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与管理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税收政策与管理，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是指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能够直接改变企业现金流的流量，并且作用的结果通常是十分明确的。在结构性减税政策中有部分是针对企业的税收调整，这些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企业所得税改革减少了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出量。企业所得税改革中，无论是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率，还是针对部分企业实施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其对企业现金流量的作用都是直接和明确的，结果是减少了相关企业由于所得税支出带来的现金流出量，即使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也能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相关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允许抵扣企业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一方面减少了由于购建固定资产而支付的现金，即减少了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量，这样在投资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固定资产年折旧额等税前扣除项目的减少而导致企业所得税增加，即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由于税费支付而带来的现金流出量，这样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余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三)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增加了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入量出口退税率的七次上调，增加了相关企业由于税费返还带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这样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图1　结构性减税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

    出口、消费和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同时受到影响，投资、消费需求有所下降，出口增速出现逆转，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防止经济下滑过快过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适时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所追求的目的正是拉动消费和投资，特别是扩大最终的消费需求。由于现金流产生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与企业的融资、投资和经营活动等息息相关，而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又都会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总体水平的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企业的现金流，结构性减税除了能够发挥以上的直接作用外，更多的是产生间接影响。所谓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是指税收政策的调整不一定能够直接改变企业现金流量，而往往是通过作用于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从而影响企业现金流，并且影响的结果有时是不明确的。鉴于现金流分为投资性、融资性和经营性三大类，下文分别分析税收政策对三类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首先表现为结构性减税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企业销售，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企业处在了一种非常态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市场需求严重缩减，结构性减税扩大消费需求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调整能够运用其杠杆作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二是针对特定行业的减税措施能够带动该行业的消费需求。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还是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结果都是通过收入分配这一中间媒介使得居民实得收入增加，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上升。危机发生后，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诱因之一的房地产市场，其消费需求极度萎缩，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的出台比如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印花税以及营业税等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消费信心，直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消费；国家调整车辆购置税也通过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拉动了汽车市场的消费。消费需求的上升会加大相关企业销售状况改善的可能性，进而带来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的增加，即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不改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其次表现为通过鼓励出口、改善出口企业的销售，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偏外向，近些年来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以消除金融危机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因此提高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必然会增强国内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将在一定时期内促进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增长。那么，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最终造成相关企业出口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呢？首先，出口退税率的上调会导致相关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当出口退税率上调时，如果能够维持出口商品价格不变，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最优的状态，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外贸导向型战略，出口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基本形成，当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供给能力又很难相应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之出口商品大多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出口企业国际议价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出口退税率一旦上调，相关商品价格必然会随之下降。其次，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出口量的增长，但其增长幅度小于价格下降的幅度。销售数量如何受到销售价格的影响，关键取决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在已有研究中，对于我国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判断基本一致，认为该弹性为负，且绝对值小于1，这意味着尽管出口退税率上调导致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后出口量会增长，但出口量的增长幅度小于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因此最终带来出口额是上升还是下降，结果并不确定，即从理论上分析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相关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结果不明确。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减税通过促进投资改善、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投资性现金流。金融危机发生后，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 全社会的信心危机，出于对投资前景的担忧，企业的投资动机减弱，尤其是在长期投资方面，同时由于企业销售下滑、资金回笼不畅也削弱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因此，无论从动机还是能力来看，企业投资行为受到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与生产性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其最终效应是减税，从而带来投资成本的下降。增值税的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可以激励企业加快技术革新、更新设备的步伐，尤其会促进缴纳增值税的装备制造业、电力、采矿、化工等行业的投资力度；第二，可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克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促进投资改善、刺激投资需求会加大相关企业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进而增加企业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即在投资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不改变的情况下，减少了企业投资性现金流量净额。

    (三)税收政策对企业融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融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减税通过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改善企业融资，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融资性现金净流量。金融危机发生后，融资环境的恶化使得企业融资受阻，结构性减税措施中也有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减税政策，比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并将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这些政策信号既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改变金融危机后我国股票市场低迷的状况，也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资本市场是我国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融资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的可能性，融资成本一旦降低，则会带来融资活动现金流出量的实质性减少，使得企业融资性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风险，进而减少企业现金流断流风险发生的概率。

    三、利用税收政策优化企业现金流管理

    税收政策会对企业现金流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在进行日常的现金流管理时，不能忽视税收政策的作用，只有利用好相关的税收政策，才能变优化现金流的可能为现实，进而在保障了企业经营活动现金的流动性、平衡性及安全性的同时，实现现金流持续创造价值的目标。

    

    图2　结构性减税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

    (一)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合理规划企业投资性现金流。投资方向的选择是一个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管理中的起点，涉及现金流的战略规划，对企业整体现金流转乃至全部资源的运用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的意义。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的税收政策中与企业投资性现金流有关的主要是增值税的转型，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相关税收政策，合理规划企业投资方向、做好战略现金流的匹配，从而实现企业的增长、风险防范以及价值创造。(1)加快固定资产更新，促进产品改造升级换代。作为资本性支出，固定资产的投资应该定位于企业的战略发展结构、构筑在核心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管理的目标上，后危机时代中的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制定固定资产长远投资规划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从培育市场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并利用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增值税转型改革正是基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国家提出的并正在付诸实施的一项宏观调控政策，企业可以依托增值税转型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加快对主营业务影响较大的现有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力度，提高主要产品制造质量，保持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投资支持，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突破现有存量资产和产品结构，做到资金向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项目倾斜，对市场潜力大、技术含量高的项目给予优先投资，而对效益低下及国家产业政策限制或不鼓励发展的项目要减少投资或不投资。(2)进入税收优惠产业，转变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固定资产重复征税带来的税收负担越重，企业更新设备的意愿也就越低，一方面导致企业难以摆脱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企业的持续发展。后危机时代的企业应首先抓住增值税转型的机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条依靠科技实现经济增长的企业发展道路；其次应利用各地政府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力度的机会，积极进入到政府扶持的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依托自身在基础产业、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延伸产业链条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篇2

 

一、非营利组织的界定

 

1　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含义 

目前，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有许多，从而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但归纳起来，其内涵其实是大体相同的，通常是指介于政府与营利性企业之间，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独立组织。它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企业单位，它在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权益保护、社区服务、扶贫发展及慈善救济等领域为社会公益提供服务。

2　应从税法角度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界定

非营利组织这一概念本身应该是出于税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经济中的非营利部门是因税法而形成的。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中，还没有统一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这也就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税收政策在选择上呈现多样性、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一词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所以，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含义。从税法角度考虑，给予非营利组织以税收优惠政策，至少应当对作为税收优惠主体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明确的界定。

作为税收优惠主体的非营利组织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非营利性，二是公益性。非营利性特征是指非营利组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但并不排除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公益性特征是指非营利组织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他们提供服务是服从于某些公共目的的。 

只有真正从税法的角度对非营利组织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才会使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更加有针对性，从而也防止了税收政策被滥用。只有这样，非营利组织才有可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3　应按行为而非主体标准制定税收政策 

针对非营利组织，单纯以“主体”为标准来确定税收优惠政策是不尽合理的。所谓主体标准也就是说，组织一旦通过了主体标准的认定，就自动获得了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不再具体区分其所从事的活动领域，进一步细化税收优惠政策。其实，不应该单以主体标准来进行判定，更多的是应该以主体所从事的活动领域为标准来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这样才能减少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平市场竞争秩序所造成的损害，从而也能促进市场中组织的发展。所以，对于非营利组织，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不能单凭组织的主体标准就盲目地给予其税收优惠待遇，而是视其行为，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上给予区别对待。 

 

二、非营利组织的“盈利”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非营利领域的知名学者塞拉蒙教授就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作出了这样的界定，他指出，非营利组织区别于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在于：“非营利”应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即非营利组织不以获取利润为组织的根本宗旨；二是不能进行利润分配，即非营利组织允许从事一定形式的经营活动赚取利润，只是赢余收入不能在成员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三是不得将组织资产转为私人资产，即非营利组织的资产是属于社会的，不归任何个人所有。由这样的定义看来，非营利组织完全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性活动及产生利润，只要该活动遵循上述“非营利”的原则即可。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项目对全球22个国家的统计结果显示，各国非营利部门的平均收入来源是：会费和其他商业收入占49％、公共拨款占40％、慈善捐赠占11％。调查结果也证实，商业收入是当代非营利组织不可缺少的资金来源之一。 

近年来，由于市场驱动的作用，非营利组织介入营利领域，以商业收入来支持公益事业的做法日益普遍。这是因为，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单靠传统的资助模式已不足以维持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自谋生路，全力寻求资金来源上的自给自足。在我国，慈善捐赠尚不盛行，政府投资能力也十分有限，那么，非营利组织介入营利领域的经济活动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发展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将更多地依赖服务收费和商业运作的收入。 

目前，世界各国的非营利组织都在积极寻求通过商业化的渠道筹款，以维持组织的运作和提供服务，保证完成组织的社会使命。有调查显示，在相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中，能够较容易获得资助的总是那些筹资能力强、社会影响大并能使捐赠资金不断增值的非营利组织。正向弗斯顿伯格所说：“现代非营利机构必须是一个混合体：就其宗旨而言，它是一个传统的慈善机构；而在开辟财源方面，它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组织。当这两种价值观在非营利组织内相互依存时，该组织才会充满活力。” 

 

三、通过税收政策的合理制定规范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由于非营利组织介入营利领域已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都越来越重视对非营利组织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和规范。 

具体来说，为确保非营利组织活动的公益性宗旨不偏离，防止税收的流失，相关的税收政策至少应该解决这样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一个非营利组织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开展商业经营活动； 

(2)对与组织宗旨相关的商业收入和无关商业收入应该怎样进行区分； 

(3)对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活动收入应该给予怎样的税收优惠待遇； 

(4)对经营收入的资金流向要怎样从税收上加以管理。 

关于非营利组织从事商业性活动的税收政策制定其实是个难点。它既要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又要体现出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还要使政策的执行具有简易、经济的特点。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上，显然还没有明确上述问题的做法，针对上面几个问题，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相关做法，并寻找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政策制定方法。 

首先应该明确界定一个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各国的做法不一，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经营活动的范围。比如，日本法律规定，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性赢利活动所占的比例应低于50％。在美国，虽然税法没有特别规定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可开展商业活动的限额，但是，当不相关商业收入达到相当程度，该机构的免税资格就会受到威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其实也应设定一个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事商业性活动的范围。比如，可以规定，在设定的合理范围内，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活 

动是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待遇的，而一旦超出这个比例，则要就其超额部分或者全部商业活动收入缴纳税款。与此同时，也应规定，非营利组织不得从事一些高风险的商业经营活动。这是从保障非营利组织的财务安全的角度考虑的，虽然非营利组织可以在一定比例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但其毕竟与一般营利性企业有本质区别，所以必须对其可以从事的商业性经营领域也进行一个严格的限定。 

在明确了上面的问题之后，再来看对于非营利组织进行商业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具体应该怎样对其征税’这也是税收政策制定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当前，国际上关于这一问题的做法，归纳起来，大概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对非营利组织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生成的利润实行全面征税制；第二类，对商业活动的所得全面免税，而不需考虑产生收入的活动是否与非营利目的相关。但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所有收入必须全部用于非营利目的；第三类，是只对与非营利目的无关的商业收入征税，也就是将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分为与免税目的相关而免税的收入以及与免税目的无关而征税的收入；第四类，非营利组织参与营利性活动的收入有权享受低于企业所得税率的税收优惠。 

上述几类税收规制方法其实是各有利弊的，比如，第一类做法，虽然确保了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防止了国家税收的流失，但它使非营利组织缺乏独立性和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抑制了组织规模的壮大。而第二类做法，与全面征税制相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但是对非营利组织所得全部免税很可能误导组织的投资选择，使大量资金流向营利领域，造成不公平竞争并助长逃税漏税的不良风气。后面两类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非营利组织因免税待遇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及国家税收的流失，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使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导致其在营利领域的创收很少。那么到底哪一种税收规制方法才是真正适应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的呢?一般而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社会环境较好，筹资渠道较多，资金较充裕，非营利组织的规模和数量较大，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会对营利组织构成竞争上的威胁。反垄断、消除不平等竞争、维护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政府首要的经济责任，因此，它们针对非营利组织，通常对其采取与普通营利组织一视同仁的税收政策。而在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环境较差，非营利组织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且非营利组织规模较小，参与竞争性商业行为对市场有效竞争的影响也比较小。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性活动应采取减免税的方法以支持其快速发展。鉴于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尚处于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全面的征税制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一类做法，显然不利于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与之对应的全面免税制，却有可能误导组织的投资选择，有可能致使组织的公益性宗旨的偏离。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能够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的税收规制方法，应该是一种折衷的方法，应注意区别与非营利事业相关的商业活动和与非营利事业无关的商业活动，实行差别对待。比如，对非营利组织向全社会或特定群体提供服务的活动，给予免税待遇；对非营利组织与收益人之间虽然存在金钱或其他利益的给付现象，但收益人的给付与获得的利益无等价关系的活动，也可给予减免税；对非营利组织与收益人存在服务，买卖关系的活动，与组织公益性宗旨无关，视同普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征税。 

最后，就是要如何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流向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对非营利组织商业经营所得资金的使用进行限制。目前，为保证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收入尽量用于公共目的，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限定非营利组织每年最低的公益性支出的比例，以保证资金尽可能地用于与其宗旨相关的活动。毕竟立法允许非营利组织从事经营性活动是为了使其具备为社会提供更多福利的能力，而不是使其财源丰厚，更不是让其利用减免税的特权进行投资经营，使个人受益。要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流向，首先要做的是区分非营利组织支出的类别。按其性质，支出可以分为公益性支出和非公益性支出两大类。公益性支出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以实现其社会公益宗旨而发生的各种资金支出；非公益性支出是其他方面发生的各种资金支出。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目的和宗旨，公益性支出应当在非营利组织支出中占绝对大的比例，而非公益性支出则应当被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之内。那么在税收政策的制定层面上，应该怎样来贯彻这一思想，使非营利组织最大限度地将资金用于为其公益性宗旨服务的活动上。其实从另一个层面看，也就是限制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流向与其公益性目的不相关的渠道。那么从税收政策制定的角度考虑，是不是可以对非营利组织的非公益性支出征收一个“支出税”呢。这样使得组织的非公益性支出的成本加大，从而也就必然会降低这部分支出的比例。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比如，怎样正确划分公益性支出与非公益性支出；“支出税”具体的征收方法应该是怎样的，是全额征收还是对超额部分征收，具体的税率应该如何制定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合理性，都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抑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另外，限制非营利组织与关联性的营利单位进行关联交易以及限制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等做法，也都能有效地控制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流向。 

 

四、结语 

 

如何制定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税收政策，其实也就是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权衡的问题。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的同时，也绝不能以破坏市场的效率与公平为代价。当然，税收政策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激励作用始终是有限的，非营利组织真正的发展壮大，关键还是在于自身服务能力的提升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相关的税收政策只是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一项措施，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是需要多方面的创新和努力的。 

 

参考文献 

 

篇3

一、引言

关于“创新”一词,有多种解释,也有诸如“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提法。但就其本质来说,主要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创新,科学创新主要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一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进行;技术创新包括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开发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的“创新”指的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具体的情况:引人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实质上就是技术创新,且这种技术创新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

目前我国与“创新”相关的税收激励集中表现为一系列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是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创新税收激励以及对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税收激励的混合体。关于现有税收政策对创新激励的不足(即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已有较多的研究,为激励自主创新而提出的调整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亦有不少。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多数学者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提出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但实质上二者并不等同;二是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缺陷的理论依据不是很充分,多数结论是根据经验判断或归纳其他学者的观点得来的;三是很多研究是从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角度切入,部分涉及技术创新的内容,而直接进行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的则较少。

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阐述了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并结合企业技术创新各阶段的特点,分析了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税收政策的缺陷,最终提出了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体系的原则和具体建议。

二、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

在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技术创新是主体,税收政策是用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因此,对技术创新的深入分析是解决税收政策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强调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包括新思想的产生、研制开发、试验和试产、批量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特点,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因而只有每个环节都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整个创新活动的成功;二是重视技术创新的成功商业化,认为商业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的显着特点,也是技术创新区别于纯技术发明的根本之处,因而技术成果的转化机制就异常重要。因此,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就要根据技术创新各个环节的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的阶段主要包括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和产业化生产阶段。

首先,在研发阶段,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买生产设备、进行产品开发研究和建立销售渠道,但由于企业规模小,产品技术又不稳定,这一阶段的投资风险是最高的,同时又较难获得规范的银行贷款,而且由于技术创新的准公共品性质,企业没有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政策重点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和实践,政府加大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财政担保贷款等力度。另一方面,应制定并广泛宣传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待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享受不到税收优惠。

其次,在成果转化阶段,企业虽然进行了一些研发活动,但研发活动的大部分资金一般都是由政府资助的,而且企业对研发成果的价值判断仍不明确,企业仍然受到研发成果进入试制阶段但无法实现商业化的风险威胁,对是否进行进一步的试制活动持观望态度。因此,政策重点是保证企业的研发成果顺利进行试验和试制,政府应对企业转化活动给予财政拨款、政府担保贷款等政策支持,还需要对转化成果给予税收上的低税率、减免等

政策。但相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此时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中期,应大力加强财政补贴、财政担保等支持力度,积极促进企业成果转化,并配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

最后,在产业化生产阶段,企业要为新技术寻找市场并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需要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新技术的生产活动,或新技术投入生产的产品能够有确定性的销路。因此,政策重点是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与产业发展结合,着力引导社会资源向风险投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确保新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顺利销售。相对于财政支持政策,此时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更敏感,税收优惠政策能引导社会资金投人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政府采购则能为新技术产品提供确定的销路。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后期,侧重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的支持会大大增强政府激励的效果。

因此,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作用是不同的:在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与产业化生产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更强,而在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则稍弱一些。因此,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针对技术创新具体阶段的特点,对不同阶段分别制定力度不同的政策。

三、现行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

1　宏观层面的不足

首先,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以企业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数量最多、占比最大,但是与以科研机构、高校及个人等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在绝对数量和占比上均相差无几,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研究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因此,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这是现行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一个首要问题。

其次,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中,企业间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这种税收优惠的失衡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税收环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激励效果。

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实施细则中对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这就导致真正能够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中小企业较少,而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由于其资金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时占尽了先机。

在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中,现行税法只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而对于其他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则仅局限在“国家规划布局”和“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的范围内,缺少针对其他新兴产业和特殊产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2　微观层面的缺陷

我国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针对企业整个技术创新过程而设计适当的激励,这与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是不相符的。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一直放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即取得了科技创新收入则可以免征或少征税款,或只有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而根据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的特点,研发阶段最需要支持,处境最为艰难,急需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解除资金不足和投资风险的顾虑,但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恰恰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过程的激励不足,仅仅对新增的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政策:“盈利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在10%以上,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而且由于研发投入与一般的经济性支出不同,逐年平稳增长10%以上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比较完善,如税法明确规定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三免两减半”,经认定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实行“五免三减半”优惠等。但激励技术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与其前后两个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内在统一性,并未将三个阶段的税收激励政策有机连接起来。

最后,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偏重于对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的税收扶持,而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则支持不够,仅对企业发明、设计、试制等过程给予优惠,而对技术的产业化、产品化、商品化几乎没有考虑。如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风险投资的相关税收激励制度仍未建立起来。

四、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1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目标分期原则。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应从提升能力和增强动力两个方面设计税收政策,既要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要解决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税收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应遵循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相结合的原则,近期目标是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远期目标则是着重培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对象分类原则。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又包括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因此,应本着有助于解决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难的原则,分析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面临的不同问题,分别制定对应的税收政策。但这并不搞新的“特惠制”,大型企业具有较为雄厚的技术创新基础,税收政策主要解决其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则面临着一系列进行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这正是税收政策的着力点。

第三,过程分段原则。根据前文关于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的分析,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包括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生产的完整链条,税收政策应尊重技术创新规律,根据企业技术创新链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分别给予支持。

第四,措施分层原则。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并非中央政府的独有职责,地方政府结合区域实际情况相机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也是特别重要的。因此,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应包括中央的统一政策和地方的相机政策两个组成部分。中央出台全国统一使用的科技税收政策,应注意政策的整体效率;在被赋予地方税种上的一定减免权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制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在上述四个原则的指导下,目前的重点是在全面梳理剖析现行科技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和产业化生产阶段的特点和需求,相应调整现有税收优惠政策,构建完善的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激励政策体系。具体的政策目标应包括:一是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解决技术创新的现实困难,并提供现实的增加预期收益、减少预期成本的机会;二是培育技术创新能力,着力改善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和政策环境,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三是对创新型人才的税收优惠,激发创新人才的创新积极性既能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又是培育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2　具体政策建议

(1)调整现行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纠正企业间的不平等待遇。可将“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扩展到标准较低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使普通的中小科技企业也能享受优惠;增值税的“即征即退”政策也可适当扩展到除“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以外的其他新兴产业;可将对国内亟需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的短缺技术和创新项目给予15%的优惠税率由特定地区转为全国的普惠。

(2)强化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环节的激励,确立研发税制的核心地位。可以考虑:一是取消对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限定在企业r&d支出比上年增长达到10%的规定,可以采用支出增量(当年支出与过去2年支出平均值的差值)法计算税前扣除额,并限定享受优惠的最低r&d支出额;二是允许高新技术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3%-5%的风险准备金,准予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当企业发生重大的研究与开发失败和投资失败时,允许用风险准备金弥补;三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费用税前扣除的适用范围、加速折旧所有单位研究开发用固定资产、缩短所有研发设备的折旧期限等措施,进一步减少企业研发投入的成本。

(3)创新税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在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对进行成果转化的企业,税收支持政策可采用对转让科研成果的企业进行所得税的减免优惠,而对购买科研成果的企业,允许其将用来购买无形资产的特许权使用费支出进行当年税前列支。如该企业用成果转让所得继续投资于自主创新项目的,应给予再投资抵免,作为鼓励企业再自主创新的优惠政策。此外,可考虑对企业购入的知识产权,缩短摊销年限;而对于购人的进行技术创新的先进设备,不管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也不管是否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均允许其按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在加速折旧的审批程序上,应该尽量简化,缩短审批时间周期,改变逐级审批过程,采用两级或其他方式,以利于企业运用优惠政策。尽可能规定并适时更新详细的加速折旧设备清单,减少一事一批,减少逐级上报带来的人为操作及手续繁琐等问题。

(4)制定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化生产阶段的税收激励政策。一方面,对于企业购入进行技术成果产业化生产的先进设备的税收优惠,现已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下一步可考虑扩大增值税关于设备的抵扣范围和增加对中小科技企业购买设备的增值税抵扣;另一方面,对于企业生产出技术产品进行销售的税收优惠,如对其当年的广告支出实行全额税前扣除或适当提高扣除比例;对技术创新产品出口实行零税率,做到彻底退税,使其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增强其竞争力;对引进重大技术装备经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后形成创新性产品的企业,税务机关退还其进口环节已缴纳税款等。

此外,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加强对科技人力资本的税收激励。建议提高技术创新从业人员工资薪金所得的生活费用扣除标准;对科研人员从事研发活动取得的各种奖金、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对高科技人才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收入可比照稿酬所得,减征30%;鼓励科研人员持股,对科技人员因技术入股而获得的股息收益免征个人所得税等,鼓励技术创新。

[1]蒋建军,技术创新与税收激励[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25-31.

陈琳,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39.

陈海霞,郭宏宝,企业创新特征及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j].税务研究·2009,(11).

赵岚,试论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j].当代经济研究.2007,(2).

篇4

一、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信息交换和协查制度。劳动保障部门要定期将《再就业优惠证》发放情况以电子、纸制文件等形式通报同级税务机关。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省内联网的《再就业优惠证》信息查询系统，也可采取其他形式与税务等部门建立《再就业优惠证》信息查询制度。

各级税务部门对《再就业优惠证》有疑问的，可提请同级劳动保障部门予以协查，同级劳动保障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合理的工作时限，在时限内将协查结果通报提请协查的税务机关。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可就再就业税收政策执行中的其他相关问题建立通报、协查制度。

二、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对已发放的《再就业优惠证》要及时汇总并注明领证人员的相关信息。劳动保障部门在审核、认定工作中，对已经被企业吸纳的下岗失业人员，应在其《再就业优惠证》上注明持证人已经就业的内容（印戳）。

三、各级税务部门在审批企业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时，要严格审查《再就业优惠证》的使用情况，发现有疑问的，应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与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再就业优惠证》发放信息对照或提请劳动保障部门协查。对经审核，符合减免税条件的，主管税务部门要在各《再就业优惠证》上注明持证人已经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内容（印戳）。

四、对持《再就业优惠证》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主管税务机关在审批其减免税时，按照本通知第三条的规定执行。个人持同一《再就业优惠证》开办多个有营业执照的经营项目的，必须严格按照国税发[2003]11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篇5

一、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了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税收使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广大群众的利益。我国税收的作用主要有：实现财政收入、优化资源配置、调节社会总需求、改变我国经济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保护国家权益、监督经济活动等。因此做好税收工作对我国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税收工作存在以下问题：

（一）组织机构设置臃肿

1995年我国进行了重新设置组织机构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形成了地税和国税两套税务机构。尽管两个机构管理的内容和税种不同，但是依据的基本法规、法律大都相同。有时，一个纳税人在国地税共同管辖范围内，该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时面对两个税务机关，从纳税开始到纳税义务结束，需要两个纳税机构备案，办理两次手续、经过两个程序，这不仅增加了纳税过程的繁琐程度，同时还增加了纳税人的成本和负担。

（二）监管力度不强

1、纳税人普遍存在偷税漏税逃税现象，导致实际收到的税收与名义上应该收到的税收差异较大。税收差额反应了一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据调查分析，我国目前的税收差额在30%到40%。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许多不法分子肆意伪造、倒卖、盗窃、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财务经营指标弄虚作假、核算成果受到人为控制。许多企业被利益所诱惑，自己建有两三套账目，在计算税金或上报经营报表时，使用虚假账目，造成税收监督存在真空。即使有些只有一套账目的企业，也会在账目上弄虚作假，看起来毫无问题的财务报表，但其中掩盖着许多问题。财务核算弄虚作假，不仅减少了税收收入，同时还使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失去可靠性。

（三） 现在实行的财税制度存在一定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存在较多缺陷。首先，财政收入体系中并不包括非税收入。其次，税种设置不完善，一些对调节社会资源有用的税种并没有纳入财税体制中，使税收的调节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对于新型税种的创建考虑不周，比如环境税和资源税，这些税种的完善有利于改变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现状。最后，分税制体制中，省级与地方的税收划分不合理。分税制改革进程缓慢、改革不彻底，需要对分税制进行深入改革。

二、税收效率低、成本高

对税收高效率的追求，是税收征管模式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因和核心问题。对于征税主体来说，税收成本的多少对税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响。调查研究表明，税收效率与税收成本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税收成本越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也就越低，反之则越高。据国家数据网统计，我国1993年的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2%，在此以后的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与此同时税收质量也在下降。说明我国税收成本在不断提高，而税收效率则在不断下降。1990年以后，每年被处置的税收犯罪事件上万起，每年查出的偷税逃税款在百亿元以上。这些现象表明了我国税收征管成本高、效率低下的严重问题。

三、现实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对组织机构进行合理优化改进

为了有效解决地税、国税机构重复设置问题，我国应该合并国税和地税，把两个机构进行有效综合，致力于建立简洁的税务机构，实现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这有利于减少纳税人的中间环节，给纳税人带来方便的同时还减少了纳税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完善会计核算制度，防止会计数据弄虚作假

我国现行的税收会计核算制度，把申报应征数作为税收核算起点，有利于建立基层分税种明细账。但是由于公司、企业受利益诱惑，为了少交税，制作虚假会计数据，使会计数据缺乏完整性、真实性。因此必须完善会计核算体系，对于会计数据弄虚作假的公司、企业应该加大惩罚力度。

（三）完善财税制度，弥补现行财税制度的局限

我国应该完善现有的财税制度，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税制度。首先，应该把非税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体系中。其次，改变我国以间接税为主要税收收入的现状，提高直接纳税的比例，合理分配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完善分税制体制改革，促进省级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合理分配。

（四）实施奖罚考核制度，提高税收办事效率、降低税收成本

针对税收效率低、成本高的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有效实施奖罚考核制度。奖罚考核制度能有效提高税务人员的积极性，激励税务人员认真、负责地参与税收工作，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和税收效率。对于工作认真负责的税务人员应该进行一定的考核奖励，而对于那些不尽职、不干事、不断出现小错误的税务人员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情节严重者予以辞退。通过奖罚考核制度有效整治不良之风和发扬优良传统，以达到提高办事效率、降低税收成本的目的。

（五） 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对税务机关而言，理顺国税和地税的职责关系，健全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本身就是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在实行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除了极少数省份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分别设置了国税与地税这两套税收征管机构。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试点国税与地税合署办公。各地的国税与地税机关也应充分开展信息交流，当对政策有不同理解或出现争议时，双方要共同探讨，合力解决问题，实现国税与地税的良好协调。

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规范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进一步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性质的支出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地区性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的支出，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实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对一般乡镇实行“乡财县管”方式；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帮助中西部地区解决财力不足问题，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四、总结

近年来，财政税收工作在执行中出现了较多问题，比如组织机构重复设置、财务核算弄虚作假、税收监管力度不强、现行财税体制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化改革建议，比如合理改进组织机构、完善会计核算体制、对财务核算弄虚作假的公司、企业严厉惩罚、完善税收制度、实行奖罚核算体制等。

篇6

    一、引言   

    关于“创新”一词,有多种解释,也有诸如“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提法。但就其本质来说,主要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创新,科学创新主要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一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进行;技术创新包括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开发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的“创新”指的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具体的情况:引人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实质上就是技术创新,且这种技术创新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

    目前我国与“创新”相关的税收激励集中表现为一系列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是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创新税收激励以及对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税收激励的混合体。关于现有税收政策对创新激励的不足(即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已有较多的研究,为激励自主创新而提出的调整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亦有不少。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多数学者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提出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但实质上二者并不等同;二是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缺陷的理论依据不是很充分,多数结论是根据经验判断或归纳其他学者的观点得来的;三是很多研究是从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角度切入,部分涉及技术创新的内容,而直接进行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的则较少。

    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阐述了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并结合企业技术创新各阶段的特点,分析了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税收政策的缺陷,最终提出了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体系的原则和具体建议。

    二、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   

    在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技术创新是主体,税收政策是用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因此,对技术创新的深入分析是解决税收政策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强调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包括新思想的产生、研制开发、试验和试产、批量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特点,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因而只有每个环节都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整个创新活动的成功;二是重视技术创新的成功商业化,认为商业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的显着特点,也是技术创新区别于纯技术发明的根本之处,因而技术成果的转化机制就异常重要。因此,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就要根据技术创新各个环节的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的阶段主要包括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和产业化生产阶段。

    首先,在研发阶段,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买生产设备、进行产品开发研究和建立销售渠道,但由于企业规模小,产品技术又不稳定,这一阶段的投资风险是最高的,同时又较难获得规范的银行贷款,而且由于技术创新的准公共品性质,企业没有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政策重点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和实践,政府加大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财政担保贷款等力度。另一方面,应制定并广泛宣传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待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享受不到税收优惠。

    其次,在成果转化阶段,企业虽然进行了一些研发活动,但研发活动的大部分资金一般都是由政府资助的,而且企业对研发成果的价值判断仍不明确,企业仍然受到研发成果进入试制阶段但无法实现商业化的风险威胁,对是否进行进一步的试制活动持观望态度。因此,政策重点是保证企业的研发成果顺利进行试验和试制,政府应对企业转化活动给予财政拨款、政府担保贷款等政策支持,还需要对转化成果给予税收上的低税率、减免等政策。但相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此时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中期,应大力加强财政补贴、财政担保等支持力度,积极促进企业成果转化,并配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

    最后,在产业化生产阶段,企业要为新技术寻找市场并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需要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新技术的生产活动,或新技术投入生产的产品能够有确定性的销路。因此,政策重点是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与产业发展结合,着力引导社会资源向风险投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确保新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顺利销售。相对于财政支持政策,此时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更敏感,税收优惠政策能引导社会资金投人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政府采购则能为新技术产品提供确定的销路。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后期,侧重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的支持会大大增强政府激励的效果。

    因此,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作用是不同的:在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与产业化生产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更强,而在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则稍弱一些。因此,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针对技术创新具体阶段的特点,对不同阶段分别制定力度不同的政策。

    三、现行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   

    1 宏观层面的不足

    首先,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以企业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数量最多、占比最大,但是与以科研机构、高校及个人等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在绝对数量和占比上均相差无几,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研究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因此,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这是现行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一个首要问题。

    其次,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中,企业间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这种税收优惠的失衡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税收环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激励效果。

    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实施细则中对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这就导致真正能够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中小企业较少,而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由于其资金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时占尽了先机。

    在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中,现行税法只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而对于其他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则仅局限在“国家规划布局”和“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的范围内,缺少针对其他新兴产业和特殊产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2 微观层面的缺陷

    我国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针对企业整个技术创新过程而设计适当的激励,这与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是不相符的。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一直放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即取得了科技创新收入则可以免征或少征税款,或只有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而根据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的特点,研发阶段最需要支持,处境最为艰难,急需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解除资金不足和投资风险的顾虑,但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恰恰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过程的激励不足,仅仅对新增的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政策:“盈利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在10%以上,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而且由于研发投入与一般的经济性支出不同,逐年平稳增长10%以上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比较完善,如税法明确规定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三免两减半”,经认定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实行“五免三减半”优惠等。但激励技术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与其前后两个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内在统一性,并未将三个阶段的税收激励政策有机连接起来。

    最后,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偏重于对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的税收扶持,而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则支持不够,仅对企业发明、设计、试制等过程给予优惠,而对技术的产业化、产品化、商品化几乎没有考虑。如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风险投资的相关税收激励制度仍未建立起来。

    四、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篇7

    一、引言   

    关于“创新”一词,有多种解释,也有诸如“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提法。但就其本质来说,主要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创新,科学创新主要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一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进行;技术创新包括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开发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的“创新”指的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具体的情况:引人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实质上就是技术创新,且这种技术创新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

    目前我国与“创新”相关的税收激励集中表现为一系列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是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创新税收激励以及对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税收激励的混合体。关于现有税收政策对创新激励的不足(即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已有较多的研究,为激励自主创新而提出的调整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亦有不少。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多数学者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提出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但实质上二者并不等同;二是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缺陷的理论依据不是很充分,多数结论是根据经验判断或归纳其他学者的观点得来的;三是很多研究是从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角度切入,部分涉及技术创新的内容,而直接进行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的则较少。

    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阐述了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并结合企业技术创新各阶段的特点,分析了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税收政策的缺陷,最终提出了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体系的原则和具体建议。

    二、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   

    在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技术创新是主体,税收政策是用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因此,对技术创新的深入分析是解决税收政策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强调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包括新思想的产生、研制开发、试验和试产、批量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特点,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因而只有每个环节都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整个创新活动的成功;二是重视技术创新的成功商业化,认为商业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的显着特点,也是技术创新区别于纯技术发明的根本之处,因而技术成果的转化机制就异常重要。因此,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就要根据技术创新各个环节的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的阶段主要包括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和产业化生产阶段。

    首先,在研发阶段,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买生产设备、进行产品开发研究和建立销售渠道,但由于企业规模小,产品技术又不稳定,这一阶段的投资风险是最高的,同时又较难获得规范的银行贷款,而且由于技术创新的准公共品性质,企业没有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政策重点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和实践,政府加大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财政担保贷款等力度。另一方面,应制定并广泛宣传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待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享受不到税收优惠。

    其次,在成果转化阶段,企业虽然进行了一些研发活动,但研发活动的大部分资金一般都是由政府资助的,而且企业对研发成果的价值判断仍不明确,企业仍然受到研发成果进入试制阶段但无法实现商业化的风险威胁,对是否进行进一步的试制活动持观望态度。因此,政策重点是保证企业的研发成果顺利进行试验和试制,政府应对企业转化活动给予财政拨款、政府担保贷款等政策支持,还需要对转化成果给予税收上的低税率、减免等政策。但相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此时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中期,应大力加强财政补贴、财政担保等支持力度,积极促进企业成果转化,并配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

    最后,在产业化生产阶段,企业要为新技术寻找市场并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需要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新技术的生产活动,或新技术投入生产的产品能够有确定性的销路。因此,政策重点是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与产业发展结合,着力引导社会资源向风险投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确保新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顺利销售。相对于财政支持政策,此时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更敏感,税收优惠政策能引导社会资金投人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政府采购则能为新技术产品提供确定的销路。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后期,侧重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的支持会大大增强政府激励的效果。

    因此,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作用是不同的:在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与产业化生产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更强,而在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则稍弱一些。因此,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针对技术创新具体阶段的特点,对不同阶段分别制定力度不同的政策。

    三、现行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   

    1 宏观层面的不足

    首先,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以企业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数量最多、占比最大,但是与以科研机构、高校及个人等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在绝对数量和占比上均相差无几,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研究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因此,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这是现行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一个首要问题。

    其次,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中,企业间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这种税收优惠的失衡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税收环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

    上扭曲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激励效果。

    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实施细则中对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这就导致真正能够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中小企业较少,而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由于其资金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时占尽了先机。

    在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中,现行税法只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而对于其他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则仅局限在“国家规划布局”和“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的范围内,缺少针对其他新兴产业和特殊产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2 微观层面的缺陷

    我国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针对企业整个技术创新过程而设计适当的激励,这与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是不相符的。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一直放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即取得了科技创新收入则可以免征或少征税款,或只有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而根据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的特点,研发阶段最需要支持,处境最为艰难,急需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解除资金不足和投资风险的顾虑,但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恰恰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过程的激励不足,仅仅对新增的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政策:“盈利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在10%以上,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而且由于研发投入与一般的经济性支出不同,逐年平稳增长10%以上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比较完善,如税法明确规定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三免两减半”,经认定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实行“五免三减半”优惠等。但激励技术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与其前后两个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内在统一性,并未将三个阶段的税收激励政策有机连接起来。

    最后,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偏重于对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的税收扶持,而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则支持不够,仅对企业发明、设计、试制等过程给予优惠,而对技术的产业化、产品化、商品化几乎没有考虑。如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风险投资的相关税收激励制度仍未建立起来。

    四、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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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激励政策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包含了融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销售以及收入分配等若干环节。国家可以制定各种税收激励政策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通过税前扣除研发费用可以刺激企业的研发投入；减征有关的技术转让税费，可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给予战略性新兴产品增值税低税率优惠，有助于新兴产品开拓市场等。美国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2006）通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税收政策的研究，指出了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所以要充分发挥税收优惠的重要的作用，降低企业在新兴行业方面的投资风险，引导更多的风险投资投入到新兴行业里?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政策对鼓励投入的激励不够

1.促进新兴产业资金流入的激励政策不明确。主要表现在营业税上，金融保险业现统一征收5%的营业税，而国家没有针对战略新兴企业贷款的优惠政策。目前只有对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置费才免缴营业税，这也影响投资者投资新型环保产业的积极性，不利于资金的流入。

2.在研发阶段，企业承担的税负较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需要为建造专业基础设施承担3%的建筑业营业税，且在后期还需缴纳一定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些都不利于刺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

（二）支持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不完善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力度不够完善，对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以科技成果获取股份或出资比例时，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在获得分红时，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只是在纳税时间上给予了一定的延期，而不是税收优惠，从而大大降低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激励力度。而实际上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技研究比较倾向学术研究，不利于转化为真实的科技产品，而企业才是众多有实力人才的聚居地，拥有着创新的强大实力，但现有税收政策却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与成果转化。

（三）税收缺乏对科研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激励

在对科研人员获奖减免税上限制条件过严，免税项目太少，仅限于国际组会只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奖金。这样就大大打击了科研人员从事科技工作的积极性；在鼓励个人风险投资方面缺少应有的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很多尖端的高科技人才，可是培养一个高科技人才更多的教育费用，国家并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支持，不利于激励高端科研人员的养成。

四、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对策

（一）完善融资阶段的税收激励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与开拓市场初期风险较高，商业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贷款审批非常严格。同时，我国资本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风险投资市场规模小，从而导致战略新兴产业融资难的现象，所以需要国家给予财税政策的扶持。一方面，金融机构为技术创新研发贷款利息收入免税。可以考虑对金融机构为研发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研发活动提供贷款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免税。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的科技保险收入免税。

（二）完善研发环节的税收激励政策

1.计提技术开发准备金。企业的技术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一旦研发失败，承受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为了防范风险，可以借鉴国外做法，计提企业“技术开发准备金”。

2.加大研发费用和广告宣传费用的扣除标准。为了更加体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加快其发展，可以在目前税法规定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研发费用的扣除比例。如对其研发费用增长部分，再给予50%的税前抵扣优惠。并建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广告宣传费用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前据实扣除，从而调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推广积极性。

3.减免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研发环节，需要建造研究实验室和厂房等设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建议扩大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优惠范围，规定只要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都可以减免一定年限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4.给予??值税低税率优惠。因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高附加值产业，所以若实行增值税低税率优惠，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增值税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的不便。同时，可以加大对出口的战略性新兴产品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力度，允许其出口可以全额退税，以此助战略性新兴产业打开国外市场。

（三）促进成果转化环节的税收激励政策

1.税前列支一定比例的成果转化费用。为了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刺激企业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降低科技成果的转化风险，可以允许企业在税前列支一定比例的科技成果转化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

2.高新科技产品予以减征。对于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高新科技产品，允许其按销售收入15%的比例在税前减征。这样能够减轻企业推广产品的税收负担和推广风险，提高战略性新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细化人才队伍培养和引进的税收激励政策

1.计提研发培训费或提高职工教育经费计提比例。战略性新兴产业比一般企业对员工投入的培训资金会多几倍，故建议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计提一定比例的研发培训费或提高教育经费计提比例。这样一来，能有效减轻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对大量职工培训经费的压力，刺激培养高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2.实行股权激励收入免税。因为现有的税收激励政策并没有真正减免税，只是延长了纳税时间。只有实行股权激励收入免税，个人转让技术产品免税等，方能让税收减免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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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现将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明确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企业政策性搬迁和处置收入，是指因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原因，企业需要整体搬迁包括部分搬迁或部分拆除或处置相关资产而按规定标准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或处置相关资产而取得的收入，以及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二、对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应按以下方式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

(一)企业根据搬迁规划，异地重建后恢复原有或转换新的生产经营业务，用企业搬迁或处置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或者新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或对其他固定资产进行改良，或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其搬迁或处置收入扣除固定资产重置或改良支出、技术改造支出和职工安置支出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二)企业没有重置或改良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购置或改良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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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与小微企业的发展机制中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①税收政策注重监管的效果，根据政策进行统一的征收，对于小微企业的鼓励与扶持力度不大。尽管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颁布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地方税收政策从全局监管的角度来看，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并没有特殊的政策优惠。②税收政策要通盘考虑税收的成本，而小微企业的税收成本相对较高。小微企业的运营模式和服务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这就意味着小微企业税收征管方面也必须存在多元化，多角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增加税收的成本，那么这样就容易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③小微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税收政策针对小微企业的管理并不能在企业的体量增加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调整。税收政策根据税收成本的预算，不可能增加小微企业的税收服务模式，显然，这样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发展与税收政策中也非常抢眼。④小微企业在越来越快的发展进程中，会暴露一些与政策不相适应的东西，对这种情况税收政策的监管和征管作用显得相对乏力。

2协调机制在税收与小微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统筹发展，协调发展是地方税收部门与小微企业和谐发展的关键，必须认识到协调作用在小微企业持续发展中和税收政策中的作用。首先是助推企业发展，培养新的税源。推动小微企业的持续发展是税收部门的职能，通过服务模式和监管模式的优化，对于小微企业的内涵和跨越发展具有强势的推动作用。其次是协调模式的均衡性。小微企业的发展与税收政策的相互影响要实现制约和均衡。征收和管理方面职能部门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将管理转化成服务模式。改变工作方式，在方法上实现创新，切实做到为小企业进行服务。再次，要通过税收服务对小微企业提供一些非税收服务。要真正在管理上下功夫，不仅要提供上门服务，而且要帮他们解决运营中的具体问题和难题。要常态化沟通，保持良好的服务理念和高效的服务作风，把税收服务做成动态化、生活化的服务。

3协调机制在税收与小微企业发展中的具体实现

协调机制的具体实现要根据小微企业和税收政策来进行判定和实施的，既要做到灵活应用，还要做到全局性和统筹性。在完善征管的基础上，协调机制更应当注重小微企业的整体发展。

3.1协调政策

税收工作和小微企业的主要节点就是要完成征收和管理工作，其实就是政策的实施。但是在实践中，政策的落实不仅需要更高效的执行，而且也需要做好前、中、后的管理工作。在管理中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处理，还要根据小微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对其要缴纳的税收要进行核算和合法征收。针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战略指出其不足和缺陷，针对市场、政策、法规、运营等实际情况帮助小微企业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立足市场、企业目标、税收管理和区域性的发展政策做好协调工作。

3.2协调职能

职能管理部门在小微企业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事半功倍的。要根据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调节小微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融资、管理、市场营销、和政策规避等。联动银行、其他管理部门、市场目标客户以及政策制定部门，观察小微企业发展中可能或者已经遭遇的问题，在管理职能范畴内的问题要做好解决方案，还要根据小微企业发展遇到的税收问题进行税收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

3.3协调制度

制度化的安排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小微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实际问题。一方面要做好小微企业发展模式的调整，不断调整小微企业发展与制度的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再一方面必须要完善管理，以服务为本，贴近小微企业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协调。以制度管理为着力点，规避制度化管理带给企业的影响，协调政策机制、协同机制和关联影响机制和小微企业发展的矛盾，扩大协调的效果，从而形成切合小微企业发展的协调机制。

3.4匹配基本协调点

最常见的协调机制主要是为小微企业发展中的税收完成进行的。但是在当前形势下，协调点要融合企业发展目标和税收完成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协调工作。完善管理，将管理深化，以最优化的效果来增强协调机制的内涵，从而促使其发挥最大作用。

4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