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贫困自述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家庭贫困自述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国外对教育救助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反贫困作用、维护教育公平、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和教育救助政策内容与制度措施方面。在强调反贫困的重要意义上，联合国2003年在《千年发展公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采取的重要政策就是要投资于健康和教育，这些投入不是有碍而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有助于人类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通过对社会与经济地位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既可以让其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其向更上一阶层流动的机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2002）

许多学者还认为，贫困救助制度和政策对于维护维护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美国科尔曼和瑞典胡森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科尔曼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由没有均等目标到创办面向全国适龄学生的义务教育，到为所有儿童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最后发展到追求教育结果的均等。（科尔蔓(James．Coleman)．《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2000）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也从社会正义论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向结果均等的目标努力。”为了平等的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到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不高的社会人群，要向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学者李永生和高洪源认为美国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是一项寻求推进社会公平的国家政策设计，并对美国长时期的国家政策实践体现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的追求的脉络进行了梳理：:1.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追求；2.对弱势群体享有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追求；3.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效果平等的追求以及由此而行成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进行补偿。（李永生、高洪源，《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月）

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救助行为，认为教育救助作为一项社会投资，可以通过对受助者知识能力的训练，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提高生活技能，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

在提出相关措施，改进教育救助水平方面，国外学者米奇利(Midegley・J，1995)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观点，社会发展的观点用于协助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教育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社会救助的方式应更强调整体性与动态的过程；社会救助的策略应更注重那些被救助对象的参与，并重视他们的潜能发展；社会救助的策略将趋于多元化。（孙莹.贫困的传递与遏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1―22.）

在介绍国外教育救助制度方面，国内学者冯英、聂文倩编著的《外国的社会救助》一书概要性的介绍了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涉及教育专项救助的部分进行了简要罗列；姚建平在其著作《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中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教育救助的内容、特点和影响；王英杰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一书中介绍了日本和泰国在教育救助方面的援助方式，以及落实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的具体做法。

二、国内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突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研究角度来看，社会救助制度分为住房救助、医疗救助以及教育救助，学术界关于教育救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实证研究为主，根据城市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与需求提出政策建议。孙莹，周晓春在其著作《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1]一文中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状况明显比普通家庭差的结果，提出在观念上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的理念，在行动上策划和发展有效的职业训练方案；陈静在《浅析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2]一文中通过对贫困子女教育现状分析，提出资源配置及政策制定上的相关建议等；湖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该省10个市和6个县的265户城乡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情况进行调查，得出贫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的结论。[3]尹海洁等在对哈尔滨市256户贫困家庭的调查发现，子女的教育费是城市贫困家庭最主要的经济负担。[4]龚立新对江西省南昌市的部分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分析，被调查的家庭中很少有独立承担子女教育费用的，总体上看南昌市低保户家庭在子女教育费用的支付方面，主要依靠学校减免。[5]山东省教育厅调查组的针对山东省的城市低保家庭子女上学难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虽然城市困难包括低保家庭的教育救助，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教育救助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主要在于救助政策比较笼统，缺乏具体实施措施和规范化管理。[6]

第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解读贫困家庭子女教育情况。张长伟在《高校贫困生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以贫困家庭子女的高校贫困生部分为特定研究对象，对贫困生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韩芳、陈洪磊合著的《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及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在教育方面做了贫困家庭需求现状分析，提出一系列社会支持对策及建议。

第三，分析教育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从教育救助的实际意义出发，提出相应措施或政策。关信平提出城市教育扶贫是加强和扩大反贫困行动的主要措施。[7]杨立雄指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强调生存、忽视发展的问题，建议实施发展性救助。[8]有学者认为制度优化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效果的途径，其中包括设立针对某些贫困家庭特殊需要的附加保障如教育救助。[9]李迎生在研究救助内容的更新上提出拓宽开发性扶贫的思路，将教育（文化）救助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0]洪大用在谈到完善社会救助的重点时指出，要使社会救助更有针对性，即适当区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专项救助，需要基本生活救助的人群不一定全部需要专项救助，应当将教育等专项救助的范围扩大，把那些收入稍微高于贫困线的人也纳入专项救助的范围，以促进救助资源的效用最大化。[11]

参考文献：

[1]孙莹,周晓春.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3.

[2]陈静.浅析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J].学术探讨,2009,11.

[3]唐启贤.贫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对城乡贫困家庭教育负担情况调查[J].调研世界,2002,10.

[4]医疗与教育.城市贫困家庭最沉重的经济负担――来自哈尔滨市256户贫困家庭的调查[J].中国民政,2003,11.

[5]龚立新.南昌市部分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分析[J].价格月刊,2007.

[6]山东省教育厅调查组.城市低保家庭上学难情况的调研报告[J].当代教育科学,2007,7.

[7]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8]杨立雄.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回顾、问题及政策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04,3.

篇2

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绝大多数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仅以发达地区北京市东城区为例，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人均月消费支出，仅相当于该市一般家庭的42.7%，其中食品类一项就占整个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的56%；低保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不仅远低于一般家庭，且多接近或者超出淘汰的使用年限；无房产权户在九成以上，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且三分之一以上者仍居住在破旧及危房中。不仅如此，物质匮乏也使低保家庭滋生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和没有尊严的感觉，一种除每日挣扎生存外不能思考、规划或梦想的感觉。如，基于经济原因，超过八成的低保家庭表示已多年没有去过娱乐场所，近六成的低保家庭自述无法参与社区活动和交往，半数左右的低保家庭坦言没有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等等[3].

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低保家庭虽然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努力应对贫困，但由于缺乏向上攀登的机会阶梯，难以实现寻求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试想，如果阶梯到位，其努力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最好的机会阶梯，应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4].

二、摆脱贫困：有工作就是福

在有关城市低保对象如何摆脱贫困的讨论中，一个颇有的观点认为：就业是城市低保对象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本文认同这一判断，并提出以下三个理由加以佐证。

第一、对低保家庭而言，在普遍缺乏物质和生产性资产的情况下，劳动力实际上构成了其众多生存策略的核心，因而可能是其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资产。为低保家庭提供运用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其脱贫效果可能最为彰显。

第二、城市低保对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产。主要表现在量大（绝对数量）、面广（普遍程度）两个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所占比重较大。根据学者唐钧的估计，在全国1930.8万（2002年6月的数据）城市低保对象中，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四类对象（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待岗职工和在职职工）约占全部对象的61%.如果加上与他们相关的“低保家庭其他成员”，总计高达85%[5].也就是说，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超过八成。而香港特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以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例，截止到2003年12月，香港综援计划个案总计290206万人，其中年老者占整个综援人口的50.7%，永久性残疾占5.4%，健康欠佳者占7.7%，单亲家庭占12.9%，低收入者占4.7%，失业人员占17.3%，其他人员占1.5%[6].换句话说，即便满打满算（单亲家庭、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三者合计），香港特区全部综援个案中，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约占四成。不足大陆地区的半数。

城市低保对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多，涉及面广。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结果，在受访的1275名低保家庭成员中，共有909人属于劳动年龄人口，其中未就业人员高达539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57.3%.进一步表明，在这些未就业人员中，共涉及低保家庭38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81.3%.也就是说，有八成多的低保家庭至少右一名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

显然，城市低保对象储备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和低保制度建立初衷直接关联。因为，我国低保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配合国有改革、为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大量失业、下岗人员进入低保群体，会形塑其生态，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对象（以“三无”对象为主）的人口结构。正因如此，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挖掘低保对象蕴藏的宝贵资源，无论是对深化城市低保制度抑是缓解城市“新贫困”，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含。

第三、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和动机。就业意愿和动机是劳动力资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众多显示，造成低保家庭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长期下岗或失业[7]；低保家庭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找工作难[8]；低保家庭最希望社会或政府提供的帮助是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9].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受访的539名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未就业人员中，89.1%的人表示有就业的意愿。在余下者中，大多是限于自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技能和有家庭成员需人照顾。

事实上，目前许多城市的低保对象每年以数万计的速度退出低保制度庇护，正是积极就业政策产生的独特功效。据媒体报道，截至2003年9月末，天津市通过建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联动机制，已有5万多名"低保户"实现再就业，主动退出吃"低保"行列。上海市实行劳动就业和民政救助联动以来，仅2003年就有5万多低保家庭退出“低保”，走上就业岗位。江西省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等多种就业形式，2003年享受城市低保的人数比2002年年减少了13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对低保家庭而言，就业有助于走出贫困，恢复自身价值和尊严，代表着一种福气；对政府而言，提供低保对象就业机会，促进其就业和再就业，是减轻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核心内容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三、就业难点：最后雇佣或者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就业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程度。从收入和健康的角度看，脆弱性是指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历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10].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难以用单项指标测量。本文拟用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健康状况、未就业时间和家庭负担等指标来量度处劳动年龄段未就业的城市低保对象（简称“低保未就业人员”）的质量和脆弱性。如无特别说明，下文资料主要来自北京东城区低保对象的抽样调查。

1.年龄以中高龄居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中，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90.2%，35岁以上的占79.9%，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多处中高年龄。这一年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据调查，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的占71.4%，35岁以下的占91.9%[11].

2.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资料显示，受访对象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8.4%，初中的占38.6%，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的占50.3%，大专及以上的占2.8%.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两者合计占88.9%.这一学历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差距也很明显。据统计，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文化程度需求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总需求量的39.3%，为高中的（职高、技校、中专）占总需求量的42.3%，为初中及以下的占总需求量的9.2%[12].

3.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劳动部门颁发的技术证书是劳动者拥有特定专业技能的客观标准之一。从调查结果看，78.1%的低保未就业人员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证书。即便是已获得技术证书的人员，其劳动技能也十分单一。如，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者超过半数。这显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一定的落差。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对求职者各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占44.6%[13].

4.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调查显示，在受访的539名低保未就业人员中，自述身体状况较差的占42.8%，其中患有慢性疾病和严重疾病的比例高达25.6%；患有不同类型残疾的占19.3%；完全丧失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分别占9.7%和25.4%.

5.未就业时间长。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低保未就业人员长期处于无工作状态。数据显示，71.6%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达3年以上，57.2%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5年以上，31.4%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10年以上。

6.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在调查的1275低保家庭成员中，老年人（60岁以上）占10.8%，在校学生占20.1%，身患各种疾病的占28.6%，残疾人占12.7%；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合计占9%.从涉及的家庭数看，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涉及103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1.9%；在校学生涉及238个家庭，占家庭数的50.5%，老年人涉及115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3.4%.显然，老、幼、病、残人员在低保人口或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不仅会增加家庭负担，也会拖累其他成员进行有收入的劳动。

由上可知，城市低保未就业人员的典型特征是：中高龄初级劳动力，不良的健康状况，长期未就业，家庭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以及家庭成员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就限。应当说，在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这批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倘若把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加以排序，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四、政策选择：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

上文表明，我国城市低保对象主要是这样一类弱势人群：他们持续生活在贫困中。虽然就业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但限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性，他们大多沦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针对城市低保对象的脱贫政策必须根基于他们的实际需要。而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是当前政策的现实选择。具体而言，基于城市低保对象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未就业时间较长和家庭不能独立生活成员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对保持低保家庭可持续生计，进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所谓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其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项目。由于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只有弱就业能力，有目的性的开发一些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显得尤为紧要。这些项目的目标不在于有效利用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通过就业这一政策工具增加低保家庭的收入，增强他们对生活的自控能力，进而建立被贫困摧毁的尊严感。一句话，为城市低保对象提供工作机会是为了改善本人及家庭福利。二是就业支持性项目应以社区为基础。与其他就业人群相比，城市低保对象再就业有其特有的困难和障碍，如技能水平低，健康状况差，家庭需要照顾的成员多，无法承受工作期间的费用和难以利用职业训练将其技能转化为可以转业的技能等。而让他们在社区内就业有助于缓解上述。这是因为，在家门口工作不仅能大幅减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成本，方便他们照料有需要护理的家人，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能配合城市低保对象的自身素质。因为社区岗位（如社区保安、保洁、保绿等）对从业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经过短期的职业培训可以很快达到上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城市低保对象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

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面，每天生活的重压和渴望就业的意愿，迫使低保对象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再就业资源和可能的就业机会，但限于经济因素和自身素质，他们大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剩余劳动力”，亟待政府的援手。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特困群体就业和再就业，使他们摆脱贫困，既是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职责所在。

从现有的经验看，政府可采取三种方式为城市低保对象创造就业岗位。一是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公共服务工作项目，如平地造林、河道管理、市容整治、防疫防灾等。二是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岗位，如社区环境保洁、社区保安、社区车辆看管、小区物业管理等。三是培植低保对象自己的就业组织。如小额贷款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社等。这些项目或组织的开发和挖掘，不仅能为城市低保对象直接提供短期工作机会，支付其酬劳，以维持其基本生计，进而实现“救急也要救穷”的目标。从更长远一点看，也有助于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和管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一言蔽之，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创建机会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

应当说，为就业特困群体（包括城市低保对象）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正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社会效益也很明显。目前在全国开展的以“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为内容的再就业援助行动，为就业特困群体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低保对象的贫困面貌。根据媒体报道，北京市2004年再就业援助活动周期间，全市将以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为重点，为失业人员集中开发5000个就业岗位；上海市通过开发环境保护协管、市容环境协管、交通协管、社区助残助老、卫生消毒保洁等12个项目，预计2004年可使6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努力开发支持性就业项目并使之成为常设机制的同时，也应尽早防止可能出现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支持性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二是支持性就业可能降低就业者市场就业的意愿，产生“职场疏离”。

注释:

[1]亚行专家组（2002）：《城市贫困》，未公开出版。

[2]尚晓援（2003）：《中国救助体系研究报告》，未公开出版。

[3]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2004）：《东城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低保人员劳动就业研究》，未公开出版。

[4]国际劳工局（2003）：《努力摆脱贫困》，国际劳工大会第91届会议局长报告。

[5]唐钧（2004）：《“可持续生计”与城市就业》，未公开出版。

[6]参见香港社会福利署网站，网址：http//info.gov.hk/swd/html_tc/

[7]湖南省统计局（2003）：《湖南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调查报告》，来源于湖南省统计网站。

[8]民政部（2002）：《全国百城万户低保抽查结果》，来源于湖南省统计网站。

[9]资料源自作者的调查笔记。

[10]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出版社。

篇3

第一、对低保家庭而言，在普遍缺乏物质和生产性资产的情况下，劳动力实际上构成了其众多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而可能是其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资产。为低保家庭提供运用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其脱贫效果可能最为彰显。

第二、城市低保对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产。主要表现在量大（绝对数量）、面广（普遍程度）两个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所占比重较大。根据学者唐钧的估计，在全国1930.8万（2002年6月的数据）城市低保对象中，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四类对象（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待岗职工和在职职工）约占全部对象的61%.如果加上与他们相关的“低保家庭其他成员”，总计高达85%[5].也就是说，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超过八成。而香港特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以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例，截止到2003年12月，香港综援计划个案总计290206万人，其中年老者占整个综援人口的50.7%，永久性残疾占5.4%，健康欠佳者占7.7%，单亲家庭占12.9%，低收入者占4.7%，失业人员占17.3%，其他人员占1.5%[6].换句话说，即便满打满算（单亲家庭、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三者合计），香港特区全部综援个案中，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约占四成。不足大陆地区的半数。

城市低保对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多，涉及面广。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结果，在受访的1275名低保家庭成员中，共有909人属于劳动年龄人口，其中未就业人员高达539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57.3%.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这些未就业人员中，共涉及低保家庭38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81.3%.也就是说，有八成多的低保家庭至少右一名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

显然，城市低保对象储备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和低保制度建立初衷直接关联。因为，我国低保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为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大量失业、下岗人员进入低保群体，自然会形塑其生态，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对象（以“三无”对象为主）的人口结构。正因如此，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挖掘低保对象蕴藏的宝贵资源，无论是对深化城市低保制度抑是缓解城市“新贫困”，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含。

第三、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和动机。就业意愿和动机是劳动力资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众多文献显示，造成低保家庭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长期下岗或失业[7]；低保家庭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找工作难[8]；低保家庭最希望社会或政府提供的帮助是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9].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受访的539名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未就业人员中，89.1%的人表示有就业的意愿。在余下者中，大多是限于自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技能和有家庭成员需人照顾。

事实上，目前许多城市的低保对象每年以数万计的速度退出低保制度庇护，正是积极就业政策产生的独特功效。据媒体报道，截至2003年9月末，天津市通过建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联动机制，已有5万多名"低保户"实现再就业，主动退出吃"低保"行列。上海市实行劳动就业和民政救助联动以来，仅2003年就有5万多低保家庭退出“低保”，走上就业岗位。江西省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等多种就业形式，2003年享受城市低保的人数比2002年年减少了13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对低保家庭而言，就业有助于走出贫困，恢复自身价值和尊严，代表着一种福气；对政府而言，提供低保对象就业机会，促进其就业和再就业，是减轻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核心内容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二、持续贫困：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

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绝大多数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仅以经济发达地区北京市东城区为例，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人均月消费支出，仅相当于该市一般家庭的42.7%，其中食品类一项就占整个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的56%；低保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不仅远低于一般家庭，且多接近或者超出淘汰的使用年限；无房产权户在九成以上，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且三分之一以上者仍居住在破旧及危房中。不仅如此，物质匮乏也使低保家庭滋生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和没有尊严的感觉，一种除每日挣扎生存外不能思考、规划或梦想的感觉。如，基于经济原因，超过八成的低保家庭表示已多年没有去过娱乐场所，近六成的低保家庭自述无法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交往，半数左右的低保家庭坦言没有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等等[3].

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低保家庭虽然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努力应对贫困，但由于缺乏向上攀登的机会阶梯，难以实现寻求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试想，如果阶梯到位，其努力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最好的机会阶梯，应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4].

三、就业难点：最后雇佣或者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就业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程度。从收入和健康的角度看，脆弱性是指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历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10].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难以用单项指标测量。本文拟用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健康状况、未就业时间和家庭负担等指标来量度处劳动年龄段未就业的城市低保对象（简称“低保未就业人员”）的质量和脆弱性。如无特别说明，下文资料主要来自北京东城区低保对象的抽样调查。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1.年龄以中高龄居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中，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90.2%，35岁以上的占79.9%，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多处中高年龄。这一年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据调查，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的占71.4%，35岁以下的占91.9%[11].

2.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资料显示，受访对象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8.4%，初中的占38.6%，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的占50.3%，大专及以上的占2.8%.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两者合计占88.9%.这一学历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差距也很明显。据统计，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文化程度需求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总需求量的39.3%，为高中的（职高、技校、中专）占总需求量的42.3%，为初中及以下的占总需求量的9.2%[12].

3.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劳动部门颁发的技术证书是劳动者拥有特定专业技能的客观标准之一。从调查结果看，78.1%的低保未就业人员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证书。即便是已获得技术证书的人员，其劳动技能也十分单一。如，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者超过半数。这显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一定的落差。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对求职者各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占44.6%[13].

4.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调查显示，在受访的539名低保未就业人员中，自述身体状况较差的占42.8%，其中患有慢性疾病和严重疾病的比例高达25.6%；患有不同类型残疾的占19.3%；完全丧失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分别占9.7%和25.4%.

5.未就业时间长。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低保未就业人员长期处于无工作状态。数据显示，71.6%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达3年以上，57.2%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5年以上，31.4%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10年以上。

6.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在调查的1275低保家庭成员中，老年人（60岁以上）占10.8%，在校学生占20.1%，身患各种疾病的占28.6%，残疾人占12.7%；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合计占9%.从涉及的家庭数看，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涉及103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1.9%；在校学生涉及238个家庭，占家庭数的50.5%，老年人涉及115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3.4%.显然，老、幼、病、残人员在低保人口或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不仅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也会拖累其他成员进行有收入的劳动。

由上可知，城市低保未就业人员的典型特征是：中高龄初级劳动力，不良的健康状况，长期未就业，家庭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以及家庭成员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就限。应当说，在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这批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倘若把目前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加以排序，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四、政策选择：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

上文分析表明，我国城市低保对象主要是这样一类弱势人群：他们持续生活在贫困中。虽然就业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但限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性，他们大多沦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针对城市低保对象的脱贫政策必须根基于他们的实际需要。而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是当前政策的现实选择。具体而言，基于城市低保对象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未就业时间较长和家庭不能独立生活成员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对保持低保家庭可持续生计，进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所谓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项目。由于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只有弱就业能力，有目的性的开发一些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显得尤为紧要。这些项目的目标不在于有效利用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通过就业这一政策工具增加低保家庭的收入，增强他们对生活的自控能力，进而建立被贫困摧毁的尊严感。一句话，为城市低保对象提供工作机会是为了改善本人及家庭福利。二是就业支持性项目应以社区为基础。与其他就业人群相比，城市低保对象再就业有其特有的困难和障碍，如技能水平低，健康状况差，家庭需要照顾的成员多，无法承受工作期间的交通费用和难以利用职业训练将其技能转化为可以转业的技能等。而让他们在社区内就业有助于缓解上述问题。这是因为，在家门口工作不仅能大幅减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成本，方便他们照料有需要护理的家人，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能配合城市低保对象的自身素质。因为社区岗位（如社区保安、保洁、保绿等）对从业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经过短期的职业培训可以很快达到上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城市低保对象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

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面，每天生活的重压和渴望就业的意愿，迫使低保对象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再就业资源和可能的就业机会，但限于经济因素和自身素质，他们大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剩余劳动力”，亟待政府的援手。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特困群体就业和再就业，使他们摆脱贫困，既是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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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尤其是实行招生并轨学生交费上学的十余年来，缴费上大学的观念已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产生的高校中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更好地研究和解决贫困生资助工作问题是当前面临的十分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

一、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及其建立的意义

高校贫困生是个相对概念。一般来讲，高校贫困生是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上学期间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或支付教育费用较困难的学生。这些费用包括学费、生活费、住宿费、书费等基本费用。在具体的资助工作中，通常把家庭人均收入较少，有一定数额债务，只能缴纳部分学杂费，基本生活费接近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学生定为“贫困生”，而把家庭经济收八没有任何来源，基本上靠借债上学，无力缴纳学杂费，在校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学生称为“特困生”。

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多种形式并存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在高等教育阶段初步建立起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师范生免费教育、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资助形式有效解决了高校贫困生的上大学问题。具体情况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考入大学后。可通过“绿色通道”及时报到，入校注册后核实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资助帮扶。在资助体系中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各高校的春秋季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岗位等形式的帮扶为辅解决生活费问题。除此以外，国家还积极倡导、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面向高校设立奖助学金，一道帮扶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

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建立及有效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是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协调和持续发展，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贫困生资格认定缺乏有效的认定机制。贫困生资格认定工作是高效贫困生资助工作的基础，这一基础工作的水平和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贫困生资助工作的效果。现行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认定。多以学生自述为主，或由学生家庭所在的街道或乡镇民政部门等开具的证明材料。一方面高校贫困生认定的量化标准的缺乏、区域经济收入水平的差异、学生对家庭收入量化认识的模糊及其个人诚信度等因素的存在，给资格认定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由于街道或乡镇民政部门等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的可靠程度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公正性，导致的结果是部分非贫困生获得了贫困生资格，而部分真正贫困的学生却得不到应由的帮助，造成了资助工作中“贫困生不贫困”的情况存在，影响了资助工作的公平性。

贫困生资助工作缺乏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高校贫困生是一个需要给予特殊关注的群体，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他们肩负着家庭甚至几代人的希望；因为贫困。他们的求学之路比常人艰辛；因为贫困，他们的内心常常比较脆弱。在实际的贫困生资助工作中，重物质轻精神的情况比较典型，人文关怀、个人尊严、感情需要和心理抚慰很难得到尊重和满足。爱心企业资助大都需要举行捐赠仪式，树立和宣传企业形象。为保障资助工作的公正性，贫困生的信息在一定范围内的公示通常的做法。保证了资助工作的有效监督。这些工作形式的出发点和目的无可非议，但使贫困生心理上承受着巨大压力，严重影响其学习和生活，资助工作的实效性也大打折扣。

贫困生资助工作时段过于集中。导致难以解决突发事件造成的贫困问题。由于政策因素，每年的贫困生资助工作主要集中在固定的时段，而且刚性的政策要求必须按时、按量、足额下发。一方面，这种方式使国家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另一方面，却对于阶段外时段因病、因灾或家庭突发变故等原因造成的贫困生问题关注较少。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每年都与一些学生因病、因灾或家庭突发变故形成的新增贫困大学生群体，而由于资助时段过于集中的原因，不能满足贫困生资助工作现实的资助需求。

贫困生资助工作重给予性扶持轻主体性激励。在目前的贫困生资助基本上都是无偿给予的，过多的给予性扶持会使部分学生和家长在思想上走八了误区，一味依赖学校和社会的资助，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资助上，“等、靠、要”的思想严重。这种情况的出现还会引起一些学生的攀比心理的滋生，出现不贫装贫的现象。因为一些学生看到某些贫困学生不努力，学校活动也不积极参加，也没有为学校和班级做出多少贡献，但一纸贫困申请就可以得到资助，其数目比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和优良表现而得到的奖学金还要多，很可能产生心理的不平衡，不贫装贫现象就会滋长。这从每学年学生报到时交学费的情况就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些本来自己能够交学费的家庭根本就不带学费到学校，一些本可以通过亲戚朋友筹集学费的家庭也不再努力筹集，更有甚者，一些学生从家里带来了学费到校，但就是不按时交纳学费，而是采取观望的态度，影响了资助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问题的对策

建立、健全的贫困生资格认定的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牵头制定、出台认定高校贫困生的统一标准体系：工作中强化诚信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关爱、友善、礼让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使“应受助者得助”。要建立专门的大学生资助工作中心。做到人员到位、制度到位、职责明确，严格工作程序，从贫困生的申请、审核、公示、建档、跟踪调查、违纪查处等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和管理，消除人为因素和主观操作的影响，随时取消弄虚作假学生的资助资格，并予以校规校级的惩处；采取定期资格复查的办法对全部的贫困生进行资格复查，并不定期地随机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形式进行核实，确保贫困生资格认定的客观、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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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1.通过评议小组的民主评议，建立动态贫困生档案。

确定贫困程度是一切贫困生管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一纸由生源地县区级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不足以全面真实地说明一个学生的贫困原因、程度和资助方式，等等。各地对贫困状况的理解不同，存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贫困证明本身的真伪也有待考证，因此，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立专门的评议小组确定学生的贫困程度。国家指导意见第六条第四项规定：“认定评议小组进行民主评议时应着重考虑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以我院某系2010级学生为例，两个班共80名学生，其中提交特困证明的有29人，占学生总人数的36%，远远超出国家20%的资助范围。所以，在现实操作过程中，确定贫困程度不仅要区分出10%的特困生，还要在众多的“准贫困生”中选出10%的贫困生，而往往贫困生的家庭贫困原因又非以上所提到的“特殊情况”，因此，评议小组的工作是相当艰难的。评议小组应该由以下人员组成：辅导员、班委成员、寝室长、普通同学代表等。辅导员在这个小组中起着主要作用，这是由辅导员的责任和所处地位决定的，因此辅导员的评议工作应该是全面而深入的，从迎新的第一印象，到个别谈话的细节询问，再到家访、问卷、群众意见等的信息搜集，最终将所有的意见带给评议小组；其他评议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层面，应该对所有贫困生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评价，与辅导员的评价互为补充。当然评议小组的成员应该遵循贫困生回避原则。评议小组的工作要持续贫困生在校全过程，评议小组应该每年召开一次评定会议，时间定在每学年的开学初，但第一次评定应该在入校后两个月左右，使评议小组成员对每一个贫困生都有充分的了解；每年召开一次是为了将家中发生重大变故的贫困生调整到贫困生档案中，这样才能建立符合客观事实的动态贫困生档案。在整个过程中似乎缺少了贫困生的自述过程，我建议把这个过程放在辅导员的个别谈话中进行。辅导员深入贫困生的学习生活中，以“朋友”的态度和方式接触他们，宽容、真诚、平等地和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能较为真实和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摒弃在班级中采用民主投票“选”出贫困生的方式，因为贫困生“诉苦”演讲缺少人文关怀，真切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且在这种近乎竞争的过程中易产生“争、抢、要”和“必然论”的心理。贫困生的认定工作要注重以人为本，用大爱呵护这些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小苗，并帮助他们成长。

2.严格执行国家的奖助政策，落实贫困生的资助工作。

2007年5月13号，国务院颁发了国发13号文件《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基本形成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出席国务院的新闻会时指出：“每年资助500亿，受助学生2000万。”具体地说，今后国家每年用于助学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到500亿元，受助学生约2000万，其中包括400万大学生和1600万中职学生。政策的制定、经费的投入体现了国家、社会、高校等对高校贫困生的大力关心、支持和帮助，在很大程度上将缓解贫困生的经济困难。贫困生的资助工作，虽有政策的保障，但重在落实，具体的执行者是高校最基层的学生工作者辅导员。只有辅导员深层理解和严格执行国家的奖助政策才能体现教育的公平公正。国家的奖助政策体现了一种导向的作用，国家助学金是面向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就是说被学校认定为贫困生（包括特困生）的学生均有资格申请不同等级的国家助学金，申请的贫困生只需要满足政治立场、道德品质、学习成绩等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助学金的名额相对较多，我校几乎所有的贫困生均可享受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具有奖励资助的含义，奖励那些自立自强、勤奋向上、成绩优异的贫困生。因奖励人数相对较少，一般学校会附带获其他类型奖学金等条件，所以评定难度相对较小。国家奖学金不论贫富，只奖励那些品学特别优秀的学生，其别要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国家奖学金名额少，但奖金高，因没有专属贫困生的评定条件，所以，绝大部分的贫困生往往只能望奖兴叹。近几年，国家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等政策宣传得及时广泛，因此，在大一新生入校前，很多家长已经为孩子办理了生源地贷款，特别是西北贫困地区的生源，助学贷款解决的是学费和住宿费，而奖助学金则可以基本解决平日的生活费用，再加上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其他资助方式，贫困生大多可以顺利完成学业。在实际工作中，基层辅导员常常为了自身工作的便利，执行奖助政策时不严格遵循评定条件，不按程序办事，在国家和学校大的政策下又制定自己的“暗规”：平均分配，导致大量有名无实、有实无名等现象发生，或干脆“轮流坐庄”，实现一定时间段内的绝对平均。这样，既违背了国家资助贫困生的初衷，又损害了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生利益。

3.挖掘校内外的各种资源，解决资助以外的困难问题。

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尽量挖掘校内外的各种资源，解决贫困生在国家资助以外的困难问题。贫困生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的帮助，同时也需要其家庭自身努力分担，而基层辅导员是融合几股力量的关键所在。除了国家和学校的资助外，社会力量也是我们应该争取的重要力量。优秀的企业家校友、长期联系的用人单位或实习单位、爱心人士等都可以邀请到校设立奖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面对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基层辅导员通过家访、电话沟通等方式向家长讲明国家奖助政策之后，必须让贫困生家庭明确自身的责任，不能形成“等、靠、要”的思想，让贫困家庭积极改变困境，尽最大的能力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另外，辅导员可以在学校开展各种助困活动帮助贫困生。勤工助学是贫困生自立自强、自己改善经济压力的最好办法。学校通常会提供一定量的勤工助学岗位，比如在图书馆助理管理员、食堂服务人员、办公室助理等，但相对于贫困生总量来讲，这样的勤工助学岗毕竟太少。家教是贫困生从事较多、工资待遇也较可观的勤工助学方式，但“买方市场”使很多贫困生没有较好的家教源。辅导员要积极地做义务的家教中介，为贫困生提供更多可靠的“自助”机会；学校内有“爱心基金”，辅导员要善于为那些有重大疾病的贫困生申请此类善款，为雪上加霜的贫困生解决问医求药的困难；发动师生为受灾地区的贫困生捐款，帮助贫困生度过暂时的难关。助困活动的目的是消除贫困生因单纯的经济原因而导致的心理焦虑、动力不足等，以利于他们勤奋求学、早日成才。

4.建立资助效果的反馈机制，加强资助后的教育管理。资助工作应该包括三个层面：贫困生认定、等级资助、效果反馈，而其中效果反馈是下一次认定和资助的依据。通过个别谈话、座谈、抽样调查等多种形式，建立资助效果的反馈机制。效果反馈不是单纯的跟踪奖助学金是怎么消费的，还包括资助后贫困生的心理、学习状态、思想境界及家庭的相关反馈。在进行资助后教育的同时要注意两个极端：一个是理所应当论，另一个是思想包袱论。前者认为国家有义务资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后者认为接受资助背负感情的包袱。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实行成本分担机制，大学生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国家财政、家庭投入和个人努力三者的有机结合，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能获得最大的回报率，这是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一举三得的好事。

二、教育重在引导、成于自省

国家的奖助政策中有引导大学生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德优良、勤奋学习、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导向作用，教育无处不在，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让资助工作成为又一个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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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言文是宋濂自述少年时得书之难、求师之艰，却刻苦攻读，终于有所成就的经历。相比之下，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十分丰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但他们的精神却十分贫乏，大多数同学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读书，更谈不上如何珍惜现有的条件努力学习。因此，学习宋濂的这篇文章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如何能让孩子在这篇文言文中感受到勤奋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到学习对一个人的影响，并最终端正学习的态度，是这节课的最终目标。围绕着这个重点，我认真备课、上课，并就这堂课做了如下的反思。

首先在新课导入上，我引导同学们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古人刻苦求学的故事（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程门立雪”、“闻鸡起舞”等），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及参与的积极性。趁此我把宋濂的身世和同学做了简单介绍：宋濂自幼家境贫寒，但他自幼好学勤学，终于从一介庶民成为翰林院编修。至此，有一个同学说：“原来勤奋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命运。”而我则顺着他的话说：“是的，自古以来天道酬勤。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宋濂是如何为我们作出学习的榜样的。”这样就水到渠成地进入了课文的分析，而在两个班教学下来的效果也证明，这个导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其次，我并没有按照文言文传统的教学方法，按部就班地先落实字词的教学、课文翻译，而是让学生熟读课文，把自己想象为宋濂，以时间为顺序口头复述在第一段中作者自己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再以区分自己遇到的困难类别，口述第二段在求学中作者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及如何克服的，并在口述的过程中解释学生不理解的字词。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他们对课文内容的概括能力，又落实了文言文的重要词汇，突破传统死记硬背的方法。

再次，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从课文的小故事导入，到分小组口头复述课文内容，到同桌之间“你讲我译”的课文梳理，再到最后的拓展环节：学习这篇课文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做人有什么启示。同学们各抒所感，一共提到六个方面值得我们今天的学生借鉴，我深有感触，记录如下：

A同学说，我们要学习宋濂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因为文中说“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现在的我们条件比宋濂不知要好多少，冬有羽绒、夏有空调，就近读书甚至父母接送，但是很多同学在学习时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应该感到汗颜和惭愧。

B同学说要学习作者诚实守信，他借人家的书从不拖欠归还的日子，“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借书给他。其实，生活中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信守承诺。

C同学说要学习作者对知识的渴求，他幼时遍观群书，加冠后又恐无硕士名人与游而趋百里求学，真是精神可嘉。

D同学说我们现在的学生最应该学习宋濂不怕吃苦，克服得书之难、从师之艰、求学之苦的重重困难，发奋读书的精神。

E同学说要学习作者尊重老师、毕恭毕敬的求教态度，这可从文中“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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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伤逝》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以青年知识分子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破裂为结局，作家所写的内容是有限的，而其创作所反映的生活是无限的。《伤逝》对于爱情的解读，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和警示。他们的爱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追求爱情的永恒，爱情与婚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反复思考和体会。

一、爱就要有准备，有担当

鲁迅先生在去世前想得最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国人接受，他在1936年4月5号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见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透过《伤逝》文本，我们看到的涓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懂世事的读书人。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前，同样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经济的困窘，但鲁迅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为可能遭遇的一切做好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生活其实是非常具体的，这些具体琐碎的生活细节，如果没有思想准备，你就会觉得它和理想冲突了。日复一日如流水般重复、细碎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常生活在涓生眼中是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的。“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油烟……”，“加之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伤逝》多处，写出了涓生作为青年人的简单、幼稚。他有意写子君不优雅的一面，这是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生存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那么多优雅的一面。幼稚的涓生不懂生活，不了解生存的真实面目，不屑于粗俗、无聊的烦琐生活，对社会、对人生、对自己缺乏成熟、清醒的判断。同居后遭到失业的打击，但他看不清事情的严重性，对整个社会没有正确的认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抄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涓生的失业对这个原本并不宽裕的家庭无疑是晴天霹雳，子君虽强打起精神鼓励爱人，但还是因这突然的打击变了色。子君为爱人的前途和两人的幸福生活担忧，因为爱而害怕失去眼前的一切而忧虑。看到子君的变色、怯弱的反应，涓生感到不可理喻、痛心疾首，认为“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把丢失赖以生存的职业，看成“极微末的小事情”。除了思想上对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外，对自己也缺乏客观的认知，对自己的能力太自信。“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煽动”。他自觉自己能写文章，也能翻译书和文章，就自有“将来的希望”，他要趁自己还没有丧失飞翔能力的时候迅速振作起来。但生活是残酷的，失业导致他们的经济陷入困境，引发了生存危机，在吃了油鸡，送了阿随后，仍然没法摆脱困境。“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但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予已一无所得的空虚了”。

篇8

C市鹦洲乡共有耕地22724亩（其中水田2300亩），17个行政村，8238户，27174人（农业户7635户，农业人口26271人）。鹦洲乡比邻C市，交通便利，以农业种植为主，主要作物是棉花、柑橘、花木、水稻，全乡经济水平处于C市中上等。C市2005年试行农村特困救助政策，2007年实现农村低保全面覆盖。鹦洲乡共有低保706户，1128人；五保户225人；残疾人口604人，其中享受低保的有258户，264人。C市2013年7月农村C类低保标准是97.3元/月，临时救助金2600元/年。按照《C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及有关规定，鹦洲乡的社会救助原则和社会救助制度如下。社会救助基本原则：1、应保尽保原则；2、属地管理原则；3、分类救助原则。救助制度主要有：1、城乡低保救助；2、城乡医疗救助；3、临时困难救助；4、其他配套救助包括水电医疗教育等。由于医疗救助主要发生在特定家庭，其他配套救助也不经常发生，本文主要以农村低保制度为考察对象，展示社会救助制度在基层的实践现状。

本文的任务是呈现农村低保制度运行现状，为此，笔者在鹦洲乡政府和鹦洲乡夏村进行了累计25天的驻村调研，本文材料皆源于此。本文综合运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在全面了解村庄情况的基础上，对夏村的低保数据、低保户信息做了统计。然后运用半结构访谈方法，向村干部、村民逐一核实低保户信息，并对特殊低保户（关系保、维稳保）做了个案访谈。通过对村组干部、低保户、普通村民等不同对象的访谈，本文尽量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村低保运行的现状和村民的态度。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第二部分描述分析在地方权力与关系网络运作中“关系保”和“维稳保”的产生及其对农村低保分配的影响；第三部分重点描述国家民政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低保措施试图以规范化打破异化农村低保制度的地方权力与关系网络，然而基层组织在低保规范化过程中却面临着反规范化的尴尬现象；第四部分重点关注低保制度规范化中最为重要的民主评议制度和动态管理制度实践，并指出农村正在形成新低保观念；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权力与关系网络中的低保

夏村处于鹦洲乡腹部地带，共有283户，943人，7个村民小组，实有耕地面积938亩，年人均收入6300元。村中长期在外务工人员200多人，50岁以下中青年人大都在C市打零工，在家务农的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夏村2005年左右开始进行农村特困救助工作，2007年全市建立农村低保全面覆盖时夏村的低保工作才正式运转。夏村最早的5户低保全都是残疾家庭，低保金刚开始一个月10元钱，有些村民嫌钱少放弃申请。后来随着低保金慢慢涨到22元/月、50多元/月、60多元/月，村民越来越看重低保。低保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公共资源，知情的农民想尽办法通过正当或者非正当途径争取低保名额，低保竞争也愈加激烈。2010年以前C市尚未建立全面具体的民主评议、入户调查、结果公示等低保实施制度，农村低保的分配秩序是相当混乱的。

同类的既有研究观察到了低保成为村组干部的工作手段，但并没有注意到私人关系（尤其是上级官员的关系）对低保资源分配的影响，更没有关注到县乡政府与农村组织在低保制度运作方面的不同逻辑。在本文中，笔者提出“权力与关系网络”作为理解农村低保运行现状的分析框架。

（一）“关系保”的产生

“熟人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式的关系网络，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投入水中的石子所激起的由近及远的波纹。自然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但由多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由于信息阻隔却是一个“半熟人社会”，打工潮的兴起、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增强更加剧了“半熟人社会”的陌生程度，不同自然村的村民彼此之间虽认识却不熟悉，更不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家庭关系等信息。分散居住、流动性强的夏村便是此种意义的半熟人社会。在半熟人社会，群众相互之间不太讲面子、舆论约束力较低，加之与既有研究关注到村民小组中低保的分配策略不同，夏村低保的分配权并没有下分到各个小组，而是一直掌握在村两委手里，因而，私人关系的影响尤为明显。

夏村2007年开始实行低保时，低保规则比较混乱，低保公示制度形同虚设，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谁在享受低保待遇，隐秘的低保成为非体制精英的资源和少数贫困者的福利。利用关系资源产生的低保户本文称之为“关系保”。依据“关系”的远近，夏村关系保的关系分为村内的关系和村外的关系两类。逐户核对信息发现夏村39户65人低保中，真正属于“关系保”的有7户，其中夏德佳一户是凭关系获得应该享受低保的正常户。7户关系保的情况以及村民反应如下。

1、夏德朝，一个女儿，他们的亲戚L在市检察院工作，亲戚L找区民政局干部打了招呼，夏德朝夫妇2010年评上低保。在2012年低保清理中，村委会决定取消夏德朝的低保名额，保留夏德朝妻子的低保名额。

2、路杰，两个女儿，上面领导给区民政局领导打招呼，他家里条件虽然不够享受低保但也不是太好。夏德朝和路杰二人的低保申请是自上而下的，从区民政局领取申请表，到村委会盖章。如今与夏德朝一样，路杰的低保名额被取消，路杰妻子仍享受低保。村民普遍反映其为关系户。

3、马大梅，两个儿子，一个在区电业局工作，一个在市政协为领导开车，家庭条件很好，马大梅夫妻两人都享受城市低保，一人一月180元。对此，村民普遍有意见。

4、刘四妹，马大梅的儿媳妇，40多岁，一个女儿，在村里当过队长，现在市里打工，通过朋友关系从区民政局获得一个低保名额。

5、夏德佳，犯有残疾，他外甥是临县的民政局长，夏德佳夫妇二人的低保指标是通过上级关系指派的。但村民都对此毫无异议。

6、唐法妹，夏村的老支书的妻子，三个儿子，其子经济富裕，大儿子开厂年收入上百万。据村民反映，此户是现任村委会为感谢老支书对他们工作的支持而给老支书的关系保。

7、夏佳志，现任村支书夏德金的叔叔，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招有上门女婿。夏佳志为了评低保，天天到支书家里去倚老卖老地骂。村委会其他干部为顾全支书面子，就给了夏佳志夫妇低保名额。

这些属于较为明显的关系户，还有一些比较隐形的关系户，那就是村内与村干部关系不错的人，他们家庭条件不好也不差却能够打球获得低保名额。这些村内的关系户在2012年市民政局清理11类低保人员时受到了削减。村内关系户的产生是村落社会结构内生性因素所致，村干部可以随机应变做出增减安排以平衡村内关系、应对上级政策，一般不会引致纷争。村落之外的关系大都来自于上级行政官员，这已经远远超出村干部的管理能力范围（有些只需村里盖章，并不占用村里的低保名额），况且村委会跑项目、要资源还要去找这些上级部门，因而不敢得罪、也不愿意得罪上级部门。因此，村落之外的关系成为村落低保公平失衡的“硬”因素。

（二）“维稳保”的产生——社会救助中的维稳运作

据鹦洲乡民政所所长说，现在除了城乡低保、临时特困救助外，民政所还列出了“第四类低保”——“维稳保”。据统计2011、2012年鹦洲乡社会救助资金中用于维稳工作的超过40万元。而通过维稳渠道获得社会救助资金的人全都是上访者。地方政府为了“息访”不惜动用体制内的社会救助资金来进行“利益诱导”和“精英俘获”，于是在权力网络之中维稳保得以产生，社会救助制度成为维稳制度的牺牲品。C市《低保责任追究制度》中明确禁止将低保作为治理资源或者工作手段，但是在基层治权弱化、治理资源日益匮乏维稳责任又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好动用国家这笔“善款”来支付维稳成本。这成为社会救助制度异化的上层原因。本节以鹦洲乡的经验材料为例来展现社会救助中维稳运作。

目前中国社会救助资金共有4类：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乡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农村五保和医疗救助都是有外在条件约束、无法更改的，低保和临时救助两类资金却可以改为他用。如今鹦洲乡用于维稳的社会救助指标有维稳保12户、临时特困救助75名，其中用于维稳的临时特困救助金占全乡的50%以上。如果加上各村用于息访的低保名额，全乡的维稳保远不止12户。鹦洲乡用于维稳的临时特困救助资金全部被军人上访群体吸纳，除此之外，鹦洲乡政府逢年过节都会给上访者一些慰问金，这部分资金也出自社会救助金，具体情况如表2。

目前鹦洲乡的上访群体共有13个，可以分为5大类。第一类是因土地问题产生的上访群体，又可细分为3个群体：第1个群体是由于城区扩建征地拆迁引发的农民上访，这一群体所引发的上访，由经管站和包片干部负责，不进入乡办；第2个群体源于村组之间的公共面积分配，例如道路、河流、沟渠，征地拆迁引发的利益之争，是组与村集体之间的争夺；第3个群体是村民个人间土地纠纷所致，税费时期一些人将土地承包权转让给别人，但是没有过户，土地征收引发利益之争。

第二类群体是军人群体，共有7个群体：越战军人；越战临战人员；原第五通讯团；抗美援越群体；52师特种工程兵；涉核工程兵；原新疆军区8师22团涉核、参战退役军人。

第三类是涉法涉诉群体，统计为1个群体。第四类是民办教师和幼师群体，统计为1个群体。第五类是企事业单位下岗职工和毕业包分配的统分生，统计为1个群体。

群体上访很容易形成，因而成为地方政府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去息访，向上访者许诺低保指标、临时救助资金就是主要工作手段之一。但是，基层政府以利益“收买”上访者只能达到一时的平安，并不能保证成功息访，政府不断的利益许诺却会一次次抬高上访者的“息访要价”。临战军人上访群体牵头人夏村夏得意为了退伍补助金多次组织上访，终于在2011年为该群体成员赢得临时特困救助2600元。临时特困救助顾名思义是临时性的，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应当年年都有，因此第二年再次上访。2012年8月1日上午，以夏得意为首的10名临战军人到区政府集访。乡政府和各村干部在其到达区政府的前一天得到信息，8月1日凌晨，乡综治办主任马先锋和各村治保主任均提前在区政府等待，变集访为陪访并妥善处理了这次集访。这次集访事件的解决条件就是夏得意等人成功获得了年年都有的特困救助资金，如同谢荣秋获得了制度性保障的低保一样。谢荣秋是鹦洲乡民办教师上访牵头人，他多次上访“要挟”政府给予他夫妻二人低保名额，2013年上半年，谢荣秋通过不断上访成功获得低保名额，这是民政所2013年的12个维稳保之一。

在鹦洲乡办访谈时，综治办主任马先锋接到夏丕理索取低保名额的电话。夏丕理是鹦洲乡越战军人上访群体牵头人，乡政府为了安抚他，在2010年给他一个低保名额。现在夏丕理家庭条件好了，子女都在外打工，也建了二层楼房。可是在2012年年底，夏丕理却向综治办主任马先锋提出了新的要求，“给我老婆搞个低保，我就不跑了（上访）”。马先锋当时没有明确回复，让他先打报告再说，这是政府惯用的拖延法。在此次通话中，马先锋表示不满足低保办理标准：有工作、有二层楼房、收入中等水平以上，但夏丕理立马以上访作为要挟。

“马主任，怎么还搞不成？我等几天就要去北京了，你看，马上就8·1了。”

“兄弟，莫着急。现在低保都要民主评议，不评议是违法的。民主评议会有十几个人，等我再做工作。”

“那8·1之前搞不成，我就要去北京了。”

……

政府为了达到维稳目的许诺给上访牵头人（上访精英）好处，希望息访或者策略性的渡过特殊时期（如“两会”时期）。结果，上访人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形成了“上访--给好处-息访-再上访”的循环模式，并且在每次的下一个循环中上访人都提出更高的诉求。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访者的要求，他们就会到更高的政府部门越级上访，进京上访成为他们的杀手锏。夏丕理就是这套循环策略的典型实践者，他以八一建军节将要来临为由要挟乡政府给他低保名额，否则就去北京上访。夏得意、谢荣秋、夏丕理等上访牵头人通过上访不断得到好处并逐步提出更高的要求，上访的理由和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不再重要，通过上访谋利成为目的，“谋利型”上访由此形成。在基层维稳体制中，政府不断地切割社会救助资源这块“慈善性”面包给上访人，不但造成维稳体制的扭曲而且进一步加剧社会救助制度的异化。

（三）村落的反应：抵制与顺从

无论是关系保还是维稳保都致使低保分配公平失衡，在村落内部引起强烈的反应。如果说村干部利用低保制度对上级权力关系作出了抵制的努力，那么在维稳压力体制下，村级组织又不得不“顺从”上级政府，同样将低保作为息访的重要手段和治理资源。下面是一些村民的态度以及在低保制度规范化后村干部的应对措施。

评议组成员X：“关系户公布了，也没有人敢说，都不愿得罪人。又不是我评的，上面指派的。”

评议组成员Y：“即使有反对意见，也没人敢说。我要得罪了他，他、他儿子、他孙子全家人都恨我。两三年来，没人干这事。散会了，有人会在下面说‘他怎么吃低保？’”

普通村民A：“人都有颜面之情。钱不是拿的我的，与我无关。村干部都不愿得罪人。”

普通村民B：“低保养懒汉，有钱有势的人才吃低保，这本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你们千万不要跟村干部说是我说的。”

关系户的关系大都来自市、区等政府部门，面对这些关系村委会一般是无可奈何的。

村支书说，“2010年之前，低保管理的确不规范。严格地说，村里也可以不盖章子，你村里不盖章子，我区民政局也不会同意。这里面有上下级关系，村里有难处”。

为了抵制住上级政府部门的关系，村干部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逐渐取消一些关系户的低保名额。从2011年开始，凡上级领导打招呼要求夏村村委会给予低保通融的，夏村支书都要求申请人将领导的签字复印件留在村委会备案。这部分地化解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但同时也得罪了上面的领导。夏支书说，“我又不是想着升职的乡干部。得罪领导，他们能理解；得罪老百姓，老百姓就不理解，更糟糕！”把上级领导的“招呼”挡回去，并不是所有的村支书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因为现有制度框架下，村的发展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尤其是上级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村委会虽然可以利用低保制度来抵制上级关系的干扰，但却无法抗衡整个维稳体制。在县乡政府都将低保作为一种治理资源的情形下，村两委也别无他选。

夏村5组夏春珍的丈夫时期在厂矿工作，后来去某校读书，读书毕业后未分配工作。1983年分田到户之后，他到处上访说自己是有单位的，要国家分配工作。上级政府为了息访，2007年区民政局给夏村村两委打招呼解决了夏春珍夫妇二人的低保名额。

夏村目前正在上访的是在江上开砂船的夏明。夏明是因为政府整顿砂船运输影响了生意而上访的。夏明说，市、区两级领导都口头答应让他一家吃低保；但夏德金支书要领导的签字。夏明找领导，领导们都不肯签字。结果，夏明没有通过村评议小组在2013年5月份的评审。夏德金支书说，夏明明年可能会通过低保评议，因为他的女儿得了先天性心脏病，他母亲身体也不好。按照低保政策，夏明家庭条件在村落中属于中等以上，即使女儿得了心脏病可以吃低保，但是母亲却不能因为身体不好也吃低保。显然，这是村支书为了息访的一套说辞。

由上可知，中国低保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权力与关系网络中运作并产生了关系保、维稳保，村落社会的公平观念遭到冲击并给村委会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低保成为“村庄第一难事”。村委会可以利用制度资源挡回上级的关系干涉，却无法回避将低保作为治理资源去“息访”的命运。处于权力与关系网络之中的农村低保难以保持自身的救助伦理特质，民政部门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于2011年开始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低保实施办法，试图以制度规范化打破异化低保制度的权力与关系网络。

三、低保规范化的尴尬——以低保公示和申请制度为例

为了抵制地方权力与关系网络对低保制度的异化，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救助伦理属性和社会效果，自中央到地方的民政部门加紧制定各项低保制度，推进低保运作规范化。自2011年以来，C市出台了一系列完善低保运作的制度，包括：民主评议制度、《低保审核审批办法》、《低保责任追究办法》、《完善民主评议制度的通知》、《入户调查制度》、《动态管理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群众监督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受理制度》、《举报有奖制度》等。C市民政局于2012年2月开始采用《全国最低保障信息系统》进行社会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可以说，C市的低保制度建设是较为全面、先进和规范的。低保制度规范化一方面给基层低保实施填补了秩序与规范，另一方面也给基层政策执行者带来更多的尴尬：例如低保名单公示带来的诘难；村干部“做作业”任务量加大；低保申请表的信息涂改、乱填；评议代表的尴尬；关系户的挑战等。下面对前三项作简要论述，后两项在其他部分论述。

（一）公示引发的诘难

自2011年民主评议制度实施以来，村两委必须改变以往有公示制度无公示内容的做法，对评审结果予以7天公示，让村民充分享受低保信息知情权。C市低保公示制度要求：村委会要对评议结果张榜公示7天，无异议后报乡镇部门审核；乡与村委会成员组成调查小组，进一步进行评议，张榜公示7天，无异议后报区民政局审核；区民政局审批，在区救助网站进行为期7天的张榜公示。之前一直作为“村庄秘密”的低保名单一公布在夏村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行政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自然村却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彼此了解情况，知道哪家经济条件差、谁家有病人、谁家有什么关系在外边。看了低保公示名单，村民一边惊讶他怎么能吃低保，一边又在盘算着这家人的关系在哪里。“吃低保”的观念逐渐进入村民的脑海，村民之间相互猜测、传言、攀比。有些村民到村干部家里以询问政策的名义要低保，有的村民干脆直接以年老体弱多病等理由要低保，更有那些村庄狠人明示或者暗示村委会给他低保才会获得他的支持。关系（维稳）户等不该享受低保的人享受了低保，导致低保成为一项没有伦理性的资金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去争取。面对村民的诘问，村干部要么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要么说按照政策办事你也可以申请，村干部的底气不足影响着村两委的权威和信誉度，加大了村庄未来工作的难度。

如前文提到的夏佳志夫妇是因村委会为顾全村支书面子而获得低保名额的，这一被公示便引起了村民的诘难。村民对村干部发出的诘难的本质上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失衡的低保指标分配挑战了村民的朴素公平观念。管理低保申请的王会计说，低保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事”，天天都有人到村委会为低保的事情吵吵闹闹。

（二）“做作业”任务加重

在夏村调查的25天里，笔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4个村干部到村委会填写各种表格“做作业”。为了达到办公现代化，村委会特聘了一个办事员夏坤。50岁的夏坤会运用电脑，他因为患有肺结核病全家3口都享受低保待遇。夏坤虽然名义上是被聘任的办事员，但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村干部，村内的文案工作都由他负责，所以在村委会我们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自2011年C市实行《全国最低保障信息系统》后，村会计每月都要上报低保信息。除了做好网络信息登记外，村委会还要从低保档案管理上进行规范化，从低保申请书的填写到评议过程中的计票、最后的公示结果等材料都要以“规范化文本”留档保存。一份低保申请书共8页，包含申请书个人自述、低保申请表（包括收入、家庭成员）、家产备案、区低保申请对象调查材料（村组、乡、区三级调查记录）、审批表（村、乡、区的审批意见），最后还要附一张所有评议人都签字的民主评议表（2011年是30个代表）。这些材料本应由低保申请者填写，但申请者大多是老年人，他们要么不会写字、要么不会规范填写，对于残疾人、精神病人这就难上加难了。加之，低保申请材料要求信息准确无误，填写任务就自然落到了村干部的肩上。申请人自述栏目一般是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申请理由，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申请表的填写笔迹较为类似、行文逻辑、风格也多有雷同，经过核实确实是村干部代劳，有的是村干部按照村民的申请自述抄写的，也有村干部在当事人申请书上修改的。

如：夏峰声的申请自述：

我叫夏峰声，男，1949年7月出生，今年61岁，家中两口人，家住夏村2组。

我自幼弱智，结婚后有一个同样弱智的儿子。妻子也因为如此家庭和我离婚，现家中一贫如洗，生活特别困难。特向社会救助局申请农村低保，解决我和儿子的基本生活，请考虑批准。

申请人：（空白）

2010年8月3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后，还要公示当次所有申请人的信息和申请理由，以及最后的评审结果。低保工作每一步的规范化都有很多作业要做，文牍工作成为村干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坐办公室成为村干部的常态，农村组织工作方法由原来串家到户“拉家常”逐步向现代化办公形式转变，这种转变既需要村干部付出相应的体力成本，还需要有熟悉现代办公软件的人员、办公条件、办公经费的保障。拿国家工资、坐班制办公、明文公示信息等都是科层制的特征，村干部逐渐走向“准官僚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要做的“作业”会越来越多。

（三）规范化中的反规范化

夏村低保申请表中常见有被涂改、抹掉的地方，据调研分析发现这些多是不规范却真实的信息。将真实信息涂改、在申请表上填写虚假的信息以符合低保规范化的要求，便是反规范化。

低保申请表被涂改最多的地方是家庭人口、年总收入、年人均收入以及家庭成员情况。以2011年9月份的低保申请表为例：申请人夏德祥在家庭户口一行涂改为1人，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将两行人口信息涂抹掉；申请人夏德喜，在家庭户口一行涂改为1人，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将1行人口信息涂抹掉，却在个人自述里提到“妻子有患有病”，显然，家庭成员一行被涂改掉的是妻子的信息。

在翻阅夏村低保档案材料时笔者发现，凡是家庭户口填写超过1人的申请表几乎都有涂改的痕迹，经过涂改修订后的申请表只能看到申请者本人的信息，这种涂改策略至少反映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乡村干部以人为单位而非以户为单位分配低保指标。按照低保政策规定，低保应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如果1份低保申请表里填写该户有2人而最后却只给1个低保指标，是明显违反政策的。但在低保的实施中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是以人为单位而非以户为单位进行低保指标分配的。一方面因为“户”在农村难以确定，老年人与最小的儿子一般不分家，即使在生活中分家在户口簿上也还是在一起的。如果将重残的老人选为低保的同时还将他健康有经济实力的儿子一家人也定为低保显然有失公平。另一方面，低保名额增多之后，除村庄几个绝对贫困户外，再次确认低保对象的难度加大，只要条件“凑合”、“说得过去”就行，那么低保就会向家有重病、年老体弱的农户倾斜，照顾弱者个人则体现村落的道义性，照顾全家则有违道义。夏村2011年开始将低保户变为低保人，村支书讲，“一户若有7、8个人全都吃低保，一月有400-500元的低保金，不公平、不合理，村民反映会更加强烈”。“低保户变成低保人”这种带有平均主义性质的分配方案为一般村民接受、也利于村庄工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第二，涂改家庭人口信息，隐藏家庭人口结构实情。低保政策要求“子女有赡养能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不在低保范围内”，如果子女有赡养能力，农户不能申请低保，因为任何人到老年都有丧失劳动力的可能，在当下国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将所有的养老义务都推向政府，中国农村仍然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申请表中被涂改的家庭信息掩盖了家庭人口结构，其中有些是子女有赡养能力的家庭、甚至有家庭条件不错的家庭，他们在申请书中隐藏了这部分信息，以获得低保名额。即使是那些纯女户家庭，他们大都有自己的养老策略，比如招上门女婿、申请五保户、跟着女儿过日子等。因此，没有完整的家庭信息就无法了解低保申请者的真正家庭情况，关系保、维稳保就可能产生。在缺失家庭信息的情况下将某人评为低保户，甚至会纵容子女不养老的现象：“你看，我不赡养你，你还能吃低保”。表3中第3号龙多梅在2013年被评上低保就是因为儿子不养老、生活艰难。2012年龙多梅之所以没有被评上，就是因为村委会有“纵容子女不养老”的担忧。

第三，虚报收入信息。依照低保政策，收入在当地平均线以下的农户可以申请低保。于是为了获得低保名额，村民在申请表里将家庭收入填的越少越好，在个人自述中将困境描述的越严重越形象越好。其实，在夏村基本上不存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300元（C市2013年农村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了解情况的村支书和村医都说，按照这个标准全乡没有一户符合低保户标准的。在C市，1300元的生活标准很难说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这是乡村干部和村民的共识。但是为了规范化申请者（更多是乡村干部）就必须将家庭收入写得低于平均水平，这就扭曲了低保信息，很容易误导社会救助政策、阻碍其改善。

国家为了低保运作规范化从而制定一系列详尽的指标，村干部和申请对象为了符合低保规范化政策而修改真实信息，结果低保规范化获得的是“被裁剪的事实”，进而出现规范化中的反规范化运作。

四、低保民主评议与退出制度实践

（一）民主评议的程序与实质

中国农村低保真正走向运作规范化是从民主评议制度开始的，由村干部、小组长、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民主评议会打破了以往由少数几个村干部商量决定的低保评选机制，评议人人数和代表层次的增多促进了低保评选的民主化。

2012年C市低保民主评议制度规定：第一，在人员组成上，必须由社区（村）主任、居（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村）民组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群众基础、有责任心、处事公正的村民代表组成；民主评议小组人数由8-10人组成，其中村（居）两委成员不得超过4人。第二，要求低保申请人必须得票80%以上。政府还同时了与民主评议制度相匹配的其他制度如公示制度、入户调查制度、群众监督制度、举报有奖制度等。公示制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入户调查制度要求对于被评选上的低保对象乡村两级100%的入户率、区民政局30%的入户率抽查；群众监督与举报有奖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低保评选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民主评议在刚开始实际运作时，出现了不少问题。如2011年的第一次低保民主评议中，评议代表们的反应如下：

村民代表C：“2011年的民主评议会，最后变成了走形式。乡村干部讲话，领导讲话。张三主持，念名单，问代表们有没有意见，没得，就通过了。一上午就开完了。”

村民代表D：“2011年民主评议，我也是代表。2011年之前都是由村干部决定，组长都不参加决策。我对村干部说：‘你们以前搞人情保，现在上访、告状的多了，你们搞不下去了，找我们当代表的得罪人！’”

2011年夏村低保民主评议小组成员共有30人，30人的民主评议小组显然过于庞大，会议组织成本相对较高，会上也无法做到有效的评议。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主评议制度，2012年3月15号《C市社会救助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城乡低保民主评议制度的通知》对人员组成、票数都进行了规定。调整之后的低保评议小组共有10人，夏村评议小组中有3名村干部、3名党员代表、1名组长代表、3名村民代表。据我们所知，除3名村干部外，7名代表中绝大多数是村民小组长，这些人村庄工作经验丰富，相互之间配合默契，沟通交流起来成本较低。调整之后的评议小组更加具有活力和行动力，民主评议制度也逐渐发挥功能，村民代表的反应和低保评定的结果对此是明显确证。

村民代表D：“当面得罪人，谁都不干。现在都是选票，划勾，票决，谁也搞不清楚是谁投的票。也有人私下打招呼，代表说‘好’，但他不可能跟所有的代表都打招呼。没有选上的人，只好骂代表眼睛瞎了。民主评议效果好一些。”

2012年5月11日夏村进行了2012年度第一次低保民主评议会议。由于2011年的低保民主评议与结果公示的“广告”效应，2012年上半年申请低保的人员一下子上涨到22人，低保申请人情况如表3。

2012年，夏村10人低保评议小组通过推选选出计票员、唱票员、监票员，然后发票、投票。最后，通过80%投票率即8票以上的共有4名低保申请者，村委会在当天即公布了选票结果，四名低保待遇获得者得票情况如表4。

2012年度的评选结果是比较公平的，应该获得低保的家庭都顺利享受了低保待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关系保和维稳保。在18个被筛选下来的申请人中，有村外政治精英夏爱军向村支书打招呼的龙多梅，还有运砂船上访户夏明的父亲夏思真。这一评选结果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民主评议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确保了低保评定的程序公正，其实质是为基层干部抵制外界干扰提供制度供给，即用一套制度规则将处于地方性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评议组成员剥离出来，通过技术化的手段进一步获取结果公平。民主评议制度保证了低保进入的公平竞争，却难以保证低保退出渠道的顺畅，因而并不能保证低保最终的公平公正。

（二）低保退出制度的实践

低保实行动态管理制度，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低保家庭成员及其家庭经济的变化情况进行分类复核，并根据复核情况及时报区民政局办理低保金停发、减发或者增发手续。低保家庭应当向乡政府定期报告家庭人员、收入和财产情况，原则上城市按月、农村按季度复核。（2013年《C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按照动态管理制度规定，农村低保至少一年应该微调一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家庭人员、收入情况增加或减少低保户。但是，低保制度在农村实践中却出现以下现象：除极特殊的情况外，享受低保待遇成为终身制；没有有效的退出机制。

在低保制度运行近7年的时间里，夏村的低保户如果不是一夜暴富是不会被取消低保待遇的。现在“半官僚化”的村干部都奉行“不得罪人”的行事准则，他们知道自己早晚要“下台”和普通村民一样生活，因而要为自己今后的正常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结果低保成为一种“只进不出”的制度。

村干部J：“国家低保本身是做好事，到村里成了坏事。低保成为村庄工作的第一大难题。前面评上的，除非死了，否则难以取消。例如Q，若取消她，她首先会认为是我给取消的。我何必得罪人呢？不取消Q又会得罪普通老百姓。”

评议组成员Y：“我若举手建议把他的低保名额取消了，他自己、他儿子、孙子所有人会恨我一辈子。”

家庭条件转好的低保户或者关系（维稳）保无法被取消，村中出现“家有小车吃低保”的怪异现象，这势必造成村庄内部的公平失衡和人心分裂，也使得低保动态管理制度成为虚设。上级民政部门也逐渐察觉到这种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政策。C市在2012年就通过行政体制展开了“城乡低保年审年检排查工作”，提出重点清理11类人员。2013年“年审年检工作”中又提出重点清理12类人员，要求“要把应该纳入低保的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全部纳入，不该享受低保的对象，全部取消保障待遇，切实提高我区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水平”。重点清理的12类人员如下：

（1）家庭经济情况好转，家庭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全乡最低保障线。

（2）家庭成员中有自然减员未报告的。

（3）进入社保领取退休工资后家庭月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最低保障线的。

（4）子女已成年且就业的。

（5）已领取企业退休生活费，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最低保障线的。

（6）外出打工，离开居住地3个月以上的。

（7）享受保障期间享受住房、建房、购买商品住房的；

（8）就业年龄内，拒绝推荐就业的。

（9）子女有赡养能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10）不如实提供收入情况，虚报、隐瞒或提供假证明的，对入户调查人员态度恶劣，不积极配合的。

（11）因酗酒、赌博、吸毒致贫，通过教育仍不悔改者。

（12）通过信息比对的疑问人员。

鉴于上级政府的体制压力，各乡村基层组织积极开展低保排查工作，在工作能力范围内取消不符合规定的低保户。村干部去低保户家里做工作，劝其同意减少低保名额，但一般都遭村民拒绝。这时村干部往往或动用私人关系劝说、或以其他把柄“恐吓”、或许诺以另外的利益许诺而达到工作目的。2013年5月11日，夏村民主评议小组召开了低保年审年检会议，做出取消7人低保的决定。7人中当事人死亡的有4个，成员就业的有2个，家庭生活改善的有1个。具体公示如下：

公 示

村民主评议小组于2013年5月11日，召开民主评议会，经13位民主评议小组成员投票，鉴于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夏峰声、文昌哥、夏德秋家庭中的户主死亡，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其家庭低保自动取消，其家庭成员按新增低保申报。华仟吉家庭成员华工力（精神病人）已死亡，其低保自动取消，保留户主及其他成员。5组低保户程军、6组低保户夏坤，其子程涛、夏威已参加工作，取消程涛、夏威的低保。夏海家庭，因生活改善，取消其妻于美韵低保。现将评议结果公布如下：（同意票）

夏峰声（2人） 13票 户主死亡

文昌哥（2人） 13票 户主死亡

夏德秋（2人） 13票 户主死亡

华工力（1人） 13票 成员死亡

程 涛（1人） 13票 成员就业

夏 威（2人） 13票 成员就业

于美韵（1人） 7票 生活改善

夏村村委会

2013年5月11日

在2013年7月份的低保名单中，依然能够看到第一节中所列6户不符合低保标准的关系户的名单。村干部通过给夏德朝和路杰二人做工作，在2012年取消了二人的低保，以保留他们妻子的低保作为妥协条件。马大梅、刘四妹和唐法妹三人的低保依然保留，这不仅与他们的关系背景强硬有关系，也与他们的一人低保有关，村委会没有与之“交易”的妥协条件。在2013年5月低保名额被取消的程涛、夏威、于美韵三户中都仍有人在享受低保救助，三户的户主同意减少低保名额仅是“给村干部面子”。三户中不乏有村干部的关系户，相比村外的关系，村干部更容易处理村内的关系应对上级政策。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低保制度运行近7年，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给我们的启示有：

1、低保退出渠道淤塞，村民有低保终身制的观念；

2、村干部怕得罪人的行事准则加剧了低保进出渠道淤塞的程度；

3、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的压力能够给乡村以改革动力并取得一定效果，重点清理12类低保对象的政策在夏村取得一定成效，为夏村低保退出机制的建立提供制度支持；

4、在清理不合格低保对象时存在关系硬的低保户无法被取消的困境，上级政府官员的公权力通过私人关系对农村低保的公平性构成巨大威胁。所以，低保退出机制的形塑不仅要与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相磨合，更重要的是要将上级权力关系关在法制的笼子里。

总之，低保退出制度是低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低保分配公平性、还原低保救助伦理本性的重要保障，各级政府必须重视这项制度建设。

（三）新低保观念的形成

农村低保制度自2007年实施以来，村民由不知情到知情，由“瞧不起这点钱”到竞相争取，在政府努力构建低保公示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建设的同时，村落中逐渐形成新的低保观念并影响着村民的行为。从下面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对此新观念窥见一斑。

3组夏阳杰，80岁，有4个女儿2个儿子，儿女们全部做医药销售生意，孙子们也都外出打工，家庭条件富裕。2011年，他向村两委递交了低保申请书。他认为有的家庭条件比他好都“吃低保”了，所以他也要“吃低保”。

姚爱珍，87岁，虽然儿子得癌症去世了，但她有三个孙子，三个孙子家家都有小车，家庭条件富裕。姚爱珍在2012年也写了低保申请，她认为自己年级大了，丧失劳动能力了，应该国家来养老。

村民F说：“管他呢，申请写一个，评上就评上，评不上就算了。国家的钱，又不是老百姓的，不要白不要。”

夏村6户不符合规定的关系户中除了刘四妹年龄40多岁以外，其他5户全都是60岁以上的群体，而且全都以疾病或者病残为低保申请理由。这些关系户毋庸置疑在村落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应。

通过表3可以看到2012年申请低保的村民有以下特点：

1、申请主体以老年人为主，22人中有18人高于60岁。

2、申请理由以患病为主，除序号1、2、3和13、14五人外，17人全部以患病为由。

3、大都隐藏子女情况，只有序号5、12两人提及子女赡养能力，其余20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综上，在低保实施过程中，村民逐渐形成新的低保观念：无论儿女多少家庭条件如何，一旦年老体弱就应当享受低保，一旦享受低保就应当终身享受。低保金成为养老金甚至仅仅是一项公共资源，低保的救助伦理性质被忽略。新低保观念导致更多不符合条件的农户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申请低保，人人都抱着投机心理去占“公家”的便宜，“反正是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在低保规范化过程中增加更多不规范的内容。

夏村的低保评议和退出制度实践表明，如果国家给予基层组织足够的权力和信任并加以监督与约束，在村内社会中就基本上能够保证低保分配的公平性并有效防止低保制度异化。C市近年来在中央低保政策的指引下积极制定具体的低保落实措施为基层低保运作的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供给并取得一定成效。

五、问题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农村低保制度在基层社会实践中面临以下6大问题。国家每年近千亿元的农村低保资金如果想要实现“再次分配兼顾公平”和保持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战略，就必须针对以下6个问题从行政体制上下力气整治、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1、关系保。在地方权力关系网络中，地方性权力往往能够通过关系变为资源，村庄内的关系户成为村内低保分配公平的直接挑战者。村干部对于村内的关系往往能够通过其他手段再次平衡，例如在C市采取重点清理12类人员的时候，村干部最好做工作的就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低保户。而村外的关系往往来自于上级官员，村干部难以有效处理，有这种关系的人一般家庭经济更好、对村落公平冲击更大。因而，上级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通过权力网络对基层低保的公平性产生更为强烈的冲击。民政部门应当警惕这种隐形的利益关联，将官员的权力关在法制的笼子里，同时加强低保信息的透明度以约束乡村干部行为。

2、维稳保。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政府依然牢守“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考核体系。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资源匮乏，而当下中国的体制造成了高度的地方行政异化，制度的一系列行政、组织、资金、制度成本使得地方政府无力支持。地方政府只好截取社会救助资金，结果社会救助制度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原本是救助社会贫弱群体的公益资金成为地方政府花钱买平安、“收买”上访精英的一种工作手段和治理资源。维稳保是中国维稳体制的衍生品，根源在于渠道淤塞和基层政府丧失政治原则地工作方法，因而重塑基层政权的治权、治责是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的重要任务也是治理维稳保的一剂良药。

3、临时救助资金管理体系不规范。临时救助资金正是因为具有“临时性”特征，在申请对象、资金发放和后期审查管理中存在很大的漏洞，相比低保资金临时救助资金更易被挪用，在鹦洲乡50%以上的临时救助资金被用于军人上访群体的“慰问”上，尤其应当引起相关部门高度注意。建议临时救助资金按照低保资金的政策和制度来管理，加强监督和审查。

4、低保规范化工作中的反规范化。民主评议、公示、监督等一系列低保制度的试行，大大提高了低保管理的效率和规范化，也成为村庄低保民主评议小组抵制外界关系的有力制度资源。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村务工作规范化的过程中存在许多“裁剪事实”的现象，乡村干部为了满足政府制度规范化的要求而“削足适履”，从而掩盖了许多有效的真实信息，不利于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执行。建议民政部门做好调查研究，根据各地实际收入和生活情况制定低保申请标准，并建立真实信息保证制度，督促基层干部还原低保信息的真实性。

5、低保申请标准线偏低导致没有标准。C市2013年农村低保标准线为年人均收入1300元以下，这已经不符合当地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实际情况。乡、村、组三级干部都清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全乡恐怕找不到一户符合低保标准的农户。既然没人符合低保标准，你申请了，我也可以申请，于是引发低保申报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在低保申请表填写中，村干部还要“指导”村民虚报、乱填收入。低保应当满足人们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测度、确立适当的低保标准线是低保规范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政府工作走群众路线、贴近群众生活的体现。

篇9

1.相似的教育背景

《伤逝》与《十八春》都是反映民国时期的爱情悲剧小说，都是以男主人公的立场回忆记录的文章。《伤逝》与《十八春》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与国家动荡的时代。《伤逝》中的子君家境殷实，接受了现代教育；而《十八春》的曼桢家境虽贫困，但也算学业有成。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属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像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再看看曼桢与世钧的对话，世钧道：“我要是知道你要我抢的话，我怎么着也要把你抢过来的。”曼桢不由得噗嗤一笑，道：“有谁跟你抢呢？”这段话可见曼桢对自己的爱情很笃定很自信。由此看来，她们的思想受到时代风气的熏陶、先进思想的影响，正在从世俗礼教中挣脱出来，开始拥有对爱情的自主意识。她们敢于打破旧思想的束缚，认为前方的道路是光明的，只要自己努力，就会得到幸福。她们的人生观是积极的、美好、有追求的。

2.相似的性格

子君和曼桢无疑都是善良、温柔、坚强、执著的女性。子君性格温和善良，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的贫穷，甚至当她被逼离开涓生时，仍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可见她对涓生的关心，对爱情的留恋；而曼桢不愿给世钧增加经济负担，提出晚些结婚，这些都体现了曼桢的聪慧善良、善解人意。这些都是子君和曼桢的最初状态。那坚强执著呢？子君不顾家人反对、不顾及世人流言和涓生同居；曼桢被姐夫产下一子，但仍不放弃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她们都是执著的女性，是为爱情而奋斗而牺牲的知识女性。

二、子君和曼桢的差异

1.人生追求与思想的差异

人生追求的差异，使得二人的思想境界不同，自然人生格局也大相径庭。

子君虽然能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的人生追求就是获得自由恋爱与婚姻的自由，那她的目标实现以后呢？子君的生活在悄然变化，她把精力全部放到琐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碎的家务及侍奉丈夫、与官太太攀比当中，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的特点。渐渐丧了奋飞的勇气和能力，变得平庸短浅。一个新时代女性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她不能与爱人一起进步，不能并肩前行，成了对方的累赘，最终被涓生放弃，郁郁而终。

曼桢是一个表面柔弱却又坚强的女人，清贫的环境造成了她的倔强、坚强、执著的性格；而姐姐卖身供她读书的特殊经历，又使得她特别地自尊自爱；进而反映在人生追求上，她秉持独立生存的原则，这种信念根深蒂固，她不依靠任何人生活（即使是亲密爱人），不因为任何挫折而改变。曼桢毕业后，选择工作来供养大家庭；在爱人提出援手时，她宁愿选择晚婚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谋生；在被、被囚禁、产子、被结婚后，仍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与追求，仍顽强的追求个人幸福，始终坚持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观念。

2.爱情婚恋历程的不同

子君的情感生活在开始是幸福的，经过自由恋爱、与家庭决裂到同居的历程后，二人平静生活了大半年。但随着生活的困苦拮据，捉襟见肘的日子使得二人摩擦不断，加之二人思想渐行渐远——子君陷入琐碎生活庸俗不堪，涓生的软弱和自私使其罔顾伴侣的感受，不愿她“捶着衣角”——最终子君被爱人抛弃，失去了爱的附丽，失却了人生目标，子君回到无爱无希望的旧式家庭中，死已是必然结局。

与子君相比，曼桢的情感历程就曲折坎坷多了。曼桢是职业女性，负担大家庭的生计，有自由恋爱的对象，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她姐姐为了留住丈夫而设计她，使其被姐夫，继而又被囚禁近一年；在这样屈辱难堪的困境下，曼桢生下孩子后仍想方设法地逃跑了，开始自谋生路；后来姐姐死后为了孩子而下嫁姐夫，像行尸走肉般存活；孩子长大了，她又离婚，去了东北解放区。恢复单身的曼桢，能不能重新拥有幸福呢？作者给我们留下了悬念。所以曼桢的结局看似悲惨但又充满希望。曼桢是个有勇气、性坚韧的女性，她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对孩子的母爱、对人生的追求。

三、总结

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民主自由之风渐进，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使得知识女性由从前的“三从四德”、对男性的唯唯诺诺中逐渐摆脱出来，开始追求爱情婚姻的自主权。虽然有些女性只是接受了思想解放的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皮毛，像子君类，以爱情和婚姻自主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一旦目标实现就丧失了追求，退回到旧式生活的圈子，其思想解放的不彻底也铸成了其悲剧人生。而有的女性则不仅思想解放，且经济独立，所以能实现个人对人生的追求，如曼桢类的新女性。她们不仅接受自由思想、女性独立的观念，且将其付诸行动——进入社会，做职业女性，无论生活如何多灾多难，屈辱坎坷，曼桢始终秉承坚韧、努力、仁爱、希望之心去对待生活、尊重生命。所以她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线光亮。

篇10

昆人跟欧洲人接触已有五百年，航海家达・伽马环球航行时就见过他们，但引起学界注意则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了一九五年代，马歇尔一家（Marshall family）专程来非洲考察昆人，女儿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写了《无害之族》（The Harmless People，1959，她也是《狗的秘密生活》的作者），文笔优美，颇为畅销，昆人由此广为人知。一九六三年，哈佛大学的瑞查德・李（Richard Lee）组织团队来非洲“蹲点”，出了许多成果，如瑞查德本人的《昆桑人》（The ！Kung San）、南希・豪威尔（Nancy Howell）的《多比地区昆人的人口统计》（Demography of the Dobe ！Kung）等，把昆人研究推向高峰。后来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提出最具争议的“原始丰裕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理论，认为原始社会的生活远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轻松，部分论据就出自瑞查德团队的研究。《上帝也疯狂》选择昆人为主角之一，也因资料丰富。

不过，瑞查德团队的研究，普遍过于学术，圈外读者不多，唯一例外是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1945-1996）的《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和心声》（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跟其他同仁不同，玛乔丽并非人类学科班出身，学历也只是本科。她本无意于此，只是婚后陪丈夫调查昆人，跟妇女泡在一起，才萌发兴趣，十年磨一剑，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妮萨》，一举成名。该书是饱含先锋意味的人类学著作，也是灌注个人情感的文学作品，影响超出学界，比诸《无害之族》又后来居上，读者至今不衰。

一、玛乔丽与妮萨

玛乔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大学赶上欧美文化造反大潮，热情参加了女权运动。这样的倾向，又是新婚妇女，她很快意识到，以往的昆人研究缺乏女性视角，计划自己写一部，积极采访妇女，结识了本书传主妮萨（化名）。

两人初遇时，玛乔丽二十三岁，本科毕业，新婚文青，如同欧美造反的其他“六八一代”，有浪漫的憧憬，也难免青春的迷惘，情绪用鲍勃・迪伦的歌词形容，那就是“答案就在风中飘”；妮萨呢，约四十九岁，有无数情人（宣称“手指脚趾用上也数不完”），结过五次婚、生过四个孩子（全死了）。插一句，分娩，哪个社会都习以为常，但昆人大不同―孕妇必须独自到野外去生娃，不能有人陪，分娩时坐着，不许动也不许哭，否则被视为懦弱，族人鄙夷，丈夫抛弃。生育对昆族孕妇考验之大，非现代妇女能想象。妮萨虽然历尽沧桑，但生命力仍然强悍，张扬恣肆。最初结识，玛乔丽对她印象不佳，妮萨老来营地晃悠，要这要那，“声音又大又尖，老想引人注意，没个消停”，“还有点莫名其妙地卖弄风情”。玛乔丽烦得不行，东躲，躲不掉；最后无奈，心想不如干脆采访她算了，结果意外发现妮萨出口成章，经验丰富，逻辑清晰。

一次，妮萨谈到自己的“最初记忆”，说曾陪母亲分娩，母亲生下弟弟后，要她回家找挖土棍来埋了，免得她断奶太早。妮萨一听，哭了，苦苦哀求，说自己不吃奶，只求弟弟好好活着，救了弟弟。这故事，玛乔丽听得毛骨悚然，又疑云满腹：母亲要女儿帮自己杀婴，有这样的事？怀疑妮萨撒谎。人类学家被信息人哄骗，屡见不鲜，玛乔丽钦佩的前辈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就栽了大跟头。玛乔丽起了戒心，疏远妮萨，转去采访其他妇女。

不料，采访其他妇女，有了比较以后，玛乔丽越发觉得妮萨不寻常：首先，妮萨谈的许多事，其他妇女也谈到了，可见并非杜撰；其次，妮萨会讲故事，故事有头有尾，有细节，波折起伏，其他妇女望尘莫及；再次，妮萨耐心，在意她听懂没有，说话也坦诚风趣。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依我看，是妮萨的“野蛮生长”，让温文尔雅的玛乔丽不自觉受其吸引，甚至暗暗羡慕。比如，妮萨被前夫反复纠缠，忍无可忍，盛怒下衣服，大喊：“这儿！这儿是我的……看着！这就是你要的玩意儿。”把前夫赶跑了！玛乔丽想必咋舌不已―要知道，《小二黑结婚》里到老涂脂抹粉的三仙姑，就让某些美国女权主义者五体投地了……

玛乔丽再访妮萨，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内容”。此后的访谈，妮萨很投入，也很享受，除了少数时候要玛乔丽提示，多数时候自由发挥，滔滔不绝。两人彼此玩笑，说玛乔丽是妮萨的“侄女”，正要妮萨“姑妈”传授生活的“真谛”。玛乔丽说自己想以妮萨为传主，把访谈录音整理成书，征得了妮萨的同意。

《妮萨》，从采访到出书，历经十几年。其间，玛乔丽从初出茅庐的变成了母亲，她承认，在长年的整理中，妮萨予她诸多精神滋养，这场跨文化交流成了她的“小清新成长史”。书一出版，好评如潮，不断再版。

因为《妮萨》的成功，两人有了个“小团圆”：玛乔丽成了女人类学家，当上了大学教师；妮萨呢，也拿到部分稿酬，买到奶牛，改善了生活。

二、活历史・死文字

玛乔丽用女性视角研究昆人，意在探究：史前社会，女性生活如何？情感如何？女性身份对她们有何意义？在她看来，这些是人类学的“学术问题”，也是女权主义的“政治议题”。

史前史料，哪都匮乏，通行做法是以残存原始社会的情况来补充。就中国而言，《妮萨》就很适合跟先秦典籍对读。比如，昆人妇女吵架，多因食物，彼此指责的常用词是“吝啬”。妮萨承认，自己跟闺蜜再好，也为吃的天天吵架，指责对方“吝啬”。她给人类学家瑞查德和南希干过活，说“他们是最好的人”！原因是：“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从不拒绝。”她有一句话很经典：“什么都让我开心，除了吝啬鬼。我讨厌吝啬鬼。”不只她如此，昆人妇女大都这思维，有个妇女给玛乔丽反复讲这类故事―“她在东南西北的父母、兄弟姐妹、姨父姨妈，曾经拒绝给她根茎、浆果、坚果或者肉，然后第二天、下一周或者下个月，当她也有某种根茎、浆果或者其他东西时，她爸妈以及其他人等前来讨要，她便获得了拒绝对方的大好机会，然后她真这么干了！”

这些，我们不宜只视为个人性格，还应从社会层面理解。狩猎采集社会，食物匮乏，互助才能生存，对“吝啬”的指控，实为一种实现公平的“经济伦理”。比如，昆人还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强调“谦恭”。谁要打到大猎物（对“肉饥渴”的昆人，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回村后，不但不能张扬，反要表现低调，一声不吭地坐着，旁人问才能开口，说出后，还得强调是个小猎物，“不值一提”，要不这样，就会被视为无礼之徒，遭到舆论抨击。这样的规矩，意在打击“个人英雄主义”，维护群体团结。瑞查德最初不知道这，曾特意买了头肥牛，宰杀后请昆人大快朵颐，满心以为他们会夸奖一番，不料昆人一边吃一边指责肉太瘦，难吃，他急得直瞪眼……据观察，昆人经常彼此馈赠，没什么私人财产，擅长合作，可见这些“道德监控”的成功。由此推论，先秦诸子讲“以义制利”，讲“谦恭”，不是精英的发明，而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传统。人类社会演进到国家形态，有了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机制，经济伦理才又添了孔子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昆人的“吝啬”，到周人的“不均”，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与经济伦理共同演进的“草蛇灰线”。

不过，最合适跟《妮萨》对读的先秦典籍，我以为，是女性“众声喧哗”的《诗经》。《诗经》时期的周人为农耕社会，已有国家；昆人为狩猎采集社会，连酋长都没有，两个社会有差别。但从《诗经》来看，采集渔猎仍是重要家计，特别是采集（《诗经》第一首《关雎》就写采集，周人采集也由妇女来干）。由此推论，《妮萨》的“活历史”与《诗经》的“死文字”，不少地方可以相互发明。比如，玛乔丽发现，昆人不论男女，“饮食男女”经常“混为一谈”，大开荤笑话。一次，她随妇女外出采集，有女孩过来，说玛乔丽是不是“饿肚子”。她没听懂，回答说自己有吃的。女孩又问了一次，表示玛乔丽听岔了。玛乔丽回头一瞅―那女孩直直地站着，撩起遮羞皮裙，露出―才恍然大悟讲的不是“饮食”，而是“男女”。旁边的妇女捧腹大笑，然后全身，跳起舞来……这般场景，《诗经》时代想必也不鲜见吧？

又如，《诗经》，情诗很多。《野有死》：“野有死，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桑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匆卜汀！蔽颐强刹握铡赌萑》来读：“除了丈夫，你得有些情人。一个男人能给你的东西很少，就一种吃的。但有几个情人，这个给你些，那个给你些。这个晚上送肉，那个送钱，另一个送珠子。你的丈夫也做各种玩意送你。只跟一个男人过？我们不这样。男人会只想着你吗？”太缺食物了，所以妮萨认为，情人如同丈夫，不可或缺。她有情人，母亲和姨妈有情人，许多昆人妇女也有。至少，这是部分昆人妇女的“情人经济学”。《野有死》的“女”与“吉士”，什么关系？没有“标准答案”，但《妮萨》为《诗经》开了扇毛玻璃的窗，你可以浮想联翩……

昆人社会，女人地位很高，男女平等程度远超农业社会，没有重男轻女这回事。事实上，采集狩猎社会，两性平等程度都高，不独昆人。但玛乔丽发现，昆人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下降了：随着生产力提高，食物增多，男性逐渐获得更大权势，女性因为得照顾更多孩子，反倒淡出了集体事务―生产力发展加剧了男权。她推测：或许，男权就是这样强化的。

这个结论，实为卢梭“越文明越堕落”的当代版。因为卢梭和基督教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热衷到原始社会找“伊甸园”（也有反其道行之的人类学家，比如Napoleon A. Chagnon，热衷寻找“地狱”，如此政治不正确，导致他在欧美声名狼藉）。米德就到南太平洋的萨摩亚找了个“伊甸园”，写了《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宣称那里没有性压抑，没有和暴力，畅销欧美，至今仍是销量最高的人类学著作。这书，嬉皮士当寻欢作乐的“理论根据”，大哲罗素也深信不疑，五十年后才被另一位人类学家弗里曼（Derek Freeman）证伪：事实是，萨摩亚人的率比“堕落”的美国人还高，暴力程度也毫不逊色。米德“田野调查”时，萨摩亚人跟欧洲接触已有百年，文献不匮乏，但米德的“满纸荒唐言”，赢得了五十年喝彩，弗里曼捅破以后，反被米德的仰慕者痛批，也真是“一把辛酸泪”。玛乔丽钦慕米德，对昆人颇多赞美，不过人毕竟本分，没刻意掩盖“伊甸园”的黑暗。比如，妮萨的家祸―女儿十四五岁嫁人，丈夫强行寻欢，推推搡搡，摔断她的脖子，致其身死，也就赔了五头羊了事（其中两头还得送给法官为谢）。这只是冰山一角，后来玛乔丽又记录到更多暴力事件。她老实承认，狩猎采集社会再平等，也还是男权社会。儒家的“三皇五帝”，并非天堂；卢梭的“高贵野蛮人”，只是神话。

总之，玛乔丽为了探索史前女性的境遇，对昆人妇女的生活，大到杀婴、婚育、宗教、情人，小到性游戏、荤话、月经，都留心考察，仔细询问。这些私密事，妇女不可能跟男人启齿，但肯跟玛乔丽谈，所以她也就能秉笔直书，详细记录妇女们的喜怒哀乐。后来，人类学家Blanca Muratorio到南美洲亚马逊雨林调查，有土著妇女瞅见他的《妮萨》，请求译几段，结果听后大起共鸣，可见其成功。

三、像文学一样的“人类学”？

形式上，《妮萨》属于“实验人类学”。

玛乔丽没受过专门的人类学训练，但喜欢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14-1970）。刘易斯以“贫困文化”理论知名，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根在有导致贫困代传的文化。为验证这理论，他访谈了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地的贫困家庭，将其口述整理成书。老实说，他的理论未必全错，但到底政治不正确，逐渐被人淡忘了；然而他的著作始终销量不错，原因是口述生动，人物鲜活，吸引了很多读者，有的还拍成了电影。这些口述，家人之间的攻讦也好，扯谎也好，刘易斯一概不删，留给读者自己揣摩，有点像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小说”（复调小说）。留居美国的张爱玲也爱读刘易斯，评价很高，认为有“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谈看书》）。理论被人淡忘，故事流传世间，正印证了歌德讲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玛乔丽写《妮萨》，为“抓住读者”，特别注意文学效果，她取法刘易斯，便意在叙事的文学性。

其实，叙事本是人类学萦绕不散的“幽灵”。早期人类学家不讨厌讲故事，甚至爱讲故事。但结构主义兴起后，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更在意故事背后的“结构”，对叙事兴趣缺缺，人类学也就多了ABCD，少了喜怒哀乐。直到“解释人类学”兴起，强调人类学是关于“意义”的学科，故事是阐释意义的重要形式，探索新的人类学叙事形式才蔚成风气。

玛乔丽也是探索者之一。她后来谈到，《妮萨》运用了三种“叙事声音”：一、妮萨的声音（妮莎自述）；二、人类学家的声音（对昆人的介绍）；三、玛乔丽的声音（记述自己跟妮萨和其他昆人的交往）。这话体现了叙事学（特别是苏俄理论家巴赫金的“多声部叙事”）的影响。玛乔丽读大学时，叙事学迅速发展，它对“叙述声音”的强调，不但影响了文学，也影响了人类学。

实际上，“叙事声音”之于人类学，因牵扯到田野调查，比文学更棘手。小说家处理“叙事声音”，可以随心所欲，无中生有，人类学家不成，因为“叙事者”（人类学家）与“信息人”（研究对象）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双方关系如何？人类学家如何获取信息？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双方在“面对面互动”中的“利益博弈”“文化误读”与“文化对接”，不宜回避。

如今，“面对面互动”是微观社会人类学的重要内容，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脍炙人口，但这已是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事，早期人类学家不怎么在意“面对面互动”，更关注对象本身，视为“客观实在”，很少意识到自己和研究对象为“主观VS主观”。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田野调查开山祖，公开出版的著作同情土著，痛斥种族主义。不料，去世后，田野调查日记刊布，其中不乏对土著的种族主义鄙夷，跟著作的反种族主义姿态恰成反比，震惊学界。人类学家由此反思，汲取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和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认为“田野调查”到底不是“物理研究”，难免主观，也应容许主观，但人类学家理当展示人类学制作的“后台车间”，“”跟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而不应“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玛乔丽用三个声部来结构《妮萨》，就体现了这种学科反思：第一个声音是“妮萨的声音”，按时间顺序，从童年讲到老年；妮萨放浪不羁、际遇坎坷，在哪个社会都是异数，但个性再强，也生活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玛乔丽为此设了“人类学家的声音”，综合对其他昆人的访谈，汇成情况介绍；第三个声音是她自己的声音，马林诺夫斯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塑造成“反殖英雄”，玛乔丽则再三申明自己是有点浪漫情怀的“新婚妇女”，对婚姻忐忑不安，接人待物毫不老练―倒也暗合现代主义文学的“反英雄”潮流。她坦言，跟丈夫调查之初，怀抱“不破坏”昆人生活模式的念头，不肯送烟草送礼物，同事苦劝不听，却不想想：一点好处不给，你们凭什么骚扰人家？结果激怒昆人，给了个下马威，禁止他们来打水，最后他们“被迫妥协”；也不避讳访谈不顺时，沮丧、烦躁、疲惫……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原始社会也如此。人类学家得为信息付酬，“叙事者”（人类学家）之于“信息人”（研究对象），首先是利益交换关系，这是田野调查的通例。她与妮萨也如此。玛乔丽承认，虽然双方“交流深入”，但自己“不是妮萨的密友，她也不是我的密友。她很少问我的事，对我的生活不怎么感兴趣。毫无疑问，她接受访谈意在获利”。话虽如此，她有时还是难免想从妮萨那儿得些感动，结果？每每被妮萨要钱要物的裸的“物质主义”挫败。如前所述，狩猎采集社会，技术原始，衣食匮乏，现代社会视为“蝇头小利”的东西，昆人趋之若鹜，玛乔丽的小清新思维，于沙漠中的他们如同大海里的巨鲸一样难以理解。这些沮丧经历，玛乔丽也秉笔直书，迂得可爱的模样跃然纸上，令人莞尔。玛乔丽自述，为平衡这三个声音，先后数易其稿，可见“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

探索人类学的新叙事形式，反省“叙事者”与“信息人”的互动关系，是一九八年代前后的一股潮流，《妮萨》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但《妮萨》的多声部结构的确别出心裁，又不像其他人类学家如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文森特・克拉潘赞诺（Vincent Crapanzano）的《图哈米：一名摩洛哥人的肖像》（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那么形式化，内容与形式结合得恰到好处。所以《妮萨》一问世，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两部经典《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都给予积极评价。

《妮萨》虽然成功，也不是没有批评。有人质疑玛乔丽是否真能“让土著说话”。因为，“妮萨的声音”虽为妮萨自述，但毕竟剪裁过，玛乔丽也承认剪裁时“无疑怀有或显或隐的偏见”。这个批评或许苛求，但有女学者指出：照昆人习俗，玛乔丽和妮萨为姑妈与侄女关系，妮萨是依照昆人的“辈分模式”跟她聊天的，叫她“女儿”，讲什么，不讲什么，当有昆人的“规矩”在；但玛乔丽对此认识模糊，有时还宣称妮萨是她“远方的姐姐”，混淆了两人的辈分。由此推论，她对妮萨的解读，误读之处当不少。这一批评独具慧眼，值得参考。

四、风，带走了……

玛乔丽与妮萨，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一九，结识妮萨二十年以后，玛乔丽身为人母，第三个孩子才十五个月，突然被告知已患乳腺癌。晴天霹雳，死亡的阴影压上身来，深感绝望的她想起十四年不见的妮萨―妮萨经历了丧父丧母丧夫丧子等重创，却始终意志顽强，生命不息，向来激励着玛乔丽。于是，她孤身抱病重返非洲，希望从妮萨处获得些生活的勇气，寻找青春的美好回忆，也不讳言自己想接受巫医治疗（妮萨就是个女巫医）―没准有效呢？

重逢时，玛乔丽已是中年，头发白了，却发现妮萨仍然精神矍铄，一如往昔。她跟妮萨及其族人共同生活了四个星期，抱病从事田野调查。回国前，妮萨等人为她举行治疗仪式，宣称说服神灵，祛除了疾病―当然，这我们只能视为祝福了。不过，再见妮萨，的确使玛乔丽焕发了奋斗求存的勇气。回国后，她一面跟病魔抗争，一面写作《重访妮萨》（Return to Nisa）。这一次，她不再采取“多声部”结构，完全只有“玛乔丽的声音”，坦然记录了一名身患绝症的人类学家在重访故地、寻找青春时的迷惘、观察与反省，有人类学家的敏锐，也有身患绝症的忧郁，充满对爱与死的思考，虽说叙事探索收缩了，但抒彩反而更为浓郁。

从《妮萨》到《重访妮萨》，二十年过去，玛乔丽发现，妮萨的某些回忆发生了微妙改变：原先说跟某某正式结过婚，现在说没有；原先说生过四个孩子，现在说只生了三个；更诡异的，是杀婴的最初记忆，原先宣称是苦苦哀求母亲，救了弟弟，现在跟弟弟关系恶化，改称自己当时配合母亲，巴不得弟弟死了有奶吃……孰对孰错，这里不是重点，倒是说明了田野调查的复杂，记忆的易变。

跟《妮萨》相比，《重访妮萨》更像工作笔记，如同“后台车间”，更充分地暴露了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特别是利益交换过程：这次重逢，妮萨大骂原先赞为“最好的人”的瑞查德，因为嫌玛乔丽托他转来的礼物不够丰厚，疑心瑞查德“拔了毛”；玛乔丽请人为她举行治疗仪式，某个昆人拒绝借鼓，除非给钱，偏偏这哥们刚大病了一场，全靠玛乔丽才捡了条命。病还没好呢，恩全忘了。玛乔丽想不通，跑去论理，对方振振有词，说救我是你自愿的，跟借鼓要钱两码事。玛乔丽气得直落泪……

作为读者，我们或许纳闷，甚至寒心：要这样“一地鸡毛”，玛乔丽干吗念念不忘非洲？很简单，田野调查是苦不堪言，信息人也是百般索要，没个消停，但人类学家获得的“文化震惊”体验如同橄榄，回味无穷。玛乔丽的委屈还是小的，写《天真的人类学家》（Adventures in a Mud Hut，1980年）的人类学家巴利（Nigel Barley），调查时出了车祸（掉了几颗牙），遭了贼（偷个精光），患了疟疾（病得撒尿时全尿在脚上），“不可抑制地放声大哭”，回到英国“像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踉踉跄跄”，“想到自己是西方人就谢天谢地”，但田野调查“阴险地让人上瘾”，没几个月，他对非洲思念不已，卷铺盖又回去了。同样，要不是回国后生了三个娃，玛乔丽也不会拖了十四年才重返非洲。正所谓“走得更远，离自己更近”，玛乔丽坦言，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返非洲，意在寻找自我、理解自我，所以她感谢妮萨的故事，视为“最珍贵的礼物”。相形之下，田野调查的辛苦窝心，当然也就不值一提了。

一九九三年，玛乔丽买好机票，计划再赴非洲，因医生阻止，未能成行。又过了三年，《重访妮萨》基本完成，年仅五十二岁的她便撇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走了。次年，妮萨得到消息，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叹息说：“伟大的神带走了我的女儿，弄瞎了我的眼睛。她就像我的眼睛，神带走她，我的眼睛也就瞎了。不知道还能再见不，因为神把我的女儿带走了……”二年，《重访妮萨》经亲友们整理后问世，妮萨这话用作终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