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监管要求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私募基金监管要求，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5－0091－06

自2007年6月18日美国奥巴马政府公布金融改革方案以来，在美国政府、参众两院等多方博弈下，终于在2010年7月15日获得了美国国会通过。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这份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即《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号称自“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反映了美国从政府到国会、从法律界到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法案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两大核心，从消费者金融保护、监管协调机制、结束金融机构“大而不到”现象、高管高薪及企业治理、投资者保护、加强金融衍生品、加强私募基金监管等七个主要方面推进金融改革。该法案的最终出台，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参众两院对金融体制改革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美国80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包括了《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简称《注册法》），《注册法》实际是对《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修订。该法的出台强化了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包括取消了此前有关投资顾问豁免注册的规定、扩展了基金管理人的报告义务、加强基金托管等。《注册法》完善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框架，《注册法》还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生效起一年内就有关具体问题出台细则，如私募基金信息报告的范围、风险投资豁免注册以及私募基金托管。笔者通过跟踪研究SEC颁布的法规发现，至本文写作之日，SEC已经根据《注册法》的要求制定了若干法规。这些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注册法》所构建的私募基金监管框架已经成型。此次法案为何一改往日对私募基金放松监管的态度，加强了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注册法》颁布后，私募基金面临怎样的监管架构？以上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不无裨益。

一、《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出台前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

（一）私募基金的政府监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并未出台专门的私募基金管理办法。美国政府在修改《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基础上，通过了全国性的《1966年证券市场促进法》，这些法律构成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证券做了相当宽泛的定义。①这体现了当时美国国会立法的意图，即“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这个商业社会中通常所谓的‘证券’，都应被包括到这一定义之中。[1]”私募基金份额归类于证券，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法院作为实施证券法律的机构当然成为了私募基金的监管机构。其主要特征是注册豁免、鼓励发展和放松监管。整体而言，美国《1933年证券法》禁止一切未经SEC注册的证券的要约和销售，除非其属于该法列示的豁免证券或豁免交易。如果采用私募方式募集资金，则可以豁免按SEC要求的内容和格式办理注册，但并不豁免联邦证券法其他内容，如联邦证券法上关于反欺诈、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私募基金仍然使用。美国《证券法》第17条确立了反欺诈的一般原则，禁止在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中的欺诈行为、重大虚假陈述和隐瞒，并对其中的犯罪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1)如果私募基金以私募形式募集资金，则可以豁免SEC要求的内容和格式办理注册，但其它内容不能豁免，注册豁免使得私募基金避开了金融监管，投资自由度很大。(2)对私募基金投资者的要求非常严格，主要表现在对投资人数限制在100人以内和只能向“有资格的买主”募集才能获得豁免。(3)对私募基金行为的规制方面，禁止公开宣传发行等。以上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是减少政府干预，这为私募股权基金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空间。

篇2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

（一）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属于法律约束下的自律监管体制，是一种介于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之间的模式。美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开始于1929年经济危机，既强调立法监管又强调自律管理。在这种体制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成为主要的监管机构，并下设专门的投资监管部门对基金设立行为进行监管。同时，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是最主要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它通过对成员资质和行为的监督与管理，实现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各个环节的自律监管。

美国现存的法律并没有出台专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范，在通过了全国范围的《1996年证券市场促进法》的基础上，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形成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不过美国政府的干预很少，力图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创造自由的空间，如为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自由和收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载体、产品、管理人方面可享受三重豁免，推崇依靠市场的自身力量发挥监管作用。

虽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几乎可以豁免注册和信息披露，但自从金融危机后，美国也在不断改变监管侧重点，倾向于保护投资人利益，以基金管理人为重点监管对象。尤其在2010年《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案》出台后，全美从事证券事务的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促进法》《投资顾问法》的要求在SEC注册并报告其管理基金的有关情况（包括资产额、杠杆水平、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交易头寸、交易策略等）；建立了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同时向监管部门和投资人进行信息披露；证监会有权与美联储拟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分享这些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判断私募基金的投资活动是否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而必须加以监控；约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经理的收入，并对其附带权益征收较高的资本利得税等。

笔者认为，美国这种法律约束下的自律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同的监管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微妙关系使得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滥用权力或放松监管。这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并重的体制设计是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这也是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能够健康、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英国作为现资基金的发源地，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形成了在严格自律基础上的有效监管模式。这种以自律监管为主，法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强调建立和完善自律性质的民间行业协会，并由协会制定规章制度和对基金投资活动进行控制、约束和管理。

在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是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BVCA）和金融服务局（FSA）。相比之下，英国更注重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BVCA）的监管作用。该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其宗旨就是作为权威代表之一，为行业呼喊、谈判，增强社会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认识与理解，促进投资行为清晰透明，向投资者、政府、欧盟、国际媒体、贸易联盟和普通民众推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于成员，BVCA根据会员性质及其需求的不同，将成员分为五类，通过分门别类，对不同的协会成员采取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措施，真正实现协会自律监管的公平公正。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管机构是金融服务局（FSA），它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实行市场准入监管，在英国成立或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通常需要经金融服务局批准，这样有效降低了市场风险，有利于促进市场规范运行。英国的主管机构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市场行为并不过多进行限制和干涉，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行为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同时强调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笔者认为，与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相比，英国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更加灵活，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自决权，有利于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较之于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具有以下的优势：首先，自律监管范围宽于政府监管，体现在可以对本质上没有违法但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监管，具有更高的道德含义。其次，灵活性高，协会行业组织在制定并执行规章制度方面都比政府部门要迅速。再次，自律监管贴近基金市场，能更敏感地察觉基金市场的变化，洞悉基金市场的问题根源和运行规则，保护会员利益，促进市场有效运转。最后，自律监管的成本低，资金主要来源于市场交易活动本身而非政府拨款。

（三）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体现在政府对基金监管权控制的严格性上。具体来说，在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权由金融厅集中行使，对投资资金的投资范围有严格规定。

金融厅是日本证券市场的行政主管机关，拥有对证券市场监督权和统一管理权，金融厅下设监督局具体负责监管工作。《证券投资信托法》第6条规定“任何公司想成为基金管理公司都必须获得主管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包括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审批核准在内的所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活动都要处于金融厅的管理范围之内。日本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行和发展都在政府的直接引导和宏观调节下，同时其取得的成绩与政府的严格监管与培育支持密不可分。

（四）国际经验的借鉴及启示

由于美、英、日三国历史背景、政治体制、市场成熟程度、法律体系等因素的不同，在选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方面也不尽相同，但这三国的监管模式对构建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美国监管模式的最大成功在于有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因此，我国目前也应当加速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PE监管法律体系。通过英国的监管模式启发我们应重视自律监管体系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中的角色；日本的监管模式启示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不如美国，所以完全依靠法律监管很难达到最好的效果。另外，成熟度也远不及英国，因此过多地采取自律监管模式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发展所处的初级阶段不相适应。我国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如果采用日本的政府监管模式也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结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现状，做到发展与防范并重，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才是可行之道。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现状与问题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以风险创投的形式在中国逐渐展开，在21世纪初出现了称之为PE或重组并购基金的形式。经过近20年的自由发展，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就开始了行业自律监管的破冰之旅，近几年我国在政策法规上修订了《公司法》《证券法》和《合伙企业法》，出台了《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些都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稳步发展的必要支撑。但是，这些公布出台的行业规范与法规可操作性较差，工商、税务、金融等方面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极大影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仍然处于无序的状态中，缺乏一个具体统一的制度支持，缺少良性的自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除此之外，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还面临的问题包括监管思路混乱，监管不力；投资者退出机制不健全；二级市场不健全，资本流动不畅。政府监管方面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尴尬；数量急剧膨胀，配套管理缺失；缺乏相应的信用管理机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身发展缺乏高素质PE专业人员；缺乏完善的基金管理机构；外资PE占据主导，本土PE竞争力不足；缺少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等等。

2016年1月9日，北京市全面暂停含私募在内的投资类企业注册。此后，河南省暂停私募基金注册；山东、上海、杭州辖区内的个别工商局已暂停注册，上海自贸区也已暂停注册；成都除个别区可以注册外，多数区需要报备后才能注册；宁波梅山港目前还能注册，但需经招商局副局以上领导签字同意……据一些私募机构反映，目前基金业协会管理人登记、基金备案的速度放缓，审查标准与以前相比严格很多。至此，私募机构快速增长进入“冷静期”，各管理机构“放缓”速度，调研问题，研究规范，私募机构也在利用“冷静期”自我检查、自我规范。

2015年12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明确，要“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坚决依法依规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15年12月25日，证监会明确暂停私募机构新三板挂牌和再融资，并对前期融资的使用情况开展调研。此后，证监会继续对已挂牌私募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开展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工作。2016年1月15日，证监会《2015年私募基金检查执法情况通报》，披露了检查发现的五类问题，分别是登记备案信息失真，资金募集行为违规，投资运作行为违规，公司管理失范和涉嫌违法犯罪；公布了对30家机构、8个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情况，以及对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立案稽查、21家私募管理人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或地方政府的情况。同时，证监会明确表态，将持续加强私募基金行业日常监管和检查执法工作，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此外，2015年岁末，基金业协会接连公布了多项自律规则、业务规范、指引等文件，旨在引导或强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范运营。至此，监管层强化私募事中事后监管，加强私募规范运行要求的态势已经非常明确、清晰，规范运营将成为未来中国私募机构长久发展的王道，也是应当首要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完善

加强监管、强化规范，会使“自由”惯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感到不适，会使心怀鬼胎的私募机构胆战心惊，但规范可以促进优者更优、劣者淘汰、违法者被拒之门外，从行业的长期发展来看，必然是好事。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完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建议：

（一）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原则

第一，保护投资人利益原则。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发生基金管理人损害投资人利益的问题，可以通过规定投资人资格，或制定相应事后保障制度，如信息披露制度等，以达到保护投资人利益的目的。第二，适度监管原则。监管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以效率优先，可以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对市场加以抑制，或利用市场以及基金内部控制机制加以协调，而不能过度监管，妨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第三，借鉴国外经验，符合中国实际原则。第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治、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的协同原则。

（二）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模式既可以是“一元监管模式”，也可以是“多元监管模式”。前者是指由一个监管主体对基金主体和私募发行行为进行监管的方式，后者是则是指由不同监管主体分别进行监管。笔者认为，“多元监管模式”更符合我国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结构，先选择一个最适当的主要监管机构，明确其具体的监管程序与职责，由各主管业务部门在职能范围内予以相应的协调配合，确保监管体系的一致性，从而依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管。

（三）继续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及协作机制

监管部门必须明确发展思路，以长远发展角度来制定相关政策，同时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推出各种优惠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政策环境。按照同行业监管标准统一的功能监管要求，对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期货公司开展的私募投资业务建立操作性强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尽快颁布与《私募办法》相对应的监管细则；尽快出台《私募投资基金暂行条例》，提升私募市场监管法规的权威性。

（四）加快培养和引进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促进私募投资基金人才培养对于行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建议政府侧重于完善人才引进的政策与引导，制定鼓励人才流动的相关政策，吸引境内外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才。建议行业协会组织着眼于加强与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协会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外资基金的内部管理方式和投资经验，以期提高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运作水平。同时，建议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业人员数据库，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提倡自律诚信和依法运营，提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素养和职业道德，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耿佳、焦祺森单位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贺迪单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结算单证处理中心）

[作者简介：耿佳（1983―），女，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焦祺森（1981―），男，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

参考文献

[1] [DB/OL]BVCA our mission， http：//bvca.co.uk/about-BVCA/features/ourmission.

[2] 庞跃华，曾令华.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05）：48-51.

[3] 谭建生.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对策[J].开放导报，2011（06）：39-43.

篇3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对应国外的“对冲基金”，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实施一是为保护投资者，二是为维持证券市场安全稳定。分析全球成熟金融市场对冲基金监管理念和监管实践，可以发现，对冲基金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管制度和监管内容两方面。秉承效率优先理念，监管制度设计注重自律监管；秉承安全优先理念，则监管制度设计体现强制监管原则。以美国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监管立法，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且主要由证券立法中的大量豁免规定组成，重点就投资者资格认定、注册要求和信息披露、募集方式限制等几方面内容进行监管。

自律监管

美国以例外条款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实现监管目标。美国给予了对冲基金宽松的监管环境，是基于对冲基金投资者是“合格投资者”的豁免条件，法律认定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风险识别能力，能够自我保护。美国法律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基本上止于“合格投资者”的要求，不要求对冲基金进行强制注册和信息披露，以此提高对冲基金的筹资效率，有利于对冲基金的资产组合和对冲风险。

美国对冲基金的监管理念是效率优先，其证券行业的立法思路是：先认定所有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都需进行监管，再以例外规定排除特例和特殊行业。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也体现了上述立法思想。在法律监管制度设计上，特别规定了豁免条款或特例，即满足相应法定条件的集合投资工具可“游离”于法律监管框架之外。既不用到监管当局注册登记，更无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投资策略和运作方式也由管理人和投资者双方商定。

英国的监管制度设计体现自律监管原则。英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是减少干预。英国的“私募基金”主要指“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即指不向英国普通公众发行的、除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之外的其他所有集合投资计划，也指不受《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中238（1）条款约束的投资计划，以单位信托或私人信托的形式存在。以民事信托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私募基金，使英国延续了自律监管体制的传统，对对冲基金的监管理念始终坚持间接监管策略，通过对对冲基金管理人的特定和专题检查进行间接监管，监管特色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者的透明度和市场运作控制两方面。

香港以独立的《对冲基金指引》法规，通过对基金管理人许可、中间过程监管以及零售产品审批，实现间接监管目标。香港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与英美两国相似，更多体现出效率原则。2002年6月，香港证监会出台《对冲基金指引》，允许对冲基金在港公募，随后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对冲基金汇报规定指引》，指导对冲基金进行信息披露。在对冲基金监管方面，香港证监会的思路是采取基金管理人许可、中间过程监管以及零售产品审批等三大措施。

政府监管

日本立法制度体现对私募基金严格监管的主张。日本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以防范风险为先。日本早期的《证券投资信托法》第3条明确规定：“除证券投资基金外，任何人均不能签订以将信托财产主要投资于有价证券运用为目的的信托契约，但不以分割收益权、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目的之行为，不在此限。”由此可见，日本当时明确禁止投资于证券的私募基金。1998年，日本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新《证券交易法》没有直接对“私募基金”下定义，而是在第2条中规定“募集”、“发售”以外的豁免公开义务的情形为私募。

尽管没有明确的直接法律规定，但从监管理念和监管实践上看，日本更倾向于对私募基金进行严格监管，选择间接监管模式。从日本的监管目标来看，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市场完整性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日本对公募基金的设计了严格监管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又非常宽松，体现了保护市场完整性的目的。在具体监管实践中，日本采取了间接监管的手段，如日本监管机构在对对冲基金的多次市场调查中，都是对对冲基金交易对手的调查，而没有要求对冲基金管理者进行登记注册或提供数据。

境外监管内容

美国：豁免条款限制

美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内容主要通过一系列豁免条款实现。美国的证券监管以保证市场效率为优先原则，从私募基金监管的角度主要是关注投资者保护。这样的监管理念决定美国私募基金监管内容方面的设计：一是监管豁免，二是投资者保护，三是间接监管，主要是对对冲基金投资顾问监管。

美国没有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法，证券行业主要受《证券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和《证券交易法》四部核心法律监管。从监管内容来看，一方面，私募基金一般适用美国证券监管法中的豁免内容。美国针对证券行业监管的法律文本中一般都有豁免规定，对冲基金为规避监管往往从基金成立之初就依据豁免条款设计运作，享受监管豁免；另一方面，私募基金适用美国相关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顾问的监管内容。

美国证券监管法律主要从注册、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数量方面规定了豁免条款，因为大多数私募基金都按这些豁免条款设计。因此，上述三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内容，此外，《投资顾问法》还规定了对私募基金投资顾问的监管条款。

注册监管豁免。《证券法》、《投资顾问法》都规定了注册豁免的条款，私募基金规避注册需满足这些条款。美国《证券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证券交易提供完整、公允的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此，《证券法》的第5部分规定公开发行证券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但第4部分对任何“发行人不涉及公开发行的交易”给予免于注册和交付招股说明书的豁免，这种豁免通常被称为“私募发行豁免”或“注册豁免”。

投资者数量监管豁免。投资者数量监管豁免主要体现在《投资公司法》中。私募基金一般会以满足上述法律关于投资者人数、设立方式等方面的豁免条款，以规避《投资公司法》监管。《投资公司法》规定满足下述两个条件之一，即可享受监管豁免：其一，受益权人不超过100人，且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受益权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投资实体”。当投资实体持有基金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10%时，投资实体作为一个受益权人；持有基金公司股票超过10%时，该投资实体中的每个投资者都单独作为一个受益权人。其二，只向“合格投资者”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私募基金，且无数量限制。合格投资者可以是资产达到一定数额的自然人，也可以是资产达到一定数额的家族公司，或资产达到一定数额的投资实体。

投资顾问监管。美国的监管法中通过设计对对冲基金投资顾问监管的内容，间接监管对冲基金。美国投资基金管理人一般为投资顾问，《投资顾问法》规定了投资顾问的相关活动，对投资顾问的登记、内部机构设置和收益等相关活动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作出了规定。私募基金的投资顾问通常可利用《投资顾问法》规定的“私人顾问”豁免条款来避免SEC的监管，免除注册登记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法律义务。为满足“私人顾问”条款要求，私募基金的投资顾问需同时满足下列要求：第一，在过去的12个月中必须少于15个客户；第二，不能对外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投资顾问；第三，不能担任《投资公司法》下注册的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此外，《投资顾问法》禁止注册的投资顾问向客户收取业绩报酬，除非其管理的对冲基金符合《投资顾问法》相关规定，后者要求对冲基金的投资者是“合格的客户”。对冲基金的投资顾问可以利用“私人顾问”条款豁免，或管理不超过2500万美元的资产，从而避免上述对收取业绩报酬的限制。

总之，由于美国私募基金倾向规避监管，依据例外和豁免条件设计架构的运行方式，造成美国证券监管法律中的各种豁免条件及例外情况，事实上成为私募基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基础。相关豁免和例外条款构成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法律内容。

然而，从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对对冲基金监管内容设计仍存在不完备之处。监管者为保证市场效率和节约监管资源，主张对对冲基金交易对手监管的间接监管理念，以及仅对弱小投资者保护，而对有识别能力的投资者要求其自我保护的主张，与对冲基金发展的新趋势不相吻合。对冲基金规模的迅速膨胀、离岸化趋势，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涌现，金融创新的发展，都使对冲基金投资者依靠自我识别而自我保护变得越发困难。这意味着，私募基金的立法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相应的监管内容、监管模式也应该调整。否则，对私募基金监管的缺失将不利于系统风险防范和投资者利益保护

英国：以自律监管为主的内容组合

1986年以前，英国在证券监管理念上主张自律监管，政府注重必要的立法，监管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部门没有专设证券监管机构。1986年和2000年相继颁布的《金融服务法》和《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随后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建立，标着着英国金融监管理念由自律监管，向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转变。目前，金融服务监管局是英国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机构。

从英国立法内容来看，私募基金主要指“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英国没有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监管规定，针对对冲基金监管的法律产生于2007年金融危机后，原因在于英国私募基金规模的迅速膨胀，以及金融危机后对私募基金在证券市场所起作用的新看法。2007年底，英国对冲基金规模达迅速突破3610亿美元，成为全球对冲基金规模第二大的国家，且英国对冲基金呈现向少数规模较大的基金集中化的趋势，大约35家最大的对冲基金控制了英国对冲基金领域近50%的资产。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在2007成立了政府主导的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下称《标准》）。该《标准》成为专门尽管私募基金的法律文件。上述法律文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着重于发起人资格限制、发行方式和投资者资格限制、信息披露要求、管理人约束等几方面。

发起人和管理人资格限制。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对一般集合投资计划和“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的发起人和管理人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一般的集合投资计划的发起人限于“被授权人”和“经财政部豁免的人”两类。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管理人的资格限制和对基金经理的权利约束两方面。《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私募基金发起时可不受监管，但管理人只能由基金管理公司担任，而基金公司受到监管机构严格监管。同时，为了防止基金经理的决策权过大，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禁止基金经理为取得表决权而购买基金股份。基金经理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框架，强化内部制约机制，建立意外事件应急措施。须与对冲基金工作组就风险管理架构进行讨论，在获得审核通过后方能执行。基金经理应协助基金管理团队建立有效的基金治理机制，吸收经验丰富、诚实可靠的团队成员，协助基金管理团队依法管理基金。在资产组合存续期间，基金管理人必须进行风险压力测试。

投资者资格的限定。《金融服务法》和《金融服务和市场法》都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者资格作出了严格限定，主要限定在有一定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有一定程度自我保护能力的富有投资者。这样的投资者可以是富有的自然人、投资专家、曾经参加过不受监管的理财计划的自然人、有高额资产的公司、成熟投资者、海外人士、信托发起人和管理人等。

信息披露的规定。2007年，《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就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作出了专门规定。对冲基金一般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出现，普通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则承担无限责任，以此约束基金管理人的职业操守。《标准》强调对冲基金要建立高标准且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对冲基金投资策略、基金合同商业性条款、业绩评估的披露等。另外，对冲基金在有组织的投资交易市场上的活动，必须遵守相关交易细则及公开规定。上市对冲基金必须遵守上市规则，包括相关披露要求，建立独立董事和管理制度。对冲基金也必须遵守有关关联交易及市场操纵、公司信息公开、成交量和并购等方面的规定。

综上比较可见，金融危机后，英国对对冲基金监管给予了更高重视，但相关法律体系并不完备，监管更多着眼于对冲基金市场准入阶段的限制和约束，对对冲基金运作和交易过程的监管仍以自律为主，原因在于“FSA认为对冲基金在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流动性和效率，如果对其实行繁琐的立法监管将会使其更多地离岸设立，不利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由此，对对冲基金主张间接监管。

香港：管理人规范和信息披露要求

香港的私募基金一般是指未经认可的集合投资计划。对这种集合理财计划的限制，一是要求非公开发行，二是要求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1997年前，香港并没有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法律法规，对私募基金直接监管的立法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原因在于香港政府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冲基金操纵了当地的股票和货币市场，主张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亚洲金融危机使香港调整了原有英国式的自律监管体制，将原来若干个监管机构合并成立“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简称“交易及结算所”）。陆续颁布《对冲基金指引》和《对冲基金汇报规定指引》。在对冲基金监管内容方面，主要有基金管理人资格限制、中间过程监管及零售产品审批三大措施。

对基金管理人的规范。在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规范方面，《证券及期货条例》将整个金融市场受规范的行为分为9类，任何个人或企业要从事这9种业务都必须取得执照。除《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的规定外，香港证监会在审批对冲基金的认可申请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估管理公司的适当性：管理公司管理对冲基金方面的经验、管理资产的数额、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概况及内部监控系统、基金的投资管理营运总部是否设立于监察制度获得香港证监会接纳并认同的司法管辖区。

宣传及披露的规定。《对冲基金指引》规定，集合投资计划的销售文件必须在醒目处做出相关风险警告声明，且必须清晰地解释该计划的投资策略及固有风险，所有广告必须在显眼处标明警告提示。《对冲基金汇报规定指引》对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作出了严格规定。从披露的时限来看，基本上按照一般基金披露的规范来操作，年报要在财政年度完结后6个月内提交，比一般基金推迟2个月。中报要求在有关报告期完结后的2个月内出版。从披露的频率来看，对冲基金还要披露季报，监管机构还鼓励披露月报，持续披露义务负担明显重于其他基金。报告披露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资产负债表、投资组合、关联交易，还要求披露资产组合的杠杆比率、业绩表现和风险衡量。从披露对象来看，都要求向持有人和证监会披露，且证监会有权要求其随时提供资料。

启示

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和内容，结合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私募基金的表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活跃市场、增加市场流动性、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之外，其运作方式及自身累积的风险，对金融市场稳定影响巨大，有必要重新评估其风险。

对冲基金风险外溢效应明显。从操作策略上看，对冲基金往往通过对冲操作，弱化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不断被开发出来，衍生工具的使用增大了对冲基金的杠杆率，高杠杆增加了对冲基金的风险，且对冲基金风险外溢效应明显。其一，对冲基金增强了交易对手风险。对冲基金风险通过与交易对手间的业务往来，传导给交易对手。其二，通过对冲基金的金融控股集团途径溢出。近年来，混业经营的趋势增强，使得一个金融控股集团内既有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也包含了各类资产管理服务，其中，既有为资产管理提供支持服务的卖方，也有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直接管理组合投资且承担投资风险的买方。这就使得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具有了广泛的业务联系，这种联系使对冲基金与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互相传染，如著名投行贝尔斯登出现巨亏的直接原因正是旗下的两支对冲基金遭受巨大损失。其三，对冲基金与投行业务融合，加剧了投行风险。投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在于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业务的融合。部分投资银行直接设有资产交易部，选定基金经理直接为私募客户服务，投资银行实际上承担了对冲基金的业务。对冲基金购买的产品往往是投资银行设计和推荐的产品，次贷危机中对冲基金的角色正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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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潜行

长期以来，在公募基金由于政策支持而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私募基金却一直处于“灰色”地段――不公开的报表、飘忽不定的投资风格、灵活的操盘手法，以及远超公募基金的高额收益率。

虽然身份模糊，但并没有影响到私募基金发展的突飞猛进。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国内通过信托平台发行的证券投资类私募基金已达614只；私募管理公司的数目为242家；私募基金公司的从业人员已超过了3000人；阳光私募的资产管理总规模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2010年国内股市表现疲弱不振，但私募证券基金的业绩表现却可圈可点。数据显示，具有持续业绩记录的587个私募证券信托产品2010年全年平均收益率为6.4%，跑赢市场18.91%，也跑赢股票型公募基金3.39%。

目前，国内的私募资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辽宁和江苏等地，以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主。“在各省会城市，公开的阳光私募基金只有一两家，但私下的民间私募基金却至少有十来家。”一位在华东某二线城市从事私募基金投资的人士说。而江浙、广东一带还囤积了大量的游资，在行情渐起之时“重出江湖”，形成了目前私募基金“南强北弱”的格局。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模式大致有四种。

承诺保底，即基金将保底资金交给出资人，相应地设定底线，如果跌破底线，自动终止操作，保底资金不退回。严格意义来讲，承诺保底不是真正的私募基金。

接收账号，即客户只要把账号给私募基金即可，如果跌破10%，客户可自动终止约定，对于盈利达10%以上部分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这种类型大多针对熟悉的客户，或者大型企业单位。一般属于地下私募基金，不受法律保护。

第三种是投资人以股权的方式成立投资公司，聘请基金经理进行投资。自20007年6月《合伙企业法》生效后，这种类型的基金开始发展。

还有一种是信托基金，2005年在深圳开始出现“阳光私募”，即通过信托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进行托管，通过私募基金公司运作的投资基金。是目前唯一合法的私募基金类型。

信托账户掣肘

国内私募基金目前主要以阳光私募为主，其2000亿元的规模已经成为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2009年7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突然暂停信托公司新开设证券账户，至今仍未有重新启动迹象。“现在私募想要发行只能采取购买信托账户的方式，目前信托空账户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此前开设的多余的老账户，二是阳光私募到期清盘后闲置的账户。”一位私募基金公司的人士说。

虽然各种类型的阳光私募发行量在2010年再次创了一个新高，但现存的为数不多的信托账户已经成为掣肘国内私募基金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老账户日益稀少，信托账户的叫价越来越高，发行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对信托产品规模成立与投资顾问公司资历的要求等问题，导致部分私募基金公司的新产品发行计划被延期或者搁置。

私募排排网研究中心调查显示，53.33%私募表示停开信托证券账户对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对公司规模的扩大有比较大的限制。

“有限合伙模式因能解决目前账户问题，而一度成为业内焦点，但由于其高税收、进出问题等因素，有限合伙并未能如大家期盼的那般快速而大量的为阳光私募业注入新的血液。”私募排排网研究员田密表示，“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可能将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畴，对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监管要求、合格投资者等做出切实规定。届时，信托平台可能将不再是私募实现合法化的唯一渠道。”

业内人士指出，在信托账户停开的限制下，私募产品数量仍然快速增长，反映出私募行业的市场潜力巨大。若《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后将私募行业纳入，私募发展将会更迅猛。同时，如果具体监管措施出台，庞大的地下私募可能会逐步走向阳光化，私募行业发展或将迎来井喷行情。

适度监管成共识

长久以来，国内关于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原则都比较模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和明确的司法解释，导致大量的私募基金在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缘上游走。虽然在《证券法》第11条中有一个相关的原则性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诱劝和变相公开方式”。但与日益壮大的私募基金力量相比，这些规定仍显得相当单薄。

目前，以信托产品形式募集的阳光私募基金在投资头寸、资金监管等方面的监管权在银监会，而私募股权基金虽无明确监管部门，但多数均寻求在发改委备案。

《证券投资基金法》编立之初，监管机构曾考虑将私募、PE等形式的投资基金纳入其中，但最终仅涵盖了公募基金，在原定的法规名称《投资基金法》前也加上了“证券”二字。事后来看，私募基金监管的重要性不断彰显。

“私募基金这几年来主要是借助于信托公司的合作把它变成阳光化了，但这不是制度化。我一直主张私募基金要纳入监管体系、纳入立法体系。”君泽君律师所管理合伙人周小明表示。

2010年12月4日，在第一届“上证法治论坛”上，尚福林表示，证监会将配合立法机关全面修订基金法，特别是要适应私募基金发展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按照统一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的原则，建立适当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为资产管理业务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近两年来，管理层对券商理财、基金一对多、一对一专户理财逐步放开。券商理财和基金专户理财，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私募性质。只是发起人属于国有性质，同时操盘的团队也是获得证监会相关资质的证券从业人员，这些属于监管范围的理财产品，其运作方式和私募基金并无太大区别。

“种种迹象表明，管理层对理财方式的探索已经逐渐拓宽，私募基金真正意义上的阳光化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次管理层提及的建立适当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则是私募阳光化的一个前提。”一位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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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1.资金规模

非公开性和非上市性是私募基金的主要特点，正因为这样，私募基金的规模有多大外界很难获知。早在2004年，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私募基金占投资者交易资金的比重达到30％～35％，资金总规模在6000亿～7000亿元之间，整体规模超过公募基金一倍。而目前据有关人士保守估计，中国私募基金规模已高达9000亿元左右，经过2006年的牛市推助，可能已破万亿大关。

2.组织形式

目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一般分为集合信托计划或集合资产管理的契约型、公司型和最新的有限合伙型。

3.资金投向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以投资上市证券及企业股权为主。

4.存在形式

我国私募基金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官方背景的合法私募基金，主要包括：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投资计划和管理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另一类是没有官方背景，民间的非合法私募基金。这类私募基金通常以委托理财的形式为投资者提供集合理财服务，其业务的合法性不明确。

二、我国私募基金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认识误区

(1)误区一:概念混淆。私募基金是相对公募基金而言，衡量标准为是否面向公众公开募集。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证券基金是按照私募基金的资金投向划分的两个类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股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二级市场上已上市公司的证券。至于私人股权基金，则是指主要投资于私人股权的基金，可以是公募也可以是私募的。有些人把其中的几个概念混淆甚至等同了，这都是错误的。

(2)误区二:对私募基金的偏见。目前仍有许多人对私募基金有很大偏见，把它和坐庄、地下等词语联系起来，认为私募基金是不合法、不规范的，容易造成市场不稳定，甚至有人直接把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等同起来。的确有某些私募基金不规范操作，但造成这种偏见更多的是由于私募基金非公开性及暗箱操作的特点。因此，社会各界对私募基金“阳光化”的呼声很高，私募基金本身也想通过“阳光化”正名。

(3)误区三:私募基金“合法化”的问题。不少人要求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化的身份，然而，现阶段我国私募基金的存在和发展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私募基金完全是合法的。翻阅现行所有法律法规,我们没有发现一条关于私募基金禁止性条款。私募基金呼唤阳光化,但并不代表它违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关于私募基金的相关规定其实已经散见各个部门法中,并不是无法可依，只是我们仍需立法规范私募基金的运作。

2.制度盲区

(1)税收问题。目前，我国很少私募基金采取公司制形式，原因在于与契约式和有限合伙式相比，公司制的私募基金存在双重征税问题，即被征企业所得税后，再征一遍个人所得税。虽然最新修改的《合伙企业法》允许的有限合伙式可以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但由于公司制作为一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发展多年并且已经被大众所接受，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最为成熟，如果因为税收问题扼杀了公司制私募基金的生存空间，这无疑不利于整体私募基金的发展。

(2)法律空白。由于私募基金单独立法难度很大，因此海外没有专门的私募基金法，我国也大可不必单独立法，可以通过现有法律加行政手段加以监管。虽然《公司法》、《合同法》《合伙企业法》、《信托法》和《证券法》等法律，以及一系列“办法”、“通知”已为私募基金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以私募基金为名通过网络等新手段非法集资甚至诈骗，通过所谓咨询等形式变相保本保收益，共管账户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操纵股价等一系列问题，已经证明我们亟待进一步制定合适的规范制度来监管私募基金。

三、对我国私募基金监管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的界定标准

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从投资人资格、投资人数量、私募基金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等几方面界定私募基金。规定投资者的最低投资金额，进一步明确细化非公开募集允许和禁止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等。同时适当放宽对私募基金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私募基金管理费和业绩报酬提取办法的监管，使私募基金能发挥其投资灵活，激励机制作用大等优势。

2.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

建议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将资本金的10％,以及管理费的10％作为风险准备金，提取的风险准备金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的，可以不再提取。风险准备金独立存入指定帐户，可以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国债等风险小、流动性好的产品。风险准备金主要用于弥补因管理人违法违规或者其他过错，对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失的不足部分。

3.建立备案制度

建议要求投资者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管理资产规模超过一定规模的私募基金在相关监管机构备案。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便于监管私募基金的投资行为，控制私募基金投资风险的社会影响，同时又不至于丧失私募基金的灵活性。

4.成立私募基金行会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尚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私募，鉴于其草根性，建议设立一个自律、互助的私募基金行会（而不是协会），对私募基金自身进行自律管理，进行行业道德约束，然后通过有组织的向主管部门将会员申报备案，让私募基金彻底“阳光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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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通常附带考虑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IPO、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少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会投资已上市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结构有三种，一种是公司制的，每个基金持有人都是投资公司的股东，管理人也是股东之一；一种是合伙企业制；一种是契约型，持有人与管理人是契约关系，不是股权关系。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点

1、私募资金，但渠道广阔

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对象范围相对公募基金要窄，但是其募集对象都是资金实力雄厚、资本构成质量较高的机构或个人，这使得其募集的资金在质量和数量上不一定亚于公募基金。可以是个人投资者，也可以是机构投资者。

2、股权投资，但方式灵活

除单纯的股权投资外，出现了变相的股权投资方式（如以可转换债券或附认股权公司债等方式投资）和以股权投资为主、债权投资为辅的组合型投资方式。这些方式是近年来私募股权在投资工具、投资方式上的一大进步。

3、风险大，但回报丰厚

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首先源于其相对较长的投资周期。因此，私募股权基金想要获利，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不仅要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还要为企业带来利益，这注定是个长期的过程。再者，私募股权投资成本较高，这一点也加大了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

4、参与管理，但不控制企业

一般而言，私募股权基金中有一支专业的基金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运作经验，能够帮助企业制定适应市场需求的发展战略，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改进。但是，私募股权投资者仅仅以参与企业管理，而不以控制企业为目的。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问题

1、私募基金的存在缺乏法律依据

私募基金是在市场需求拉动下产生，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法》、《信托法》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的含义、资金来源、组织方式、运作模式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也没有把私募基金纳入立法范围，只在附则中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规定。

2、引资手段的违法性

由于私募基金不能公开募集资金，所以在壮大过程中，对其宣传往往带有欺骗的性质。如介绍管理者曾有近似神话的成功案例，推出没有任何风险，如“保底条款”等。其欺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管理者曾经有过成功案例，其实只能说明他过去成功，不代表以后也同样成功；二是资本市场本身是高风险市场，不能做到绝对获利，一旦投资失败，保底条款将无法兑现；三是无论私募基金以何种组织形式存在，保底条款都是《民法通则》、《证券法》、《信托法》等现行法律所禁止的，并不保护此类保底条款的实现。

3、治理结构及运作不规范

目前的私募投资基金大部分是依照现有的《民法》、《合同法》的委托原则构建当事人关系，而不是依照信托原理来界定各方当事人的权责关系，无法形成基金资产所有权、管理权、监管权的相互制衡机制。

由于法律和行业管理空白而带来的经营上的风险，造成很多基金管理人短期行为严重，经营风格激进，基金的合约设计和运作没有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也没有外部的监督约束，一旦市场大势不好，基金经营的资产质量下降，将会引发很多金融问题。

三、私募股权基金组织管理模式的问题

目前国内由于在理念、管理工具和手段等方面落后，对私募股权基金组织管理模式认识不足，制度缺失，专业人才匮乏，在实践中难以建立有效完整的运作机制。

1、产业投资基金的所有者缺位，利益与责任脱节，容易诱发道德风险

在实际中，因为投资资本流动性较差、不确定性大、责任和利益不明确，所以无法分清是政府干预导致的投资决策失误，还是产业投资基金经营不善。如果产业投资基金成功，投资收益一般属于管理方及其管理运作者；如果投资失败，责任则完全由国家承担。

2、在众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管理者往往缺乏与投资收益挂钩的激励政策

当前政府主导的如产业投资基金的高管们更容易接受政府的行政干涉，用非市场化运营机制管理公司。成功经营的管理人员收入和其付出不对称，将有可能会影响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最终导致较大的风险。

3、缺乏高水准的管理团队

一些较成功的市场化私募股权基金虽然有众多成功运作的案例，且有如美国等老牌资本运作市场运作的经验可参考，但整个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且有具体国情需要考虑，其内部组织管理模式也较混乱，尚未形成体系，实际运作中经常出现只依靠个别精英型或经验型管理人才的突出表现而获得成功。目前，我国还缺乏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管理机构，缺乏优秀的基金管理团队，同时在基金管理的诚信建设、消除内部人控制等方面，都亟待提高。

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运作的问题

1、运作不规范

很多私募股权投资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较低，内部运作管理仍处于原始状态。大部分私募股权基金均具有政府背景，有时对项目投资的可行性、营利性及资金的退出缺乏细致考虑，弱化了市场辨别的作用。政府参与PE，为其带来更多资源和机会的同时，也不利于风险投资行业的结构调整。

2、投资性强

当前的PE投资性较强并缺少优质项目，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监管的逐步到位，PE投资即将上市项目的盈利神化将会破灭。成功的投资机构不仅能提供资金，更要为企业提供公司治理、战略规划等增值服务，高额利润应该立足于提供增资服务，而不全是一二级市场的价差套利。很多券商直投子公司及其参股的产业基金均采取直投加保荐模式，这种上市前突击入股的现象催生了监管要求。

3、缺乏优质项目

私募股权信息提供商清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6月，共有15家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创造了29笔IPO退出，平均账面投资回报率仅3.73倍，为近1年来IPO退出回报最低值。2011年上半年，共有167家中国企业在境内三个市场上市，环比减少5家，同比减少8家，融资额达264.76亿美元，为2009年境内IPO重启以来的历史最低。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问题的对策

1、推进私募基金合法化，使私募基金有法可依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私募基金无论从规模还是市场影响力来讲都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只有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尽快确立其法律地位，让私募基金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得以健康发展。

首先，应制定相应的私募基金实施细则。现有的法律框架已经为各种形式的私募基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和规范。虽然现在看来没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私募基金法，但应针对其可能选择的各种法律形式，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建立更适宜私募基金发展的法律平台。其次，应大力发展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这是未来我国私募基金比较理想的发展形式，它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司型和信托型私募基金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出台相关政策或规范，给予其开户资格，促进其健康发展。

2、加强对私募基金市场化监管

与私募基金合法化密切相关的就是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根据监管的侧重点不同，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又可分为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事前监管主要侧重于市场准入的监管；事中监管指对私募基金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监管；事后监管指当市场主体发生危机时，监管当局为了避免这种危害扩散到金融或经济的其他领域而采取的措施，如破产、救济等。根据我国国情，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监管体系。

（1）完善私募基金的法律环境。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为私募基金预留出了发展空间，明确了基金管理公司可接受特定对象资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即私募基金有望通过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市场。但是，在一些具体条款中，没有就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和其中涉及到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规定出一个明确的框架。针对中国私募基金业的现状，要尽快出台《投资基金法》，对私募基金做出特殊规定。

（2）构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在我国，一些私募基金也具有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性质，而我国信托业的监管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从监管的便利、及时出发，私募基金的行政监管为证监会更为恰当。同时，考虑到私募基金的数量较多，监管部门也可以授权全国基金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一定的权限，要求各私募基金向基金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登记备案，定时报告有关基金运作的财务资料，接受其检查、监督，构建起证监会统一监管、基金业协会自律监管、私募基金自我监管的多层次监管体系。

（3）设置私募基金的准入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私募基金是不需要准入监管的，即无需履行注册核准程序，这显然是不合我国国情的。在准入问题上，可以采取登记备案制。私募资金在募集资金后，把投资于它的投资者名册及情况报监管部门备案，以便相关的监管部门对其投资者是否合格进行监督。在一定的期限内，监管部门做出答复。经登记备案，私募基金正式成立。

（4）严格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虽然对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对投资者和监管部门仍具有一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当每月向投资者报告基金投资情况和资产状况，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披露，以便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及时了解其运作情况及风险状况，一旦出现问题的苗头，可以预先加以控制。

（5）对发行和募集方式的限定。限制公开做广告，禁止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或以开座谈会、研讨会的形式向社会有关招募广告。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限制私募基金风险扩散范围，通过禁止私募基金从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小投资者吸纳资金，保护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在制定监管制度时，首先区分具有不同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仅允许私募基金为那部分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同时，通过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范围，避免私募基金风险扩大化、普及化和公众化。将私募基金监管的重点放在限制私募基金投资者资格和数量，以及私募基金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上。

3、加大对私募基金资金来源结构的风险控制

私募基金的操作风险主要是来自资金来源方面潜在的风险和资金结构方面潜在的风险。针对资金来源方面的风险可以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投放的管理，控制信贷投放的领域和额度，银行要对自己所投放的资金进行跟踪调查发现风险，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防范风险进一步扩大，同时，银行之间要进行信息共享，防止多家银行向同一私募基金过度放贷。针对资金来源结构方面的风险，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让投资者投入到私募基金中的资金不能够随意赎回，但是基金份额可以转让。这就有效保证了私募基金的投资策略不受资金变动的影响，也能够倡导私募基金并行价值投资减少投机，这样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4、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和对私募基金管理者的道德教育

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道德风险，虽然无法避免，但可以采取相关措施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首先，加强私募基金的监管，提高私募基金的信息透明度。私募基金的道德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私募基金经理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如果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就能够对自己的投资做出合理的选择。同时，有动力和能力监督私募基金的正常运作，这也能够有效地减少私募基金的道德风险，促使私募基金管理者尽可能地为投资者利益服务；再次，加强对私募基金管理者的道德教育，建立完善的道德教育体系，其实很多运行机制都是建立在个人的自我约束基础上的，因此私募基金的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道德规范的约束。

5、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目前，由于信用约束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我国市场经济信用状况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在私募基金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这主要是由于私募基金经理为了追逐更多的个人利益，常常会让自己所管理的资金承受更大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私募基金经理如果违约，就会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同时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投资者的利益经常会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对于私募基金这样的信用风险其管理方法则主要采取现场检查，保证充足的担保和保证金，同时可以使用模型化的方法进行管理。另外，加强整个社会的诚信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得到完善，私募基金信用风险才能够降低到最低，同时各参与方的利益也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寇宇、臧维：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管理模式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8，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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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4-0058-04

一、当今世界各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模式及比较

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而形成的投资管理方式，按照其法律存在形式，可以分为契约型、公司型和合伙型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主要的特点是：免于核准、无需披露运营信息、投资行为很少受到约束。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金融监管制度都是一个由原则(principles)、规则(rules)和指引(guidance)等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的体系。其中原则是较为稳定的基本行为准则，不预先确定具体的事实状态，也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而是通过“公平”、“合理”、“适当”等定性的标准来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要求其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和“合理注意”：规则是针对特定监管事项，以具体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监管规范：指引是对原则或者规则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并提升其可操作性监管规范。包括监管机构或者行业组织不定期的正式指引以及监管机构的声明、典型案例说明、监管处罚案例等非正式指引。在效力等级上。原则是最高位阶的监管规范，是规则和指引的立法依据：原则和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指引通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监管规范体系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的不同，可以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监管模式分为“原则监管模式(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和“规则监管模式(rules-based regulation)”两大类。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则监管模式”

所谓规则监管模式，是指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各种具体的规则为监管对象设定明确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保障各种金融业务运营的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监管规范体系中的规则居于主导地位，是监管机构对金融事业实施监管的主要依据。由于规则具有针对性，因而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对于规则所确立的监管机构的裁量空间很小，有助于确保规则在反复适用过程中的公平性和一贯性。

美国一向奉行规则监管模式。1933年美国《银行法》奠定了美国银行业规范化和法制化发展的基础，是美国对金融业实施全面管制的开端。其后，美国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1933年《联邦储备制度Q条例》、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以2002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以下简称《萨班斯法》)的出台为标志，规则监管模式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美国“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架构颇为独特。一方面联邦和州均拥有相应的金融监管权；另一方面，在联邦层面上，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等多个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在这种监管架构下，各个监管机构都极为重视监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因而金融监管法规体系不仅庞杂，而且覆盖范同广泛，规范深入细致。在金融产品较为单一、易于掌控和驾驭的时代，规则监管模式能够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可以说，规则监管模式在美国金融业的繁荣和高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洋洋洒洒近千页，加上将要颁布的实施细则，显然又是一个规则监管模式下的极致产物。这表明，规则仍在美国金融监管规范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并且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规则监管模式除了具有前述优点和作用以外，也存在着其固有的内在缺陷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规则监管模式下，规则往往不能准确体现监管目标的精神实质，而且特别容易被监管对象实施法律规避行为，使得监管目标落空，出台的规则流于形式。

例如，美国证监会(SEC)为了加强对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及时发现并抑制金融欺诈的发生．于2004年12月10日颁布了“《投资顾问法》下对冲基金顾问注册规则”(“注册规则”)。美国证监会本想通过该注册规则的实施来收集对冲基金管理人及其行业基本信息以便加强监管，结果许多对冲基金通过修改基金协议，将“锁定期”延长到2年以上．便轻松逃避掉该规则的适用，使得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意图落空。

第二，在规则监管模式下，规则难以覆盖所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监管事项，往往是“重法律形式，轻经济实质”，可能会遗留监管“盲点”。例如，对冲基金是金融机构组织创新的典型形式，其交易策略复杂，头寸变化迅速，因而要求对其加强监管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某些大型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的交易策略与对冲基金并无二致。一旦监管规则要求对冲基金提高透明度，向其债权人、投资者以及监管机构披露更多的信息，那么相比之下，上述大型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将继续游离于监管之外。

第i，在规则监管模式下，监管重点是监管对象的业务流程和程序。而不是其业务活动的结果或者经营行为。因此，监管机构专注于广泛的现场检查和问卷式的核查，监管对象专注于机械地遵守各项监管标准。双方都忽视了对监管规则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第四，规则监管模式的前瞻性不足，稳定性和适应性差．市场环境的变化永远领先于监管机构的行动，监管规则无论多么详尽、周密，注定要滞后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

第五，规则监管模式会束缚监管对象的创造性，阻碍金融创新的发展，不利于提升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正是这样，美围的金融监管规则虽然制订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但这些规则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却牺牲了监管的效率，使得监管机构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变越来越慢；“双线多头”监管体制的存在，也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风险的监管，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就是最好的佐证。

(二)英国近年来推行的“原则监管模式”

所谓原则监管模式，是指在监管规范体系中，原则居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规则的作用在于进一步明确原则的具体要求。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早期，英、美两国都采用了规则监管模式。然而21世纪初开始，英国渐渐转向了原则监管模式。在英国，摒弃规则监管模式，采用原则监管模式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推动的结果。

原则监管模式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

作用。一方面，原则是制定规则的依据，现有的规则细化和明确了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事项，即使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尚不十分明确，也不再制定规则来解释原则的要求。(2)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英国金融服务局认为，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监管规范，金融服务局有能力并且也的确在单独依原则采取监管措施，这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监管规范手册》也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行为违反原则的要求，将会受到处罚。”(3)强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的领导责任．要求其在监管程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为只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率先示范。合规经营的观念才会深刻融人企业的战略、文化和业务。因此，原则监管模式又是一种“以管理层为基础的监管模式”。(4)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为监管评价标准。例如，在实施TCF计划的过程中，英国金融服务局并不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作出具体规定，而是根据有关业务原则的精神并结合零售金融市场实际，设定了6个方面的监管目标，允许监管对象自主决定采用相应的措施和方法。

与规则监管模式相比，原则监管模式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则监管模式能够准确体现监管目标的基本要求。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监管规范，原则并未像规则地样事先设定具体的适用条件，也未直接规定监管对象的行为模式，而是通过精辟的语言概括了特定的监管结果。这样，就不会发生因事先设定的适用条件和行为模式不合理而影响监管效果的情形。也杜绝了规避法律的可能性，更有利于实现监管目标。

第二，原则监管模式有助于充分调动监管对象的积极性。

与监管机构相比，监管对象更了解自身的业务活动，更清楚如何制订和实施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如何设计或者改进业务流程才能够做到合规经营．也能够直接地对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监控。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只提出监管标准的基本要求．监管对象可以灵活地解释和适用监管原则。这样。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就会带领合规部门自主确定和改进商业模式、战略、产品和业务流程，而不是机械地对照和遵守具体的监管规则。因此，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对象不但能够参与监管程序，而且还能够发挥更积极、更有战略意义的作用。

第三，原则监管模式能够优化监管框架，改善监管规范体系的结构，降低监管标准的复杂程度，提升其稳定性和应变能力。

第四，原则监管模式能够重塑金融监管法的人文精神，促进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效率。

在规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监管对象在监管程序中没有相应的角色。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这种对抗性的监管模式耗费了大量的监管资源，金融机构合规成本高企，监管效率低下。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服务与合作的关系，监管机构通过原则清楚地表明监管目标，确保原则在适用过程中的可预见性；监管对象则通过自我约束，建立并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程序，确保其经营活动实质性地达到监管目标的要求。这种互惠的监管模式意味着，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角色清晰、责任明确、相互信任，公共权力与市场机制互为补充，监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监管效率必然大大提高。因此，有学者认为，原则监管模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公私结合机制。实际上，这种监管模式的创新是新治理理论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和构建

我国目前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应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相关的法律的基础性框架已经具备，但具体操作性的规则政出多门、监管机构各自为战、部门利益倾向较为严重，缺乏统一的监管理念与原则。

就我国目前整体的金融监管模式而言。比较接近美国的规则监管模式，尽管暴露出的问题已经是有目共睹、无须多言。但有学者认为目前尚不能全面推行原则监管模式，只能积极借鉴这一监管模式所蕴含的先进监管理念和监管经验，适度调整监管思路和方法。而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而言，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白纸上好画画”的原因，我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有机会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就选择和实施原则监管模式．用这一先进的监管模式指导我国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建设，以期少走弯路、早日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管制度，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较快发展提供保障。

为此，我们应当尽快确立和完善以下原则体系。

1、适度监管原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自由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这种自由化就是更强调国家的“适度干预”j“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治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私募基金强调金融自由原则，这是因为：首先，私募基金是市场充分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产物。私募基金正是体现了当事人之间充分的自由意志，是一种灵活的金融工具，它给予交易当事人事先充分的选择权利，并且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还可以自由协商，以更好地适应投资的目标。其次，私募基金的运作主要是在法律豁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第三，私募基金对政府的依赖较少，它对政府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要求政府保护私募基金内部达成的契约，防止欺诈因素和控制一些其他可能的负外部性因素的出现。第四，私募基金的投资者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一般为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他们被视为成熟、理性、具有充分的抗风险能力并能够自我保护的投资者。

适度监管原则要求监管法律法规对私募基金的限制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承认市场选择的合理性。私募基金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应当将私募基金的监管放人资本市场发展和提高市场成熟的大背景下去考虑，利用市场的竞争规则和基金内部的审慎经营，对基金形成强大的激励和约束。监管本身就是干预市场的国家行为，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主动干预。所以，我国在私募基金监管立法的设计中应当以自由为先，调动市场和私募基金的内部控制机制，政府实施“适度监管”。当前我国在对私募基金的立法实践中越来越呈现出“私募基金公募化”和“重行政、轻司法”趋向，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趋势是一种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对于促进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乃至保持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力而言，都是弊多利少的。

2、效率优先原则。

私募基金产生伊始便是以效率为先的，只有追求效率，投资者可能得到的利益(投资品种多样化以满足多样化的投资需求及投资费用的减少或收入的增加)才能不被无谓浪费。私募监管的核心是注册豁免，注册豁免无疑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融资便利。而同时注册豁免并非无条件的，是建立在基于私募基金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募集等特征的基础上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豁免的条件。

在私募领域里，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不会导致显失公平或社会动荡，因为，参与私募的合格投资者本来就是要通过私募投资方式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收效率．他们知道并且有能力应对和承担其中的风险．“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这是资本市场的最基本规律。而且，还可以通过反欺诈条款等规则的适用以及间接监管以求得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并控制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动荡风险。

3、区别监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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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已经对我国的实业投资，以及资本市场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可是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方面的法律保护监管制度还很欠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较多，涉及到的立法问题也较多，本文就从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特征进行阐述，通过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现状，对基金运作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再对基金的监管问题和监管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立法的合理的、科学的以及实用的建议和立法思路。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法律特征

（1）私募股权基金是面向少数特定合格投资人而设立的基金。由于私募资金股权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要求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具有风险判断能力的机构或者富有的个人才能成为少数的特定合格投资人;私募资金还限制最低的投资额，并且要求较高;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投资人，不是面向公众提供的理财服务，在法律法规中也有规定，只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参与者主要包括基金投资人，基金募集的中介机构，基金的管理者以及基金的保管者。其中他们在该运作中的任务分别有：基金的投资人为基金投入资金。负责基金的投资以及管理的是基金的管理者。基金的保管者要对资金的使用，以及资金的安全进行保护，主要是以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协议条款为依据;

（3）私募股权基金与公募不同，其本质的特征就在于是私募，所以为了不让风险承担能力较轻的投资人参与到基金的募集中来，私募股权基金是采用的非公开宣传方式进行募集的，而且要求只能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向特定投资人进行沟通，任何发行人不能利用任何宣传手段进行宣传;

（4）私募股权基金一般情况下有这样几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由共同的投资人来投资入股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成立股份公司，以公司制来募集投资基金;另外一种是一信托原理、信托法为依据来讲当事人集合在一起，进行的资金集合投资的信托制投资;

（5）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较为灵活，而且投资的范围较广，并且隐蔽性较强，为了获取最高的利益回报，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像股票，金融，外汇以及债券等衍生品领域的投资。另外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管理者通常在私募运作过程中得到很大的报酬激励方式，比如其基金管理费用一般都在私募资金中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为业绩报酬，并抽取大约2%的基金管理费用;

（6）政府的监管在私募股权基金过程中的监管一般来说都是不严格的，同时私募股权基金在信息披露这一方面也没有较高的要求。这是因为私募资金的投资人都具备承担投资风险的能力，而且投资人数也较少，所以在国家政府的主管机构都没有设立相关的审核批准。置于信息的披露方面，由于私募资金是以非公开形式进行运行的，所以其中的私募信息仅仅在投资人以及监管机构之间进行交流，没有义务向公众披露信息。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环境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市场化。在2008年12月出台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章程，是由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这部法律文献里面提出，要落实船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要加以完善和促进其发展，另外还要在合适的时间将进行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创业板的推出，以及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之后，针对北京市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及外资、内资股权投资基金能够在财政以及税收方面有优惠政策，北京市金融办于2009年1月份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意见》。接着在2009年3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出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文件的出台，说明了中国创业板的真实隆重出场。紧接着在2010年9月5日，保监会又公布了《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以及《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为了向业内进行广泛的意见征求，在2011年1月《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该草案将监管的范围向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拓展。中国政府为了促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努力将其进行完善化，使其走上规范的法制化轨道，在新修订的《证券法》，《民法》以及《公司法》和《信托法》，还有《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以及与外商投资的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业的法律保护和监管，几乎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在私募股权基金相关的立法空白以及立法局限，对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仍然有所负面影响。

三、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法律制度

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过程中，为了防止私募股权基金对公众的误导性，而出现不能承担的基金投资风险，一般来讲都对募集投资人人数以及募集宣传方式，还有合格投资人有相当严格的资格限定。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人数的相关法律

1、投资人人数计算的制度

当前，我国在私募股权基金方面，对投资人人数偶的要求相对较为简单，在笔者阅读了大量的外国私募股权基金方面的资料，总结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的投资人人数计算方面较为重要的几点观点。

在私募股权基金中出现专门为其设计的实体的时候，其实是对其他受益人的不公平计算，就应该刺破投资人的工具，以全体受益人进行单独的计算体制;另外就是对于专业机构投资人，不将其计入投资人总数内，不对机构投资人进行具体的限制，因为这部分人往往都是具有较高的风险掌握能力，以及具备丰富的投资经验，以及较高的风险抵御能力的;对于具有本质相似性的基金管理人员，以及不同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具有紧密关系的基金投资人，建立合并计算制度，另外对于发行人在进行多次的私募股权基金发行的时候，也可将投资人的人数进行整合计算;投资人数的限制，还要建立一个投资人数计算的时间，私募股权基金发行时的投资人人数计算标准既可以成为投资人人数的限制，而基金发行时，既可以成为投资人数计算时间的标准，当然也会有客观因素造成投资人人数的限制情况，像夫妻死亡或者不自愿等情况，则不属于违法投资人人数的制度。

（四）私募股权基金的宣传方式的确定

在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宣传方式方面，一般来讲，都要尽量避免一般性的劝诱方式以及公开的广告形式，所以在宣传方式方面，应该规定由发行，或者发行人本人向特定的对象进行募集宣传，在宣传的时候，要禁止公开劝诱的宣传方式的出现，但可以在有浏览限制和浏览程序的前提条件下，在私募股权基金运作的相关网站上上传像募集业绩信息，以及募集备忘录等私募股权基金的信息。

（五）监管模式的构建

当前，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规范成熟的市场，而私募股权基金自身注重的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运转，为了不干扰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运作灵活性，政府不应该有太多的监管干涉，所以在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中应该你得到程序上的简化，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募股权基金市场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存在投资者的欠缺、市场机制不完善，所以在进行募股权基金的设立与发行的时候，都应该向监管机制进行备案，避免风险过高，无法得到控制的现象发生。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企业仍然没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也没有确定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体系应该得到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为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有法可依的健康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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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060-01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概念与特点

（一）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PE）是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一般是通过私募的形式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然后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将来退出机制的一种投资方式。本文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指：以非公开方式在合格投资者中间募集资金，投资于有潜力、未上市的成长型企业，待企业上市后转让所持股份退出企业的一种投资基金。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特点

PE资金募集对象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少数富人等所谓合格投资者；募集方式上采取私密的、非公开方式发行；投资方式上，主要针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信息披露上，不必像公募基金一样定期向社会公众进行详细的信息披露，只需向少数特定投资者进行披露即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灵活。

二、现行监管制度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律缺位

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规定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监督和规范，相关规定分布在现行《公司法》、《信托法》和《合伙企业法》中，对私募这一新型金融主体的合法地位未予明确。此外，由于现有监管法律散布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对不同组织形式私募的税收有不同的标准，也不利于保护私募股权基金的合法权益。

（二）监管主体缺失，监管思路不统一，降低管理效率

目前，我国尚缺乏专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部门，监管主体缺失，监管缺乏系统性。当前法律规定只对创业投资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设立和运作等方面做出了较明确的规定，但是针对其他形式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部门尚不明确。在现行的监管体系下，缺乏统一的系统监管部门，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不清，各部门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

（三）监管目标不明，不利于融资，也不利于保护投资者

我国目前的法律还对大型机构投资者进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着严格的限制。当前私募股权基金的融资渠道有限，资金筹集还有困难，难以找到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者资格的规定方面，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主要以投资额作为限制条件；我国监管制度对合格投资者也缺乏有效界定，现有法律只有《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有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对于其他组织形式下的合格投资者并没有确切的定义。而其他组织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不受上述两部法律约束。

（四）监管内容不明确，基金设立与运作不规范

在监管对象和监管内容方面，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规范。发达国家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行监管豁免，但前提是相关法律已经对投资者主体准入、人数限制、私募发行方法等进行了规定，以控制风险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而我国目前除了信托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其他PE尚未建立起合格投资者准入制度。因此一些基金在设立时常常违规宣传，隐瞒风险，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明确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运作规范并纳入监管内容，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四、建议与对策

（一）制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

我国现有法律对公司制、有限合伙制或信托制的私募股权基金建有相关规定，对创业投资企业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运作、政策扶持与监管提出基本要求。但这些规定政出多门，具体操作性较差，法律效力层级和位阶也较低。应在法律层面上尽快制定专门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法，明确PE的合法地位，统一监管规范，同时对现有的相关法律和规范进行修订、合并或废止。

（二）构建强制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二元”监管体系

首先，应确定统一的法律监管执行机构，统一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管权。其次，尽快设立全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律监管。

（三）明确监管目标，以保护投资者为中心构建监管机制

为了促进PE市场健康发展，对投资利益的保护应是首要目标。监管法律制度也应围绕保护投资者这个中心来构建。具体制度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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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已经逐渐成型，并以其自身独有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让许多人十分的关注，并且也显著的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如何优化自身，如何在法律和市场都不健全和不成熟的情况下，取得更长期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课题。

一、我国私募基金的特点及优势

就目前私募基金表现出来的特点而言，具有以下优势：首先，私募基金的灵活性强，主要体现在其具有十足的个性化以及融合性强的特点，这就给予了投资人十分多样化的选择，同时也激活了市场。另外，其灵活性还体现在私募对于募集着主体无要求，同时由于私募基金的成本低廉，导致可操作性就会更强，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其次私募基金由于证券条款的灵活性导致其易于做出突破性的改变，不管在可转换性又或者是回收性等方面均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最后是私募基金的针对性强，这里的针对性更多的指的是投资者，这种指向性的高精度使得发行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规避因证券市场的行情波动，从而不受到太多影响。

二、私募基金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问题

（一）相关法律不健全

相比于私募基金在发达国家的严格而有效监管措施和法律法规，我国相关的法律却只有很低的法律效力层级，这一块的缺失对于私募基金的发展而言是十分头疼的。导致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对于投资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对于私募基金的长期发展也形成掣肘。其法律对于缺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带有欺诈性的私募行为存在于部分私募基金中，还有一部分私募行为已然成为公开募集行为，造成了一连串的问题；二是一直以来处于压制状态的我国私募资本市场的不健康发展，造成有些难以从资本市场或银行获取资金的企业遭遇严格的金融约束。故而在信用资源做代替了。

（二）市场混乱

由于私募基金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导致证券监管机构难以对其进行高效的监管，甚至可以说形成了监管盲区，是的市场状态混乱。比如市场的准入机制缺失，只有法规对于证券咨询资格界定，监管规则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在私募基金的法律性质、合格投资人等方面无法做出清晰明确的规定，使得绦懈加困难，对于市场的风险性也极大的增加。另外，许多各种的合约十分的不规范，甚至违反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只为扩大增加利益和影响，各种夸大和虚假合约层出不穷。这种混乱且风险极高的市场对于私募基金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市场机制极不健全，不管是前文提到的准入机制，还是运营机制都缺少规范和安全，除此之外，市场的退出机制也存在一些隐患。虽然我国在过去的飞速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企业上市（IPO）、柜台交易、产权交易、并购市场、资产证券化和内部市场等多层次无缝链接的资本市场，但是就目前而言，其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还是短板，缺少风投基金的有效退出渠道，同时，也表现出上市难，渠道窄而少等不良特点。

（三）监管机制和自我规范机制缺失

不难看到，我国许多的民间私募基金处于长期缺乏监管的状态，这种情况经常导致对于投资者利益的侵害，以及扰乱市场的正常发展和持续，就这种扰乱市场的现象在前文市场机制中已经谈到。出了缺乏监管以外，重要的是私募基金的发展还缺乏自我规范机制，无法形成良性的内部自我清理的循环。就我国私募基金的情况而言，许多的私募基金缺乏应有的风险防控机制，也缺乏完善的约束激励机制，更别说前文应有的信息披露机制。同时也缺乏主动去寻求更适合我国市场的规范和运作模式的内动力，来降低私募基金市场的风险性。

（四）市场不成熟

对于私募基金市场而言，谈到它的不成熟性其实也是必然，比较其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暂，但是其也有一些固有的问题。最为显著的就是市场的资本流动性欠佳，但是也会有人将其归类于私募基金市场的特征，然而这个特征却严重掣肘着私募基金市场的发展。相比于成熟的私募基金市场，差异体现在他们有着专门为有限合伙人提供的可以转让手中资产的市场，从而激活私募基金的二级市场的定价功能。故而缺乏二级市场来推动私募基金市场流动性将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方向。三、促进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应对策略？

（一）相关法规的健全

要想推动私募基金健康长远的发展，就需要对其地位的合法性进行明确的规定。关于私募基金是仅仅制定出实施细则还是对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进行修订或单独立法的问题。一是当前实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根本就是一部针对公开募集的基金法，然而如果对私募基金进行单独立法就会造成法条过多重复，丢失原则；二是在我国当前已有的法律框架中，已为各种形式下的私募基金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应有的法律规范与法律依据。所以要想使我国私募基金得到有效监管与实现健康发展，必须在立法上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目前应由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联合制定或自行制定出标准的私募基金实施细则。

除此之外，还要明确私募基金的发起人与管理人的主体资格。因我国个人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私募基金的发起人与管理人还是投资者，他们的信用及资产实力等情况尚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下，要是只对投资者规定条件，而对发起人与管理人不予规定，明显发起人与管理人存在优势地位，这种不平衡的双方地位状态就要求通过立法以保障双方平等的地位。所以对私募基金要严格限定管理主体，乃至比管理公募基金的经理人还要严格。

总之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借鉴各国对私募基金监管的经验教训，加快私募基金监管立法，明确私募基金的概念、法律地位、组织形式、与相关方的法律关系等重大法律问题，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行为规范，赋予私募基金在市场中应有的法律地位，将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围，加强对私募基金的管理、监测和分析，规范私募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业务环节，逐步建立私募基金的监管框架和体系。

（二）市场机制的完善

大力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依据不同的交易条件、交易产品、交易规则及组织形式，资本市场能够形成不同的层次，为私募基金的有效退出提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在目前资本市场上，我国要想从中抓住有利时机，并且促进现有资本市场不断壮大规模，对股份报价系统加快发展，积极推进柜台交易系统的建设，不断推动产权交易体系的完善，进而为私募基金的发展建立通畅的退出渠道，培育资本市场体系的良性循环。

（三）监管机制的优化

监管部门必须清晰职责分工，尽快扭转多头不管、多头监管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在目前私募基金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对违法违规的行为必须加大惩罚力度，要从本质上为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夯实基础，打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需要在资本市场努力防范产权多样化环境下，私权损害与侵占公权，尤其需要防范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之间存在的操纵市场和利益输送的行为。此外，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私募基金需要加快自身的发展，它作为一个竞争性的投资工具、金融产品，其发展要经得起投资者和市场的最终检验。一旦私募基金无法发挥自身优势、展现自身的特点，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就难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找到立足之处，更说不上发展壮大。因此在私募基金的运作模式、设立方式上必须继续创新、不断优化，以较高水准的运营来赢得投资者和市场，以便进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严格规范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加对民间私募的监管。我国私募基金业务处于发展时期，为加强监管和规范业务，有必要在信息披露上从严要求。管理人在进行资产管理业务的申请和运行过程中都应向监管机构提交资产质量、运营能力、经营绩效等方面的资料，以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另外，针对我国民间私募泛滥，良莠不齐的现状，政府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管理规范。在适当时机可进行专项治理行动，加强对民间私募的监管，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私募基金具有灵活性强，针对性强等诸多特点，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更广阔的市场，然而当前国内的私募基金的发展状况依然存在法律不健全、市场混乱、规范机制和自我规范机制的缺失以及市场不成熟等问题，故而需要健全法律和市场机制，完善自我发展机制，优化市场的监管机制，以期市场得到更加长足而稳定的发展。相信我国私募基金市场通过更长时间的发展和不断的自我完善，将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