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避开了危机

我们听惯了“国有企业效率低”、“腐败”、“垄断”等五花八门的指责，将国有企业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指责国有企业，还是第一次。这种指责颇有想象力，可以说是一大发明。可是，其想象力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只能说是一种偏见，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看到，美国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已近四年，迄未见底。欧盟国家只能在负增长中徘徊。政府赤字增加，债台高筑，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美国失业人数达到9%-10%，欧盟有些国家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0%—40%。劳动群众示威此起彼伏，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国则是另一番景象。美欧经济危机虽然对我国有所波及和影响，但由于我国迅速果断采取措施，扩大投资，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将影响降低到了最低程度。2009—2011年，我国经济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高2倍以上。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50%。整个经济平稳协调发展，工业增长超过10%，高技术制造业增长高于15%，农业连年增产；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人，农民工达到2.5亿多人；城乡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高于14%，人民生活明显提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一片兴旺繁荣景象。人们称“中国一枝独秀”，是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走的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虽然是由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引发的，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虚拟垄断金融资本本质的暴露和反映。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其性质和内涵都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又表现为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发展，暴露出资本逐利的本性，逐利达到反常的程度，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矛盾激化，虚拟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危机必然爆发。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马克思说：“金融资本渴求货币这一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阶段，金融垄断资本势力日强，玩弄神奇交易的办法更多，手法更老辣狡猾熟练，加上互联网和通信手段的进步，金融诈骗及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得到高度发展，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东西。只有消除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我国之所以蒸蒸日上，兴旺繁盛，在西方经济危机蔓延情况下平稳发展，并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国有企业是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

篇2

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篇3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篇4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篇5

关键词：哈耶克 货币周期理论 比较

哈耶克的货币周期理论简述

（一）“货币中性论”和“货币非国家化”

哈耶克的货币周期理论是早期的重要经济思想。受魏克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影响，哈耶克的货币理论表现在“货币中性论”（Money neutrality）和“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两个方面，是由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概念和价格体系作为一种信息传统网络的概念相结合组成的。在哈耶克看来，货币数量变动后，不管一般物价水平是否变化，只要各种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就会对生产结构产生影响。

因此，只要货币能保持中立，就不会影响经济自动均衡的机制。这种动态变化有利于经济发展，保持货币中性是实现经济均衡的重要条件。货币非国有化是指各家银行发行有自己注册商标的货币。哈耶克认为：货币发行权如果由国家垄断，必然会造成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引起失业和通货膨胀。货币的最优数量是不可能事先确定的，惟有市场才能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滞胀的出现，哈耶克本人也放弃了通过高度政治化的货币机构来实现货币稳定性的提法。

（二）资本理论

哈耶克从自己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资本理论。他认为：资本不是同质的存货，不是同一种东西的堆积，而是各种物品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网络，是相互补充的各种组成部分之间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结构，生产过程应该被视为一个接一个的“阶段”，从最终消费层层递进，一直到更为遥远的阶段。非消费品的杂乱堆积，未必能够增加最终产出。每种资本投资如果要想能够提高最终消费品产出，就必须适应指向最终消费阶段的资本的完整结构。那些没有能够构成这样完整结构的投资，就是扭曲的投资，只能造成资本损失和运营亏损。价格的根本作用在于只有在它能够反映所涉及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品（不断变动的）的相对稀缺程度的时候，资本结构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那部分扭曲的投资。

（三）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哈耶克均衡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但这还只是停留在仅仅运用金融工具范畴，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人们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同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应之比。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导致消费过度并使生产资料的资本不足的周期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因素是促使生产结构失调的决定性原因。

以没有闲置的生产资源为前提，在经济扩张阶段，资本市场上对于投资资金的需求将超过储蓄，生产将利用银行膨胀的信用，扩大资本物的生产，这导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费品的土地同劳动要素转用于资本物的生产，但是，当银行扩大的信贷经过生产者转手变成人们的货币收入以后，按哈耶克的假定，人们将他们的消费恢复到正常比例，这就引起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生产要素又转用于生产消费品，一旦信用扩张被迫停止，危机就会爆发。这时或表现为高涨阶段利用银行信用正在进行的投资（新建厂房），由于资本缺乏而萎缩或中止；或者表现为已生产出来的机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资本家缺乏资本而销路不好，价格猛跌。哈耶克认为危机所引起的物价下跌会自动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一旦资本供应恢复同增加，经济也就自然地走向复苏，无须国家干预。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观点

（一）凯恩斯的观点

凯恩斯（1883-1946年）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承认经济危机存在，但却提出发生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来自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一是人们不爱花钱的心理，造成对消费资料需求不足；二是资本家对投资前景缺乏信心，造成对生产资料需求不足；三是人们愿意手里保存现金以便使用灵活方便，造成利息率偏高。这些心理因素影响，引起需求不足，投资下降，生产缩减，失业增加，从而爆发经济危机。

凯恩斯认为，要解救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他还提出一套“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赤字财政政策；信用膨胀政策；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等。

（二）弗里德曼的观点

弗里德曼（1912-2006年）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

弗里德曼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要“公开宣布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马克思关于货币周期的理论概要

（一）马克思对货币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时指出：“货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马克思考察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之后指出：“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三个所有循环的统一”。产业资本要连续地循环，必须具备两个互相联系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产业资本各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同步并存；第二个条件是产业资本各个循环形式在时间上的继起性。产业资本的循环只有具备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条件，在三个循环形式的统一中，总过程的连续性才能顺利地得以实现。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产业资本循环只能在不断中断和破坏中进行运动。

（二）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理解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经济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每过一定时期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引起的相对生产过剩。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哈耶克货币周期理论和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比较

首先，哈耶克与马克思都是对人类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大而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对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理解和均衡状态下研究货币的作用，有类似的共同点。对经济的研究采取极其严密而科学的态度方面也很相像。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他们的思想会继续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其次，从两位作者的活动年代来看，马克思主要的研究活动在19世纪中后期，哈耶克主要在20世纪。应该说，哈耶克的思想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第三，在生产力要素的时空组合问题上，观点趋同。哈耶克主张：资本是相互联系的网络，生产过程应该被视为一个接一个“阶段”；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各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和时间上的相互继起性为产业资本继续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四，在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上，哈耶克主张坚定不移地完全信任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而马克思主张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马克思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显然，哈耶克本人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政治的干扰，试图用纯经济的视角研究经济，但是，他所研究的出发点是经济的均衡状态，而所谓的“均衡状态”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理想状态”；是极少数人靠过去的掠夺成果任意剥削绝大多数人的“理想状态”；是假定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非人道的“一相情愿”。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把西方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传统的经济学；第二层次，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凯恩思主义经济学；第三层次，对市场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主张经济萧条时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层次，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用―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看，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我们如实地观察的理论体系，理解其中的辩证逻辑思维，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适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肯定的理解中，同时指出它由于内在矛盾的发展而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向。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肯定中包含否定的、辩证的理解。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的篇幅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也是为了让刚刚发展资本主义的德国借鉴英国的经验，“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哈耶克主张的“货币非国家化”实际上是让极少数金融寡头控制货币这种特殊商品进而骑在世界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均衡状态”永恒。这种状态对于特权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再美好不过了。就像当今部分世界金融资本控制世界一样。然而，到今天的人类历史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马克思是运用辩证逻辑思维阐述了它的货币周期理论在内的经济思想，就像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较发达的英国的工厂法的积极的一面给予肯定的同时，通过《资本论》全篇，阐述了资本主义终将走过其历史过程的必然趋势。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把握经济理论，就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理解的经济理论，要以为指导。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济的内在矛盾；但是，与此同时，也催生了更为复杂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世界的历史还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范围内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

2.顾锦屏，周亮勋，吴惕安，杨启.马克思的伟大一生[M].北京出版社，1983

篇6

然而就在12月17日，IT业界仍在为联想的大手笔而津津乐道之时，并购突生变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联想在经历了此前的一番可能的并购考虑之后，又决定不再竞购Positivo Informatica。而联想董事长杨元庆也在公司新闻会上解释道，“是否进行并购要看被并购企业的基本面以及联想集团的整体战略需要”。

联想虽然放弃了此次并购，但其通过并购来实现扩大市场份额的战略并未改变。联想首席执行官阿梅里奥（William J. Amelio）也表示，“面对全球经济放缓，预计PC市场未来将进一步整合”。而联想在放弃并购的同时也宣称已与Positivo达成共识：由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现在达成的交易协议不可行，但仍将寻求战略合作机会。

并购需要理由

在竞购Positivo Informatica的过程中，阿梅里奥的老东家DELL，作为联想的竞争对手也提出了并购方案，而DELL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其实质目的更在于搅局，意在让联想为此次并购付出较大的代价。

DELL的财务状况自2008年伊始便急转直下。由于DELL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源于北美市场，美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得DELL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各大厂商普遍估算，2008年北美PC市场收缩了15%左右。随着全球经济大幅放缓的趋势日益显现，PC业的寒冬逼得越来越近，从欧美到新兴市场，各大PC厂商的销售收入锐减，盈利大幅下滑。

作为国内PC业龙头的联想，其销售收入中超过40%由大中华区贡献，而大中华区更是贡献了利润的150%，这意味着联想几乎所有的海外业务都已经出现了亏损，国内市场能否稳定对联想来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经济从2008年11月开始出现快速下滑的态势，这不得不让人为联想捏一把汗，如果国内市场出现萎缩，联想的业绩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并购一家同样面临着市场快速下滑的巴西PC厂商显然是一个面临巨大风险的选择，因为并购战略选择的前提是自身经营的稳定性。

当前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联想自身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公司拥有的现金及等价物虽然超过Positivo Informatica的市值，但是面临业务快速下滑的未来，尽量持有现金才是较好的选择。

皮之不存，毛将覆焉？如果自身稳定性的前提都不存在的话，即使能够进行大量并购也是有害无益的。公司能够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生存下去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实际、最迫切的战略选择，因为在这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风暴中，做出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当然，联想也可以找到诸多并购Positivo Informatica的其他理由。比如，首先，并购能使联想快速占领南美市场，因为巴西在联想的南美战略版图上必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标。其次，并购还可以降低联想目前对墨西哥生产基地的依赖程度，从运输距离乃至管理和技术水平来说，巴西将比墨西哥更具有优势，此外，还包括长期并购战略的低成本机预期等好处。

但Positivo Informatica虽为巴西最大的电脑厂商，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仅为0.5%，对于联想的全球市场战略来说份额太小，意义不大。同时，巴西作为南美增长最快市场之一的光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开始消退，外资已然大量流出巴西，而这个时候是否要进入这个市场存在非常大的疑问。所以，从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的角度看，并购Positivo Informatica不不能给联想带来“质”的飞跃。

而从成本控制角度来说，巴西和墨西哥的生产基地确实存在合并降低成本的可能。但联想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中国本土低廉的成本，目前公司战略布局是将国外的生产基地逐渐缩小，或改为组装中心，或改为销售研发中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生产基地的成本控制优势。从这一点来判断，整合巴西和墨西哥的生产基地，也无法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并购理由。

所以，综合来考虑，联想对Positivo Informatica的并购理由并不充足，特别是在当前这种“四面楚歌”情况下，斥资8.3亿美元现金并购一家新兴市场的PC厂商就显得“物不所值”了，不仅是所付出的代价昂贵，更可能会对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造成影响。

与宏的较量

回顾四年来联想与IBM的整合之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家公司在合并后一夜间马上发挥各自竞争优势并进一步迸发出整合优势，而是两家公司在很多层面的整合都异常艰辛。

从管理角度来说，在聘用了大量美籍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公司的正常运转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如何解决中美两种管理哲学的冲突和融合都是联想在并购IBM PC业务后遇到的难题。 而更重要的是，发挥整合优势比并购前的任何预测分析都要困难。这正因为联想在之前的并购整合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并认识到整合并非易事，所以在这次的并购中表现得相对冷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与四年前相比，如今PC行业的发展趋势又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联想利用“低成本、低售价”完成市场占有率提升的策略能否在接下来的行业大整合中发挥作用，需要联想管理层进行深入审慎地思考，因为不仅自己的经验说明这一点，竞争对手也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

同样作为全球四大PC厂商之一的宏，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并购美国PC厂商Gateway，从而超过联想成为世界第三大PC生产厂商。然而，7.1亿美元代价似乎过于高昂，宏也因此备受投资者和外界质疑。合并之后两家公司的整合非常困难，时至今日甚至都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整合方案。

宏为扩大市场份额采取的并购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也正是联想鲸吞IBM后的痛楚。宏与联想的销售市场多有重叠，企业文化相似，两家公司目前的市场占有份额分别为宏9.9%、联想7.9%，竞争异常激烈。两家公司甚至在战略选择上也有很多类似，都以扩大市场份额为首要目标。

联想的整体战略在“杨元庆时代”有过几次转变。以收购IBM为分水岭，2004年之前联想的多元化战略以失败告终，手机和多媒体部门最终被重组出售。2004年在收购了IBM后，联想开始了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业务多元化的战略，随着PC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依靠低成本来提高市场份额的战略将越来越艰难。

杨元庆在2008年8月接受采访时表示，“联想下一步的发展目标首先是加强PC业务的市场份额。”，无疑，联想的战略重心还是定位在扩大市场份额上，当依靠“低成本、低售价、低利润”的市场份额扩大模式碰到瓶颈时，并购也就成了扩大市场份额最为便捷的战略选择。

联想与宏的竞争可谓到达了白热化阶段，但联想是否有必要为重新夺回全球第三大PC厂商，而选择现在这个时刻花费巨资去并购，值得深思。行业整合的大趋势虽是不可逆转，但如何在合适的时候，在维持自身稳定的前提下推进行业整合，是每一位企业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危机并购背后的苛刻

经济危机时期往往被认为是行业整合的最佳时机，并且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任何并购都有前提，那就是公司自身的稳健经营，不能为了并购而并购。在往后的一段时期里，并购对象的价格可能会比其他时期要低不少，但是不能因为价格的诱惑而放弃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

寻找适合的并购对象，在并购前尽量制订出完善的后期整合方案，大幅削减并购成本，这些都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进行并购应该特别注意的事项。一般来说，产业整合的最佳时期是经济衰退的“下半场”，行业销售收入增速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同业竞争者的财务状况堪忧，现金持有者的优势非常明显。

在“下半场”，或许并购价格不如“上半场”的市场恐慌阶段那样低廉，但是并购对象的风险会暴露得更为充分，那么并购的风险控制也就相对容易。在选择并购对象时，也要尽量避免风险敞口过大的公司，这会为并购后公司的整体风险控制带来过大的不确定性。

篇7

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其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经济运行的无计划性和自发性会致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的不平衡其实就是一个矛盾。发展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一、世界格局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在近10年，全球经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以前日本、韩国和东亚等国家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现在世界的制造加工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东亚很多国家向中国提供中间产品，在中国加工后出口到世界各地。而欧美国家国内由于劳动力成本高，制造业纷纷转移到中国这样的新型发展中国家，转而发展附加值高的服务业，尤其是虚拟经济。其实这是贸易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每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贸易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世界格局的变化并不是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从全球角度看，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供给。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持有大量的美元，经常项目中资金从美国流向中国。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资金又通过资本项目流向美国。

在次贷危机后，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意识到这种以过度消费，透支未来收入的行为存在这巨大的隐患。更尤甚者质疑自由贸易，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中国经济不断强大，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不断加强，也不会轻易的容忍自身利益的损害。

二、我国在世界格局中面临的问题分析

我国在低端市场中占有优势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也就是最近10年左右。随着加入WTO，与国际迅速接轨，中国的7亿廉价劳动力（欧洲1亿）对跨国公司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们纷纷将许多制造业产业转移到中国，而本国主要发展设计，管理和金融服务业等附加值高的产业，进入虚拟经济时代。在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好处:首先，它获得了大量的消费者福利。由于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低，而且中国的制造业形成了规模优势，出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价格低于本土的制造厂商。美国的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大量提高，政府的支出大量减少。其次，在美国存在两种强大的贸易集团。在中美目前这种贸易集团关系下，一种是获得好处的利益集团，一种是遭受损失的利益集团。但是得到好处的还是大多数，尤其是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大型的跨国公司。这些利益集团希望维持现有的经济格局，通过多次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汇率和贸易政策的行为可以看出。

在近期新闻中，美国有可能确认中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这其实更多的是美国的政治家们在政治上对外中国施压，对内取得民众的信任。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改变现有的贸易格局，反而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巨大影响。在全球化下，中美两国的经贸联系不仅仅像表面那样简单，只是通过汇率就可以改变现有贸易情况。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产业分工所造成的。同时，美国对高技术产品实施的出口限制，也是造成这一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内储蓄率过低、借债消费和失业等问题。

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下，没有美国的需求，中国经济会衰退，就业市场会恶化。出口贸易现阶段仍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引擎，缺少出口贸易的拉动，中国的GDP难以维持8%的增长。如果中国不把钱转回美国，美国的消费也难以为继，金融市场也会出现乱象，美国经济也会受到重大的打击。实际上，美国对中国返回美国的资金，形成物资-资金流的完整循环，达到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也是想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的国家，拥有贸易顺差，高储蓄。美国可以长时间的维持贸易逆差，政府负债。在这个链条上，如果任何一个环节断裂，整个环节都断掉。这就是中国在危机中仍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维持资金流流向美国，即使美元大量发行不停的贬值。在此也可以了解到：为了维持完整的循环，美国在汇率上不会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制裁。

三、结束语

20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65万亿美元，美元不断的贬值使中国的外汇资产不断的缩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2010年达到1.42万亿美元。在危机后，虽然中美两国都想改变现有的物资-资金流循环，但是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只能两国通过相互协作改变现状。因为当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怎会造成美国国债的价值下降，破坏了资金的流向美国。这同美国宣战没有本质的差别，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将无法执行。所以中国在近期不会大量抛售美元，美国在贸易上也不会全面的制裁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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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蔓延，各国经济出现负增长，许多知名企业纷纷倒闭，中小型企业更是无力继续支撑下去。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的企业管理者不能坐以待毙，应积极的态度、合理的方法应对，达到经济能够触底反弹。因此，如何对市场经济未来趋势曲线以及潜在需求的精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立足并壮大的有力武器。

二、经济管理的创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作用

顾名思义，企业经济管理是企业内部采取的管理模式，包括管理方案、近期与远期发展目标、审评体系以及各种有关生产经营的系统规划等。现阶段，实施企业经济管理的目的都是使企业的效益更上一层楼，单纯的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从长远来看，这样便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在这里我们所提及的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是站在一个新的高点全局考虑，将各子系统相关联的部分统一考虑，将各种功能细化，统筹管理，企业各系统功能之间呈现树状分布。近期，危机接连不断，企业运营出现问题，经济萧条。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各企业就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经济管理创新才能使经济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竞争一直是经济领域最突出的特点，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想拥有强大的臂膀，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的企业与国外的同规模企业相比较，无论是从经营模式还是技术、人员素质等方面均存在不足，这样就会给企业的长足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以上的不足被放大，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因此，及时更新企业经济管理模式，提出创新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的方式

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进行经济管理过程中，必须要进行创新的管理方式才能够确保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保证企业实现生产经营价值的最大化。通常情况下，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管理的创新：

第一，企业经济管理观念的创新。友善款待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企业链。从自身做起，热爱岗位、热爱同事以及热爱客户，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员都是你的战友；更新企业管理观念从危机意识开始，时时刻刻有危机感，每时每刻有战略意识，将企业永远放在第一位；与外部关系和谐相处，这一观念不仅表现在经济衰落期，同时也表现在经济繁荣期。在繁荣时期建立和谐的关系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竞争力更强，盟友之间相互帮助、团结合作、共度难关。

第二，信息化平台的引入创新。当今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经济领域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引入信息化平台的同时要尤其注重它的创新。信息化的创新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表现为企业财务管理手段的网络信息化。其中包括：远程监控、远程评估、报表实时传输、远程操控等一系列工作。在网络信息化的基础上，建立企业专门的信息管理数据库，保证财务管理的完整性。

第三，企业经营策略创新。独辟蹊径，方法多样。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组织结构，充分利用科技技术，将商业引向“出租时代”。在建立信息化平台的同时，创新组织结构，树立标新立异的企业品牌。适当多元化经营，以克服经济危机来临时企业的盲目与慌张。可以说经营模式的多元化创新是当今时代解决后金融危机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多种方式经营可以规避锋芒，保持企业的存在空间。企业进行经营策略的创新能够是企业实现多种模式的经营管理，适应社会不同方面的需求以及要求，也使得企业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市场经济中获得立足之地。

第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企业的发展靠员工的努力、智慧，只有集思广益才能将企业的明天建造的更美好。企业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工作，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进行定期的员工教育以及培训使得企业的所用工作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的掌握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经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不应该进行人力资源成本方面的做法，而是应该通过创新以及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根本上降低其管理成本，从而达到节约企业的资源以及成本。

第五，企业要创新市场。经济危机期间，市场经济不景气，一方面企业必须要在这个阶段进行企业员工的相关专业技术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企业必须要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充分认识市场整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市场未来的需求。企业还要对调研的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结合企业当前自身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道路以及方向。只有做到以上两点，企业才能够在金融危机中创新市场，寻找新的市场生机，使得企业能够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竞争力，立于市场经济不败之地。

第六，企业要进行创新企业战略以及创新企业生产活动。面对全球环境经济危机，企业要做到能够主动降低企业整体的盈利目标，选择进行一些企业战略上的创新，企业的整体大的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也是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随时创新的，只有这样进行创新企业的战略，才能够保证企业正常的运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要想能够实现整体的目标，必须要进行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只有开展科学创新的经济管理工作，才能够保证企业有效的提高工作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以及经营成本，在整体上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得企业适应后金融危机的环境以及市场竞争。因此，企业要想能够确保正常顺利的运营以及生存发展，就必须进行经济管理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季秀杰.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困境及创新策略[J]. 绿色财会，2011，（09）

[2]张莉萍.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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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缺乏一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从危机走向繁荣的经济复苏理论。马克思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现存矛盾的激化，是使破坏的平衡暂时得以重建的暴力手段。但接下来，他却没有对资本主义如何从危机走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漏。很好地解答经济复苏问题对保持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是必要的，这不仅潜在地激发了人们讨论危机消退问题的兴趣，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运行机理的内在矛盾性。

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易于引发危机的制度。2008年末和2009年初，金融市场轰然崩溃，经济衰退的前景日益令人担忧，这些情况再次证明了的这一论点。者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这一点不断被资本主义所遭受的困难所证实。与者的观点不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萨伊定理（say's Law）依然成立，市场失灵主要是由外部冲击造成的。当然，特别是自凯恩斯开始，某些深奥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危机和其他潜在问题。一些学者还确实预测到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并确认了经济失衡的重要过程。但他们并不认为金融的不稳定性是由于在更大范围的经济领域存在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他们认为危机是由不完善的监管和错误的政策所偶然引发的。将危机归咎于愚蠢和管理不善，这种解释虽然普遍，但并不令人信服。者认为，货币经济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脱节为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者坚持认为金融的不稳定性应被视为经济危机的症状而不是原因。从一个者的视角来看，如何准确解释危机为什么会不断爆发，以及如何把抽象的理论与危机所采取的具体的、特殊的方式（包括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者坚持认为的持久力量就在于它是用制度性的因素来解释危机，这是进行严谨的经济分析的重要出发点。他们在强调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同时，也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在它之前，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够使资本在竞争中进行如此高速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被用于再投资，资本规模越来越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就像很多危机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繁荣终将会转向萧条。

不过，萧条如何转向繁荣却很少被人们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同样应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导致的。危机破坏了无数单个资本，有时会摧毁整个行业，甚至可以大大削弱整个国民经济。但是，资本主义每次总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在某段时间，资本主义和以前相比可能会缺乏活力，但萧条总是会让位于繁荣，危机总会过去。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们总是充满自信地宣称问题已经解决。当然，者应更加充满希望，因为，2008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经济的复苏远未到来。经济的复苏不会是自动的，只有在克服相当艰巨的困难后，才可能实现。在写作本文时，全球经济复苏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再者，每一次复苏都是暂时性的。更不用说，到目前为止，危机还没有过去，经济还处于低谷。但是，本文认为一个完善的理论需要对经济复苏问题作出解释和回答。

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危机理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应该既能解释经济的衰退，也能解释经济的复苏。至少，这一理论既要能够说明制度是如何导致危机发生的。也要能够说明制度又是如何摆脱危机、实现复苏的。也就是说，对经济周期的两个过程的解释在理论上是相容的，而无需求助于外部的冲击来解释危机。把危机的发生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复苏看作是偶然的，这反映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第二，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或者至少能够说明一些经济事实。当然，现实的经济数据很难按照的标准来进行分类，每次特定危机的具体特征也总是和抽象理论所预期的特征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种理论不能保持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也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危机以及如何从危机中复苏，那么这一理论就应该受到质疑。

本文主要考察四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能够说明经济如何复苏，并能解释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将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讨论，而讨论问题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如何从危机中复苏，而不是资本主义如何导致危机。这并不是说这两个过程应该被认为是双向的，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然，也不是说以往理论已经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下面将简要讨论这几种理论的局限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经济事实，并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框架内，讨论抽象理论在说明经济事实中的作用。接下来将讨论利润压榨论或者工资推动论、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以及比例失调论。最后，本文将说明把经济危机归因于利润率下降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利润率下降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尽可能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建设性建议，但本文仍更多是探索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

关于理论与现实的评论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抽象一般到具体特殊的动态过程。因此，分析的次序是先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开始，逐步分析资本、工资劳动、土地财产，然后扩展到国家、国际生产关系以及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对危机的分析之所以放在最后，被认为是为了便于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直接的原因总是具体的，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危机经常会受到一些明显是偶然因素的影响而被加深，特别是，投资者信心的起伏不定对危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投资者的信心是金融市场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难以持续的金融投机往往是危机的前兆。不可否认，理论对金融领域一直缺乏充分的说明，这无疑是该理论一个重要的缺陷。揭示危机发生的空间变化和政治干预的作用对于理解经济危机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危机是怎么样发生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危机的根源归结到阶级之间或资本之间的关系上，这需要在国家层面、国际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层面上研究这一问题。资本主义也在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它们遵循不同的逻辑，有着不同的特征。一般来说，现实中的危机总是相互影响的，总是一个集中体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

包括者在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经济学、政治学、技术和文化对于认识和测定危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一般的危机理论，比如这里谈论的危机理论，大都仅局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认识和讨论危机。我们应该像拒绝机械唯物主义那样拒绝这样的危机理论。这些理论没有能够抓住资本主义这个复杂体的主要特，而只是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社会化的模型，这样的理论太过抽象化。不过，我们也可能在激进的经济非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之间找到一条出路。危机的诸多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对称性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进程中，由于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没有一个因素或多或少是重要的、决定性的。

很多者在探讨危机的内在决定因素时，更愿意接受多因性而不是整体性的解释。在这些说明中，和多元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界定存在明显的不同。例如，马克思批评了自由主义假定生产和分配之间是独立的、互不影响的关系的观点，这种观点似乎认为生产和分配在观念上就能够实现辩证的平衡，而不需要考虑现实中二者是否能实现平衡的问题。哪种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也不是主观臆断的，而必须经过更多的具体检验。我们要用一个辩证的而不是简单演绎的方法进行选择，因为抽象本身也需要经受理论和经验的考验。为了反驳自由主义把危机看作是偶然发生的观点，理论尽可能地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状态给出了制度性解释，这也是对格林（Andrew Glyn）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观点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的功能失调是它的结构性矛盾激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很多者与持接近学术传统的学者的观点相一致。这些理论家只是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来讨论危机。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是以商业周期、历史与制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社会积累结构上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不过，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的理论是用比较抽象的经济学术语来表达的，这也可能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制度的研究，也妨碍了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的理论的研究。调节学派的观点很接近。例如，阿格利亚塔（Michel Aglietta）在最早调节学派的著作中，就援引了利润率趋势下降这一概念，在后面的理论解释中也更加强调利润压榨在解释危机中的作用。也有一些观点更接近凯恩斯，这些观点也强调至少在一定时期里，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或消费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很重视在长期繁荣中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不过，我们要清楚，对具体危机进行充分合理的解释本身并不就是对抽象理论的检验。正如戈登（DavidGordon）所写，“危机理论只是给我提供了画布和画刷”，这不应该和已经完成的画作混淆，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忽略具体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在分析萧条和复苏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理由。尽管如此，检验这些理论与经济事实的一致性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很有用的，这为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具体的探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这里把危机理论分为四类。当然，其他的分类也是可以的。有几个作者赞成采用综合分析法，但这些方法非常抽象，难以通过事实来检验，也就无法满足本文的要求。进行分析时，我们主要考虑如下因素：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性制度。实际上，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多数繁荣和萧条都是世界性的，尽管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不幸的是，大多数经济统计数据当然都是由每个国家独自来收集的。即使多个国家应用了相似的统计方法，核对信息的实际困难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这个无可争辨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至少直到最近为止，根据贸易量和外商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美国经济还是相对封闭的，这些指标可以为一些主要的论断提供有用的检验标准。不过，还是应当审慎对待以国家统计数据为基础得出的结论。

其次，大多数政治经济学以价值为基础，而价值是不能被直接度量的。下面讨论的大部分理论是用传统的数据来进行描述，并对它们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检验。但是，最终的理论还存在一些特定问题，因为这些理论是用资本构成的术语来表达的。本文的评论主要限定于现在所使用的测量方式。尽管如此，每一个理论仍然有一些可探讨的问题，如：我们应测量什么，以及应该怎样检验它。

第三，什么是萧条和复苏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把衰退正式定义为连续两个季度经济紧缩实际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经常能够获得的数据都是年度的，而不是季度的。因此，我们把经济衰退理解为一个时间更长的经济下行状态，至少包括一年的经济真实紧缩，这虽然有点主观性，但也有其必要性。

本文在概念上和实际操作中存在两点局限性。本文并没有深入探讨在写作本文时还正在发生的席卷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也没有充分的分析距离，这使我们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希望这篇文章至少能提供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引起萧条的原因和实现复苏的机制。

工资推动理论

工资推动理论在理论界有着一定影响力，该理论把工资上涨视为引起危机的原因。不过，这一理论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对主观性或意识作用的强调程度不同。对于内格里（Antonio Negri）来说，劳动力价值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增加了必要工资，才导致利润率下降。霍尔顿（Glyn Holton）和苏特克利夫（Frank Sutcliffe）是更加正统的利润压榨论的持有者，但他们很少强调纯粹的阶级主体性，而是用一个很明显的直截了当的方式，描绘出了资本压榨劳动力的图景。他们认为，经济繁荣使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这为工人在工资的谈判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事实也不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断言的那样，仅当劳动力市场出清时，资本才会被削弱。工资上涨会降低利润率，继而就会引发萧条，这一点一直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下滑。而根据相同的逻辑，一旦发生萧条，失业就会增加，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就会削弱，工资就会下降，利润又开始上升。工资推动危机论，是唯一能够清晰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从繁荣走向危机、又从危机走向繁荣的理论。

工资推动论的解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学被降低为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他的通信中经常谈及阶级斗争，这一思想也贯穿在《资本论》第1卷中。在对世界的理解中，阶级关系总是处于核心位置。

但是，对这种纵向生产关系的强调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主要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讨论生产和消费脱节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横向的资本竞争关系对危机的影响。但工资推动理论至少给者带来了困扰，这意味着，如果工人被劝说克制他们的工资需求，资本主义就可以无限期地繁荣下去。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某些导致危机的特征并不是内在固有的，危机至少不是一个有效需求受到抑制的经济状态，存在的经济问题也并不是难以解决的。例如，仅当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问题和价值实现问题时，者才会认为普遍的萧条、低工资和缩减的资本消费可能会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

对工资推动理论验证的结论看起来有点模棱两可。马克思之前，人们通常认为工资上涨是先于经济下行而开始的。假定工资上涨是经济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至少对于一些经济衰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来说似乎是合理的。但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最近几年，主要经济体中的工资占收入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就像经济大萧条所展示的那样，低工资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复苏。

人口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估1950年到2004年间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变化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机会。至少在短期内，有证据支持这种工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论点。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额外津贴在内的雇员报酬，经常被用来测量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它的变化基本上和工资的变化是同步的。数据表明，雇员的报酬与经济增长呈中度但清楚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7）。也就是说，工资增加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像工资推动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另外，收入比重的变化与来年的经济增长也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0.35），这再一次证实了工资推动理论。最后，经济增长与下一年的工资增加存在更强的正相关性（+0.53），这再次证实（就像该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当经济开始繁荣（或者开始衰退）时，工资就会相应地增加（降低）。上述每一个相关系数在99%的置信区间上都是显著的。但是，这种联系仅是短期现象，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两年后，这一联系就变弱了，然后就消失了，这表明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来解释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的工资变化可能并不充分。

被考察的增长时期和衰退时期的特征越清晰，这些证据就越缺乏可信度。表1表明，经济增长和收缩是随着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变化而变化的。平均来说，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年份每年平均增加微弱的0.036%，但在经济衰退年份却要增加0.264%。这就是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增加工资就会引发经济萧条，或者降低工资就会实现经济复苏。实际上，工资占收入比重的增长速度在经济衰退时期要比经济繁荣时期快。

主张工资上涨导致危机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数据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率。但是，他们也指出，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和早些时候的经济繁荣年份相比，这一时期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了而不是工资的增长速度提高了。这同样可以理解为，虽然影响生产率的变化有很多其他潜在因素，但是，现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降低了工人工作的意愿，从而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历与70年代的经历似乎并不存在多少相关性。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地大幅削减了工人工资，利润率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恢复，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工资份额的下降或停滞并没有使利润率恢复到长期繁荣时期那样的高水平。这也表明，我们应更加重视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机制。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轨迹显示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经济衰退是由某种其他因素而不是工人的工资决定的。也许，正如马克思用数学术语所表达的那样：资本积累率是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工资率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

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

消费不足论几乎正好与工资推动论的主张完全相反。该理论认为，恰恰是低工资而不是高工资导致了经济危机。相对于资本的不可遏制的膨胀需求来说，低工资造成消费品市场的发展难以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该理论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而不是劳动者的主体性。政治上，该理论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本身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的术语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现象。工人作为商品的买方对于市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卖方，他们却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榨，使得劳动力的价格降到最低水平。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意味着只有日益增加的剩余产品被销售掉，才能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市场的持续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贫困或者相对贫困限制了消费，并成了经济危机发生的似是而非的原因。

但是，意义上的剩余价值是与劳动力的价值完全不同的量。根据定义，工人的消费从来不包含任何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来说）也从来不是一个充足的需求。该理论没有明确强调经济复苏问题，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消费不足就会带来经济危机。该理论认为经济复苏是个长期问题。一旦我们考察经济周期的增长与衰退两个阶段，就会发现经济衰退可能会引起工资水平降低，而消费水平的进一步削减又会加深经济螺旋式下降的趋势。该理论一开始就没有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点连该理论的拥护者们也承认。卢森堡（Rosa Luxemburg）早期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还包含着经济崩溃的思想，要求社会主义清算即将破产的资本主义。

后来，卢森堡自己在帝国主义研究方面的进展和这一研究领域其他一些重要成果，使得消费不足论的持有者发现了一些缓和经济危机的因素，从而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济会复苏这一重要问题。在这些消除经济危机的因素中，国家干预产生了明显的、有时甚至是显著的经济效果，这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功效是一样的。由于军事支出具有非自愿性和竞争性，这一点也带有很明显的的色彩。证据表明，国家干预是有效的，至少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这样。但是，站在的立场上，即使无害的疏忽也是不能假设的，理论至少要能够解释采用某种具体国家政策的必要性。例如，这些政策如何有效地影响消费，而没有减少劳动者的消费，也没有降低资本家的消费。但是，有一点是明确，即没有一个外部市场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可持续增长的需求。如果没有对众多潜在抵消力量对危机的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和评估，显然就难以为经济危机和经济复苏提供一个充分的系统性的解释。

理论上来说，有效需求不足论提供的证据。应与工资推动理论提供的证据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把有效需求不足当作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这纯粹是无谓的同义反复。他相信，认为危机是由工资上涨而导致的，无异于相信该理论的拥护者所说的那些完美而简单的废话能够避免危机发生一样。像上面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最初工资的上涨并不是普遍的。在美国，工资比重的下降，特别是2001年后工资大幅度的削减，被认为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当时的利润大部分被用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为了维持消费水平而要求增长债务所导致的。尽管如此，也没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消费水平下降要先于危机发生。美国经济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消费下降要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但是，表1中的数据却缺乏说服力。在经济繁荣期间，收入比重的缓慢增长意味着相当大的需求问题可能已经持续存在。如果说这些总的数据很好地支持了消费不足论的解释，那么，我们应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最长繁荣期里，工资所占比重直到1965年一直都是稳步下降的，与此同时，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进入70年代后，当危机袭来时，工资才大幅飙升。

在复苏方面，如表1所示，在经济衰退期，收入份额的增长速度更快，这表明当积累被大幅削减时，工资却相对具有“黏性”。这就是说，尽管劳动市场在危机早期已经日益恶化，但工人组织和实施的雇佣制度还是能够保护工人的收入水平不降低。这可能至少减缓了萧条的进程，维持了需求的稳定。但收入份额上升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总的财富减少了，工资份额的上涨仍然解决不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重要问题。表1显示，在7个衰退时期中，有3个时期雇员的实际报酬是减少的，在其他几个时期也只有微弱的增加。

工资推动论与消费不足论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因为，一种理论中抵消危机的力量，对另一种理论来说正是恶化危机的问题。在这里讨论国家支出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似乎非常合适。我们注意到，后者的增加意味着对剩余价值的压榨，这会对利润率产生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无效的花费也是维持需求的一种手段。

两种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资本主义积累所受限制的解释，但都没有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给出真正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工资上涨可能在不同的停滞时期和活跃时期有着不同的含意。这些理论给出的政策建议更多是用凯恩斯主义术语而非术语来明确表达的。希克斯（John Hicks）和汉森（Alvin Hansen）在研究放宽银根的货币金融政策的潜在效果时，似乎提出了和这些政策建议相同的主张。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资本主义的政策及其局限性会有所不同。不同时期情形的变化也许再次表明，对资本主义进行以劳动和资本对立为中心的一般性分析难以回答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别处。卡尔凯迪（Guglielmo Carchedi）坚持认为：“工资率的水平仅仅只是改变了周期的形态，无论工资高低，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斯威齐（Paul Sweezy）坚持认为，生产过剩论与消费不足论仅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与他不同，一些作者把他们拥护的生产过剩论与消费不足论区分开来。生产过剩论接受上面提到的异议，且认为不仅劳动，资本也能够（且必须）分享日益扩大的剩余产品。尽管如此，这些解释有一个共性，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一个能够完成它难以完成的目标的趋势。所有资本都被迫提高其产品的销售额，通过这一手段，越有效率的资本就越能从没有效率的资本那里获得更大的市场，总而言之，资本总是不断尝试突破需求对它的限制。就像大多数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成功孕育着萧条，生产的过剩带来了经济的剧烈紧缩。马克思也认识到，普遍的生产过剩恰恰是由于成正比的生产扩大所导致的。换言之，生产的扩大应该是非对称性的，否则就会产生危机。也许把这一话题放在比例失调论的题目下会更好理解。但是，对待生产过剩论，我们应该超越它，而不是简单地拒绝或抛弃。对危机的解释仍然需要紧紧围绕阶级关系这个中心，也就是说，生产过剩不能仅仅归因于生产的比例失调，而要归因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认为，要求生产按比例地扩大是强加在资本上的外部要求，这决不是资本自身所要求的。比例失调论可以被视为对上述过度积累论和消费不足论的更加具体的论述。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指出，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已经潜在地预示着危机的可能。比例失调论的大多数观点遵循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强调了分别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两大部类中资本的不同。同时，它也强调在同一部类内部也存在一些区别，比如不同的消费品之间也存在差异。即使生产和消费同步增长，对某种特定商品的需求也不可能与生产保持同比例变化。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表明，给定不同的资本构成，资本要维持同比例的增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要实现不同的积累率就更加困难。

没有理由期望不同的部类或部门的资本会协调一致地进行积累，或者说，每个具体的供给都会和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周期性的衰退导致倒闭的公司或行业随处可见。特别是固定资本规模的扩大，使得局部的失衡很难避免。但是，这里却假定资本的数量与进行成比例生产所需资本的数量恰好一致。而这种一致是通过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市场力量来实现的，但调整的过程会相当痛苦，“协调可能只有通过最极端的不协调才能实现”。

危机会摧毁多余的资本，重新获得增长的可能性和协调性，虽然这一均衡状态会很短暂。曼德尔（Ernest Mandel）观察到：“一旦先前积累的资本被消化掉，商品的需求超过了新的供给，经济复苏就会开始，商品价格和利润率就又开始上涨。”当复苏进一步加快时，设备更新的需要增加了对与之相关的资本商品的需求。为了及时增加生产，要求新机器的价值经过很多年才能全部转移到最终的消费品上去。当萧条变为繁荣时，原来需要的恰当比例可能就预示着未来的比例失调，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就会再次得到确认。

经济重构是否真正发生，需要得到实证调查的检验。危机来临时，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会发生相应变化。因为危机会很快传播开来，投资需要小心进行。危机可能会伤害到那些最初并没有危机发生的行业，伤害程度也并不亚于那些客观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危机最终会导致复苏，但这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重构——改变整个经济领域内经济活动的比例结构。比例失调论的主要论点是，危机重新激发了资本的活力。危机时期与经济持续增长时期相比，不同行业的生产变化的规模和幅度都会更大。

表2考察了美国1960年到2001年之间的149个工业部门就业量的变动情况。在本文，我们选用了雇员数作为衡量工业规模大小的指标，但原则上讲，使用其他一些指标，如所用资本、增加值和所获利润，也是很有价值的。尽管如此，强调雇佣工人数看起来与马克思强调社会劳动和社会价值的理念更加一致，同时从可操作的角度来讲，美国统计局也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的相对完整的数据。根据上面的定义，本表描述了每个行业在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雇员数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的标准差。在整个时期，行业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每个萧条时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分析的。（但是，繁荣前和繁荣后的数值实际上在每个时期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结果被合并在同一个表中。）5个衰退期中有4个衰退期与它们之前或之后的繁荣期相比存在更加激烈的行业重组。行业重组只在1990年的萧条中不太明显，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该时期行业的比例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比例失调论既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也得到了现实证据的支持。但是，由于该理论缺乏对产生危机的内在动力的详细说明，从而招致了不断的批评。一方面，该理论认为，比例失调不必然引发危机。当有损失发生时，资本就会纠正自己的行为，以免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由于引起危机的原因是偶然的，危机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该理论给带来了负面影响，更不可能是对的发展。该理论可能不清楚，危机的必然性对于理论来说有多么重要，也不清楚放弃危机不可避免性的主张是否会导致很大损失。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才导致了危机会经常但不定期地发生，但危机也会因受到政治和社会的干预而发生改变。虽然者在预测具体经济危机方面的记录一直并不令人称道，但是在控诉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方面仍然拥有强大的政治控告能力。

曼德尔认为，应该进一步探讨导致周期性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他写道：“如果我们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必然导致周期性的比例失调。”哈维（Donnell Harvey）认为固定资产的投资减轻了过度积累的问题。但是，恰恰因为它们是固定的，所以“生产和消费日益被禁锢在固定的操作方式上，日益被局限于具体的生产线上”。这里存在把固定资本与资本永远固定不变相混淆的危险。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固定资本并不必然在任何期限内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看到不断增长的投资被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上，并且即使是缓慢的调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的假定看起来也是合理的。不过，至少可以确认，正是由于持续的竞争压力才导致既有生产比例的破坏。但是，仍然有必要从危机的一般理论解释出发，给出一个更加具体的运行机制的说明。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这里讨论的最后一种理论学派试图在资本主义结构内解释制度性危机的趋势，这一理论是以资本构成不断变化和利润率不断下降为基础的。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为基础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一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那些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把资本主义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联系起来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非常流行和有影响力。与这里讨论的其他理论不同，这一理论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密不可分。该理论被主流批判家们认为是最核心的部分，从而遭到继续批判，但同时也得到至少一小部分重要的真正的学者的拥护。无论是否反对这一理论，弗里曼（Alan Freeman）承认利润率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一主题一直是批评家批判的对象。对于一些作者来说，这一理论对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比解释某一特定的经济危机更加有用。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理论有很多瑕疵，最好应该被忘记。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甚至从来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中提到过这一基本规律。

很多读者对有关资本构成变化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观点中存在的问题和解释力并不陌生。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销售的劳动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来确定价格。因此，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来说，尽量通过用机器替代工人来降低成本是很合理的。商品是按照由生产者的普遍平均生产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来买卖的。竞争的需要使得资本主义总有不断提高生产率的趋向。但是，当创新被广泛采用后，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会把收入中更大的比重投在“死劳动”、机器和原材料上，而投在“活劳动”上的比重就更小了。在生产中消耗掉的资本的物质量（机器和原材料）相对于所使用的人工劳动的比重就上升了。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因此提高了。但是，由于利润最终只能来源于对劳动的剥削，这就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引发了危机。对单个资本来说是非常合理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整体来说却是不合理的。这一理论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并给出了制度性危机难以预测的理由。

最关键的是，该理论的前提是假定剥削率是固定的，这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做法经常被者所嘲笑。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也会改变活劳动的价值。因此，利润率直接和剥削率相联系，并和资本的价值构成成反相变动关系。但是剥削率和资本价值构成本身并不是自变量，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一理论也给复苏理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对于单个资本来说，危机也许是获取利益的机会。优胜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机器设备，重新占领失去的市场。卡尔凯迪描述了市场是如何有效出清的，以及市场是如何提高就业机会和生产量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危机可能破坏了最起码的效率，摧毁了最古老的生产方法。假定生存下来的资本家很可能就是那些使用了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创新者。因此，可以预期危机将提高而不是降低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利润率应该继续降低，并会螺旋式下降以至越来越低。

外部因素再次成为繁荣再现的必要条件。弗里曼毫不隐晦地认为：“复苏需要一个外部政治干预。”哈曼（Chris Harman）援引道：“列宁曾经说过，如果工人阶级允许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苦难都由工人来承担，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经受住任何经济危机。”高失业率确实可以使降低工资水平成为可能，并提高剥削率。但是，就像马克思所评论的，资本之所以能够把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之下，与对资本的一般分析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解释看起来重新把工资而不是资本有机构成当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最主要决定性因素。但就像上面讨论的那样，工资推动理治是以利润率下降规律为理论基础来说明危机的。任何对劳动的限制使用都会带来资本构成提高的问题，而资本主义随后如何进入到一个相对较长的低失业率和高工资的时期，这一点还是不太清楚。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一些版本试图发展一种内在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复苏。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尤其重视资本贬值在资本主义复苏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家不得不根据资本最初的价值来支付所负的债务，但这些债务不会因为生产率提高而缩减。危机通过摧毁一些资本，特别是那些老旧的固定资本，从而能够使支付的债务额更接近于社会平均价值。这可以使利润率水平得到恢复。但是，这种解释好像是从社会决定的价值转向了个别资本家的个人经历和生产价格上去了。可以推测，效率最差的资本家会面临日益恶化的债务偿付问题，他们并没有退场，而只是提高了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率。如果某些资本家的生产缺乏效率，而假定其他资本家的生产效率高于平均水平，效率高的资本家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固定资本的社会平均价值在危机期间会下降，并创造了经济复苏的条件。

恰恰因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由价值术语来表达的，因而这一规律很难得到检验。但也有人做了勇敢的尝试，试图把马克思的分类转化为可测试的指标。弗里曼用图表展示了从1870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利润率和资本存量，发现二者存在清晰的负相关关系。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利润率从1948年到20世纪80年代持续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个小幅回升），此后，出现了一个温和的回升。但是，即使抛开围绕价值理论的主要争论，仍然会有各种价值转型问题。无疑，正在被测量的指标与理论上所主张的并不一致，这一点经常受到指责。例如，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把资本存量等同于马克思的固定资本这一特定概念。把剩余价值直接等同于公司账务上的利润总和，也是类似的情形。搞清楚利润率改变是结果还是原因，这对于解释为什么利润率的变动趋势会改变，它什么时候改变以及怎么改变，都是有必要的。该理论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危机会产生复苏（中等程度）。马克思提到的6个阻止利润下降的因素至多只是减轻了危机的程度或者暂时抵消了一些加深危机因素的作用。但是，法恩（Ben Fine）争辩说，这些因素应该和规律本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才会使解释更加精细和更具动态性。虽然更多变量的引入会再次产生优先选择哪个概念的问题。但从原则上讲，除了马克思考虑到的6个因素之外，没有更多的其他抵消因素，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理由。尽管如此，资本的贬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改变可能对于说明利润率的变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最初的应用和商品价值已经改变之后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一旦这项创新技术被应用，机器设备价格的下跌不是因为它们很快被替换掉或者由于更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机器设备的使用而部分贬值，而是因为它们现在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再生产出来。在短期内，当剥削率保持相对稳定时，在新固定资本上的投资速度相对就会快些。就像我们最初讨论的那样，这就暗含着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但是，被以更快速度制造出来的机器替代所带来的结果是，资本的技术构成持续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引起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这样一种说法可能有助于解释资本有机构成这一令人相当尴尬的范畴：“到目前为止，资本价值构成是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的变化。”利润率的恢复可能是由于这些技术已经广泛使用，固定资本的价值也相应降低了。虽然可变资本不是由技术决定，也不会简单地反映在消费品行业的生产率变化上，但其价值也会降低，不过其降低的幅度不一定（与固定资本的）相同。

这一解释看来也会产生比例失调的问题。该理论假定固定资本迅速增长，因此生产资本品的部门的就业（价值的源泉）和产量也会迅速增加。即使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以某种方式赶上，一旦能够以更快速度生产机器的新技术替代了旧技术，就会产生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相反，如果我们假设创新发生在消费品部门，固定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结构性上升，将意味着给定劳动力的总产量会增加，或者给定产量（使用价值量）所使用的劳动力将会减少。不管以哪种方式表示，消费品行业的市场规模（两大部类中可变资本的总和）都被削减了。要达到一个合适的生产比例就要对这一行业的资本进行一定程度的破坏。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和比较长的时期内”，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带有马克思特征的规律才是适用的。但是，即使没有扩大可能会抵消利润率下降因素的范围，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变化也会为危机和复苏理论建构提供有意义的可能性。

多种可能抵消因素的相互作用增加了对它们进行恰当定义和测试的难度。也不是说这样的理论就难以得到证实，但它将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和更贴近的检验，比如，对不同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的说明和检验。

篇10

（一）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运行的必然结果

根据周期时间跨度和原因，可以把经济周期分为四类：短波周期（或基钦周期，2―4年，存货调整），中波周期（或朱格拉周期，7―10年，固定资本更新调整），中长波周期（或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建筑业调整）和长波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资本积累和技术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经济正处于四个周期的收缩期相互叠加之中。从短波周期分析，目前世界经济供需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产能过剩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经济部门，存货调整已经展开。

从中波周期来看，在2001―2007年这段时间，由于全球信贷资金充裕，造成消费和投资快速增长，形成了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但2007年之后，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次贷危机，造成全球金融机构面临行业性亏损和资本金不足，使全球信贷资金供应不足，从而出现固定资本投资增长停滞的局面。

从中长波周期分析，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全球性房地产价格高涨和建筑投资热潮之后，未来数年内，世界经济将面临“建筑周期”的收缩阶段。以美国为例，在金融机构的推动下，人们出现非理性的购房需求，造成房地产需求和建设超常增长。美国的房价上涨增加了居民的资产性收入，拉动消费需求增长，并通过进口把经济景气扩散到其他国家，是世界经济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建筑下滑，诸如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必然使世界经济进入下行阶段。

从长波周期分析，在经历了近几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后，世界经济正处于技术创新的停滞时期，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可能较低。上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经济高增长的基石。但近几年，新技术的突破有所减少，所以从长波周期看，经济增长将有所回落。

根据不同的周期理论，可以推导出不同的世界经济复苏时间表。如果按照短波周期看，从2008年算起世界经济还有1―2年的收缩期，也就是说可以在2009或2010年恢复增长。如果按照中波周期，从2008年算起世界经济还有4―5年的收缩期，也就是说可以在2012或2013年恢复增长。如果按照中长波和长波周期来看，则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对四种周期综合研究，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中波周期运行的特点最为显著，而且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带有显著的信贷危机特点，也符合中波周期的波动特点，因此，2012年左右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中波周期的景气阶段是有可能的。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调整仍将持续

导致本轮世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结构失衡。美国建立在金融资产泡沫上的过度消费在依靠大量国外生产的同时，也需要全球资金为其买单，由此也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因此，短期内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影响将会继续深化，调整周期将会延长。

首先，以美国公司为首的一大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正在丧失其融资、借贷功能。在各国政府的强力救助之下，2009年将成为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和去杠杆化调整的关键一年。近期，各国股市反弹和金融市场出现企稳迹象，但是从全年看，在金融资产不断减计和信任危机没有化解的情况下，企业依然无法正常获取贷款，实体经济发展仍将受到进一步冲击，失业率将会继续上升。

其次，美国借贷消费模式终结，储蓄、消费结构需要调整。本轮经济繁荣的特点之一是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提高了家庭负债率，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此画上句号。但是，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的调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经济救助方案中包括的鼓励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是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加强的信号，不利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发展，并推迟世界经济复苏。

第四，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其理论基础大体还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经济扩张思路，并辅之以减税等刺激生产的措施。但是本轮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泡沫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从长期看，刺激需求的扩张政策将无法对消费进行调整，从而导致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同时，由于目前各国利率降到了历史性的低位，金融政策的调整空间已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向银行大量注资的救市措施也不可能迅速恢复市场信心，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消化亏损，在此之后信贷供给才能逐步正常化，固定资本投资才可能恢复。

第五，2012年后，世界经济依然处于“建筑周期”的停滞阶段，房地产投资不可能完全恢复。而且从消费上看，次贷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倾向，未来发达国家消费率将会下降，从而使世界经济增长潜力降低。加之目前还看不出未来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在何处，长波周期依然处于停滞阶段。所以预计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会恢复本世纪初的较高水平。

二、世界三大经济体发展趋势判断

（一）美国经济

本轮美国经济衰退自2007年12月开始，到今年5月，将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的时间最长的衰退。受经济周期叠加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初步判断，受金融、房地产和就业三大市场的三重打击，美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低迷时期，今明两年难以走出低谷，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和零增长，2011―2012年将逐步复苏，经济增长率大体在2―3%左右。

主要原因，一是金融危机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同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目前，金融业已经基本丧失了融资、借贷功能。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尽全力救助，但是2009年仍将是处置不良资产、去杠杆化调整关键的一年。初步预计，金融业在2010年才会恢复正常营业；二是受金融危机以及自身的周期因素影响，房地产业的调整和低迷仍将持续。除次贷危机的影响之外，财富效应缩水和收入增长缓慢，以及人口老龄化都将对房地产业发展产生制约；三是储蓄、消费结构调整。未来几年，美国消费的去杠杆化调整势在必行。居民储蓄上升将导致占美国GDP 2/3以上的居民个人消费增长减缓；四是新技术革命及其将会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从长期看，只有科技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才能为美国经济增长提高提供持久动力和空间。

（二）欧元区经济

欧元区经济自2008年第二季度负增长以来，已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且进入2009年后呈现出加速衰退的迹象，各种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连续刷新最低记录。从目前形势来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欧洲金融业，也已经向欧洲实体经济全面扩散，且影响在不断加深。欧元区经济继去年迅速下滑后，今年将陷入负增长。更加糟糕的是，目前欧洲各国采取各项稳定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政策还未出现明显效果，因而也无法预知是否还会出现下一轮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据目前形势预计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

由于德国和法国是欧元区的两大经济体，判断它们的宏观经济走势，基本就可以确定欧元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从经济周期来看，德国经济在1975年、1981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分别到达谷底，平均周期为7.2年；而法国经济则分别在1975年、1981年、1993年和2002年分别到达谷底，平均周期为8.75年，表现出了相对较强的一致性。如果按照7―8年的周期来推算，德国、法国的下一个谷底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到达，换句话说，欧元区经济自2008年开始下滑，2009年进入负增长，2010年到达底部并开始复苏。如果2010年欧元区经济能够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经济可能仅是微降或零增长，预计增长率为-0.2%。

欧元区各国的产业基础是二次大战后50―60年代大发展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一种结构，从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它已经趋向老化。在美国凭借新经济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欧元区的经济没能有效实现产业的转移和升级。“911”后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时期，欧元区的这种调整也未完成，仍然依靠出口贸易和由出口增长带动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2%左右。据此，我们判断，经历这次衰退后的欧元区经济复苏的过程仍将是缓慢的，如果再没有大的波折，2012年经济增长将可能回复到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初步预计，欧元区2011、2012年经济增长可能会分别达到1.0%和2.0%左右。

（三）日本经济

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阶段，一直保持低速增长。进入本世纪，在外需带动下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增速依然低于其他国家。2008年第二季度后，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日本经济进入衰退。

从经济增长的联动性上看，外向型的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整体变化较敏感，特别受到美国经济波动的强烈影响。所以未来美国经济，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不从停滞中走出来，日本经济也复苏无望。

从短期因素看，日本2008年12月份的库存货运指数升至1973年该指数制定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尽管由于需求急剧下降，企业已经努力削减产量，但工业产能依然过大，企业面临很大的库存积压问题。所以未来1―2年日本企业将面临持续的库存调整，经济不可能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