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诉讼法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最新诉讼法，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案例分析题

题目1

案例一：

案情介绍：原告：刘某、王某、张某、马某。被告：某市煤矿技工学校。刘某、王某、张某和马某是某市煤矿技工学校的学生，王某和张某在2006年4月30日的数学考试中有抄纸条作弊的行为，刘某和马某在5月2日的电子技术和机械基础科目考试中有抄纸条作弊的行为。2006年5月3日，某市煤矿技工学校根据劳动部颁发的《技工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对该四名同学作出了责令退学、注销学籍的处理。刘某等四人不服，依法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处分决定，恢复四人的学籍。在法庭审理中，刘某等四原告诉称：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籍的处分过重，侵犯了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合法权益，且处理决定程序违法，故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处分决定，恢复四人的学籍。被告某市煤矿技工学校辩称：学校对刘某等人作出的决定属于学校的内部管理行为，技工学校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原告无权提起行政诉讼，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的起诉。

《技工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对于违反纪律和犯错误的学生，学校应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者，可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责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等纪律处分。第二十八条：处分学生必须经过校务会议讨论，校长批准执行，其中责令退学和开除学籍处分，需报学校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劳动部门备案。

问题：

1.什么是行政主体？

2.结合本案分析被告某市煤矿技工学校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3.分析本案，你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能否支持？

答：

1行政主体是：具有行政权力的机关。如本案当中的技工学校学

2有,因为学校可以决定是否发毕业证，所以是行政主体。

3能,学校是行政机关（在上面已经说明），学校程序非法，没有需报学校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劳动部门备案。所以原告的请求应该支持。

题目2

案例三：

案情介绍：李某系从事饮食业的个体工商户，出售自制的蛋糕，李某自制的蛋糕未经有关部门进行

检验。这一行为被某工商局查获。根据个体饮食业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对此类违法行为，应予以警告、没收违禁食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在工商局查获前李某出售蛋糕共获利800元。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工商局没收了李某尚未出售的蛋糕，没收其违法所得800元，并且工商局认为李某曾因故意伤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刚出狱，因此要重罚，又处以李某2000元的罚款。

问题：

1.工商局对李某的违法行为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

2.工商局对李某的违法行为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否合理？

3.你认为本案应如何处理？

答：工商所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合法的，但不合理，违背了行政合理性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对李某的罚款行为上。本案中，根据法定的罚款幅度的规定，工商所对李某处以2000元的罚款属于法定的幅度内，其行为没有超越法律，不与法律相抵触。但工商所在法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行使恰当，对李某进行2000罚款，处以其违法事实情节等为据外，于一种不正当的考虑而做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背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行为。

题目3

案例二：

案情介绍：在2003年10月15日，A县政府根据《发展A县经济的实施规划》，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出了一项《关于对A县几家工业企业进行调整的措施》的决定，其中决定将属于集体所有制的A县机床附件厂与属于国有企业的A县机械厂合并为A县机械总厂。A县机床附件厂不服县政府的这一决定，认为合并决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侵犯了企业的自营自主权，遂向A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县政府有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告诉县法院，这一合并决定是为了改革和发展A县经济、解决县机械厂的经济困难作出的，县机床附件厂应当顾全大局，服从县政府的决定，同时，县政府要求县法院应与县政府态度一致，维持县政府的改革措施，对县机床附件厂的起诉不予以受理。

问题：

1.分析A县政府的《关于对A县几家工业企业进行调整的措施》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

2.你认为A县法院是否有权受理此案？

3.你认为A县法院是否必须服从县政府的意见？

答：

1、A县政府的《关于对A县几家工业企业进行调整的措施》的性质是其他规范性文件或红

头文件。

2、A县法院有权受理此案。因为A县政府的文件面向企业是特定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且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3、A县法院无须服从县政府的意见。因为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县法院，有独立行使行政案件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题目4

案例四：

案情介绍

某年9月，张某因家庭住房困难，在征得街道居民委员会同意后，即在某街道路边修建了总面积为32平方米住房两间，并于建成后迁入居住。经群众反映，某区政府规划科发现问题，随即派员赴现场了解核实情况，其间与王某发生争执。同年10月，区规划科以自己的名义，依照某市《城市建设规划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作出限期15日拆除违章建筑的通知书，同时依法处以300元罚款。

张某不服该处罚，起诉至区人民法院，请求予以撤销，其理由是：（1）确有困难，且他人也有违章行为，为何单罚我一人；(2)区规划科无权处理此事。区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

经审理，区法院认为：(1)街道居委会属于城市群众自治性组织，不是行政机关，更不是具有规划管理职权的机关，因此街道居委会的“同意”无效；(2)张某起诉理由第1条不成立，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违反国家法律、法规；(3)区规划科对案件的处理虽然正确，但区规划科无行政主体资格，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王某违章建筑行为作出处罚决定。

因此区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撤销了区规划科的行政处罚决定。区规划科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其理由是该科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为区政府第29号文件曾授权区规划科有权依法对乱占地建房的当事者予以处罚。

问题

1．区规划科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是本案的焦点，你认为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吗?为什么?

2．对区政府的授权行为应如何看待?

答：

1、区规划科不具备行政主题资格。区规划只是该区城市规划管理局的一个职能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没有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能力，故其行为没有法律效力。

2、区政府的授权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题目5

案例五：

案情简介：1986年7月18日，赵C出生于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出生后用“赵C”进行户籍登记。

2005年，用“赵C”申请第一代身份证，当年6月16日月湖公安分局签发了身份证。2006年8月份，当赵C到月湖公安分局江边派出所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却被民警告知：公安部有通知，名字里面不能有“C”字。后来到月湖公安分局户政科了解，“赵C”的姓名进不了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被建议改名。2007年7月6日，赵C向鹰潭市公安局申请，要求继续使用“赵C”姓名。同年11月9日，鹰潭市公安局作出批复，要求赵C改名。依据是公安部《姓名登记条例（初稿）》有规定，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外国文字、汉语拼音、阿拉伯数字等字样不能用。

为了捍卫自己的姓名权，赵C在2008年1月8日，到法院起诉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一审法院责令被告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允许赵C以‘赵C’为姓名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庭审理围绕

“C”是不是数字符号；取名“C”是否损害社会管理秩序；公安局拒绝换二代身份证是否合法展开辩论。

最后，在法院的反复协调下，当事双方在庭外都表示愿意妥协，双方最后达成和解。法院对“赵C姓名权”官司当庭作出二审裁定，裁定撤销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赵C将用规范汉字更改名字，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将免费为赵C办理更名手续。

问题：

1.《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能否作为公安局作出批复的依据？为什么？（8分）

2.说说你对本案的看法。（要求字数不少于100字）（12分）

篇2

新刑事诉讼法对整个职务犯罪侦查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措施,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 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制度

辩护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辩护权是各项诉讼权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权利,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大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辩护权保障方面有了巨大进步。

一方面,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原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辩护人地位,并且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或者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须经侦查机关批准;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以上修改为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权利保障提供了前提条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获取更加全面的法律帮助和辩护。

另一方面,完善了辩护人的通信和会见程序。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不仅是对辩护权的保障而且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体现。

以上规定,不仅能够更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检察机关更加注重保障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有效发挥辩护职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进一步规范了侦查讯问程序,建立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为追求办案效率,极易发生刑讯逼供等侵权现象,为了加强对公权力制约,有效遏制刑讯逼供, 防止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和以其他方法获取口供的现象发生,实现讯问程序的合法性,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采取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采取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传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这里对超过十二小时的拘传作出了明确的条件要求,不仅要案情特别重大复杂,而且还应当是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以上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侦查讯问过程中发生刑讯逼供或者其他非法取证的现象发生,有利于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进一步规范侦查取证程序

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的行为,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彰显程序正义,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并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在保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基础上,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不仅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证据制度的一大进步,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对程序正义的重视;此外,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二是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确立,对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更进一步提高了侦查人员的取证难度。

二、检察机关应对挑战的基本策略

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完善和细化体现了国家对程序正义的重视,与此同时也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进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检察机关侦查能力水平,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检察机关必须转变侦查模式,改进侦查方式方法,积极应对挑战,切实做到保障人权。

(一)转变思想观念,加强理论学习

实践中,由于办案机关侦查手段的科技化水平不高,职务侦查长期奉行“口供主义”,侦查中十分依赖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收集和运用,利用口供来获取犯罪线索或其他证据资料,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实际上成为了“证据之王”过分依赖口供,既容易导致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取证等侵犯人权现象的发生,也往往使得口供的证据能力成为争议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对讯问程序的规范使得检察机关不得不转变思想观念,加强言词证据与其他证据结合并重,摒弃将言词证据作为案件的唯一突破口的传统侦查观念,树立人权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到整个侦查活动中,并且要加强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为迎接挑战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二)调整侦查策略,提高办案效率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带来了巨大挑战,也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的办案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要做到严格遵循新刑事诉讼法的同时,保证办案任务的完成,就必须从侦查方式方法上下工夫,转变以前的一条线办案模式,实行分组办案的侦查手段,将办案干警分为案件突破组和组,突破组主要负责讯问犯罪嫌疑人,组主要负责案件线索的收集工作,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切实做到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同时,提高办案效率,保证案件质量。

(三)充分利用技术侦查权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4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也更为隐秘,并且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能力普遍较强,使得职务犯罪的侦查难度越来越大,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无疑是赐予检察机关职务侦查的利器,因此,在侦查活动中,检察机关应着实利用好技术侦查权,利用科技手段实现侦查手段的进步,提高办案效率。

篇3

新刑事诉讼法为有效惩处职务犯罪，在96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侦查权尤其是增强了强制侦查权，包括强制措施的扩充、侦查手段的扩张和取供条件的改善。例如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可以决定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扩大的侦查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得当的话，将会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如果使用不当，则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笔者谈谈反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在新刑事诉讼法规则下面临三个难题以及应对措施。

问题一及应对措施：审讯策略标准不明确

口供常是证明犯罪及扩大战果的最好证据，在有些案件中，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甚至无法定罪，因此对于侦查人员来说，获取口供是优先选择项目。但是，犯罪嫌疑人也知道作有罪供述将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接受更为严重的处罚，将竭力和侦查人员进行博弈。侦查人员为获取口供，会采取相应的策略，这些策略可能包含一些威胁、引诱、欺骗等成分，而新刑诉法规定了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讯问中，使用策略获取的口供及延伸证据就面临非法证据排除的检验。因此，侦查讯问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去把握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审讯策略标准？法律并没有给予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难题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点，首先，制度实践观念先行。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程序要求和人权保障要求，侦查人员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更新观念，严格履行程序法上的要求，避免因为程序不合法而使得有利证据变为非法证据；其次，应该尽快制定讯问规则审讯策略的标准。为了避免出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运用的心理战术被认为非法证据，应该尽快制定讯问规则，例如 “威胁、引诱、欺骗”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建议采用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以及关联性的标准。合法性即以法律允许的措施进行讯问；合理性，即讯问的方式以一般人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实施；真实性是指通过心理方法等方式的运用让被讯问人自觉的认为内容是真实；关联性是指采用其案件其他案件相关的信息获得供述是可行的。

问题二及应对措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效力问题

笔者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做法是认同的，这是对质条款的真正实现。除新刑诉法外，早前的“两高三部”联合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该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不管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具体规定侦查人员作为证人的证据效力、符合什么条件的侦查人员必须出庭等。

首先，侦查人员出庭，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侦查时使用的侦查手段是否合法，所得证据能否被法庭采信的，但是出庭侦查人员的证言效力是否还需要其他相关的证据的佐证，如果其本人能够证明所得证据是合法的，法院是否可以直接采信其证言；其次，侦查人员在侦查时候为获得证据会采取必要的审讯策略，这种审讯策略的标准如前文所说，本身就存在争议，侦查人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非法证据的标准中；再次，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能否申请司法保护问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将和其他出庭作证的证人一样，直面被告人，那么能不能和其他被告人一样申请司法保护？最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以自然人的身份还是以办案部门的身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首先，确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身份是办案部门的代言人，而不简单地以自然人的身份出庭，这样还可以避免对方要求涉及案件的侦查人员全部出庭，节省司法资源；其次，必须在明确审讯策略标准的前提下，提升侦查人员的抗辩能力，一线的侦查人员作为对抗制度的当事人出席庭审，这在新刑诉法实施之前很少有过，应在平时就和公诉机关加强沟通，并自我锻炼，防止陷入对方布下的各种陷阱中。

篇4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50-01

一、立法现状

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同修订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相比：

1.辩护人的会见、通讯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但侦查阶段的会见是有限制的，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会见、通讯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但又未对这三类案件具体如何判定做出规定，可能被侦查机关利用，任意扩大解释而拒绝律师会见嫌犯。

2.吸收了《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在押嫌犯的条件，只要三证齐全，律师有权在48小时内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且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不被监听。

3.虽然《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最新《六机关规定》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辩护人、诉讼人的申诉或者控告后，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辩护人、诉讼人。”这些看似为辩护人提供了救济措施，但是救济力度太轻，没有规定各个机关阻碍辩护人权利要受到怎样的惩罚。没有惩罚的义务无法贯彻执行！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侦查机关再也不能以《律师法》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法》相背离而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公安部也及时出台了最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第48条和49条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并且对《刑事诉讼法》中需要经过批准的特殊案件的审核标准进行了规定，“除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外，应当作出许可的决定。”并继续对何为有碍侦查和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做了解释。综上，就会见权的保障而言，再增加一项救济措施就算基本齐全了，另外需要讨论的问题就集中在执行方面了。

（二）完善建议

会见权是当事人和辩护人实现平等武装的基础，需要提供便利，但犯罪人与侦查机关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一味强调会见权，而忽略了侦查机关面临的案件多、技术落后、手段有限的无奈境地，只会使侦查机关更加抵触该法律的实施，再好的法律也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在会见权上一定要把握好度！

篇5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urses of Civil Procedure Act

JIN Meilan

Abstract： Civil procedure act is an applied science of law and theoretical jurisprudence with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o foster legal personnel with strong theory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teaching target should be set on both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capability training with elicitation teaching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and practices in ways that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courses. Only by designing the courses in all dimensions， could the high-quality， socialist， and legal personnel be cultivated.

Key words： courses of civil procedure act， teaching reform， theoretical teaching， case-based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民事诉讼法作为与实体法相对应的程序法，是法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民事诉讼法其内容丰富，法条数量庞大，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增多，使现有的课堂教学、教师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以满足现有的学科特性，需通过专门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才能充分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可以说，民事诉讼法是一门应用法学，也是一门极具丰富理论内涵的理论法学，为了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应用能力较强的法律人才，在教学目标设置上应当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并重。

一、启发式、互动式的理论教学

教师在课堂授课民事诉讼法，一般依据教材和专门的民事诉讼法条选集、司法解释，采用讲授的教学方式，学生被动地学习知识。这种情况下教师一般对民事诉讼法课程中的基本概念、特点、规则等内容进行口头讲解，学生单方面被动接受。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法律技能的训练和法律思维的培养，改革此种课堂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教师在课堂讲授的目的就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因此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课堂模式也应紧紧围绕这个模式进行。教师在上课时，要用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带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以提问、暗示等方式，引导学生用逻辑思维，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去领悟课程的基本逻辑和原理。另外，可以让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点进行互相讨论，得出结论，对有争议的内容教师也可以介入进行探讨。

实践证明，民事诉讼课程是可以采取多元化教学模式的，现在网络模式的教学方法盛行，民事诉讼法也可以采用这种教学方式。比如，现在流行的“微课”等，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观看授课视频，围绕某个知识点，与教师进行互动，这种教学方法是当代教学新型的一种模式，应当大力推广、敢于尝试。

二、运用案例教学

近几年有关民事诉讼教学改革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了案例教学的内容。这种教学法具有教学目的明确、教学形式灵活生动、教学内容导向社会现实与社会实践等特点。现实中，有关民事诉讼法案例汇编教材数不胜数，那么，如何选择适合的案例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选择案例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选择典型的案例

所谓案例的典型性是指单例应当具有普遍意义。案例法教学离不开教师的讲解，教师应紧紧围绕教学目的和主题精心设计，从具体通俗的材料入手，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参与讨论。其实，案例教学法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其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自由的教学气氛中获得新的理论知识。

（二）选择难易适当的案例

民事诉讼法是大学本科二年级时开设的课程，学生处在法学基础知识吸收阶段，如果选择难易度高的案例，学生就会丧失兴趣，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但是，案例太过简单，学生不经认真思考过程一看就知道答案，会降低对案例的讨论价值和教学质量。因此，对案例选用的标准尺度的把握，有助于按照教学进度表进行课程进度，提高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三）案例的新颖性

篇6

一、关于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相关规定的修改与进步

（一）“取消”申诉法律概念，进一步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对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应告知当事人申请再审，而不再是告知其按申诉处理。这一修改使得“申诉”这一法律概念不再出现在《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文中，同时也使得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的权利救济更加规范化、诉讼化。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有关处理决定不服，向相关部门或机关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予以处理的活动。[1]申诉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一，属于民利的范畴。对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申诉权，1982年的试行《民事诉讼法》曾有过明确规定。①但随着司法实践中申诉泛滥的问题之出现，1991年4月9日正式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将申诉变更为申请再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事由。而尽管此次修改前《民事诉讼法》中已没有了关于申诉的具体规定，但“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这一规定又表明申诉在再审程序中仍有一定的适用余地。然而，由于申诉权作为一种民利是普遍存在的，当事人可通过多方申诉达到目的，因此，实践中产生了申诉与申请再审并存的局面。申诉的无限制使得申请再审的限制性条件形同虚设，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亦被动摇。同时，越来越多的申诉挤占了申请再审的适用空间，使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大都用在接访息诉中，不能真正用来审查核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2]此次修改，明确将当事人申诉的权利变更为申请再审的权利，从制度规定上否定了申诉与申请再审并存的状态。

（二）放宽再审申请法院，压缩再审申请事由和再审申请期间

1.放宽再审申请法院

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当事人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由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院不再局限于上一级法院，这也使得因当事人申请而再审的案件的审理法院不再局限于中级以上法院。在我国，当事人向基层法院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无，再到如今“有条件的有”的过程。②尽管将再审申请法院限制为上一级法院有利于促进上下级法院的合理分工，体现再审的特点，[3]但这同样加大了中级以上法院的工作量，导致其审判资源有限性与审判任务不断加大的矛盾，同时还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特殊案件之解决。一方面，最高法院面临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的申请再审案件，各高院也面临着其辖区内各中院的申请再审案件，而且必须在审查期限内作出裁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对当事人而言，特别是在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双方为公民的情况下，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可能更能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例如从下级法院所在地到上一级法院所在地的差旅费、住宿费等），同时，由原审法院再审，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在当地解决纠纷。

2.压缩再审申请事由

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再审事由中涉及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而法院未调查收集的证据仅限于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实际上，法院并非对当事人书面申请调查收集的任何证据都有调查收集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之规定，“对案件审理需要的证据”，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因此，将再审事由中法院未调查收集的证据限定为案件审理需要的“主要”证据更符合该事由设置的目的，同时也与规定中的第三、四项事由的用语相协调。另外，最新《民事诉讼法》删去了“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以及“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这两项再审事由。管辖错误能否作为再审事由，这在理论上素来争议颇大，而大多数学者持否定说。应当明确的是，再审仅是一种特殊救济程序，为维持判决的终局性、既判力，应在特殊情况下才启动。对于管辖错误，现行法律已设置了管辖权异议制度，当事人对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还可以提起上诉，这样的纠错程序已经足够。在纠正管辖错误时，也有必要考虑判决的终局性、安定性以及纠错利益与成本的平衡。[4]更何况无论哪个法院管辖，都是代表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都是由具有相同资格的法官适用相同的法律进行审判，其裁判结果应无不同。因此管辖上的一般错误实质上对公正行使审判权没有直接影响，虽然这样的错误也应当有纠正的机会和程序，但没必要通过再审这一非常程序来纠正。[5]而“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这一再审事由则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其表明，程序违法并不当然作为再审事由而必须以实体正义作为其评判标准，这是典型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3]其次，它与其它几项再审事由存在重复的可能。[5]如再审事由中“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等都是对法定程序的违反，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最后，它是一个兜底性条款，过于笼统，使得再审事由被泛化。任何目标的实现都要求物质和时间的投入，程序正义之实现当然亦非例外。而再审的纠错必然是事后救济，为了纠错将有更大的物质和时间的投入。加之确定的判决、裁定多数已经历了一审二审程序，诉讼成本已“变本加厉”。所以将“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不再作为再审事由，也是对实现成本与实现价值的均衡比例的适当调和。[6]

3.压缩再审申请期间

最新《民事诉讼法》将一般再审申请期间由两年改为六个月，特别情形下的再审申请期间由三个月改为六个月，且增加了“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这两种特别情形。我国之所以将一般再审申请期间规定为两年，实际是受民法中诉讼时效的影响。[7]然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等同于当事人第一次提讼的时效期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再审案件一般已经过法院的一次或两次审理，且作出了终局裁判，两年的再审申请期间将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8]此次修改正是顺应了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其积极维权的理论观点，将一般再审申请期间缩短为六个月。另外，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当事人在一般再审申请期间内不知或不应知再审事由的存在，甚至再审事由发生在一般再审申请期间届满后。此时若仍只规定须在判决、裁定发生效力后的一定期间内申请再审，则无异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因此，《民事诉讼法》又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的再审申请期间。此次修改，一方面，将特定情形下的再审申请期间延长至六个月，使得特定情形下的当事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为再审做准备。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两项特定情形，使得发现新的足以原判决、裁定的证据或者发现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当事人，不至于因其在原判决、裁定发生效力后的一定期间届满后发现新证据或伪造事实而无法申请再审。

（三）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程序

最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规定，明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权利及其行使前提，规定了检察院对申请的审查期限及要求，并限制了当事人重复申请的可能性，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首先，该规定使得当事人在再审中向检察机关寻求权利救济的途径法定化、全面化。同时，“检察建议”之条文化使得当事人可以直接通过原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寻求权利救济，而不再是只能直接或间接求助上级检察院，尽管再审检察建议未必能如再审抗诉般当然启动再审。其次，该规定将当事人通过检察机关发动再审的条件明晰化，明确了法院优先原则，即当事人申请再审，原则上应先向法院提出，只有在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或者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时，当事人才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头申请、重复审查的现象，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得检察机关可以集中办理那些真正需要其办理的案件。另外，这还可以避免因当事人多头申请而导致的同时对同一请求进行审查的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审查结果的矛盾。[9]再次，该规定确定了检察院对当事人申请的审查期限和处理方式，使得当事人的申请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和答复，而不至于因久而未处理导致其经由此路径的权利救济处于停滞状态。最后，该规定限制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的次数，明确在检察院对其申请作出处理决定后，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应注意的是申请再审检察建议不同于申请再审抗诉）。这对于避免当事人无限申诉、缓解无限再审的现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仍存在的问题

（一）当事人再审权利救济保障之不足

近年来，学界关于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限制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学者认为，多元制的再审启动模式不仅有违当事人处分权原则，有损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而且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违司法中立原则，检察院抗诉再审容易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10]诚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多元制再审启动模式的种种弊端。然而，改变这种模式必须具备制度上的基本前提，否则取消或限制一说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从制定到修改，一直保留着法院和检察院在再审程序中的启动职权，并配套了一系列的程序规定，如果断然取消法院决定再审或限制检察院抗诉再审，将面临大范围的制度改革和规范调整。另一方面，从此次修改的内容看来，法院和检察院在再审中的职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详化。另外，此次修改还将“再审检察建议”条文化，如果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职权，那么检察院向其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又多大意义可言？因此，在现有制度前提下，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再审权利救济，宜将法院与检察院的再审启动职权视为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之外的保障，在此观念下进一步分析如何使得这种保障更具体化且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对于一些确有错误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其往往因缺少具体权利保护人而无人提起再审，如果取消或限制法院或检察院的提起再审职权，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将可能得不到切实的保护。[11]然而，作为我国再审程序的一大特色，法院提起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并没有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权利救济和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依照现行规定，若法院主动启动再审或检察院主动提起再审抗诉，则再审程序得以当然启动，即无论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再审，都须参加到再审程序中，接受案件的重新裁判。此种做法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案件而言具有当然的意义，但对于仅涉及当事人利益的案件，由于当事人未提出再审请求，一些当事人可能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参加到再审中，甚至因时过境迁无法找到当事人，那么这种权利救济方式就显得没有必要，这样的再审也不具备多大的意义。

篇7

申请人：盖@@，男，汉族，无业，住青岛市******

 

委托人：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

 

住址：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恳求贵院依法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在###银行的账户资金￥￥万元，账户为：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对双方的争议事由情况进行描述)。鉴于上述情况，被申请人的转移财产企图明显，情况紧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恳请贵院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诉前财产保全请求。

 

申请人以自己名下的.人民币定期存款20万元(附件5：@@@银行定期存款单)为此项申请提供担保。如申请错误，申请人愿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2】最新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

 

以上同上：

 

请求事项：申请人诉被申请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业经贵院立案申请(立案号为：京%%民初字第038%%号)，现被申请人可能转移资产，恳请贵院依法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在%%银行的账户资金￥￥万元，账户为：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对双方的争议事由情况进行描述)。鉴于上述情况，被申请人的转移财产企图明显，情况紧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恳请贵院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诉前财产保全请求。

 

申请人以自己名下的人民币定期存款20万元(附件5：@@@银行定期存款单)为此项申请提供担保。如申请错误，申请人愿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 日

 

【3】最新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

 

申请人：××市××网络公司

 

地址：××市××路××号

 

法定代表人：乔×× 职务：经理

 

被申请人：××市××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市××路××号

 

法定代表人：洪×× 职务：经理

 

请求事项：

 

请求冻结被申请人××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万元。

 

事实与理由：

 

(应祥述事实与理由，此略。)

 

为避免财产损失，维护申请人合法财产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万元人民币，保全申请人预付运费的安全。

 

此致

 

××市××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市××网络公司

 

法定代表人：乔××

 

××年××月××日

 

附：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合同一份;

篇8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相互借鉴、相互接近的趋势日益明朗，两大法系之间的法律特别是诉讼法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作为程序法的诉讼法在各国法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国外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拓展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视野，对于探索21世纪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脉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臻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面临划时代的变革和发展机遇，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将更加广阔和深入，并将走向新的辉煌。

一、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正式启动，为刑事诉讼法学这一程序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契机。既存的思想禁锢逐渐被打破，探究刑事诉讼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日渐成为显学。随着人们人权保障观念与程序意识的增强，对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的合理性、公正性要求日高，尚不发达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际遇机缘，而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更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时空舞台。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法治化，以刑事程序法治化为目标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以程序正义为灵魂生存、生长，并将具有以下主要发展趋势。

（一）人文关怀精神的萌生与洋溢。传统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更多地把刑事诉讼法视为惩罚犯罪的工具，在学者眼里（一般民众更是如此），刑事诉讼就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刑罚权的活动。刑事诉讼与“抓住罪犯戴上手铐押进囚车送上刑场”这一过程等而视之，一切都是冷酷而冰凉的，没有一丝温情与宽容。刑事诉讼法学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控制与惩罚犯罪，而对刑事程序自在价值以及它保障人权的功能视而不见，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以及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漠不关心就是其突出的表现。21世纪的中国将逐步走向法治化。法治社会中的公民个体都是应当尊重其各种权利的社会主体与价值主体，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学关怀的对象，刑事诉讼法学必须给予这些道德主体与目的本身以应有的人文关怀。刑事诉讼关涉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以及人格尊严，如何有效地保障公民的上述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将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以权利分析、权利保障为基本立足点，通过对刑事程序的限权性及其人权保障功能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刑事程序的公正性与民主性，关注人的权利的实现，从而彰显其人文关怀的优良品质。

（二）学术品格的凸显与张扬。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往往受制于政治需要与现实制度，可变因素大量存在，缺乏稳定性，没有获得独立的品格，学术性不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学术性渐趋浓烈。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逐渐摆脱注释的老路，回归学理，回归学术，逐步提升自己的学术品位。独立的学术品格是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独立品格获得的前提在于刑事诉讼法学者精神自由的享有与批判力的获得，也有赖于刑事诉讼法学自身学术尊严的确立以及学术规范的严整建构。刑事诉讼法学是应用性学科，应当关注刑事诉讼实践，但要与实践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学术政治化及一味世俗化；要保持自身的科学性，应当具有解释刑事诉讼法的理论权威，具有评价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原则与维护程序正义、推进刑事程序法治的理性力量。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积极探索自身的发展规律，孕育新的思想，拓展新的理论领域，逐步提高学术自主性，从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原则与程序解析、辩护的注释型刑事诉讼法学转变为法理型刑事诉讼法学。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脱离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真正迈入科学殿堂的唯一蹊径。

（三）刑事诉讼法学体系将建立并臻于完善。毋庸讳言，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体系至今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现有以“刑事诉讼法学”命名的教科书无不是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制度、原则和程序的解释说明，虽有少数学者不满于此，而把一些刑事诉讼范畴罗列进去，但并没有改变其注释法学的本质。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研究的滞后，制约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并使为刑事诉讼实践问题提出的对策仅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支持而造成“痼疾”丛生。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继续关注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顺应刑事程序正当化的世界潮流，根据刑事程序法治原则的要求，为刑事诉讼实践建构科学的诉讼制度与原则体系，提供合理的刑事程序模式。这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是理论成熟后的必然结果。同时将更加关注刑事诉讼基础理论、基本范畴、学科规范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与建设，将对刑事诉讼背后蕴藏的各种基本理念与制约动因进行深层的探索。随着上述研究的深入进行，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将真正建构起来并臻于完善。这一体系应当包括三大块内容：第一，刑事诉讼基础理论以及包容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评判要素的理论阐释；第二，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刑事诉讼制度与原则体系；第三，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论证、技术解析以及实证描述。

（四）国际化趋势将增强。21世纪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在这一世界大趋势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必将走向国际化。国际间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相互吸收和借鉴会更多，彼此融合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进入新世纪，中外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如案件的增多与司法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对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使得简易程序等速决程序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学家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如何实现保障人权的功能，等等。而且随着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逐步确立与推行，各国刑事诉讼法学家有了更多相同的研究课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应当成为世界诉讼文化的一部分，应当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具有刑事诉讼法学学科的共同概念、范畴以及基本的普遍性原则、规则和研究方法。国际化趋势下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既要注重理论的内发性，又要兼顾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发展的世界趋势，将自己置身于国际刑事诉讼法学体系内，才能真正建构起现代化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二、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21世纪的中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更加完善，刑事诉讼法学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通过以上对新世纪刑事诉讼法学发展趋势的探索并结合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重要课题。

（一）进一步发掘程序的价值，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程序观念，强调程序正义对法治建设的保障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法律的公正，普遍把侧重点放在实体公正方面，即实体法的适用是否正确，是否产生了好的案件处理结果等等，而相对忽视了司法程序适用的公正性问题，忽略了法律程序本身恰恰左右或影响着参与者所应得的公正待遇。事实上，程序具有独立的品格，以及不依附于实体的自在价值，程序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着实体法创制的权利义务的实现状况。正确地理解程序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法治原则、理解法的本质，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基本理念，而且更是这些理念对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这一原则的确立，会使得程序优先于实体，从而基本上杜绝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近现代的程序公正观念特别是正当程序原则虽然产生和完善于英美国家，但是它在20世纪已逐步扩展为世界多数国家所公认的基本人权保障标准，并且为联合国的一系列法律文件所确立。比较而言，我国不仅没有确立这一原则从而实现程序的优先性，甚至对正当程序问题的重视也远未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强调对程序正义的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体现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和理性程度，对防止司法腐败、保障人权，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因为对它的研究近年来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虽仍显单薄，但是无疑有助于丰富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内容，转变其在人们心目中单纯“注释法学”的形象。未来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通过对刑事程序自在价值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引导人们树立一种正义的程序理念，重视程序自身规律，进一步完善程序立法并进而构筑公正、科学的刑事诉讼程序，从而保障程序主体在诉讼体制内获得的权利得以充分地实现。

（二）加强对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开始对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虽然总体上说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无疑开拓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层次。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应当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从哲学的高度继续进行探索。总体上主要有如下一些问题：

1.刑事诉讼目的论。这是关于刑事诉讼的产生根源及其存在意义的理论。目的论的研究是一个抽象性、理论性很强的课题，相对于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其他部分来说处于一种基础性、前提性的位置，它指导着我们对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因而进一步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很强。

2.刑事诉讼价值论。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多元价值，如自由、秩序、公正等等。价值论旨在就刑事诉讼价值进行分析，合理规制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分配关系，并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充分地研究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程序在整个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3.刑事诉讼职能论。刑事审判活动作为多方参与的活动，具有不同的职能结构，一般来说，不同的审判程序模式决定了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诉讼职能的不同形态，对诉讼职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体制。

4.刑事诉讼构造论。刑事诉讼构造论以一系列诉讼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关系及其矛盾与调和为研究对象。我国刑事诉讼构造既有自己的个性，又与国外刑事诉讼构造基本类型有共性特点。应当以刑事诉讼目的为指导，继续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

5.刑事诉讼文化论。以刑事诉讼文化现象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刑事诉讼文化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以来，学科理论框架和学科内容都尚待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学界通过广泛开展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

6.刑事诉讼主体论。主要研究刑事诉讼主体的范围与职权或权利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对于刑事诉讼主体、客体、行为以及法律关系的研究没有深入进行，因而刑事诉讼主体理论尚未形成完整、深刻的理论体系。

7.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它以司法机关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上的权利义务为研究对象，尤其是以刑事诉讼行为理论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核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三）研究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诉讼原则与诉讼程序。

无须讳言，刑事诉讼制度和原则理论许多都是由资产阶级法学家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对其中一些领域未予涉足或涉足不深，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空白点。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一些诉讼制度和原则理论却在我们解放思想、全面开展研究刑事诉讼理论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等等如今都面临颇多的争议。面对刑事诉讼法治迅猛发展的要求，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必须着重研究我国诉讼制度与诉讼原则的重新建构，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为基础，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进行理性的思考和重新审视，求真务实，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诉讼制度、诉讼原则和程序。

1.确立注重保障诉讼主体程序权利原则，是诉讼法的国际标准之一，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发展方向。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赋予公民保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资格和能力，其对诉讼提出的要求，也不限于解决纠纷，而更加强调通过解决纠纷实现对人权的保护。诉讼机制必须能够充分、平等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否则不仅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而且极易引起当事人的敌视和破坏，从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

综观世界各国诉讼制度在“二战”后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被告人权利内容的扩大及加强被告人权利保护无疑是最为重要并至今仍在持续进行的一个趋势。许多国家大幅度地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设定了无罪推定等大量体现保护被告人权利精神的原则和程序。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是，随着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历史过程。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要素之一，与被告人一样都是刑事诉讼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心人物，其权利也是完全独立并不可代替的；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这无疑已经对传统的以被告人和国家相对立为研究支点的刑事诉讼理论构成了革命性的挑战，也使据此构建的诉讼模式受到了一定冲击。因此，进一步探索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衡被害人权利与被告人权利的诉讼权利保障的理论已经成为跨世纪刑事诉讼法学的重大课题之一。

2.公正审判是审判制度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尽管我国为实现公正审判所进行的改革和努力是多方面的，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具体来说主要有，没有真正做到法官独立，法院体制行政化，审判独立容易受到法院内外多种因素干扰；控辩关系不对等，造成诉讼结构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正裁判；彻底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很大的难度；庭审中的辩护权受到很大限制，缺乏诸如证据开示等制度的保障等等。解决公正审判这一重大课题，需要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领域的共同努力，刑事诉讼法学应当为实现公正审判进行科学论证和总结，并不断提供强大的理论前导和理论支撑。

3.刑事诉讼对查明案件事实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双重需求决定了强制措施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实施强制措施的过程中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性。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总体上强化了被追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但是在对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以及切实保障被追诉者的人身权利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缺陷。应当以人权保障作为适用强制措施的核心，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4.反对被迫自证有罪原则是在反纠问式诉讼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一项诉讼原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这一原则及沉默权的规则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确认并实行，具有广泛的影响。我国在诉讼立法上未规定沉默权，而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的效力也没有作明文的排除规定，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为追求实体真实而牺牲程序公正的做法；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对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长期以来也有争议。我们认为，肯定反对被迫自证其罪原则、赋予被追诉人以沉默权符合刑事诉讼发展的国际潮流，也是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应尽的国际义务，学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它们的研究。

5.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尽可能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合理地设计诉讼程序来实现的。国家在既定条件下所能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提高诉讼效率以取得最大的案件处理量就至关重要，由此，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广泛采用了简易程序或其他速决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设置，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但毕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在理解和适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理论上探讨和实践中摸索解决。

6.在证据理论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覆盖采证、取证、质证、认证等证据的采纳及运用的各个环节的证据规则及违法后果的系统的证据制度，与众所周知的证据在诉讼中的灵魂作用很不相称，必须加强对适应诉讼体制转型要求的证据制度的研究。相对于介绍得较多的国外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研究在法理上能够成立而且为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证据制度缺乏大的突破，扭转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学急待研究的课题。

7.关于建构新型侦检关系、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执行程序等具体制度、原则、程序的研究日趋深入，成果颇丰，这里难以一一细述，但无疑是今后继续进行理论研究的可喜的开端。

（四）密切关注国外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加强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研究。

跟踪和研究国外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经验，开拓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视野，扩大了诉讼法学的研究空间，也是跨世纪的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使命。联合国大会及其所属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国际公约和其他文书，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大趋势，也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共同财富。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迫切需要研究有关国际准则的内在合理性及其与我国法治状况的协调问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国外刑事诉讼中许多先进的制度和程序往往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实践，虽不能说其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有些制度不仅在发源国的发展变化很快，而且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明显地有着不同的用法和效果，要避免南橘北枳式的移植，就必须注意与法律本土资源的亲和问题。

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要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任务光荣而艰巨。本文所提出的问题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毋庸置疑，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通过研究这些课题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从而不负时代的重托，创造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的辉煌。

三、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充满了机遇和挑战。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再创辉煌的关键。为了推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进行，保障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顺利发展并取得切实的成就，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树立适应新世纪法治要求的诉讼观，积极开展理论研究。21世纪是法治的世纪。刑事诉讼法学者应转变传统的刑诉观，树立崇尚法治理性和程序正义的现代刑诉观。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挖掘新的范畴，不断丰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应具有学术自主性与超然性，鼓励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并应保持宽松的学术空间，主张学术无。学者应结合本国实际及世界刑事程序的发展趋势，研究刑事程序法治的原理原则，并通过参与立法指导和影响实践。事实上，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刑事诉讼法学家的作用已经受到重视，学者已成为影响立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1世纪，刑事诉讼学者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此外，就现状而言，中国学者对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动态关注不够，受语言等因素的制约，与国外同行尚不能进行及时的信息交换。为此，应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让开放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不断吸收、借鉴别国先进、合理的理论成果，从而不断走向成熟，并向外国同行展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就。

（二）加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主体的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队伍建设是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顺利进行及取得成就的保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目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开始转变，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日益凸显，其魅力吸引了一批学者加盟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队伍，而刑事诉讼法学的硕士、博士的培养体系也已形成，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中青年学者视野新颖开阔，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了扩大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仍应继续大力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人才，应注重其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刑事诉讼法学者亦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应注意从法哲学、法理学等部门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汲取营养，要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做到视野开阔，而不能局限于仅在本学科内研究问题。刑事诉讼法学者之间应加强内部联系，迅速反映研究状况，传递研究信息。还应加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组织机构的建设，有针对性地、经常性地组织学术研讨活动，或达成共识，或形成争鸣，以活跃研究气氛，扩大刑事诉讼法学的社会影响。

（三）逐步实现学术规范化。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规范化不足，尚未建立起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以规范术语、概念与范畴的使用。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各用自己的语词。如关于庭前证据公开制度的表述，就存在着诸如证据开示、证据展示、证据先泄、证据先悉等各种术语，再如对日本的“状一本主义”就有唯书主义、一张书主义、书一本状主义等多种用法，当然，这里主要是由于翻译不一致造成的。此外还有的是因学者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具有自身的逻辑体系以及概念与范畴系统。唯此，方能体现出本学科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为了保证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急需对现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使用的基本范畴、概念、术语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强化使用时的规范性。刑事诉讼法学者亦应自觉规范学术研究，在相同的语境内进行对话与交流，共同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

（四）不断开创新的研究方法，坚持多元方法论的指导。结构优良的方法论体系对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欲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借助于多元方法论系统。目前，注释的方法仍居主导地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层次的提升，注释的方法必不可少，但应当从主导地位退下来。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某些领域中必须坚持，但不应制约刑事诉讼法学的应有发展，应更多地看到刑事诉讼中具体程序与规则等的普遍性。人类早期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是现代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历史的方法不能抛弃。比较的方法对了解国外刑事诉讼理论动态以及吸收、借鉴外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亦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于应用性强的刑事诉讼法学而言无疑永不过时，等等。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为了提升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学术品位，使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法哲学、价值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综合研究等方法必须引入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之中，并应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些方法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更为根本，不仅关系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化、学术化水平的提高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未来在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参考文献】

[1]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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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信息化时代的需求。随着信息化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信息化科技也在影响着我们高校的教育教学模式。目前看来，对高校教学影响最大并且速度最快的应属于MOOC课程，单看Coursera，短短一年多，全球共有81所成员高校或机构加入这一联盟，共享386门课程，注册学生超过400万。②这是一个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的更新层出不穷，并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飞快的变化，在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里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各行各业都必须进行改革。并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犯罪已呈现出向智能化、科技化方向发展的特点，必将对司法工作在打击犯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在程序和技术手段方面。这些变革使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也必须进行改革。（2）学生就业需求。考查本院2014届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有近35%左右的人员进入公检法系统任职，③其他专业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更多一些。可见院校学生大多的工作意向是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进入到公检法单位工作。本文认为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具有宽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以及从事法律实践相关业务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刑事诉讼的国家专门机关有侦查、讯问、搜查等强制措施权力，作为未来的执法者，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其今后工作水平的高低，而这些又不可避免与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水平高低相关。这些都要求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要针对现实的司法实践要求进行不断改革。（3）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要求。2013年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理念、证据制度、侦查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这对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使院校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也必须围绕新法作适当调整，以应对实践工作的挑战。“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的理念制定的再完善，在实践中得不到好的执行，执法者不具备先进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导，再好的法律也只是纸上的条条框框，对现实的司法实践一点作用也起不到。同时在实践中，机关的侦查环节又是引起社会公众高度注意的一个阶段，所以院校必须对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重视起来，并进行相应改革，才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要求。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在当前高科技信息高度发展的形势下，教育中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最佳改革途径。

3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改革途径

3.1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原则

（1）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由于刑事诉讼法本身就是一门实践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必须时刻强调实践教学。例如在侦查环节，学生要求学习并掌握具体的讯问、询问、搜查、扣押、强制措施等实践操作流程和技巧。当然，理论知识的掌握也很重要。对于长期工作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来说，除了过硬的技术外，还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作支撑。这就要求院校在培养学生实践诉讼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如果一味关注学生实践水平的提高，虽然能在短时间让学生学有所用，但要是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撑，会使学生形成只能解决具体的司法实践问题，却无法举一反三解决类似实践问题，也就达不到当今社会对人员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兼具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2）正面教育原则。其实在各种现有教育中正面教育是一种常用的教育方式，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对于正面教育的要求更高于其他行业的教育。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房文翠博士曾指出法学教育的目标在于五个方面，即传授法律知识、训练和提升法律技能、养成和改善法律的思维方式、培育法律职业道德、培植法律信仰，④本文认为其中培植法律信仰非常重要，因为司法机关面对的都是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案件，所以教师在课堂上要本着一种尊敬法律、信任法律的客观态度，从正面宣扬法律信仰，提升其对职业的高度信任感和尊敬、使命感，热爱工作。

3.2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方式的完善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模式是187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费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最早运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随后便一直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英美法系法学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模式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掌握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这使学生改被动接受教学内容为主动分析特定案例，从而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法律法规，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虽然不少高校法学教师已经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案例不够新颖、案例教学课时安排不够。所以，在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注重案例教学的要求与目的，可采用在校园网上建立刑事诉讼法的在线视频、以及刑事诉讼法的案例题库，并且注意及时根据社会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更新案例库、合理安排案例教学学时，使其在刑事诉讼法的课堂讲授中既抓住重点，又能在课后积极进行复习，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院校刑事诉讼法的实训内容多以开展模拟法庭的方式开展。一般是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让学生分角色进行模拟法庭的形式开展，使学生在模拟法庭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理论和实践技能，以此检验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掌握。但单纯地开展模拟法庭作为刑事诉讼法学实训，明显低于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的实践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实践要求进行，其实训内容可扩展为包括讯问、询问笔录、现场调查笔录、现场勘查笔录的制作、各种强制措施的应用以及针对审判的模拟法庭等实训，在审判中还可安排警察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新增实训内容，同时针对以上各种实训，教师可采取示范或讲解等方式进行讲授，再让学生根据教学要求进行模拟实训，让学生分角色进行，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给出相应考核成绩，作为总成绩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单独的实训成绩。这种结合刑事诉讼实践所进行的教学训练既可让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也可以提高司法实践能力，达到提高其刑事诉讼法的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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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自颁布以来对其的修改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各种论点和建议也十分丰富。目前，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也相继并向立法机关提交。

比较学界和实务界提出的各种行诉法修改建议稿版本，其中有共识，也有歧见。对于修改什么，如受案范围、管辖、诉讼类型、审理程序（是否设置简易程序，是否允许诉前、诉中调解）等，多有共识，而对于怎样修改，则多有歧见，且歧见远多于共识。本文主要就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管辖、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行政诉讼调解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一）现行行政法诉讼法存在的问题

1.立法模式存在不足

我国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主要采取列举的方式，这种立法模式虽然便于实际操作，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行政行为被排斥在行政诉讼之外。无法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的行政法律纠纷导致矛盾形式的转化，大大增加了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2.抽象行政行为立法缺失

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外。但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其涉及面和影响以及可能可能存在的危害更大，将抽象行政行为排斥在行政诉讼之外，一方面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3.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了受案范围之外，既不利于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也不利于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权利的平等保护。从法治和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都应该受到有效监督，内部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有利于行政机关遵循依法行政这一原则。

（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完善

1.立法模式的完善

对于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先予以概括式的说明，然后再以列举的方式说明哪些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肯定列举难以穷尽并且标准不易统一的缺陷，也使得受案范围更加明确。凡是属于概括规定的范围又不属于明确列举排除的范围的，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立法模式有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有效保护，使行政行为可诉的范围大大增加。

2.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围

我国《行政复议法》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时对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当考虑将层次较低的部分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机制。

3.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法治的应有之义是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得到有效的救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公职人员其权利也应得到保障。当行政复议不能有维护其权利时，行政工作人员应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目前将所有内部行政行为都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对于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权利的内部行为及可能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影响的内部行为应具有可诉讼。

二、行政诉讼法的当事人

（一）行政诉讼法当事人制度的不足

1.原告制度的不足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24条、37-41条从诉权、范围和行政案件的起诉、受理条件对原告范围进行了规定。但从我国行政诉讼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保护。

2.被告制度的缺陷

《行政诉讼法》对不同情况下的被告作出了规定，但面对复杂的行政机关体系和多样的社会现实，这些规定显然无法解决全部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又作出了细化规定，力求弥补《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不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中如何确定被告，仍然面临诸多的问题。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应考虑被告范围界定如何能更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二）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的完善

1.原告制度的完善

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原告制度的不足，原告范围的扩大是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包括：权益受到直接影响的行政相对人；行政行为权益带来了间接不利影响的相对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

2.被告制度的完善

针对当前的行政诉讼被告的规定存在的问题，行政诉讼被告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为被告；第二，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是被告。这样可以方便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解决行政诉讼被告难以界定的问题。

三、行政诉讼的管辖

（一）行政诉讼管辖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般认为，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是基于以下考虑:基层人民法院的辖区在一般情况下既是原告与被告所在地，又是行政行为和行政争议的发生地，把大量的行政案件放在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既便于原告和被告参加诉讼，又便于法院调查取证，正确、及时处理行政案件;便于法院对当事人和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但从行政审判实践来看，行政审判难以摆脱行政干预，从而削弱了行政诉讼作为司法审查应有的作用。法院很难独立作出判决，法院审理过程中很难忽视地方政府的意见，影响了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和裁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二）行政诉讼管辖的完善

行政诉讼管辖的确定既要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又要考虑法院如何才能公正、有效地行使审判权。2008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基层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可能受到的不正当干预，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第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改为由中级法院审理，可以避免行政审理受到行政干预，保证案件的公正独立审理；第二，扩大地域管辖中原告的选择范围，规定除不动产案件以外，被告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赋予原告对管辖法院的选择权。

四、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设立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并且在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还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时，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还不健全，行政审判经验缺乏。在此背景下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公正独立的审判案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行政诉讼法》规定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而不能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有他的合理之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各方面环境的发展，单一的普通程序的设置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行政诉讼的受案数量较之法律制定之时已经明显增加，法官的素质也可以胜任独任审判的的要求。如果仍对案件不加区分一律适用合议制审理，既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及时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设置简易程序十分必要性。

《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北大版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下列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1）涉外案件；（2）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3）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4）发回重审的案件；（5）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从建议稿可以看出学者们采用了排除适用的方式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范围作了规定，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符合我国诉讼实践的需要可以作为修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立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