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区域经济增长，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1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方面的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我国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支撑行业，金融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目的就是为我国金融业创造更加宽松且有力的环境，进一步更好地发挥金融行业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把握好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方向与内容。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了本文要探究的首要问题，以现有理论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以实例加以佐证，以期为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阐述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外有许多关于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论文，本文首先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希望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更加全面的阐释。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从金融中介为出发点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涉及的区域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广义范围上的金融中介，不仅包括各种金融机构，例如各类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即溶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即溶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还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地理范畴内，物质资本总量的增长额，一般而言是一个数量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一个较长跨度的时间上（通常是指一年），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区域经济增长率表明了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比率概念，是衡量该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

（二）^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该理论在理论界存在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对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看法，主流观点认为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在国内外实践过程中已被多次证明，我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两种看法分别是，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性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贡献作用。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为下一步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显著，而地区间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不同是构成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细化不同区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根据徐婷在《中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基于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后，笔者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长期以来存在着不争的区域经济差异，在当今金融经济体制改革下，若忽视既存的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将会使得金融经济改革与初始目标偏离。我国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长期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短期双向的互相作用；在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长期直接因果关系，短期不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存在明显的短期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在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区域金融中介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单向存进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三、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与要素分析

（一）区域经济增长内涵与机理。我国区域金融机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与机理可以通过如下路径：

1、直接作用机理。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作用。

2、间接作用机理。第一，区域经济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我国区域金融业的不断迅猛发展，金融环境和金融机制的不断健全，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基于投入产出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得知资本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从而提升区域经济效率，进而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状况。在此种情形下，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机构和区域经济效率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区域经济机构发展、技术进步、能源消耗、区域经济增长。自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逐步健全、运转顺畅，区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在技术水平可以给予保证的情况下，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用于教育科研行业，由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区域能源的消耗，通过上述一系列环节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关于区域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中，本文参考Beck的相关理论，在此主要介绍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法律法规。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必要的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在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保证投资的有效性。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可以使投资者对于金融环境不至于怀疑，从而加大投资金额。有研究表明在法律法规健全的金融环境下，人们往往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十分关键，区域经济的增长受到当地政府腐败程度的影响巨大。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可以使资金流动顺畅，加速外部企业的进入，这就使得金融既得利益集团面临竞争，从而降低利益集团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的抗拒。该项要素完备可以促进区域金融中介发展，进而保证区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3、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没有具体条文和强制执行力的规范，一般是由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属于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可以引导人民规范交易，减少冲突，可以减少区域经济不必要的损失。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应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根据东、中、西部的差异，可以说明我国上升为地区的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极不平衡。

（二）对策建议

1、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不应当只是追求数量上的盲目扩张，而是应该追求经济上的效率c质量。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依靠区域金融中介实施“融入较低资本成本、投入较高经济收益、资产流动速度快、机构办事效率高”的运作过程。

2、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介市场化进程，提升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真正地实现市场经济才可以更好地实现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投高投资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3、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依赖要素的不可替代性、拥有数量的多少以及获得速度的快慢。在其他条件难以迅速改变的情况下，加大投入力度无疑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解决多年的遗留问题，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ekaert，Geert，Harvey，Campbell.R and Lundblad，Christian.Liquidity and Expected Returns ：Lessons from Emerging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s 1141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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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持续高速增长，但中国的部分地区却旧貌依然，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在部分地区高速增长的对照下，显得尤其突出。各界专家，采用目前分析经济增长因素的最主要方法即将有形与无形增长因素同时加以研究、计算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的特点，在详细描述了中国大部分省级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不均衡增长的格局后，分析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后果，弥补了目前国内关于在省级地区层次上进行经济增长间比较研究的空缺：张慧文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西部大开发的需求，研究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地区形象的关系，认为把形象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构筑经济增长的支撑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桁林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归根结蒂也来源与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因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康江峰、白帆认为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增加来推动，而在诸多的生产要素中，投资的增长尤为重要，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吴文丽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以新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1978～1998年劳动、资本、技术的增长率及对GDP的贡献进行分析，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在要素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方面的差异。通过研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和北京这些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趋于饱和，其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应着重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西部地区的省市应该是资金首先投向的地方，要提高其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综合生产率。

当前，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技术要素的制度激励已成为技术创新及与经济增长形成互动循环的重要环节。与其他要素不同，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更为复杂，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周振华从技术要素内涵界定、基本属性及其按贡献分配依据等方面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了技术要素特性及其对收益分配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概括与归纳了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方式类型，阐述了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分类原则及机制设计框架。

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增长可视为一国经济总量扩张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统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束缚了产业结构效率的发挥。孙健、周浩运用产业结构效率约束的理论分析，对这些约束因素做了详尽的阐述，并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低效率的现状的建议。朱慧明、韩玉启利用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一、二、三产业产出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各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指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造成了我国的结构调整;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证明了扩大第三产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能引导我国地区经济的良性增长。而刘伟认为，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第三产业拉动的，第三产业的结构扩张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因此只有通过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面对区域间的产业结构扭曲，产业组织的低水平生产过剩，何雄浪、严红认为只有以产业调整为核心，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增强中小企业活力，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我国国民经济才能克服区域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使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尽快起飞，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

三、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沈秀双研究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供给一方转向需求一方，投资成为最积极的需求因素，更肩负起“扩大内需、启动消费、拉动经济”的重任。而李忠、任文举通过对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考察，发现这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总特征是投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的决定力量，结果造成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李忠、任文举通过理论的探讨发现消费需求才是社会需求中的最终决定力量，并通过消费调节投资需求，进而支撑中国及地区经济的增长。卢嘉瑞、王智刚针对近年来我国通货紧缩、内需不足、市场低迷的情况，对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内需对推动经济稳健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投资需求是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消费需求是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应坚持投资与消费的“双拉动”。范剑平通过剖析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发现，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投资主导型模式，且政府投资拉动略强于社会投资；在消费领域，政府消费率节节上升，居民消费率保持低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分析认为，为了进一步增强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应对社会投资实行更大力度的多方面鼓励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目前的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社会双拉动型转换。

四、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江晓薇认为我国要防止陷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常出现的贫困陷阱之中，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总量拉动增长转向提高生产素质推动的增长，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应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陈浪南研究发现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加。FDI除了直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外，还通过技术这一渠道发挥效力。程惠芳利用FDI与开放型内生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1975～1999年FDI对我国的影响，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其作用机理是FDI促进我国在资本深化的情况下的自主创新能力，FDI项目的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赵熙，唐五湘．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比较[J]．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2000，（1）．

[2]张慧文．西部地区形象与西部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J]．甘肃社会科学，2003，（1）．

[3]桁林．是什么因素创造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J]．浙江学刊，2003，（3）．

[4]康白峰，白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回归分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

[5]吴文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作用比较[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

[6]周振华．技术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分析[J]．学术月刊，2003，（5）．

[7]孙健，周浩．我国产业结构低效率因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3，（1）．

[8]朱慧明，韩玉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运筹与管理，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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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1978年～2010年，中国取得了年均9.8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持续变大，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经济增速放缓，区域差距扩大等。（1）经济增速放缓。从2010年以后，除2011年以较高9.5%的增长以外，其他年份均小于8%，2012年～2014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7%，7.7%和7.3%。（2）区域差距依然巨大。从2014年的GDP总量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第一的广东省为6.78万亿元人民币，而仅为920.83亿人民币。从人均GDP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天津，北京和上海，排名最后三位的分别为云南、贵州和甘肃，其中排名第一的天津为105 231元，而排名最后的甘肃为26 433元，两者相差3.98倍！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国政府通过“对内深化改革，积极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加大开发力度，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其目的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维持稳定增长，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合理的分布。因此，从理论上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本质上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因此需要关心的是，当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后，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生相伴的区域差距又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好坏是政府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能否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是一门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理论，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化规律。因此，本文论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阐述新经济地理框架下主要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关系的研究；（2）新经济地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解释；（3）总结和建议。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关系：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

1. 静态模型。最初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旨在解释区域一体化发生后，经济活动在空间变化规律以及由产业分布的变化而导致的区域差距，其现实背景就是欧盟的产生。Krugman和Venables（1990）最初的模型就是解释当区域一体化发生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是如何在空间上进行变动的。模型中企业的区位分布是由聚集力（Agglomeration Forces）和分散力（Disperse Forces）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模型中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市场接近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聚集力主要体现在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发达地区，因为这样可以实现自身的规模经济，同时生产接近大市场还能节省运输成本；另外，在企业集中的地区其生活成本也低，因为企业数量多的区域生产的工业种类和数量自然就多，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少，从而承担的运输成本就小，于是产品价格相对便宜。市场接近效应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定位于大市场，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个地区集中时，这个地区的价格指数又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制造业人口迁移到本地区。而分散力主要体现在由市场拥挤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较多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为获得生产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促使其转移至边缘地区以降低生产要素价格。区域一体化化程度（模型中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于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至关重要。当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低时，经济系统的分散力大于聚集力，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对称分布状态。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开始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得更快，这样就存在当一体化程度达到某一临界水平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进而导致经济活动的聚集。

从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对过程来看，由于在静态模型中，生产要素都是事先给定的，因此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模型中没有明确表示经济增长的变量，模型中经济一体化程度（由运输成本下降导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过程具体如下：由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运输成本下降），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发生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的更快，这就存在运输成本的某个临界点，当运输成本低于突破点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产业的聚集过程开始，工业企业逐步流向另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工业企业数量也就不再相等，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两个地区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以企业数量和实际工资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话，（从整体和局部来进行分析）核心区域会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出现经济增长（企业数量增加），同时核心区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实际工资的提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消费其他地区的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实际收入的提高；另一个是由于核心区企业数量的增加，消费者消费其他地区产品的种类减少而导致的价格指数下降，从而使得实际工资提高。而边缘区则会发生经济衰退（企业数量减少），同时由于消费外地产品数量的增加，实际收入将会下降。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区域差距的变化，在运输成本从无穷大降低到零的过程中，两地区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差距会呈现出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趋势。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倒U结论一致，这说明在政府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发展经济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全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这个模型本质上解释的是初始有差异的两个地区进行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活动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但模型没有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两个地区初始的差异？随后Krugman（1991a）修改的假设说明了在即使在两个区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最终出现经济活动集聚的状态。其作用机制就是劳动力流动而形成的自我强化的作用效用。此后，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现实条件对模型进行修改，如把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改为实物资本的流动就形成了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以及把制造业工人修改为自由企业家就形成了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结论，即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差距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的变化规律，完全一体化后，区域之间不存在永久性差异。

2. 动态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价格指数的下降来体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GDP的增长，因此在随后的发展中模型中增加的动态模块，由Baldwin（1999）提出来的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与CP模型不同的是，CC模型中生产要素的存量没有提前给定，其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的折旧和创造来反映的。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形成和资本折旧这两个新的变量。创造新资本的条件是资本价值大于等于资本创造成本，其中资本价值的确定是由资本长期收益流的现值来确定。只要资本价值大于创造成本，新资本就会不断会被创造出来，在长期，资本的价值与创造成本相等时，资本存量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就停止了。对于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区域，贸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经济活动是对称分布的。只有当贸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时候，其中一个区域获取初始优势，对称均衡将会被打破。在一段时间变化后，所有的工业企业将会集聚到一个区域。同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增长地区获益，而萧条地区受损。平均价格指数下降，全国实际收入将会上升。如果初始区域规模不相等，这个转变过程会更快，尽管局部均衡也可能发生。

显然，在CC模型中，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是相互作用的：区域差距具有增长效应（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增长率将会提高）以及在区域差距扩大过程中，发达地区变为增长极，而另一个地区则沦为塌陷极。这样，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发达区域将会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快，这与Myrdal（1957）的循环累积的概念是一致的。然而，一旦经济活动全部聚集到一个区域，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停止。但此时，如果一体化继续推进，边缘地区的实际收入将会由于进口价格的下降而得以提高。这也意味着全国实际收入的提高。但与静态不行不同的是，即使区域间完全一体化后，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即存在永久性的收入差异。从长期来看，如果贸易成本不变，则区域差距的程度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在CC模型提出后，不同学者对资本创造的过程进行了修改微观机制的描述，形成了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 Model，GS模型）和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 Model，LS模型）。模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商品一体化程度的变化，也有知识溢出程度的变化。从经济增长方面来说，LS模型的典型特征为经济增长受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其决定变量就是两个维度的一体化程度。当经济系统处于分散状态时，如果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则创新成本很大，因此经济增长率低，但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开始慢慢集聚，当所有产业集聚到一个区域的时候，其区域内的溢出程度会非常高，因此创新成本会大大减小，从而提高资本增长率。这就告诉我们在区域间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如通信技术落后等）时，可以通过经济集聚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使得经济进入 “快车道”。从区域差距方面来说，LS模型中不同的区域一体化路径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果一体化中仅仅降低交易成本（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市场分割等），那么最终会促使经济发生核心边缘结构，经济会完全集聚到一个地区，从而加大区域差距；但如果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溢出成本，这样就可以避免经济的完全集聚。实际上，扩大知识溢出政策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如当经济需同中贸易自由度和知识溢出系数都为中等水平的时候，如果区域一体化中等贸易自由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知识溢出水平就可以把经济系统从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从而减小区域差距，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从区域一体化过程来看，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中权衡。如果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则区域间存在永久性差距，且核心地区的福利高于边缘地区。但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边缘地区与一体化化之前相比福利是否提高，其不仅取决于一体化程度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制造业支出份额的大小。随着一体化的与此同时在最新的新经济地理研究中，更多的是从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方面来进行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关系（Okubo et al.，2010；Fallah et al.，2011），这种异质性之间互相作用关系（异质性的企业和异质性的劳动是在空间上匹配问题）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 NEG模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解释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手段，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这两项政策分别对应着国内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按照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预测，在一体化过程中，具被更好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的沿海地区将会聚集更多的产业，因此沿海地区也会得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从制造业的分布来看，陈秀山和许瑛（2008）研究表明，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9个行业存在扩散效应，1996年～2005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空间结构整体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化过程。从沿海―内陆的经济活动分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如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内陆和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经济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了快速增长，1978年～2007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3.0%的速度，创造了令人关注的中国模式。

这种空间非均衡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区域发展差距被不断的扩大。按照不同的尺度空间，这种差距可以分为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从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看，排名前四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和山东，全部为东部沿海城市，而排名最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宁夏，青海和，都是来自于西部大省份，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GDP是排名最后的的73.64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预测，即随着在工业化初期，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区域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促使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集中。当地区间的运输成本从高到低，运输成本与产业聚集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关系，随着运输成本由高到低， 经济出现分散到集聚、再扩散的过程。根据文玫（2004）的研究显示：在1993年～1994年中国工业依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方，即这段时间区域发展差距是单向扩大的，随着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当把时间维度加长后，区域差距的变化就体现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呈现倒U变化的规律。徐召元和李善同（2006）的研究表明，区域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呈扩大趋势，2000年～2004年区域差距扩大有所减缓，而2004年收入扩大趋势开始明显减小，2004年也是大部分学者认同的区域差距变化的拐点。因此，新经济地理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有着很好的解释力。

四、 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出发，回顾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这一对变量的变化。在现有的理论中，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空间经济过程的变化是非单调的，这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是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过程。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也随着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而发生“倒U型”的变化规律。这种规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但随着一体化程度进一步的推进，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一体化手段的多元化。按照新经济地理动态模型的预测，贸易一体化和知识程度一体化都会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变化，不同的是前者的提高倾向于使经济活动的集聚，而后者的提高会使得经济活动分散。而通过贸易一体化使得经济起飞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化会改善欠发达地区福利水平，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加大贸易壁垒或市场分割的手段来进行干涉的话，反而不会提高欠发达地区福利。此外，在深化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从提高贸易一体化转移到提高要素流动和提高知识溢出一体化层面上来，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希伟，陶永亮.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J].世界经济文汇，2011，（32）.

[2] 许召元，李善同.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6，（7）：106-116.

[3] 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经济研究，2004，（2）：84-94.

[4] 陈秀山，徐瑛.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及其对区域分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8，（10）：1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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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多样化趋势也越来越突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结构区域化发展，区域金融核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结合现代经济发展实际，本文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一、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区域金融中心包含城市现金支出、城市贷款支出、城市现金收入以及城市金融业的增加比重。区域金融中心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当区域金融中心指标的数据波动处于稳定的上升趋势，则表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反之，则说明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存在问题下，应当及时进行沟通。例如，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1]，用公式表达是：FIR=F/W[2]，依据这一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标准，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不同的金融运算着力点，在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结合以上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究，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有了初步了解，结合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文献，同时应用FIR=F/W的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得到数据分析表，如表1[3]。结合表1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地区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广州市的FIR值分别为：4.9、5.2、5.6、6.2、7.3；天津市的FIR值分别为：4.3、4.5、4.8、5.4、6.3。从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趋势，整体经济规划的数据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广州市的经济增增长区域比重性各不相同，北京、天津市与广州、上海市之间存在差距，区域金融相关数据分析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性联系。

（一）综合指标分析

结合表1中数据，对2012―2016年国内部分区域城市FIR值进行综合性分析，金融中心值不是单一的数据分析，从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可知：FIR=F/W。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表1中，北京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1，而上海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4，广州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6；天津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0，这与区域间的综合发展整体重心不同存在相应的联系，广州、上海市的金融发展具有优势，发展信息的畅通性也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而使区域金融相关率的综合变化性较大。

（二）金融支出分析

区域金融中心数据分析和整体结构的变化之间具有直接性联系。从表1中数据来看，2012―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市以及天津的金融相关率都呈现整体增长趋势，这与我国区域内部金融资金快速流通具有直接性关联。一方面，现金支出的比重逐步提升，各个地区的金融资金变化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流动变化下，使城市金融运行的速率加快，商品经济交易的收益稳定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金融支出与城市多样化的金融交易渠道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例如，从表1中数据分析来看，北、上、广、天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分别为2.1、2.4、2.6、2.0。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融合，是拓展金融交易领域的逐步形式，给我国社会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性影响。

（三）贷款余额分析

贷款余额分析，也是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必然性选择。结合表1中数据分析可知，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市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两者在数据变化上增长比重相差0.3，两地的流动人口较多，信贷应用主要是房地产、购物等，贷款形式可以丰富区域金融经济的增长趋势，从而逐步完善新型金融管理的结构划分，促进现代资源的综合性循环发展。

（四）金融机构的收入分析

篇5

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已为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而且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视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依次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论述，最后突出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证研究的新方向。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历来都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强烈关注。由于各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深度都有所不同，自然也就造成得出收敛和发散两种不同的结论，这也成为如今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种。

（一）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资源合理调配，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将会趋向统一，这种统一还包括区域经济体内部各产业和各部门的平衡发展。新古典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比经济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将趋于一致，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是无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部分地区或者部门先发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联动发展，强调重点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部门。Myrdal（1948）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各区域间的经济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对等的，区域间的差距通过“积累性因果循环”，使得初始条件较好地区优势不断巩固，而落后地区则越加贫穷，这就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Perroux（1954）提出增长极理论，他强调的是那些拥有支配地位或者国家主导产业的部门成为增长极，进而联动的影响周围其他地区和产业部门进一步发展。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随着一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区域间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现倒“U”型。就是说，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从长远来看，区域间发展水平始终呈现一种收敛的状态，即发展均衡。

二、金融发展理论

（一）国外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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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FDI(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实证研究,以钟昌标(2000)、魏后凯(2002)等为代表。钟昌标(2000)利用1988―1998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五省市的经济数据,得出FDI与GDP增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DI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由强变弱的结论。魏后凯(2002)构造区域经济生产函数,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而在西部落后地区中不具有显著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安辉(2002)的研究显示在经济发达的省份,FDI对经济的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与其相反,贺敬之、孙云(2005)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比东部更明显。

通过引入对滞后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长期经济效应的分析,钟昌标(2000)得出结论即东部地区外资当年的影响明显比滞后一年的影响(长期经济效应)更为重要,中、西部地区情况也确实表明长期经济效应更明显。而张盛林、吴海鹰(2005)认为西部地区FDI的外溢相应在两年之后开始明显显现,但短期需求拉动的作用仍然比较明显。徐晓虹(2006)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有着乐观的看法,超前两年的区域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超越当年的区域FDI的促进作用。

二、FDI及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

对1990―2004年的15年间,中国三大地区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流入总量情况进行统计(地区总量由地区内各省市年流入量的加总构成),基本情况如图1。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不均匀。90年代初外国直接投资刚刚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时,这种地区差距表现得就很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种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虽然东部地区吸引FDI的量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东部地区的FDI流入量至2007年时仍然是中西部地区总量的近七八倍。可以设想FDI在促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相同。

三、FDI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和实证分析

1、基本模型的建立

假设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各个省市的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可以分成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两个部分。

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表示为:Q= kLαC1-α

其中,Q表示产量;L表示劳动力投入量;C表示资本投入量;k是常数;0

在研究FDI对区域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度时,我们将资本划分为FDI和国内投资额两部分。用K代表国内投资额(亿元),F代表外国直接投资(亿元),L代表劳动力人数(万人),则区域经济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GDP=AKαFβLr(1)

公式1为非线性模型,对公式1求对数化为线性模型,可得:

1nGDP=1nA+α1nK+β1nF+ r1nL(2)

即:1nGDP=C+α1nK+β1nF+ r1nL(3)

上式中,c为方程估计的截距,代表了制度及技术进步等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因素对GDP的影响,系数α、β、r分别是国内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及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

2、1990―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GDP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的验证。在短期经济效应验证中,本文利用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各个省市的流量作为变量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地区生产总量的增长作用,利用公式3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1。

由表1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模型的相关度R2和调整后的R2为0.97左右,拟合性良好,F值均在0.000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说明模型均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大体可以解释GDP变化的97%以上。

从本文的三个模型中各要素投入系数看,三大地区对GDP增长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国内资本,其次是劳动力投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影响具有很大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FDI对区域GDP的贡献率较大,地区FDI每增长1%,GDP增长达0.097%,中部地区为0.037%,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为0.019%。

(2)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GDP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验证。为了将外国直接投资的滞后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归纳到生产函数,模型在公式3的基础上引入变量F(-2),代表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变量。以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促进作用。区域经济生产模型为:

1nGDP=C+α1nK+β11nF+β21nF(-2)+ r1nL(4)

利用公式4对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外资当年的影响比滞后两年的影响更为重要,但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弹性系数分别为0.083和0.063。中部地区加入了滞后因素后的情况也类似,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和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弹性系数分别为0.052和0.039,差别较小。从本文的模型看出,外国直接投资的短期效应都更为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并没有较大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及市场成熟程度等因素并未达到实现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要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即溢出效应不能充分的发挥。

西部地区的区域生产模型在加入滞后变量后,F与GDP的相关关系未通过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F(-2)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1的检验。但F(-2)并未成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说明即使是长期经济效应在西部地区也并不明显。

四、分析与总结

首先,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比较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影响较小。我国应加大对中部、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和政策支持力度,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弥补中西部资金需求的缺口,促进中西部经济增长,促进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和谐发展。

其次,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非关键性作用,无论是在FDI大规模流入的东部地区,还是在FDI流量和存量均较低的西部地区,其经济促进作用均低于国内资本的作用,并且低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我国也应当重视对国内投资及劳动力的改进,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最后,FDI的长期经济促进作用较之短期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虽对三大区域内不同省份的滞后效应具有显著性,但是影响小,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更要重视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使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凸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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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102-03

0 前言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江苏省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96年的49.98亿美元增至2006年174.29亿美元。

很多学者对FDI进行了相关研究,Berthelemy 和Demurger(2000)研究发现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超越其资本存量本身增长的影响。Lemoine(2000)，Demurger(2000)的研究认为FDI 为企业带来竞争，迫使国内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内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示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赵晋平(2001)通过经济计量分析方法表明FDI带来大量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缺口,中国经济增长率中2%到3%归功于外资贡献。魏后凯(2002)分析了1985～1999年FDI数据后得出结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沈坤荣和耿强(2001)认为FD I区域非均衡分布加剧了区域非均衡发展。Lee (1994)强调了区域之间FD I量的差异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差异。徐晓虹(2006)利用1991～200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四大区域FD I和经济发展的关系，FDI 与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存在不可分割的正向非均衡关系，FDI 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加剧了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

本文利用了199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江苏不同区域的FD 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FDI 在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同时，是不是因其在地区分布上不平衡而进一步扩大了苏南、苏北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本文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1 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增长与各自利用FDI 的现状分析

为了研究江苏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需要对区域进行划分。本文采用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江苏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其中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苏中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三市;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五市。因此,本文使用的是来自《江苏统计年鉴》1996年到2006 年的,包括13个市1996到2006年的数据。

1.1 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特征

江苏是中国经济大省也是经济强省，但是江苏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问题。1996年，苏南的GDP占江苏GDP总额比重为 39.18%，分别是苏中的1.05 倍和苏北的1.66倍， 2000年，苏南地区GDP 占江苏的比重提高到 39.56% ,相当于苏中地区的 1.07倍和苏北地区1.69倍。2006 年，江苏省GDP总值为21582.09亿元,其中苏南地区为9690.31亿元,苏中地区为7656.08 亿元，而江苏北地区仅为4235.70 亿元;苏南地区占江苏省的比重为44.90 % ,苏中地区占 35.47 %，而苏北地区仅占19.63 %，苏南是苏中的1.28倍，是苏北的2.29倍。(见表1) 以上可以看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之间差距的迅速扩大是近十几年出现的,而这十几年正是江苏经济快速发展，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和各种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涌入的时期。

1.2 苏南、苏中和苏北利用FDI比较分析

1.2.1 苏南、苏中、苏北利用FDI的总额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江苏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已是不争的事实。江苏省直接利用外资额从1996年的49.98亿美元迅猛增长到2006年的174.29亿美元。 但是江苏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域二元特征，FDI的分布在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平衡，苏南地区为FDI在江苏主要分布地区，苏中地区次之，苏北地区吸引的FDI很少。1996年，江苏FDI总额为49.98亿美元，其中苏南地区FDI为34.44亿美元，苏中地区FDI为12.50亿美元，而苏北地区仅为3.04亿美元。2000年，江苏地区FDI总额为64.24亿美元，苏南地区所占比重为70.45%，苏中地区、苏北地区比重分别为22.00%和4.85%。

截至2006年底，江苏省实际利用FDI总额为174.29亿美元，其中苏南地区为101.08，苏中地区为 62.42亿美元，苏北地区仅为10.79亿美元，三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58.00 %、35.81%和6.19%（见表2）。

1.2.2 苏南、苏中、苏北FDI产业分布比较

近年来，苏南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FDI，成为江苏乃至整个中国FDI密集分布区，FDI数量增加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工业部门FDI呈结构性增长态势，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FDI数量大大增加，电气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生物医药等产业成为重点投资部门；FDI在第三产业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旅游、商贸、金融和其他中介行业成为投资热点；苏中地区FDI主要分布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等产业；相比而言，苏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层次较低，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工业占绝对优势，而资本密集型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比较少。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如电信、银行、保险等行业外商投资微乎其微。

从整体来说，苏中、苏北FDI产业结构的另一个明显差距是FDI与苏中苏北本地产业关联度低，未能形成良好的产业聚集和产业配套条件。相反，苏南地区，FDI与本地相互关联，形成了一批配套好、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发展群体，如通讯设备制造、信息电子、IT业等。

2 FDI与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析

据前分析,自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省实际利用FDI 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呈现“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江苏省三大区域的GDP 结构也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同的增长趋势,同时不同区域间的GDP 差距明显拉大(见表1) 。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决定理论,投资在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FDI 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明显对投资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也是加剧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为了精确分析FDI与江苏省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选取1996年到2006年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自变量，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构建的模型为：

ln GDP=a1+b1lnFDI+E（1）

式中a1 是常数项，为弹性系数，b1 是GDP对FDI的弹性系数，即FDI每增加1%，GDP所增加的百分数，E为随机干扰项。式(1) 用来检验江苏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地区进行回归计量,然后比较发现规律,在时间序列数据的选取方面,我们统一采用1996 年～2006 年的数据( GDP 数据见表1、FDI 数据见表2) 。虽然时段不长,但用于横向区域间比较还是可行的。我们利用式(1) 对FDI 是否促进江苏区域经济增长进行计量检验。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利用计量软件Eviws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以上表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苏南地区。在计量苏南地区数据的方程中: lnFDI 与lnGDP 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拟合度R2和调整后R2 均在0. 80左右 ,拟合度良好,F 值为40.34 ,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各位系数均在α= 0. 0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2）苏中地区。同样,在计量西部数据的方程中,lnFDI 与lnGDP 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拟合度R2 为0. 863 ,调整后的R2 为0. 848,拟合度良好,F 值为56.87 ,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各位系数均在α= 0. 0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3）苏北地区。在计量西部数据的方程中,lnFDI 与lnGDP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拟合度R2 为 0. 873 ,调整后的R2 为0. 859,拟合度良好,F 值为61.75 ,大大超过临界值,说明方程整体显著,各位系数均在α= 0. 0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以上计量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江苏各区域的FDI 都促进了各自的经济增长。在三地区三个方程的估计中,苏南地区的系数为1.14 ,苏中地区的系数为0.67 ,苏北地区的系数为0.85，并且都在α= 0. 01 水平上显著。由于我们是取自然对数值进行产出弹性分析,因此,这意味着苏南地区的FDI 每增加1 % ,其GDP 就增加1.14%;苏中地区的FDI 每增加1 % ,其GDP就会增加0. 67 %，苏北地区的FDI每增加1%，其GDP就会增加0.85%。

（2）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FDI 的系数分别为1.14、0.67和0.85 ,说明FDI的边际产出弹性在苏南地区最高,也说明FD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苏南地区最大，苏北地区次之，苏中地区相对最小。这与我们的观察是一致的,由于苏南地区软件和硬件条件好,FDI 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当然要比苏中和苏北地区大。FDI 在苏南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苏中和苏北地区,由此拉大苏南地区与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同时FDI对当地GDP发展贡献率方面，苏北地区要强于苏中地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FDI 对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FD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苏南最大,苏中、苏北相对较小;在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形成中,FDI 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FDI 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效应，FDI 在苏南、苏中和苏北经济差距的扩大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这种作用下江苏区域经济差距必然进一步拉大。坚持江苏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江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进步是江苏省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两个率先”的内在客观要求。因此，江苏省各区域应合理利用FDI，充分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缩小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3 分析FDI在江苏省区域分布不均的原因

FDI 在江苏省区域分布不均不是偶然形成的，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只有找到了FDI区域分布不均的原因，才能采取措施改变FDI 不平衡分布的现状，我认为FDI 在江苏区域不均的重要原因有两个：

3.1 区位优势

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FDI 首要基本问题。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区位优势是区位选择的准则。就跨国公司而言，区位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就东道国内部具体区位而言，是吸引外资的特定区位优势，这个区位具有的优势，不一定那个区位也具有。在华跨国公司一般以市场占有、利润最大化为战略取向。信息成本、积聚经济构成了吸引FDI 的区位优势。跨国公司倾向于信息成本低、具有积聚经济效应的地区。在江苏省，苏南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区域，与“长三角经济区”核心城市上海接壤；苏中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次中心区域,沿长江下游北岸排列,与苏南和上海隔江相望；苏北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边缘和辐射区域,距“长三角经济区”核心城市上海相对较远,受经济中心的吸引和辐射作用较弱。这种区域环境特征与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状态基本一致。处于“长三角”经济圈的苏南地区，有强大的“产业空间积聚形成的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自然优势”，信息成本低，FDI 选择这样具有积聚经济效应的地区在情理之中。这些区位优势有利于跨国公司投资，实现其战略目标，所以相比之下，在江苏省范围内FDI 主要流向苏南地区，苏中次之，苏北FDI额最小。

3.2 政府的政策因素

苏南地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抓住了市场化、国际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机遇，当地政府为吸引各类投资者（特别是外资）进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平台，例如各类开发园区以及各类优惠的政策；现阶段苏南地区以及苏中地区政府则是提供科技产业和创新的环境和平台，如吸引科技人才的机制、风险投资机制、产学研结合的机制。政府在这里着力提供公共环境和平台，能够吸引的FDI的进入和产业集聚，相比之下，苏北地区政府行动较为迟缓，近几年来虽然苏北地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政策以及投资环境建设方面有较大进步，相比较苏中地区特别是苏南地区而言，苏北在其他方面均无优势可言（如区位优势，规模效应，科研能力等等），所以与苏中和苏南一样的投资政策对FDI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这些因素也导致了FDI在江苏区域分布的不平衡。

4 建议

（1）苏南地区应继续加大吸引FDI的力度，同时要实现吸收外商投资的战略重点和引资方式的转移，拓展FDI投资领域，并向苏北转移落后于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梯度产业结构。积极引导外商投资由南向北推移，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2）改善苏中、苏北地区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分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为了促进外商投资逐步转向苏中、苏北地区，搞好公共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包括交通、通信等硬环境外，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快调整相关法律，健全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竞争，建立、完善与市场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在制度建设上解决利用外资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环境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降低外资进入的交易与制度成本。

（3）增强苏中、苏北的人力资本投入，构建FDI基础。除吸引外地高技能人才向苏中苏北流动外，进一步加强苏别苏北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苏中、苏北的人力资源素质，吸引更多的FDI。

（4）提高FDI的投资效率，投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更能满足FDI利益驱动的目的。因此，苏中、苏北在吸引FDI的同时，必须从单纯的数量扩张的增长转向高质量的资本技术的获取，要着力提高引进FDI的质量和层次,不单纯追求数量,要努力引进技术水平较高、溢出效应较大的FDI,进一步提高FDI对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长期拉动作用。苏中、苏北地区要发挥自身优势,防止FDI结构趋同。

参考文献

［1］徐晓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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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差异。在本文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所呈现的统计特征进行分析，以便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 区域经济增长的整体特征

1978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在总量表现上非常明显。如图1所示，无论是31个省份名义GRP（Gross Regi-onal Product，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值，还是实际GRP（以1978年的不变价格换算）的平均值，在30多年中均实现高速增长，二者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16.22%、11.13%。简而言之，名义GRP与实际GRP的均值在这35年中分别增加了164倍与35倍。同时，人均名义GRP与人均实际GRP也由1978年的457.13亿元人民币增长分别以年均14.30%与9.30%的速度增长至2012年的43 045.02亿元与9 390.27亿元。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在整体上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同时，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也日趋凸显。从图2可以看出，31个省份名义GRP与实际GRP的变异系数值的在1978年～2007年之间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由最初的0.65分别上升到最高时的0.85与0.88，其中是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最为显著，2008年之后变异系数值有所回落。可以看出，整体上而言，我国各省份经济在显著增长的同时，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也具有扩大的态势。

具体来看一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状况。1978年东、中、西部省份的名义GRP之和的比值为2.61∶1.59∶1，而到了2012年三者的比值也变为3.27∶1.61∶1。可以发现，一方面与全国情况一样，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比较迅速，1978年～2012年间东、中、西部名义GRP之和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6.58%、15.84%和15.80%，都超过了10%；而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处已经存在的东、中、西部之间阶梯型（或俱乐部型）经济差距，由于近30多年来的平均增速的差异而使得东部与中西部、中部与西部之间进一步拉开差距。

同时，从GRP的人均值来看，1978年，东、中、西部省份的人均名义GRP分别为158.51亿元、118.30亿元和60.72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则分别达到5 219.27亿元、2 838.09亿元和1 430.66亿元人民币，三个地区之间的人均名义GRP不仅在绝对值方面不断拉开差距，而且在相对值方面的差距也逐步扩大。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名义GRP的比值为2.61∶1.95∶1，而2012年三者的比值则变为3.27∶1.97∶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中部省份与西部省份之间的人均名义GRP差距都具有逐步加大的趋势。这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类似“俱乐部趋同”性质的差异。

二、 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特征

对于衡量变量差异性的统计指标，除了前文提到的变异系数以外，常用的还有全距、平均差、差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其中，泰尔指数（Theil Index）因为具有可分解性的特点，不仅可以反映总体的差异，还可以衡量样本内部的差异，因而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泰尔指数是由H.Theil（1967）提出的，是一种广义熵指数，可写为GE（1）。以人均GRP差异为例，泰尔指数常用的计算公式为：

T=■■（■）ln（■）=■■■■ln（■）=Tw+Tb（1）

Tw=■（■）Twi=■■（■）（■）ln（■）（2）

Tb=■（■）ln（■）（3）

其中，T、Tw、Tb分别表示总体泰尔指数、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Y、N分别代表整体（如全国）的GRP之和与总人口，Yi、Ni代表第i组（如东、中、西部）的GRP之和与总人口，Yij、Nij代表第i组中第j亚组（如省份）的GRP和人口， ■ij为第i组第j亚组的人均GRP，■为全国的人均GRP。

这样，根据公式（1）～（3），笔者计算了1978年～2012年中国各省份人均名义GRP与人均实际GRP的泰尔指数。图2与表1是人均名义GRP泰尔指数的基本情况。由于人均实际GRP的泰尔指数与之非常类似，限于篇幅，在此笔者就不再列出。

从图2与表1可以看出，我国各省份人均名义GRP的泰尔指数呈现出“下降―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具体来看，1990年以前，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155 5不断减少至1990年的0.076 3；而1991年～2003年之间则呈现一直上升的态势，到2003年回升至0.142 0；2004年之后泰尔又开始回落，到2012年为0.078 0，基本与1990年的数值持平。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水平的整体差异在1978年～1990年、2004年～2012年间有下降趋势，而在1991年～2003年期间呈扩大趋势。

同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组间差异，在2003年之前基本呈扩大态势，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取代区域组内差异，成为区域经济整体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同时，2004年之后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差异有减小趋势，2012年的差异水平已回落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组内差异则大体表现为缩小的趋势，期间在2000年前后有所回升，但2003年之后又开始下降。具体来说，从表1中可以发现，我国东部省份内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虽然在东中西部三者之中最为显著，但其缩小趋势也最为明显，其组内泰尔指数由最开始的0.21（1978年）持续缩小至0.03（2012年）；中部省份内部的人均名义GRP差异在东中西部三者中大致处于中间水平，但与西部差别很小，并且中部西区的组内泰尔指数大体上也有所下降，由最初的0.039减少至现在的0.023；西部省份之间的差异变化很小，且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略有扩大。总体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组内与组间两种差异变化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俱乐部趋同”的特点。

三、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特征

除了差异性之外，区域经济之间的相关性也需要关注。而Moran's I统计量则是检验经济现象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的一种常用指标（P. A. P Moran，1950），其计算公式为：

Moran′s I=■（4）

式中，■=■■Yi，S2=■■■（Yi-■）2。

其中，Yi、Yj分别表示第i、j个地区的观测变量（如人均GRP），N为地区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取值范围为[-1，1]，其大于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小于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而等于（或近似为）0，则说明变量为空间零自相关（即在空间上随机分布）。同时，如果Moran's I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变量在空间分布的（正/负）相关性越强。同时，对于Moran's I显著性，可以通过Z值及其对应的P值进行检验。

根据（4）式，笔者以各省份省会之间距离的平方为权重，构建了空间权重矩阵W，进而计算了1978年～2012年我国人均名义GRP与人均实际GRP的Moran's I值。具体见图3。其中，两种人均GRP的Moran's I值均至少在3%的水平上显著，且显著水平也同Moran's I值一样不断提高。

从图3可以看出，不论是人均名义GRP还是人均实际GRP，两者的Moran's I值在改革开放之后均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人均名义GRP的Moran's I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略微下降，但整体而言其上升的幅度更大，由最初时的0.09（1978年）逐渐上升至最高时的0.45（2010年）；而人均实际GRP的上升过程则相对平稳一些，其最高值为2010年的0.32。综上所述，我国各省份之间的人均GRP（包括名义与实际）具有比较显著的全局正相关性（或空间集聚性）。

在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之后，可以再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局部自相关特性，这主要通过Moran散点图进行分析，具体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拟合曲线的斜率逐渐变大，表明省份人均实际GRP的全局自相关特征日趋明显。同时，第一象限与第三象限（表示存在局域空间相关）的点逐步增多，而第二象限与第四象限（表示部存在局域空间相关）的点则有减少的趋势。同时，1978年～2012年间我国各省份的名义GRP与实际GRP的Moran's I均为正，且都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综上所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

四、 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各省GRP均得到大幅度提高，无论是名义GRP还是实际GRP增长率都超过10%。同时，在这一增长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变化，然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组间差距日益凸显。而在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中，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最为明显，但1978年以来具有明显的缩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则在数值与波动幅度上都较之于东部要小一些。同时，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日益显著，为此在进行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最好能考虑相关变量的空间自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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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特征

除了差异性之外，区域经济之间的相关性也需要关注。而Moran''''sI统计量则是检验经济现象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的一种常用指标（P.A.PMoran，1950），其计算公式为：GRP），N为地区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取值范围为[-1，1]，其大于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小于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而等于（或近似为）0，则说明变量为空间零自相关（即在空间上随机分布）。同时，如果Moran''''sI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变量在空间分布的（正/负）相关性越强。同时，对于Moran''''sI显著性，可以通过Z值及其对应的P值进行检验。根据（4）式，笔者以各省份省会之间距离的平方为权重，构建了空间权重矩阵W，进而计算了1978年~2012年我国人均名义GRP与人均实际GRP的Moran''''sI值。具体见图3。其中，两种人均GRP的Moran''''sI值均至少在3%的水平上显著，且显著水平也同Moran''''sI值一样不断提高。从图3可以看出，不论是人均名义GRP还是人均实际GRP，两者的Moran''''sI值在改革开放之后均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人均名义GRP的Moran''''sI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略微下降，但整体而言其上升的幅度更大，由最初时的0.09（1978年）逐渐上升至最高时的0.45（2010年）；而人均实际GRP的上升过程则相对平稳一些，其最高值为2010年的0.32。综上所述，我国各省份之间的人均GRP（包括名义与实际）具有比较显著的全局正相关性（或空间集聚性）。在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之后，可以再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局部自相关特性，这主要通过Moran散点图进行分析，具体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拟合曲线的斜率逐渐变大，表明省份人均实际GRP的全局自相关特征日趋明显。同时，第一象限与第三象限（表示存在局域空间相关）的点逐步增多，而第二象限与第四象限（表示部存在局域空间相关）的点则有减少的趋势。同时，1978年~2012年间我国各省份的名义GRP与实际GRP的Moran''''sI均为正，且都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综上所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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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1)05-0059-05

Analysis of Logistics Capability’Support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ENG 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Choosing nine indexes of the logistics capability, we use the method of fuzzy matter-element to calculate the 31 provinces’ logistics capability in recent 11 years combined with the GDP growth data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31 provinc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logistics capability. Research has been shown that: There exists certain differences among 31 provinces’ logistics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e logistics capability’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s large, but certain gap exists between regions, presenting depressive trend among the east,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 Therefore, it need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logistics cap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logistics system to realize regional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fuzzy matter-element; panel data; logistics capability; regional economy

1 引言

现代物流产业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产业社会的原动力。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更是将物流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之中，将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物流能力作为区域经济系统形成与发展的一种主导力量，已经成为了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器”，对于提高区域市场竞争能力和生产流通领域的效益，加快服务业和支撑其他产业的调整与发展、扩大消费和吸收就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区域城市的经济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物流能力的哪些因素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力度有多大都是目前物流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主要目的就是根据经验数据发现规律，揭示物流能力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预测物流业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2 区域经济增长的物流能力支持理论基础

2.1 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是两个高度相关的概念，在本研究中，严格地区分了这两个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能完全流动，经济活动不能完全可分，创新能力具有部分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前提下，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和。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数量的增加。

2.2 物流能力

在目前的研究中，众多学者没有对物流能力形成统一的定义。在国外，鲍尔索克斯等认为物流能力就是对厂商能否在尽可能低的总成本下提供有竞争优势的顾客服务的一种相对的评估。例如沃尔玛公司拥有的“Cross-docking”的物流系统能力，就是被认为对它的公司绩效有显著的影响［1］；Daugherty和Pittman则通过对财富500强公司的访问考察认为基于时间的能力（Time-based Capacities）、信息技术、灵活性对于物流至关重要［2］； Zhao, Cornelia和Theodore研究了以客户为导向的物流能力和以信息为导向的物流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3］；Shang和Marlow在对台湾地区1200家制造加工企业调研数据上分析，认为物流能力的组成包括基于信息的物流能力、标杆能力、柔性能力和管理能力［4］；Kallio等人认为从时间、质量、成本和效率四个方面可以来评价企业物流交付能力，给出了交付流程的结构及其评价指标［5］。在国内，汪鸣等认为物流能力体现在开展物流运作和提供物流服务的企业在实现顾客价值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对物流的计划、控制以及过程的实施能力。物流能力包括了企业物流设备生产能力等静态能力，也包括企业管理和物流经营的动态协同能力［6］。马士华教授认为物流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支持物流能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物流能力是指物流设施或者物流系统的容量或者能力，广义的物流能力是指企业的物流运作能力，它反映的是组织的综合物流功能水平［7］。谭清美等认为物流能力是物流供给主体提供物流服务的能力，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定义，指出宏观的物流能力是指国民经济部门向全社会提供物流支撑和服务的能力，微观的物流能力是指物流供给主体向微观需求主体提供物流服务的能力［8］。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基础上，认为物流能力是指一个国家之内一定地域或者跨国界的毗邻的地域内的物流系统内物流主体所具有的物质结构以及管理人对物流运作过程的组织与管理能力的综合反映。

2.3 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闫秀霞、孙林岩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份为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存在协同效应［9］；陈虎、杨勇攀采用经济学方法对攀枝花市物流能力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攀枝花区域经济是区域物流能力增长的原因［10］；周泰等研究并提出了区域物流能力与产业经济的灰色控制系统，并以江苏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区域物流能力的各个组成部分对于产业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要加大物流经济协调发展［11］。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都认为物流能力的增强可以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同时区域经济实力增强又可以带动物流产业的发展。

2.4 对目前关于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的反思

从国外和国内的研究可以发现三个问题：一是对于物流能力的理解过于简单，许多学者选择货运量或者邮电营业额等指标来简单地反映物流能力，缺乏系统性和说服力；二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认识偏差；三是关于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偏重定性分析，少定量方法，片面地通过一两个指标表征物流能力和GDP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等。由于区域经济和物流能力都是以复杂系统的形式体现的，因此要研究物流能力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工作十分复杂。本文定位在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上面，选择9个表征物流能力的指标，采用模糊物元的方法计算出中部31个省份近11年的物流能力，结合GDP增长数据形成31个省份11年的面板数据，在面板协整框架内分析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研究省份之间物流能力对经济的作用差异，这对于揭示不同区域未来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为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物流能力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3 模型方法的选择

3.1 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信度和可获取性，本文选择物流产业就业人数、物流产业固定投资、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邮电业务总量、邮路路长、公路运输汽车拥有量来表征物流能力。指标的选择基本考虑到了物流产业所能覆盖的全部行业，其中的物流产业固定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处理，已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同时选择了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表示区域经济增长，为了得到真实数据，均进行了GDP指数平滑处理。需要说明的是：采用模糊物元方法得到的物流能力指数分布在［0,1］之间，GDP增长率采用百分制进行表示。

3.2 模糊物元方法

在物元分析中，描述的事物M及其特征C和量值x组成物元R=(M,C,x)，同时把事物的名称、特征和量值称为物元三要素［12］。事物M有n个特征C1,C2,…,Cn及其相应的量值x1,x2,…,xn，则称R为n维物元。m个事物的n维物元组成在一起，便构成m个事物的n维复合物元，记为

3.3 面板数据测算方法

研究不同地区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既要考虑不同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区位优势的差异(截面数据)，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的物流发展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的影响(时间序列)，而简单地使用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使用

Panel Data模型结合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能够同时反映出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和特征。面板数据不仅大大增加了研究的观测样本量，提高了样本的自由度，而且可以减弱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降低估计误差［13］。面板数据的一般形式如下

（1）从回归方程来看，全部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R2=0.91，方程拟合度很高；F=39.1，说明回归方程整体显著；D.W=2.06，说明引入AR(1)项有效避免了自回归的影响。

（2）从全国水平来看，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3.27，表示物流能力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动国民生产总值提高3.27个百分点，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幅度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随着物流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的实施，通过加大物流业的基础建设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内的物流基础设施，构建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充分发挥区域的整体物流能力，提高物流服务水平，加快了物流服务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提高物流产业就业人数和素质，加大物流产业固定投资，增加铁路营业里程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延长公路里程和提高公路等级层次，加大邮路建设力度，提高公路运输汽车拥有量，整体实现旅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邮电业务总量的增长，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物流能力支持。

（3）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41、3.23和3.17，东部地区略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两个省份的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回归系数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这两省份构建有良好的物流交通网络，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规划，特别是一些传统运输、仓储、货代企业实行功能整合和服务延伸，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提高了整个区域的支持经济增长的物流能力。而上海的回归系数较低，主要与其经济指标基数大、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有关，同时由于上海的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因此今后在区域物流规划建设时更应该注意物流网络的优化，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建设综合交通体系，提高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天津、山东、河北、辽宁等省份组成的环渤海经济区回归系数也很高，说明通过构建环渤海物流大系统，加快区域内物流基础建设投资，有效地形成协同的区域物流系统，对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物流能力支持。其中辽宁回归系数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以1997年为基年的GDP不变价增长率偏低，但作为解释变量的物流能力系数在近10年增长较快。自从2004年国家实施了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中部省份发挥了自己的区位优势，依托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整个物流基础行业的投资力度，通过建立良好的交通网络从而实现资源的整合进而提高了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其中的湖北、湖南和江西地理位置接近，通过构建区域内城际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加快了物流周转速度，有效地实现了三个省份经济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基础差，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缺乏区域物流整体规划，所以物流能力作为内生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从典型省份来看，区位优势明显的吉林、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都是比较高的，通过良好的区位优势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后，吸引了高素质的物流科技人才，发展物流相关的服务产业，物流产业科技水平大幅提高。回归系数较低的新疆、贵州、海南和河南等几个省份基本都是农业大省，隶属于第三产业的物流产业发展缓慢，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不足，最关键的因素仍然是这些省份没有建立布局合理的物流节点、衔接顺畅的物流通道，从而没有形成能力充分、高效便捷的综合物流体系。

5 对策和建议

（1）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协调机制，促进物流能力的快速提升

由于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区域物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实施政府引导建设，加大对物流产业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物流能力与经济增长的法规制度，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物流能力，特别在物流建设项目规划时要充分考虑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行业政策的实施。

（2）继续加大物流能力的基础建设投入，增强物流硬实力

要使全国物流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就是要让各个省份的物流能力得到提高，通过在运输、仓储和信息处理等方面下功夫来实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区位优势明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要继续充分发挥所拥有的区域辐射作用，带动相关省份的共同发展，利用物流产业的巨大存量资产，通过资产重组和技术改造，鼓励和引导物流企业提高物流能力。与此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打破行业界限和地区封锁，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引入和利用外来资金参与本地物流相关设施建设，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物流能力差距。

（3）培养高素质物流人才，深入发展物流金融业务

进一步培养适合市场需要的物流人才，提高物流人才的综合素质，为物流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软实力。发展物流金融业务，积极开展仓单质押、动产质押、保税仓等业务，协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为物流能力的提升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

6 结论

（1）31个省份的物流能力整体呈现稳步向上的趋势，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物流能力支持。

（2）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因此，协调区域物流发展，构建物流发展大系统是今后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本文所选择的9个表征物流能力的指标大致反映了物流产业的整体实力，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多的物流能力指标；本文重点在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研究上，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动、空间迁移等问题没有涉及。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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