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市场环境。作为亲周期行业，银行业的信用风险是宏观经济的反映，信贷客户的非系统性信用风险与整个经济系统性风险密不可分,宏观经济形势、区域经济动态、行业经济趋势会持续影响经营行和信贷客户双方的信贷行为和信贷文化。前几年经济过度刺激和信贷大量投放的后遗症在“新常态”时期逐步显现，随着去杠杆、去产能、去泡沫的进一步推进，大量风险客户出现盲目多元投资、加大杠杆、挪用贷款、民间借贷甚至抽逃资产、与银行内外勾结等行为。扭曲的市场环境和信贷客户行为对商业银行产生倒逼，银行信贷文化也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例如福建、浙江等地滋生出大量的钢贸贷款，其中不乏成批的空壳公司和集团内部融资平台，而银行却对这些客户难以割舍，甚至协助策划“抱团取暖”，直至风险集中爆发。这类典型现象深刻反映了市场环境变化对银行信贷文化和信用风险的影响。

2.信用环境。我国正处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级阶段，经济基础、法律体系及市场环境都不够成熟，也缺乏高效的失信惩戒机制。薄弱的信用环境主要在两个方面通过信贷文化对信用风险产生影响：一是失真的会计环境。信贷客户能够轻易的虚构财务报表申请贷款，高信用等级客户直接违约案例时有发生，过去的“好客户”金玉其外，到风险暴露时才发现败絮其中。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营行面对失真的会计环境，信贷文化发生了畸变，“假报表真分析”，以财务报表为定量评分基础的信用评级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可靠性。二是低效的资产评估、登记和处置环境。一方面，资产评估公司对抵押物评估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难以保障，往往配合信贷客户的资金需求高估抵押物，甚至有的抵押登记部门协助企业重复抵押或虚假抵押。另一方面，抵押物作为第二还款来源，用信担保方式往往表面合规，却普遍存在权责明确却追索困难、胜诉容易却执行困难的现象，源于低效的处置环节导致实际风险缓释效果并不理想。

3.同业竞争。近年来，国内金融业逐渐开放的同时，商业银行业务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步伐加快和息差水平的收窄，同业竞争将更加激烈。商业银行同业为了保住和抢占市场份额，纷纷加大竞争力度，甚至采取降低收费标准、放宽贷款审批等恶性竞争手段争抢客户。在同业之间加码式恶性博弈的非理性竞争环境中，信贷文化不可避免的受到负面冲击，并进而作用于信用风险。

4.政府行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仍存在行政色彩，信贷决策和信贷文化在特定环境下时常受制于政府行为。劣质的“支柱型企业”在地方政府出手下“大而不倒”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川威集团的司法重整、青海碱业的债务重组等。干扰性的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部分经营行和信贷人员对于有政府背景的信贷客户从主观上放松了风险的识别和防范，从而在主客观两方面都降低了银行及时化解和防范信用风险的能力，是信用风险滋生、蔓延直至更大程度暴发的成因之一。

（二）内生因素

1.信贷管理机制。近年来，信贷客户刻意制造信息不对称、掩盖风险的动机和能力都越来越强，商业银行用传统方式审贷、管贷已经跟不上形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有信贷管控机制与担保圈贷款、隐蔽性集团贷款风险的管控需求并不匹配，面对错综复杂的隐性关联互保、连环担保及其更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已普遍呈现管控乏力的现象。例如温州不良担保圈事件、青岛“德正系”骗贷案件、浙江“中江系”集团风险事件等。在信贷管理机制存在缺陷的环境里，信贷人员从思想上怠于积极加强管控力度和风险意识，形成消极的信贷文化氛围。通过近年来新增不良贷款进行分析，信贷客户对风险隐蔽性较强的客户，普遍缺乏积极的管控意识，没有真正做到“了解客户、衡量风险”，更无法及时识别和处置风险。

2.信贷激励机制。在同业竞争白热化的外部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考核压力层层加码，“一刀切”的信贷激励机制间接导致部分信贷部门形成“重发展轻风控、重眼前轻长远”的信贷文化。“垒大户”就是一个典型表现，面对低迷的市场环境和风险尚不明确的新增客户，经营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对于存量大户存在“绩效为先、授权规避”的思想。这种“不舍得”的心理导致经营行即使知晓风险隐患，也缺乏主动退出意愿，甚至为了争夺“优质”大客户，忽视企业本身的风险隐患，逐年加大授信额度。同时，银行“垒大户”的行为还可能造成企业负债大幅度增加，加大资金链脆弱程度,是信用风险积聚和爆发的又一诱因。

3.信贷约束机制。信贷约束机制的缺失集中表现为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力度不足，信贷部门因此形成责任感淡薄的负面信贷文化，从而疏于信用风险管控。一是责任追究范围不足。商业银行在内部监督检查的过程中，对管理层责任追究范围不足，特别是对信贷决策的追究往往局限于任期之内，导致银行各级管理层存在不同程度的任期短视行为。这种普遍的负面信贷文化现象，驱使管理层对风险贷款产生了“击鼓传花”的侥幸心理和前后任期之间的“博弈心态”。部分管理层对高风险贷款反复还旧借新、以贷还贷、以贷收息，意图将风险“顺利交班”。在任期短视行为影响下，信贷部门不但错失防范和处置信用风险的最佳时机，反而坐视风险进一步发酵和质变。二是责任追究力度不足。与明确涉及员工行为的“显性”道德风险不同，信贷经营管理层过大的决策权力与过小的信贷决策风险严重不匹配，产生了权责倾斜的信贷文化。尽管现代商业银行已经建立起贷审会、合议会、行长负责制等一系列形式上完善的管理层信贷决策机制，但通过大量的信贷风险案例可以发现，鲜有决策层因为信贷决策风险受到与其危害对等的惩戒。必须重视的是，信贷决策层的信贷决策风险对银行带来的经济损失和风险隐患往往不亚于“显性”道德风险案件。例如在商贸类风险贷款中较为普遍的“三无”类空壳企业，其造假手段低劣粗暴，银行信贷部门的贷款“三查”却如同摆设，甚至变相协助企业化整为零、大搞制度套利，风险暴露时却仅表现为客户恶意骗贷，相关信贷决策层却未对巨额经济损失承担应有的责任。

二、咨询型审计策略和建议

要把信用风险防范做到“标本兼治”，信贷审计就不能只停留在合规性层面的监督检查，必须向咨询型审计转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不但要强化审计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咨询型审计理念，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惩戒教育作用，更要从信贷管理机制、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开展建设性的咨询型审计，方能正确引导经营行建设健康可持续的信贷文化基础，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1.强化审计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咨询型审计理念。审计队伍首先要具备咨询性审计所必需的素质和技能，并强化咨询型审计理念，牢牢把握被审计行信贷文化特点及其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一是要提升科研水平。在宏观经济、行业趋势、财务会计、资产评估、同业竞争、行为金融学等领域具备独立专业的研究能力。二是要加强审计调研。在审计项目实施前开展有针对性的审计调研，凭借充实的信息面压缩与信贷客户、与经营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三是要重视信贷文化。以信贷文化为着力点，对经营行的信贷行为和价值取向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反思信用风险滋生和蔓延的根源，站在咨询型审计的高度，对经营行提供富有建设型的审计意见和建议。

2.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惩戒和沟通作用。一是从严监督，曝光反面典型。通过监督检查，狠抓信贷“防假治假”，对已发生的不良贷款和风险贷款严格认定和追究责任，对违法违纪行为从严处理，曝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反面典型，强化信贷制度和信贷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充分发挥惩戒警示作用。二是加强沟通，引导文化取向。坚持审计服务理念，通过审计沟通传递正确的风险意识，纠正部分经营行管理宽松、思想放松的扭曲信贷文化，促使经营行树立正确的信贷经营思想与合规理念。

篇2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债券违约是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2018年以来，受金融去杠杆、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债券集中兑付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债券市场累计违约债券金额达1176.51亿元，这使得企业信用风险持续上升。集团企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其存在规模大、产业链长、多元化经营、金字塔结构等特征（纳鹏杰等，2017）。集团内部股权关系复杂，通过资产转让、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其信用风险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李丽、周宗放，2015），产生了信用风险传染现象（周利国等，2019）。因此，本文基于传染病模型，结合我国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路径及管控策略。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信用风险传染的原因、路径及其效应。国外文献中，Davis&Lo（2001）率先研究信用风险传染，发现某一债务人违约将导致其他债务人违约的概率增加；Jarrow&Yu（2001）在企业违约强度模型中引入信用风险传染；Khanna&Yafeh（2005）指出集团内风险传染由管理控制产生；Brune&Liu（2011）认为违约事件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信用风险感知，而且会增强信用风险的传染性；Hatchett&Kuehn（2009）发现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与宏观环境负相关，外部宏观经济环境越不景气，信用传染效应越强；Jorion&Zhang（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主体间信用风险传染；Li&Sui（2016）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间互相担保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Chakrabarty&Zhang（2012）利用交易数量、交易规模和流动性条件等微观市场结构变量，考察风险传染效应的负面后果；Thumer&Poledna（2013）发现某一债务人发生实际债务违约后，与之存在关联的债务人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也会提高。国内文献中，陈林和周宗放（2010）发现关联企业违约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股权比例正相关；肖珉等（2011）发现不恰当的关联交易会直接或间接提高集团内部信用风险；黄贤环和吴秋生（2017）认为集团内关联企业发生风险传染最主要原因是存在各种内部交易；钱茜等（2019）发现风险信息传播对信用风险传染有重要影响；徐凯等（2020）发现存在关联的风险信息对信用风险传染影响较大；李丽和周宗放（2015）研究表明信用风险传染强度与母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无关，而与子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有关；李光荣等（2020）分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特征，提出信用风险管控对策；纳鹏杰等（2017）发现当集团内某一上市公司风险增加时，次年集团成员上市公司风险会上升，关联交易、担保、债务是集团内风险传染的重要路径；张春强等（2019）研究表明信用风险经行业传染后在一级市场具有定价效应，劳动密集与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宁博等（2020）则发现市场出现信用债违约后，同城市非违约民营企业会进行更多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周利国等（2019）指出信用风险在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存在传染效应，这种效应呈现出动态特征；张金林和李健（2020）发现异质性个体信用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高密度、低中心型企业集团网络结构放大风险传染效应。与已有文献一样，本文聚焦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探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然而，已有文献集中于管理科学领域，大多运用结构模型、数值仿真、演化博弈等方法。纳鹏杰等（2017）率先运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传染效应，使研究范围拓展到会计领域。此后，关于信用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逐步增加，但仍然鲜有案例研究。因此，本文首要贡献在于丰富了研究方法。其次，已有文献虽然认识到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但鲜有研究将信用风险传染和疾病传染联系起来。进一步的，我国成功的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对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具有启示价值，仍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文的贡献还在于运用传染病模型并结合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拓展信用风险传染的研究视角。

二、理论分析

（一）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并侵入新的易感宿主，突破其免疫机能并在一定部位生长繁殖，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染，具体包括病原体产生、传播、蔓延三个阶段。其中，传播途径又可分为直接接触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及垂直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指传染源与易感者直接接触，未经任何外界因素造成的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指易感者并未与感染源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其它媒介侵入易感者，如飞沫传播；垂直接触传播指孕妇与胎儿之间传播。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染路径（见图1）与传染病模型高度吻合。致险因素类似病原体，其不断积累导致施险企业产生信用风险，通过直接接触、非直接接触、垂直接触传播，最终将信用风险蔓延至受险企业。“疫情”加剧施险企业信用风险，导致其传染性增强，扩大集团内部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范围。

（二）信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

我国的疫情防控经验有“三项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控制传染源，就是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就是要实施联防联控，做好消毒通风、体温检测，倡导“戴口罩、勤洗手、少聚焦”；保护易感人群，就是要鼓励加强体育锻炼，针对重点人群与重点场所升级防控措施。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管控策略（见图2）与疫情防控机制逻辑相似，具体包括控制施险企业、切断传染路径、保护受险企业，结合信用风险传染特点，确定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

三、案例背景

（一）海航集团简介

海航集团于1989年成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海航集团已从单一的航空运输企业发展为跨国集团企业。2017年6月，国家推动海外投资限制政策实施，海航集团海外投资陷入中断，其开始依靠变卖资产、债务重组等手段填补债务。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政府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集团，全面协助、全力推进集团整体风险处置。2021年1月29日，海航集团破产公告，正式宣布进行破产重整。至此，历时1年的风险处置工作宣告结束，海航集团踏上拯救与重生的道路。海航集团自创立至今，通过大规模并购扩张并购，成为了一家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为三大支柱的服务产业综合运营商，覆盖航空、物流、金融、旅游、置业、商业、机场管理和其他相关产业。“肺炎疫情”对海航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航空产业损失惨重。2020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控股公司营业收入117.12亿元，同比下降66.57%，实现净利润-125.41亿元，同比下降2214.81%，预计全年净利润预亏580亿至650亿元，海南航空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同时，海航集团内部庞大的资本市场，如资产转让、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为信用风险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集团整体的信用风险处于上升趋势。

（二）信用风险的产生与蔓延

巨额的短期债务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产生的“导火索”。2017年，海航集团的短期债务高达1852亿元，长期债务高达3828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5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尽管大规模剥离其他板块业务，处置相关非主业资产，海航集团的流动性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2019年7月，高达164亿元的“16海航02”债券构成实质性违约，这表明短期债务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主要来源。航空产业是海航集团重要的“造血”板块，然而海南航空背负巨额债务，资金链岌岌可危，“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其信用风险。2020年，海南航空若干借款、融资租赁款和资产证券化项目均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偿还，累计未偿本息共计约268.4亿元。各类借款逾期行为触发违约条款，银行、债权人等有权要求公司偿还的借款、融资租赁款、债券本息等共计971.89亿元。事实表明，信用风险在海航集团内部不断蔓延。2017-2018年，海航集团到了“千亿债务集中到期，流动性困难利剑高悬”的地步，董事长陈峰直言“偿债压力巨大”。为了衡量信用风险程度，本文借鉴陈庭强和何建敏（2014）的研究，选取平均利息保障倍数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海航集团平均利息保障倍数呈显著下降趋势，从2017年6月的2.95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22，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恶化。2020年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加剧了海航集团信用风险的蔓延，使其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值甚至降为负值，为-0.16。收入下滑、资金短缺、债务到期，种种因素使得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加剧，集团内稳健发展的公司也难免陷入困境，从而凸显出信用风险蔓延的严重性。

四、案例分析

（一）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1.直接接触传播资产转让。如表1所示，海航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渤海租赁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资产转让交易较为频繁。海航控股主要向关联方转让飞机、发动机等资产，渤海租赁主要是向关联方转让租赁资产收益权。由于内部资产转让交易金额较大，关联方承担着较大的现金支付压力，可能诱发其流动性危机。由此可见，内部资产转让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交易。如表2所示，海航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主要是租赁业务，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凯撒旅业、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较为频繁，租赁业务交易金额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海航控股2019年关联租赁交易较2016年增长79.91%；渤海租赁2019年关联租赁较2016年增长160%。渤海租赁的关联出租交易金额非常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缓解海航集团整体流动性压力。渤海租赁通过向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较宽松的信用政策，减轻其资金周转困难。然而，关联方往往在接受租赁服务后推迟付款，导致渤海租赁现金流陷入困境，资产萎缩，坏账风险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关联租赁交易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担保。如表3所示，海航集团的内部关联担保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各公司为关联交易方提供的担保金额普遍低于其接受担保金额。例如，海航控股2018年接受担保金额544.86亿元，是提供担保金额164.31亿元3倍多，可见差距之大。尽管接受担保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被担保单位的授信额度，帮助其获得更多外部借款，增强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但是一旦被担保公司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担保公司必须承担代偿义务，这会导致担保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从而诱发信用风险传染。海航控股作为集团内部核心公司，其接受担保的金额也较大。由于航空业务遭受“肺炎疫情”重创，海航控股的偿债能力不断下降，势必影响为其担保的关联方，导致信用风险传播。由此可见，关联担保也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2.非直接接触传播相较直接接触传播较为明确的传染路径，非直接接触传播则存在较多不确定。由于集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享有共同的声誉，因此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可能是信用风险非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当集团内某一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集团内其他公司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会使其利益相关者产生恐慌情绪。这种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积累传播，可能使集团内部公司信用风险不断上升。海航集团面临着声誉危机，特别是受肺炎疫情的冲击，变得更加严峻。2020年1月，海南航空缓发M5级别及以上干部所有工资，一线员工轮休期间不发放薪酬，并解雇了一批外籍飞行员；渤海租赁出售21架飞机，总价51亿元。紧接着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入驻海航集团，目的是彻底摸清海航债务状况，推进更有效的救助和重整方案。海航集团被“接管”“分拆”的传言充斥各类媒体。海航集团债务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其资产负债率便接近80%，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海航集团不断加剧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其整体声誉，不利于内部成员公司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负面声誉不断积累，导致银行降低信用评级、收紧信贷政策，使得部分公司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此外，随着各类负面舆论在电视、报纸、自媒体、社交网络等的不断扩散，使集团的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巨大恐慌，他们不仅失去信心而且试图撤离，这进一步加速了信用危机的蔓延。3.垂直接触传播垂直接触传播类似于“母婴传播”，其传染路径相对明确，即通过股权控制关系，信用风险由母公司传染给子公司，或者由子公司传染给母公司。其主要原因在于母子公司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两者联系紧密，一方遭遇信用风险，势必传染给另一方。在海航集团中，渤海租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资本，海航集团又是100%控股海航资本。渤海租赁采取与海航集团相似的发展战略，不断实施大规模并购。2012年，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68.78%的股权，随后又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SRL和第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2016年开始，渤海租赁进入保险和证券领域，向多元金融控股平台方向发展。在持续融资、并购、再融资的模式下，渤海租赁债务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不断上升。2020年，受肺炎疫情的冲击，“19渤海租赁SCP002”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此外，渤海租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由-18.9%下降至-69.97%。由此可见，渤海租赁与海航集团类似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不仅是信用风险传染的基础，也是集团内部信用风险扩散蔓延的重要途径。

（二）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管控

1.控制施险企业第一，优化融资结构。海南航空本身债务比例较高，加上“肺炎疫情”冲击，利润缩减、资金短缺，信用风险急剧上升。针对施险企业海南航空，应该合理安排融资结构，探索不同资金来源组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最大程度降低债务融资风险。第二，创新运营模式，主要致力于拓展混合运营模式，采取高密度布局、低营销成本、低管理成本、低票价，减少座位空间、降低座位成本等方式，有效控制运营成本费用，缓解运营压力。同时，通过对现有航空价格、服务流程优化改造，持续匹配旅客消费需求。第三，调整租赁安排。为避免租赁政策改变导致营业成本上升，应当探索新租赁方式，加强对租赁准则的解读，寻找降低公司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如混合租赁、杠杆租赁等方式。此外，在不违背租赁准则的要求下，也可以签署期限短于一年的租赁方式，可以根据现有合同测算新旧租赁政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选择最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租赁手段。2.切断传播途径第一，合理控制关联程度。集团最终控制方应当全面梳理内部关联关系，合理把控关联程度，采用合适组织架构，避免集团内部企业由于过度紧密关联交易，导致信用风险加速蔓延。此外，集团还应加强非上市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依靠内部关联交易输血来支撑资金运转。第二，加速回归核心产业。集团企业过高的多元化程度，为信用风险传染创造更多途径。应当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度多元化到适度“归核化”，聚焦主业，建立集团企业核心竞争力，避免盲目投资行为。此外，适当出售部分难以管理且与航空业不相关的资产回笼现金。第三，有效减轻外界恐慌。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的恐慌情绪可能会使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播速度加快。要有效控制集团风险产生与蔓延，从根源上减少外部各种负面舆论，改善集团整体外部形象与声誉。3.保护受险企业第一，建立集团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第一步是审视内部环境，重点关注其风险阈值，即信用风险防御能力；第二步是识别信用风险，重点关注其可能的来源；第三步是衡量和评估致险因素的传染性，重点关注各类关联交易、负面声誉与恐慌情绪以及相似战略与经营模式造成的不利影响；第四步是制定应对措施，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采取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以及风险承受等缓解信用风险传染；第五步是监控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传染监控体系，确保各项流程得到落实。第二，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海航集团应当发挥航空、旅游、物流等板块的协同效应。建议将航空机场基础设施整合并入航空板块，将传统旅游与IT及互联网等深入融合，将传统物流与电商等产业有机结合。要注重IT产业发展，将IT产业与航空、物流、旅游等板块有效对接，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形成航空板块为核心的产业布局，除实业板块中非机建产业和资本板块外，其余均可与航空板块整合。通过发挥集团不同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篇3

一、案例背景

2013年上半年，威扬国际贸易公司接到美国一家公司的订单，对方要求它提供价值45万美元的不锈钢餐具并指定了一家生产工厂。双方约定用货到付款的方式结算。然而，货到美国后，对方却迟迟没有按约定付款。威扬公司的负责人杨女士觉察到了异常，经过调查，发现对方有侵吞货物的行为。

情急之中，杨女士找到了南通贸促会法律部的负责人陈女士。陈女士建议杨女士在稳住对方的情况下，与对方补签一份带有仲裁条款的付款协议，然后立刻启动国际仲裁。美国公司觉察到杨女士的行动后，启动了破产程序，然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简易程序裁决很快，三周内杨女士就拿到了有利于她的仲裁书并赶在美国公司被破产清算之前执行，查封了货物，挽回了损失。

该案例中，威扬公司遭遇了出口企业常常面临的典型风险，即出口信用风险。总结该笔业务中出口信用风险的形成原因及应对措施，对出口企业防范类似风险具有借鉴价值。

二、出口信用风险的内涵及其特点

（一）出口风险的内涵

关于风险的内涵，在理论界有三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为风险客观说、风险主观说、风险因素结合说。风险客观说学派强调风险的客观属性，认为风险是可以衡量的；风险主管学派强调风险的主观性，认为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主观方面；风险因素综合说认为“风险是每个主体与风险因素的结合体”。风险管理的关键是把握好风险的内涵，明确界定要管理的风险。这三个不同学派的观点对我们科学把握风险的含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国家标准化组织在其出版物《ISO31000 风险管理原则和方针》中将风险界定为“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并认为目标可以是多方面的，如财务目标、环境目标等，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如战略层次、项目层次、产品层次等。据此，出口风险是指出口过程中出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出口目标的影响。

出口风险类型的划分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按照影响出口目标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不同，出口风险可以划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客户风险、合同风险等，这些风险发生后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相同的，即使出口企业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收回货款。本文要研究的是由于客户因素造成的出口商难以收回货款的风险，即出口信用风险。

（二）出口信用风险的特点

本文所指的出口信用风险是指出口商签订了给予进口商商业信用的出口合同后，由于进口商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出口商无法按期按量收回货款的可能性。它是出口企业面临的多发性风险之一，也是出口企业收汇影响最大的风险之一。出口信用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1. 普遍性

商务部下属的研究机构调研发现，68%的企业曾因贸易对方信用缺失而遭受损失，其中损害最严重的就是信用风险所造成的拖欠货款和合同违约。出口信用风险是出口企业普遍面临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型出口企业，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在出口风险管理方面的投入和力量相对较弱，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往往容易成为诈骗商的诈骗对象。因此，中小企业在出口过程中要强化风险意识。

2. 动态性

出口信用风险是指由于进口商信用因素所造成的出口商的收汇困难。而进口商的信用是动态变化的，特别是在合同履行期较长的情况下，进口商信用变化的可能性会更大。影响进口商信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来自于进口商自身的因素、进口商之外的其他因素。因此，中小企业在出口风险管理过程中要体现动态管理的理念。

3. 可控性

出口信用风险的风险源是进口商的商业信用，当出口商采用商业信用的付款方式与进口商签订合同后，这种风险就会产生。因此，出口商可以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合同条款的磋商及合同的履行各环节对出口信用风险进行全程控制。一位国际知名的反诈骗专家说过，“防止诈骗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是不与诈骗商做交易”。可见，选择正确的交易对象是控制出口信用风险的关键。因此，中小出口企业应建立一套评估交易对象资信的机制。

三、基于流程的出口信用风险全程控制模式

（一）出口的三阶段

出口流程以合同为中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合同签订前的出口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寻找市场、选择客户；合同磋商与签订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与进口商磋商交易条款、签订正式合同；合同履行阶段，出口商的主要工作是严格按合同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注意督促进口商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在进口商不按照合同履行义务时适时采取相应救济措施。

（二）出口信用风险全程控制

由于进口商因素所造成的出口信用风险在以上出口的三个阶段都会发生，所以出口企业应结合各阶段出口信用风险的特点，采用风险全程控制的理念，确保按计划收汇。所谓出口信用风险全程控制，是指根据出口业务活动的流程，在明确出口信用风险产生机理的基础上，将流程各阶段的出口信用风险都纳入风险管理的对象中。出口三阶段的出口信用风险控制重点如下。

1. 出口准备阶段的风险控制

就中小型出口企业而言，本阶段的特点是急于寻找客户，特别是近期订单减少或在初次开拓一个新市场的情况下，选择客户时往往会放松风险意识，通过给对进口商有利的交易条件来争取客户。进口商在这一阶段也会刻意给出口商以完美的形象，让出口商相信自己从而放松对进口商的资信调查。因此，这一阶段出口商的风险意识相对薄弱，放松风险意识急于成交的结果是埋下引发出口信用风险的种子，而且这种由于选错交易对象引发的出口信用风险在后续阶段极难应对。因此，消除本阶段出口信用风险的主要措施是科学合理地评估交易对象的资信，平衡好客户资信和获取订单之间的矛盾。

从本文案例背景看，威扬公司同意美国进口商货到付款，这本身对进口商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支付方式。但进口商不但不按约定货到付款，而且在威扬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启动国际仲裁后试图通过启动破产程序来拒付货款。可见，威扬公司在客户选择阶段没有很好地把握好客户资信，导致一开始就面临了出口信用风险。

2. 出口合同磋商签订阶段的风险控制

出口合同磋商阶段的出口信用风险主要源自于不完善的合同条款，表现为出口合同中的某些条款对出口方不利，在合同中有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出口合同中的条款主要有合同标的（包括品名、质量、包装、数量）、运输保险、价格、付款方式、检验索赔、不可抗力、争端解决办法等。这些条款都有可能被进口方用于实现自己的不良动机。例如，在质量条款方面设下陷阱，规定复杂的质量条款，使出口方难以做到完全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交货，从而达到骗取违约金、定金或其他所谓的损失赔偿费的目的；装运条款方面，规定过于紧张的交货期，出口商如果不充分考虑自己的货源、船源、资金、生产能力等实际情况，接受了过于紧张的交货期，会导致不能按时交货的风险，而在国际贸易中，卖方不能按时交货往往会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从合同条款来看，对出口方而言，出口信用风险最大的风险源来自于出口商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支付条款。出口贸易中出口商可选用的支付方式主要有汇付、托收、信用证，其中信用证支付方式对出口方较有利，但因为信用证不利于进口方，出口方坚持采用此方式往往难以争取到客户。汇付方式包括预付货款和货到付款，其中货到付款对进口方最有利，也是出口方争取客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但因为出口方承担的风险过大，采用此方式出口商必须有一套完善、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而这对于中小型出口企业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中小出口企业应避免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

本文案例中，威扬公司同意支付条款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合同中却没有规定进口方不按时付款应承担的责任等风险控制条款，进口商又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威扬公司面临的风险转化为现实。

因此，在出易中，出口商与进口商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订合同，不要过分依靠牺牲自己的交易安全给进口商有利的交易条件来吸引客户。

3. 出口合同履行阶段的风险控制

出口合同履行是指出口合同签订后，进出口双方各自按照合同中的规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主要包括出口商按照合同规定按时交货、进口商按时付款等。这一阶段出口商面临的出口信用风险包括三方面。一是由于进口商的原因导致出口商不能按时交货或不能按时获得付款，如进口商通过银行开立了内容复杂的信用证或包含有软条款的信用证，导致出口商无法利用信用证；二是出口商在合同中接受了出口商交货收到进口商控制的条款，如采用FOB术语出口，但没有规定进口商派船的时间及未按时派船应承担的责任；三是出口商已按合同履行完义务，但进口商找借口拒绝提货、拒绝付款。在实践中，进口商不按时付款时会有各种原因或找种种借口，如货物质量有问题、市场行情变化、资金紧张等，不管是什么样的借口，出口商都不能轻信。

在出口合同履行阶段，出口商首先要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其次要密切关注进口商对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出现进口商不按时履行义务的情况时，要查明对方的动机和原因，必要时要及时启动相应的风险救济措施。本案中威扬公司如果没有及时启动仲裁程序，损失就难以避免。

四、结论

风险全程控制模式是应对出口信用风险的一种有效方式，以出口合同为中心的把出口流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风险控制，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本案中，威扬公司在选错交易对象、合同条款本身有风险的情况下，利用全程风险控制的理念，在合同履行阶段通过及时启动仲裁程序，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说明了出口信用风险全程控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实践中，如果把风险全程控制理念贯彻到出口流程的各环节，其对风险的防范作用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霍普金.风险管理[M].蔡荣右译.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

[2]冯斌.出口风险管理实务[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

[3]朱明华.常州出口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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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7月3日

引言

作为市场经济的活力之源，中小企业支撑着国民经济“半壁江山”。随着近年外部市场及金融环境趋紧，中小企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最突出的就是信用风险导致的融资困难。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银行信贷是其主要融资渠道，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银行对中小企业有惜贷趋势。因此，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关键首先在于完善中小企业各类信用数据库，为银行信贷提供数据支撑；其次要立足国情，学习先进测量技术，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构建信用风险识别、评估模型，系统评价企业信用风险，改变企业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的现状，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共享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目前我国已经认识到数据库在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人行征信中心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已经逐渐成熟，司法、环保、社保、质检等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已经逐步共享完善。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合理设计中小企业信用评价模型，为银行信贷提供技术支持，降低信用风险。

一、传统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分析

传统信用风险分析评估方法已相当成熟，在国内外银行信贷决策中应用较多，主要包含专家制度法、信用评级法、信用评分法。

（一）专家制度法。20世纪70年代前，企业信用风险评估主要是银行专家依据品格、资本、偿付能力、抵押品、经济周期等5C要素进行主观判断，后来衍生出5P模型（个人因素、目的因素、偿还因素、保障因素、前景因素）和5W模型（借款人、借款用途、还款期限、担保物、如何还款）。纵观这三种模型，都是定性分析，无法量化风险水平，而且严重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这会造成银行信贷决策作风盛行，降低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应变能力，同时专家制度在对借款人进行信用分析时，难以确定共同遵循的标准，造成信用评估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

（二）信用评级法。信用评级法是美货币监理署开发的，该方法将现有贷款安全级别分为5类：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后来细化为10类：AAA、AA、A、BBB、BB、B、CCC、CC、C、D（标注普尔）。评级后再根据级别提取不同贷款准备金率。

（三）信用评分法。和前两种方法相比，信用评分法是一个量化法，最著名的模型就是Z计分模型（Z-score）：它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数理统计中的辨别方法分析银行的贷款情况，建立一个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区分信贷风险度的模型，得到最能够反映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的好坏，具有预测和分析价值的比率，从而对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状况评估。模型如下：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变量解释：

X1=流动资本/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X3=息税前收益/总资产；X4=优先股和普通股市值/总负债；X5=销售额/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净额/总资产。

判断准则：

Z

Z-score模型主要是利用财务指标进行加权平均，该模型有2大缺陷：①企业财务数据反映的是过去的信息，利用这些数据进行风险度量的结果也只是对过去风险水平的测量；②中小企业多半不是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原始数据获得困难。

二、现代判别法

（一）统计模型法。统计模型法是典型的定量评级法，根据中小企业信用数据，统计模型，计算其违约风险的大小常见的有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

1、Logit模型。Logit模型是通过一个取值为0和1之间的 Logistic函数来进行二类模式分类。不要求数据满足正态分布，这是其最大优点；另外，自变量、因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模型如下：

p=

s=c0+ckxk

xk（k=1，2，…m）为信用风险影响变量（多为企业财务指标），ck（k=0，1，2，…，m）为技术系数，通过回归估计获得。回归值p∈（0，1）为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分析的判别结果。如果p接近于0，则被判定为“差类”企业；若p接近于1，则被判定为 “好类”企业。即p值离0越远，企业违约风险越小；反之，违约风险越大。

2、Probit模型。Probit模型假定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样本企业的债信质量得分也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模型如下：

Yi*=βnχin+εi=XiB+εi

Xi与B分别为解释变量与回归系数构成的向量；Yi*为样本公司有财务危机的倾向。当Yi*>0时，表示样本企业有债务危机倾向；当Yi*

统计模型确实可以凭借统计分析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依据，比较容易在评级效果上取得一致性。但存在两点缺陷：①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区别函数中的权重及自变量。在信用评分模型中的权重及自变量通常只能维持短期的稳定状态，特别是当金融市场发生变化时，其他的财务比率也许在解释违约风险概率上容易造成预测模型的不稳定。②模型忽略了难以计量但又重要的因素，如借款人声誉。

（二）人工智能法。人工智能法主要包含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

1、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其实是模拟专家运用知识进行推理的计算机程序，将专家解决问题的推理过程再现从而成为专家的决策工具或为非专业决策者提供专业性建议。专家系统一般采用归纳推理法，分析一系列案例，发现其规律。归纳推理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用大量案例信息来发现规律的信息驱动型；二是利用先验模型指导来发现规律的意识模型驱动型。利用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法大大降低了风险评估的难度，但是专家系统中知识的获取始终是瓶颈，极大地影响着专家系统在信用分析领域的应用前景。

2、神经网络（PNN）。神经网络是一种具有模式识别能力、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特点的计算机制，该方法主要将知识编码用于整个权值网络，具有包容错误的能力，同时对数据的分布没有严格要求，也不必要详细表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该模型原理是通过神经网络的分类功能进行信用风险分析的。首先找出影响分类的因素，作为PNN的输入量，然后通过有导师的或无导师的训练形成神经网络的信用风险分析模型，用于新样本的判别。

三、结论

信用风险度量方法大致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从指标分析到模型分析；从财务指标分析到资产市场价值分析；从只考虑公司这个微观客体到把宏观经济因素考虑在内。考虑到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为非上市公司，Z-score模型无法普遍推行使用。另外，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库尚不成熟，历史信用数据积累少，质量较差，当前运用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技术评估我国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尚不成熟。但是，目前银行单独使用传统分析法，将大部分资金匮乏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逼迫中小企业求助民间贷款，年利息高达30%。“贷款越来越少，利息越来越高”成了中小企业发展的罩门。因此，度量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最有效办法是将传统方法与现代判别法相结合，同时载入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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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是金融交易活动中的一种传统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对的基本风险之一,对于信用风险识别和管理的研究贯穿于商业银行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银行融资都将是企业筹措资金的最主要方式,银行体系面临的风险构成了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部分。因而深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识别及管理问题,不仅是商业银行作为微观金融主体进行内部管理的自主行为,也是防范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导致银行信用体系和支付体系崩溃,引发进一步金融危机的需要。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及其研究综述

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或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的损失的可能性,更为一般地,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借款人的信用评级的变动和履约能力的变化导致其债务的市场价值变动而引起的损失的可能性。

由于信用风险仍是我国商业银行界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信用风险的严重程度。对于稳健经营的商业银行业而言,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和管理显得更加迫切。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和管理己开始由经验主义向科学化过渡,然而还只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应用中与西方优秀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技术方法体系相比,还存在很明显的差距。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和改革的方向。长远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参照新资本协议的精神,积极按照内部评级法的实施要求不断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不过就目前而言,我国的银行尚不具备广泛推行内部评级法的条件,因而这是一个逐步推行的过程。目前,参考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关于内部评级法的规定,对企业信用风险进行评价需要商业银行对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有效期限(M)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指标进行测度。而对这些指标进行测定时,我认为目前基于财务困境理论的现代分析法是比较实际的一种度量方法,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和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据悉,目前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也正在对财务困境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其准确性和适用性。在本文,我将选取其中应用最广泛的Logistic模型结合最新的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模型的适用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二、基于logistic模型的信用风险实证检验

(一)模型的构建

在商业银行评价企业的违约风险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企业的财务现状、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而基于企业财务指标的度量模型又以多元线性模型和Logistic模型最为典型。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来看, Logistic模型具有非常可信的识别、预测和推广能力,是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的有效工具。

从本质上看,logistic模型是一种对于定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模型,在诸多的可以进行定性回归分析的模型中,应用最多的是logistic回归,而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的取值差异,又可以分为二元logistic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两种类型。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因变量只能取0和1两个值(虚拟因变量),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可以取多个值。本文的分析只涉及到二元logistic。

二元logistic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上述的函数形式可以看出,logistic曲线是一个机率模型的因变量变化范围都在0和1之间。Logistic函数的几率值被限制在(0,1)之间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上限p=1和下限p=0都是水平渐近线,无论实际上参数和自变量如何变化,p都不会达到上限点或者下限点。上式中x为自变量,p为因变量,并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第一个是p,第二个是-a/b。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呈S型关系时,就可以利用logistic模型来分析其特征。

由于银行信贷资料的保密性,本文拟利用中国2009年A股市场公开上市的公司的财务指标作为样本,利用正常上市公司来模拟正常的银行信贷客户,用ST公司来模拟信用风险较高的银行信贷客户。模型拟选取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100家,其中正常公司46家, ST公司54家。在对ST公司进行选取时,尽量避免选择由于偶然性事件而导致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情况。将模型的总样本分为经营正常组和经营高风险组两种类型,模型样本总数为100家。在对具体财务指标进行选取时,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和本研究需要,进行了归类和选择。具体的指标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首先, 样本全面反映了样本企业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流动性、成长性、资本结构状况等财务特征。其次, 指标中既有反映企业当前状况的静态指标, 也有反映未来发展能力的动态指标。

具体的指标分为稳定性、流动性、赢利性、清偿能力性、增长性等五类财务指标,并且加入了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分别赋值1,2,3)、行业类别、公司管理者素质(主要是教育背景和从业年限等资料),等其他的指标,其中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和其他数据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数据均来源于北京大学色诺芬数据库,具有很高的准确度。

(二)实证检验

由于计划引入模型的具体指标包含六大类25组,这其中大多数是财务数据,他们之间有很多都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以我们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应该采用合理的方法来对指标进行筛选和检验,通过spss软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达到这一目的。

第一步:样本检验

根据spss软件的运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在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的案例处理汇总,模型将进行回归分析的所有个案(100个)都选入作为回归分析的个案。并且软件系统已经将初始的因变量-公司类型(0,1)转换为logistic回归分析中常用的0、1数值。

第二步:回归检验

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时,比较常用的方法有进入、向前条件、向前LR、向前ward、向后条件、向后LR、向后ward几种方法。在本文的分析中,采用了向前-LR方法,变量一律根据比分检验的概率大小依次进入方程,并且依据偏似然比检验的结果剔除变量。

迭代历史记录显示,初始的-2LL为137.989,经过两个步骤共13次的迭代过程,-2LL降为65.433,参数估计值分别为1.143和2.071,此时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0.001,所以估计在迭代次数13处终止,得出的估计方程的常数项为-2.335,自变量为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摊薄净利润,其系数分别为1.143和2.071。

模型汇总中显示的经过两个步骤的迭代,Cox & Snell 为0.516,Nagel kerke为0.689,模型的拟合效果可以接受。软件输出的分类表反映了模型模拟的准确度:

分类表显示经过迭代回归分析之后,在切割值为0.5的情况下,公司类型为0时,有92.6%的预测准确性,在公司类型为1时,有82.6%的预测准确性,对于整体的个案有88%的预测准确性。这一数值比初始模块的54.5%有了很大提高,因而迭代回归的效果十分明显。

软件最后输出了方程中变量,根据这一表格我们可以得出模型筛选出的变量以及PD值得计算公式为:

第三步:待判样本检验

根据上面的回归方程,对检验样本中的35家公司进行检验,将35家待检验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数据代入回归方程,在切割值为0.5的情况下,P大于0.5的公司有16家,P小于0.5的公司有19家,总体准确度为82.9%。

判断的结果说明前面通过逻辑回归得出的判别模型对于公司状况的预测有着比较好的准确性,总体准确度达到82.9%。另外,我们将“信用差”的企业误判为“信用好”的企业为第一类错误,反之将 “信用好”的企业误判为“信用差”的企业为第二类错误。通过对样本的检验,我们发现犯第一类错误的比率要高于犯第二类错误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增大了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风险,这一点需要注意,要在具体实践中尽量避免第一类错误的发生。

■三、模型的优化分析及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诸多的信用风险识别模型中,logistic模型的出现和应用虽然比较早,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利用logistic模型来评估贷款的信用风险仍然有着较高的准确率,而且操作简便。所以logistic模型可以作为一种介于我国商业银行以前常用的信用风险定性分析法与目前国际先进的银行应用的内部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之间的过渡形式。然而logistic模型本质上是一种财务计量模型,在模型本身和使用范围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就模型本身而言,logistic模型在对相对风险进行估计时,假设整体相对风险为每个变量相对风险的乘积,这与一般的可加模型有很大不同,并且模型要求样本的数量不少于200,这种对于样本数据的严格要求就束缚了模型的推广。商业银行在使用logistic模型时,需要有较为充分的历史数据来支撑模型的回归分析。并且模型在对风险进行判别时,判断是否存在违约风险的切割值是可以自己规定的,前文实证分析部分选定的切割值为0.5,而这一切割值的选择是没有经过严格检验的。银行在使用这一模型时,对于切割值选择的不同会明显影响到判断的结果,这就为模型的使用增加了很大的主观性。

其次,由于logistic模型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基于财务困境的分析模型,因而考虑的主要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且经过模型的甄选,只剩下少数的财务指标被留在了判别模型之中。然而企业出现财务困境以至于增大违约风险不仅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现状以及盈利水平有关,还与企业所处的地区,所属的行业,企业领导的素质,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企业的历史信用状况等有关系。因而我们需要将其他因素也加入模型,使其更为完善。虽然在本文中,我尝试将其他一些因素加入模型之中,但是经过模型的自动筛选,这些因素被剔除出去,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针对于此,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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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5.25.103

1 供应链金融风险分类

1.1 信用风险

通常来说银行的信用风险，具体是指向银行贷款的个人或者实行交易的人由于某些原因造成的违约进一步对银行造成的损失风险。在供应链融资中信用风险排在首位。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供应链融资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用于加强管理信用风险的技术。在传统授信中银行实施的担保业务包括抵押授信、信用授信以及保证担保授信三种。而要求存在第三方的是保证担保授信，而信用担保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实力、规模和大量资金。一般来说，中小企业是无法轻易得到这两种形式的授信，但是供应链金融业务具体面向中小企业，所以银行必须分析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

很多中小企业都具备下列特点：第一，无法充分披露信息，这样就增加了评估企业贷款信用的难度。第二，没有根据比例对授信成本收益进行分配。第三，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来说拥有更高的非系统风险系数，很多中小企业缺少完善的结构，决策带有随意性，非常依赖个别客户，造成他们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性。

1.2 操作风险

由于企业内部缺少完善的政策、人为失误或者内部失控等原因而导致银行出现损失问题，这些损失包括与风险相关的全部支出费用。在对授信调查的过程中，具体操作风险就是人员因素，在供应链融资中企业的交易信息是关键根据，控制风险中的目标便是交易过程中的物流和现金流。所以，调查授信的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这样才可以有效避免疏漏和误判。 在设计操作模式时，最关键的是对设计流程积极完善，避免操作风险的出现，同时供应链融资必须对授信支持资产严格控制。

在审批融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对操作风险有效提防，具体包括人员形成的风险、系统风险和流程风险。

在供应链融资中，对物流和资金流有效控制的中心是授信后管理和出账管理，尤其是预付业务和存货业务，频繁进行操作也是产生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融资产品中，操作风险会通过各种形式积极表现，银行一定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整体分析。比如，在应收账款融资中，应收账款质押要求三方比例配合，这样就形成了复杂的业务流程，对应的也会增加操作风险。

1.3 市场风险

所谓市场风险，本质上是由于利率、股票、汇率等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出现的改变，进一步对银行造成的风险。在供应链金融中，银行的收款风险具体是由市场风险与生产风险导致的。而供应链金融将控制货物权作为基础，这样就极易造成市场风险。因为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以控制货物权作为担保，所以货物的市场价值极容易对市场风险造成影响。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标准仓单抵押的东西通常是农产品，而季节、国内外需求和国际市场将会使这些农产品出现价格波动。所以，企业频繁变化的价格，进一步对授信额度与质押率造成了影响。

2 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

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的重点是建立评估指标体系与评判标准以及明确指标权重并且实行一致性检验。

2.1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

通过识别供应链金融风险，可以科学建立融资风险评估体系，例如存货质押融资的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体包括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其中系统风险包括宏观和行业系统风险以及供应链系统风险，而非系统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变现担保物风险以及操作风险。

在评估供应链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一线的评估人员应当联系现场调查、历史资料数据，并且尽可能利用一些定量的分析工作实施综合评估。在评估过程中，一些能够采用定量公式进行衡量的指标，则尽可能进行定量评估。通过数据计算这些定量指标之后，就能够设置合理的规则明确不同评分相应的范围。之后在具体评分上映射指标的定量数值。而无法定量的则利用打分方法。在这我们可以利用7级评分方法，就是每一个需要衡量评估的指标，最终按照其风险情况划分为7个等级：风险很大1分、大2分、较大3分、一般4分、较小5分、小6分、很小7分。之后，可以联系事前确定的每一指标的权重加强平均分值，获得具体业务最后的评分结果，这一结构可以在标准的评级上映射。

由于供应链金融体现出的过程性与典型动态性，评估融资分值也必须是动态的。这就需要监管方与评估人在贷款期间，联系业务的变化动态对评估分值积极调整，以便准确对风险进行警示。

2.2 明确评估指标权重并且实行一致性检验

确定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指标权重可以采取德尔裴法实行专家打分，也就是邀请专家分别估计出各个因素的权重，之后平均求出不同专家的估计并且得到各个指标的最终权重。具体步骤见下：

第一，建立判断矩阵。在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设计上一层指标A是准则，支配的下一层指标是B1，B2，…，Bn，各个元素对于准则A相对重要性即权重斡能够利用标准法赋值。针对准则A，比较n个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获得一个两两对比的判断矩阵：

C=（bij）mun

第二，计算相对权重。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元素B1，B2，…，Bn，针对准则A的相对权重w1，w2，…，wn，可以得到向量形式W=（B1，B2，…，Bn）T。对于设计权重，通常利用几何平均法，先按列相乘A元素得到新向量，之后把其每个分量开n次方，再把得到的向量归一化之后就能够得到向量公式：

i=l，2，…，n。也可以利用和法，特征根法等。

第三，一致性检验。要想判断上述矩阵与权重是否科学，需要实施一致性检验。具体过程：相乘判断矩阵与权重系数获得矩阵CW；再求出矩阵最大特征根；之后带人公式 获得一致性检验指标 ；按照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查出R.I数值；最后采用公式C.R=C.I/R.L获得一致性比例C.R的数值。当C.R

3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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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风险在金融市场深度波动时会成为震荡的放大器，在衍生品盛行的西方市场其破坏力尤其巨大，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交易对手风险的治理、监控、缓释，

是后危机时代金融业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从事衍生品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正视的挑战。??

2011年10月底，高盛前董事长、新泽西州前州长科尔津（Jon Corzine）经营的知名衍生品经纪商MF Global倒闭，再一次使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备受关注。

在衍生品高度繁荣的西方市场，传统债务关系已远非风险扩散的唯一渠道，衍生品交易对手风险就像盘根错节的或然债务之网将金融体系连接起来。从雷曼倒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到美国政府救助AIG和各大银行，全球金融危机的跌宕起伏，都与交易对手风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欧债危机中，欧元区机构作为衍生品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陡增，欧元债作为衍生品交易押品的风险缓释作用失效，这些因素与大量持有本国国债的欧元区银行的信用质量恶化发生共振，是交易对手“错向风险”（Wrong Way Risk）的又一典型案例。

那么，交易对手风险有哪些复杂性？其宏观重要性何在？后危机改革在这一领域有哪些举措？这些改革如何影响了金融市场的行为和价格？中国金融机构正在日益活跃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国内衍生品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交易对手风险管理将是从事衍生品业务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无法回避的必修课，在这一领域西方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

“无风险”套利的风险

套利是金融衍生品领域的重要交易策略，无风险套利的分析框架也为衍生品的定价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参照。以大家熟知的抛补利息套利为例，利率平价关系将汇率远期价格与汇率现价联系起来，价格关系的偏离将带来套利机会。设想美元对日元的1年期汇率远期价格偏高，就可以结合借入贷出以及远期合约实施套利（图1）。这一套利策略看似天衣无缝―只要布局实施精准到位，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其锁定的利润也不受影响，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无风险套利。但它真的没有风险吗？其实，这一套利策略虽无市场风险，却仍有信用风险：其一是贷出的资金面临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其二是远期合约面临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当然，如果债务人和交易对手是实力雄厚的金融巨头，其违约的几率应该较小，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已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合成风险转让的阿喀琉斯之踵

金融衍生品强大的生命力源于人们对于风险转让的需求，借助于金融衍生品实现的“合成风险转让”，可以绕开现货买卖的各种不便，轻松复制现货买卖的功效，为风险管理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

设想银行A对客户C发放了一笔1千万美元贷款后，希望将对客户C的风险脱手，最直接的办法是出售债权，比如将这笔贷款卖给券商B，并一次性从券商B收到全款，这一交易可以实现风险的彻底转让。然而有些贷款在合同中约定是不可转让的，另外出售贷款可能会对客户关系、会计、税收等多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能使现货出售不再可行或过于复杂，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是借助衍生品“合成”资产转让的效果，实施方法是通过CDS（信用违约互换）向券商B购买面值为1千万美元的关于客户C的违约保护。这样，CDS解决了风险管理目标与多种其他管理目标相互纠结的问题。

那么购买信用保护是否与出售贷款完全等效呢？其实不然，假如券商B不履行CDS合约的义务，则银行A仍将面临客户C违约的风险。可见，借助衍生品实现的“合成风险转让”并不彻底，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险―交易对手风险。与现货转让的干净利落不同，“合成风险转让”后银行与债务人仍藕断丝连，其中的“丝”就是交易对手风险，它是合成风险转让的阿喀琉斯之踵。

“合成风险转让”的方便性促成了金融衍生品的大发展，同时交易对手风险也在金融体系迅速积累起来，而这种新的风险带来了新的难题。对于做市商和衍生品用户而言，这一难题主要限于场外（OTC）衍生品或证券融通交易，场内衍生品的违约几率微乎其微，因为场内衍生品由交易所担保，而交易所一般会掌握充足的保证金和抵押品。

变幻不定的信用风险敞口

简单债权的信用风险敞口是静态的，例如银行A对客户C发放了1千万美元贷款，那么与债务人C相关的风险敞口就是1千万美元，而交易对手风险的敞口则是动态的。在前述抛补利息套利的案例中，设想银行A与交易对手B签订远期合约，约定1年后以A按锁定的执行价以美元与B交换日元。如果在合同到期日B违约，则A可以从现货市场以美元购买日元，如果现货市场的美元价低于远期合约执行价，则B的违约将使A蒙受损失，反之将使A获利，可见交易对手风险虽然给套利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并不一定带来损失。

推而广之，如果B在合约到期前违约，那么A需要结清与B的合约，并与另一交易对手签订新合约以替代结清的合约，这样B违约引起的损失应是新合约的价格，亦称为“替代成本”，这一成本等于合约的市值，它随市场而变化，可正可负。当合约的市值为正时，A担心B违约，而B不担心A违约；当合约的市值为负时，B担心A违约，而A不担心B违约。这一衍生品合约带来了A和B间随机变化的“或然信用敞口”（Contingent Credit Exposure），因而交易对手风险远比传统信用风险复杂。

交易对手风险的双向不对称性也使多笔衍生品交易风险敞口的汇总更为复杂。如果交易双方签署了轧差协议，则可以在汇总多笔衍生品交易风险敞口时将各笔衍生品合约市值正负相抵，使风险敞口对交易双方都得到压缩。例如，A和B 共有三笔交易，包括两笔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简称IRS）和一笔信用违约互换，从A的角度看它们的市值分别是50万元、-30万元和-10万元。在无轧差、单产品轧差、跨产品轧差的情况下，A面临来自B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分别是50万元、20万元、10万元，B面临来自A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分别是40万元、40万元、0元，可见跨产品轧差可以在单产品轧差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交易双方的风险敞口（图2）。

错向风险

交易对手风险不仅依赖于风险敞口，也依赖于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如果两者存在关联并同时恶化，就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错向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把大规模提供信用保护作为盈利模式的债券担保巨头，它们自身的信用质量与所担保资产紧密相关，全球金融危机中资产质量的深度恶化将债券担保巨头的信用质量拖入泥潭。

对赌协议也常具有错向风险。根据碧桂园财务报告，碧桂园于2008年2月22日发行5亿美元（当时约合35.95亿元人民币）可转债，可转债规模因为超额认购于3月3日增至6亿美元（当时约合43.14亿元人民币）。同时，碧桂园于2008年2月22日与主承销商美林国际签署了2.5亿美元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掉期协议，约定若碧桂园股票最终价格高于锁定价格，则碧桂园将向美林收取款项；若最终价格低于锁定价，则美林国际会收取款项。

这一对赌协议的动机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合约使碧桂园得以在股价上涨、可转债转股的情况下从掉期协议获利以对冲转股的稀释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碧桂园举债并“合成”回购本公司股票的投机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合约使美林国际得以为可转债投资者提供对冲股性的中介服务；也有观点认为，这一对赌协议是美林国际的陷阱，碧桂园则是因为资金紧缺而“饮鸩止渴”。撇开动机不谈，从效果看，碧桂园的状况越恶化，美林国际从对赌协议的获利就越丰厚，所以这一对赌协议是错向风险的又一典型案例。

单向信用支持的困扰

无论对于传统债权还是衍生品交易，保证金和抵押品都是一种常用的信用支持手段。在前述碧桂园对赌协议的案例中，美林国际面临严重的错向风险，为缓释这一风险，它要求碧桂园将可转债融得的金额中2.5亿美元缴付为股份掉期协议的押金，从而全额覆盖了掉期协议的风险敞口。这一安排可以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林国际在掉期协议上的交易对手风险，却有些“霸王条款”的味道，对碧桂园极为不利。

美林国际与碧桂园之间的合约细节没有公开，但很有可能信用支持仅由碧桂园提供，这种安排被称为“单向信用支持”。如果的确如此，碧桂园将面临美林国际的潜在违约风险：首先，假如美林国际倒闭，碧桂园如何收回其押金？碧桂园是否作为美林国际的无担保债权人排在大批债权人之后？其次，假如未来碧桂园在掉期协议上出现浮盈，碧桂园在美林国际上的风险敞口将进一步增大。2011年1月5日，碧桂园与美林对掉期协议的提前终止条款进行了修订，但这对上述结论并不产生实质影响。

有句话说得好，解决问题无非是把现有问题转化为新问题。从这一角度看，金融衍生品把风险转让问题转化为交易对手风险问题，而保证金和抵押品等信用支持手段则把初始的交易对手风险问题转化为新的违约风险问题。在“单向信用支持”安排下，缴付押品的一方被两大烦恼所困扰，其一是押品的安全，其二是浮盈的信用保障。根据国际掉期交易协会（简称ISDA）2010年保证金调查初步结果，全球场外衍生品交易中78%签署了抵押协议，抵押协议中16%约定单向信用支持，84%约定双向信用支持。

MF Global倒闭

知名衍生品经纪商MF Global最近由于豪赌欧债而倒闭，这是美国1980年以来规模第七大的破产案，也是继雷曼兄弟2008年倒闭后最大的金融公司破产案。与MF Global有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客户会面临交易对手风险，其浮盈很可能因这一倒闭案件蒙受损失，因为按常规，衍生品客户向经纪商提供“单向信用支持”。

另外，MF Global客户面临押品安全问题，客户的隔离账户出现了6亿美元以上的缺口，据称，MF Global违规挪用了客户资产，这可能最终造成客户损失，这一风险通常被称为“客户资金风险”。对于资金缺口的调查给客户资产的归还过程增加了复杂性，MF Global破产10天后仍有40亿美元客户资产被冻结。

欧元区风险恶化

在交易商与部门的衍生品交易中，信用支持附件常常约定交易商提供“单向信用支持”。欧元区债务危机凸显了部门的信用风险，但“单向信用支持”的条款约定部门不缴付押品，这就增加了交易商应用CDS对冲这一交易对手风险的重要性。

另外，交易对手风险所对应的信用估值调整（简称CVA）会随市场而波动，后危机银行资本监管新规《巴塞尔协议3》要求银行为信用估值调整计提资本，这也增加了交易商对CDS的需求（详见本刊2011年9月号《CDS：国家债务风险的解码器》）。当交易商有浮盈时，由于部门不缴纳保证金和抵押品，交易商不仅面临更高的交易对手风险以及相应的信用估值调整损失，也面临更高的资金成本。所以从理论上讲，单向信用支持会推高相应CDS的价格以及债务的融资成本。

宏观重要性

合成风险转让提供了风险分散和风险摊薄的捷径，从而可以熨平市场波动对金融机构个体的冲击，使金融机构获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悠然之态。然而风险可以转让，却不会消失，而交易对手风险更在这一过程中将交易双方绑定。合成风险转让的便捷使金融业陶醉于衍生品的盛宴，交易对手风险延伸为密布于金融体系的或然债务之网。系统风险悄然积聚，风险摊薄逐渐异化，金融体系终于在突发的市场逆转中分崩离析，这是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目睹的一幕，而事态的发展路径与《三国演义》中的“连环计”何其相似（图3）。

从上面的讨论看出，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看，合成风险转让带来了两种不利的影响，其一是交易对手风险使金融体系的关联度增加，其二是风险转移的便利使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淡薄。后危机金融改革在消除这两种不利影响方面有诸多举措，如金融审慎监管以及《巴塞尔协议3》在资本计提和资本质量方面的新规都对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作为后危机信用衍生品全面改革新规的“大爆炸”、“小爆炸”协议书，则通过产品结构标准化和市场机制完善降低交易对手风险和强化风险控制（详见本刊2010年10月号《CDS：中国式创新》）。

在市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引入中央清算机制。根据国际监管机构的计划，在2012年底前所有标准场外衍生品都将实现中央清算。这一改革旨在借助中央清算和多边轧差，提高市场透明度，防止过度杠杆化，降低金融机构的关联，增进金融体系宏观稳定性。当然，关于中央清算机制是否确能增进金融体系宏观稳定性，理论界也多有存疑。比如斯坦福大学的Duffie和Zhu用理论模型研究了轧差效率，并指出从轧差效率看，单一产品的多边轧差并不一定优于跨产品的双边轧差，当同一产品的中央清算机构不止一家时，轧差效率会进一步显著降低。

另外，中央清算机构面临复杂而集中的风险，其安全性并非坚不可摧，但由于其独特地位，其潜在的运转失灵将威胁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可见，中央清算机制在解决现有难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难题，其利弊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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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银合作主要业务品种

银银合作业务的参与者，包括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以及村镇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近年来，银银合作业务日益受到各家银行的关注和重视，业务创新不断出现，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业务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目前我国银银合作业务主要品种包括以下几类：

（一）资产业务

银银合作资产业务是指银行之间相互提供资金或信用支持的业务，主要包括场内外资金拆借，债券投资、债券承销、债券交易，衍生品业务，担保与承诺，资产买卖、买入返售，票据融通业务，风险参与，以及银团贷款业务等。

（二）负债业务

银银合作负债业务是指银行之间吸收对方存款、拆入资金或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等业务。

（三）中间业务

银银合作中间业务是指银行之间相互提供，如代签银行承兑汇票，代开信用证，代开保函，现金领缴、现金寄库、现金押运，资金结算，理财产品托管，销售理财产品，推介客户，咨询顾问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政策性银行发放贷款及结算业务等。

二、银银合作业务主要风险类型

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敞口主要集中于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这两个领域。根据业务特征及诱发风险的原因，可以将银银合作业务风险划分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声誉风险等五大类。

（一）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债务人或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信用评级、履约能力降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资产业务是最大、最明显的信用风险来源，信用风险不仅广泛存在于资金往来和债券投资等表内业务中，还存在于担保、承诺及衍生品交易等表外业务中。同时，授信项下的类中间业务也是信用风险的高发地。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非系统性风险特征，一般而言，诱发信用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银行经营管理不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内部管理蕴含风险隐患，股东或出资人人为干预银行政策经营活动以转嫁其自身风险，等等。

（二）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虽然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务的风险。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资金往来业务是流动性风险最易发生的业务领域，目前，我国不少银行将同业业务作为管理流动性的重要工具，通过主动负债调整短期流动性，这在银行间市场波动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市场上出现的“钱荒”现象，就是流动性风险的典型体现。

（三）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风险和商品风险等四种，具有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由于商业银行经营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利率波动会直接导致资产价值的变化，从而影响到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四）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可具体分为人员因素、内部流程、系统缺陷和外部事件等四类。操作风险广泛存在于银银合作的各类业务、各项操作和管理的环节。

（五）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商业银行负面评价的风险。声誉风险属于衍生性风险，但它却最具破坏性，是对商业银行经济价值最大的威胁，因为商业银行的业务性质要求其能够维持存款人、贷款人、合作伙伴和整个市场的信心，尤其对于银银合作业务而言，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一旦出现声誉风险，则很难在同业市场上取得良好发展。今年上半年市场上爆料光大银行对兴业银行的违约事件，曾一度导致光大银行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情绪，正是声誉风险的典型案例。

三、相关建议

（一）客观看待和评价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水平，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银银合作业务是商业银行金融同业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广受商业银行关注的新兴业务。与一般法人相比，银行的资产规模大，扩张速度快，成立门槛高，受到的监管严格，资质水平普遍优于一般法人企业，因此，从总体上看，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水平低于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因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发挥的作用，银银合作业务一旦出现风险，其社会影响和危害程度将远远超过传统业务。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于银银合作业务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价，既不能盲目乐观，视其为零风险或风险极低，也不能矫枉过正，视其为洪水猛兽、甚至限制相关业务开展。

为有效管理银银合作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战略定位和业务发展实际，针对银行类客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特点，建立银银合作业务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细化银银合作各个环节的要求，打造全天候、全流程、全品种的银银合作风险管理体系，促进银银合作业务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加强。该体系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建立并完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明确各类业务的风险缓释工具及其应用，明确各类业务的主要风险点及风险管控要求，明确在交易对手经营失败时的风险补偿和成本分摊机制，从而强化市场约束，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维护银银合作业务的健康发展和稳定运作。

二是建立银行类客户准入和评价体系，本着“严格准入、规范操作、分类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银行类客户的资产资本规模、股东背景、公司治理、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信用记录、内外部评级结果等因素，制定可量化的客户准入标准，对于重点业务，还应实行名单制管理，从而实现对银行类客户及其业务品种的准入、与不同客户的合作策略等进行差异化管理，并视客户和合作情况对评价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规范开展对银行类客户的评级授信相关工作，严格授用信管理，加强用信后管理，在授用信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行信贷制度的规定，合理确定授信方案，严格按照授信方案的内容开展授信项下相关业务，及时跟踪信用发生的全过程，包括制定用信后管理方案、资金账户监管、用信后检查与日常跟踪、担保物（人）监管、风险预警与处理、档案管理、收息与信用收回等。此外，还要建立授信尽职调查制度，建立健全资产质量监测、预警机制。

四是构建外部风险防控等级，确定专门的部门，牵头外部风险信息的收集、分析、汇总和报告，并对潜在的外部风险因素及其影响进行提前研判和分析，建立规范化的外部风险监测、预警、处置流程、并制定充分的应对预案，同时，加强对各级分支机构风险处置工作的指导。

（二）严格把关资产业务风险，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收益提升

银银合作资产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和市场风险。具体建议如下：

在信用风险方面，一是严格交易对手准入管理，必要时应实施名单制管理，二是纳入授信管理，确保在交易对手授信额度充足、可用的前提下开展业务，三是对于票据业务而言，应审查票据对应的贸易背景的真实性，严防“光票”交易导致的信贷空转，严防通过“假票”进行交易；对于担保承诺和风险参与类业务，也应审查相关交易和业务背景的真实性。

在流动性风险方面，一是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摆布资产负债，确保流动性安全，二是有效选取和使用风险缓释工具，合理实现风险补偿，尤其是对于票据买入返售业务而言，还需考查第二还款来源的还款能力，三是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确定风险承受能力并据此设置安全垫。

在声誉风险方面，一是审慎选择交易对手，二是高度关注交易对手外部风险信息，及时通报风险隐患，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三是在合作协议中明确交易双方的责任义务和纠纷处理办法，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市场风险方面，一是加强市场化询价和报价，根据客户交易意向，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择优选择利率较高的业务需求配置资金，二是做好资金预报和利率、期限匹配，统筹调剂资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益。

（三）高度重视中间业务风险，努力降低业务风险，规范业务管理

银银合作中间业务可分为授信项下业务和非授信项下业务两大类。其中，前者主要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操作风险；后者主要面临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对于授信项下中间业务，如代签银行承兑汇票、代开信用证、代开保函等，由于业务极易诱发声誉风险，应视同商业银行自营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和保函业务等进行风险管理，且其相关管理要求甚至要比自营业务更加严格。2012年11月银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间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通知》要求，代签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受托方和委托方采取有效措施审核票据项下真实交易背景和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授信管理、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信用转换系数为100%等，都体现了上述风险管理思路。

对于非授信项下中间业务，如现金、咨询顾问业务等，在信用风险方面，要加强客户准入管理，并在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双方责任义务和纠纷处理办法；在操作风险方面，要实现业务操作的准确合规，业务流程的科学高效，内部控制的严谨有效，并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

（四）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机制，实现业务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总是伴随着银银合作业务发展的始终，因此，要时刻绷紧防范风险这根弦。为有效防范并管理相关风险，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风险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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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现状

近几年，我国中小企业的经济贡献度持续上升，工业总产值占比已增至82％左右，而银行信贷的比例基本维持在5％左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高昂的现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对于小企业贷款，政府虽推动力度不小，但商业银行的响应有限。目前，商业银行在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时，仍然显得过于保守。中小企业贷款基本上以抵押为主，同时，抵押贷款存在周期长、费用高的问题。

2商业银行现行中小企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正是基于中小企业信贷违约风险高的特点，导致了银行对其业务开展的谨慎，从而发展缓慢。也存在了巨大的问题。(1)，信贷准人政策缺乏灵活性。银行偏重对大规模企业的信贷融资，大部分中小企业不论优劣，只因规模问题而直接被银行融资拒之门外。(2)．信货授权高度集中。审查程序繁琐，这种授权方式显然不能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时间急”的特点。(3)，激励机制和管理考核不合理。银行内部并未能形成有效的企业估价体系，仅凭领导决定制的“关系贷款”，这也挫伤了业务人员的开展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案例

美国花旗银行主席及总裁沃尔特威斯顿有一句名言：“银行家从事的是管理风险的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银行间竞争的日趋激烈、银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宽和规模的不断膨胀，银行面临的风险也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某些高风险业务所带来的风险有可能在转瞬间葬送整个银行。然而作为经济的核心，金融大厦的坍塌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动荡。

当前，如何把握风险与利润、风险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使银行既不承受过大的风险，又能保持适当的发展，是每个处在新的竞争环境中的银行经营者必须深思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由于风险管理不善致使银行经营失败的情况频频发生，然而也不乏在风险管理方面表现出色的银行。就让我们走进这些中外银行，分享它们的成功经验。

一、巴克莱银行的风险管理

巴克莱银行是英国的四大银行之一，在英国设有2100多家分行，在全球60多个国家经营业务。近十几年以来，巴克莱银行十分注重不断拓展其业务的广度和深度，资产和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在巴克莱银行各项业务快速拓展的过程中，成功的风险管理为其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构造风险管理系统——结构清晰，权责明确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银行一样，巴克莱银行具有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不仅如此，在这一系统内，对风险的管理分工非常明确，而且职责清晰。具体来说，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识别和管理业务线条的风险；风险总监负责进行风险管理和控制；分类风险主管及其团队负责风险控制框架的建立与监控；业务风险团队负责协助业务条线负责人识别并管理其总体业务风险；内部审计独立地检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环境。完善清晰的结构与权责明确的分工为防范风险布下了天罗地网，为巴克莱银行成功进行风险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运用风险偏好体系——保证业绩，控制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巴克莱银行一直在内部使用风险偏好体系。风险偏好体系的具体方法是，通过未来三年的业务规划，估计收益波动的可能性及实现这些业务规划的资本需求，将这些与目标资本比率、红利等因素相对比，并将这些结果转化为每个主要业务板块规划的风险容量。风险偏好的数值要通过估计集团对宏观经济事件的敏感性来进行验证(这种估计是利用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来完成的)。巴克莱银行集团信用风险总监安德鲁·布鲁斯认为，巴克莱银行风险管理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十几年来通过建立风险偏好体系，加强限额管理，强化了经济资本在集团内部的运用。而风险偏好体系的运用也是国际活跃的银行风险管理成功的普遍经验。

(三)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手段先进，数据充分

与其他银行一样，信用风险是巴克莱银行最大的风险。据统计，巴克莱银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经济资本被配置到各业务条线的信用风险上。对于信用风险的管理，巴克莱银行主要利用五步风险管理程序(即指导、评估、控制、报告、管理和分析)以及基于COSO的内部控制体系来进行。巴克莱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较为成熟，主要利用自己的历史数据和其他外部信息，通过银行内部风险评级系统来对借贷者、交易对手以及零售客户进行评级。与此同时，巴克莱也采用一些外部开发的模型和评级工具，当然这些外部开发的模型及评级工具必须经过巴克莱银行的相关验证。

二、民生银行的风险管理

民生银行是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于1996年。在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今天，民生银行却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风险管理道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民生银行如何应对日益多样化的信用风险。

(一)重视贷前调查——充分检验，防范风险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是广州地区唯一实行“预授信申报公示”制度的银行。当年广东南海华光集团骗贷屡屡得逞，“洗劫”了广州数家银行近74亿元人民币。然而该集团存在的风险却无法逃过民生银行的火眼金睛。

南海华光集团曾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当广州分行收到南海华光集团的有关资料后，立即进入其受理贷款申请的检测达标通道，这第一道关卡就是大名鼎鼎的“预授信申报公示”。预授信申报公示制度是广州分行2002年上半年刚刚推出的新制度，目的就是为化解一些常见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风险。其实这套制度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当银行接到授信申请时，在银行内部网站上将南海华光集团的有关材料进行为期7日的“公示”，广而告之，广泛征求意见，听取群众的呼声。预授信制度不但大大节省了支行具体经办人员实地贷前调查的工作量，而且使调查渠道更为广泛、通达，使授信通道更为透明、民主、公开，很难出现漏网之鱼，为自身保护提供了安全绿色屏障。南海华光集团的申请也正是在公示期间，由于该行员工们陆续提供的华光集团的相关信息显示出其众多漏洞，经有关部门认真分析核实后，而被多票否决，实现了防患风险于未然。

(二)加强贷后检查——重视结果，更重过程

尽管贷前调查与贷中审查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款项贷出后就“一劳永逸”，贷后管理也绝对不可小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管风险控制的副行长赵继臣说，在杭州分行，风险控制高于业务发展。银行不良资产反映的是结果，但产生却是在过程，因此对于分行来讲，过程控制重于结果控制，注重贷后管理是保证信贷资产质量的基础和关键。

杭州分行曾为杭州某企业贷款400万元人民币，然而该企业的两幢房产早在2003年9月就被法院查封，分行信贷资产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分行组织相关人员多次与借款人、保证人联系，制订清收措施。经过各项艰苦努力的工作和与当事人谈判，终于在贷款到期前一天全额收回了400万元贷款的本息。

另外，在对湖州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续授信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在生产经营、销售渠道及财务等方面均存在问题，检查人员随即向分行贷审会提出了不能给予其续授信的理由，果断退出，避免了后来其他贷款行因来不及收贷而最终采取法律补救手段情况的发生。检查过程中，杭州分行还了解到安吉某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存在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分行配合支行几次到安吉，与企业和政府联系落实分期还款计划，并积极争取到了总行的支持，分三期收回了全部贷款本息。可见在贷款业务中，过程控制至关重要。杭州分行正是通过贷后管理，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将风险“扼杀于摇篮中”。

(三)培养风险意识——认识到位，团结一心

民生银行的一位领导曾说过，“银行经营同质化趋势很强，民生银行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靠的是员工们工作拼搏、热情、坚韧、执着。”是什么力量鼓舞激励着民生员工?我们应该看到，民生银行尤为注重员工队伍业务培训、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工作，通过多样化、实用化、层次化的培训方式，生动

活泼地为员工的实际工作注入了新鲜活力，大大强化了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规范了他们的业务操作，对真正做到按章办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所谓意识决定行动，有了正确的积极的思想做后盾，才有了广大员工在风险防范方面更强的行动力。在高度风险意识熏陶下，风险防范观念深入到了每一位民生银行员工的内心，使风险防范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成为民生企业文化的重要灵魂。

三、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中外银行成功案例带来的启迪

(一)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

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是有效实现风险管理的前提。外资银行大多具备独立的内部监督机制，其内部监督部门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并实行垂直管理。分支机构的内部监督部门往往与本级机构相互独立，或者在分支机构不设内部监督部门，内部监督的职责直接由总行的内部监督部门实施。

巴克莱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结构清晰，权责明确，是外资银行成熟风险管理系统的典型。再来看民生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2004年，民生银行华北、华东和华南授信评审中心——风险管理的核心机构，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成立。评审人员“直系”隶属于总行，是总行的“嫡亲”，而与分行没有任何血缘——人事和经济利益联系，这使得总分行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审贷分离”，从制度上避免了由基层行领导者的长官意志可能带来的授信业务经营性风险。实践表明，民生银行的独立评审与区域授信评审中tk,等制度非常成功。

(二)完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

完善操作规章制度是银行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保证。银行业务人员由于受自身素质和外界条件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约束，在进行风险评价和判定时，难免会带有个人倾向，造成判定结果有失公正。通过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严密的规章制度，能够使银行员工避免主观主义和随意性，做到公正、合理地判定风险。

巴克莱银行作为一家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牌银行，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十分完善与周密。在民生银行，各项内控制度建设也紧随业务的发展步步推进。一笔信贷业务，从贷前调查到评审，从放款到贷后管理，直至最后的责任追究，分行都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制度，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商业银行信用评级体系建设

建立与完善信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重要举措。信用评级体系往往独立于信贷和审批部门的信用管理部门，肩负着对客户的信用调查、征信、信用档案管理、信用记录监控等职能。信用管理部门在授信前做出的客户信用分析报告，是银行的信贷决策机构决定能否给予授信的依据之一，在授信后定期向信贷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做出的信用监控报告，更是银行衡量信用风险大小的重要指标。

巴克莱银行经过长期发展，其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并且拥有较为充分的历史数据，为其测量与防范信用风险提供了保障。在我国，尽管银行信用评级体系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差距，但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例如民生银行对申请授信的客户进行内部信用评级，并以此作为信贷审批的重要依据。在数据集中管理方面，民生银行也走在全国同业中的前列。该行率先采用全国数据大集中的模式，将全行所有业务的数据处理集中在总行，为业务拓展与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

(四)树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银行不能回避风险，只能管理风险。实践证明，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是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只有将风险管理从高深的理论变为所有从业人员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风险管理体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风险管理意识和理念必须贯彻到全行全员，贯彻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银行的每位员工在做每一笔业务时都应考虑到风险因素，贯彻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思想，始终把控制风险与创造利润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经过长时间发展，风险管理观念在大多数外资银行早已深人人心。而对民生银行来说，正是由于民生银行上下都把风险管理放到突出位置，各级行领导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使得员工达成共识，才使民生银行在风险管理进程中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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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银行风险内控风险点内控管理商业银行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实践证明，正视日益增长的风险，改善和加强内部风险管理与控制，已经成为银行生存发展的首要的基础条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日益深人，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和竞争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存在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管理风险等多种经营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无不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密切相关。如何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提高抗御各种经营风险的能力，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

1.1商业银行风险的定义

从单个银行来看，商业银行风险是指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一定的偏差，从而蒙受损失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机率或可能性。而从整个银行业看，银行间业务活动联系千丝万缕。关系紧密，单个银行的信誉和形象往往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整个银行业的信心，所以银行风险还有另一重含义，就是整个银行系统发生混乱的可能性。

商业银行风险是风险的一种，具备风险的各种属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风险。商业银行是综合性多功能金融企业，它具有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创造信用和金融服务等四大职能，所以商业银行风险，不仅影响到它本身的经营，而且影响到其他当事人，甚至影响到物价、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商业银行风险会直接动摇经济基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从内涵来说，金融风险的内容要比一般风险的内容丰富得多；从外延来看，银行业风险要比一般风险的范围小得多，银行业的风险主要是伴随着资金运动过程而产生的。同一般风险一样，银行业风险具有双重性，它既有可能给从事金融活动的主体带来收益的机会，也有可能给经济主体带来损失的机会。

1．2商业银行风险的分类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有关银行风险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已为各国监管当局所接受，中国人民银行也直接参与了该原则的起草和修改，我国也接受这个分类方法。按照该原则的划分，银行风险包括：

(1)信用风险。贷款是银行的主要活动，贷款活动要求银行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下降，于是银行总是面临交易对象无法履约而损失贷款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2)国家风险和转移风险。银行在进行国际信贷业务时，除一般贷款业务中固有的交易对象的信用风险外，还面临着国家风险。所谓国家风险就是指与借款人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有关的风险。当向外国政府或政府机构贷款时，由于这种贷款一般没有担保，国家风险便最明显。国家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转移风险”，即当借款人的债务不是以本币计值时，不管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如何，有时借款人都可能无法得到外币。

(3)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按照既定会计准则，这类风险在银行的交易活动中最明显。

(4)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局面时面对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也影响其资产、负债和表外金融工具的经济价值，其主要形式有：重新定价风险、基准风险、期权性风险等。重新定价风险——由于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头寸到期日(对固定利率而言)的不同及重新定价的时间不同(对浮动利率而言)引起；基准风险——当其他重新定价特点相同时，因所依据的基准利率不同而产生的风险；期权性风险(即期权风险)——由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项目中的或暗含的各种期权风险。尽管这些风险是银行业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但严重的利率风险会给银行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带来巨大的威胁。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中，银行的交易对象采取各项措施积极地管理利率风险，防范这一风险显得十分重要。

(5)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其盈利水平。在极端情形下，流动性不足会使银行资不抵债，走向破产。

(6)操作风险。最重大的操作风险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灵。这种失灵状态可能因为失误、舞弊、欺诈，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导致银行财务损失，或使银行的利益在其他方面受损失，如银行交易员、信贷员、其他工作人员越权或从事职业道德不允许的或风险过高的业务。操作风险的其他方面包括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诸如火灾和其他灾难等事件。

(7)法律风险。银行要随不同形式的法律产生风险，这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和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同时，现有法律可能无法解决与银行有关的法律问题：有关某一银行的法庭案例可能对整个银行业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增加该行本身乃至所有银行的成本；影响银行和其他商业机构的法律有可能产生变化。在开拓新业务时，或交易对象的法律权力未能界定时，银行尤其容易受法律风险的影响。

(8)声誉风险。声誉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声誉风险对银行损害极大，因为银行的业务性质要求它能够维持存款人、贷款人和整个市场的信心。

(9)汇率风险。指因汇率变动而出现的风险，包括买卖风险、交易结算风险、评价风险和库存风险4个方面。

2商业银行风险防范对策

2．1落实全员工作责任制

商业银行要在完善内控制度措施基础上落实全员工作责任制。根据会计‘工作可能出现的风险，结合工作实际，把操作程序、业务管理、岗位职责与操作规范、工作质量、安全考核、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管理规定汇集成务制度汇编》，用制度指导日常工作。同时制定岗位职责与操作规范，成立工作质量考核、案件防范、计算机安全管理等领导小组，逐级签订岗位责任书，建立一个层层负责、相互制约、奖惩分明的全员工作责任制度。

2．2抓好重点环节的监控工作

商业银行要抓业务重点环节监控，促进规章制度的落实。从已发生的金融案件来看，内部控制上存在的漏洞往往是对一个或几个关键环节、关键人员缺乏制约或制约失灵而造成的。因此，业务操作中必须做到：严格执行操作程序；坚持内外账务按时核对制度，建立账务核对登记簿；坚持会计账务处理的授权分责原则，明确规定一般柜员不得越权处理业务；加强密码管理，确保制约不失控；在保管密押、压数机、编押机重要空白凭证和业务印章上分工要细、要规范；重点加强联行业务管理及时做好查询查复工作，确保联行资金安全。

2．3加强事后监督

事后监督是有效控制各项业务处理过程中出现差错和违规行为的关键环节，具有杜绝漏洞、消除隐患的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安排业务精通、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业务监管，以更好地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为会计核算的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4强化人本管理

内部控制系统是由人和制度构成的，在完善制度的同时，一要对员工加强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的职业道德教育，使执行制度、遵守制度成为员工的一种自觉行为。二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增强员工遵纪守法意识，提高内部控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