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汇投资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全球外汇投资，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经济的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早在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关于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他看到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而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则是他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的集中体现，如果各国都按照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和交换，就会使各国的生产因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够提高全世界的财富。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全球化的基础是后天的生产条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增加全球的财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则认为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可以生产并出口商品，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会进口商品，这样，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增加各国的生产总量，使得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获利。“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李嘉图将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全球化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和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大力赞颂经济全球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怀疑派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指出早在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曾经出现过高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1913年的一体化水平就已经达到了1993年的水准。现在所谓的一体化只是一些大国集团的区域一体化，并且没有使得贫富差距逐渐消失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没有使得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秩序转型派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是一种“转型”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并且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方向是不可知的，它将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无法预测的。

2、经济全球化的现状

暂且不提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在华盛顿共识形成后，全球开始了财政约束和自由化的浪潮，但世界并没有像WBG承诺的那样减少了贫富差距。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遭到了反对者的抗议，这次的抗议事件似乎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导火索，抗议者的愤怒情绪不断蔓延。自一位抗议者在2001年的热那亚抗议运动中丧生之后，反全球化战争已经升级为一场流血的战争。全球化曾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来说，初期的全球化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识壁垒，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识的机会。然而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危机频发，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许下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全球化利益的分配并没有帮助落后的国家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帮他们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更不用说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发展中国家，失业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失业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得不联合起来抵制全球化。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2014年9月12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正式公布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数据。《公报》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个部分。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注集中于投资的规模和范围的大小，只有在最后一项中提到了“双赢”，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96.7万的就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责任的理念。然而这样做远远不够，我们究竟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一些还是造成的失业多一些，统计部门无法给出准确的数据，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其母国的劳动生产率大于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也就意味着母国的资本有机构成高于东道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的同时，跨国企业也破坏了其劳动力的供求平衡。伴随着对于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攫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接受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透支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经济的短期发展。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从民众所关心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看似是在帮助他们的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何照顾民众日益增加的反抗情绪，已经成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新课题。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很久前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国际劳工组织的MNE宣言就是一个约束性的通用工具，引导企业的全球经营及其社会政策。MNE宣言旨在鼓励跨国公司积极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贡献，解决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没有为贫穷国家带来曾经许诺过的利益时，反全球化的思想开始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稳定和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系，促进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遗憾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交锋，正义和野心的较量正在让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篇2

一、新兴市场是驱动全球外汇储备激增的决定性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间，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这段时期，全球外汇储备的需求量出现了爆炸性的激增，这一增长以美元为主，并且大多数是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IMF公布的COFER数据显示，从1999--2014年第2季度，全球外汇储备的总量从1.6万亿美元跃升到12万亿美元。在2014年第2季度达到历史峰值后20年内首次出现下滑，截止2015年第4季度，这一数值约为11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1999年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总量为6100多亿美元，仅占当时全球总量的38%。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第2季度达到了8.06万亿的历史峰值，增长了12倍，占全球总量的67%。随后受出口市场疲软、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下降及美元走强等因素的影响，从2014年第3季度开始，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出现了20年来的首次减少。但是考虑到外汇储备自亚洲金融危机后20年来的巨大增长，2014年的减少相对并不显著。目前新兴市场储备仍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由比可见，无论是从总量角度来讲，还是从变动趋势来看，新兴市场都是驱动全球外汇储备激增的决定性因素。从外汇储备币种构成来看，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构成。IMF2015年COFER数据显示，全球以及新兴市场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均超过60%。可见，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扮演着超级货币的角色。

二、害怕“浮动”的预防性需求是新兴市场大量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

相关数据表明，外汇储备的增长主要是为了在半钉住汇率制下防范资本外逃。新兴市场国家对浮动汇率制度有着“天然”的恐慌，并且目前或者至少是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不会放弃钉住或半钉住的固定汇率制度。当一国货币面临升值压力时，该国的央行或货币当局不得不在市场上抛售本币来维持固定的汇率水平，不可避免的会使外汇储备量增加。同样地，若央行或货币当局预期本币有贬值压力，则会提前增加外汇储备以防备未来可能面临的投机性货币攻击。无论是哪种情况，固定汇率制都将导致外汇储备量的增加。如何从根本上解释新兴市场对浮动汇率制的厌恶？实证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管理水平低、对产权的维护力度不够、金融体系透明度不高等不良机制，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资本流入突然中断或者资本外逃背后的风险。换言之，如果投资者认为投资环境或制度有利且可信度较高，新兴市场国家也许能够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依赖。这一过渡阶段，本质上是一个从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升级的长期缓慢的过程。这种转型升级要求新兴市场逐步实现经济自由化，给投资者提供更有效地机构设施以及更安全的保障。但是，在这一过渡阶段完成之前，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应对资本项目的突发事件提供缓冲。如果不改革，新兴市场国家会因害怕资本流动的不稳定而继续持有大量储备，但即使是改革，这一进程也是缓慢的。比如OECD的成员国韩国和智利，由于其有效的经济改革，已逐渐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即便如此，它们仍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据某些学者预测，未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开放度即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率仍有上升空间，这意味着货币当局或金融机构要持有外汇储备保持流动性。此外，一方面由于技术、人口等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未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将可能逐步升级为新兴市场国家，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数量增加，从长远来看外汇储备仍将增长。

三、外汇储备供需不对称是现行国际货币体

系背后的危机作为全球外汇储备的主要需求者，新兴市场所需的外汇储备来自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元占新兴市场外汇储备总量的60%以上。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剧烈的波动和冲击。在见证了金融不稳定导致的急剧经济缩水、IMF的干预失效以及印尼的后，日益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如马来西亚、韩国、中国等，都将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对抗危机的资本以预防历史的重演。无论这些没有用于投资的储备其社会成本有多高，对于政府及其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储备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预防危机发生等方面带来的好处是不容小觑的。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后，新兴市场国家很快走出阴影，在2009-2012年间经济快速复苏。持有大量外汇储备虽然给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保障资金，但是却使发达国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持有大量发达国家的货币，一方面助长了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另一方面也使其转而投资于风险更大的资产。高消费使得发达国家的偿债能力日益恶化，而持有高风险的资产更进一步加大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当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财政紧缩和经济增长迟缓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将自食其果。不仅如此，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相比，这一后果将更严重。新兴市场外汇总资产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历史水平。由于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及负债通过全球银行体系连结在一起，而银行体系的杠杆率呈现出史无前例的新高，使得风险程度更高。不仅如此，全球各国国际收支的关联性越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脆弱性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增加外汇储备的持有量，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各国国际收支的关联程度，形成新一轮的交互作用。回顾危机前较长时期内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增长的轨迹，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特里芬两难”仍然存在。经济日益增长的新兴市场无法依赖经济不景气的发达国家来充分满足其无限增大的持有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对称最终将会引起美元恐慌。

四、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途径

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共建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全球流动性供给体系。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中有一个或者几个能够提供储备货币，那么这一群体才有可能减少购买发达国家的外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来自于新兴市场的储备货币供给国。那么，一种货币要成为储备货币，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从维持一篮子商品的实际价值这一角度来讲，这种货币要稳定且可信度高。因此，该国必须具有良好可信的财政状况，这样其货币被作为储备币种后的风险较小。另外，这种货币要能够自由兑换，同时货币发行应具备完善的法律法规，要让投资者相信市场没有障碍，资金的流出能够像流入一样容易。这两个条件都必须依赖于更深化的制度性基础，而这一点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没有或者说不完善。例如政府、职责、透明度、法律体系、教育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改革，这些对于维持投资者的信心至关重要。从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角度考虑，中国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占全球总产出的十分之一，占金砖经济体总量的一半，同金砖经济体最初的三个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相比，中国的储备总量巨大。2015年11月30日，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所占权重为10.92%。随后，在2016年1月27日IMF宣布将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的份额将从3.996%升至6.394%，这意味着中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3个新兴经济体也跻身IMF股东行列前十名。IMF的这些举措某一程度上反映了其在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时提高了对新兴市场的关注度和倾斜度。人民币如能成为储备货币将会给我国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就是储备货币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特权”。如果在商业和金融交易时使用本国货币，则会极大地降低外汇风险，节约成本。其次，在经济陷入困境时，如果一国的货币是储备币种，那么其在危机期间会对投资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从历史经验来看，储备货币发行国通常是政治、经济自由化的国家，拥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和产权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性的合格属性。美国花了10年时间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超级货币，但在此之前却花了近100年的时间准备和积累。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只有30多年，这对于建立一种货币的可信度来说太短。让储备管理者相信能够安全和自由地持有和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中国需要实行更多的金融自由化的举措，至少是要实现人民币境外可自由结算。如果中国能够在政治、经济机制上做出改变来满足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条件，这将显著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对于中国以及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参考文献

[1]任康钰、张永栋：对近期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变动的观察与思考[J].武汉金融，2016（2）.

[2]李稻葵、尹兴中：国际货币体系新架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0（2）.

[3]杨艺、陈华：国际储备、经济基本面脆弱性与危机发生可能性———基于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实证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2（12）.

篇3

当前，全球储备失衡和全球债务失衡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是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累积。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发达经济体的对外债务余额超过对外资产余额，成为对外净债务国。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2个是发达经济体。

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50％，新兴市场纷纷成为净债权国。

与此相对应，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这种双重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这就形成了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债务循环。因此，全球的失衡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

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亟待扭转

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同时货币当局对货币和流动性的管理也将更加困难。

首先，我国是“官方债权国”而不是“私人债权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1／6，我国是典型的“官方债权国”，财富管理的风险更为集中。

其次，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了资产损失风险。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2009年间，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引发重大资产损失的风险。

再次，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使央行的冲销难度不断增大，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增大。比如，在不能完全冲销时，本可以提高利率来缓解流动性过多压力，但在资本跨国流动渠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吸引以套汇、套利或套价为目的的国际投机资本更大规模流入，这反过来会加大冲销压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试图稳定汇率，就必然难以绕开“不可能三角”困境，货币政策的自主操作空间必然受到压缩。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的上升，中国债权国也遭受非常大的风险。6月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240亿美元至8437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减持美债，与此同时，随着日元的走俏，我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迄今为止，我国已经连续6个月增持日本国债，合计增持日本国债1.73万亿日元，约200亿美元的日元金融资产，几乎相当于前5年买入规模的5倍。

作为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和日本步入持续增长的债务通道，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在2010财年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2040年美国债务将达到GDP的2倍，而随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复苏步伐，而个人资产增长乏力，日本国民储蓄率已从1998年的10.5％下降到2008年的3.3％，IMF预计几年之内日本储蓄率由正转负的趋势不可避免，资本与负债的缺口会越来越大，日本政府的国家信用将受到重大打击。“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很可能使美国和日本陷入死胡同，债务危机并非小概率事件。

应重新审视债权大国地位

中国该到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高度关注国家财富的时候了。除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外，对外储管理应该适时转变思路，只是在美元、日元、欧元资产之间转换，并不能真正消除风险，要进一步壮大财富基金。

当前，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和长期战略投资者。据美国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截至2010年3月，全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8万亿美元，其中一些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汇储备规模。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122-05

引言

全球外汇市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交易量庞大。1998年全球每日平均的外汇交易量为1.7万亿美元，2010年为4万亿美元。虽然受到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仍然不断上升，2013年日均交易量已经达到5.3万亿美元[1～2]。

套利，是指投资者利用相同资产、类似资产或者具有相同现金流的资产在不同市场或者相同市场的价差获得利润的交易行为。通常的套利包括两次同时进行的交易行为：买入被低估的资产和卖出被高估的资产，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套利行为都是无风险的交易行为。按照套利涉及的市场种类或者套利来源，可以将外汇市场套利分为两类：一是不同即期市场上的同种货币存在价差产生的套利机会，包括两点套利、三点套利以及多点套利；二是由于利息率、即期外汇价格、远期外汇价格三者的关系偏离抛补利率平价（covered interest parity，产生的套利机会，又称抛补利率套利（covered interest arbitrage）。两点套利，通常涉及两种货币、一个货币对、两个外汇市场，是利用汇率在不同市场的报价差异进行套利，由于极易被发现，现实中这种套利机会难以存在。三点套利，通常涉及到三种货币、三个货币对、三个外汇市场，是利用不同市场对不同货币对的报价差异获利，因此三点套利又被称为“空间套利”[3]。抛补套利，通常涉及两种货币、一个货币对、两个外汇市场、两个利率市场，这种套利利用外汇市场或者利率市场价格，对利率平价的偏离获利。此外，理论上还存在远期市场的多点套利机会，这个套利机会的存在决定于即期市场的套利机会和无抛补利率套利机会的存在 ，只有即期市场的多点套利和无抛补利率套利机会同时不存在，远期市场才不存在多点套利机会[4]。

由于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巨大，交易币种多种多样，交易时间持续不断，外汇市场分布广泛，使得全球外汇市场无风险套利机会始终存在，利润十分丰厚。因此，对于外汇套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套利机会存在性与套利利润的实证检验两个方面[3]。较早地从从理论上阐明了外汇市场的地理分布和不同国家利率政策的差异分别导致了三点套利和抛补利率套利的存在性。随后，Branson（1969），Prachowny（1970）和Frenkel（1973），Aliber（1973）分别从交易成本、资本市场不完美性、政治风险的角度解释了抛补利率套利的存在性[5～8]。随后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在外汇市场中，即使利率平价成立，由于交易成本、供求弹性、套利交易执行滞后等原因，短期仍然存在抛补套利的机会[9]。从信息、价格系统、市场效率的角度，Grossman和Stiglitz，（1976）以及Grossman和Stiglitz（1976）提出了著名的“套利悖论”（arbitrage paradox）[10～11]。“套利悖论”指出，如果不存在套利机会，则投资者没有动力去关心市场产生的价差，那么套利机会就会产生，因此市场完全有效的假定不总是成立的。套利机会的存在总是短暂的，因为套利机会吸引大量投资者进行套利活动，最终价差被平抑。Aliba等（2002）对主要货币对1991年1月25日至1999年3月12日的高频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三点套利机会大量存在外汇市场，平均每个交易日存在90分钟的套利机会，且这些套利机会中总是存在可获利的交易窗口[12]。外汇套利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汇套利利润的测算。Akram等（2008）[13]的外汇市场数据研究表明，市场对抛补利率平价的偏离产生大量的套利机会，而且这些套利机会能够带来的巨大的利润收益，欧元、英镑、日元的套利利润分别为0.08～5.23个基点、0.25～9.24个基点、0.13～6.25个基点[13]。

综上所述，外汇市场的巨大交易量和丰厚的潜在套利利润，使得外汇套利的相关研究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

一、外汇套利识别研究的发展现状

汇率套利研究可以大体分为抛补利率套利的研究和即期市场的套利研究。从目前获得的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于抛补利率套利的研究较多。一方面，由于利率平价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基础理论，其是否得到外汇市场数据的实证支持，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利率政策、交易成本、政策风险、资本流动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抛补利率套利机会的产生，可探讨的领域较多。相比之下，即期外汇市场的套利问题的研究进展缓慢。

Chacholiades（1971）[14]发表《The sufficiceny of three-point arbitrage to insure consistent cross rates of exchange》一文，证明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并成为即期外汇套利的标准理论[15]。其中关于即期外汇套利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在全球外汇市场不存在三点套利机会，则任何多点套利机会不存在。此后关于即期外汇市场套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利用技术手段识别三点套利机会或者多点套利机会。Aliba等（2002）通过对三种货币汇率乘积分布特征的分析，建立了三点套利机会识别的一种可行方法[12]。还有一些关于即期市场外汇套利的少数研究，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编程技术，对外汇市场套利机会进行识别并提出套利策略[16～17]。

目前的即期市场套利机会的识别是建立在对三点套利机会的识别基础上，但是，随着可交换货币的不断增加，识别市场存在的机会，就难以避免地要进行多次计算，且一直没有出现识别多点套利机会的理论方法。马明（2004）从货币价值的一价定律出发，构造了全球无套利汇率矩阵，建立了一套利用汇率矩阵特征值识别套利机会，并提出套利策略的理论[18]。马明的理论与Chacholiades（1971）的结论存在内在的统一性。进步之处在于进一步回答，随着外汇矩阵的增广如何快速准确地识别三点套利机会和多点套利机会，并建立可行有效的套利策略。

一些研究者对矩阵套利理论进行了拓展和有意义的探索，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徐熙淼等（2006）[19]对矩阵套利有效性进行了数学说明，并讨论了价差条件下，矩阵套利理论的适用性。张宇飞和马明（2010）假定了一种价差产生的线性模式，发现套利信号与价差存在正相关性[20]。白雅娟（2011）对含价差和不完全竞争环境下的矩阵套利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21]。上述研究对矩阵套利识别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还未进行过一次关于矩阵套利理论的完整综述，特别是对矩阵套利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数学基础的论述不够。基于此，文章将对矩阵套利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数学基础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上完整阐述矩阵套利理论。

二、矩阵套利理论综述

全球外汇市场的矩阵套利理论，最早由马明（2004）提出。在文章中，他提出可以通过计算汇率矩阵的特征值、构造API指数识别包含任意多种货币间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同时他还给出了一种可快速发现的三点套利策略。此后，白雅娟（2011）对矩阵套利理论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完善工作。文章将从基本假设和数学基础入手，完整论述矩阵套利理论。

（一）基本假设

矩阵套利机会的识别，是在极其理想的前提条件之下成立的，可以称之为纯粹的矩阵套利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矩阵套利理论不具有实践意义，对此的讨论将超出文章的研究范围，不再赘述。

假设1：无交易成本，资本可以在不同市场内、市场间自由流动。在现实中，交易成本必不可少，这一点对于矩阵套利理论的现实价值至关重要。因为，现汇市场的套利机会稍纵即逝，矩阵套利理论仅能用于高频交易活动之中，相应地交易成本将不断积累。而且，外汇、资本的自由流动仅在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得以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外汇和资本管制。

假设2：对于汇率矩阵中的任何一种货币，投资者都可以在汇率矩阵中涉及的任何一个外汇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以一个持有美元的美国投资者为例，如果他（她）的汇率矩阵中有N种货币，相应涉及到N个国家的外汇市场，当然这N种货币包含美元和其他N-1种货币。那么他（她）既可以在美国的外汇市场买入（卖出）其他N-1种货币，也可以在其他任何一个外汇市场，买入（卖出）其他N-1种货币。在现实中，只有美元、欧元、日元、加元、澳元等一些主要货币之间的交易可以自由进行，对于那些非国际货币，他们与国际主要货币、非国际货币之间的交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假设3：不存在买卖价差。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外汇市场的做市商报出的买入价和卖出价相同。如果说，假设1和假设2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外汇市场的开放逐渐趋于理论假设，那么假设3与前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将永远不会存在。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集中撮合竞价的金融市场相比，外汇市场最大的特点是交易商交易模式。在外汇市场，做市商双向报价，赚取价差，同时为外汇市场提供流动性。虽然，买卖价差通常作为外汇市场流动性的关键衡量指标，价差越小，流动性越强；但是，买卖价差不存在，将意味着做市商的消亡，外汇市场流动性的枯竭。

假设4：不同汇率之间的短期波动互相独立。假设4的合理性必须区分不同的市场。在同一个市场的不同汇率之间的短期波动，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即使是不同汇率的波动，也可能是缘于市场中同一个做市场或者投资主体的交易行为。而如果考察不同市场上不同汇率的波动性时，由于市场上做市商和投资主体存在差异，且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其实是相同的做市场或者投资主体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交易行为。这时，汇率短期波动相互独立的假设，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此外，量化交易中的矩阵套利关注的是极短时间内（以毫秒计）的套利机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可以近似认为不同汇率短期波动互相独立。

（二）汇率矩阵与无套利条件

在同一时刻，全球几个外汇市场的几种货币可以构成一个外汇市场。早在1971年，Chacholiades就开始利用汇率矩阵研究多市场多货币的无风险套利问题。一个典型的汇率矩阵，可用下表表示。

汇率矩阵中的汇率都是直接标记法下的汇率，即ai，j表示在第j市场购买一单位第i种货币需要多少单位第j种货币。事实上，在一般的场合，ai，j都指示汇率的间接标价法，但是为了与马明（2003）等论文中的汇率矩阵一致，这里规定本文所有的汇率都是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此外，本文的汇率矩阵的元素不仅可以表示一种货币在不同市场的报价，还可以表示一种货币在相同市场不同做市商的报价。也就是说，在利用汇率矩阵识别套利机会、选择套利策略的同时，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构造汇率矩阵，这些汇率数据可以是来自不同市场的报价，也可以是来自不同做市商的报价。表 1可以表示为汇率矩阵A：

A=1 a12 a13 … a1，n-1 a1n

a21 1 a23 … a2，n-1 a2n

a31 a32 1 … a3，n-1 a3n

[…] […] […] […] […] […]

an-1，1 an-1，2 an-1，3 … 1 an-1，n

an1 an2 an3 … an，n-1 1

本文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汇率矩阵中不存在两点套利机会，此时，汇率矩阵满足：

aijaji=1 （i，j=1，2，3，…n） （1）

事实上，现实中由于两点套利机会极易识别，可以认为市场上几乎不存在两点套利的机会。

如果汇率矩阵不存在三点套利机会，则该汇率矩阵需满足：

ai，kak，jaji=1 （i，j，k=1，2，3，…n） （2）

也就是说，在汇率矩阵中，选取任意不相等的i，j，k，如果式（1）成立，则该汇率矩阵不存在三点套利机会。该命题的逆否命题也成立，即如果式（2）不成立，汇率矩阵存在三点套利机会。

一般地，如果汇率矩阵不存在k（3≤k≤n）点套利机会，则该汇率矩阵需满足：

ai1，i2ai2，i3ai3，i4La

i（k-1），ikaik，i1=1 （3）

其中，

i1，i2，i3…，i（k-1），ik=1，2，3，…n

该命题的逆否命题成立，即如果式（3）不成立，则汇率矩阵存在k点套利机会。事实上，Chacholiades，Miltiades（1971）已经证明，在一个汇率矩阵中，如果不存在两点套利机会和三点套利机会，则一定不存在k点套利机会。

（三）正互反矩阵与一致性矩阵

矩阵套利理论的数学基础是正互反矩阵和一致性矩阵，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Saaty（1978）发表的《非结构化的决策问题―层次分析建模》。因此，一些层次分析的原理可以应用于矩阵套利理论中[22]。

对于矩阵A=（aij）n×n，如果aij>0，aii=1，aijaji=1，则称矩阵A为正互反矩阵。对于一个正互反矩阵A，如果?i，k，j，有aij=aikakj，则称正互反矩阵A为一致性矩阵。

对于一致性矩阵A，至少存在以下5个相互等价的命题：（1）矩阵A是完全一致性正互反矩阵；（2）矩阵A的最大特征值等于它的阶数；（3）矩阵A的所有列向量都属于特征值n的特征向量；（4）矩阵A的任意两列（行）的对应元素之比是常数；（5）矩阵A可以分解为第k列向量与第k列行向量的乘积。①

由式（2）和式（3）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任何一个不存在两点套利机会的汇率矩阵一定是正互反矩阵；（2）任何一个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汇率矩阵一定是一致性矩阵，反之亦成立，即如果汇率矩阵是一致性矩阵那么该汇率矩阵不存在套利机会。

（四）套利机会的识别

矩阵套利机会的识别，实质上是判断汇率矩阵的一致性。因此，矩阵套利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寻找一个不存在k点套利机会的一致性汇率矩阵B，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矩阵可以表示为：

B=

…

…

[…] […] […] […]

…

该汇率矩阵的元素满足bij=gi/gj。任意选取汇率矩阵B中k（3≤k≤n）个元素，则有：

bi1，i2bi2，i3bi3，i4…b

i（k-1），ikbik，i1=・…・=1 （4）

因此，这个一致性汇率矩阵B满足式（4）的条件，这个汇率矩阵不存在多点套利机会。

此外根据一致性矩阵的等价命题，汇率矩阵B还满足下式：BG=nG。其中，n是矩阵B的最大特征值，G=[g1，g2，…gn]T是矩阵最大特征值相应的特征向量。在矩阵套利理论中，将向量G称为含金量向量。在严格的金本位制度下，汇率报价由不同货币的含金量决定，不存在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矩阵套利理论认为，在不存在两点套利机会的前提下，如果一个汇率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偏离矩阵阶数n，则该汇率矩阵中存在多点无风险套利机会。同时，借鉴Saaty（1978）矩阵一致性的判断标准，② 矩阵套利理论还定义了无风险套利获利的潜力指标：

API= （5）

API指标不等于0，则意味着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且API值越大，表明无风险套利获得的收益将越高。目前，矩阵套利理论识别套利机会的指标主要是API，但是由于目前缺乏一定实证检验，对于API的大小能再多大程度上衡量汇率矩阵对一致性的偏离还不太清楚。而且API指标还可能受到矩阵阶数，计算程序的影响。

结论

在即期外汇市场，外汇矩阵套利识别理论相比于传统的三点套利理论具有快速反应、计算简捷的优点。文章对矩阵套利识别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数学基础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完整地阐述了该理论。但是，矩阵套利理论的实践运用仍要克服假设条件苛刻的问题，比如理论并未考虑交易成本、外汇买卖价差等因素对理论结论的干扰，因此矩阵套利理论的运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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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近日，汇丰银行了一项面向全球72家外汇储备管理机构的调查报告，报告预计到2030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中的占比有望上升至12.5%，届时人民币将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此外，汇丰银行对全球1600家企业开展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企业高管希望能把握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人民币跨境业务对支持企业走出去起到了关键作用，企业走出去又反过来推动人民币迈向世界各地。业内专家表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发挥好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与贸易结算一同形成双轮驱动，以直接投资为主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欢迎。近两年来在世界各地建立的人民币清算行，方便了国内外企业使用人民币。

据中银国际估算，目前至少有10余个国家的央行外汇储备中包含人民币资产。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在去年10月曾表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储备货币。快速发展的另类投资工具使得离岸市场投资者对冲人民币风险敞口的能力得以提高。事实上，过去几年境内外人民币利差显著收窄，也表明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在岸市场的参与度和投资兴趣均显著增长。

篇6

2015年8月11日，央行开启了自2005年来首次汇率制度改革，规定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以昨日该市场收盘汇率为参考对象，同时考察外汇市场供需情况和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变动趋势后进行中间价报价。中国人民银行希望此次中间价报价机制的改革能够充分发挥汇率对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有效降低人民币汇率与市场预期的偏离。然而，此轮“新汇改”后汇率走势完全打破了市场的升值预期，人民币汇率连续三天超过3%的跌幅逆转了十余年的人民币升值趋势。汇率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新汇改”对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也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此，本文将分别探讨此轮汇率制度改革与汇率贬值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的影响。

一、汇率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从历史视角探讨汇率变动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有助于考察汇率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以英镑、美元与日元为分析案例，考察这些主要国际货币对货币发行国国际地位的影响。

学术界普遍赞同的观点是，一种货币汇率上升毫无疑问会给持有该货币的非本国居民带来升值效益，因此非本国居民希望增持该货币或者购买以该货币计价的资产，进而该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被推动；然而，当一国货币汇率下降时，非本国居民为避免贬值带来的损失而减少对该货币和以该货币计价的资产的持有，进而该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停滞。这一逻辑关系揭示的理论是，一国的货币升值有利于提高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反之货币贬值削弱了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一国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是衡量一国货币国际化地位的重要量化指标，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历史数据，探究汇率变动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首先，以英镑为例，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间，英镑是毋庸置疑的全球主导性货币。有趣的事实是美国GDP首次超越英国夺得世界第一是在19世纪70年代，然而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被美元赶超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也就是说美元成为最强货币要晚于其成为经济强国七十年左右。这一期间，值得注意的是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在20世纪20年代曾超越英镑，却因为美元汇率下降使得英镑比重又一次领先。二战之后，曾经主导性货币的英镑成为了最弱的国际货币。数据显示，1965年到1995年间，英镑汇率贬值与英镑国际地位的衰弱相对应。在这段时间，英镑汇率指数跌幅度高达60%，从最高点244下滑到102，而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也从1969年的22.3%下降到1995年的2.1%。曾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英镑因为汇率贬值而衰弱为二流货币。

其次，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元汇率与美元国际化进程时，也会发现两者间存在同一规律。同英镑一样，美元有效汇率与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也呈相同方向变动。不同的是英镑呈现的是趋势性下降过程，而美元则展示出短期周期性变化与长期水平推移趋势。与美国经济周期对应，美元并不是一路下滑，而是呈现周期性变动。经济繁荣期时，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汇率上升，全球美元储备增加；当面临经济衰退时，美联储降息使得美元贬值，美元储备自然减少。长期水平推移是指美国并没有如英国一样显示出明显的国力衰退现象，因此美元汇率与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呈现长期下降趋势。

最后，日元汇率与日元的国际地位间也存在密切联系。日元的变化趋势与美元和英镑截然不同，与英镑的趋势性下降和美元的周期性变化对比，日元在过去四十年中经历了一涨一跌的大起伏，这一变化正好对应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迅速衰退。在1975年到1994年间，不管是日元汇率还是日元的国际地位都经历了高速上升的过程。而1995年之后，日本在经历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长期衰退阶段，日元汇率与日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由上升迅速转变为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元有效汇率在2007年到2014年间出现50%左右的大幅升值与贬值，然而这段时期内日元储备并没有出现较大波动，与汇率变动关系微弱。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这段时期日元波动主要受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冲击而并非日本经济实力的影响。

通过对英镑、美元以及日元汇率走势与国际地位的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尽管不同国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是不可否认货币汇率与全球外汇储备比重之间的直观关系：汇率升值提升货币的国际地位，反之汇率贬值削弱了货币的国际地位。

其次，根据三种货币的分析，本文将汇率对货币国际地位的影响分为两种，一种是英镑与日元的变化，这类变化属于趋势性影响，呈现趋势性上升与下降的原因是一国经济实力的转变，经济实力的改变可通过汇率间接对货币国际地位产生冲击。另一种便是美元的变化，这种变化属于周期性影响，货币政策的改变对美元汇率产生周期性冲击，再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

最后，当经济实力与汇率变化趋势相同时，即在经济上行时汇率升值，经济下行时汇率贬值，汇率变化对货币国际地位的影响显著；反之，汇率与货币国际地位之间关系较弱。日本就是最好的佐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元升值大大提升了日元国际化地位。然而21世纪后，日元汇率的大幅上升并没有对日元国际化地位产生影响。产生这样的差异正是因为前一阶段，日本经济也处于快速发展中，而后一段时期，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状态。经济实力的逆转减弱了汇率上升与日元国际地位提升的关系。

二、“新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基于上文分析，人民币汇率贬值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提升，但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上行阶段，因此这种负面影响被削弱。本文认为新一轮的汇率市场改革将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长期收益。

（一）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

影响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变量涉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在制度层面，金融市场的发展意味着一国利率与汇率决定机制的灵活程度。因此，汇率市场化程度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密切相联，国内完善的金融市场与灵活的汇率制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审视美元与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国际化历史进程，我们发现尽管货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并不存在稳定关系，但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必然以汇率制度的完善为前提。历史是不断重复进行的，借鉴美元和日元的发展过程，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毫无疑问推动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确引导人民币跨境流动

尽管中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完全开放，但是资本项目仍受到长期管制。政府意识到对资本项目的过度管制阻碍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因此中国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条款。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计划的退出意味着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处于最后冲刺阶段，该计划取消对个人购买海外金融资产的限制。汇率是国内外货币价值的比例，是连接两国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资本项目开放背景下，汇率市场仍然受到严格制约意味着自由定价的离岸市场与受干预的在岸市场间存在套汇机会。由双轨制资金价格带来的套汇空间无疑吸引了投机性资金的干涉，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反之，汇率市场化改革使得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同步，迅速反映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减少套汇机会。这有利于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汇率市场化改革刺激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业务

各类金融机构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加速了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业务的主要开展者，必须不断推出跨境人民币创新产品，合理控制国际市场上人民币供需量。但是，汇率管制给商业银行的的资金运用成本上造成了限制，并且商业银行很难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灵活配置资金，因此商业银行进行跨境业务操作的积极性不高。尽管此轮“新汇改”给中国金融机构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却为国内商业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带来新的动力。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商业银行实现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推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和谐发展。

三、结论

本文回顾了“新汇改”后人民币的贬值走势，并通过分析主要国际货币英镑、美元与日元汇率与货币国际化地位间的关系，明确人民币贬值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系。最后本文结合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现状阐述了“新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篇7

从历史上看，货币强势带来的贸易逆差问题使美元不可避免的要在一定时期选择贬值，之后再通过调整利率等多种方式重回强势。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元已经经历了两次强弱政策的转换。

从]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为约定33美元可兑换1盎司黄金)至20世纪50年代末是美元最风光的时期。在此体系下，美元实际上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固定锚，享受着全世界都需要美元的“美元荒”时代。

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经济复苏的同时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伦敦交易所的黄金价格一度上涨至每盎司40美元，美元存在巨大的贬值压力。在这种资本不断外流、外债持续扩大的背景下，美元开始了第一次贬值历程。1971年，总统尼克松被迫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并加征10％进口税率，美元宣告贬值。

20世纪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宫，高达20％以上的利率导致大量国际资本流向美国，再次出现的强势美元最终导致“双赤字”。美国在1985年也由世界上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经济饱受滞胀之苦。与此同时，日本和欧洲经济的崛起更进一步迫使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弱美元”政策也在这之后出炉。

最近两年，美联储一直试图通过连续加息维持美元强势。外界不禁担心，随着强势美元带来的“双赤字”和经济衰退等问题渐渐凸显，美元的又一次大幅贬值会不会到来？

币值跌两成减债数百亿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显示，美元如果贬值20％至25％，美国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削减到2％。来自英国《经济学家》的报道亦显示，美元贬值还替美国自动消除了几百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此外，据美国商务部新近公布的数据，美国2006年10月份贸易逆差为589亿美元，较9月份下降8．4％，出现近五年来最大降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煜辉认为，这些都是美国实行“弱美元”政策的动力所在。

不过，刚刚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却坚持认为，强势美元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其真实想法是让美国债券市场上的外资买家相信美国是安全的，但布什政府更愿意看到美元对亚洲货币的贬值，因为美国大部分贸易逆差都来自亚洲。

篇8

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在稳定中国的货币汇率体系、平衡国际贸易收支、增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和应对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同时，还给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从一国的角度看，外汇储备管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数量管理，即一国应保持多少储备规模是合适的；第二是币种管理，包括币种结构管理和期限结构管理，即如何搭配不同的储备货币和相应的资产结构才能使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

从理论上讲，确定一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应考虑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考虑到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持续性所决定的外汇储备供给充裕的情况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得以持续，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只需考虑外汇储备的需求因素，如进口额、外债规模、汇率干预、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应对国际经济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等。当然，由于影响外汇储备数量需求的因素经常性地发生变化，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很难完全保持在一个确定的水平上，它会处在不断变动中并形成一个外汇储备的合理波动区间。尽管如此，由于国际收支巨额顺差等因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自2005年以来急剧增加（见图1），已经大大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外汇储备余额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开始凸显。

因此，2006年上半年，中国开始对如何加强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进行研究。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来经营管理部分外汇储备，并通过财政部发行155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外汇，作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金来源。这标志着中国在外汇储备数量管理方面从被动管理走向积极管理。一方面，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央行外汇，可以减轻央行由于外汇占款形成的对冲压力，同时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选择。另一方面，中司以投资境外金融组合产品为主，可以改变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以美元国债为主体的单一资产结构，并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外汇资金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

在外汇储备币种管理方面，中国多年来在币种结构上一直偏重美元。据有关学者估算，中国外汇储备中大约有65%以美元资产保有，且40.7%是美国国债。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是，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币值变动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一旦美国债务出现违约，我国庞大的美元资产将面临巨大风险。同时，能源、黄金价格的快速上扬，也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大。因此，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亟待优化，但是，由于替代性货币市场有限、减持美国国债不当可能导致市场恐慌和自身损失以及全球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等原因，又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优化存在复杂性和挑战性。

2010年初以来，面对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元长期弱势，中国在外汇储备币种管理策略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新动向及原因探析

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新动向

据韩国金融监督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国持有的韩国国债大幅增长111%至3.99万亿韩元（约合34亿美元）。在同期外资购买的韩国国债中，中国购买额占1/5以上，这一比例高于2009年的10%，是仅次于卢森堡和美国的韩国第三大债权国。

在相对小规模增持韩国国债的同时，中国还购买了大量日本国债。据日本政府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国购买的日本国债达到创纪录的1.733万亿日元（约合203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中国2005年全年购买日本国债金额的7倍；同年7月，中国对日证券投资呈现5831亿日元的净买入,约合69.7亿美元,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7个月增持日本国债。与此同时，据美国财政部2010年8月公布的报告显示，继5月份较大幅度减持325亿美元美国国债之后，6月份中国再度减持240亿美元美国国债，降幅为2.7%，这两次减持也使得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再次回落到9000亿元大关以下，为8437亿美元。至此，从2009年6月以来的一年之内，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共经历了7次减持，特别是2009年12月减持了一年来幅度最大的342亿美元，使得保持了半年的9000亿美元以上的持有量首次降至9000亿美元以下。

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新动向的形成原因探析

那么，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新动向是在何种背景下展开的呢?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管理策略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保持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并获得日元升值的收益。一方面，尽管日本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但购买日本国债仍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以往高收益货币（如美元、欧元）出现较大风险，而日本的金融体系被认为相对健全，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债成为“排除法买入对象”，受到资金追捧。另一方面，自2010年初以来，随着欧元区忙于应对债务危机，欧元兑美元汇率累计下跌14%，在6月上旬，该汇率甚至跌至1∶1.1876的四年新低。从多元组合、分散风险的角度来考虑，虽然日元、美元、欧元的汇率波动都很大，但日元通常被视为是最安全的货币。因此，投资资金大量买入日元，不断推高日元汇率。另外，“次贷危机”后，美国为刺激经济，降低长期利率至0～0.25%水平，日美利差缩小，这使得日元与美元之间的套利交易缺乏利润空间，也助推了日元汇率飙升。2007年下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已累计升值31％，2010年初以来也升值了9.07%。

所以，中国在此背景下增持日本国债不仅可以分散外汇投资的风险，还可以获得日元升值带来的收益。

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分散外汇投资、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球外汇储备的供应主要依赖于美元。此后，由于美元币值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相对不稳定，加上日本、前联邦德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在世界贸易领域中作用的扩大，储备货币供应开始出现多元化，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99年欧元的流通更是加快了这一趋势，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中的比重为26.9%，而美元比重则降至61.3%，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初80%的水平。虽然美元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目前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最大。所以，世界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的格局决定了我国多年以来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为核心的币种结构。

但是，由于美国近年来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历史低位的利率水平、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美元对包括英镑、欧元、日元、加元、澳元、瑞士法郎在内的世界主要货币自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贬值的趋势，截至2010年末，美元指数累计跌幅达20%。这使得我国高额的美元储备资产暴露在较大的外汇风险之中。

因此，调整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管理策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选择。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一直在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实施外汇投资多元化战略，以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尽管目前增持的韩国国债和日本国债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很小，但作为中国实现外储多样化的一种重要手段，配置一定量的亚洲货币资产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利的。因为随着国际货币格局的调整，亚洲货币（比如日元、韩元等）的崛起是必然趋势，中国外汇储备在币种结构上进行对应的调整，可以更好地分享亚洲未来的发展。

助推人民币有效汇率形成机制。自2005年7月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央行并未对外公布篮子货币中各币种的权重。而篮子货币的选取及其权重应主要考虑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权重、外债来源及比重结构、外商投资因素等，其中，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是主要的篮子货币。但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上仍然挂钩美元，并未真正实现一篮子货币的形成机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比重太大。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主要经贸伙伴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态势。2010年上半年前六位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地区、韩国)进出口已分别占同期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16.19%、12.69%、10.08%、10.07%、7.31%和7.22%；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开始实施人民币结算，中国央行还与中国香港地区、韩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为更大范围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做了很好的铺垫。人民币实现真正意义上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已逐渐成熟。

中国通过合理调整各储备货币的比重，减持美元计价资产，增加非美元计价资产，实行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比如，通过购买西班牙国债增加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欧元比重，特别是增持日本国债和韩国国债，使一篮子货币中日元和韩元的比重更接近贸易总量的比例，将助推真正意义上的一篮子货币形成机制。

因此，2010年6月，中国央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强调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这有利于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汇价水平，以适应中国当前贸易、投资货币多元化的需要。

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对策建议

注意防范日本债务风险对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影响

自19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从此经济始终在底部徘徊，实际增长率从未超过1%。为了扭转这种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状况，日本不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国债发行额随之不断增长。随着老龄化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公共投资和福利建设使得政府支出不断增加。其间，国家税收没有明显增长，这使得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大大超过了GDP总量。截至2010年底，日本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负债总额已达91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207.13%，远远超过美国的93%和英国的59.9%，甚至比希腊2010年的这一比例（113%）还要高。

虽然日本目前尚未爆发债务危机，但是随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复苏步伐和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国内储蓄率逐年下降，民众对债权的消化能力也在逐渐减弱。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日本2011年的公共债务总水平（含地方政府负债）可能会达到当年GDP的227.5%，这意味着日本债务风险正在逐渐加大。

2011年1月27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日本长期信用评级从“AA”下调一档至“AA-”，这是日本长期信用评级八年多来首遭下调。标普表示，从中期看，如果日本不实行大规模财政重建措施，2020年之前无法达成基本财政收支平衡。当天日元兑美元汇率跌幅超过1%。2月22日，由于对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力度的担忧不断升级，另一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也宣布将日本“Aa2”的政府评级前景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一旦日本爆发债务危机，将会使投资者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信心崩溃，进而在全世界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应注意防范日本债务风险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影响。

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影响

朝韩2010年11月23日在有争议的西部海域“北方界线”附近的延坪岛发生相互炮击事件，引起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推高了亚洲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参考过往经验，通常涉及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风险，会给韩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自“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元和韩国股市大面积下跌三个多星期。在韩国政府提出加强限制资本流动与朝鲜对战局势阻碍国有资产需求后，韩国债券市场又再次下跌，2013年12月到期债券收益率由3%上涨4个基点至3.39%，是基准3年期国债自“延坪岛炮击事件”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2010年12月宣布暂不下调韩国信用评级，但同时表示，一旦局势恶化，韩国信用评级将受负面影响。标普认为，朝鲜半岛过去两三年间地缘政治风险加大，根据事态发展，会考虑把韩国评级下调一个或多个级别。一旦韩国信用评级被下调，韩元和韩国国债将面临下跌的风险，而这将使中国外汇储备中韩元资产的安全性面临考验。因此，应密切关注朝韩半岛局势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影响。

进一步改善美元资产结构

篇9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冲击是外需减少。不仅美国外需下降，金融危机还造成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需普遍下降。

2007年出口总值12 180。2亿美元，同比增速25。7%;2008年出口总值14 285。5亿美元，同比增速17。2%，增速回落8。5%;2009年1-9月，出口总值8 466。5亿美元，同比降低21。3%，增速回落29。80025。有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下降1%，中国出口将下降6%;而欧洲经济下降1%，中国出口将下降15%。

篇10

但是这段时间，海外市场却还在正常运行中。想在过年期间继续交易的话，不妨将目光投向海外，看看国外的市场。

外汇市场火爆

下表是世界上一些主要外汇市场的交易时段，按交易时间的先后排序：（已换算成北京时间）

全球外汇市场最密集的时间点在纽约和伦敦市场都同时进行的时间，这是外汇交易最火爆的时候，按照资金和关注性来说也是最大的时候，行情波动也是最大的，一般是大势震荡的真正时刻。

若你每天投入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外汇交易的话，这个时间最好选在晚上9点半到12点半之间，从这三个小时中抽一个小时做，这样的话比较有效率，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到12点之间，也是美国很多经济指标的时候，一些政府、美联储的言论，比如伯南克讲话等等。

借道香港

港交所在春节期间也会放假，交易日仅比沪深交易所多两天，所以在这段期间炒港股其实意义也不大，但是我们可以去香港购买一些基金。

在港交所买卖基金跟买卖股票一样，属于即日交易。你可以频繁买卖交易所基金追求短期回报，或者做长线投资。

而且，如果你有投资全球资本市场的需求，除了购买QDII产品外，借道香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香港金融市场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全球各大金融机构也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在这里，你可以通过购买不同的基金来分散你的投资风险。更有诱惑的一点是，在交易所购买基金时，你甚至可以通过保证金交易的方式进行买卖，利用杠杆效应来为自己换取利润。当然，杠杆效应能成倍的给你带来利润，也能成倍的给你带来损失。相信做过期货的人对这点深有体会。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香港投资也是通过经纪机构来实现的，所以对经纪机构的选择一定要慎重，不能因为手续费低廉而选择一些小且信誉不好的经纪机构。

弃“熟”找“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