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医学综述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精准医学综述，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从循证医学到精准医学

在2008年提出以表述分子诊断使得医生不用依赖于直觉和经验便可以明确诊断?循证医学时代强调“群体”的临床证据,而忽视了“个体”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的遗传特性和环境因素的差异性?循证医学过分关注群体统计学差异,忽视了临床实践的真正意义;而精准医学正是关注于“个体”:这便决定未来的医学模式将从循证医学转变为精准医学?“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一词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战略家Clayton Christensen但是,当时这个描述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2011年美国国立研究委员会下属的“发展新疾病分类法框架委员会”发表的《迈向精准医学:建立一个生物医学知识网络和一个新疾病分类法框架》蓝图,作为“个体化医学”的新表述形式,“精准医学”才开始被广泛重视?精准医学是指为每位病患的个体特征制定医疗方案,根据对某种疾病的易感性或特定治疗方案的反应将患者个体分成亚群;然后将预防或治疗措施集中于有效病患,而免去给无效患者带来费用和副作用?“精准”包括“准确(accurate)”和“精密(precise)”两重含义?精准医学根据病人个体特异性制定个性化精准预防?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方案,是具有颠覆性的医学新模式?2015年初,奥巴马政府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PMI)”,并为精准医学计划的5个具体内容在201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2.15亿美元预算?“精准医学计划”是以遗传信息的发现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为基础,依靠百万志愿者的基因组信息和临床信息的大数据来支撑癌症与其它多基因病研究,转变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管方式,寻求公立机构和私立机构良好合作的大型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前瞻性项目?从循证医学到精准医学是一个粗放到精确的过程:循证医学关注于“群体”统计学差异,精准医学则关注于“个体”组学特征;循证医学强调随机对照数据,精准医学强调分子生物学证据?

2精准医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

基因组研究中新产生的流行病学数据转换为与未来临床应用相关的信息?组学技术的质量和标准是精准医学的关键之一?精准医学临床转化的基础和关键环节:通过对患者遗传特性的研究和分型,在我国原创抗癌新药西达本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的研发和上市过程中,药物基因组学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精准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标准化的各种大型的队列研究和多种组学研究,寻找疾病的新的生物标志物以完善疾病分类;完善后的新疾病分型通过药物基因组学等手段进行临床转化,达到个体化的精准医疗(Fig 2)?其中大型队列研究是精准医学的核心;多种组学研究是精准医学的基础,其中药物基因组学?药物表观基因组学以及药物蛋白组学等是精准医疗临床转化的桥梁;大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与发掘是精准医学的重要凭据?

2.1大型队列研究

作为精准医学研究的核心,大规模队列研究通过对大规模健康和疾病人群的随访信息和临床样本的收集,进行多层次综合性的组学研究,有利于发现疾病早期诊疗的生物标志物?其中新药临床试验由于规范度高?标准化好等优势,是精准医学大规模队列研究中规范样本和表型数据的重要来源?医院生物样本和临床信息是精准医学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前提,由于其复杂的多样性,其可靠性成为决定精准医学成败的关键?

篇2

在医学界，分子诊断尚且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对于老百姓而言无疑更加陌生，甚至很多人从来都没听过这个名词。而作为老百姓，最关心的无非是这一新技术到底能给自身健康、疾病诊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此，我们也在会后第一时间采访了高春芳教授，请她详细地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一新颖的“分子诊断技术”，到底能如何服务患者的健康？

记者：分子诊断听起来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名词，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诊疗手段？

高教授：所谓分子诊断，其实就是应用多种先进的分子生物学相关技术，对遗传物质的结构或表达水平，通过检测特定基因的存在、转录及表达异常，进而对人体状态和疾病作出诊断的一种方法。分子诊断的核心技术是基于基因扩增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杂交技术、测序技术等。PCR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临床实验进入分子诊断时代。近二三十年来，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不断进步，包括一代测序、高通量测序和组学、质谱、芯片等技术的发展以及临床应用探索，为疾病标志物的寻找、临床应用提供了强劲技术支持。分子诊断在临床实验医学中的应用，使越来越多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得到阐明，为临床医生对疾病的预测、诊断、治疗、疗效监测和预后判断都提供了更为直接准确的依据。

记者：分子诊断主要应用于哪些疾病的诊断？

高教授：目前，分子诊断学技术在感染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中的应用最为广泛，在肿瘤性疾病中的应用也已成为热点。广义的分子诊断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基因，还包括基因表达产物生物大分子，例如蛋白质及其异常翻译后修饰。目前，随着生物信息学以及多种分子诊断技术的迅猛发展，分子诊断已经成为医学科学研究领域和临床诊断中发展最活跃、更新、最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践行我国“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中精准医疗的关键手段之一。

记者：作为一种现代先进的诊断方法，它给临床诊断带来了哪些革命性的变革？

高教授：分子诊断学技术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已彻底打破了常规的诊疗方式。具体来说，以往是将相同的诊疗方案应用于患有同一类疾病的患者，是根据每个患者治疗情况的反馈和医生的个人经验进行诊疗方案的调整，以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而分子诊断则可以分析检测患者的分子特征或者“差异”，临床依据患者存在的这些“差异”进行针对性治疗。

例如，对某种特异性疾病的易感性差异、患者可能发生疾病的生物学和（或）预后的差异、对某种特异性治疗的反应性差异等，临床上可以依据这些“差异”，制定特定的治疗方案，实现个体化诊疗。因此，通过基因芯片、高通量测序等多种分子诊断技术，找到个体的这种差异或者特征、标签，将改变目前的疾病诊疗模式。那就是就诊个体量体裁衣的诊断和充分了解个体特点后的个体化医疗。

首先，分子诊断可以让医疗诊断更为精准，为个性化医疗提供技术保障，其结果是降低患者的疾病诊疗成本，减轻社会公共卫生负担。比如，临床患者用什么药、用多少剂量，传统的经验式用药时采用同一个标准，具体落到某个患者来讲，可能会碰到：用A药不行，换用B药，A、B都不行，再用C药……其结果是既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又可能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但是，有了分子诊断之后，用药治疗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明确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个性化治疗，依据是敏感还是耐药指导选择药物种类、药物剂量（个体代谢是快代谢型，还是慢代谢型），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这种个体化用药方式目前在肿瘤的化疗、抗凝药物、调血脂类药物、代谢类药物、精神类药物等领域都已经进入临床应用。

其次，分子诊断更注意个体基因差异，不仅可以对患者所患疾病作出判断，也可以对表型正常的携带者或特定疾病的易感人群作出预测。大家熟知的美国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与中国歌手姚贝娜，同样是乳腺肿瘤的患者，但两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朱莉通过早期的分子诊断，检测到易感基因，从而尽早将乳腺和卵巢进行了预防性切除，避免了进一步患病的可能；而姚贝娜则由于肿瘤发现时已经太晚，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因此，分子诊断技术的有效应用不仅可以预测或者早发现疾病，更可以做到个性化、精准性的治疗，从而大大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

记者：在医学检验中，分子诊断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高教授：分子诊断技术通常是采用被检测者的组织细胞（穿刺或手术标本、外周循环肿瘤细胞）、抗凝血，甚至甲醛固定、石蜡包埋的组织等。目前用于分子诊断的技术非常丰富。代表性技术包括：多种PCR，例如 ARMS-PCR、实时荧光定量PCR、数字PCR；测序技术，例如一代测序、焦磷酸测序、高通量测序；芯片技术，例如杂交芯片、微流控芯片、质谱及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等。分子诊断技术的门槛较高，只有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或者实验室才能胜任。

记者：分子诊断目前在我国临床上的应用现状如何？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篇3

近年来，我国各项研究工作进展迅速并累累硕果，文献在不同行业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也日显突出，尤其对医院而言，怎样快速进行相关文献的检索，为医院管理工作提供可行性指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目前来看，医院管理人员除熟练掌握管理文献检索的常用方法外，还应及时了解出现的新方法，并结合医院实际加以合理利用，为提高文献检索方法管理效率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文献检索工具

医院管理中文献检索方法包括较多内容，其中检索方式、检索工具是影响检索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着重从分析了在医院管理中，最适用于医院医务人员的常用的文献检索工具与检索方法。

1.1 检索方式

文献检索方式可分为计算机文献检索、手工检索两种方式，其中手工检索并不需要特殊设备，由管理人员人工查找，方法相对简单，但工作量较大，检索效率较低。计算机文献检索基于计算机快速的运算能力及查找功能，直接从信息量庞大的管理文献中检索出所需文献。计算机文献检索不仅检索效率高，大大减少劳动量，而且查找精准度较高，检索方法灵活，是当前医院管理文献检索应用的主要方法。

文献数据库有时并非是对全部的临床试验文献进行了收录，即便被收录，也可能由于在数据库中使用的术语不易被识别出是临床试验而不能被检索出来。因此，手工文献检索可以作为计算机文献检索的一个补充。

1.2 检索工具

不同的管理文献检索方式采用的检索工具有所区别，其中手工检索方式中荷兰的《医学文摘》、美国的《医学索引》以及《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版》等是主要的检索数据库。计算机检索方式中比较常用的中文检索数据库有《维普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路》、《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NKI中国知识资源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读秀学术搜索》等。常用的外文检索数据库有《Medline》、《Embase》、《OVID》、《Pubmed》、《Clinical Trinals》、《Cochrane Library》等。

在文献检索时无论采用何种检索工具，与文献原文存在一定的时差，例如，手工检索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待刊物出版后才能检索到最新文章，而计算机检索需要事先对文献原文进行扫描处理存储到特定的数据库才能被检索到。

1.3 免费医学信息资源

网络免费医学信息资源是指可以在线免费获得的，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信息资源，能极大的方便用户对学术信息的获取，降低成本。在医院管理中，是用户首要的文献检索方法。

（1）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自动从互联网搜集信息，可以满足用户检索所需内容的网页索引，是用户获得免费医学信息资源最快捷的工具。网络上免费学术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学术”、“微软学术”、“百度”等。更为专业一点的医学类搜索引擎有“Medical World Search”、“Medical Matrix”、“MedSite”、“Healthlinks”，专业类搜索引擎收录了与医疗卫生相关的服务、商业、科研、教育、临床试验、视听等信息的查询，便更能帮助临床医生、科研人员快速准确地在互联网上查找医学信息。

（2）开放存取学术资源。开放存取学术文献具有数字化、网络存档、免费获取的特点。网络上综合类开放存取资源有“DOAJ”、“Socolar”、“High Wire Press”、“国家科学图书馆机构知识库”、“MIT Open Course Ware”、“OADT”等。作为医院医务人员，更常用的是医学类开放存取资源，如“PUBMED”、“生物医学中心”、“公共医学中心”、“Free Medical Journals”、“Medscape”、“BMJ”、“科学公共图书馆”、“HINARI”等，这类专业类信息资源，内容涵盖面广，是专门为临床医学工作者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2 文献检索方法应用原则

医学文献资源丰富、数量庞大，因此检索时应遵守一定的原则，缩短文献检索时间，提高检索效率。经大量实践表明，进行医学文献检索时注重遵守以下原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文献检索效率。

2.1 目的明确

医学文献检索应遵守目的明确原则，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检索效果。众所周知，医学文献是诸多专家智慧的集中，内容涵盖范围广，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从浩瀚的文献中检索到所需资源并非易事，因此，明确所要检索文献的目的，在涵盖范围广的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可显著提高检索效率。

2.2 思路清晰

调查发现，部分人员进行文献检索时，没有明确的思路指引，结果虽然检索到所需文献，但花费较长时间。为防止这一不良情况的发生，检索医学文献时应遵守思路清晰原则，即，检索之前应明确检索方式、采用何种检索工具、以及怎样设置检索条件等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要到要检索的内容。

另外，医学文献检索时还应注重临近文献的检索。检索过程中可能出现与待检索题目或条件未安全匹配的情况，这就需要检索人员注重临近时间文献的检索。

3 文献检索方法应用

文献检索方法实际应用时可采取以下策略，以提高文献检索效率与质量。

3.1 明确信息资源分类

医学信息资源按其使用性质分为RCT（CCT）信息源、系统综述信息源、循证医学研究方法信息源三类。不同类别的信息资源检索工具略有不同。原始研究是指根据随机对照试验（RCT）与临床对照试验（CCT）得出研究结果的文献，这类信息源主要分布在各种科技期刊、会议文献、科技报告、学位论文及其他内部刊物。 系统综述是一种全新的文献综合方法，是指针对某一具体的临床问题，系统全面的搜索已发表的临床研究，采用临床流行病学严格评价文献的原则和方法，筛选出符合质量标准的文献进行定量或定性合并，得出可靠的综合结论。系统综述信息源主要分布在一些综合类数据库如Medline， Pubmed，及Cochrane系统综述数据库等。循证医学则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临床研究证据的基础上，并结合个人经验制定出病人治疗措施。其研究方法包括证据摘要、综合证据、系统证据，信息源主要分布在UP TO DATE， BMJ-Clinical Evidence数据库等。

3.2 把握文献检索细节

检索医学文献时应根据不同的检索目的，充分把握文献检索细节。一般情况下，每年均会出现一些新的医学内容的文献，为使检索到的文献与当今医院发展实际适应，检索时应将重点放在最近1～2年的文献上。同时，保证了文献时间外，还应选择权威性较高的文献，这样以来检索出的文献基本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不过如检索文献的目的是科研选题，针对性会大大提高，对文献检索的要求较高，此时检索文献应注重两点：其一，检索文献的内容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文献研究内容深入；其二，扩大检索文献范围。另外，如为研究某个实际问题而撰写论文，分两种检索情况：如果撰写的论文为综述，应根据综述研究的范围，详细列出检索提纲，而后逐一针对性的检索相关文献；如果撰写的是一般论文，可结合论文研究实际，直接检索相关的文献，以支撑某个观点。

3.3 注意检索途径与检索词

文献检索一般会涉及检索词，所谓检索词主要指文献关键词、主题词以及内容分类号等，为人们检索提供便利。目前计算机文献检索方法应用率较高，其中检索词包括提名、关键词、刊名、作者、机构、文摘等内容，达到提高文献检索效率。另外，在选择文献检索途径时应注重考虑以下内容：首先，选择合适的检索词。合适的检索词能够帮助人们迅速找到所需文献，减少系统检索文献工作量及时间。例如，当需要检索有关“肾上腺素”类的文献时，将关键词设置为“肾上腺素”便能迅速找到有关肾上腺素的文献。其次，规范检索语言。通常情况下，文献检索数据库都有相关的检索说明，为保证检索结果的准确性，应严格依据检索说明进行操作；最后，灵活设置检索时间范围。文献检索数据中会记录文献发表时间，因此，进行文献检索操作时应结合检索内容特点，适当的扩大或缩小检索文献时间范围，以达到最快找到所需文献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文献检索中，有时因为数据库中一些新入库的记录有的无主题词，有的岁进行了计算机标引，但不规范，这就需要将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结合起来制定检索策略。另外，有些研究者为了获取与文献中的研究结果相反的文章，也会对原始研究文献后面所列的参考文献进行检索。

3.4 灵活采用检索方法

医学文献检索方法包括分段法、倒查法以及顺查法，其中顺查法的检索时间起点为课题起始时间，由远到近对文献进行检索。此种文献检索方法具有检索全面的优点，但因检索时会将时间段内所有文献检索出来，检索工作量较大，投入的时间成本较高。倒查法与顺查法刚好相反，其优点在于能及时检索出近期文献，尤其对于研究新课题时可采用此种检索方法。分段法检索可以是时间的分段，也可以是内容的分段，其中时间的分段通过设置检索时间段实现，内容的分段一般先利用顺查法检索出部分文献，而后对其参考文献进行检索，最终达到找到所需文献的目的。

4 总结

医院管理中工作的实施及相关课题的研究过程中通常需要检索相关文献，以找到相关参考做法，以及现阶段医院科研方面获得的成果。当今医学文献数量庞大，怎样快速及时找到所需文献是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人们明确检索目的，熟练掌握先进的文献检索方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文献检索技巧，结合自身实际加以灵活运用。

参考文献

[1]储晓红. 安徽省医院管理文献计量学分析及其对医院管理创新研究的启示[D].安徽医科大学，2003.

[2]吕冰. 我国医学文献检索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东北大学，2010.

篇4

1 对象选择

开展第二课堂的目的是让学有余力的同学，在已对课堂教学知识消化吸收的前提下得以提高。所以，第二课堂的授课对象应选择学有余力的学生。对于学习已经比较吃力的同学，建议不参加第二课堂的学习。

2 开展内容和方法

2.1 进行临床技能的强化：首先，让学生进行病例的学习和认识。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到病房学习典型疾病的临床病历，并对病人进行询诊和查体，然后进行病例讨论和分析。开展这一内容，要注意与临床见习内容的区别。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第二课堂中的学习，要求学生在掌握课本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对疾病的临床诊治掌握得更加全面和深入，培养学生对病例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尤其要注意不同疾病间的鉴别诊断。其次，可开展神经系统查体、阅片（CT、MRI等）等基本技能的竞赛，以活跃学习氛围，强化临床技能。

2.2 了解疾病相关知识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和分析，撰写综述类论文：一个好的临床医生，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还要对疾病的病因、诊治等相关知识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有所了解。因此，培养医学生检索文献、阅读文献和分析文献的能力是有必要的。通过对疾病相关文献的检阅，能够及时了解相关知识的最新进展和发展动态，也就能够对疾病的认识提高一个层次。撰写综述类论文，是对阅读文献消化吸收的过程，也是学生知识结构和内容升华的过程。此外，组织学生参加相关的学术专题讲座和报告会，也可拓宽学生知识面，了解学科动态。这一内容的开展，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2.3 参与相关的科研工作，培养创新意识和技能：无论是现代高速发展的医疗卫生事业，还是人才竞争的压力，都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提高科研能力的要求。一个高水平的临床医生，不仅能够利用已有的疾病相关理论，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还应该能够将疾病相关理论进行完善。这就要求临床医生能够完成一般临床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疾病相关的科研工作，从而为生物医学的发展添砖加瓦。此外，我国目前的人才竞争机制也要求临床医生有着较高的科研水平。现代医疗卫生单位衡量人才成败的标准，除了临床工作水平之外，更多的是科研水平。为了让我们培养的医学生将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大学期间就进行其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一内容的开展，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的临床医生，也为我国生物医学的科学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3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在神经病学教学中开展第二课堂将有利于提高临床教学水平和效果，有利于医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也必将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然而，目前在神经病学教学中开展第二课堂还面临着一项问题和困难。首先，临床教学师资力量不足是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目前各大医院的临床医生主要忙于繁琐的临床工作，能够参与临床教学的老师为数不多，能够有余力且有能力开展第二课堂教学的老师，更是明显不足。其次，临床教学医院的带教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而开展上述第二课堂中第二和第三项内容，对带教老师的科研水平有一定要求，这对临床带教老师提出了新的挑战。最后，经费问题也是开展神经病学第二课堂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进行疾病相关科研工作和，必须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带教老师或单位，如果有相关科研课题则这一问题可迎刃而解，否则，经费的来源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第二课堂教学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第一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5]。通过第二课堂的教学，学生在动手能力、逻辑思维和创造力、团队协作精神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方面均能够得到提高[6]。神经病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临床课程，其第二课堂教学的实施将有利于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目前在基础医学课程教育中，开展第二课堂已较为普遍。形形的第二课堂，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也使基础医学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在临床医学教学中开展第二课堂，尚为数不多。已有的研究显示，当前的临床医学生素质欠佳，临床医学第二课堂教学具有丰富性、趣味性、知识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特点，是进行医学生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7]。在神经病学教学中，目前尚未见到开展第二课堂的报道。因此，可借鉴的方法不多，在神经病学教学中开展第二课堂目前也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随着大家对临床教学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相信神经病学第二课堂教学模式也会逐渐成熟，临床教学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 罗海彦，胡长林. 高等医学教育中神经病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现代医药卫生，2004，20（5）：382.

[2] 黄河清，李露斯. 让神经病学课堂教学成为享受的几点体会[J].局解手术学杂志，2006，15（3）：194.

[3] 肖 波，杨晓苏，杨期动，等.多媒体技术在神经病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 医学临床研究，2006，23（1）：109.

[4] 许志强，蒋晓江. 多媒体技术在神经病学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临床康复，2004，8（1）：160.

[5] 黄海霞，钮伟真，付小锁，等.在医学生中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实践与思考[J].医学教育探索，2007，6（4）：306.

篇5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orthopedic robot

WANG Huazheng LIU Peng ZONG Lujie JING Chengnan GAN Minfe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dicine,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Modern orthopedic surgery is more and more precis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The orthopedic surgical robot has become the hotspot of medical researchers. At present, fruitfu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n orthopedic robot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has been put into clinical application.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thopedic robot will be more intelligent, remote, individualized and widely used in orthopedic surgery.

Keyword：Orthopedic robot; Minimally invasive; Precision;

传统意义上的骨科手术通常会受到患者、手术器械精细度、医生个人操作经验和身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难以精准执行事先设计好的手术方案，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手术精确性和安全性[1]。集医学、生物学、计算机学、机械学等学科为一体的医疗机器人的出现，在视觉、触觉、听觉方面为外科医生的决策和操作提供了充分支持，大大提高了手术操作的质量[2]。手术机器人可自行或在术者操控下严格按照手术方案执行手术操作，机械手臂代替术者进行各种手术操作，使得手术操作的精准性和安全性得到保障[3]。如今，机器人手术已成为未来骨科手术发展的重要方向。本综述主要对国内外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发展趋势。

1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类型及构成

20世纪80年代，机器人手术系统开始进入外科医生的视野。1985年，加拿大医师Kwoh用工业机器人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机器人辅助下脑瘤活检。自此，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被用于外科手术。机器人参与骨科手术可以追溯到1992年，发展至今骨科机器人已有多种类型。按智能程度划分，其可分为主动型、半主动型和被动型：(1)主动型机器人：可以独立自主完成手术，不需要外科医生的限制和干预；(2)半主动机器人：配备触觉反馈系统，可以提高外科医生控制工具的能力，本质上依然需要医生操作；(3)被动型机器人：仅参与外科手术过程中的某一部分，且仍需在外科医生直接或间接控制下进行操作（例如在手术过程中，机器人将手术器械固定在预定位置，手术医生运用工具剥离筋膜、肌肉等组织，显露骨骼表面）[4]。根据机器人结构（臂的连接方式）分类，其可分为串联、并联两种类型。串联机器人操作范围更广，且更灵活，但其尺寸较大，手臂末端的精度和稳定性较差，操作的准确性相对较低；并联机器人体积更小，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好，但其设计更复杂，工作范围更窄。按应用的部位分类，其可分为关节机器人（如Robo Doc）、脊柱机器人（如Spine Assist、Renaissance）、创伤机器人等。

骨科手术机器人主要由影像系统、计算机系统、机械系统三个系统构成[5]。影像系统可进行图像的采集、处理及分析，辅助制定手术策略；计算机系统通过测量仪器、传感器、定位仪等计算机软件对手术进行规划、导航和定位；机械系统的相关运行单元是手术的执行主体。

2 骨科手术机器人研究进程

2.1 国际进展

骨科机器人的首次应用是在关节骨科领域。1988年，美国加州大学和IBM公司联合研制出了一款用于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机器人。该机器人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操作器末端的压力传感器对骨骼的切割进行校准，并通过视觉系统保证骨切割的安全性，从而提高手术精确性。在这款机器人的基础上，1992年美国Integrated Surgical Systems公司推出了一款主动型骨科手术机器人——Robo Doc，这也是全球首个主动型骨科手术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主要用于关节置换术中辅助骨骼定位和假体成形、置入[6]，在其参与下，全球首例手术机器人辅助的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成功开展，这是国际骨科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作为第一个主动型手术机器人，Robo Doc仍存在诸多缺陷，如手术时间过长、坐骨神经损伤风险较高、系统稳定性不佳等。因此，有学者在Robo Doc的基础上对手术机器人不断进行改良、创新。

1997年，Ortho Maquet研制出了另一款机器人系统——CASPAR。它在设计和应用上与Robo Doc系统类似，可以在人工全膝和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辅助进行骨面处理。同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Davis等首次提出了“主动约束”的概念，同时研发了第一代Acrobot机器人系统。该机器人手术系统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2001年新一代的Acrobot机器人出世。这款用于膝关节手术的机器人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应用“主动约束”概念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此进一步提高了机器人手术的安全性。此后，各国进一步研究，并相继开发出各自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如美国开发的mbaRS系统和CRIGOS系统，用于辅助髌股关节成形术；韩国开发的Arth Robot系统，用于全髋关节置换术；以色列Technion公司开发的MARS系统等。2008年，美国研制出一款名为RIO的机械臂，其与“主动约束”的Acrobot系统相似，主要应用于全膝、单膝及全髋关节置换术。和其他针对人工关节置换术的机器人系统的不同点在于，RIO配备了实时导航技术，允许外科医生在术中根据手术需要调整患者肢体。RIO系统需要术者和机械臂配合，共同操作手术器械进行手术操作，并允许操作者在术中实时进行精细调整。临床发现，RIO系统辅助的关节置换手术的切口更小，恢复时间更短。2012年，Blue Belt Technologies公司研制出了Navio PFS机器人系统，与RIO系统的用途相同，PFS系统也应用于膝关节置换术中，并可在术中实时追踪并调整钻孔工具的位置。

在脊柱领域中，对机器人系统也同样有着深入的研究。2004年，以色列Mazor Surgical Technologies公司以自身开发的MARS系统为基础，开发出了Spine Assist引导系统。2011年该系列的第二代引导系统——Renaissance系统也成功诞生，相较于Spine Assist引导系统，Renaissance系统升级了用户界面和影像软件，可在术中通过C臂机透视进行三维重建。此外，该系统还搭载着“Hover-T”技术，在术前可用Hover-T框架固定在骨性解剖标志上，维持稳定的同时还可以定位患者需手术的脊柱节段，用于脊柱内固定手术中引导内固定置入和固定。Renaissance系统在2014年8月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的注册证，临床研究曾报道在Renaissance系统引导下进行的椎弓根置钉的准确率高达98.5%，显著优于传统手术组。在保证高准确率的同时，该系统还能大大缩减手术时间，从而缩短医生和患者在手术中受到X线放射的时间，减少手术对医患双方的伤害。但它也有明显的缺陷，如操作过程过于繁复、无法进行实时监控等[7-9]。韩国从2005年开始研发SPINEBOT系列机器人，目前已有V1(2005年）和V2(2010年）两代机器人，该系统可以和双平面O型臂、外科操作系统相配合，三者组合成一个自动化双平面透视引导机器人系统[10-12]。2006年，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开始研发Vector Bot系统，其以航空中心的Kinemedic机器人硬件和Vector Vision光学追踪软件为基础，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实现术中追踪[13]。2012年，瑞士的研究机构报道了Neuroglide系统[14]。这是一款针对寰椎和枢椎融合术而设计的螺钉置入系统，目前该系统还在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其临床实际效果还在观察中。2014年法国Medtech医疗公司推出了ROSA Spine产品，2016年通过欧洲CE认证[15-17]。该机器人系统一方面能通过6个自由度的机械臂和末端的力学反馈机制识别手术中的异常力学信号，从而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它能配合3D O-arm CBCT的实时引导进行术中导航；同时，还能实现术中对呼吸系统的实时追踪和补偿。2017年，美国Globus公司推出的Excelsius gps机器获得FDA批准。Excelsius不但可以进行实时追踪、运动补偿，还可以通过其机械臂直接经皮置钉，而无需棘突夹固定[18]。

总之，骨科机器人自2000年发展至今已经有诸多系统在临床中投入使用，其中应用最广泛的Mazor系列、ROSA系列和Excelsius GPS均已获得美国FDA认证。Mazor系列在2016年推出最新型的Mazor X机器人，该型号通过加载串联式机械臂增加操作范围和灵活性，并减少手术过程中对手术器械的依赖[19]。此外，近年来达芬奇机器人开始应用于脊柱领域，它由控制台、机械臂、3D成像系统构成，术者可通过视频图像进行观测，并使用控制台手柄和脚踏进行手术操作。Lee J Y等[20]首次用达芬奇机器人完成了2例L5～S1的前路椎间融合术，随访1年未见明显泌尿生殖系统并发症，由此认为，达芬奇机器人相较传统腔镜下手术可以减少交感神经和血管的损伤。

2.2 国内进展

我国骨科机器人的研究虽然起步晚，但进展迅速，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天玑机器人是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数年来经受住了多次临床实践的检验。

2004年，为实现术中对靶点的精确定位，北京积水潭医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提出一种双平面定位技术（以2-PPTC结构为基础），并研制出一种小型双平面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可以用于不同手术适应证）[21]。自此，我国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研发进入了新纪元。同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完成了国内首例机器人辅助下的骨科手术，2006年完成国内首例远程遥控规划手术（北京-延安），为远程化骨科手术提供了经验。2008年，原第三军医大学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合作研制了一款微创脊柱手术机器人，其用于手术中辅助医生打孔、减少患者和医生的辐射损伤。2010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报道了由其自主研发的无框架脊柱导航手术机器人，它用于引导椎弓根螺钉定位，不需要框架固定、导航注册等环节，而是通过术前CT调整C臂机角度，在椎弓根标准轴位片上用机械臂和尾端呈“十”字状的导针进行定位。一项临床实验显示手术中置入60枚螺钉，患者均成功置入[22]。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威尔士亲王医院研制了Hybri Dot骨科手术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由主动、被动混合控制，即人工拖动机器臂进入已定位的手术目标位置，然后由机器人系统自主操纵机器臂进行小范围高精度操作进而完成手术。2014年，北京积水潭医院联合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开发了一款主/被动一体化脊柱手术机器人RSSS(Robotic spinal surgery system）。RSSS与ROSA Spine系统类似，它以力反馈系统为基础，额外加装了气钻，主要用于导航辅助下脊柱钉道钻孔，但由于没有搭配相应的导航系统，故临床应用较局限。

2015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北京天智航公司合作研发了“天玑”机器人，它包含了6个自由度的机械臂系统、光学追踪系统与手术规划和导航系统。在此基础上，北京积水潭医院主导、多单位配合开发的第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天玑）是国际上首个通用性骨科手术机器人，其亚毫米级的定位精确度足以满足45%以上骨科手术的需求[23]。2015年8月～2015年10月，北京积水潭医院在“天玑”机器人辅助下陆续完成了世界首例在术中实时三维影像辅助下的机器人辅助脊柱胸腰段骨折微创内固定手术、世界首例术中实时三维影像引导的机器人辅助寰椎枢椎经关节螺钉内固定术、世界首例术中实时三维影像引导的机器人辅助齿状突骨折内固定术[24-25]，其定位精度及临床适用范围均达国际领先水平。自研发至今，我国“天玑”系列骨科机器人在辅助椎弓根螺钉置入方面经受了多次临床实践，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在一项针对颈椎椎弓根螺钉的随机对照研究[26]显示，“天玑”机器人的成功率达到98.9%，精度优于传统透视置钉（0.83mm Vs 1.79mm），而且术中出血更少，住院时间更短。近年来，我国借助5G技术应用“天玑”机器人多次进行一站对多地远程控制骨科机器人手术的临床实践[27]，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2019年，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嘉兴市第二医院共三地协作，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5G技术运用于骨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联合远程手术，创新性地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骨科手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5G网络远程开展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下经皮螺钉复位内固定手术。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开展了脊柱机器人的研究，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合作，设计了只需C臂机和12个金属基准点就可以将二维坐标进行三维重建的算法[28]，进一步完善该系统后可进行基于C臂机透视下的实时三维重建，同时加入光学跟踪系统，体外验证精度为（2.54±0.15)mm，螺钉合格率达到了100%[29]。

3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展望

3.1 精准化、微创化

骨科机器人手术较传统手术的优点在于精确性较高，同时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小。目前的骨科机器人仍然存在精确度不足或可重复性较差的缺点，未来骨科机器人的研发进程中精准与微创仍然是首要的发展方向。

3.2 智能化

随着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骨科机器人高度智能化已成为必然趋势。现阶段，主动型机器人仍然存在误操作的风险，相对于半自动型及被动型机器人，其应用较局限。若骨科机器人的高度智能化迅速发展，则精确性、可重复性更高的主动型机器人便有机会成为未来骨科机器人的主流，并可进一步解放医生的双手，提高手术效率。

3.3 远程化

随着5G技术的出世，骨科手术机器人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远程手术。5G技术支持下，远程手术延迟将会低于毫秒级，大大增加了远程手术的精确性和稳定性。远程手术的普及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为医生异地手术提供了技术支持，使优质的医疗资源能辐射至更广泛的区域。

3.4 个体化

不同患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目前仍需要医生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手术方案。应用骨科机器人时，可根据不同患者个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手术方案，使用合适规格的手术器材进行不同手法的手术操作，从而达到对患者最有利的疗效，以实现个体化手术的效果，这将是骨科机器人的研发趋势之一。

3.5 普及化

目前的骨科机器人手术与传统手术相比，成本较高，价格较为昂贵。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难以实现该手术的全面普及。降低骨科机器人成本的同时，保证机器人手术的高质量和高精确度势必成为骨科机器人普及化的重要一环。

4 小结

二十多年前，骨科手术机器人诞生并应用于骨科手术中，经过不断更新与发展，如今机器人手术已成为骨科手术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了多个相对较完善的骨科机器人系统，如Mazor系列、ROSA系列和Excelsius GPS等。虽然我国骨科机器人的研究在起跑线上落后于国外，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硕果累累，尤其是“天玑”系列机器人，经过多次临床实践，效果显著。随着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未来骨科手术机器人势必追求更高的精准化和微创化。同时，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的觉醒也促使骨科手术机器人向智能化、远程化、个体化、普及化方向发展，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邵泽宇,徐文峰,廖晓玲.骨科机器人的发展应用及前景[J].军事医学, 2016, 40(12):1003-1008.

[2]田伟.骨科机器人研究进展[J].骨科临床与研究杂志, 2016, 1(1):55-57.

[3]曹旭含,白子兴,孙承颐,等.机器人在骨科手术中应用的可靠性与提升空间[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20, 24(9):1416-1421.

[4]郭硕,郭征.骨科手术机器人研究进展[J].武警医学, 2018, 29(10):987-990.

[5]倪自强,王田苗,刘达.医疗机器人技术发展综述[J].机械工程学报, 2015, 51(13):45-52.

[6]郑小丽.脊柱手术机器人的柔顺控制及骨削手术规划[D].湖南大学, 2013.

[7]田伟,范明星,韩晓光,等.机器人辅助与传统透视辅助脊柱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的临床对比研究[J].骨科临床与研究杂志, 2016, 1(1):4-10.

[8] Sukovich W, Brink-Danan S, Hardenbrook M. Miniature robotic guidance for pedicle screw placement in posterior spinal fusion:early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SpineAssis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2006, 2(2):114-122.

[9]孙伟,刘卫东,伊藤康信,等.神经导航和X线定位下球囊后凸椎体成形术治疗胸腰椎压缩性骨折[J].临床神经外科杂志, 2017, 14(5):369-373.

[10]褚晓东,张华.机器人系统在脊柱外科的应用[J].医学综述, 2014, 20(8):1448-1450.

[11] Kim S, Chung J, Yi B J, et al. An assistive imageguided surgical robot system using o-arm fluoroscopy for pedicle screw insertion:preliminary and cadaveric study[J]. Neurosurgery, 2010, 67(6):1757-1767.

[12] Chung G B, Kim S, Lee S G, et al. An image-guided robotic surgery system for spinal fusion[J]. Int J Control Autom System, 2006, 4(1):30-41.

[13] Ortmaier T, Weiss H, Dbele S, et al. Experiments on robot-assisted navigated drilling and milling of bones for pedicle screw placement[J]. Int J Med Robot, 2006,2(4):350-363.

[14] Kostrzewski S, Duff J M, Baur C, et al. Robotic system for cervical spine surgery[J]. Int J Med Robot, 2012, 8(2):184-190.

[15] Lonjon N, Chan-Seng E, Costalat V, et al. Robotassisted spine surgery:feasibility study through a prospective case-matched analysis[J]. European Spine Journal, 2016, 25(3):947-955.

[16] Chenin L, Peltier J, Lefranc M.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with the ROSA(TM)Spine robot and intraoperative flat-panel CT guidance[J]. Acta Neurochirurgica, 2016, 158(6):1125-1128.

[17] Lefranc M, Peltier J. Accuracy of thoracolumbar transpedicular and vertebral body percutaneous screw placement:coupling the Rosa(R)Spine robot with intraoperative flat-panel CT guidance-A cadaver study[J]. Journal of Robotic Surgery, 2015, 9(4):331-338.

[18] DeVito D P, Kaplan L, Dietl R, et al. Clinical acceptance and accuracy assessment of spinal implants guided with SpineAssist surgical robot:retrospective study[J]. Spine(Phila Pa 1976), 2010, 35(24):2109-2115.

[19] Khan A, Meyers J E, Siasios I, et al. Next-generation robotic spine surgery:first report on feasibility, safety,and learning Curve[J]. Oper Neurosurg(Hagerstown),2019, 17(1):61-69.

[20] Lee J Y, Bhowmick D A, Eun D D,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robot-assisted, an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a technical note[J]. J Neurol Surg A Cent Eur Neurosurg, 2013, 74(4):258-261.

[21]赵春鹏,王军强,苏永刚,等.骨科机器人系统全程规划模块在长骨骨折精确牵引中的研究[J].中华医学杂志, 2007, 87(43):3038-3042.

[22]刘文勇,胡蕊燕,王再跃,等.脊柱手术机器人研究进展及趋势分析[J].骨科临床与研究杂志, 2020,5(3):185-189.

[23]韩晓光,刘亚军,范明星,等.骨科手术机器人技术发展及临床应用[J].科技导报, 2017, 35(10):19-25.

[24] TIAN W, WANG H, LIU Y. Robot-assisted anterior odontoid screw fixation:a case report[J]. Orthopaedic Surgery, 2016, 8(3):400-404.

[25] TIAN W. Robot-assisted posterior C1-2 transarticular screw fixation for atlantoaxial instability:a case report[J]. Spine, 2016, 41(Suppl19):B2-B5.

[26] FAN M, LIU Y, HE D, et al. Improved accuracy of cervical spinal surgery with robot-assisted screw insertion: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Spine(Phila Pa 1976), 2020, 45(5):285-291.

篇6

关键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口腔医学；临床教学；术前设计；术中导航

作者：孟凡皓1，朱智慧1，张小辉2，张韬1(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100032；2深圳罗湖区人民医院)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这两项技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改变，也逐渐被应用于医学领域。VR是多种技术的高度结合，包括了模拟环境、感知、自然技能和传感设备等方面；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可以让使用者完全沉浸到该环境中，并且通过有触感反馈功能的控制器与虚拟环境进行互动。而AR可以实时计算摄影机影像位置、角度，配合图像图形技术，在屏幕上把虚拟图像叠加在现实世界并进行互动。目前，已有报道在微创肝脏手术[1]中运用AR技术将肝脏内部的血管和肿瘤的位置显示在术区，也有学者尝试将AR和MR技术应用于神经外科[2]和泌尿外科[3]等学科。早在1997年Wagner等[4]介绍了AR的概念，并首次在AR设备的辅助下完成正颌手术；2001年Thomas等[5]开发的Impulse2000训练系统，可以模拟患者口腔内患龋情况，用于医学生临床技能练习。近5年来，VR与AR技术在口腔医学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主要包括临床教学、术前设计和术中导航3个方面。现就VR和AR在口腔医学中的应用进展综述如下。

1临床教学

头颈部解剖结构复杂，在狭小的范围内可能同时存在腺体、肌肉、神经和血管等重要组织；在教学过程中仅依靠课本或视频资料缺乏立体感和层次感，而尸体标本数量有限、价格高昂，这都为教学增加了困难。将VR技术应用到头颈解剖教学中，可生动、立体地展现复杂的解剖结构。2012年，李阳等[6]利用Dextroscope系统进行上颌动脉下颌段的三维解剖研究，并与实际标本进行对照，为减少上颌动脉下颌段的术中损伤提供解剖依据。结果表明虚拟解剖组所测得的相关数据与尸体组测得的实体数据一致，提示该技术具有可靠性与一定的优越性。

操作技能的练习所用耗材成本较高，借助VR和AR系统，可为医学生提供逼真的操作练习环境。目前已有用于正颌外科手术培训的VR手术模拟系统[7，8]，该系统可以为使用者反馈操作的力度和器械运转的速度，并能提示操作者截骨角度和距离与术前设计方案之间是否存在偏差。Miki等[9]介绍了一种模拟内窥镜辅助下完成颌下腺切除术的VR培训系统，并通过试验证实，初学者经过7次练习后均更加熟练，手术所需时间较一开始明显缩短。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是颌面外科中一项基础操作，但如果操作不慎可能会引起麻醉效果不佳或麻药入血等问题，甚至造成更严重后果。Correa等[10]介绍了一种用于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训练的VR系统，可以评估注射位置和深度是否正确，并且提供近乎真实的进针感觉反馈。也有学者将传统教材与AR技术相结合[11]，开发了一本贵金属高嵌体预备教材，通过识别课本上每一章节的特殊“标识物”，AR设备就会将相应的操作过程以三维图像的方式呈现在眼前，仿佛老师在眼前演示一样。2013年，Kikuchi等[12]介绍了一种用于练习预备金属烤瓷冠的VR系统。Llena等[13]对AR技术在培训医学生窝洞预备中的效果和使用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仅在一类洞的深度和二类洞颊、舌向预备范围上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有差异。彭春等[14]对VR技术在口腔正畸进修医师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主要是进行虚拟正畸托槽粘贴和排牙培训，通过培训后进行问卷调查和理论成绩对比发现，VR技术可显著提高临床进修医师的学习主动性，利于对口腔正畸教学要点的理解，提高口腔正畸临床操作技能的掌握，有助于口腔正畸临床进修医师教学。

近几年，伴随着VR模拟系统在口腔教学中越来越多的应用，比如大阪大学的HAP-DENT、伊利诺伊州的Periosim、荷兰穆格Simodont和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iDental等系统，有诸多学者对VR和AR技术在口腔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2015年Wang等[15]对iDental系统的精确度进行评估，并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上评价该系统在模拟牙体预备这项操作时的应用效果，发现还需在该系统中加入颊黏膜和支点才能更真实地还原口腔内操作环境。Ioannou等[16]对VR手术模拟器和动物模型的培训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VR手术模拟器可以减少培训的成本，并且培训的效果也要优于传统的动物模型试验。2016年，英国的Mirghani等[17]对Simodont牙科VR模拟器在口腔教学应用中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Simodont评分结果可以反映出大一与大五学生的水平差异。

2术前设计

颌面外科手术因其特殊的手术部位，手术的难度与风险较大，而且患者对美观有较高的要求；术前对病变情况进行充分评估，可以更好地确定切除范围，降低手术风险。VR和AR技术可以根据患者的CT或MRI数据进行三维重建，完整呈现病变的位置以及与重要解剖结构的关系，可以帮助医生在术前更好地进行手术规划与方案设计；并且，VR技术凭借其出色的沉浸感和触觉反馈设备，甚至可让医生在术前模拟手术，使手术更加安全、高效。Olsson等[18]运用VR技术模拟游离腓骨肌皮瓣重建下颌骨手术，可以通过VR系统在术前模拟肿瘤切除、腓骨重建方案设计及受区血管选择，可以减小术中风险，获得更好的手术效果。此外，有学者将VR技术应用于正畸和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治疗等方面。2016年Medellin-Castillo等[19]介绍了一种具有触觉反馈功能的VR系统，可以将二维图像上的标志点准确还原到三维重建模型上，帮助医生准确确定头影测量标志点，减少误差和设计时间；并且，对需要正颌的患者，该系统还可以设计手术方案。李阳等[20]运用DextroscopeVR系统，借助CT数据进行重建与融合，获得上呼吸道的三维图像，在三维模型上对上气道狭窄的区域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为患者选择相应的手术方案进行治疗。结果发现术后上气道的狭窄部位均明显扩大，各区段体积至少增大2倍以上，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VR技术可以将二维CT、MRI数据以三维立体的形式呈现在医生的眼前，让医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病变信息。

3术中导航

传统术中导航只能显示二维图像，并且术者需要反复观察屏幕与术区，这无疑增添了很多不便。AR技术凭借其与身边环境实时交互的特点，可以将术前设计方案或是重要的解剖结构以三维图像的形式投射在术区，使术者实现裸眼观察。2013年，Suenaga等[21]使用3DAR技术在实物模型上模拟截骨手术，以评估该系统的精准度和可行性。结果发现术者裸眼所看到的图像位置不会随观察的角度而改变，而且图像与实物重合的精确度可以达到1mm以下。2013年Lin等[22]介绍了一种基于AR技术的口腔种植系统，并通过术后CT数据来评估术前虚拟设计方案与实际预备位点之间的误差。结果发现，总共完成的40例种植体的位置均在安全范围内，深度和角度上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2015年，Liu等[23]利用AR技术在锥形束CT血管造影引导下行机器人舌癌切除手术，并与X线透视引导技术相对比，发现切除范围更理想，并能更好地保护舌动脉等重要组织。虽然，现在大多数关于AR技术在术中应用还停留在实验阶段，但已有学者尝试佩戴AR设备完成正颌手术，术中指导上颌骨的截骨和就位。2016年Zhu等[24]运用AR技术在颌面外科手术中将下牙槽神经管的位置投射到术区，避免了术中损伤重要神经。临床中已经有20例应用经验，包括偏突颌畸形、半侧颜面短小和下颌角肥大等患者的整形手术，所有病例术后通过CT验证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除1例术后出现血肿外，其余均未发生并发症。这也为AR技术在术中的导航应用带来了启发。

2016年Profeta等[25]将AR技术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SPECT)相结合用于检测头颈部肿瘤患者淋巴结转移与分布的情况，并借助AR技术来辅助完成淋巴结活检手术。该实验结合了γ探头(类似于传统放射引导手术)和追踪系统(类似于导航设备)，为患者注射γ放射性同位素后，立即检测头颈部放射活性的分布情况，并以此来推断有无可疑转移淋巴结，最终借助AR技术以图像的形式将可疑淋巴结直接叠加显示在术区，让医生裸眼就可以准确看到淋巴结的位置。

4小结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尝试将AR和VR应用于口腔医学的各领域当中，相较于传统技术具有如下优势。①临床教学：VR凭借完全沉浸式的特点和触控设备实现交互反馈，可以为医学生提供逼真的练习环境，节省教学成本。②术前设计：AR和VR都可以完全真实的还原患者的病灶位置、与重要解剖结构的毗邻关系等重要信息，不仅可用于设计手术方案，还可以用于与患者术前沟通，让患者及家属更好地了解手术风险或预后情况。③术中导航：AR凭借其可以与真实环境进行交互的优势，并且可以裸眼观察，让术者更好地了解病情。所以，AR与VR在医学领域中有巨大的应用潜力。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VR和AR技术在医学中也将实现广泛应用。目前已有学者完成AR技术与手术机器人结合完成下颌角切除术的可行性试验，同一个标本的两侧下颌角分别通过机器人和医生完成，对比发现并没有明显差异。VR和AR技术的应用必将为医生提供更多的帮助，让手术变得更加精准、客观和高效，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使患者和医生都能从中获益。

参考文献：

[1]HaouchineN，CotinS，PeterlikI，etal.Impactofsofttissueheterogeneityonaugmentedrealityforliversurgery[J].IEEETransVisComputGraph，2015，21(5)：584-597.

[2]Kersten-OertelM，GerardI，DrouinS，etal.Augmentedrealityinneurovascularsurgery：feasibilityandfirstusesintheoperatingroom[J].IntJComputAssistRadiolSurg，2015，10(11)：1823-362.

[3]DickeyRM，SrikishenN，LipshultzLI，etal.Augmentedrealityassistedsurgery：aurologictrainingtool[J].AsianJAndrol，2016，18(5)：732-734.

篇7

从中医理论上讲，急性心肌梗死类同于胸痹、真心痛、心痛等病症，发病的患者胸骨后及心前区会出现持久、剧烈的窒息与压榨的疼痛感以及濒死感，同时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等症状也会出现并持续30分钟以上，而且，患者还会呈现出面色苍白、喘息咳唾、神情萎顿烦躁等问题，严重者危在旦夕[1]。近年来，这种起病迅疾且病情严重的疾病发病率逐渐上升，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2]，亟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目前，以临床路径的标准系统诊疗方法，对AMI患者进行诊治，具有较为显著的功效，可以有效地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与花费，因此，加强对于临床路径的研究极其必要。

1临床路径的理论含义与建立基础

1.1理论含义临床路径是当前时期较为新颖的医疗模式，它通过研究分析掌握患者病情与诊疗需求，致力于对患者的平均住院日期进行优化与缩短，同时对患者的医疗费用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使患者以其具体的病种为前提，获得最为优质的临床治疗以及护理，最终减少患者住院的时间与费用，是一种较为系统化、标准化的诊疗方法。目前，临床路径在各医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展现了极其明显的优势，可以在节省患者的住院时间与费用的基础上，使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获得显著上升，受到了世界各国医学界人员的重视[3]。

1.2建立基础AMI临床路径以中西医对此疾病的临床治疗工作与经验为基础，即对中西医理论各自的诊治优势进行有机结合，然后参考以往时期与AMI疾病相关的文献研究资料，咨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与专业知识的专家，最终建立起来。目前，中医学对治疗AMI疾病，已经积累的深厚的临床知识以及经验，且其疗效颇为显著，而西医学则具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优势，可以有效辨别该疾病的具体症状，实现对于该疾病的精准及时地诊断。因此，中西医结合对AMI进行治疗的临床路径，具有较为显著的科学、合理性，可以有效地提升其治疗水平与管理质量，推动医患关系的优化完善。

2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建立方法

AMI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路径作为标准的疾病治疗模式，结合了中医和西医治疗该疾病的最优临床经验以及知识，可以有效实现对于医疗工作行为的规范，降低诊疗过程中出现的随意性问题，缩减患者治病的成本，同时提高管理的质量。现将该临床路径的具体构建工作加以报告：

2.1以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为基中西医结合对AMI疾病进行治疗，其临床路径的构建，以循证医学的证据与临床实践的指南作为基础指引，即：立足于中医药的诊断治疗工作的主体，以目前所有可以得到的最佳的研究证据作为依据，寻求医生诊治该疾病的临床实践经验，进行构建。然后再以此作为前提，以患者的住院或工作日数为基本单位，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充分征求患者治疗的意愿，对医疗活动和疾病管理的方法进行实际组织，最终为患者构建出标准化的科学合理的治疗模式。

2.2结合文献资料以及专家指引AMI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路径，在循证医学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合借鉴，并咨询该疾病的临床治疗专家人员，对诊疗方案进行优化设计与调整，才能够最终建立起来，并达到其应有的科学合理性。文献资料包括古籍与现代文献、系统综述、名老中医的治疗经验、meta分析几个方面，对于专家的咨询则侧重于AMI的主要发病病机及治疗方法两个方面，得出AMI疾病的主要病机为气虚血瘀，而再灌注治疗之后主要的治法则为益气活血法。

3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评价工作

AMI的临床路径所具有的具体效能，还需要经过具体、系统、精准的评价才能够得出，因此，在建立起该临床路径之后，相关工作人员还必须努力展开对该路径的相关评价工作。其具体评价如下文所示：

3.1评价基础采取历史对照的研究方法，将接受临床路径治疗及不接受临床路径治疗的患者治疗效果进行对照分析，前者为治疗组，后者为对照组，以检验该路径的具体效果。研究对象为我院在2011年4月――2012年1月间，实施再灌注治疗的心肌梗死患者（ST段抬高）以及在2010年4月到2011年3月间治疗的STEMI的患者，前为治疗组接受临床路径治疗，后为对照组接受传统治疗。

3.2评价依据以PEMS3.1程序为样本含量估算的方法，以AMI疾病的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标准对患者进行诊断，根据已设定好的纳入、排除与出院标准，对患者进行选取与出院判定。以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频率、卫生经济学的评价指标为主要的结局指标，以医疗时间、医疗服务的评价为次要的结局指标。患者接受SPSS13.0软件的数据统计分析，设定P

4讨论

AMI临床路径作为以急性心肌梗死为核心的标准治疗程序与模式，具有综合性、科学合理性的特征，它可以有效地提升患者治疗效果，减少患者所需要的治疗时间与费用，并达到对于医疗卫生工作水平的优化。因此，该临床路径适宜在治疗AMI疾病中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篇8

当前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的识别和判断有很多影像学进展，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可应用很多影像学技术对颅内血管的形态进行精准性的描述和评估。比如常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MRA）、CT血管成像技术（CTA）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可以对大部分的血管病进行精准的判断，帮助我们了解颅内血管形态的改变。比如，MRA可以明显显示颅内动脉的狭窄情况，CTA可以很好描述双侧锁骨下动脉闭塞的患者侧支循环代偿的渠道，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3D-DSA）可以清楚地显示大脑中动脉远端开窗畸形。很多情况下单纯的颅内血管形态学评价并不能发现患者的确切病因或发病机制，还要精准描述患者的血管管壁情况和结构以期做好鉴别诊断。

近几年来发展的高分辨率磁共振周围神经成像（MRN）技术已成为很多医疗机构日常检查方法，对血管病变的判断有其独特优势，尤其是对一些青年患者颅内动脉病变的病因学诊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5年韩国学者综述性报道了应用高分辨率磁共振对颅内血管病变进行病因学鉴别诊断，提到了颅内动脉狭窄的颅内动脉夹层、血管炎、动脉粥样硬化等3个主要病因的鉴别。当然，临床上可以通过其他影像学方法或临床特征性的表现，对颅内动脉狭窄的几个病因进行鉴别诊断。但在不能进行病因学诊断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刚出现颅内动脉狭窄青年患者的诊断，需要应用高分辨率磁共振来加以甄别。

杨弋教授列举了3个应用高分辨率磁共振诊断颅内动脉狭窄的病因学诊断的实例。

病例1：27岁患者因发作性右侧肢体活动不灵2个月入院，具有长期吸烟饮酒史，血脂异常和肥胖等危险因素。MRA提示双侧大脑中动脉局限性不同程度的狭窄。一般应用MRI（核磁共振成像）和MRA对患者进行大体上的病因学评价，结合病史，诊断该患者颅内动脉狭窄和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生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所引起，但对于

对斑块的评估方面，使用VPD斑块分析软件进行勾画和测算，可以得到斑块的更多信息，包括管腔面积（LA）、管壁面积（WA）、外壁总面积（OWA=LA+WA）、最小管壁厚度及最大管壁厚度；使用RadiAnt DICOM读片软件对斑块角度进行测算，可以得到重构指数、狭窄程度、偏心指数、斑块负荷和斑块角度，为我们研究斑块和缺血性卒中的关系提供更好的技术手段。

病例2：一位34岁高血压男性患者左侧肢体活动不灵2天入院，具有高血压家族史，MRI检查结果可见右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有梗死，MRA提示右侧颈内动脉闭塞，原因不明。入院4天后患者病情进展迅速，梗死面积和范围明显扩大，血管狭窄情况也有明显进展，大脑中动脉未见显影，这是一例进展性卒中青年患者。什么原因导致患者的血管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卒中的进展？通过一般影像学很难进行识别和判断，于是通过高分辨率磁共振可见严重主动脉夹层的壁间血肿形成，轴位血管扫描可见残余管腔在大脑中动脉形成了一个动脉夹层，这在临床上非常少见，患者血管狭窄和卒中进展与动脉夹层的逐渐撕裂有关。

病例3：在一年半发生4次脑卒中的35岁男性患者。2014年3月，门诊随访可见患者右侧颈内动脉闭塞，2015年1月超声检查又发现左侧颈内动脉闭塞。患者相继发生颈内动脉闭塞一定有其病因，但实验室检查、生化检查、所有病毒和免疫因子筛查都是阴性结果，通过高分辨率磁共振看到了颈内动脉岩骨段铅笔芯样改变，管壁明显强化和管腔残余狭窄，考虑患者为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给予激素冲击治疗后，管腔狭窄出现明显缓解。

缺血性卒中多种病因分型

缺血性卒中病因学分型方法历经20多年的演变，日趋准确。从1993年第一个广泛应用的美国“TOAST”病因分型、2005年美国的SSS-TOAST、2007年CCS-TOAST、韩国改良TOAST，2009年欧洲国际卒中专家ASCO分型到2011年中国缺血性卒中CISS分型。如果还以临床表现和一张CT来治疗脑梗死已远远不够，主动脉弓粥样硬化在TOAST和韩版TOAST分型都没有提及，在SSS-TOAST和ASCO中划归到心源性，考虑其动脉硬化的病理性质，CISS将其归于大动脉粥样硬化型CISS诊断标准。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判断有多种标准，从病理学研究来看，动脉硬化斑块的稳定性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和次要标准已十分明晰，因为国外很早就开展了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通过取得的斑块标本，并结合影像学信息，对于颈动脉斑块的研究要远远超前于颅内动脉斑块的评估研究。主要标准包括斑块活动性炎症、薄纤维帽和大脂质核心、内皮剥蚀伴表面血小板聚集、开裂或受损的斑块、严重狭窄等。次要标准包括浅层钙化结节、黄色斑块（血管内镜下）、斑块内出血、内皮功能不良和正性重构（扩张性重构/PR）。对颈动脉斑块易损性的识别也有很多方法。颈动脉斑块的超声评价反映整体的动脉粥样硬化负荷，预测心脑血管急性事件发生，识别易损斑块；而斑块部位、类型、大小对于外科治疗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此外，不稳定性斑块的特征性病理表现主要是有大量新生血管的生成。普通超声检查显示较为类似的几个斑块，而利用斑块内新生血管的特性，超声造影可以进一步区分不稳定斑块和稳定斑块。

一项队列研究对比了有症状大脑中动脉（MCA）狭窄和无症状MCA狭窄的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对比血管面积（VA）和管壁面积（WA）结果显示，有症状MCA狭窄更多见斑块偏心性强化。研究方法是通过质子密度加权像（PdWI）采集6至8层，在血管横断面上测量血管面积（VA）。重构指数（RI）=最狭窄处VM近端正常血管VA，设定正性重构（PR）组为重构指数（RI）≥1.05，非正性重构组为RI

在研究斑块特性的同时，对粥样硬化动脉管壁面积和管腔面积的定量测量结果发现，很多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存在动脉正性重构现象。大脑中动脉狭窄血管面积（VA）明显更大是动脉正性重构（Glagov现象）。即粥样硬化动脉管腔的狭窄并不单纯由病变扩大而引起，血管重构很大程度上可使动脉壁斑块得到代偿，这种代偿性重构是指血管向外扩张，以维持原有的管腔面积和血流量（Naghavi，et al.Circulation，2003，108：1772-1778；Berman DS，et al.J Nucl Med，2006，47：74-82）。这种代偿性重构是否有益？从某种程度上看并非有益。正性重构也是动脉硬化斑块不稳定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和病理学的次要标准。

MCA狭窄的正性重构与微栓子有何关系？

栓塞是MCA狭窄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重要机制，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TCD）对监测微血栓有重要临床意义。2010年发表在Lancet Neurol的研究发现，微栓子信号（MES）对于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未来缺血性卒中的发生具有预测作用。众所周知，我国患者常见颅内血管狭窄尤其是MCA狭窄，但目前无症状MCA狭窄者微栓子信号的研究较少，因此我们针对症状性及无症状性MCA狭窄的微栓子进行了对比研究。我们将症状性MCA狭窄患者按是否有正性重构分为两组后发现，有正性重构的那一组的微栓子脱落率更高。正性重构（PR）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的、生物学上更活跃的病变，与斑块易损性和破裂有关，更容易导致缺血事件。

无症状性大脑中动脉（MCA）狭窄微栓子监测是否能预测缺血性卒中？我们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认为，尚未发现微栓子监测对无症状MCA狭窄未来发生缺血性卒中具有预测价值。我们关于微栓子监测的研究结果显示，无症状性MCA狭窄的斑块较为稳定，微栓子发现率低，仅为1.85%（2/108），有症状MCA狭窄的微栓子信号发现率为38.89%（49/126），卡方检验（Chi-squre）值为46.8，P

脑血管狭窄与脑灌注有无关系？

既然微栓子监测方法不能作为预测无症状性MCA狭窄缺血性卒中发生风险的预测因子，就要在临床中继续寻找识别卒中高危人群的方法。我们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对于无症状性缺血性卒中高危人群的识别，除对脑灌注进行描述之外，还应检查脑血流自动调节（CA）情况。脑动脉狭窄引起最直观的生理学改变就是脑血流的改变。在临床中也常见一些脑动脉狭窄患者脑灌注不存在改变，这与其他因素的参与有关，比如是否建立了侧支循环，以及是否具备脑血流自动调节（CA）的功能。CA对脑动脉发生狭窄时维持脑血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9年CA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即动脉血压（ABP）和脑灌注压（CPP）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脑阻力血管通过收缩或舒张来维持脑血流量（CBF）相对恒定的过程。1989年Aaslid提出CA应包括静态脑血流自动调节（sCA）和动态脑血流自动调节（dCA）。脑血流量与脑血管阻力的关系可见以下公式：CBF（脑血流量）=CPP/CVR（脑血管阻力）=ABP-ICP（颅内压）/CVR=ABP/CVR。

篇9

[中图分类号] R5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4（a）-0103-02

红细胞平均指数包括有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三个参数[1]，上述三项红细胞平均值可帮助临床对贫血进行诊断。笔者对200例研究对象联合检测MCV、MCH、MCHC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例研究对象均为2010年1月～2012年1月本院就诊者，分为缺铁性贫血组、正常组各100例，均行MCV、MCH、MCHC联合检测；缺铁性贫血组年龄（31±17）岁，男性62例，女性38例；正常组年龄（32±18）岁，男性63例，女性37例；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检测方法

1.3 统计学分析

3 讨论

缺铁性贫血是由于铁摄入量不足、吸收、转运障碍、大量丢失、铁利用功能下降等，导致红细胞内铁含量下降而形成缺铁性贫血[2]。IDA属于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较常见，其发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且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地区、孕妇、哺乳期妇女、婴幼儿发病率明显增高。IDA对于婴幼儿的智能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可引起婴幼儿智能发育缓慢、行为出现异常[3]，长期IDA对儿童脑部发育产生不可逆损伤而形成终身性影响，故对IDA患者做到早诊断、早治疗非常重要。目前，检测红细胞平均指数等化验室血液检查是临床诊断IDA的主要手段。

MCV、MCH、MCHC三个参数统称为红细胞平均指数，于1979年时，Bassmaan就早已提出了贫血的MCV、RDW分类法[4]，而近年来随着化验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MCV、MCH、MCHC检测结果日益精准，该检查项目在较多疾病的诊断工作中逐渐得到了广泛应用，而检测红细胞平均指数诊断IDA也备受临床医师和检验师的青睐和关注，目前已被作为诊断缺铁性贫血的重要参考指标[5]。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缺铁性贫血组的100例研究对象的MCV、MCH、MCHC值显著较对照组低，且P < 0.01；100例缺铁性贫血患者中显示MCV、MCH、MCHC均下降者共96例，约占到96%，仅有4例显示正常，原因可能为患者处于早期缺铁，轻度缺铁但可满足幼红细胞合成血红蛋白，使得患者的血红蛋白量水平和细胞形态均无显著变化；由此可见，MCV、MCH、MCHC的检测对于临床诊断缺铁性贫血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MCV、MCH、MCHC中，MCV可体现出红细胞体积的总体改变，MCH、MCHC可将红细胞内血红蛋白的含量水平准确地反映出来；MCV是国内外用于鉴别诊断贫血的主要指标[6]，但其只能反映红细胞体积大小及不均一性，却不可体现红细胞内血红蛋白含量的变化情况，故需要联合MCH、MCHC进行检测，方可提高缺铁性贫血的诊断准确性[7-9]。

总之，临床诊断缺铁性贫血的实验检测指标虽然众多，但由于骨髓涂片铁染色及血清铁蛋白的检测工作繁琐、缓慢，而仅把MCV做为诊断依据，又不能了解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含量水平状态；而MCV、MCH、MCHC三项参数联合检测不仅可获得极高的阳性率和准确率，且操作简便快捷，故可作为临床诊断缺铁性贫血的首选指标。

[参考文献]

[1] 姜晓萍，陈波，解晶，等. 红细胞参数及铁代谢指、标在鉴别缺铁性贫血与慢性病贫血中的临床意义[J]. 中国伤残医学，2009，17（3）：21-22.

[2] 常玉荣，葛庆峰，何晓娟，等. 289例贫血患者红细胞参数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28（14）：82-83.

[3] 沈健，陆燕，盛红斌，等. 婴幼儿缺铁性贫血现状及影响因素[J]. 浙江预防医学，2011，23（1）：71-72.

[4] 江燕，赵琳. 缺铁性贫血的诊治进展[J]. 医学综述，2011，17（10）：71-73.

[5] 冼中任，陈秋霞，朱伯珍，等. 红细胞参数对轻型β-地中海贫血与缺铁性贫血鉴别诊断的价值[J]. 检验医学与临床，2011，8（2）：42-43.

[6] 黄品. 血红细胞四项参数诊断缺铁性贫血的临床价值[J]. 中外健康文摘，2011，8（44）：49-50.

[7] 周建中. 红细胞参数在缺铁性贫血诊断中的应用评价[J].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1，32（7）：87-88.

篇10

周围型肺癌又称肺野型，是最常见的肺原发性恶性肿瘤[1]。周围型肺癌的临床表现较晚一些，常有患者诊断时已是晚期阶段，从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影响其治疗结果，近年来肺癌的发生率与死亡率呈上升的趋势[2]。所以对小肺癌的正确诊断变得尤为重要。本文选择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33例经病理证实的周围型小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周围型小肺癌的CT表现，以提高CT诊断的准确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33例经病理证实的周围型小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选病患有20例男性，13例女性，年龄40-80岁不等，平均年龄为（ 56±3.1）岁，患者患病时间为（ 10±1.5）年。所选的33例患者经病理证实全部为周围型小肺癌，且无其他重大传染性疾病及精神障碍疾病。对比分析所有患者在心理、临床依从性等其他一般资料，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检查时采用 GE 公司的 lightspeed 16 层 MSCT 扫描仪进行扫描。 所有患者在对全肺行层厚 7.5 mm， 层间距 7.5 mm的常规 CT 扫描，进而判断病灶的解剖部位。同时，在对患者进行一般扫描的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高分辨 CT 薄层动态增强扫描。通过以上精准的扫描能够清晰地显示病灶的边缘特点、内部结构、以及与周围邻近组织的关系等。重点要对病灶的形态、边缘征象、内部结构以及强化方式与程度进行观察分析，并分别统计每种征象和少见征象出现的几率。

1.3观察指标

通过CT影像观察患者病灶的形态、边缘征象、内部结构等。

1.4统计学方法

对上述两组患者各项记录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上述汇总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采用t检验， P

2 结果

33例周围型小肺癌中腺癌19例，肺泡癌10例、鳞癌2例，小细胞肺癌1例，肺泡癌合并腺癌1例。病灶CT表现为边缘分叶征24例（72.7%），毛刺征15例（45.5%），空泡征10例（30.3%），空气支气管征9例（27.3%），磨玻璃征9例（27.3%），胸膜凹陷征8例（24.2%），血管聚集征5例（15.2%），瘤周气肿5例（15.2%），病灶内空洞5例（15.2%）。

通过对本组33位周围型肺癌病例根据螺旋CT平扫征象综合分析后明确诊断肺癌21例，确诊率为63.6%，可疑肺癌7例，可疑率为21.2%，误诊5例，误诊率为15.2%[4]。

3 讨论

根据相关资料可知：周围型肺癌的基本征象主要有分叶征、毛刺征、空泡征、支气管充气征、胸凹陷征、血管集束征及空洞、钙化等。以腺癌、鳞癌多见。发生在段支气管至主支气管，位置靠近肺门者，称为中央型肺癌;约占3/4，较多见鳞状上皮细胞癌和小细胞癌。主要包括手术治疗，放化疗和中医治疗，跟其他肺癌的治疗方法一样，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治疗方法，而且要及时有效。

通过上述观察结果可知，33例周围型小肺癌中腺癌19例，肺泡癌10例、鳞癌2例，小细胞肺癌1例，肺泡癌合并腺癌1例。病灶CT表现为边缘分叶征24例（72.7%），毛刺征15例（45.5%），空泡征10例（30.3%），空气支气管征9例（27.3%），磨玻璃征9例（27.3%），胸膜凹陷征8例（24.2%），血管聚集征5例（15.2%），瘤周气肿5例（15.2%），病灶内空洞5例（15.2%）。同时经过相关数据统计发现本组病例根据CT平扫征象综合分析后明确诊断肺癌21例，确诊率为63.6%，可疑肺癌7例，可疑率为21.2%，误诊5例，误诊率为15.2%[3]。

综上所述，螺旋CT诊断周围小肺癌是评价周围型小肺癌的肺部病变的敏感方法，同时对高危人群进行检查后未见明显异常者，人不能忽视，应定期进行 CT 检查，当发现被检查者肺内出现新的孤立结节时，应将肺癌考虑在内，这样可以避免漏诊现象，进而大大提高对早期肺癌的检出率[4]。若不能及时判断患者病情、漏诊误诊之后，不仅不利于及时对患有肺癌的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同时对患者及患者家属精神上带来巨大的伤害。螺旋CT诊断周围小肺癌为临床提供了更可靠的诊断依据，具有较为准确的参考价值，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张善华，陈志军，王和平，等.磨玻璃密度小肺癌 CT 表现与病理类型相关性研究[J].医学影像学杂志，2009，19（8）：970-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