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大全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代文学大全，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小学读书手抄报图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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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读书手抄报的资料：好书伴我成长

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本或几本书让人最为珍贵最为重要的。书能让一个人从邪恶的边缘拉回到人最为纯洁的开端。对，书能净化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好身边的书籍，以免让人误入歧途，一本坏的书也能让人彻底毁灭

在我还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妈妈送了一本书给我，当时家非常贫穷，甚至还负担不起一本书。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望着妈妈充满希望的眼神，对她说："妈，家那么穷，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书呢?"妈妈语重心长地说："这并不贵，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也要买，我相信等你读完这本书后你一定会有所改变。"说完，他用她那粗糙怖满皱纹的手拍了拍我的头。

从此，当我一有空时候，我就会拿起这本书看，这本书的小男孩让我印象深刻，他比我家还贫困，他有一位卧在病床的妈妈要照顾，甚至不能在学校里增长自己对社会的知识。从此，他在人们还在梦乡的时候就开始工作，用赚到的钱去帮助卧在病床的母亲，有时候还会买一些书籍，当有空时，会悄悄回学校偷听老师所授的知识。即使生活再贫困，路再崎岖，他也一直在挑战着命运，他的不服输终于感动了上帝超越了宇宙，他成了知名的企业家。

同时，他也感动了我，我也要向他一样，不屈服于命运，勇于向命运挑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让他们后悔。每天认真听取老师所传授的知识，认真复习，不断努力，考到一所好的大学，努力赚钱，让父母住上好的屋子。

我也要谢谢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的知识。同学们，一本好书能改变你的一生!

小学读书手抄报的内容：名人刻苦读书的故事

蒲松龄草亭路问。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草凉亭，记录过路行人所讲的故事，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搜集，加上自己废寝忘食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巨着《聊斋志异》。

贾逵隔篱偷学。

贾逵，字景伯，出生于公元30年，东汉人，是有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他是西汉名家贾谊的九世孙。父亲贾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贾逵深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聪慧过人。为了能够读书，贾逵小时候隔着竹篱笆，偷听老师讲课的故事。

孟柯改过勤学。

孟子是战国时代的着名思想家、政治家。但是，孟子并非是一个天生就有学问的人，他幼年的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后来，孟母为了教育他，三次搬家，还剪断布匹开导他。终于，孟子明白了要想成才，必须努力勤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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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现代教育要求教师除了精通某一学科的专门知识，懂得教育理论，掌握教育方法以外，还要求教师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有较为广博的知识面，有较好的沟通人际关系的能力，有扎实的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艺术。同时要求教师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具备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才能把自己已有的知识尽可能多的、高效的传授给学生。教师是书本知识与学生之间的联系纽带、运输通道。古代文学家韩愈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无论是传道、授业还是解惑，都要通过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来完成，但是在这方面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课程。在中学实习的过程中，听老教师教导在文理课程上有偏科的学生常常会说，语文如果学不好，理解能力差，会对数学等理科学习造成影响。对学生是这样，对教师，其实也是这样，表达能力和方式有欠缺的话，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降低课堂教学的效率。同样一个教学内容，同样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师讲出来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能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下教师口语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课堂教学效果及整个教育质量的好坏。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语言素质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效率”。 所以作为虽然一名理科学生，我认为我们师范专业的学生仍然有必要进行语文方面课程的学习，尤其是口语表达方面的能力训练，如何使教学过程中的语言表达生动形象，富于激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中对教学过程中表达方面的重要性也略有提及，但主要是一些较为理论和提纲性的内容，实践表达的训练很少，还远远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此外，虽然当今多媒体教学已相当发达，但最常用、最方便的教学媒体仍然是黑板和粉笔，板书字迹工整甚至美观与否也都将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好的板书被学生抄作笔记后，能够帮助学生快速忆起课堂内容;而字迹潦草、难认、不规范的板书让学生作笔记时无所适从，无法达到板书的效果。教师的板书是否严谨、规范，能给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板书中不规范的汉字、标点及格式，常会被学生模仿进了作业本甚至是考卷中。所以在我们学习作为教师各方面的技能的现阶段希望能开设一些书法、粉笔字方面的相应课程或多开展一些此类活动，培养作为教师应有的基本技能。

另外，一个多月前，我上了讲台上了第一堂课，课程进行到半个小时以后，我开始感觉到喉咙干涩，疼痛，当时最担心的莫过于怕自己坚持不了这一节课，好在并没有这样，只是喉咙哑了几天。后来我发现许多中学老师都有慢性的咽喉炎。而我周围，我的带教老师，自从走上教师岗位几年来一直都声带过渡疲劳，声音嘶哑;办公室里另一位新来的处于见习期的新老师也在只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时失声。咽喉炎已经成为许多来教师的职业病。所以我想师范专业的课程中能不能给予我们一些如何发声，如何保护自己的指导，以便我们在走上三尺讲台后能更好的完成工作。

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教书”，还必须“育人”。因此，教师对学生施加的影响必须是全面的。教师为了获得向学生施加全面影响的手段和才能，就应该在通晓一定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拥有比较广泛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即使是数学教师除了数学专业知识和相关理科知识外，也应该具有一定的人文历史方面的知识。理论的说服力需要有丰富生动的知识来体现，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背景，才能在教学中，从多角度、多侧面去启发学生和论证问题以广博的知识提高理论的说服力，增强自己的教学魅力。 “教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所以学校能不能给师范生多安排一些选修科学，人文课程的机会，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优化知识结构。

算是我在实习过程的一些所见所想，有些是从我的不足之处引发的一些思考，在论文中讨论，自己觉得有班门弄斧的嫌疑，确是我的真实想法。也在这次实习中学到许多东西，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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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实习报告

篇3

中图分类号：G420；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1-0005-04

作者简介：张开（1978―），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教育部考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测量。

乐府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类别，其名称的来由是汉武帝时期建立的乐府机关。汉代以后乐府成为管理音乐的重要部门，在乐府机关搜集整理入乐诗歌的过程中，留存了大量的诗作。这类由官方机构搜集整理和后人拟作的诗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古代诗歌类别――乐府诗。无论是官方的乐府机构整理留存的乐府诗还是文人创作的拟乐府诗歌，都与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因此，乐府诗所具备的音乐文学的特点也是我们对这类诗歌进行解读和鉴赏的一个角度。

一、从音乐角度解读乐府诗的重要意义

在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短歌行》《木兰诗》《西洲曲》、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诗歌都属于乐府诗，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就辑录了这些作品。乐府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深挖掘。但在中小学的教学中，对这些乐府诗歌的讲解等同于其他古典诗歌，教学重点集中在文本的文字内容上。把这些作品当作纯粹的文学文本去解读和分析，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从乐府诗的角度看，只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个人认为，不结合乐府诗本身所具有的音乐表演的属性，很难准确理解作品的精髓，也很难准确鉴赏作品，更难对作品进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借助对音乐的研究对乐府名篇进行解读呢？其实这是一个既困难又简单的问题。困难之处在于，在当下复原古代音乐非常困难。由于古代曲谱的读识障碍、乐器的消亡及演奏技法的失传等原因，使这些在古代能够和乐表演的诗歌无法再现，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和乐的乐府诗歌的障碍，毕竟在留存的各种典籍中对音乐体制、曲调术语、乐府诗流传变化的过程及曲调的音乐特点等有较为清晰的记载。从对这些文献的梳理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可观的音乐表现形式，这些对我们从音乐的角度研究乐府诗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二、从音乐角度解读乐府诗的示例

我们不妨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两首常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诗歌进行音乐方面的观照，看一看借鉴音乐研究的方法是否能对学习乐府诗产生一定的帮助。

（一）《春江花月夜》的音乐性解读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诗人张若虚存世的两首作品之一，备受后人推崇。“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这一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断语也在后世广为流传。一些版本的中学教材（如湖北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级下册）及古诗鉴赏读本都把这首诗作为古代诗歌鉴赏的经典。对于这样重要的作品，我们就更应该从音乐的角度进行深入解读，才能深刻理解诗歌的风貌。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以“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论为切入点，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这一评语是清末王运在《论唐诗诸家源流》中提出的，原文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西洲》格调”一句。这一句看似一笔带过，往往被前人忽视，但却很能说明这首诗的独特风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音乐的角度解读这首诗的原因。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南朝乐府《西洲曲》在朱自清《荷塘月色》一文中有所提及，在人教社高中版选修教材的中国民俗文化中也选收了这首诗歌。其实也正是由于音乐的原因，我们可以把两首诗作为有着共通音乐因素的诗歌进行分析。从音乐的形制方面进行考察成为历来对这类诗歌进行观照的研究方法。清人沈德潜在评点《西洲曲》时曾经侧面论及：“似绝句数首 ，攒簇而成 ，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1] （P.290 ）这正说明了两首乐府诗在音乐表演形制上的特点，即结构上具有可分性，体现为其各部分所表现场景、意境的相对独立性。这与西曲舞曲曲辞极为相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曲辞可以视为九歌绝句组成的长篇歌行。断分为九首绝句的依据，除了韵脚的转换之外，九个绝句单元所表现的意境（场景）可以概括为：海上生明月、明月照花汀、孤月照江人、长江送流水、楼头远眺、闺中望月、雁飞鱼跃、江月西斜、落月满树。与此类似，《西洲曲》曲辞可以视作八首五言绝句的组合，其依据也主要在于每一绝句所表现场景的相对独立性。这八个场景，我们可以借用曲辞中的成句加以概括：“折梅寄江北”“两桨桥头渡”“出门采红莲”“低头弄莲子”“忆郎郎不至”“望郎上青楼”“垂手明如玉”“君愁我亦愁”。而无论是《春江花月夜》的九个情境，还是《西洲曲》的八个场景，其最终的体现，都是整篇歌行的一部分，而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整篇歌行的场景。这非常符合诗歌配乐演唱时的场景变换要求。

这种诗歌联句成篇场景实现的方式，不仅仅是这两首诗歌的呈现方式。可以说，齐梁时代的诗歌都有这样的特点，如沈约的《六忆诗》四首、沈约和梁武帝共同创作的《襄阳蹋铜蹄》曲辞及隋炀帝创作的《杂忆》也都属于这类诗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西洲曲》的诗歌结构“实则来源于西曲舞曲曲辞中的场景联章叙事体”[2]。

虽然齐梁诗歌在诗歌史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是明显带有这一时期诗歌特征的《西洲曲》和《春江花月夜》在古典诗歌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如果不具体认识西曲舞曲的艺术形态及其曲辞结构的特点等音乐方面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春江花月夜》和《西洲曲》诗歌结构的来源等文学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由音乐的研究融汇这两首不同时代、体制迥异的诗歌，才能从诗歌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认识，并清晰梳理这类诗歌的风格特点和发展脉络。换言之，抛却两首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陷入孤立的文本研究的话，势必会影响对这些诗歌的认识。

（二）《送元二使安西》的音乐性解读

《送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历来受到诗歌学习研究者的关注，曾入选多个时期的中学课本。《渭城曲》在《乐府诗集》中被选入“近代曲辞”，又名《阳关曲》《阳关三叠》，从诗歌的文本角度进行解读和鉴赏已很常见。但从音乐角度予以关注的却很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领域。因为这首诗是从盛唐一直传唱到近代的不朽名篇，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它被表演的信息。如在盛唐时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3] （P.891 ）在宋代及宋代以后，如北宋文彦博《咏筝》诗有“繁丝移宝柱，数曲奏《阳关》”[4] （P.3477 ），陆游也有诗云：“夜静孤村闻笛声，洗头月落欲三更。不须吹彻《阳关曲》，中有征人万里情。”[5] （P.25494）金元时期，也有《阳关三叠》流传的记载。如元好问的朋友辛愿有诗《送裕之往许州，酒间有请予歌“渭城烟雨”者，因及之》，可见辛愿善于唱《阳关三叠》。到了明清两代，《阳关三叠》仍偶尔被人传唱。如明代胡应麟曾经在云间舟中听过赵五郎歌《阳关曲》：“楼船明月夜如霜，一曲清歌赵五郎。贪听《阳关》第三叠，不知行色在吴阊。”[6]清代康熙年间查慎行曾在诗中写到“马嘶门巷客将还，残醉扶头改别颜。多感故人相送意，略烦秦女唱《阳关》。”[7]

“《送元二使安西》自盛唐入乐歌唱，至中晚唐成为流行歌曲。宋词兴起，新声并未取代旧曲，宋代《阳关曲》反而更加盛行，成为离筵的经典骊歌、文人的集体记忆、离别诗词中的常用一项。金元时期，流行的程度不及两宋，但依然有人传唱。明清两代，《阳关曲》虽偶有人唱，但其风头已让位于《阳关三叠》乐曲，《阳关三叠》琴曲更是常被演奏的经典曲目。总之，《送元二使安西》，由诗而歌，由歌而曲，从八世纪一直传唱演奏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穿越千年时空而历久弥新，堪称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是中国诗歌史、音乐史上的瑰宝。”[8]

那么，为什么这首诗又被称为《阳关三叠》，又是怎样的“叠”法呢？苏轼曾在《记阳关第四声》中云：“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长，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古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声，则第一句不叠，审矣。”[9] （P.2090 ）这是对“叠句”的经典描述，但具体的表演又是怎样的呢？从表演的情况看，这种叠法是：

渭城朝雨轻尘（第一声），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二声）。客舍青青柳色新（第三声，一叠）。劝君更尽一杯酒（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第五声，二叠），西出阳关无故人（第六声）。西出阳关无故人（第七声，三叠）。

随着时代的发展，《阳关三叠》表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其三段式演奏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杨表正《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卷十《阳关三叠》就记载了其中一种表演的方式：

第一段渭城朝雨一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亭柳阴阴，送我送我送我送我故人。长亭柳阴阴，不忍分，情最深。不忍分，情最深。

第二段邮亭折柳二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挑担行李的那沙头酒，长亭柳阴阴。送我送我送我送我故人。长亭柳阴阴，情最深，情意最深。不忍分，不忍分。

第三段石桥分手三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亭柳阴阴。伤情伤情，送我送我故人。送故人，送故人，送别送到长亭。长亭柳阴阴，不忍分，情切转深。不忍分，不忍分。送别送别，终送别，送君千里终须一别。[10] （P.886 ）

《阳关三叠》的叠法即演唱的方法是非常多的，这与历代的表演者对这一诗歌入乐后的不断演绎有关。王兆鹏教授曾专文对之进行详细梳理。[11]从这些可以看出《送元二使安西》一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也可以发现这首诗为什么会有《阳关三叠》《渭城曲》等音乐性极强的名称。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首诗歌能够传唱至今，这一方面与诗歌本身内容的真挚清新有非常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传唱表演的音乐传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和清晰的规律。

三、音乐性研究所关注的内容要素

通过从文学和音乐角度对《春江花月夜》和《送元二使安西》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音乐的研究对诗歌的理解更有辅助和拓展的意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观照一些与音乐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为我们对诗歌的阅读赏析和理解打开另一扇门，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诗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把音乐特征纳入乐府诗的教学中，势必会增强对乐府诗教学的积极效果，也使我们对古代诗歌能够传承至今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那么把音乐的因素纳入到乐府诗的学习要考虑哪些因素？笔者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出发，对乐府诗的五个因素进行考量。

（一） 音乐研究所关注的四个方面

1.所涉音乐体制研究

如乐府机构的沿革、机构设置、乐人表演的规定和习俗等。还有表演者的歌舞形态、表演效果，表演的乐器等。

2.曲调、术语的了解

乐府诗中涉及大量曲调名称和相关音乐术语，这些曲调的含义是我们理解乐府诗的关键所在。

3.各类乐府诗流传变化过程的描述

乐府的入乐传播情况也是音乐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乐府诗的创作动机、流传播布、价值实现情况。例如过去我们一谈到唐人的古题乐府，就认定是文人的拟作，只是从文学的韵味上模仿前人，与时下的音乐毫无关系。其实，唐人作古题乐府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古题曲调一直流传， 作古题以入乐； 古题曲调被改造， 作古题以入乐； 古题曲调已经消失， 作古题以入新兴曲调； 古题曲调已经消失， 只拟古题而不入乐。把唐人的古题乐府创作统统归为最后一种， 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把唐人作古题乐府的动机看得过于简单了， 很可能使我们对大量乐府诗的创作效果、作品风格做出错误的判断。

4.各曲调的音乐特点及其对曲辞的决定作用

这是音乐研究与文学研究相连接的关键一环。无论是选词入乐， 还是因声度词， 曲调都对曲辞有很强的决定作用， 因此清楚地掌握音乐特点进而分析其对曲辞主题、题材、体裁乃至整个风格的影响， 是至关重要的工作。

（二）有助于理解乐府诗的五个要素

1.曲名

曲名是乐府诗第一要素， 是总领其他要素的总纲， 是乐府诗的标志。因此， 考察曲名的含义、发生、演变等情况， 是首先应该做的工作。

2.曲调

曲调是乐府诗核心的要素。某一作品的曲调隶属于哪一个乐类， 其风格特点、表演情况、流传情况、演变情况如何，都值得用力考察。

3.本事

本事是包含本作品信息最多的要素。某一乐府诗在其产生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本事。这些本事或记曲名由来，或记本曲的曲调，或记该曲的传播，或记该曲的演变，从中可以看到该曲的题材、主题、曲调、体式、人物等许多情况。所以本事也是值得特别考察的要素。

4.体式

体式是某一乐府诗的重要特点。由于乐府诗在体式上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往往成为某一作品的重要标志，其句式、用韵、体裁等，都在考察之列。

5.风格

风格是内容和形式密切融会后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其他各项要素的集合体，也是某一乐府诗的总的标志。当某一作品在失去其本事、曲调等要素后，风格便成为该作品作为乐府诗存在的最后的理由。应该说，相当数量的拟乐府诗创作，只是对以前作品风格的模仿。

从音乐性的四个方面出发，对五个因素进行考量，再辅以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就形成了一条理解鉴赏乐府诗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学习乐府诗过程中可以借鉴的一种方法，应得到认可和关注。

综上所述，音乐学的背景渗透和视角介入可以解决我们在乐府诗学习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找到一种对入乐诗歌鉴赏和理解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使用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学习这类诗歌的成效，更大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观念的启示。那就是，在语文学习的环境中，要把学界对文学、语言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中学语文的教学中，应该把如古代文学中对乐府诗的音乐性研究这类新的学科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我们的语文学习甚至教材的编写之中。“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学人致力于把这些成果转化成教科书上的知识。”[12]为了让我们的语文教育与教学更为健康地发展，我们应该拓展语文教育的视野，利用好文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与革新，以此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让语文这个学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能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语文应有的文化品味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沈德潜.古诗源[Z]. 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曾智安.西曲舞曲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曲辞结构[J].文学评论，2008，（5）.

[3]佚名.大唐传载.唐五记小说大观[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陆游.戍兵有新婚之明日遂行者予闻而悲之为作绝句二

首.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胡应麟.少室山房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J].文学评论，2011，（2）.

[9]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篇4

一

生命的形式对人而言，总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进行某种活动。而生命个体对“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时间感悟，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空间体验，构成了古典诗词创作的生命意蕴。我国向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在对周围自然万物仰观俯察的过程中，观于外而体于内，于是渐渐产生了生命时间意识。

古典诗词中的时空表现各具特色，蕴涵着诗人对时空的独特感悟和切身感受。因为，汉语句子不存在动词的单个中心，所以汉语的句式结构，通常是以时序(包括实际动作发生次序和逻辑上动作应有的因果次序)展开的流水句，将迭床架屋的空间关系构架化作连贯铺陈的时间事理脉络。让空间场景穿越时间，造成两重时空，将过去的人和事与现实的场景相互映照。一个人的性别、年龄、学识、社会背景、人生际遇等都可能影响到其对时空的把握。因此，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经历的人对时空的理解和表达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古代诗人大都喜欢登高望远，屈原、阮籍、左思、李白、杜甫等都写过登高望远的诗。其实，登高远望是为了从有限的时间空间进到无限的时间空间，从而引发一种人生感和历史感。古人遭遇困厄挫折，每每移情于宇宙时空，从中寻找超脱，感受抽象化、普遍化的时空之美，在更深更理性的层面上认识社会及人生。诸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五种》中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王昌龄的《出塞二首》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岑参的《》中的“枕上片时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中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人扁舟”等，都表现了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时间中有空间，空间中渗时间，绸缪往复，盘桓周旋。

时间作为生命的绵延，能示人以宇宙生命的无声节奏；空间作为生命的定位，也因生命与时间相沟通。为了方便对古代诗人移情体验的思维过程的生动描述，更好地把握古诗词的时空创作心理，论者提出文学研究的“时空共寓”概念。时空共寓的形成是以时空的特性为基础，以生命体验为桥梁，以文化传承为脉络的。诗人融时空为一炉的目的不仅仅是表达社会政治、个人沉浮，更有感叹宇宙博大的哲理性理解和人生有限与无限的探索。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诗文中的对仗句，通常都是景情相生、触景生情，环境是空间，情境是在时间中进展的人事活动。如：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李白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都是先描写空间，后用写时间来抒发忧伤的孤独情怀，感叹历史长河的无尽。

二

对不同时空的跳跃性展示常常是古诗词魅力的重要表现。譬如：怀古诗往往是通过对历史时空的描摹，旨在借古喻今，运用过去时态曲折地表达作者当下的态度。譬如：孟浩然登岘山而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历史浩叹；东晋渡江诸人的新亭对泣也是举目河山之异与激励个人功业的“慷慨悲歌”。屈原、阮籍的诗，苏、辛的词，关、马、张养浩的曲，皆咏叹兴亡、俯仰古今。明杨慎的《临江仙》，被《三国演义》取为开篇，更是家喻户晓。

中国人的人生观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倾向于与外界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态度去欣赏。因此，中国古诗词中大量运用隔帘看月、隔水看花的意境是有其文化原因的。当然，这种人生观的另一方面就是“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围观和幸灾乐祸。这种人生观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为了一个目标完全投身其中，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进退有余，“穷”“达”自若。只要结一草庐，便可心远地偏、与世隔绝。实际上这种隔绝与隔帘隔窗一样，并非完全隔绝，而是隔帘看人、隔窗看世，是用欣赏的与己无关的眼光看待污浊的世界，而不是投入其中去改造。

诗人对宇宙时空理解得越深刻，就越能打动读者。比如：怀古诗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其实，人与情的背后都是曾经的空间，过往的故事。大而观之，这可以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具体而微，就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来说，空间位移和感情脉络的契合使得古代士人的时空共寓演绎出万古千愁的诗词，无疑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

想象是文学的根本表达手段之一，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想象的实质就是在打破既有时空限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创新性的时空思维方式。正是得益于时空界限的突破，才使得中国古诗词能够无拘无束地寄托诗人的情怀，写出人生境界。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唐人绝句中的精华，其中，君问归期是过去，是来自北方的热切期盼；巴山夜雨是眼前，是客居南方的无限思念；西窗共话是将来，同时又是北方重逢的想象；西窗共话巴山夜雨，又把镜头拉回了现在，拉回了南方。这首28个字的4句短诗，在话语的起承转合间时间和空间居然经历了四度跳跃，直指人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创造了独特的意境世界。

三

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审美感受，古典诗词也不例外。许多时候，古代读书人在写时间的变化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景物来表现的，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通过视觉来记录季节的变迁。究其根源，可能与中国式的混沌思维与西方思维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和对立不同，它更注重强调矛盾双方的中和与统一。这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传统中就表现文体的个性特征常常在文学的共性特征中和平共处，甚至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浑然不分、“和而不同”；在古诗词创作中则集中表现为借景(空间)而怀古(时间)的手法。

以唐诗为例，陈子昂登幽州古台，面对浩渺的无限天地(空间)，感悟的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间情怀；张若虚面对春江月夜的美景(空间)，情不自禁地由江天月色引发出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时间)的人生思索；李白把酒望月，叹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杜甫过武侯祠则感怀：“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同样是将空间和时间共同体悟。其实，词的上下分片，也是先写景后言情，如柳永的《八声甘洲・雨霖铃》等，往往是把时间的顺序流逝与空间的立体观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其在超越时空基础上抒豁怀抱的用意。

时空共寓中的时空交融，一般情况下交融的目的或突出时间或突出空间，给人总体的时空之美。人在特定的时空中必定会有特定的人生体验，但在表达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侧重。在这里，空间为时间服务，看似交融实有主次。崔颢的孤独体验透过表面的空间展现的是时间上昔今对比的失落，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等无不如此。也有时空交融中用时间突出空间的，如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时空的合理转换本身就是展现时空内在丰富的美感质素，同时也为诗人将孤独体验的触须伸向无限时空提供了可能，其间更重要的是通过形而下的描绘表现形而上的时空美。

中国古代诗人在认识了个人在天地之间的短暂、渺小时，往往又都能不约而同地感悟到人类的生存价值、创造性在宇宙中的伟大，所以，许许多多的中国古诗词总有一种气吞山河的特质。大家熟知的李、杜、苏的诗文，都不乏大气磅礴的名章俊句。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首句便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还有杜甫《春日江村》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坡《赤壁赋》中的“渺沧海之一粟，羡长江之无穷”，皆空时对举。在这里，诗人对时空之美的思考，是面对永恒宇宙的深沉理性认识，是人生对宇宙、个人对历史、有限对无限的呐喊。因此，作者对作品中的时空特征的描绘越形象生动，越能激起呼唤人的审美感觉和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李杰：《中国诗歌里的时间意识》，《学术探索》，2004.10。

[2].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

[3].叶朗：《中国艺术的意境》，《神州学人》，1998.8。

篇5

Abstract: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 of Cike in the Southern Song not only created a prosperous period of parallel prose， but also played a profound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South Song， which made most of writers to gradually develop their writing styles towards the stricter and more precise poetic rules and skills.

Key words: Cike in the South Song; parallel prose; aesthetics-metrical tendency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对历史上曾颇为流行的唐代以诗赋取士故而唐诗盛极一时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种说法颠倒了两者的先后顺序，而且忽视了科举对唐诗发展的副作用［1］。当然，唐诗的繁荣不能简单归因于科举，但对某些特殊文体来说，科举确实对它们的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律赋是如此，南宋骈文也是如此。正如金秬香所说：“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2］本文即分析在南宋骈文的发展过程中，词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南宋词科与科举

词科是宋代一种非常重要的科举类别，北宋后期正式开科取士。“熙宁罢诗赋，元佑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3］。“制科词赋既罢……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4］。由于词科的设置，北宋末期涌现出大批骈文名家。

南渡后不久，政事千头万绪，诏书纷繁，朝廷迫切需求骈文写作的专门人才，重开词科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初朝廷开始酝酿词科重开及改革事宜，并于绍兴五年（1135）开科取士。改革后的博学宏词科与此前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它放宽了对应试资格的限制，大量以恩荫资格入仕的士大夫从此有机会参加词科考试。其次，应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的选人可以到礼部报名后直接参加考试。博学宏词科却有更严格的要求，考生在应试前必须先行投献所业三卷二十四篇，学士院对进卷考核后择优异者召试。这样淘汰筛选的工作有利于保证应试考生的较高水准。第三，录取后的待遇更加优厚［5］。南宋时期领土面积减少三分之一，官多阙少的现象日趋严重，进士科人长年候选、多官共守一阙都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词科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

据聂崇岐先生统计，南宋自高宗绍兴五年（1135）首次词科开始取士，直至理宗开庆元年（1259）最后一次取人，125年间二十五科共取40人 ［6］，开科时间和录取总数都超过了北宋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尤其南宋前期经常有三人或二人同时词科中第，甚至出现兄弟二人同中词科的文苑盛事。

词科宗旨在于“收文学博异之士”［7］，与普通进士科的定位原本不同。“试言虽附于春官，拟制实关于睿览。惟大册高文之有体，暨洽闻殚见以无遗，乃能合程度之严，或可备甄收之数”［8］。它的考试门槛和录取标准更高，人数少，故而中第后升迁极为迅速，由此途直至翰苑宰执的比例和速度是其它普通科目无法望其项背的。“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9］叶适的批评基本上道出了词科中人的光明前景。这与《宋史·选举志》“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10］的记载完全相符。

二、词科与南宋骈文的繁荣

词科的巨大诱惑力使得大批士人纷纷从事词科考试文体的写作。不过两宋词科考试文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直至定型的过程。绍圣年间初设词科时不试诏诰敕赦等王言之体，“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骈文，颂、箴、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11］。为了更加适应朝廷现实需要，徽宗大观年间辞学兼茂科以制诰取代檄书，仍试两场四题。绍兴初词科考试内容再做改革，“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12］，此后沿为定格。这十二种文体有古文有骈文，并非全为骈文，然而人们一致公认：“自词科之兴，最贵者四六之文。”［13］原因在于这些文体在考场中出现的频率、轻重缓急以及人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各自不同：“西山先生曰：‘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14］其中最重要的常规性考试文体是规定必须用骈体的制和表。“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隆兴元年，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制、表须多做”［15］。以高宗和孝宗年间词科试题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高宗一朝自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至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词科共开科9次，其中制和表的出现频率分别为9次和7次。孝宗一朝自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至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科，词科也9次开考，这9次考试的命题中都包括制和表。词科中骈文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象。

讨论南宋词科与骈文的关系，我们有个绝妙的参照系，即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尽管唐代科场中真正的诗歌佳作并不多，然而诗赋取士所引导的文化风尚确实是造就唐代诗坛成为诗歌史上黄金时代的重要因素。同样的观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套用在词科与南宋骈文的关系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影响甚至还超过了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

宋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科举对文学的辐射力超过唐代。“就外部效应论，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6］。对南宋骈文而言，词科的显著作用首先在于激发了士子的学习动力。不少文人纷纷投入学习模拟、创作点评骈文的庞大队伍中来，营造了一个学习骈文、谈论骈文的氛围。为了应试词科，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知识储备和技巧训练，骈文水平得到了锻炼提高。词科文字还经常被编成文集，如唐士耻《灵岩集》“集中制诰等作绝无除授姓名，即表、檄、箴、铭、赞、颂诸篇亦皆拟作……士耻所作盖即备词科之用也”［17］。此类作品在南宋绝非个案，洪适、王应麟、吕祖谦等人文集中都收录有词科进稿。习之者众，由此产生的自然结果就是骈文名家和名作的层出不穷。“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最为杰出，而有文名”［18］。此外如倪思、李刘、洪咨夔等骈文名家也与词科渊源很深。

三、词科与南宋骈文的格律化

除营造出骈文流行的氛围外，词科对南宋骈文最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促使南宋骈文朝着格律更加严密、更加注重技巧形式的方向发展。“在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明显出现了对于辞章的语言技法艺术法度的追求和讲究，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19］。科举文体的程序化、技巧化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象，诗赋、经义、策论、八股无不如此，骈文也不例外。“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20］，故而刘克庄云：“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织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21］陈振孙也有类似观点：“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22］

总体来看，受词科影响下的南宋骈文特别重视对体制的严格遵守，“识体”、“有体”、“得体”等词作为判定文章高下的标准屡屡出现。在可被称为南宋词科考试辅导书的《辞学指南》中，不少条目的主要内容都要求各体文字必须严格符合体式，如：“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23］“作制只读今时程文则或委靡，专学前辈文字则或不合今之体制，要当用今体制。”［24］“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25］尤以倪思“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正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26］

“体”或“体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学习创作过程的关键一步，“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27］。故而《文心雕龙·附会》曰：“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28］随着作品类型的成熟丰富和批评实践的逐渐细化，在宋代文学视野中“体”作为诗词文各文体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逐渐呈现出其内涵多面性和评价的有效性。“破体”和“遵体”分别对应着文体本身的规范性和开放性，在当时得到了不同文人的认同和推崇。具体到南宋骈文领域，有部分文人对以文体为骈文表示支持，不过总体来说，要求遵体的呼声更高，在创作实践中遵循的作者更多。这与词科影响以及骈文的实用范围密不可分。

从资料来看，“体”在南宋骈文批评中有几层含义。南宋骈文以制诰表启为多，制诰作为代王言之高文，象征着朝廷的脸面和尊严，最为时人看重。故而“遵体”的第一层含义是内容表达准确，语言风格典雅深厚，如：“王夕郎信掌制诰。孝宗览之曰：‘近日诰词，全似启事，溢美太甚，卿甚得体。’”［29］其次“遵体”还要求从更加具体的形式层面对文章的格式、套语、结构、章法、句式、用事乃至音律等细节问题做出严格的规范。按照词科衡文标准，南宋骈文应该遵守严格细致的格式规范，不得逾距。以表为例：南宋贺表、谢表、进表等各自不同，每类中又根据创作主体和内容有更细密的区别。开头、转折、结尾套语都明文规定得很详细，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礼仪精神。而且根据上表对象、庆贺内容文字上有固定的要求。以贺表为例：“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睹（守臣表云恭闻）某月日云云者（祥瑞表云伏睹太史局奏云云者，守臣表云伏睹都进奏院报云云者）云云。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窃以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具官臣姓某上表。”［30］这种文体意识的细致是前人无法达到的。对于词科应试者来说，一旦没有完全遵照格式，其结果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如“刘三杰文字合中程，忘写年月日臣某上表，遂黜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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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前代文人来说，要想写出符合程序的骈文作品，他们一般只能通过精心研究前贤名作，从中自己揣摩行文布局的精妙之处。而在南宋已经把这些相对含糊抽象的内容落到实处，从编题到作文一步步指点，程式性很强。这种科场应用书此前曾经主要针对诗赋、策论等文体，南宋由于词科的兴盛，针对骈文写作的书开始出现，比如在《辞学指南》中就搜集了真德秀、王应麟、吕祖谦等骈文名家关于骈文创作的切实体会。他们告诉士子作文之前首先应该做好编题的准备功夫，将日常阅读积累的句式搜集整理：“编四六制头可用者作一处，褒辞可用者作一处，于戏可用者作一处，又当细分门类，如文武宗室各从其类。”［32］这样做的好处是考场实战之时便能随心所欲运用自如地将平常作好的对偶句按照格式照搬进来，减少难度。

除准备功夫外，具体创作过程中文章结构布局问题，包括如何开头，如何转承，如何结尾，用什么句式，表达什么内容等等，也都有规矩程序。例如真德秀非常详细地交代制的写作步骤，章法一丝不苟：“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具官某一段颂德，先须看题。一段说旧官，一段说新官。‘于戏’用一联或引故事或说大意。后面或四句散语或止用两句散语，结不须更作联，恐冗。”［33］如此说来已经相当细致入微，为进一步示人以门径，王应麟锦上添花对此加注详细解释。例如“一段说旧官”，王注语补充道：“所谓叙旧官者，非止叙前任也。先略说履历，不可指定官名，但随文武官泛说数句，然后说前任。如自资政侍读建节，资政侍读是前任。”这种类似组装式的写作模式，虽然缺乏创新因素，但法度谨严，实用性相当强。

在如此细密的规范约束下，南宋骈文作者大多有自觉意识地在章法结构的严谨性上刻意求工求稳，“遵体”思想非常流行，得体之作也相应地增多。这和当时批评领域风尚相一致：“南宋四六批评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倾向：主张四六创作应遵守法度。”［34］

词科严格程序化要求下的骈文与欧苏散体四六体现出来的是两种相对立的文学精神。前者要求必须将写作置于体制、法度的约束下，后者则提倡以意为文，赋予作者较高的创作自由空间，在文风、语言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为了表达需要可以突破体制规范。南宋骈文同时面对着的是这由两种文学精神构成的文化语境，与此相关联的是一系列相对相成的概念，如散化和律化、工巧与自然、文与质、法度与自由、道和技等。

由于先天具有制度上的号召力，词科影响下的格律化骈文影响更加直接广泛，从而间接对欧苏散体四六构成某种消解力量，使得南宋骈文逐渐呈现出回归传统骈文体制的趋势。《艇斋诗话》曰：“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35］这里说得很明白，欧苏散体四六虽“自极其妙”，然而以通行观点而言，终非“当行本色”，大多数文人并不如此。

以句式为例，散体四六因打破严谨的四六句式而风貌一变，受词科影响的文人则似乎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重新强调四六对句和四言、六言句式运用的精当锤炼。《辞学指南》更是明确规定有些关键之处必须运用四六句式，才能符合要求。如：“四六格，句须衬者相称乃有工，方为造微。盖上六字以唤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36］“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句。”“制头四句四六一联。”［37］同时《四六谈麈》、《四六话》等书中，精工得体的四六句式范例出现频率最高，赢得文人们的一致赞誉。这可为上述论断间接提供证据。

相反，长句式因不便宣读受到不少文人的指责。如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曰：“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识者不以为善也。”［38］这位南宋著名的词臣公开对破坏“四六之体”、大量使用长句式的现象表示不满。

欧苏散体四六语言上以白描取胜，虽不废用事，但更高境界则是“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39］。而词科创设后，文坛主流风尚则迥然不同，“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40］。翻阅南宋众多四六话和相关笔记，用事的巧妙精工是文人欣羡品评的中心话题。刘祁云：“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41］他从文体的高度认为骈文用事有着合法依据，其实这种观点在南宋早就深入人心。在《辞学指南》中，我们甚至看到在词科文体规范程序中，用事被视为文章写作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王应麟所列举表格式大致为：“起联——窃以用事——推原——铺叙形容——用事形容——末联。”其中两部分明确要求必须用事，其它部分虽然没有强行规定，不过从所列举的词科名家范例看，用事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除句式、用事外，对音律的更加锤炼讲究同样也是词科带给南宋骈文的另一重要影响。六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地逐步深入，对声韵的追求开始精致刻意。《文心雕龙·声律》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42］其中谈到的声、韵以及平仄字的效果和配合问题都在六朝骈文中得到应用。隋唐以后由于诗歌技巧的日益精进以及诗赋取士的影响，声韵理论较诸六朝粗线条的论述细密得多。李商隐、杨亿等骈文作家都相当重视声韵的协和调畅。然而，自欧苏以来，散体四六追求整体阅读的通顺，对具体字句不再精心雕琢，加之句式加长，音韵配合不再特意讲究。楼钥所说的“不便宣读”正指出了散体四六声韵的不足。

与散体四六不同，词科影响下的文人在考量骈文优劣时，音韵协和与否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43］。王应麟在评点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令闻令望，屡达余听”一联时以为其瑕疵在于音韵不够严谨，“望字不当用侧声”［44］。不但制诰文要便宣读，表等其他文体也同样要求讲究音韵精准，甚至严格到有些挑剔的地步。“其后徐（徐凤）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正。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45］。如此吹毛求疵自然不可取，不过在这样的制度导向下，文坛风气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作者对骈文的音乐美更加精心留意。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南宋骈文的技巧水平和审美价值，纠正了宋四六过分散体化带来的音韵不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发展影响很大，它不仅造就了欧苏之后宋代骈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而且对南宋骈文风格技法、发展趋势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p406~419.

[2][18] 金秬香.骈文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p109.

[3][宋]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6.p539.

[4][45] [宋]叶绍翁著，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p19，p20.

[5] 祝尚书.宋代词科制度考论[J].文史知识2002(1).

p184~185.

[6 ] 聂崇岐.宋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p153.

[7][11][1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8]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十二)[M].四库全书本.

[9][13] [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p803.

[10]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p3651.

[14][15][20][23][24][25][26][30][31][32][33][37][43][44][宋]王应麟.辞学指南[M].四库全书本.

[16]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p413.

[1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p63.

[21]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M].四部丛刊本.

[2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526.

[27]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p77.

[28][42]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p378，p302.

[29] [宋]俞文豹.清夜录[M].四库全书本.

[34] 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p77.

[35] [宋]曾季狸.艇斋诗话[M].丛书集成初编本.

[36] [宋]王铚.《四六话》，丛书集成初编本.

[38] [宋]楼钥.攻媿集(卷五十一)[M].四部丛刊本.

篇6

“以禅喻诗” [1]一词首先明确地出现在严羽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且《诗辨》篇中贯穿着“借禅以为喻”的论诗理论。“以禅喻诗”这种论诗方法，乃宋人常谈。然终宋一代，“以禅喻诗”是一个模糊的命题，“难作鞭辟入里之论” [2]，多“透彻玲珑，不可凑泊”，难见详实见底之论。于是，“以禅喻诗”成为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桩公案。学术界在探讨“以禅喻诗”的过程中，歧见迭出。今笔者试着通过对“以禅喻诗”中的因缘关系进行清理，在“喧嚣”的“以禅喻诗”话题背后，尝试找出其真正的内涵归向。

一、宋代与禅学的因缘关系

“以禅喻诗”之说不是严羽的想象或杜撰 ，也并非始自严羽，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指“‘诗禅之说’原已成为当时人的口头禅了” [3]，那末，为更好地阐释“以禅喻诗”，我们必须先置身于历史文化语境中。

自苏轼作“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4]，首开诗禅相喻风气，“而后有黄庭坚、惠洪、陈师道、韩驹，吕本中，范温、刘克庄、叶梦得、严羽等” [5]，比肩接踵，各发己论。以此，以禅喻诗，风靡于宋。正如钱钟书所云：“盖比诗于禅，乃宋人常谈” [6]。何以这一状况兴盛于宋？

正如罗宗强先生曾想：“一种新的诗歌思想、诗歌理论的出现，必有一个环境、一个过程，绝非孤立现象” [7] 。宋代与禅学之因缘，显然易见，首先在于佛禅之于士大夫的影响之上。在宋代，禅宗思想大规模渗透进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宋代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及宏智正觉的“默照禅”是这一时期极有影响的两支禅宗支系，对当时禅学及世俗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宗杲的“看话禅”认为“我”可以再现实生活中的“随缘放旷，任性逍遥”，正觉的默照禅吸收了慧能以来的心性论和般若空观，突出了“返观内照”的思想。在内忧外患压顶而来的宋代，士大夫纷纷退回到内心生活中，寻找一种“心理平衡”。 而重视心理的“禅学”给了士人们心灵安顿之处。这就产生了北宋文人间流传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现象[8]，士大夫参禅队伍空前庞大。

其次，自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士大夫禅悦之风大盛，禅和士吟诗之习益浓，士人们纷纷自觉引禅学至文化领域，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禅参诗便成为宋诗学的一大特点，“以禅喻诗” 这种新的诗论方法成为一种潮流。严羽正是承接此绪而来。如蔡《蔡百纳诗评》云：“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惟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9]；任渊《后山诗注目录序》：“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 [10]。无论比喻是否确切，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宋人经常以禅门宗风的不同来比喻诗学理论。宋代的禅宗，门户众多，禅法各异，北宋有临济、云门的并立，黄龙、杨歧的分派，南宋有看话禅、默照禅的论争，临济、曹洞的对峙。诗人对于禅宗宗派，因为受到时代、地域、家学、交游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不同的禅门各有偏嗜。禅思影响到诗思，便有诗风的差异和宗风差异的类比。故宋人诗学理论，常常以禅门宗派相比附，严羽“以禅喻诗”的形成，固然有各种因素，然而这一潮流的影响也为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并非“自家闭门”也。

二、严羽与禅学的因缘关系

严羽“以禅喻诗”中，以下一段话多为人诟病。“学汉、魏、晋与宋唐之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严羽把汉魏迄于盛唐之诗喻为临济宗，是最上乘的诗，而把盛唐以后之诗喻为曹洞宗，是次一等的诗。后之学者多认为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临济宗和曹洞宗均出自南宗禅，故谓严羽不懂禅学而胡乱设喻。陈继儒《偃曝谈馀》卷下云：“此老（严沧浪）以禅喻诗，瞠目霄外，不知临济、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剿其门庭影响之语，抑勒诗法，可谓杜撰禅” [11]；钱谦益《唐诗英华序》：“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 ……不知临济曹洞，初无优劣也” [12]；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谬》尤为详批，兹不赘述。从禅宗史来看，临济宗出于南岳怀让，曹洞宗出于青原行思，据为五宗之一，原无高下之分，而汉魏、盛唐之诗与大历、晚唐之诗，却又有妍媸之别。欲解困惑，先得明晰严羽究竟与禅学有着怎样的姻缘关系，是谓“无知”，还是别有趣尚？

禅宗五家，发展至严羽生活的时代，只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势力最大。其中沩仰、法眼二宗在北宋中叶已无嗣响；云门宗至南宋孝宗时期也后继无人。而在严羽之前，叶梦得稍后，临济宗和曹洞宗各出一位大师，及宗杲和正觉。而严羽却是宗临济宗宗杲禅风的。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之言可为证：“妙喜（自注：是径山名僧也宗杲）自谓参禅，仆亦自谓参诗”。

严羽的这种宗临济宗的祈向，一方面，来自严羽与宗杲禅学的地域姻缘，另一方面则是严羽诗学思想与宗杲禅学思想的相契合。首先，在地域上，以宗杲为代表的临济宗，其势力以浙江、福建一带为主。宗杲曾在《若怀首座求归洋屿庵》诗中即说“吴于闽有大因缘，夜梦昼思无间然。他日定归洋屿去，楞伽室内作终焉” [13]，其中洋屿庵即在福建福州。而以正觉为代表的曹洞宗，“道法浸盛于江淮，大被于吴越” [14]。严羽，为福建邵武人，因而，定然更易受到临济宗的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严羽对宗杲禅宗思想的自觉接受。在当时的禅林中，宗杲是大力提倡“妙悟”的。而与之相对的曹洞宗的“默照禅”则看轻“妙悟”，主张静坐默照，宗杲鄙之为“邪禅”、“屎禅”、“杜撰禅”。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六云：“近年以来，有一种邪师，说‘默照禅’……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为极则” [15]，又云：“如此等辈，不求妙悟，以悟为落在第二头，以悟为诳人，以悟为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 [16]等。在宗杲看来，参禅除却“妙悟”，别无正途。而严羽也说，“禅道惟在妙悟”，即从此处接受。此外，宗杲还认为妙悟在于心解，不在于言句。如其在《示无相居上》中指出“今时学道人，不问僧俗，皆有二种大病：一种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种不能见月亡指，于言句中悟入，而闻佛法禅道不在言句上，便尽拨弃，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17]。而严羽讲“妙悟”，也是与学力相对的。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可见，严羽并非无知于禅，而是与宗杲禅学有着深厚的因缘关系，其禅学趣向也因此偏向于以宗杲为代表的临济宗。因此，在严羽心中，临济宗与曹洞宗自有高下。取二者之高下，实乃取二者之不同的宗风而比喻诗风差异。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中指出“参禅之方法，则各有所取，取以比论，有何不可？”[18]。

三、诗学与禅学的譬喻关系

“以禅喻诗”一词首先明确地出现在严羽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其谓“以禅喻诗，莫此亲切”。何为“以禅喻诗”？简言之，“借禅以为喻”。喻者，譬也，作“比方”之解。本体为诗，喻体为禅，本体与喻体并不能全然比附，而只是在某个方面的“浑似”、“类合”。吴可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19]，明末陈宏绪《与雪崖》亦云： “诗与禅相类，而亦有合有离” [20]。综合定义，即是借用禅学术语来作譬喻，用禅学系统的概念来类比诗学系统的概念，进而由一个禅的体验走向诗歌创作的体验，从而阐释出丰富的诗学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来有以喻论诗的传统，钟嵘《诗品》贯穿着以“比”论诗的方法，钟嵘《诗品》卷上评谢灵运：“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20]；司空图《与极浦书》：“戴容州云：‘诗家之景色，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是项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到，不可废也” [21]。

显然，宋人以禅喻诗是继承了历来以喻论诗的传统。而不同在于，古人偏好于通过具体意象，以传达其诗学主张，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事。……此以容比物者也” [22]。具象化的比喻，通过形象的比喻，能描述出诗歌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而以禅喻诗，乃是以禅的体验来解说诗的体验，从抽象的“禅意”走向难言言传的“诗意”，都乃“空无所有”。

从上文观之，以禅喻诗，是就禅与诗相类之点而比拟的。以禅喻诗乃是宋人别致的诗学阐释方式。诚如现代学者周汝昌所言“借禅讲诗，以禅喻诗，只是一种方便法门，而不是认诗即禅。讲中国文学艺术而涉及禅学的问题，与、与唯心主义等等哲学问题毫不相干，而只是一种东方文化中所独具的‘传达’、‘领会’的奇特方式。这方式，无以名之，―也许可以杜撰一个‘超高级传达交流方式’。诗人(韵文作家)由乐感受，要想将它传达于他人(读者)，非常困难，用一般方法，必非诗人原意。于是而有见于禅家的传达方式，用最直截了当的办法达到领会的效果。诗禅的关系，主要在此。把握真、最亲切的直接感受(心得领会)，语言无法传达。诗人也将所感受事物之真，设法传达于人，在传达真谛上共同之处，诗理、禅理相通。这是诗与禅能够结合讲论的主要原因” [23]。比喻这种修辞格要求本体与喻体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完全相同。严羽也只是从“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道出禅与诗的相似之处。因此，以禅喻诗只是一种阐释诗学的方式而被广泛采用。这种比喻方式不可避免地有些局限性。在概念体系的构建上，缺乏对概念定义的精确描述，这也是“以禅喻诗”诗论所存在的缺陷。以致后之评论家过多的比附本体和喻体，容易导致诗学阐释上的牵强附会。应秉承郭绍虞先生之见去为“以禅喻诗”正义：“沧浪说，‘论诗如论禅’用一‘如’字可见只是用作比喻，并不重在禅义与诗教之同异” 。[24]

四、小结

自严羽“以禅喻诗”以来，褒贬不一，聚讼不已。反对派如刘克庄论“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 [25]，乃误解了“以禅喻诗”中的阐释方式，“譬喻”不等于“是”，此为第一认识误区；其次，如李维桢、陈继儒、冯班、钱谦益等人诸如“临济、曹洞有何高下”之疑问、认为严羽“参学之功少也”之论，乃忽视了严羽与宗杲禅学的因缘关系，此为误区二；清钱振论“纯是傍人篱壁，拾人涕唾”[26]，如此之论，大概是未能参透严羽“以禅喻诗”之本义，未发现其于诗禅相通之义上的理论创建，尚且估之为误解之三。可见，前人对严羽的“以禅喻诗”的误解，都是在宋代与禅学、严羽与禅学、诗学与禅学之关系的把握上。不过，“以禅喻诗”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和表达上的含糊化也将是其歧见迭出的另一可探原因，“因为作为宗教的禅与作为艺术的诗，中间终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论比喻起来多么‘亲切’，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 [27]。但就严羽的客观条件来说，在把握好了这些命题中的相关关系后，不难发现其确实在以禅喻诗上作出了总结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05：251.文中所引沧浪诗话语都出自此书，故不再重复作注。

[2]（清）冯班著,何焯评.冯氏纠谬[A],钝吟杂录(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 郭绍虞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349.

[4]（宋）苏轼.夜值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A].苏轼诗集(卷十七)[M].（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2:1616.

[5] 萧丽华.东坡诗论中的禅喻[J].佛学研究中心学报.06:267.

[6]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7―258.

[7] 罗宗强著. 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序》[A].晚学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07：391.

[8] 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宗乘（卷七）[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9]（宋）蔡.蔡百纳诗评[A].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M].（宋）胡仔纂集 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0] (明)陈继儒撰. 偃曝谈馀(卷下)[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1] （清）钱谦益.唐诗英华序[A].牧斋有学集(卷上)[M].（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09：708

[12] (宋)宗杲撰.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二）[A]，大藏经（第四十七册）[M].（晋）鸠摩罗什等译著；李亦安整理.辽宁：万卷出版公司, 2009.09：862.

[13] (宋)宗法、宗荣、法澄、宗信等编.天童觉和尚小参语录序[A].天童正觉禅师广录（卷五）.大藏经（第四十七册）[M].（晋）鸠摩罗什等译著,李亦安整理. 辽宁：万卷出版公司, 2009.09：57.

[14]（宋）宗杲.答陈少卿[A] 大藏经（第四十七册）[M].同上注，页923.

[15]（宋）宗杲.答张舍人状元安国[A]. 大慧普觉禅师书（卷三十）[M]. 禅宗语录辑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447.

[16]（宋）宗杲.示无相居上[A]. 大藏经（第四十七册）[M].同28条注，页895.

[17] 杜松柏著. 禅学与唐宋诗学[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8：425.

[18]（宋）吴可.学诗[A].诗人玉屑（卷一）[M].魏庆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明）陈宏绪.与雪崖[A]，尺牍新钞二集.藏奔集(卷十二).周亮工编.贝叶山房,中华民国廿五年五月.

[20]（南朝梁）钟嵘撰. 诗品[M].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21] (唐)司空图.与极浦书[A].司空图表圣文集（卷三）[M]. 丛书集成续编本.新文丰出版公司.第268页.

[22] （南朝）刘勰著.陆侃如，牟世宗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 2009：475

[23] 周汝昌.诗词曲赋名作大鉴赏（诗歌类）?序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24] 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9.

篇7

企业从更具有献身精神的雇员所带来的绩效改善中获利，雇员则从工作内容更为丰富、更具有挑战性、更适合自己的职业中获得收益。那么，企业该如何发展员工的智力呢？

企业和员工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利：

一，提升员工的内在素质

1．确定员工的职业性向及基本技能，帮助员工认清职业发展方向

职业咨询专家约翰·霍兰德认为，人格（包括价值观、动机和需要等）是决定一个人选择何种职业的一个重要因素。霍兰德基于自己对职业性向测试的研究，提出了决定个人选择何种职业的六种基本的人格类型或性向，如实际性向、调研性向、社会性向、常规性向、企业性向、艺术性向等。比如，一个有着较强社会性向的人可能会被吸引去从事包含着大量人际交往内容的职业，而不是去从事那种包含着大量智力活动或体力活动的职业.然而，成功地完成一项工作不仅需要兴趣与动力，还需要一定的能力。比如，假设一个人具有调研性向，那么他（她）就一定能胜任天文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吗？出于进行职业规划的目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应有一套完整的测验工具来对一个人的资质进行衡量。所测验的内容包括员工的智力、基本技能、与特定职业岗位相匹配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等。

2.提供阶段性的培训进修、工作轮换，为员工设计良性发展的职业通路

员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合理的职业管理。企业首先要为员工创造一个能够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同时善于引导，让员工在企业中能够找到一条发展道路，把全部身心融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奉献全部智慧。员工谋求职业发展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以企业为主导的培训应成为辅助员工职业发展的有力工具。重视通过有效培训提升员工的职业安全感和工作能力，变利用员工能力为开发员工潜能，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如西门子公司实施的“员工综合发展”计划，以员工业绩和所具潜力为基础，系统地使用技术和管理培训、工作轮换、国际化派遣、职务提升等具体发展手段，每年为员工制定短期和长期的职业发展计划，使员工跟上时代与公司发展的需求，潜能得到更大发挥。同时做好与员工的双向沟通，及时发现员工的新思路、新想法，了解其对企业管理的反应和要求，传达对员工的新希望，增加其对企业管理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对于员工来说，与管理者的交流也可以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认清自身的长处与不足

3．进行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工作绩效评价，帮助员工自我实现

对于员工而言，很少有哪种需求能够比实现自己的梦想、充分发挥才能，取得与他们的能力相称的成就这种需求更为强烈。那些未能满足员工这方面需要的企业，往往会失去它们最优秀的员工，或者导致员工越来越愤慨，越来越不满，献身精神越来越差。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人的最终需要就是“越来越接近希望的那种样子，越来越变成自己能够成为的那种人。”赢得员工献身精神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帮助他们完成自我实现——使他们都充分发挥自己的

那么，如何才能使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主管人员如何掌握员工的工作情况及员工的真正需要呢？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工作绩效评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从长期来看，上级了解自己所属员工的工作绩效评价的有效信息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上级不仅仅评价员工过去的绩效。相反，主管人员和被评价者将负责把后者过去的工作绩效、职业偏好与他们的发展需要以一种正式职业规划的形式联系起来。

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企业没有认识到满足员工需要，帮助员工自我实现的重要性。正如一个健康的人必然要逐渐成熟并变成一个大人一样，员工也同样要逐渐地向一种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独立、兴趣越来越强烈的境界演化。随着一个人从具有孩子特征的服从角色逐渐演变成为具有成熟的成人特点的平等角色，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也会越来越有所意识，同时对自己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那种提供短期的工作，实行独断的监督，只给予员工相对较少的发展机会的作法，实际上是通过迫使雇员成为一个具有依赖性的、消极的、服从的角色来阻碍雇员完成上述成熟过程。

成功的企业，如IBM公司所实行的管理实践是以确保所有雇员都有机会完成自我实现为出发点的。它们帮助了所有雇员有机会对他们自己的职业能力、兴趣以及职业偏好形成一个比较现实的整体印象。它们还确保所有的雇员都能够使自己在企业中获得平等的提升机会。这些使得雇员在今后更容易作出职业选择以及进行工作变动决策，同时有利于他们开阔自己的眼界并向自己提出更大的挑战,潜能并获得成功。

二，企业员工有效学习和追求成功也是一样，离不开良好的非智力因素。

那么，我们注重培养哪些非智力因素呢？

首先，要激发积极的学习动机，比如：培养学习的兴趣、自我肯定、主动学习、积极进取、保持开放的心态以及找到学习愉悦感等。

1、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爱因斯坦

兴趣是活动的内在动力，是形成能力和专长的条件。兴趣会使学习变得更加持久和专注。学习的确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但兴趣能使艰苦的劳动变成愉快的经历，从而使人更愿意从事所感兴趣的活动。设想，夏天我们是怕在太阳底下走路的，然而爱好足球的人却乐于在太阳下奔跑追逐；冬天我们连手指头也怕伸进冷水里，但爱好冬泳的人却喜欢整个身体泡在冰水中劈波斩浪。同样，学习兴趣能使我们在学习时不觉苦，不觉累，学习更持久。而且，爱学乐学能够提高大脑兴奋性，从而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学习兴趣促进了学习成功，学习上的成功又会提高学习兴趣，这是良性循环，反之，对学习厌腻的学习必然失败，学习失败又加重学习上的厌腻感，则会形成恶性循环。

2、自信、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认

自信就是自己相信和信任自己，不是自卑也不是自傲。自信心的建立对于学习有很大的影响。我在很多的“学习会”中，发现缺乏自信的学员，不爱发言，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主动去与其沟通，接收到的只是羞得通红的脸和支支唔唔的话语。同样是在一个“学习会”里，因为互动性不够，缺乏自信的学员的学习效果就打了折扣。相反，那些敢于发言、勇于互动的学员，甚至要和老师吵起来的人，可能收获却很大。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认同样重要。自我肯定就是不需要他人不断地肯定和认同，就能自我欣赏。一个自我肯定的人，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更能肯定自己的长处，在情绪上自主，并对自己有信心。自我确认就是受到外界负面信息的影响，自己并不灰心丧气，不停地或经常给自己打气和鼓励，向自己输入积极的信号，比如告诉自己：我一定行！我有个同事Y，就是个很会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认的人。Y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培训师。他每天下了班，就拉一个人到楼顶听他演讲。后来，没人去了，就自己对着墙讲。他说：“我相信自己，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很棒的讲师！我不会放弃，即使全世界的人让我放弃。”最近，他还报了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经常兴奋地向别人分享他的学习心得。不要对自己说你做不到。若你将心思意念都贯注在想做的事情上,意志力便足可匹敌.鼓励自己是成功的重要元素,对自己说:"我做得到,我做得到……"久而久之,你会确信自己有能力做到.要努力发掘自己的潜能,一旦发现自己的长处,便能加以发挥。

3、积极进取，主动学习

谁也不愿意虚度一生，谁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富有意义。进取之心，人皆有之。可在挫折和失败面前，一些人失去了斗志，于是，学习动机不再是出自内心的了，好不容易离开了学校，现在是上班拿薪水，还要学什么，甚至参加企业内训也只是为了应付而被动地进行学习。

4、保持开放的心态

学习就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与成长的过程。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见到和听到了所有的事情，那时一个危险的征兆。只有那些已经逝去的人，才真正地听到和见到了所有的事情。对于活着的人，学是充满永无止境的未知事物。只要你保持开放的心态，你永远有机会发现新事物但不管总样，你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去寻找美好的事物，你将会在心理上、精神上和专业技术上保持健康、新鲜和充满活力。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你将更有能力去伪存真，寻找更好的、真正优化的学习方法，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5、找到学习愉悦感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殊的反应形式，是人对客观事物态度的反映。情绪能使人的行为积极，也能使人的行为消极。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对待学习的感情，就是找到学习的乐趣、学习的愉悦感和成就感。积极的情绪，使人心境好，活跃、思维敏捷、想象丰富，能够提高人学习和工作的效率。美好的心境又是灵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新奇感和愉悦感都与积极的心境分不开。员工学习要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把日常所学的应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去，去创造你想要的成果，你就会拥有新奇感、愉悦感和成就感。其次，要锻炼自己的意志，注重品质修养，比如善于觉察和自我调适，增强自觉性、自制力和能够进行自我约束，增强抗压力、忍受力、忍耐性和挫折承受力，增强坚毅性、恒心和毅力，勤奋和惜时等。

l自我觉察

自我觉察包涵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外界，一方面指向自己。具有自我觉察品质的人，从指向外界方面说，他们能觉察到周围事物的细微变化，能觉察到大量对他们有益的事物，能获得别人的信任与支持；从指向内在方面来说，他们能觉察到由于遗传和环境给自己造成的缺陷，能挖掘出自己生活能力的潜力，而且对要达到的目的应付出多少时间和努力都有一个客观的估价。

自我觉察的品质不仅是客观的、诚实的，而且是没有偏见的。它不仅使人能觉察到“自我”，也能充分觉到“他人”。它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接受事物的能力。它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人，与他人体会到同一种感觉，用他人的方法去认真思考，并能接受他人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外界生活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内心生活也有高度的自省能力。他们了解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解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潜在能力和将来要去承担的角色及要达到的目标，能明确地“自我定位”。自我觉察的学习品质是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感情方面的表现是爱、愉快、同情，以及有益身体健康的兴奋，它可以使我们把敌意、愤怒、沮丧、孤独和忧虑的流露缩小到最低限度。它能使我们学会在每天的生活中去缓和压力和矛盾。

l自我调适

自我调适亦称自我调整、自我调节、自我协调，具体是指员工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情况与学习的目标进行对照，找出差距，分析原因，及时地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和言行的一种意志品质。

人生的路上，当你走到前头无路，即将碰壁的时候，需要转弯；观念一转，可能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吃东西的时候，太咸太淡、太酸太辣，假如你懂得用一些配料加以调和，可能就会适合你的口味。学习不是一条路走到底，要懂得转弯和调整。而且，学来的东西终究是死的，只有灵活去运用，才能产生价值。任何事情，只要懂得转弯，自我调适，没有不能改变的。天气冷了，多加一件衣裳，就是自我调适气候的温度；肚子饿了，口渴了，需要饭菜饮食来调适身体的需要。能够自我调适的人，无论生活、感情、经济、处世，都能有另外一番的境界。

l增强自觉性、自制力和进行自我约束

自我约束指企业员工根据工作要求，制定学习计划，发现自身的性格弱点，对由此引起的不良的情绪和消极行为有意识地进行约束的一种意志品质。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伟大成就的人中，成功地实现自我约束的人不乏其例，最典型的代表是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爱因斯坦自小就有令人担忧的个性缺点：遇事冲动，爱大发脾。他6岁时，曾因对钢琴教师课程安排反感，大发雷霆，拿起小椅向教师砸去；在上大学期间，他常我行我素，只学习自己感兴趣东西，甚至连自己曾最热爱的数学也抛在了一边。但他在伯尔尼利局和苏黎世大学期间的工作经历，使他痛感自己过去只注重理论物理研究，忽视数学，严重影响了理论物理向纵深领域的发；于是，他克服自己在个性上的缺点，自觉地加紧了数学知识的习，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努力的探求，终于在1915年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创建工作。

自制力也称为自持力、自律力。实际上是我们企业员工在意识的调控下，有目的地去克服困难和排除在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干扰或诱惑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驾驭自己的行为的意志品质。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一定要有很强的自制力。就像司机手握方向盘，不管公路两旁有多么令你留连忘返的美景，你不能停下车来；不管道路是多么坎坷不平，你也要毫不犹豫地冲过去，紧握方向盘，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既定的目标

l增强抗压力、忍受力、忍耐性和挫折承受力

忍耐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承受得起、经受得住。在这里，具体是指企业员工对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都能正确对待，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自觉地承受的一种意志品质。忍耐性对企业员工学习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正如乔费所说：理智人忍耐，热情人生活。我们只有具备忍耐的意志品质，才能在逆境中镇定自若，百折不挠地与困难、痛苦作斗争，为事业而终身努力。忍耐性本身就孕育着成功。中国古代的惊世之作《国榷》，就是明末史学家谈遇毕生含辛茹苦，历经7个春秋，6次改稿，于56岁完成的。但天有不测风云，书稿意外失窃。面对这个沉重的打击，谈遇并没有气馁，他强忍悲痛，克服各种困难，又熬了10个年头，终使《国榷》重新问世。谈遇惊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法国著名的作家莫泊桑，从20岁就开始写作，直到30多岁才发表了短篇小说《羊脂球》，而那时他的习作草稿在书房里已堆积得与书桌一样高了。这一小说震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文坛。莫泊桑成功的秘诀，主要来源于法国大文学家福楼拜的教诲："天才，无非是长久的忍耐。努力吧!"

l坚毅性、恒心和毅力

坚毅性亦称坚强性、顽强性，是指企业员工在工作和学习目标正确确定的前提下，长时间内坚持不懈地为工作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学习和拼搏的一种意志品质。具有顽强意志品质的人，他们头脑清楚，遇事冷静，具有坚强的决心、坚韧的毅力、勇敢并富有献身精神，决不会在困难、挫折面前动摇或退却。例如，在政治舞台上搏击的政治家，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顽强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直到胜利"。这样，总有一天会做出成就的。面对残酷的战争，胜利的希望首先就决定于指挥战争的将军是否具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正如拿破仑所说：“一个将军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刚毅，必须用最大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去追求一个巨大、具有决定意义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略取得最后胜利。

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意志力的较量。牢记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l勤奋和惜时

性格是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它贯穿在人的全部社会行为之中，调节着人的行为方式。良好的性格是事业成功、家庭生活幸福的重要心理保障。勤奋是人非常重要的性格特征。勤奋使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与操作能力得到经常的锻炼和运用，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俗话说：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科学家居里，大发明家爱迪生，从小被人斥之为笨蛋，没出息的人，然而偏偏是他们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智力低下的卡尔?威特，在非智力因素的促进下，一跃而为神童，16岁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就人类历史来看，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伟人、名人并不一定IQ很高，但他们却肯定是非智力因素很好。单是从勤奋、惜时方面看，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我国古代文学家司马光以一个圆木头做了一个枕头，用来提醒自己，按时起来继续写作，还给它取名“警枕”。俄国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为使自己不能睡得太久，常用块大劈柴作枕头。发明大王爱迪生工作起来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实在困乏了，就把桌子上的书籍垒起来当枕头。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有时每天只有三四小时睡眠时间。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总之，非智力因素能促进智力因素的发展，提高人的工作和学习效率，陶冶人的高尚生活情趣，对造就人才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有其重要的实际意义。所以，在提倡素质教育、创建学习型企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今天，我们不能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要把培养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学校读书时，曾被认为是智力出众的学生，毕业后却没有什么作为。这一事实证明，智力高的未必一定能事业成功，隐藏在事实后面的一条真理是：人的成功除了一定的智力因素和社会条件外，还取决于一些非智力因素。有人调查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发现他们除了都有过人的智慧之外，还都具备非常优良的品格。他们都热爱自己的事业，有镇而不舍的精神，有坚强的意志，有善良的心态，有很强的幽默感。所以，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一定要注重非智力因素。企业培训的目的为了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工作能力，最终促进企业的发展。由于企业员工都已是成人，所以在培训中应注重培养成人学习的非智力因素，采用有针对性的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