收账款债权范围

2.1应收账款的界定

应收账款在保理业务中是核心业务。根据《登记办法》对应受账款的规定，因提供货物、服务或设施等在基础合同规定的项目，权利人获得取得价金的权利，义务人既可以现在当场偿还也可以约定期限偿还。并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而形成的权利也除外。根据《管理办法》对其的规定，应收账款包括企业提供相关服务后取得的报酬，但是因票据及其他有价证券而形成的债权除外。因此，对应收账款的界定，在排除因票据及其他有价证券而形成的债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而形成的权利基础上，因提供货物、服务或设施而使债权人依法享有的不管是现有的还是未来的付款请求权应包含在应收账款的范围内。

2.2商业银行国内保理业务应收账款债权范围

2.2.1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

《登记办法》第二条规定应收账款的权利，而《管理办法》并未对可以开展银行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具体说明。同时，《登记办法》的规定存在兜底条款，所以使得该条款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2.2.2不宜开展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因不合法的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等产生的应收账款，商业银行不得对此开展保理的相关业务。

其中，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不得开展保理业务，是因为基础交易合同不合法，应收账款本身就不存在据以存在的法律基础，所以保理银行也不能合法取得该应收账款。寄售合同是一种无法产生应收账款的交易合同，其本身不适为基础合同。关于权属不清应收账款，因其无法确定应收账款债权人，在之先的权利人如果未明确表示放弃权利，那么保理银行将无法基于合法有效的受让取得应收账款，以致于无法开展保理业务。未来应收账款指的是在基础合同中的卖方或提供服务的一方因未完全履行义务而产生的未来可预期的应收账款，而合同中的卖方或者提供服务的一方到底能否履行合同、能否将预期应收账款变为应收账款具有不确定性，使得该类保理业务的风险更大，因此未来应收账款不适宜开展保理业务，《管理办法》遂将其排除。票据因其具有无因性，在不属于票据基础关系后，票据权利独立存在。由该票据产生的付款请求权不再属于基础交易合同，即票据权利依据票据法的规定进行流转，没有开展保理业务的必要。

2.3应收账款与交易结构和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

上文已对应收账款的概念以及保理合同应收账款的范围做出区分，我们不难发现，在保理业务的交易结构中，应收账款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枢纽。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在保理银行与债权人之间，应收账款将三方紧密联系起来。但实践中应收账款范围不明确，性质不确定，可能是法律风险最大的原因。

3商业银行国内保理业务法律风险与防范

3.1应收账款不实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是关于“骗保”的规定。实践中会存在债权人虚构应收账款并且与保理银行签订保理合同的情况。债权没有公示的要求，保理银行也无法确定基础合同是否存在，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应收账款由基础交易合同产生，即便基础交易合同存在虚假情况，但不意味着以其为基础签订的保理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两者属于两个独立的合同。只要保理合同基于当事人合意，且不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保理合同即是有效。

第一、《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保理业务时对应收账款的合理审查及注意事项的义务。如严格审核基础合同双方的信用状况与资产、核查其履行能力等。因此，商业银行在办理国内保理业务时，首先，应具有防范风险的意识；然后，应按照法律规定，审查买卖双方的资信、经营及财务状况，分析拟办理保理融资业务的应收账款的状态等其他防范措施。

第二、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商业银行保理融资业务管理中的尽职调查义务。商业银行在开展保理业务时应严格审核相关材料，确认相关交易行为的真实合理性。因此，在开展相关业务时商业银行应及时对基础交易合同的真伪进行核实。并尽职调查与业务相关事项的真实性，确保业务正常开展。

3.2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对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做出了相关规定。权属不清大多为由商业银行或者保理公司提供的出质或转让业务的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账款可能会导致银行最终无法实现债权。根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银行在开展保理业务时，应该对账款的情况做出一定的了解，在其是否出质、转让以及账龄结构等方面做出详细的审查。依照法律规定，查询相关登记信息，并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确定是否存在权属争议，将保理风险降到最低。

3.3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律风险

首先，《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是关于不得转让的债权的规定。若是双方当事人基础合同中存在债权不得转让的约定。并且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保理银行便会无法得到应收账款。但该条第二款做出了除外规定，若当事人双方约定只能转让金钱债权的，则善意第三人享有抗辩权。因此，在在禁止转让的情况下，银行是善意的，保理合同有效。

其次，为了避免纠纷，商业银行在办理保理业务时应当严格审查禁止转让约定，防范应收账款禁止转让的法律风险。因为在存在禁止转让的约定时，除非債务人放弃该权利，否则该应收账款不得办理保理业务（金钱之债除外）。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时未通知债务的，债务人对其享有抗辩权。因此，这就要求债权人及时通知债务人。且根据该法第七百六十四条规定，保理人也可在表明保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凭证的情形下进行通知。因此，可以看出，《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四条是对五百四十六条的一个突破，保障了保理人的合法权益。

3.4应收账款不能清偿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根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行使合法的抗辩权阻却清偿或者行使抵销权阻却清偿的，保理人的应收账款将得不到清偿。所以为了预防因此造成的风险，商业银行在向债务人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时，可以要求债务人出具一份放弃抗辩权和抵销权的承诺书。因抗辩权与抵销权属于债务人的合法权利，并且对权利的放弃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此外，对于这两种权利的放弃并不会影响债务人基于合同产生的实体权利，仍然可以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最后，债务人放弃抗辩权、抵销权有利于应收账款的流通，有利于保理业务的开展，已成为保理业务中通行的做法。

4结论

随着市场对保理业务需求日益增加，保理业务范围也将不断扩大，新的风险也将出现。而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的商业保理业务，如何控制好信用风险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唯有提升保理业务的法律风险控制能力，才能增强保理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卞传山.新典型合同商业保理合同的法律风险防范[N].江苏经济报，2020-06-03（B03）. 

[2]卞传山.控制风险：保理业务的硬实力[J].法人，2020，（06）：78-81. 

篇10

据融道网中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郑海阳介绍，除了“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外，许多城市商业银行，还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产品，如富滇银行推出的“富滇成长”收费权账户质押、出口退税账户质押；金华市商业银行推出的“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乌鲁木齐商业银行的“应收利息质押贷款”等等，都是针对特定的应收账款，如收费权、出口退税账户、物业租金、应收利息而推出的。当然，对于大部分没有出口、没有特殊的收费权的中小企业来说，最可能采用的，还是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些有特色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产品供大家参考。

中国银行：应收账款质押

债权人以其合法拥有的普通应收账款设定质押，为其在银行申请办理短期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

适用企业： 成立时间2年以上、企业主或法人代表从业经验4年以上、无不良信用纪录；债务人资金实力雄厚，具有一定资产规模、现金流量充足，具有较强的付款能力，与债权人有长期合作，过去一年中无因产品/服务质量或履约期限等问题而与债权人发生商业纠纷

应收账款条件：

（1）仅接受现存的应收账款质押，不得以将来的应收帐款出质，即债权人在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的义务已经完全充分履行完毕；

（2）仅接受全额质押，原则上不接受部分质押；

（3）债权人应对应收账款拥有完整、合法、有效的债权，无其他抵质押行为。不存在合同纠纷或其他法律纠纷，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合法有效；

（4）用于设定质押的应收账款必须是依照法律和当事人约定允许转让的。出质的应收账款基础合同中无禁止或限制转让、限制披露、设定抵销权、可延期付款、账户控制等特殊限制约定；

（5）应收账款到期日应不晚于所担保债务的到期日。

办理流程：

（1）授信申请人向银行提供申请资料、欲质押的商务合同、应收账款债务人的情况介绍等；

（2）银行进行贷前调查，审核授信申请人和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资质，商务合同的合法合规性，取得应收账款债务人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函等；

（3）银行根据相关材料进行业务审批；

（4）审批通过，签署相关法律文本，办理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手续，发放贷款。

交通银行：网上应收账款质押贷款

网上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是指客户可以通过交行企业网银自助申请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并实现贷款流程全程电子化，银行自动审批通过后客户即可自助申请放款，随借随还。

适用企业：大中型企业上游供应商

额度、期限和利费率：网上应收账款质押业务授信额度单户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利率按照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

产品优势：拓宽了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只要是符合要求的应收账款都可以质押贷款；客户可以通过企业网银自助申请贷款，为企业融资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贷款流程实现全程电子流，大大提高了贷款审批和放款效率。

申请材料：除了常规的材料，如“经年检的营业执照、经年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验资报告、企业章程、法人代表身份证、贷款卡、近两年的财务报表”，还要求“应收账款所对应的贸易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发票原件及复印件”等。

招商银行：应收账款质押融资

指企业将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质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从银行获得授信。

适用企业：核心实力企业和信用程度较高的企事业单位的中小供应商。

期限和额度：应收账款质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单笔业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根据是否可以用新的应收账款置换原质押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模式，动态质押模式允许在保证不高于批准的质押率的前提下，可以用新的应收账款置换原质押的应收账款或回款专户内的资金。

产品优势：

（1）无需额外的抵押或担保条件即可获得融资；

（2）盘活企业资产，加快企业资金回笼，提高资金周转速度；

（3）企业利用远期付款条件，增加销售；

（4）应收账款质押率最高可以达到有效质押金额的80%。

平安、民生：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

企业将连续、多笔应收账款汇聚成“池”，整体转让给银行，只要应收账款持续保持在一定余额之上，无需提供其他担保，即可在银行核定的授信额度内，批量或分次提款。提款方式多样，可以本外币多币种提款，还可采用贷款、银票承兑、票据贴现、进口开证、押汇和保函等形式。

适用企业：适用于长期向国外多个固定的买家出口货物，出口收汇记录良好，保有相对稳定的应收账款余额的中小企业。

产品优势：

（1）零散、小额的应收账款也可汇聚成“池”申请融资，无需其他担保；

（2）盘活应收账款，加速资金周转，把握更多商机；

（3）享受专业的应收账款管理服务，准确把握收款情况，节约管理成本；

（4）一站式融资，手续简便。

华夏银行：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

是指企业将在国内外采用赊销方式进行商品交易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或质押给银行，银行向其提供包括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催收等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适用企业：在华夏银行信用等级评定为A级及以上，有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已经与债务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贸易合作关系，且与债务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币种及期限：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币种为人民币，贷款的期限根据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生产经营周期和还款能力综合、合理确定，最长不超过一年。

产品优势：

（1）融资快捷：在提供资料完备的情况下较短时间内可出审批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