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开放的利与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市场开放的利与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目前我国正处在金融开放的关键阶段，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备很大的优势。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存在着弱势和缺点。中国在加入WTO后已经全方位开放金融业，自由兑换人民币使其成为国际化货币也指日可待。但中国的金融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资本的形成模式，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也不容乐观，同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还将承受国际游资等方面的压力，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针对中国自身的条件和问题，认真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形式和方法，借鉴他们的优点，可以完善自己的金融自由化过程。怎么才能把握好机会，加快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早日融入国际金融的主流，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一、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基本概念

1.金融自由化：这个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提出来的。通过深入的系统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抑制”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扭曲等等不合理现象严重存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为此，他们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个理论，主张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解除金融抑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增长。

2.金融开放实质就是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就是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通过金融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实际做到金融制度的开放，金融机制的开放，能够放松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筹措资金等能力；放松政府对汇率和利率的管制，使其市场化与国际接轨。

3.所以，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关系式非常密切的，这是对外开放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做到了真正的金融开放，才能让金融自由化得到充分的贯彻。

二、金融自由化存着利与弊的争论

金融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能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但从现实上讲金融自由化的存在的弊端也不少。从有利方面分析，金融自由化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机制放开了金融管制；来自国外同行业的竞争刺激国内金融业更多的投资和增长；国外银行进入本地金融市场激化国内金融业的竞争，提高国内银行业的效率，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从不利方面分析，有些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公司管理意识薄弱，财产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水平低下，存在着金融市场交易信息不完善；金融自由化降低了本国市场的资金的流动性，分散并阻碍了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下不能有效的进行市场规范；金融自由化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可以看出，推行金融自由化是否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条件。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的特点分析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不能完全照搬盲目效果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施本国的金融改革，不能同时进行所有的自由化措施，要结合本国自身的条件，按照顺序，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这样才能减轻负面影响降低金融改革的成本。通过分析研究各个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发现其模式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目前认为比较合理的模式和实行顺序是：首先是利率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将利率自由化改革放在第一步，以利率特有的激励手段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其次是通过加强银行业的业务和利润的最大化进行金融业务经营自由化的改革。通过改革，明显加强了银行间的竞争力，扩展了银行盈利的多元化渠道，经济效益也大幅提高。第三，增加国内企业融资的多元化渠道，吸引国外资金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取消各种限制，为稳步推进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改革积极创造条件。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在具体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适宜采取符合客观实际的循序渐进的模式，衡量本国的实际条件，协调改革的步伐，不能急于求成。要权衡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和风险，不但要保持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也要有效的避开有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

四、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的体制改革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 主要包括初创体系，剧烈扩张和逐渐完善三个阶段，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摸索，我国的金融业已经处于在完善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时进行全面深入的关键时刻。1992年实施的有关利率，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以及资本账户的金融开放等等的完善金融机构体系，解除银行信贷控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以及改革外汇体制的措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特点的市场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

五、结论

回顾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及对外开放的历程，顺利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封闭到逐渐开放的部分过程，成就是可喜可见的。但也要从中看到我们的不足，汲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明确界定外资金融机构，赋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的情况下保障本国金融市场改革，加强对国内现有金融产品的法律保护方面，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的组织和程序，使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稳步快速的进行。

参考文献：

[1]爱德华. 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

篇2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其日元国际化也是先人民币一步。日元的国际化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时期日本经济处于顶峰。当时日本对日元国际化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日元国际化之前，日本同样面临着日元和日本国际地位不符的困境。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景气的持续，日元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员。这个时期的日本和日元，和今天的中国和人民币有着十分相似之处。但是时到今日，日元国际化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成功。有道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为我们今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选择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一、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教训

日元的国际化走过了几十年，但就结果来说，日元的国际化水平依然非常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如下图所示，日元似乎在国际上从来没有进入主流。

图1各种货币占官方外汇持有的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IMF Statistics Department COFER database.

日元并不是像美元这样的垄断性质的国际货币，所以日元在寻求铸币税方面的能力十分的有限，可以说在铸币税方面取得收益的可能性比较小。日本实行日元国际化的动力和初衷就是为了减少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使用美元等国际货币而造成的损失。而这个初衷贯穿了整个日元国际化的过程。

当然利与弊是日元国际化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日元国际化的失败也让日本付出许多代价。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将日元国际化失败的原因归纳为：

1.日本对外贸易的基础薄弱。

日本在海外的贸易额巨大，但是相对于国内来说日本的海外市场的结构并不合理。日本长时间为出口导向性国家。并且进出口贸易构成比较固定。

2.国内的金融市场的不健全。

达尔文在卡拉帕格斯岛上发现了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就是由于天然的屏障使得卡拉帕格斯岛上的生物只能与世隔绝独自进化。一旦外来物种入侵，岛上的动物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同样，作为岛国的日本，一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这就是日本人整天所说的“日本卡拉帕格斯化”。美元对于日元的影响之巨大，也是日元汇率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3.国内经济老大难问题

我们通过上图图1可以看出来，日本所占官方外汇储备比例较高的年份，都是日本经济最景气或者是经济泡沫最多的时期。而自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所占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就年年下降。

4.地区金融合作和联合程度不高

虽然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先步入“先进国”行列的国家，但是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即溶合作和联合程度依然没有跟上发展的脚步。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准备和路径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正式议程。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趋利避弊，选择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路径呢。我们可以从日元国际化失败的例子上学习到很多。利弊大体上来说有：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分析：

1. 人民币国际化完成后，能得到铸币税收益。2.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对境外的人民币资产进行金融运作而得到巨额的净收益。3. 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4. 提高中国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节省外汇储备。5. 有利于本土企业走出去做强做大。6. 有利于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和壮大。7. 为中国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理财渠道，促进居民财富增长。

人民币的成本分析：

1. 人民币缺乏成熟的全球性金融体系作为支撑，即缺乏一个开放、自由、监管有效的金融市场。2. 中国目前还缺乏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强大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3.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需要通过结构性的转型改善这种不利的地位。4. 人民币目前不能自由兑换，而且利率市场化仍然在起步摸索阶段。

人民币国际化的日程可能已经迫近，日元国际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例证。

1. 首先要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内经济规模首先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正所谓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规模对外贸易的硬性需求必然十分巨大，这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势所在。但中国与日本都偏向于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出口对外依存度很高。①

2. 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创新。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的一个战略性选择。必须使得金融强国的概念深入人心，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整个社会中创造一种金融创新的氛围，在产业技术升级转型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期进行诸如银行利率市场化等等的重要改革。鼓励金融业的创新，变短处为长处，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好金融基础。

3. 完善汇率制度。中国和日本一样都偏向于出口导向性贸易政策。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中国的汇率制度受到外币的直接制约。比如人民币和美元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有指导的汇率浮动，以及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如下图所示，如果中国选择浮动汇率制的话，那么将会带来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增大的风险。

图2政策和工具的单边选择

可见，人民币的市场化进程并不能重蹈日元覆辙。客观来看，今天的日本尚不具备强大而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国内市场的支持的同时，日本的汇率制度改革也不尽人意。虽然日本在几十年的日元国际化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总体上日元想通过国际化战略挑战现有的“美元霸权”甚至后来者欧元都是失败的。日元国际化的初衷十分的简单，功能上比较单一，未来规划上又十分短视。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该极力避免的，中国拥有十分巨大的市场潜力，13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是日本怎么也不能相比的。中国应该要以更加长远和理性的思考方式，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②

（作者单位：河北省省委党校邢台工作站）

篇3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一、前言

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又称为“小QFII”。简单地说RQFII就是，境外机构投资者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直接投资于境内资本市场的一种投资渠道。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人民币币值的稳步上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为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前进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又作为人民币跨境结算主体的香港积压了大量的人民币存款，截止2011年6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已达至5500亿元，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迫在眉睫。2002年QFII投入市场至今已有十年多的时间，法规制度及市场体制等都已作出了相应改善，为RQFII的推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QFII业务开展以来，学术界广泛看好RQFII的业务效应。其中李晨曦，张咏冬，黄伟莹（2011）在国内较早对RQFII做出研究，指出不断增多的香港人民币数量和高涨境外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为小QFII的推出创造了有利机会，对完善人民币资本的运作循环，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方（2012）详尽分析了RQFII业务开展的意义，他指出RQFII业务的开展为境外人民币投资提供了渠道，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为中资金融机构创造了业务机会，推动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RQFII的发展现状

2011年8月7日在国家“一二五规划与两岸经贸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中提到关于发展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问题时，首次提出允许RQFII的发行，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期间RQFII市场运行效应良好，发展速度很快。本文主要从试点资格，投资额度，投资范围三方面来描述RQFII的发展现状：

1.资格条件

发行初期试点资格条件较为苛刻，仅允许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参与试点。在这一年间，香港试点机构普遍表示境外投资者对国内资本市场具有很高的热情，从而更多的机构希望参与到试点工作当中，于是在2013年年初的新的试点办法中资格条件明显放宽，境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香港子公司或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在香港地区的金融机构都可参与试点。

上表为2013年3月31日国家外汇局所公布的数据

2.投资额度

有了境外投资者对境内资本市场的高涨热情及QFII十年经验积累，相比QFII而言RQFII额度的扩张相对较快，2012年间两次增加RQFII额度，截止年底RQFII总额度已达到2700亿元，已确认批复额度为700亿。郭树清还表示在2013年间RQFII额度将翻倍增长，且可能在台湾增发RQFII额度1000亿元。

上图数据均选自于2013年3月31日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左图为QFII每年批复额度及累计批复额度趋势线，右图为RQFII每月额度批复及累计额度批复趋势线

3.投资范围

首批RQFII规定产品中80%的比例为固定收益类投资，权益类投资占比不得超过20%，且第二批RQFII全部用于投资RQFII-ETF产品，致使目前RQFII在市场上的产品种类过于单一。投资限制虽然有利于控制风险，但不利于满足消费者的多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投资者的热情。RQFII法规修订后，投资比例限制取消，试点机构可以自由决定资金配置。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到国内证券市场当中。

三、RQFII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逐渐上升，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制度条件还相对落后。下图为各国际主要货币在当今金融体系中所占比例，可轻易看出人民币现今离国际货币还有一段距离，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其货币职能体现也多在于周边国家。RQFII业务的推出是人民币向外走的重要一步，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加强与港澳台及周边国家的联系

日本，德国国际化经验表明面对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单枪匹马的推进国际化是很难成功的，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首先实现人民币周边化，努力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RQFII业务的推行为境外投资者增加了投资途径，调动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币在境外的流动性，为人民币周边化的完全实现提供了契机。

“四币整合”即模仿欧元模式将澳元，台币，港币与人民币四币合成一种货币，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2011年底RQFII首先香港试点，港澳台三地的投资者都分别表示了对内地资本市场的热情，特别是台湾投资者，因此郭树清表示近日里拟在台湾增加RQFII额度1000亿元。RQFII业务实践仅有一年的实践，作用意义并不显见，但从长远来看必然有助于内地与港澳台四地经济的紧密联系，为实现“四币整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累力量。

2.有助于推进金融市场成熟化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意味着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广泛流通，那么就需要一个强大健全的金融市场在国际上为货币流通提供服务。RQFII为A股市场带来了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刺激国内经济的复苏，又第二批RQFII额度全部用于A股的ETF基金投资，促使我国A股市场接轨国际，有助于改善我国国内金融市场体制，促进我国金融市场更加成熟，逐渐趋于国际化，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好的内部支撑打下基础。

离岸市场对交易活动制约限制的要求较少，货币可以更好地在离岸市场上发挥其固有的货币职能，因此，成熟的离岸市场的建立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步。而香港凭借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地理位置和其作为亚洲最大金融中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成为了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最佳选择。RQFII最初在香港发行直接表明了我国对建设香港离岸中心的决心，同时也巩固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

3.拓宽了人民币回流渠道，有利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自由兑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RQFII业务是我国推进“证券投资”项目可兑换的重要一步，为我国证券市场引入了大量的资金。RQFII业务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对额度的控制来控制证券市场开放的进程，并在RQFII试点初期通过投资比例等措施对流入资金进行相应的流向指导，为“证券投资”项目开放的安全过渡提供了保障。

同时RQFII业务拓宽了人民币回流渠道，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渠道，加强其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且建立健全人民币回流渠道是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必要条件，有助于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循环流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RQFII业务的潜在风险

RQFII业务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前进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然而其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1.国际热钱大量涌入，降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

稳定的货币币值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而币值稳定主要体现在国内物价的稳定与对外汇率的稳定。

RQFII业务可能为国内市场带来大量的国际游资，在短期内会引起国内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汇率也会在短期内由于热钱的冲击而继续上扬。而从长期看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体制相对落后，国内A股市场对国际游资的吸引力并不强，现今国际游资大量持有人民币主要在于人民币在这段时间内持续升值的预期，而随着时间的前进，人民币汇率不再上升或略有下降时，可能会造成国际游资的大量外逃，1985年日本“经济泡沫”，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97年的东南亚危机都是由热钱的大量外逃所引起的。这会极大地动荡我国金融市场，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加重跨境结算“跛足”现象，美元储备大幅上升

跨境跛足结算实质是拿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换取境外低收益的美元、港元资产，贸易规模越大我国损失越多，近几年，跛足现象有所缓和但现象依然存在。

RQFII业务的推出，在某一层面更进一步增加了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产的兴趣，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通过不对称结算的方式流向境外，极大地加剧央行冲销压力，外汇储备急速增加。日本国际化失败的经验表明，在国际化进程中要尽量摆脱美元的控制，这是我国国际化推进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原则，且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便是摆脱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与降低美元汇率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于跨境结算跛足所致的大量增加的美元储备，显然使得我们暴露在更大的汇率风险之下。如不能很好地控制“跛足”现象而放任自由，随着RQFII业务的扩张，回流渠道的不断拓宽，美元储备大量增加，定会使人民币国际化陷入两难境地。

3.加大陷入货币国际化“迂回陷阱”的可能

RQFII拓宽了人民币回流渠道，为人民币境外循环机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然而这也加大了我们陷入货币国际化的“迂回陷阱 ”的可能。日本国际化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元流出并没有被金融机构及企业作为交易工具等使用，而是间接地迂回了国内市场，亚洲特别是香港只是日元迂回的中转站，日元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发挥出自身的货币职能。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RQFII业务是参照韩国、台湾QFII模式，结合两地成功实现资本开放的经验实施的。业务开展以来，进展速度很快，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额度便高达2700亿元人民币，且广受境外投资者的欢迎。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1）加强了与港澳台及周边各国联系；2）促进了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3）拓宽了人民币回流渠道。

同时，随着RQFII的推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面临一些问题并相应的要采取一定措施：第一、RQFII必然会为国内市场带来大量的国际游资，因此RQFII额度的扩张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发展速度不能过快，同时还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金融创新，加大国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第二、跨境跛足现象可能会随着RQFII业务的开展而有所加重，必将导致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因此要加速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并且切实把握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管制之间的平衡关系。第三、谨防陷入货币国际化“迂回陷阱”，这需要国内市场为人民币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力量，要加速市场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市场成熟化，同时要扩大人民币国际循环的范围，为海外市场提供更多种类的可交易人民币产品。

随着我国经济与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应多借鉴他国经验，少走弯路，遵循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步骤，一步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晓，丁一兵.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

[2]唐浩.人民币国际化演化与实现路径.科学出版社，2012.4.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人民币区域化条件与路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8.

[4]刘力臻，徐奇渊，等.人民币国际探索.人民出版社，2006.10.

[5]方.中信银行总行.RQFII业务的意义及发展趋势浅析.现代经济信息，2012（05）.

[6]李晨曦，张咏冬，黄伟莹.小QFII与人民币国际化，2011.

[7]陈革.人民币国际化：开弓没有回头箭.行政事业资产，2012（05）.

[8]高翔.QFII制度：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世界经济，2001（11）.

篇4

关键词 国有银行 股份制改革 境外战略投资者

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对大型商业银行进化改革的决定。进入2003年，国家通过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投资、境内外发行上市这“四部曲”，正式拉开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序幕。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首先举起改革的大旗，在香港成功上市，筹资近77亿美元，紧接着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也相继完成上市工作。两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也最终实现IPO，至此，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暂时画上了圆满的句点。但是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争议最多的当属国有银行股份“贱卖”这一舆论焦点，究竟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做法是利是弊，我们必须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一、股份制改革为国有银行带来新的春天

1. 充实资本充足率

通过股份制改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很快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率高这一问题。数据显示，上市之后，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5.67%提高到了13.09%，建设银行从6.88%提高到了12.58%，中国银行也提高到了13.34%，可见，引资结果非常喜人，大大提高了我国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使之能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2. 改善经营管理

当初国家提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有两大目的，一是依托国外企业雄厚的资金来扩大自己的实力，二就是希望通过合作，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改善各大银行的管理能力。为此，国内银行与战略投资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都签订了一系列业务合作协议，以提高了我国金融行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了金融结构的优化，使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3. 完善公司治理框架

一系列改股和上市的完成也促使国有银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框架。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这一垂直的管理体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衡，通过协调运作，大大提高了银行的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监事会则加强了对银行高层的监督力度，杜绝腐败的产生，保证其做出的任何决策均符合实现银行利益最大化原则，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更是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4. 提高国际影响力

一系列国际知名金融公司相继进入国有银行的股东名单，充分显示出中国国有银行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未来增长机会无限，这直接提升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同时振奋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今后，中国能够更多的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影响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格局，不仅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要成为一个金融强国。

二、光明背后暗藏危机

1. 境外战略投资者借机“圈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某些境外投资者并非真心想与境内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战略合作，他们仅是将这项投资行为视为“圈钱的机器”，贪婪地掠取股权溢价后便抽身而退，毫不顾及国内银行未来的发展。好在，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由中国汇金公司出面，全面接盘遗留的外资股，试图挽回这个局势，因此，至2011年底，已经鲜少能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十大股东名单中见到外国投资者的身影。

2.法律制度不健全引发危机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活动主要是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来管理的，其中对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比例作了如下的规定： 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 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这个比例看似合理，但其实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关联机构的共同投资进行突破，而一旦突破这道防线，中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权甚至是决策权都有可能被外方所操控，这引发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有关当局必须加强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限制境外金融机构的在华投资，保证其持股比例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3.过分重视境外投资者，使国内投资者边缘化

中国银行业战略引资的目的最初是引资、引智、引信心，因此，各大银行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都有着严苛的要求。例如：建行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确立了三个标准：一是必须是国际知名大型境外金融机构，总市值300亿美元以上，总资产3000亿美元以上；二是这些金融机构要具备专长和领先优势，愿意向建行转让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其中国战略和建行没有根本冲突。这样的高门槛，让诸多国内投资者望而却步。与此同时，国外国内发行价的巨大差距也令国内投资者心生不满，因为当初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之前， 已经通过剥离坏账、追加注册资本等方式变成了很干净的银行，而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正是国内广大的纳税人，势必会削弱许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而从银行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十分不利的，因为随着今后重心的转移，国内投资者才是他们必须吸引的重点。

参考文献：

篇5

打开一扇半掩的门

国际板“狼”来了，市场恐慌了，投资者困惑了。“我听说过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也听说过金融板块、高科技板块，甚至新疆板块、海南板块等。这些板都是咋回事？”股民小张被股市中层出不穷的概念给搞昏了头。

此板非彼板

同样是板，含义存在差别。部分原因在于中文的博大精深而造成的理解不易，放在英文中就好理解了。主板、创业板和国际板属于同一类概念，英文分别译作main board、second board和international board；板块则被译作sector，如高科技板块就是high-tech sector。

Board强调异质性，板与板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如主板和创业板对上市企业的资质和条件做了不同的规定；Sector强调同质性，同一板块内具有某一共同特征。

在股市中，板块是指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股票，被称为XX板块或XX概念股，它们因相同的特征而在价格走势中呈现较大的联动性。板块的划分是多样的，如按行业划分，有钢铁板块、水泥板块等；按地域划分，有边疆概念股、首都概念股等；按经营状况，有绩优板块、亏损板块。一家上市公司往往因为其不同题材而归属于若干个不同的板块。如四川长虹，既属于绩优板块又属于家电板块。根据划分范围的大小，板块之间也存在交错关系，如生物制药板块中的个股，理所当然包含在高科技板块之列。

境外企业搭板上岸

国际板指境外企业在国内发行上市的板块。这些境外企业在国内上市后，因其“境外”性质而被划分为“国际板”。

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至今仍是个半封闭系统，遵循了“以我为主、中心突破”的发展原则，境内企业可以走出去（红筹股是一种典型形式），境外企业却走不进来（如果不算三资企业）。在这个大学堂中，先是官办了大学（主板），随后是中学（中小板和创业板），下一步到底是小学（新三板）还是留学研究生院和博士后流动站（国际板），一度颇为踌躇。现在看来似乎国际板已抢占了先机。

资本无国界，市场应该为全球的资本和企业服务。国际板开通，将打开中国资本市场之门。微软、可口可乐等全球著名公司就可以在中国挂牌上市，中国人得以真正成为这些公司的股东。

争论何时休

在推出之前，对国际板的争论将不会停止。纵览两个月来的呼声，有实事求是之辩，也有局部利益之争。在创业板花落深交所后，国际板被深深地打上了上交所印记。为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抢占有利位置，上海媒体频频采用“凝成共识”和“呼之欲出”等字眼，急切态度可见一斑。同样表现积极的，还有事关切身利益的国内外投行。

国际板“招生”开张，焦点不外集中在几方面：是成立专门的留学研究生院和博士后流动站，还是作为大学中的留学生院？生源有哪些？以汉语还是以英语授课？是自主招生还是接受委托培训？入学门槛有多高？

国际板还是国际板块

如果是国际板，那将是地位平行于主板的存在，并特指上海国际板。对上市公司的资质以及上市程序等方面做出专门规定，有新的发行规则和不同的监管制度，以区别于主板和创业板等。如果是国际板块，显然是主板的一部分，各方面要求与主板同，也就是说，赋予了境外企业在中国上市的国民待遇。

谁是上市主体

高盛5月30日研报称，国际板将会集中在红筹股、恒生指数成分股和重要的跨国公司股。报告援引彭博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称，目前对国际板表现出兴趣的公司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移动、中信泰富、汇丰银行、长江实业、沃尔玛、通用电气和联合利华。另有消息人士透露，首批在国际板上市公司将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回归的红筹公司可能成为第二批。

综合来看，重要的跨国公司股和红筹股均被认为是国际板的“招生对象”，至于谁将成为第一批“留学生”，尚存在争议。最终的结果可能演变成国际板的第一股给跨国公司，显得名正言顺；红筹股在国际板的发展前期占据多数，这更符合中国实际。

重要的跨国公司股从国际惯例来看，国际板主要定义于蓝筹板、大市值板，主要为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提供二次甚至多次挂牌上市的机会，因此应先让公认的、位于世界500强之列的优秀大公司挂牌，重点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以及与中国有重要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优质企业。

红筹股红筹股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香港证券市场。中国在国际上有时被称为红色中国，相应地，中国香港和国际投资者把在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的那些带有中国大陆概念的股票称为红筹股。红筹股是特殊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境外融资的产物，具有“白皮红心”的双重概念，多为资质优良的大国企和著名民营企业。在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可借国际板顺势回归。

发行方式：IPO还是CDR

国外企业在国际板上市可以有两种方式：首次发行上市（IPO）或发行存托凭证（CDR）。CDR是指在境外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股票托管在中国保管银行，在上交所上市、供境内投资者买卖的投资凭证。

CDR制度的核心是基础股票和存托凭证之间的相互转换，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货币兑换问题，而中国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将导致CDR与基础股票无法相互替代，最终可能出现A股和H股市场上相同公司股价、市盈率出现巨大差异的情况，易于引发套利行为。此外，CDR发行属于存量发行，市值也不计入交易所，无法通过扩大总市值和交易量来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

换言之，CDR相当于美国大学招了学生，然后通过签定委托协议的方式让这些学生在中国大学接受留学教育。这显然只是一种初级和补充形式，不能成为主流。监管部门及潜在的上市企业都倾向于采取IPO形式。

计价方式：美元还是人民币

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板以美元计价交易等于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美元蓄水池”，有利于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转变，并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创造条件。但以人民币计价的呼声显然更高。

证监会官员曾明确表示，国际板发行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而非以外币计价的股票。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授课时用英语还是汉语？答案显而易见。文化教育领域尚且如此，市场权力更要分毫必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都必须有自主的定价权。用美元计价，中国就会拱手让出市场定价权。著名财经评论员、本刊编委叶檀说得好，“用人民币计价，起码是把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了一大步，而用美元计价，则是一大退步。如果藏汇于民后，民众手中拥有的美元增加，我们应该让美元与人民币更自由地兑换，而不是来替美联储操心，为美元推出更多的区域化投资理财产品。”

上市门槛

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发展部总监石晓成表示：“规则的制定将参照国际通行的一些做法，对想要挂牌的公司设置一定的门槛，比如会对公司的资产规模、在行业领域中的竞争地位等做出一些规定。交易所会考虑世界500强或者200强的企业。”

在具体的财务要求方面，根据证监会此前披露的草案，在国际板上市的公司市值在人民币300亿元以上；公司发行前3年净利润总计要达到人民币30亿元以上；公司发行前最近1年净利润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这些上市门槛均指向大型跨国公司。

据了解，国际板将实行审批制度，公司挂牌后也将实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并统一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

国际板海外发展

发展无定式

篇6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9-0076-06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这场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作为此次经济危机始作俑者的投资银行遭受了巨额亏损，世界最大的5家投资银行中有3家分别面临倒闭或者被兼并的命运。这不仅给华尔街投资银行业造成致命打击，而且最终演变成了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投资银行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迅猛发展，曾为投资银行创造了辉煌成就，但使人们迷惑不解的是此次次贷危机的发生地正是在号称曾创造并拥有世界最领先的风险管理技术的华尔街，首先遭受到致命打击的也是华尔街投资银行。

一、美国次贷危机概述及影响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概述

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FED)利率上升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9.11”事件后，为使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复苏，美联储(FED)利率曾降至1％，这必然导致货币流动性资金过剩和美元的大幅贬值，进而促使房市价格大涨。但是，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之后，美国房价开始出现下跌，导致房地产大幅贬值，抵押品价值下降，贷款风险增大，在房价下跌而贷款利率升高的情况下，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当较大规模地、集中地发生这类事件时，危机就出现了。其次，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也是次贷危机的诱因之一。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的放贷标准，使得次级贷款发放量不断扩大。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上扬的情况下不会显现，但泡沫一旦破裂，就会使得贷款者不堪重负，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风险和信用危机。最后，投资银行借助衍生产品复杂的结构，过度地使用证券化技术，经过层层包装，将信用等级本来不高的次级按揭贷款包装成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掩盖了次级按揭产品中的缺陷，造成投资者对其风险认识的障碍。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次贷危机最先是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出现恶化迹象开始的，由于投资者的恐慌，引起美国股市剧烈动荡，随之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使许多金融机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如雷曼兄弟公司的倒下以及大量银行的倒闭等，又使得许多企业的融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进而次贷危机的影响从金融市场迅速扩散到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包括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行业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裁员现象。

首先，从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来看：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8月以来以其强大的破坏力，从美国的本土经济领域一直扩展到全面的世界经济领域，全球的经济都受到美国次贷危机不同程度的破坏。《经济学家》杂志认为次级贷款危机向其他国家的传递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金融蔓延”，即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货币流动性急剧下降，在货币市场率先刮起风波，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金融领域；另一种途径是“心理蔓延”，即经济危机带来的收入减少、失业、房地产价格下跌等一系列问题对民众以及投资者心理造成阴影，这种阴影从美国扩散到全球，从8月份德国反映商业信心的IFO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有所下降都可以明显说明问题。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2007年世界主要的工业国经济增长缓慢，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带动下世界经济仍然增速较快。但是，到了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其次，从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来看，由于我国并没有开放的资本市场，人民币也没有实现自由兑换，所以我国经济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并不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强烈，但是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国际贸易，金融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美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之一。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破坏使美国国内需求和对外需求都出现明显下降，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美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将不断下降，因此，我国一些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外贸企业将受到严重影响。

在我国金融市场方面，美元不断贬值直接导致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加，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受到严重挑战。给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投资和中资银行外汇资产运用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加之我国股市与港股的联动性在不断加强，受港股波动影响，我国股市也出现了高空跳水的行情，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出现大幅度下跌。另一方面，以国内6家大型商业银行为例，我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次级债券所遭受的损失可能高达49亿元。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启示，我国国内各大银行都不同程度地缩紧了对个人按揭购房贷款的投放力度，并且房贷门槛较以前也有所提高。

二、投资银行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分析

投资银行在危机中扮演了CDO等次贷证券的发起、承销和做市、直接投资、杠杆融资等多种重要角色，促进了次贷证券市场空前膨胀。投资银行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在危机爆发时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一)CDO的诞生于次贷市场的兴起

CDO即担保债务凭证，是一种固定收益证券。它的标的资产通常是信贷资产或债券，故CDO的现金流量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因此多被使用来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工具，并且任何具有现金流量的资产都可以作为证券化的标的。最早的CDO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一经问世便成为发展最快的资产证券之一。这不仅因为CDO是资产证券化的有力工具，并且与CDO的内部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CDO按其内部标的物构成的信用等级不同为划分依据，可分为高级、中级和次级三个级别，三个级别风险大小不一样，其价格也不一样，以此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型客户的需要。

据资料显示，CDO的交易量自1995年以来即不断增加，比例亦从原来的不到0，5％增加到接近15％，在整体的ABS市场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其中A+级以上信评的CDO过去9年来更未发生过违约的情事，因此CDO市场发展异常迅猛，并且风险评级低的那些资产因为总体市场违约率非常低，其市场份额也不断加大，在优质贷款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投资银行的大师们通过不断的再组合，再证券化来隐藏次级贷的风险，不断提高其信用评级，以此来谋取暴利，最终导致次级贷市场的火爆。投资银行成为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并不

是一个偶然的悲剧，早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华尔街的各大投行(尤其是以贝尔斯登公司为代表)就已经开始将信用等级低的住房贷款合同进行证券化并投放到流通市场进行买卖。投资银行之所以会成为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投资银行的企业特性所造成的，投资银行是证券和股份公司制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证券市场和成熟金融体系的重要主体，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沟通资金供求、构造证券市场、推动企业并购、促进产业集中和规模经济形成、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投资银行在危机中扮演了CDO等次贷证券的发起、承销和做市、直接投资、杠杆融资等多种重要角色，促进了次贷证券市场空前膨胀。首先，投资银行直接购买按揭贷款或ABS等资产，或向CDO管理人提供融资，购买资产组合，设立特殊投资实体(sPV)，构建CDO资产池。其次，设计CDO结构，如优先级和权益级的比例及规模、确定对应担保资产、测试各等级资产质量、联系信用评级机构获得信用评级等。最后，确定不同等级CDO的利率，并将CDO销售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为了二级市场做市，投资银行通常也会持有部分优先级或中间级按揭证券。

(二)高杠杆策略

CDO、CDS采取的是保证金交易。比如以300亿美元的规模来计算，5％的保证金就只需15亿美元。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高杆效应，投资银行普遍采取超高财务杠杆来牟取高额回报，在市场还比较良好的初期阶段超高比例的杠杆的确为投行带来巨额利润，然后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这种超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必然成为毁灭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一颗原子弹。

以最先的两大投行为例。贝尔斯登债务的杠杆比率极高，其名下的杠杆资产在整个衍生品市场的份额更是不小。2007年11月底，公司的净资产仅为117亿美元，而理论上却拥有13.4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其中除去小部分标准化合同在交易所交易，约11万亿美元的合同是与交易方单独交易的复杂协议交易。而衍生品市场的总体交易规模也不过400万亿美元左右。

而对于雷曼兄弟公司，早在1999年，雷曼就用账面资产作抵押大量借贷，再将借来的资金贷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者购买房贷资产，再打包发行给投资者，将杠杆机制发挥到极致。从2003年到2007年，雷曼的利润达到了160亿美元，特别是在美国房地产泡沫高峰时期的2005年，雷曼的营业收入达到320亿美元，利润32亿美元。2004年，雷曼收购了BNC房贷公司，以便能有持续不断的次级房贷得以打包成债券出卖。2006年第一季度，BNC房贷公司每个月发放次级房贷10亿美元。雷曼还收购了Aurora贷款公司，该贷款公司发放Alt－A房屋贷款。2007年上半年，Aurora贷款公司每月放贷30亿美元。次贷危机的出现使雷曼手中持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次贷资产。次贷危机爆发前，雷曼成为华尔街打包发行房贷债券最多的投行，自身也积累了850亿美元的房贷资产，比摩根士丹利高出44％。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蔓延，次贷冲击波开始重创雷曼。2007年下半年以及2008年第一季度，雷曼的减计高达100亿美元。

(三)证券化投资

所谓证券化投资就是指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并且通过资产证券化技术将其他具有现金流的资产进行证券化，然后再投入市场的投资方式。投资银行通过对次贷证券的直接投资与再证券化过程为次贷危机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次贷证券的高额回报吸引了投资银行固定收益部门大量投资，然而投资银行对按揭证券估值存在很大缺陷。投资银行对按揭证券估值一般采用市价法估值，根据市场价格信息，参考信用评级，使用其内部模型对按揭证券进行估值。然而，由于按揭证券缺乏二级市场流动性，成交稀少，价格信息不能反映资产真实价值，可能出现价值高估，导致投资银行低估当期损失。因此。随着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投资银行不断面临巨大的资产减记，投资银行为次贷证券投资提供抵押融资，许多对冲基金以CDO资产为抵押，向银行进行融资再投资于次贷证券，放大投资规模和收益。然而，住房市场疲软和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导致CDO等抵押资产价格下跌，对冲基金面临银行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否则银行将对抵押资产强行平仓。由于次贷证券流动性很差，如果对冲基金不能追加保证金，平仓交易将导致价格大幅下跌，触发更多追加保证金的通知，从而使金融市场陷入螺旋式危机。为了维持公司良好的信用评级，投资银行往往对旗下对冲基金提供财务救助，沉重的财务负担对投资银行造成了巨额损失，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因此，投资银行的证券化投资对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投资银行在次贷危机中成为最大受害者

曾经有多少金融机构向往能够成为雷曼兄弟公司那样经历百年沧桑动荡仍然屹立于金融界的投行巨人，然而今天，巨人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次贷危机之下倒下了。据有关公开资料介绍，拥有85年历史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贱价出售给摩根大通；拥有94年历史的美林被综合银行美国银行收购；历史最悠久的投行――158年历史的雷曼宣布破产；139年的高盛和73年的摩根士丹利同时改旗易帜转为银行控股公司，拥有悠久历史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就这样轰然倒下，从此便成了历史。

二、我国投资银行从次贷危机中应吸取的教训

(一)必须看到金融产品创新的利与弊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投资银行物业中的科技含量和创新力度也越来越高，但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新兴金融产品的诞生在给投资者带来新的投资途径和风险管理保障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诚然，每一个金融产品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总是符合时宜并且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利益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研究它。然而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的，用新的金融产品来对抗旧的风险，旧的风险虽然被有效地分散了，但却带来了新的风险，就又需要更新的产品来分散它。这样金融工具经过层层包装，越来越繁杂，对投资者来说就越来越难以真正认识和理解这些新兴金融产品背后真正的风险是什么，一旦金融危机爆发，首先受到伤害的便是这些“无知”的中小投资者们。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在不断推行金融产品创新的时候，必须同步加强投资银行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中，投资银行应如何创新，如何真正做到透明化，让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评级制度

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信用评级制度的建立必须科学有效。美国投资银行为了使自己手上的次级贷款转变为信用评级优秀的优良资产，往往通过资产担保和住房抵押贷款作担保的证券来实现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利用住房抵押贷款做担保的证券，投资银行将住房

抵押贷款转变为可交易的证券，然后再将各种各样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混合起来，配以一些以资产为基础的证券、信贷衍生产品以及其它信贷，搅和成一个资金池，以此为主体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有抵押担保”的债务凭证即CDO，CDO被划小成若干份额，并按照各份额具有的不同回报所排定的回报率，将所有份额分划成等级来发售。经过对各份额的精心设计，证券化后的次级信贷90％以上都被评定为优等，并授之以3A级别。这样原本信用评级差的次级贷款就被投资银行包装成了信用良好的优良资产了。

实际上这样的信用评级制度是对投资者的不负责行为。我国要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就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评级制度，规范投资银行间的竞争，才能使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走向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轨道。

(三)必须要改革单一片面的投资银行经管人员薪酬激励制度

在美国，次级贷之所以会疯狂增长，是因为住房抵押信贷机构未被严格管理，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审慎规则和风险意识都抛在脑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投资银行对他们下属的这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经管人员薪酬激励制度过于片面和单一。这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经管人员薪酬只和他们所签订的房产信贷合约数量有关，这样的薪酬制度使得这些经管人员在业务操作中只关心合约是否能够签订以及签订多少的问题，对于这些合约的质量问题，他们却毫不关心，甚至有时为了能更多签订合约，他们不惜冒着违约带来的风险损失来主动找上那些收入水平不高、信用评级差的人签合约。我国投资银行业必须吸取这一深刻的教训，改革企业内部员工薪酬制度，变过去单一的由业务量来评定薪酬标准为综合的、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薪酬标准，使我国投资银行本身及其下属机构人员在发展业务时不至于盲目地为发展业务量而大举对那些经济基础差、信用等级不高的人抛媚眼。只有改革薪酬奖励制度，才能保证投资银行业务最基层、最源头的业务资源是安全、洁净的；只有源头上安全了，整个投资银行大厦才能够健康长久地发展。

篇7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转

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篇8

近年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日益转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市场逐渐活跃,大量外资不断涌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并呈逐渐膨胀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大行业。2006年一季度，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房地产结汇12.49亿美元，增长211.4%。外资已经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

一、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成因

1.我国现行房地产业政策的不完善和监管不力

我国目前对产业基金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因此无法以法律的形式对房地产基金的发起、设立、组织形式、治理结构等重要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房地产基金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为国外投资机构大规模进入房地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监管不力。例如，2004年11月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将普通住宅作为鼓励类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和高档写字楼等作为限制类项目。

2.人民币升值预期

近几年，由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增长迅速和进出口顺差不断扩大，使得我国成为贸易摩擦的“众矢之的”。美国、日本等国家把本国的贸易逆差和失业归罪于我国的外汇制度和货币政策，不断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因此，我国一直承受着较大的货币升值压力,这给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提供了较好的获利预期。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得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

3.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房地产业较高的市场利润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开放的市场环境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按照国家计划2020年达到小康水平,人均住房面积达35平方米的基本目标测算,到2020年我国房地产住宅市场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至少应在7%～10%。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较高的市场利润,在资本逐利本质的驱动下，海外资本大量流入我国房地产业，并且集中投入热点地区的房地产。

二、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1.有利的一面

(1)弥补了我国房地产行业资金的不足,带来了先进的房地产金融运作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主要融资模式过于单一，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据统计，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中银行贷款比重为30%，如果考虑住房消费贷款、建筑企业流动性贷款和土地储备贷款，这一比重将上升到80%，而其他融资渠道如房地产信托、房地产股权融资、房地产债券、住房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方式，在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所占比例十分小。因此，海外投资者的纷纷进入,尤其是具有金融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机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弥补了我国房地产行业资金不足的问题,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房地产金融理念和金融工具，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促进房地产金融创新。

(2)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竞争，促进国内房地产企业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房地产企业数量众多，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多数企业规模不大，资金实力较弱，管理体制陈旧，营销手段落后，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不足。而各方面实力雄厚的海外房地产企业的纷纷进入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竞争，直接影响和冲击国内各大房地产开发企业原有的利益分配。中小开发企业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因此，国内房地产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必然会加快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同时不断改进技术和设备、强化创新及管理理论，降低开发成本、提高产品品质，生产出更高水平的、更适合消费需求的房地产产品，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

(3)提供了高品质的房地产商品，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

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房地产商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关注住宅或办公的面积大小，也开始强调环保节能以及人性化设计等要求。由于海外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多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技术和开发理念、成熟的管理体系，能够在房地产规划、设计、开发、物业服务等各个环节做到更加科学合理，更富有人性化，从而能为国内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房地产商品，满足人们对优质的办公环境和住宅的需要。

2.不利的一面

(1)制约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增大了调控难度改革开发以来，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长期实行招商引资的政策，使得外资在外汇、信贷、土地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具有相应的优势,并且能够有效逃避宏观政策的制约。而国内许多房地产企业不仅没有同等的优惠政策，还经常受到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约束，例如当前房地产“银根紧缩”的信贷政策就加剧了国内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这样一来，许多国内房地产企业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纷纷寻求外资的合作，通过与外资的相互融资,逃避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和约束。因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增大了调控难度。

(2)加剧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助推房地产价格上涨

外资在投资市场中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影响非常大。以股票市场为例，2002年以后，我国股票市场开始引入境外的合格投资者(即QFII)，到目前为止，QFII的资金总量只有60亿美元，占流通市值的4%，但这4%的外资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外资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也将推动非居民机构和个人购房的比例不断增加,形成较强的房地产市场“标杆效应”,促使国内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另外,外资对高档住宅和商业地产的炒作,也会由于交易活跃和利润率攀高而挤压中低档房产的投资,造成中低档住宅市场供求失衡,从而进一步抬高其市场价格。

(3)加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

只要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它们进入我国投资的势头就不会减弱，而且会更加强劲。而随着境外资本特别是国际游资的不断增加,将进一步拉大我国国际收支差额，加剧各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旦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大量投机性资金就会迅速撤离楼市,汇出国外,这样一来不仅会对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我国房地产行业造成致命打击，也会严重危及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对策建议

1.要充分认识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管制的必要性

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产业相关性高，带动性强，与金融业和人民生活联系密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各国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183个成员中，有137个成员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进行管制，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货币可兑换国家也有不可自由兑换的国家。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十分稀缺是基本国情，房地产业发展又正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比较脆弱，法制还不健全。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入房地产的管制，不仅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保证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行做法，更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止国民财富外流的需要。

2.改革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建立灵活的市场汇率机制

稳步推进我国汇率制度改革，降低结汇的强制性,扩大售汇的自主性,形成相对中立的外汇管理政策框架,并采取较为灵活的浮动汇率机制。对人民币进行小幅升值是目前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最佳方案。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国际游资的投机成本，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境外投机性资本投机“人民币汇率”的意图。

3.综合运用税收、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资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

在房地产消费环节,对于非居民购房,要以自用为基本原则，而对于购买多套住宅和短期内转手交易的境外非居民,应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加大税收征收力度，提高其投机成本；针对外资产业基金大量进入商业地产,应及时制定针对外资进入商业物业的调控政策,提高营业税和收入所得税的比例。同时，加强对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提高境外投资者购买住房按揭贷款的比例,禁止境内银行为境外非居民个人和机构在境内购买商品房提供按揭购房贷款及外汇抵押人民币购房贷款。

4.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

当前，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测和管理手段仍相当落后，为防止外资大量流入房地产而引发各种风险，要加强对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监测和预警。例如，针对目前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底数不清等问题，要加强统计分析，建立外资购买房地产的登记体系，全程跟踪资金的流动，防止外资对房地产进行炒作；充分发挥专业统计部门的信息主渠道作用，根据外资流动和房地产交易的有关数据设计一套科学的、可操作性和定量化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及时掌握市场运行态势，制定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措施。

参考文献:

[1]温建东马昀:房地产市场对外资“设限”的思考[J].中国外汇，2006（9）

篇9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与动因

11全球化的发展形势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上的依存性步步提高，国家内部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相对减弱，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已经蓬勃高涨，达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料显示，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贸易和投资迅速增加，占GDP的比重也快速提高。跨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05%增加到了2010年的21%，增加了3倍多；全球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则从1985年的386%增加到2010年的559%，2008年时曾经达到594%[1]。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高水平推动下，当今经济活动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到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各种形态都已跨出国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进行。随着工业革命后商品经济和现代交通运输业、通讯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并达到了有秩序的扩大，国际分工形成了水平发展的新形势。

12全球化的发展动因

“二战”后，有多方面的原因促进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其中，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自然是其根本前提。冷战和两极格局打破后，国际政治形势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各个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关注点被放在经济发展上，而与此同时，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趋势愈演愈烈，成为了全球化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各国在意识到经济合作、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和便利性后纷纷开展国际贸易，以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为主要方式开始了全球化的推波助澜，更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流迅速成为寻找最合适全球化道路的助推动力，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和分工合作、自由灵活的市场机制也因此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

2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早已不限于经济范畴。能否清晰正确地认识和积极妥善地应对全球化，将成为带来经济发展、实现文明进步、政治和谐的重要抉择。我们应该意识到，全球化对促进国际体系转型、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是有利的，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

21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巩固和完善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各个国家在各种商品上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都是相等的，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和出口自己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进口，那么大家都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享分工合作带来的利益。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原材料、信息、劳动力等各种经济要素都达到了有效地组合，使生产力在全球水平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减少了盲目生产对各种资源的耗费，实现了生产消费上的有利互补。

22越来越密切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利益的融合

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无论是双边领域还是多边领域，国际间交流和合作原来越多，共同利益明显增多。更随着WTO、世界银行等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跨国公司等多种贸易形态日益增多，国际贸易量和贸易额大幅增加，国家关系得到改善，得益于和有利于世界向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化。

23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由于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国交流的频繁，各国人民在全球性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交流互助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综合的进步的新人类文明正在逐渐形成，也因此将形成关于这个时代的对于历史文明的总体超越。

24全球化的消极表现

在沉醉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时，作为全球化浪潮中的一分子，更加有义务去关注和改善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危机的出现就足以给予全人类一个及时的提醒。马丁・沃尔夫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中，概括了对全球化的批评意见，指出“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制造了危机，特别是让落后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正如其所说，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使各地区能源的价格大幅上涨，甚至一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天价能源”，金融秩序更是因此脱离常轨、失去控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明显衰退诱发世界范围经济大步衰退的可能性加大，一旦出现，就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以难以想象的传播速度和影响深度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共同问题，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一触即发。

除此之外，社会动乱、局部动荡等附属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尤其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逐步激化，传统工业地位遭到挑战，机械化操作程度加深，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在各国之间的互动中，牵扯国家利益的矛盾发生的情况也难以避免。过去几百年间以资源换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激化，如何在维护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为后代子孙留下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越来越值得全人类的共同思考。

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分析

31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了经济上活动空间和势力范围的扩大，对其降低生产成本，发展、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在相关方面形成垄断优势、增强国家竞争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对于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也应该意识到它所带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据估算，在经济增长层面，1999―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部分的三分之一是由中国经济来完成的；在市场价格层面，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3]。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也因此受到更多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首先，在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需求问题上，全球化为其优化配置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尽管世界范围内的收益分配并不公平，但不可否认全球化已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进步，使中国成为除发达国家之外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次，针对中国劳动力相对充足的现状，外国投资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有效地促进了GDP水平的提高。由于国际间的人才交流，中国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素质也得到提升。另外，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国际关系的改善与和平稳定的实现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国际和平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稳步发展也因此得到了极大保障。以中国为例，对外贸易获得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稳步提高，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市场化进程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32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

当然，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运行风险加大，甚至对某些国家的造成冲击。同样，一旦经济波动传到中国国内，引起生产关系、金融结构的变动，对国民生活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国家的自主发展、市场的自我恢复能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4结论

作为世界性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以其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日益扩大和积累，使得各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国经济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并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日臻成熟。面对全球化，中国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认为应该认清繁荣背后的危机，建立健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政府职能，明确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地位。其次，应该明确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坚持实事求是，了解自己独立发展特色的同时清楚地认识和防范其不利与风险。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加强国际合作，同时在支柱产业上掌握主动权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培育核心优势。如此才能使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对世界，走向全球。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中国对外开放的基础理论”课题组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动因和影响[R].2012

[2][英]马丁・沃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EB/OL].http：//wwwdocincom/p-787370159html.

[4]纪艳香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我国相关对策[J].中国市场，2013（46）.

篇10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问题　厉以宁

关于城镇化问题，大家的共识是，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因为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是20％的城镇化，意味着8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经过了60年，2009年达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个百分点，这是很慢的。何况46％当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还是农民的农民工，他们没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办，经济学家都在呼吁，城镇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

中国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国那样，把农业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据将来的情况定。如果将来的人口是16亿，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6％，意味着12亿住城里，4亿住在农村，大体是这样的情况。

城镇化率对中国将来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是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力；二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可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有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地方要扩大城市规模，我们靠土地财政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靠卖土地不能解决问题，得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靠地方债务问题解决，地方欠债就越来越多，谁来还呢?地方债务越来越多，将来会出问题。

城镇化过程当中，需要的公共资金、建设资金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续多年的，这样的巨额资金如何筹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筹集，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比如说义务教育的实施，某些医疗卫生设施、自然和消防的设施、环境治理的设施、行政关系的设施，政府财政无疑要承担这些建设的费用。居民住宅中的廉价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政府也有责任要承担。还有一些资金，主要要依靠市场，比如说商业性的设施、高档住宅的建设、某些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民办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设施的建设，还有某些民办医院的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筹集。现在问题在于，公用事业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来自何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城市的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还有其他公共服务业资金，既不能完全靠财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场。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靠财政，是因为财政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场，是因为公用事业一般投资周期长、回收期长，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公用事业方面。所以，必须走出一条新路，想出一种新办法。

我们可以考虑用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资金筹措和运用问题。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怎样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力量组合起来，然后再动员广大的民间资金，把这些资金用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事业建设。这在国外是有经验的，如澳大利亚城市建设主要是依靠公用事业投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资金的规模加在一起有好几百亿美元，年平均回报率在10％～14％之间，这个经验是可供我们借鉴的。假定我们在中国要组建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的话，建议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发起人，投入适当的财政资金，也就是种子基金。先投一部分进去，然后吸引机构投资者参加。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这样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国公共事业投资基金发行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以基金债券的形式向社会、民间募集资金。用这样一种方式。就能够吸引民间资金从事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管理是主要问题，把资金运用得好，一开始虽然不能像澳大利亚那样把回报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没问题的。8％的回报率，这个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间资金进来。那么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如果资金问胚解决了，实际上是三驾马车一起拉，财政负担一部分，主要是义务教育、医院等；民营企业解决商业设施、民办的教育等；公用事业将主要靠投资基金解决，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新路。

责任编校：一诺

对整体改革理论的几点解释　周小川

我对吴敬琏老师所率领团队所进行的整体改革理论研究简单做几点解释。

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个理论强调改革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这个体系是整体的系统，不可能拼凑起来，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所以是系统的构建，表明改革开放具有整体性。

一开始大家希望把我们见到的不同的经济体制中的优点或元素简单拼凑起来，比如有一些像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这个改革是系统性的，不仅包括不同的经济领域，还进一步发展到法律体系，发展到社会体系。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50条，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体性的概念。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既然是整体性的转变，就会涉及到哪件事应该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样做使得改革能够尽量平稳，同时取得成效，并在改革进程中给大家带来福利。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最优顺序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应该怎样安排各项议程的顺序。每一项改革的利与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约束条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时有些问题存在争论，实际上最优顺序是非常难以论证和进行设计的。对这项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正因为有了最优顺序的讨论，使得最后可能达到一个次优的顺序，而不是很差的顺序，这也是整体性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问题导致帕累托最优，最优境界在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好认识的，从改革和开放的角度来讲，是追求在改革进程过程中，在动态状态下能够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使得改革能够在步骤上保持尽可能给全体人民带来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获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对改革的支持。当然，这个做法在研究和论证方面有多种多样的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也确实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够及时带来改革的福利，甚至带来GDP的下降，从而很早就出现所谓“改革疲劳症”，出现很多反弹的情绪。

第四是中国坚持了渐进主义。渐进主义反映了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也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同时需要有一个顺序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进。因此，渐进的改革有它内在的理论基础。

(1)人的思维转变。包括人民和经济学家，也包括政策的决策者，思维转变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不断认识和转变的过程。不论是对旧体制的认识，还是对新体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这样的过

程。

(2)渐进主义。中国虽然坚持渐进主义，但是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相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因此，今天我们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进展。所以，中国在近20年中一直强调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

(3)配套关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关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改革可能代价比较高，收益比较小，同时也不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坚持并掌握渐进主义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五，改革问题涉及到的学问，有人归纳为改革经济学，也有人归纳为转轨经济学。我个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介绍过国际上特别是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改革经济学学术质量评价的报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旧系统的低效，要朝向一个新的系统进行转变，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过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统相互关联和配套性的关系都是动态转变的过程。现在再回头看，当时的研究似乎没有太高的学术质量，当时在转轨经济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动态变化中如何实现最优或者较优实际上也是很有学问的。改革要处理小样本问题，不可能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论证改革及其配合关系的优化程度。因为样本非常小，我们七十年代末的体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经不大好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数据，首先要求有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如果制度不稳定，样本回归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与此相关，改革经济学必然特别重视横向比较。从时间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可以从横向比较中获得。在改革经济学当中要重视思维转变，因为思维转变的内容确实非常丰富。

第六，整体改革结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动两种方式。改革有些内容，比如早期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50条基本框架、外汇改革和税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银行体系的改革，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体设计的特点。我们也有大量的发动群众、发动基层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这两者应该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励和支持来自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他们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农村改革、多种所有制的发展，都有上下的结合。另外，竞争也推动了改革开放，有些地方会率先敢于冒一定风险实行改革开放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优势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因此，在整体改革内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

责任编校：一诺

中国经济的世纪增长与金融模式的选择　吴晓求

中国是全球性经济增长的大国，中国全球性的经济增长若要维持一个世纪，我们需要什么?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维持20年没问题，也就是说从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平均维持9％的增长速度应该说不成问题，因为靠资源、人口、制度的优势，靠制度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足可以维持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像韩国那样维持20年的增长，更不能像日本那样，虽然日本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从地域辽阔和人口来说，不能和中国相比较。我们维持20年的增长，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我想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非常远大的目标，我想要像美国那样，在二十世纪100年中，除了6年有经济的衰退，94年都维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说维持了100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显而易见是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它能维持一个世纪-的增长，这样才能成就中国人的梦想，20年的梦想只解决了小康，想引领这个世界还不可能。

美国一个世纪的增长，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原因，其中两条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习。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产业中广泛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19世纪末期钢铁工业的兴起，冶炼技术的兴起，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普及，使美国走进了工业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计算机的发明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给美国经济强大的动力和生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广纳人才，造就美国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个是大家所忽视的，美国金融体系对美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美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和以往相比较，不仅可以通过它的开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源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础，就美元的国际化，美元的国际化加上开放的金融市场，可以吸纳全球的资源，通过这种开放的金融市场，也可以把风险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说美国金融体系除了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外，还有非常结构化的、强大的风险分散的功能、风险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话，我想这两条是成就美国

百年梦想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要维持一百年的增长，应该学习美国，我始终认为应该学习美国，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来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国金融的价值，千万不要否定，千万不要回到一个古典的时代，千万不要回到传统商业银行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慢慢一去不复返。所以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第二个必须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遗留下来的压力释放的问题，也就是风险释放，制度的设计，只解决动力，不解决压力的释放，那会有问题的。

动力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就是科技创新，及其在产业当中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产业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这一点毫无疑问，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要有财富的迅速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迅速增长，没有金融财富金融资本迅速增长，这个国家难以维持持续性的增长。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只有实体经济的增长不见得有大规模金融的出现，必须设计与此相匹配，创造大量金融资源的金融体系，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要提供这两种战略资源，科技创新和金融资产大规模的增长机制，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的机制，不是一种资产泡沫化，要把两者之间要分开。我们在1990年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的存款只有区区3.8万亿人民币，到了今天金融资产经过20年的发展，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100万亿，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能怀疑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国经济这20年高速增长与金融资产大规模增长提供源源不断雄厚的资本有关系，首先解决动力来源。

其次要解决压力的释放，通过金融体系的设计，让不断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我创造的名词，金融功能从早期简单配置增量资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资源，同时也要使存量化的风险流量化，这是金融体系的升级和换代，也是进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上的作用，所以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经济的跨世纪的增长是一个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我相信如果我们正确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国经济也能像美国那样完成一百年的增长。

责任编校：齐民

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　张维迎

进步需要创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代表着进步。在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词叫科学使得回归主义。回归主义意思是什么呢?科学总是在进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

来的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历史并不都是这样。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也不成立。我们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来日心说，大家都认为它错了。地心说统治世界1600年的历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说。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是一样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大体类似这样的状况。

讨论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别是最近提出增长模式的转轨，我想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角度给大家比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亚当・斯密的理论比较简单，经济学家应该关心什么?关心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和发展从何而来，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什么决定呢?由市场的交易、包括市场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规模，这样就形成正的循环。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革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很有意义。这30年间，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场，包括市场的规模。当我们走向国际，利用全球市场之后，全球分工上的优势导致了发展和进步。未来我们的发展潜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场及其规模上。中国过去利用国际市场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国内市场的开发可能还不充分，未来如何开发国内市场就显得非常重要。

凯恩斯的理论也很简单，即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样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三驾马车”，这驾马车跑不动让那驾马车跑。出口不行靠投资，投资不行靠消费，这就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从这两个角度理解未来转型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用亚当・斯密理论理解的话，中国需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但是用凯恩斯理论理解的话，就变成增加内需。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下面我从政策含义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讲，它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但是从凯恩斯理论角度来讲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进一步，亚当・斯密主张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凯恩斯则主张开发国内市场，增加需求成为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增加总需求。打个比方，凯恩斯主义需求是，大家都买电脑，政府补贴，原来一个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或者让电脑提前退休；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开发国内市场。进一步延伸，开发国内市场必须要靠创新。从凯恩斯角度来讲，开发国内市场并不需要创新，更多需要的是货币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的刺激抑制创新，但是一个企业家发现产品靠货币的扩展可以很容易卖的时候，没有企业家会真正愿意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长期非常冒风险的行动。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要开发市场，要靠企业家，而企业家靠什么呢?靠激励机制，产权就必须要有安全的保证，创新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

我们再看投资。在亚当・斯密看来，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生产率，我今天放弃100元的消费，投资后能不能带来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GDP就会增加。按照凯恩斯理论增加的总需求可能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费。

我们进一步看贸易。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充分利用市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工，进一步创新，市场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没有制度性的限制，尽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只有净出口在增加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贸易保护有利于GDP增长，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完全是错误的。

比如转型、发展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用凯恩斯理论的话，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去年中国经济刺激当中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从亚当・斯密角度看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创新的动力，其对经济持续增长有损害。

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占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办法开发的，为什么?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几年发生的现象，特别是过去几年发生的现象，居民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弹劾”了经济的转型。此外，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一个短期的政策没有给这个国家长期发展带来好处的时候，为什么仍然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我们采取各种政策，如增加货币、贷款，降低利率，提高补贴等以促进需求。政府目前最担心的是物价问题，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2009年为了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体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现倒退的代价。是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重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盲信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

责任编校：沐梓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轨问题的几点思考　钱颖一

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结合数据方面的比较分析。

首先是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几乎每天要谈到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增长特性。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不具可比性，与高收入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三个国家起点都比较低，而且人口分别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经过30年，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过了印度尼西亚。所以，在一个起点都较低的可比情况下，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确非常令人瞩目，遥遥领先。这是第一个比较的概念。

第二个比较的概念是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比。一是日本，从1950年开始起飞，属第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取得了工业化；第二个是中国台湾，从1958年开始起飞；第三个是韩国，从1962年开始起飞；中国是从1978年开始起飞；印度从1991年开始起飞。从各国经济发展态势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经历高速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同周边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态势一脉相承。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一个亚洲整体较快增长环境中发生的。仔细研究会发现，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相对于日本而言有一个十几年的滞后，中国经济相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而言又有一个滞后。如果把时间因素和滞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飞年作为100，将其对齐，发现各国人均收入变化趋势实

际上相当吻合，说明在增长性质上讲，有共同的规律需要我们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话，是不是增长就到了极限呢?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要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做比较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日本较早就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这里做了一点思考，认为有一点人为的因素，即人为把1950年作为日本起飞年，因为日本是在战后1950年开始经济起飞的。但是和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战之前，日本工业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应该把1950年日本当时发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实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十年之后的水平。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这可能更有道理。从这个角度，中国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80年代末或者是韩国90年代初的水平。

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态势就更为吻合。最终经济学家要用数据说话，第一要靠数据，第二是对数据的解释。解释数据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种看法是从某一个固定年开始看，第二种看法是从改革那一年开始看，第三种是从相同的类似发展阶段来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点看。三种不同的看法会带来不同的解读。如果我们仔细看数据、仔细分析的话，还是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我们会觉得过去30年的增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伟大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也许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相同的规律；最后，中国今后的增长潜力仍然相当大。

转型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既有经济转型，也有社会转型等，比较窄一点的题目是转轨。转轨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大类问题。一类问题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多和少、简单的份额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即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另一类问题是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度量。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是数据。国外的经济学家讲到政府和市场首先拿出的数字是政府财政占GDP的比重，这是宏观的指标，而且统计年鉴就有，也比较简单。中国这一比重最低点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十年间增长了5倍。怎么样理解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发达国家中这一比重超过30％，但是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社会保障、养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个特别是研究创新、创业较常用的指标，即注册企业所需的天数，一个国家要有活力，必须要有新企业，政府在和企业的关系上第一个关系就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册一家企业，而新加坡、纽约，即使是韩国首尔，其所需时间都少很多。

另外一个是网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关心，牵扯到大学生就业的偏好，这是人民网今年大致估计的数据。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什么，政府机关遥遥领先，占63％，国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过10％。选择职业表达出来的意愿，同一个优先考虑因素中仍然是经济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职业稳定、空间发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为一个数据的反映，让我们在更深层面重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最后是关于法制建设的指标，这方面我找到一个指标，即关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后面的三个就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几年确实呈现上升和改善的趋势，印度的情况因为历史不同和我们也很不一样。中国在过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过去十年中国特别提倡建立法制社会，把市场经济建立在法制基础上，但是整体来讲有升有降，十年间的变化并不大，尽管我们的经济增加了很多倍。

责任编校：沐梓关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树清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议论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确实是不合理，大家都觉得基尼系数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总之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分配领域，同时也在再分配领域，也应该说存在着欠缺。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上，造成了政策调节不到位，收入分配会有一些问题，以下我想讲六点：

第一，我认为初次分配最严重的问题主要还是表现在要素上。大家讲到有一些产品的问题，也有税收的问题，但是要素市场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劳动市场，其次是土地和不动产的市场。第三个是资本和金融市场。扭曲表现很大，但是核心的问题，无非是公开、公正、公平的问题，我们前面讲了，钱颖一教授所讲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场没有法制的话，就没有规则。这个问题就质疑到张维迎所讲的，回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问题，要建立这个市场，管理这个市场。我想说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扭曲是相当严重的，在土地市场上也是比较严重的，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表现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经常把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工资低归结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越多，所以工资越低，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可以支持的，也没有多少事实可以支持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现代工人更少，在工业和交通业就业的机会更少，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现在的问题呢?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问题。

土地市场，最大问题可能是灰色区太多。资本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的市场、信贷市场，欺诈、内外勾结，投机，这些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看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同工同酬。现在同一个岗位可能有三四个用工制度，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也有三四种工资制度做同样工作的，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这个问题写到法律上来，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银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员，拿一样的工资和一样的考核办法。过去不是这样的，有银行的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还有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显然不合适，不是说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须把农民工平等待遇问题解决。农民工根据我们的了解(也不一定准确)，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险、公积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样工作的人，与有城市户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落实。第三，更积极推动集体谈判，无论是雇员还是雇主，都应该形成组织，使这种谈判协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没有谈判的余地，为什么我说市场不正常，在自由市场买菜的时候，萝卜和白菜有一个要价还价机制，在劳动力市场看不到，特别是在加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看不到，因为没有组织。经常采取的方式是说，农民工表示不满的话，就是辞职，再一个爬到电线杆子上，或者跑到高层建筑上、电视塔上，威胁要跳楼，以这种方式谈工资和待遇。要鼓励实施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很有争议的事情，特别是对小企业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总体上来看，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在历史上看来，最低工资制度应该说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训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问题，解决结构不匹配的问题。第六，有针对性解

决好行业部门之间工资收入过大差距的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土地和不动产市场。流转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差异极大，两种极端都有，有的给得补偿很高，很多，也有的给得补偿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区有的农民补偿给到几百万，村干部给到上千万，也有不给补偿或者补偿很少，强拆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级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绝对化，绝对化就没有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非常巨大的国家，地区差别非常大的国家。首先一条是否能够明确城乡统一规划，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到现在为止土地管制问题，名义说不允许建别墅，这个禁令没有取消，各个城市始终在建别墅，始终没有停下来，名义上说很多土地不能建高尔夫球场，很多商品房开发了，在灰色地带都建起来了。规划一定要变成法律，保证农民用地。另一方面规划也应该开口子，在山区和其他的地方应该允许建别墅，建第二居所，这方面又没有允许，城里的人又不能到农村，这是很大的问题。应该承认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有长久的使用权，并且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我们市场规定30年甚至更多，长久使用权允许交易，同时要整理农村集体用地，在集体建设用地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可以是服务业，也可以是工业，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许和鼓励城市居民依法合规进入农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话，应该允许去，这也是世界各国的做法。农业用途是严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严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权完全可以放开交易。假定说未来20年城市化达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还是住在农村，农村应该是什么呢?绝大部分^不是农民，可能是大学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农民，不是说住在农村就是农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否则靠现在的农民，现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农村建起来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场，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另外一点区分情况，解决进城农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盖城乡社保体系，这是“十二五”规划已经很明确的。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大家觉得把城乡居民纳入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其实完全不困难，你说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农民的养老保险60岁以上每个月领55块钱，一年是660块钱，1亿人才是660亿，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们实施刺激计划经济相比，我们还要继续实施下去，要调结构，贷款10万亿，财政有1万多亿，财政性基金也有1万亿，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的改革，用10亿就解决了。进一步健全城乡医疗体系，实现社保全国统筹，无限制转移接续，劳动力真正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真正打通。划拨国有资产，转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