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全球贸易情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前言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最近几年的全球贸易增速的百分点都明显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速，甚至在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呈现负增长，这一奇怪的现象是对以往年份全球贸易增速都要高于经济增速有利的打击，而目前整个的趋势是全球贸易增速要被经济增速远远的甩在身后。其实，全球贸易增速过低的问题最初出现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就预言贸易增速将开始出现降低并达到一个低谷时期，可没想到的是整个低谷时期，而这个降低的力度也比当时预言的大很多，也会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其后果甚至不能被一些企业所接受。同时这个幅度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担心，逐渐的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思考。

二、关于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思考讨论

（一）主张需求不足论

持有主张需求不足论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现象，原因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呈现疲软的态势，一时间商品的价格暴跌，整个第三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时就造成了商品的需求不足的现象，进而影响了全球贸易增速。但是这种主张需求不足的观点却有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为何在全球贸易增速降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却依然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并且连续数年都要高于同期的贸易增速，这一点是需求论不能都解释的。而同样的，论影响的对象来说，包括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会具有一定的相互关联性，况且贸易和经济增速本身就是一个属性的事物，所以怎么可能会只影响贸易发展，而对经济发展毫发未损，这一点是值得所有专业人士所思考的。

（二）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

目前出现整个贸易发展增速过低的现象，一部分是因为经济的短时性不稳定造成的暂时性疲软，比如在20世纪的30年生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周期性的繁荣阶段，而当经济转为疲软阶段，就会自然的出现贸易增速下降的情况，而这完全是因为短时的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当然，这一观点也受到了现在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目前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这种原因或许只是表象的，是为了迷惑大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急需要相关专家去认真思考。

（三）长期性的结构变化

当然，一些分析者认为，既然20世纪的30年生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那么也就自然有长期性的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贸易问题，而这个原因的出现也是短时的因素长期积累的效果，因为周期性的疲软造成的经济结构变化已经成为了一些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支持他们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目前的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数年都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速，这难道还不是因为经济结构已经变化所导致的吗？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想法进行贸易保护和制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做好产业的结构转型，从而进行创新性发展。

（四）贸易保护角度

在我国贸易保护发展进程中，由相关的数据和经验显示，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或者相应的经济疲弱过去，一些有意识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行为，以动用一定的多样化和多区域的手段对贸易的发展进行相应的隔离，以降低其贸易的损失情况。但这种做法和措施也有一些弊端，比如隔离或者封闭某个地区的贸易往来，总会对当地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有一些消极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整个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最好的做法是在采用协同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对危机进行应对，并通过适度的贸易保护进行相应的风险规避，不仅可以降低因保护过度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全球贸易增速。

（五）贸易主体国家变迁说

对于贸易主体国家来说，持有贸易主体国家比较优势变迁说的经济学家认为此举主要阐述的是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具有的关键性地位，换句话来货，中国的贸易发展对于全球的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增速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进步。然而也并不是完全利好的，比如中国的出口假如在整个贸易发展中占有较大的市场，就会同时使得我国外贸发展的空间不断缩减，主要表现在整个创新的力度会明显的下降，而自身的优势产业也会逐渐的受到相应的损失。所以，一些学者也预测如果按照这个想法发展的话，中国未来的贸易发展很可能会出现产业发展困难和相应的真空期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转型断层风险。

三、结束语

总体来讲，本文依据新时期下这一特殊大环境，以全球贸易增速和经济增速的对比作为为突破口，以当前的新时期下的几点实际情况为基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对关于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主张需求不足论、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长期性的结构变化、贸易保护角度、贸易主体国家变迁说五点思考进行讨论，建议性的提出针对的解决方法，以解决相关的全球贸易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戴翔， 教授.如何看待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现象[J]. 国际贸易， 2016，（10）.

[2]成相亭.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几点思考――减税比降息更直接[J].中国总会计师， 2012，（7）.

篇2

报告的初步结论首先强调开放和高效的服务业市场的重要性。服务业占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工业发达国家的GDP的三分之二，但按附加值算对出口的贡献率仅为50%，在中国不足30%。换句话说，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这里揭示的信息是，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体的世界中，要想提高生产率，保持国际竞争力，就需要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和服务。

报告分析了运输器材2009年的出口态势，指出世界主要制造商出口的运输器材中，30%至50%的价值源自国外进口。按出口毛值算，德国出口比美国高25%；按附加值算，德国只高5%。这说明德国产品内含高得多的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电子产品出口情况类似。中国和韩国是2009年的最大出口国，两国的出口电子产品中含进口成分约40%。

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约三分之一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中国纺织业的中间品进口，近85%用于出口加工。一国进口中也可能包含进口国自身的成分，美国进口含5%的美国成分，中国含7%的中国成分。

由于上述原因，各国当前按传统方式的双边贸易平衡数据，包含大量重复计算，完全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报告以争吵多年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为例。如按增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顺差高估了400亿美元即25%以上，因为中国进口品中含有很高的美国成分；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品中含有三分之一的进口成分，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顺差达150亿美元之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争端根本就是一个庸人自扰的伪议题，被某些人用来做政治炒作，干扰了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这项研究给贸易政策决策者和相关国际组织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世界就尝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苦果，为什么到如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还竟能被某些政府主管部门采用？应该引以为戒。据报道，瑞士的一则研究报告指出，欧盟制裁中国光伏产品得不偿失。对中国制造商征收惩罚性关税，仅德国就可能在三年内减少8.47万个工作岗位，受保护产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仅相当于其他行业因此而失去的工作岗位的五分之一。这是名副其实的得不偿失。光伏案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欧盟紧紧跟上可能是担心贸易转向，也就是说怕美国关了门，中国产品转流到欧盟。其实，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惩罚性关税也同样只是保护了个别缺乏竞争性的制造商，伤害了大多数消费者和贸易商的利益。

抛开此案不说，中国在制订贸易政策过程中，应深思进口高效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仅关系到特定产品的成本，也关系到宏观贸易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产品一定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同其他国家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市场准入的可靠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意味着更广泛的市场选择，但同时也面临更复杂的竞争环境。

对中国产业部门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加快服务业的升级，不仅要服务好生产和消费，更要提高物流服务效率。对制造业来说，进出口要通盘考虑，进口未必是坏事，过多的出口未必一定是好事，进还是出，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最大限度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要依赖政府出台产业保护政策。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就不可能关闭自己的市场。中国产业欣欣向上，方兴未艾，当然要选择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

链接

关于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

篇3

1肺炎疫情带来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及原因

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的萎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世界商品贸易量目前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国际服务贸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创，世贸组织估计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间服务贸易量下降了约27％，其中与旅行和运输相关的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经济风险全球化，国际贸易的低迷对于长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成为对其经济的致命性打击，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环节的各国经济的衰退进而加剧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萧条，这种正反馈机制构成世界经济形势的恶性循环，各国对外贸易普遍呈现明显的收缩态势。为了避免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的牵制，更多的国家开始注重产业回流和国内循环，这无疑人为地加剧了疫情期间的逆全球化趋势。1．1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国际合作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是维持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环节，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无疑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首先，在肺炎疫情影响下，各国采取的社交隔离政策，造成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生产规模急剧下降，很多企业甚至停工停产，导致产品现象严重短缺，沉重打击了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其次，部分国家为防控疫情的境外输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和货物入境，切断了国际贸易的运输环节，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打击。再次，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购买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导致了跨境贸易活动风险提升，全球供应链的断点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全球供应链仍面临着各国复工复产不同步而带来的挑战。综上所述，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脱节和断裂，是逆全球化现象凸显的关键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剧产业回流趋势。各国的产业回流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回流。制造业水平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制造业可以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产品的供应充足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完善和提升本国的制造业体系有助于减少对于其它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打击程度，亦有助于应对类似于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性公共危机，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各个国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众多发达国家开始反思本国的产业结构，并提出了一系列复苏和振兴制造业的计划。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验证了制造业在紧急突况下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国际贸易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本国制造业能够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质保障，稳定民心，进而能够决定应急管理措施的落实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兴起了制造业回流的热潮。各国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全球产业结构带来新调整。首先，各国均发展本国制造业，会导致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缩小。其次，发达国家作为制造业的产业输入国，辅之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进一步减少，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维系。最后，国际投资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制造业回流会使发达国家对外相对投资减少，对内投资增加，国际投资格局发生变化。这样就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现了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源于英国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商品和服务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它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在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情况下，部分国家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为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单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数量来看，2020年1－10月全球实施的贸易阻碍措施956起，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实施数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进口限制措施的贸易额为4409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扩张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决定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给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口”。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本土产业带来的强有力的竞争为各国完善产业结构和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机下，更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政策便顺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纳。部分国家疫情期间采取的设立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会对世界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使国际贸易的区域性特点逐渐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现象的发生。1．4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导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维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对向肺炎疫情这样全球性突发公共危机的挑战下，WTO被寄予维持国际贸易相对稳定、规范国际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希望。尽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但是WTO的应有的协调和规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自从2019年12月开始，WTO上诉机构停摆，导致WTO无法在肺炎疫情期间高效解决国家间贸易纠纷，不能充分发挥其定分止争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或认同过程，WTO解决争端能力的削弱，使得进行国际贸易的法律风险提升，减损了国际贸易参与各国的信赖利益，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危机。WTO的权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间遭受了挑战。部分成员国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护装备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规定向WTO通报。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置壁垒，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大量这些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可能会与WTO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相违背。

2国际贸易的复苏

根据世贸组织在2020年12月18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了11．6％。世界银行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4％。国际贸易的复苏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内，各国还无法脱离世界市场而独善其身。疫情期间，国际贸易有助于各国结合本国疫情形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过肺炎带来的物质资料短缺的难关。由于各国疫情形势的不同步性，将会出现世界范围内供需情况的不平衡。复工复产较早的国家生产出较为充足的产品，在保障本国市场的需求情况下，各企业急需通过世界市场获取利润来弥补疫情期间的亏损。疫情形势较为严峻、仍未完全复工复产的国家物资储备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过世界市场采购需要的商品。国际贸易的复苏允许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内为供需匹配提供了条件，突显了人类合作共赢的力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各国开始有秩序地恢复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出现明显好转，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恢复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现象是短暂的，并未遏制经济全球化的潜力，也不能掩饰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发展带来的利益。

3经济全球化的科学性注定其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

随着肺炎疫苗的接种使用，我们可以合理预测疫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们不应只把视角停留在疫情所带来的短期逆全球化现象上，而是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判断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政策。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论的论证支撑和实践的检验证明作为依据。经济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最好合作途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疫情所带来的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减速带，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弊，探索更为合理高效的世界经济合作模式，完善本国经济体制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趋利避害，争取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大卫•李嘉图认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的比较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石。尽管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经过不断发展，此理论确实为我们论证经济全球化的优势提供了依据。资本的空间化原理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资本具有趋利性，资本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因此资本具有扩张性特征，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资本会自发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大增殖机会，进而促进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高效配置。这种扩张性趋势是由资本的根本目的决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长期看来也是不可逆的。短暂的公共危机会使对外投资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但是世界长期的较为稳定局面仍然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为这种流动性的维系提供根本动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交通运输的发达减少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贸易规则得到更大范围内的普遍认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了新的贸易方式和种类。互利共赢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国具备参与世界市场交换的强大驱动力。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发展可以与世界市场完全脱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和博弈是各国的理性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熟运转多年，各国已经从世界市场获得利益和发展契机后，再使各国沿着自给自足、单打独斗、孤立发展的趋势运行是不现实的。历史的步伐永远是向前迈进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诉我们，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环节。在理性判断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废食绝不是最佳选择。世界各国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时，正确的态度是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合作共赢，趋利避害，不断提升本国实力，使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位置，而非消极对待经济全球化，过分放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企图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发展本国经济。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否认肺炎疫情减缓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助长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们应当从长远的眼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国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充分发掘国内市场的潜力，减少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保障我国经济稳妥有序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有利因素，提升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顺应发展趋势，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两个循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助力我国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WorldtradevolumeralliesinthirdquarterafterCOVID－19shock［EB／OL］．

［2］Frequentlyaskedquestions：TheWTOandCOVID－19［EB／OL］．

［3］熊爱宗．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转移的新动向［N］．中国财经报，2013，（8）．

［4］贾利军，孟奇娟．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J］．经济师，2010，（11）．

［5］唐宜红，张鹏杨．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0，（11）．

篇4

一、前言

伴随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需求。重视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需要清晰地认识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关注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希望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进行科学的管理和监督，实现对经济发展和服务类型的全面升级。

二、经济全球化深入服务经济全球化时代

1.经济全球化发展时代的变更

我国从1970年到1990年经历了3个实际的经济变化时期，1970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货物贸易阶段。从1970年末到1980年末期，将近20年的阶段全球经济以制造业作为主体。到1990年，世界经济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开始趋向于服务经济发展的模式。

2.服务经济全球化时代划分的评价依据

针对服务经济全球化的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主要的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对外投资开始倾向于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拓展，成为并购的工作重心内容。服务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壮大，服务贸易也在不断的调整和进步，呈现出未来良好的发展倾向。

3.经济强国的评价标准是服务经济社会

通过服务经济的社会状态能够评价社会的整体经济情况，具有良好的产品品质，能够符合自我调整的平面化经济结构，实现对国家经济的全面支持，就能够被评价为经济发展的强国。因此，具有服务经济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具备了经济强国的评价标准需求。

4.服务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价值

针对服务经济全球化的局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时代背景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价值，根据我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满足服务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国家经济进步的重要价值体现。

三、强化发展服务贸易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空间和重心的转变

1.提升我国商品价值

通过强化的发展服务贸易的模式，能够成功地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空间得到拓展的需求，并且能够将传统的经济发展重心转变到先进的领域当中去。开展强化的服务贸易模式，能够充分地提升我国商品的价值，促进我国整体的市场经济收益效果，实现对我国市场经济收益的高效需求。

2.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在具体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国社会需要认识到服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背景，根据实际的发展需求进行市场经济工作重心的调整，在实际的经济运作环境下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基础市场经济发展结构符合服务贸易的发展整体需求，并且能够关注到自身产品生产的质量。

3.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革新

针对我国社会生产效率进行调整，还需要进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运作，保证将第二产业作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将第一和第二类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向第三产业靠拢，并为第三产业充分服务，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充分支持。三种社会生产组织的高效率合作，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转型实践。

四、加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路径

1.战略开展的步骤

针对我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发展情况提出科学的战略设计和部署，需要观察到战略开展的阶段和步骤性特征。从2010年开始，我国重视对服务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经济夯实基础。再到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的发展战略应用，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到2020年，计划实施全面的发展进步措施，希望能够获得更加合理的发展战略。

2.战略空间的布局

针对我国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观察，开展战略空间的布局，实施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内容，通过城市作为服务贸易的中心，采取港口和交通枢纽共同协作的模式，进行良好的经济拓展性发展战略运营，满足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满足我国从周边到中心，从浅出到深入的发展目标。

3.战略开展的措施

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挥进行科学的观察，通过实现战略措施得到良好的服务贸易发展进展，需要从战略和计划部署的细节合作中得以实现。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进行科学的规划，采取战役的方式进行任务的逐一计划和达成，满足未来服务型贸易发展的具体需求，保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作。

五、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切实有效的分析、探讨和总结能够发现，针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不断加速的情况提出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计划和部署，能够实现对我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不断地拓展和提升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实现对我国经济的全面推动作用，体现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在服务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背景下，为提升我国社会经济奠定良好的辅助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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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中国一直以来也因为贸易顺差及汇率问题饱受责难，汇率问题在解释理想世界的国际收支调整时似乎是成立的，但是现实世界要复杂的多。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总共出现了五次失衡。分别为19世纪后期全球化早期的资本转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1977-1979年的美元危机；以及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Bordo，2005）。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金融类资产，尤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以及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率，和发展中国家与之相对应的高储蓄等。

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探究

（一）传统研究的弊端及其拓展

对世界经济失衡原因解释的传统观点主要是从国际收支恒等式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包括美国的低储蓄率，长期的财政赤字以及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等都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这些解释主要是从事后的结果来讨论问题的（余永定，2010）。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外部不平衡必然是内部的投资-储蓄不平衡，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却不十分确定。因此必须在认真研究恒等式两边互相作用的微观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当储蓄大于意愿投资时，如果本国企业无法把商品出口到国外市场，这只能造成本国存货的增加，进而使本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样，当储蓄小于意愿投资时，如果不能从国外输入产品，其结果也只能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储蓄与投资的缺口与贸易失衡之间虽然存在恒等关系，但储蓄—投资失衡只是贸易失衡的宏观表现，储蓄与投资的缺口要转化为贸易失衡，就必须在微观层面具有在失衡状态下进行贸易的条件。传统国际分工理论通常假定物物交换，这使得贸易失衡与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存在天然的不相容问题。因此，要为全球失衡问题提供国际分工层面的微观基础，就需要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进行突破。生产上的差异无疑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最根本原因。

从生产的差异探寻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对国际分工的再度审视。从国际分工的视角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发端于对“资本双向流动”问题的研究。在新一轮全球失衡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经常项目的失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失衡具有紧密的联系。发达国家出现了持续且规模逐步扩大的贸易逆差，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直接投资（FDI）也呈现出类似的不平衡特征，发达国家整体上FDI是净流出的，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整体上的FDI持续净流入。一种说法是，在完全无摩擦的环境下，落后的金融市场将被抛弃，所有的融资活动都将在发达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活动完成之后，产业资本再以FDI的形式流动到最佳投资地点（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因此，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金融资本的净流出（经常项目顺差）和FDI 的净流入（余永定、覃东海，2006）。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过多的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这导致本国储蓄先通过贸易顺差转移到发达国家，进而又以FDI的形式“迂回”到国内，大量进入出口加工行业的FDI又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顺差的扩大。双向资本流动的结果是，伴随着FDI的输出，发达国家逐步建立起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以发达国家母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非产业资本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之间建立了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这种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促使当前研究开始考虑全球失衡与国际分工本身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内部装配、加工、制造等环节，因而参与全球分工的一个重要形态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自身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货物贸易以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由于中国处在“世界工厂”的低端位置，形成了以外资代工为主的生产贸易模式，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只是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货币镜像。

（二）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分析

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视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经济体（美、英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产油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巨大差异的基本现实，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视角解释全球失衡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经由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宏观路径；二是经由国际分工模式的微观路径。在宏观路径的研究中，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金融一体化将引发全球失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深度都较低，因此其过量储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同时引入它们的高风险投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长期将逐渐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率会更低。

那么基于金融市场差异的国际分工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进而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场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原理。在金融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出口金融资产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二次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形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的金融业发达，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强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德、日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强国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制造品，进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盈余。

金融资产与货物一样，也存在“贸易模式”的问题，产出情况和禀赋特征、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厌恶程度以及主观信念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影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而当某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时，该国就具有这种风险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而出口该资产。在资产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风险资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出口风险资产，进口无风险资产，这会造成该国储蓄下降；上述结论说明资产市场完善程度更高的国家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拥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更容易出现贸易逆差。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一般认为商品是可贸易的，而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只关注实体经济，忽略了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服务不可贸易的主要基础是认为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但事实上有很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服务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 没有国际贸易， 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还是源于美国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逆差问题不可能依靠国际资本的移动来填补，而主要是通过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调整来解决。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失衡，仅仅依靠局部的调整，如汇率的调整，是无法达到解决失衡的目的，全球经济失衡必然还将长期存在。而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伤害到已取得的成果，还会降低世界增长速度，且无益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当前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较优势，是与全球储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须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场的全球化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Bordo，Michael D.，2005，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Imbalances，NBER Working Papers11383，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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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30日

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不断优化我国的开放性经济结构。为了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获取能力，我国需要不仅加强国际资源的整合能力，而且需要加强自主创新环节，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一、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的特征

在2012年中，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为3%，随后的一年内，该数值依旧下降，在全球贸易增长减弱的背景下，我国贸易在增长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过后的三年里，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品值上涨。首先，经济增长逐渐放缓，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仅为两位数，并且速率不断下降；相比同一时期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我国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进口增长速度，出口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使进口贸易受到很多损失，在2015年中，我国进口贸易下降率达到15%。当前，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增长趋势放缓的问题。由于贸易与经济具有密切联系，在2008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当前的几倍，但是当前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产出速度。根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优势不断减少。其中，贸易超调在产品中的特征为：联合国部门根据贸易产品的特性进行了分类，在按照不同类型的产品分析中，能够获取产品的进出口参数，在此基础上能够得出产品结构与我国贸易之间的联系。

（二）产业链更加完善。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中可以分析出，我国属于全球较为重要的贸易国，随着本国企业与外贸企业的联合发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数值呈现上涨趋势，因此我国能够将这些供应链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在我国产业链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使产业集群更加具有科学性。在当前社会中，我国有很多制造业产业集群，如家用电器产业、电子产业等，并且不断朝全球供应链进行扩张。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很多企业的生产能力取得了较大进步，使我国的工业产业链更加具有系统性。很多生产商的零件能在附近区域实现完整配套，并且对国外材料的进口订单量不断下降。

二、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中存在的问题

（一）初级产品贸易额降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调整恢复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国际较多产品价格降低，不同于制成品，初级产品贸易额具有明显的降低趋势，使我国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为：制成品。但是，由于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我国进口增长放缓速度大于出口的原因。相比于外需市场，我国内需市场在快速发展中，能够使消费品的单独销售总额不断上涨。在内需市场比例不断加大的过程中，消费品贸易出现逆势上涨的趋势，同时消费品的增长指数越来越稳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贸易增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中间产品在出口、进口方面出现减弱情况，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属于中间产品，一旦其进口下降，将会造成我国进口贸易受到影响。对外贸易增长放缓不仅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影响。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空前发展，2013年在世界贸易国家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效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在当前环境中，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存在劣势，主要是由于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并且该条件长期低于数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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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保护理论的演变、发展及其特点

（一）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学说。出现在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即15～17世纪的重商主义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认为开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货币财富，在对外贸易中，一方之所得必然是另一方之所失。重商主义者根据自己对财富和贸易的理解提出一系列外贸政策，必然是一心追求贸易顺差的以“奖出限入”为特征的贸易保护政策。

（二）汉密尔顿以关税为主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代表当时工业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于1791年12月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提出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主张，以使新建立起来的幼稚产业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以增强同英、法等国的廉价商品进行自由竞争的能力。汉密尔顿的保护贸易思想和政策主张，反映的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业的正当要求和愿望。

（三）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发展了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学说，建立了一套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后进国家服务的保护贸易理论。他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只适用于像英国这样工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不适合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推进自由贸易，对落后国家无疑是场灾难。因此，经济落后国家应当实行保护贸易制度，使本国的经济赶上或超过先进国家，这样才能使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理论来论证后进国家保护幼稚工业的合理性。根据生产力理论，李斯特对保护对象的确定、保护关税手段的运用等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主张。

（四）新贸易理论中的战略性贸易政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生产补贴、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困境

从上述对保护贸易理论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重商主义开始，到后来的幼稚产业保护论，直至新贸易理论的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一些共同点，即其前提条件都是生产要素的国际间不可流动性、产品具有明显的国家和民族界限、贸易保护对象具有确定性、贸易保护手段具有可操作性且以关税为主。但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可以跨国流动的条件下，传统贸易保护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从而也使传统贸易保护理论陷入困境。

（一）贸易保护对象确立的困难

1、以民族产业为界限实施保护已不可能。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目标是发展民族产业，实行经济自立。这在国际投资还没有充分发展、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那时企业和产品的民族界限非常明晰，保护对象的确定比较容易。但在当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产业”界限已经比较模糊。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带来生产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内部的企业内分工发展迅速。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跨国并购此起彼伏，各国产业、企业的相互渗透更加深入，企业、产品的“国籍”日益模糊了。

2、以幼稚产业为界限实施保护其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保护幼稚产业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一个有力论据。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界定，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1）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同样的产业在别国的保护下可以成长起来，在本国则不一定达到同样的效果。（2）幼稚产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后，很可能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3）即使有些“幼稚产业”经过保护以后成长起来了，但这些产业很可能是假幼稚产业。

3、以战略性产业为界限实施保护愈发困难。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一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状况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高科技产业因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而被称作战略性产业。为了提高国际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对战略性产业加以保护也就成为贸易保护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正变得愈发困难。原因在于：（1）对发达国家而言，虽然其财力雄厚，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往往涉及许多科学门类、需要高额的投入，有的单靠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难以完成。（2）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就相对落后，有的高科技产业是一片空白，保护无从谈起，保护只会造成封闭和更加落后。（3）对战略性产业的保护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就难以达到。

（二）贸易保护利益的流失和贸易保护的成本加大、收益减少。根据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关税或非关税的贸易保护都将会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下降，而使政府税收和国内生产者剩余增加。当生产者成为东道国国内企业时，政府会通过财政转移等政策实现国内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并且会通过贸易补贴政策促使本国产品增加出口形成贸易顺差，扩大本国外贸收益。但当一个产业或行业存在外资投入时，东道国的贸易保护会使外资企业受益，政府虽然有一定的关税和许可证拍卖等收入，但整个社会的福利下降，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同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WTO所推行的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关税保护已大大弱化，非关税保护虽然在特殊条件仍有存在的空间，但其保护代价增大，收益减少。

（三）贸易保护会使东道国成为投资国落后生产管理技术的输出地。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贸易保护的结果是使生产要素没有按效率配置并且使落后的生产管理技术得以继续延续。当一国的企业全部为国内投资者时，政府的贸易保护目标往往是针对幼稚产业和衰退产业，有较大的民族情结、国家情结的因素，因此对贸易保护的负作用容易得到国内公民的理解和同情。但当一个产业或行业有外资投入时，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会使外资的落后生产管理技术大量涌入，赚取最后的收益。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新方向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保护民族产业为出发点的贸易保护政策已难行其道。但出于各种深层次的原因，贸易保护又不可完全取消。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保护政策包括以下几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一）贸易保护政策应由单纯注重商品流动转向兼顾商品和要素流动。传统贸易保护政策的实质是奖出限入，其隐含的假设是在要素流动有限的情况下，一国在某个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只能通过本国的努力来创造。当外来商品威胁到这种努力的时候，就要对进口商品采取限制措施。但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要素的流动性增强，一国的要素已不再成为其独有的“专利”，也可以被其他国家通过投资所利用。同样，一国发展经济手段除了依靠国内要素外，也可借助国外要素。因此，国际贸易分工中比较优势地位下降，竞争优势地位上升。由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加上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升级、比较优势转移非常迅速，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想再依靠贸易保护来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已很困难，一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应由依靠贸易保护以发挥比较优势，向鼓励要素流入以弥补比较劣势、创造竞争优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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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经济研究的热点，其复杂性和世界性对经验数据提出了较高要求。故本部分以数据来源为脉络对全球价值链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指出未来可供研究的方向。

一、 传统国际贸易数据

1. 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最早使用也是最简单的测度方法是使用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零部件数据主要是指SITC7（机械和运输设备）和SITC8（杂项制品）两类。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将贸易产品数据按主要用途分为消费品、资本品（投资品）和中间品三类。Yeats（1998），Ng和Yeats（1999）最早使用这类方法进行国家层面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分析（某行业的）全球或区域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如Lall et al.，2004；陈勇，2006；Kimura et al.，2007），少数计量检验研究了全球生产分工的影响因素（如陈静等，2009；Orefice & Rocha，2013）。SITC和BEC分类标准针对国家层面，尽管简单直观、涵盖范围广、可用于国际比较和考察双边贸易，但通常只能在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展开，限制了研究范围。该方法没有考虑中间品在各国（国内）不同行业流动产生的循环效应并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准确性不佳。

2. 加工贸易数据。加工贸易是指企业进口全部或部分中间品材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再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主要数据来源有美国离岸外包组装项目（OAP）、欧洲加工贸易（EUPT）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CCS）。美国和欧洲的加工贸易大量转移至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故使用OAP和EUPT的文献较为陈旧（如G？irg，2000；Egger & Egger，2001）。中国CCS数据更新及时且内容丰富，学者们开始通过数据匹配法获得“企业―产品”层面的加工贸易数据展开研究（如余淼杰，2011；田巍和余淼杰，2014）。海关统计保证了加工贸易数据的准确性，但加工贸易使用的进口投入只是进口中间品的一部分，以其他方式进入的中间品同样在国内各部门循环使用，故用加工贸易测度全球生产分工存在误差。

二、 投入产出表数据

1. 基于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测度。传统贸易数据通过中间品贸易描述全球生产分工现象，难以在细分行业层面展开分析，无法确认中间品的流向和生产使用情况。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各国家以及各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消耗关系。国家投入产出表以单个国家内部的投入产出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测度总生产、总进口或总出口中进口投入品所占比重来测度生产分工。文献中常用的方法有两种（Hijzen，2005）：一是考虑国内生产的国外含量，其考察了生产或总投入中的（直接）进口投入品的比重，即“外包指数”；二是考虑了出口中的（直接和间接）来自外国的进口含量，即“垂直专业化”。使用国家投入产出表可以在细分行业层面测度分工程度，有充足的数据用于计量检验，因而相关经验研究集中在单一国家的行业层面：一是外包或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定量描述（如Amiti & Wei，2005；平新乔，2006），均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水平稳步增长。二是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胡昭玲，2007；Amiti & Wei，2009），都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三是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如Feenstra & Hanson，2003；Bailey & Lawrence，2004；Geishecker和G？irg，2008），发现国际外包对国内就业或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没有一致性结论。

2.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测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建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更能深入揭示世界经济现实，这也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流方向。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世界各国的各部门之间产品的流向和消耗关系。常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全球投入产出表（GIOT）、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日本经济研究所（IDE）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美国普渡大学的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GIOD）。

OECD和WTO于2013年联合开发了贸易附加值（TIVA）数据库并对外公开，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和政策研究，尤其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其他使用该数据的经验研究包括Newby（2013）对芬兰，Duprez和Dresse（2013）对比利时，以及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4）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的详尽分析。TIVA数据库的不足在于时间区间较短，仅有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这五年的数据。

GTAP成立于1993年，主要提供世界经济数据库、实用型一般均衡世界贸易模型、软件等的开发和改良，目前最新的是2004年的版本7。不同于TIVA数据库对外开放，也不同于WIOT是成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使用GTAP需要结合单国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构建所需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经典研究大都采用这种方法。比如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出口附加值指标来测度全球生产分享程度，并以此计算贸易失衡度。Koopman等（2014）综合现有分工测度指标和贸易附加值概念提出一个完备的分解框架，将官方统计出口分解为不同的附加值部分；引导大家重新认识显示性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平衡与贸易成本等问题。

AIIOT是全球最早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其共有七年数据，1975年～2005年间，每5年编制一份。由于数据更新缓慢，而且覆盖的经济体有限，使用AIIOT的机构主要是日本经济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以案例分析和统计描述为主（如Oikawa & 小井川谥荆2008；IDE & WTO，2011）。

WIOD是目前对外公开的范围最广（全球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时间跨度最长（1995-2011）的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被研究者广泛用于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特征（如Foster-McGregor et al.，2013；Foster-McGregor & Stehrer，2013；Johnson，2014）。

UNCTAD汇集世界各国的国家投入产出表、供给使用表、各机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Eora GVC Database），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25个～500个行业，时间跨度1990年～2010年，是目前覆盖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但未对外公开，目前只有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利用该数据对全球价值链的世界情况进行了描述，并结合全球生产网络检验了世界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联系，并描述性分析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潜在的风险。

三、 企业经营与调研数据

1. 企业经营数据。

（1）跨国公司经营数据通常由研究者收集整理。使用该数据的文献主要检验了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活动的国际转移，通过子公司生产活动的相对重要性测度外包。常用指标是子公司的就业人数占跨国公司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关研究探讨了外包对技术密集度（Head & Ries，2002），劳动力结构（Hansson，2005），不同工资类别（Ebenstein et al.，2014）等的影响情况。这类数据仅捕获了跨国公司的部分外包活动，排除了所有公平交易（Arm's Length）。

（2）出口企业贸易数据主要来自海关统计。文献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进口中间品来量化外国投入在每个公司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分工指数的分母可用总投入、材料购买额、销售额、工资账单、附加值和总产出，而分子即进口中间品通常使用物料投入或同时考虑物料投入和服务投入（如G？irg & Hanley，2005；G？irg et al.，2008；Mion & Zhu，2013）。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国际分工对生产率（G？irg & Hanley，2005），工资结构（McCann，2011），企业就业增长、退出市场和技术升级的影响（Mion & Zhu，2013）。虽然进口中间品同时涵盖公司内交易和公平交易（Arm's-Length），但两者的产生原因和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Hijzen等（2010）使用两种不同外包指数首次进行了区分：一是总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国外供应商的花费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二是公司内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向国外子公司的购买费用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发现：后者对母公司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并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前者。

2. 问卷调研数据。调查数据通常涉及生产活动的国际区位选择问题，外包信息通常是定性信息，而且调研往往是一次性的，难以用于分析外包的动态特征。各国对数据统计的保密性和信息收集与记录方法迥异，使得难以进行国际比较和全球生产网络层面的细致分析。目前较全面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于2011年合作建立的竞争力研究网络（CompNet），其涵盖11个欧洲国家58个行业700 000个企业超过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但目前并未对外公开。

欧洲布鲁塞尔智库构建了全球经济中的欧洲企业（EFIGE）数据库，包括七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涉及15 000家企业的特征和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定量和定性信息，时间跨度为2007年～2009年。Altomonte和Ottaviano（2011）使用该数据在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都发现，国际生产分享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Veugelerset等（2013）使用该数据发现，仅有少数企业密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且这些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参与国际贸易程度较高，创新性较高，生产率也较高。

日本的经济、贸易和产业研究局（RIETI）的调研中涵盖了制造企业的制造和服务的外包行为，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供应商，但它仅仅包括了外包地位的定性信息数据。Ito等（2011）使用该数据发现，同时进行制造活动外包和服务任务外包的企业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但对只进行其中一种外包行为的企业无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参与分工的方式对企业生产率至关重要。Tomiura等（2013）将RIETI调研数据与企业层面数据结合起来，检验发现外包显著促进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

意大利的跨国公司外包调研每三年进行一次，涉及国际化活动、投资、研发以及劳动力特征。Crino（2010）检验了服务外包对国内就业水平和技术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外包对就业水平无显著影响，但改变了就业结构，企业转向雇佣更多的技术熟练度较高的工人。Antonietti和Antonioli（2011）研究了跨境生产再配置对企业技术结构的影响，发现生产外包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产生潜在的技能偏向影响（Skill-bias Effect）。

法国在1999年进行的工业跨国公司的国外活动调研数据，对每笔进易都统计了价值、产品分类、来源国以及交易模式等信息。数据库中的交易模式包括垂直FDI，来自第三方的合作外包和国际外包。学者们利用该数据研究了企业国际化模式。Jabbour（2012）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可能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进行外包，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往往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Defever和Toubal（2013）发现生产率最高的跨国公司向不相关的供应商进口生产所需中间品，而生产率较低的跨国公司向关联第三方进口中间品。Corcos等（2013）发现，公司内贸易更可能发生在资本和技能密集型企业，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及司法体制健全的国家。

四、 经验研究评述

按照数据来源对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来定量描述和分析全球、区域、国家或行业四个层面的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部分计量检验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因素。这类视角的研究多是采用零部件数据进行跨国研究和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细分行业层面的研究。二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这类研究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检验并几乎都得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三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研究也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进行了检验，但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四是计算贸易附加值以及应用其分析宏观经济。这类研究的基础是通过国家投入产出表和国际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参与全球分工获得的真实价值。但通过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更细致和更准确地分解出各种类型的贸易附加值，进而更有效地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比如经济失衡情况（Johnson，2014）、贸易收益分配（Noguera，2012）、产业国际竞争水平（Koopman et al.，2014）等；但其主要使用贸易附加值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准确展现影响程度，没有深入讨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其的影响机制，更没有进行严谨的计量检验。谭人友和葛顺奇（2014）开始弥补上述不足，并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实证方面，至少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使用附加值数据检验经典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的适用性或验证经验法则（如“微笑曲线”）的有效性；二是使用跨国公司与全球供应商的生产与交易数据，挖掘全球价值链的微观特性；三是将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合作结合起来，比如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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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F753/757

2012年上半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年度报告中预测，2012年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率将下降至3.7%，低于2011年5.0%，也低于过去20年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分别增长2.0%和5.6%，进口分别增长1.9%和6.2%。

世界贸易走势的低迷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休戚相关。2012年7月，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5%，低于2011年的3.9%。由于世界经济增速的低迷，一定会收紧全球的进口需求，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欧元区经济进一步衰退等风险因素，都会影响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期水平。通过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的当月同比数值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5月，各国贸易增速较2011年都没有出现显著的回升，更未现超越2011年的势头。可以判断，如果2012年下半年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增长前景还不明朗，那么2012年全球贸易将会持续相对较低的增速。

一、基于国际贸易先行指标走势的判断

第一，国际航运指标的变化显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这主要通过国际航运市场情况加以判断，国际航运市场情况可以通过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BDI）和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国际集装箱指数（HRCI）进行分析。从BDI指数可以看出（如图2），自2011年底该指数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12年年初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回升。BDI先行指数的变化能提前反映国际贸易走势的变化，而目前该指数的发展趋势也难以判断出2012年下半年国际贸易能有明显的提高。

国际集装箱指数从2011年7月的近792点，滑落到2011年12月的近499点，再震荡到2012年6月的502点。可以判断，国际运输市场的集装箱运价指数走势也难以支持国际贸易出现强劲增长。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还处于相对高位。自金融危机后，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基本上恢复到一个较高价位，尤其是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维持在高位。近几个月来，尽管价格指数出现了回落，但还处于相对的高位（参见图3）。较高的初级产品价格也会提高出口价格指数，进而会降低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对全球贸易的提升不利。如果这个价格水平没有太大的改观，那么2012年下半年，其对全球贸易的扩张不会起到积极作用。偏高的价格指数推高了生产成本，和体现生产扩张情况的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月以来不断低迷相辅相成，从2012年3月PMI指数开始回落至54.4%，随后的4月至6月分别是52.3%、52.1%和50.3%。上述情况说明全球生产情况不容乐观，外部需求严重疲软，这也能折射出全球贸易走势的黯淡前景。

二、主要经济体的形势分析

国际贸易形势与宏观经济运行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全球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包括美、日经济，欧元区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

（一）美、日经济呈现温和增长

美联储2012年6月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为1.9%～2.4%，通货膨胀率为1.2%～1.7%，均低于2012年4月的预测。2012年第4季度的失业率预计为8.0%～8.2%，高于4月的预测值。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表明，2012年美国经济只能呈现温和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对刺激贸易增长的作用有限。美国2012年单月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个位数增长，前5个月，出口同比增长在4%～8%左右，而进口同比增长在3%～8%左右，远低于2011年两位数的增速。大选之年，美国经济的尴尬境遇，也难以让总统候选人拿经济说事，但愿下半年能出现经济反弹，为他们的竞选增加一些自信。

日本央行2012年7月预测，本财政年度的经济增速为2.2%，低于4月预测的2.3%。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规模并未显现出预期水平，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庞大的外部需求。2011年下半年，日本的月度进口增长维持在9%～19%左右，而2012年上半年的月度进口增长则只徘徊在8%～10%之间；月度出口增速从2012年2月结束负增长后，逐步恢复到2012年5月9.96%的增长态势。这也说明，日本经济也是保持低速增长。

（二）欧元区经济仍陷债务泥潭

欧债问题尚难烟消云散，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边缘。

尽管第1季度欧元区内生产总值实现了0.3%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欧盟委员会2012年春季预测，2012年欧元区GDP增速为-0.3%，其中重债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GDP增速分别为-4.7%、-3.3%、-1.8%、-1.4%，这显示债务危机会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发酵。2012年6月，欧元区的Markit综合PMI指数为46.4%，该指数在过去10个月中有9个月低于50%，而制造业PMI指数则更低。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欧元区17国2012年5月的失业率已达11.10%，债务危机严重的国家更是情况堪忧。

欧洲经济的衰退影响着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无法为整个沉闷的外贸市场带来丝毫希望。欧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目前却给这些国家的出口以沉重打击。比如，中国出口欧盟的月度累计同比自2012年1月均是负值，分别为-3.20%、-1.10%、-1.80%、-2.00%、-0.80%和-0.80%，虽然对欧盟单月出口在回升，但较2011年还是在下降。印度对欧盟的出口当月同比，2012年1月是-20.15%，2月份是-26.75%，也有很大的下滑。

（三）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放缓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疲弱的背景下，其出口绩效均不令人满意，即使2012年下半年有一个反弹，也难以平复上半年的下滑。以中国、印度、南非为例（参见图4），三个国家2012年前5个月的出口同比增长远低于2011年同期水平，均处于3年来的低位，尤其是印度还出现了几个月的负增长。因此，2012年下半年的出口表现十分重要，谁能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尚有待观察。

三、2012年全球贸易的走势预测与建议

对于WTO做出的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测，本文给出了基本分析，对比2012年上半年的形势，2012年下半年应该会稍微乐观一些。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国会为增加库存而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各国主要节假日多集中在下半年，这将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

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CPB）提供了全球的实际贸易量，根据2012年前5个月的全球贸易数据，可以对2012年下半年的走势做出一定估计，判断出全球贸易走势。由于2011年贸易增速较低（5.0%），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将在4.5%上下浮动。

如何寻找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关键还依赖于全球经济的长期复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以往新兴经济体注重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目前，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外部需求不断扩大，这是促进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之一。新兴经济体之间多是在制造业或者能源领域存在较大的外部需求，应该保证此方面的增长源。另外，一些免受债务危机之苦的发达经济体应该将出口市场瞄准新兴经济体，因为短期内欧元区重债国难以恢复元气，对外部需求也难有佳绩。比如，英国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出口就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12年5月的3个月里，其对中国出口却同比增长26%。英国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最近首次超过对欧盟国家的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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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及开放度的提高，我国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出口呈现迅猛增长态势，资金和技术密集型新兴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582亿美元，增长18%。其中，出口744亿美元，同比增长19%；进口838亿美元，增长16%；由于旅游项目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自1999年以来首次下降到94亿美元，下降3%。据世贸组织《贸易发展报告》统计，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呈现以下特点：

（一）出口增速高于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速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15.9%，其中2001-2005年，年均增速为19.8%，约为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二）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逐年提高

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24.8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0.7%；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744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1%。二十三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近29倍，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

（三）传统服务贸易出口保持增长势头

过去二十五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中传统运输类服务贸易比重明显下降，旅游类比重保持稳定，而其他商业类服务持续上升。与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发展趋势相反，近年来，由于货物贸易快速发展，中国运输服务出口占比呈逐步上升势头，旅游服务出口比重略有下降。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服务占比上升到20.7%，比1997年增加了8.3个百分点；旅游服务出口占比为39.4%，比1997年下降了9.7个百分点；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占比为39.9%，与1997年基本持平。

（四）部分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出口增速超过发达国家

1997-2005年，随着全球新兴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咨询、电影和音像等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增速加快，超过了其他部门，也超过了OECD国家相应部门的增长速度。其中我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从8400万美元提高到18.4亿美元，增长了21倍，在全国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0.3%增长到2.5%。

（五）中国对主要市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多元化分布，进口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05年对美国服务出口99.6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3.4%；对欧盟出口74.32亿美元，增长45.3%；对香港特区出口84.5亿美元（不含金融服务）。

（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面临的问题

我国服务贸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2005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3533亿美元， 英国为1834亿美元，德国1429亿美元，分别是中国的4.7倍、2.5倍和2倍。其次，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较低，仅占约10%，全球的平均水平为 25%，而英国和美国分别占48.5%和39%。第三，自1994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存在巨额逆差，且差额呈现增大趋势，2005年比上年有所减少，但依然逆差94亿美元，而美国2005年顺差646亿美元。

二、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产业竞争力

当今国际服务贸易中，旅游和运输服务继续保持了最大部门的地位，但由于增速减缓，所占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以及专利许可等现代服务部门尽管所占市场份额较小，但增长速度惊人，在全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产业政策对本国乃至全球服务贸易的产业导向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部门构成总体上与全球服务贸易存在共性：旅游、运输和建筑服务等传统产业出口占据主导地位，份额高于全球水平；在新兴行业的发展趋势上与全球服务贸易相比存在差异性，特许和专利权使用占比比全球低6个百分点；金融服务出口低于全球占比5.1个百分点，且现代服务贸易部门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水平。

（一） 按RCA指数衡量的部门竞争力

国际学术界通常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分析一国某产品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RCA指一国总出口中某类产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产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其公式为：

RCA＝Xe/X/We/W

其中， Xe为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额；X为一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We为该类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W为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

一般认为，若RCA≥2.5，则具有强的竞争力；若1.25≤RCA

用RCA衡量我国服务贸易总出口中各部门相对于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竞争力，结果显示，建筑、旅游和其他商务服务有较强竞争力；运输服务有一般竞争力；其余部门竞争力较弱（见表1）。

（二） 按增长速度排序的部门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主要是计算机信息、咨询、影视、金融、运输、公告和建筑服务，年均增长率超过20%,其中前三各部门超过35%。

（三）用波士顿矩阵分析的部门增长潜力

以1997-2005年间年均增长率近似等于15%（全部服务的年均增长率为14.8%）、以2005年出口规模20亿美元为基准，用波士顿矩阵（由于缺少全球行业统计，我们用出口绝对数替代了市场份额）表示的中国服务贸易各部门增长潜力情况是：处于第一象限的属于基础规模大、增长速度快的部门，需要重点支持其发展，这样的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现实的和预期的贡献率都大；处于第二象限的属于基础规模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的部门，这样的部门在促进政策得力的情况下，会有超高速增长，对整个服务贸易出口的贡献比较大；处于第三象限的属于基础规模小、增长速度缓慢的部门，近期内促进意义不大；处于第四象限的属于基础规模较大、但增长速度较低的部门，这些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贡献大，需要长期持续的支持。

用波士顿矩阵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规模大、增长快、有很大发展潜力的部门：运输、咨询、建筑和计算机信息服务；

――规模小、增长快、有发展潜力的部门：金融、保险、广告和音像服务；

――规模大、增长慢、需继续维持的部门：旅游和其他服务；

――规模小、增长慢、近期内发展潜力较小的部门：通讯、特许和专利权使用。

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行业选择来说，有无发展潜力，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而顺应全球服务贸易行业发展趋势则只是说明部门发展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但需要中国具备一定的竞争实力，否则不可以成为近期实现的目标。

综合全球服务贸易的产业发展趋势、国际市场需求前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部门发展潜力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我们认为，近期内我国政府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部门选择应该按照“深度挖掘”和“重点培育”和“特别关注”三个层次进行。“深度挖掘” 类的部门包括运输、旅游和建筑服务，这些部门的出口基数大，在现有基础上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对出口总额的扩大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在当前和今后都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骨干部门。“重点培育”类的部门包括计算机和信息、金融保险和特许专利使用，这些部门属于增长潜力大、发展速度快的部门，只要政策得当，会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重大影响。“特别关注”类的部门包括文化教育、分销和咨询服务等，是我国具有一定特色优势的部门，具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56个民族的文化荟萃更增添了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把拥有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如武术等）、营养保健、中医、教育、哲学、戏剧、影视等分支部门全方位地推向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总之，选择重点服务行业部门进行出口促进，是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的需要，是适应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格局、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提升中国综合竞争力的需要，意义重大而深远。

三、扩大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政策措施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不断提高服务贸易在全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兼顾服务贸易总量增长与收支平衡。为力争实现进出口平衡，服务贸易出口要实现超常增长。到2010年，服务贸易额（国际收支口径）达到4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0%。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完善的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政策体系和服务网络，要发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后发优势，就应当抓紧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出口。

（一） 推进重点部门的发展。

积极推进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新兴的资金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与继续扩大旅游、运输等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改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促进中国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

稳妥扩大中国服务业开放与积极开拓国际服务业市场相结合，对内以开放促竞争，以开放促发展，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外大力实施服务业“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企业在外分支机构在当地提供商业服务，提高其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与优势区域和企业的重点突破相结合，积极建设服务贸易示范区和服务业外包基地，优先支持中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增长潜力的企业出口。

（二）完善服务贸易出口的管理。

成立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服务贸易发展协调小组”，全面协调，发挥合力。同时进一步明确商务部在服务贸易管理中的职能，加大商务部对服务贸易进出口政策的协调、出口促进、多双边谈判的力度。

（三）加大发展服务贸易的资金投入。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出口信贷条件和额度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范围内，积极为服务贸易出口项目提供保险支持。放松服务企业境外投资的用汇限制，简化其境外投资外汇审核程序，适当提高用汇额度。根据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的具体情况，对服务贸易出口业务和企业予以税收优惠。例如，对服务型企业的人员工资在税前列支，避免两次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服务出口所得减免营业税。

设立服务贸易发展资金。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作用越来越大，需要从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划出部分资金专门用于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资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出国参加展览、研讨会、境内外推介活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国际/重点国家资质认证、重大出口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支持建设服务贸易示范区和服务业外包基地。

（四）尽快建立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制度。

制定服务贸易统计法规，以跨境贸易和附属机构两条主线采集我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并逐步开展自然人流动统计。一方面要对现有的跨境服务收支数据进行完善。在现有BOP统计数据基础上，通过调查等方式完善运保费、旅游等项目数据，同时逐步采集扩展的国际收支分类（EBOPS）数据。另一方面，建立内向和外向FATS统计。在数据采集方法上要立足中国国情，保证“方向正确且操作可行”。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运行分析，实时掌握进出口的产业动态和国别市场格局。

（五）稳步推进对外开放。

在新一轮的WTO谈判中，根据中国国内市场的承受能力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实力，争取在自然人流动和海运领域的自由化方面取得成果，在其他领域采取审慎渐进的态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谈判，为中国尚未发育成熟的服务业提供保障机制；积极参与“国内规章”谈判，通过谈判减少或消除海外贸易壁垒。

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中，积极发挥中国拥有的比较优势，在具有较强国内市场承受能力的服务贸易领域，协商推动互相放开市场准入限制。

（六）培育服务贸易出口主体。

根据中国不同地区服务贸易的特点和行业优势，建设国家级服务贸易示范区，为示范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以服务贸易示范区为主，在服务贸易重点部门确定一批重点企业或企业集团，予以重点支持。根据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比较优势与增长潜力，对重点企业（集团）实行动态调整。力争到2010年，重点企业（集团）达到500家。

（七）加强培养服务贸易人才。

在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协调高校、服务贸易示范区、服务贸易发达地区开展服务贸易人才培训。培训内容既包括服务贸易的国际国内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又包括软件、技术等中国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八）建立中介组织，加强对发展服务贸易的宣传和协调促进工作。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培育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贸易行业协会，整合企业力量，树立统一形象，加强对外宣传，提高企业声誉，培育企业信誉，积极为中国服务贸易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规范市场行为，充当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纽带。

充分发挥驻外经商机构的优势，积极对驻在国（地区、国际组织）服务贸易的管理机制、政策法规、商业机会的调研工作，帮助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建立服务贸易预警应急机制，做好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

（九）搭建服务贸易出口促进平台。

建立全国服务贸易公共信息网站，介绍世界服务贸易总体情况，以及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关主管部门、中介机构、行业发展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方便企业获取国内外信息。

举办国际服务贸易论坛，支持在国内外举办若干服务贸易相关的会议、论坛、培训和展览，为企业创造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