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哲学思考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医学的哲学思考，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裘沛然教授指出：“中医现代化，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中医的现代化。”而我们从事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有几个真正懂得中医、了解中医？所以中医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假的现代化，是“伪现代化”。“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强调用现代科研方法研究中医，其实就是用西医替代中医，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消灭中医”（焦树德教授语）。在这样一种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下，谈中医的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必须牢记的是：只有返本才能创新。事物需要发展，但是如果摒弃原来的基础，只能算是一种新兴事物罢了。中医学只有在自身的准绳内发展，保持自身的特色，中医现代化才能有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中医需要创新，它的现代化应该是继承了五千年传统的现代化，中医一系列独特的理论体系、医学方法，并不是束缚中医发展的绊羁，而是体现中医特色的关键和根本，科学需要突破束缚，但是如果要打破中医这些特征的话，那么现代化的中医也就面目全非了。而中医在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求创新、求发展的，从来就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历代中医各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医学的丰富和发展，重大创新历代层出不穷。

不相信中医独立的学术地位，盲目崇拜西医学方法，对中医自身传统的冷漠，导致中医学术界目前的现状，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现代化的方向。中医的发展本身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完善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框架之内的，这种发展可以是无限的，如果任意想突破这个框架，必然容易导致违背客观规律。现在的大多数现代化研究只不过是对中医药的量化、标准化、客观化的研究，进行微观的分析，而这种研究成果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中医药进行一次逻辑语言、数学语言的解释而已，对中医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触动，中医药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变化，只是某些形式和外在的东西有所变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变动可能对中医的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

篇2

《消费者行为学》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是把心理学应用于市场营销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管理科学。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新的医药消费情况层出不穷，医药消费的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更好的把握医药消费者的特点，专门针对医药消费行为进行研究，中医药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专门开设了《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除了系统学习消费者行为的相关理论，《医药消费者行为学》更注重突出医药消费特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来说，以后从事的主要是医药市场营销方向，如何更好的学习《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我们在教学时必须从中医药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能力特点出发，结合所授课程的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加以改进，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未来的实际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教学内容强调医药消费特色

由于中医药院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以后就业时面对的主要是医药消费者，包括医药批发商、商、医院、零售药店以及个人医药消费者。作为医药商业企业的批发商、商以及医院，他们最终面对的还是个人医药消费者，所以归根究底都要特别了解最终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医药消费者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主要是指为了治疗、预防疾病，维护身体健康，通过市场交换而进行的医药商品及服务的消费行为。由于医药商品及服务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具有社会公共性，因此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消费的特殊性。为了更好的了解医药消费的特殊之处，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特别强调医药特色，除了在每个章节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教学中讲解医药消费者的相关特点，还专门增加了“不同医疗保险方式消费者群体的行为特征”、“Rx与OTC消费者群体的行为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对医药消费行为的影响”、“国家政策与医药消费者行为”等内容。

二、教学方法讲究综合运用

要想使《医药消费者行为学》这门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改革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首先，应当注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气氛。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优化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具体来说，可以综合使用以下几种方法：（1）课堂讲授法：主要用于讲授消费者行为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结合起来，适当配合使用文字语言、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手段，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进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对有关案例进行阅读、分析、讨论和发言，学习相应的知识点，锻炼和提高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和知识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现象，指导并引导消费者理性地进行购买决策，制定适应消费者行为的营销对策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在市场营销中的竞争力。（3）情景模拟法：教师通过设置一定的消费、销售情景，让学生分别扮演各种可能的消费者角色、营销或销售人员角色，在更接近于真实情景的环境中处理一些相关问题。通过演练过程的体验，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情绪、情感、态度等内容来感受角色的心理变化，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学习兴趣，加深对消费行为学知识的理解，学会换位思考，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4）操作实训法：通过课后对自己进行医药消费经历的总结，在购买和使用产品过程中对医药消费者进行观察，对零售药店以及医院的布局设计进行调查，了解不同气质、性格的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的表现以及营销人员的接待方式，从感觉、知觉、注意和情绪、情感角度思考零售药店的店内布置和陈列、医院的布局设计是否有利于消费者购买活动，指出其长处和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运用的能力，为将来的实际工作打下基础。

篇3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篇4

【中国分类号】R7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511（2012）06-0001-02

适应是一种基本的生物学现象。通常是指，生物体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只要这些刺激不威胁到机体的生命，它仍能够在其生活环境中生存。具体到由细胞组成的组织或器官的适应，是指在内外环境中各种有害因子的作用下，组织或器官产生的非损伤性应答反应，表现为萎缩、肥大、增生和化生。其中，化生（metaplasia）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适应反应。国内外的权威专著以及大学教科书都有化生的经典定义。它是指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的过程(1)。那么，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为何要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如何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常见的转化有哪些类型？这种转化有何临床意义？本文拟从哲学角度初步分析这一问题，认识化生发生的机理，从而防止不利因素以保护机体健康。

一、 化生的常见类型

根据上述化生的定义，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人体内最常见的化生是上皮间化生（interepithelial metaplasia），是指由一种分化成熟的上皮细胞转变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上皮细胞。上皮化生常常发生在气管，食道和宫颈。气管为黏膜上皮，由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组成，常常化生为鳞状上皮；宫颈的粘液上皮细胞常化生为鳞状上皮；而食道的鳞状上皮细胞则化生为腺上皮。间叶组织间也可发生化生，例如，骨化性肌炎时，肌肉组织内可出现骨组织。总之，都是从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变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1）。那么，上皮细胞与间叶细胞间能否化生呢？从经典的概念出发回答是否定的，但广义上讲，不但可能，而且这一问题还非常重要，属于上皮-间叶的转化问题（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formation, EMT），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临床意义（2）。例如，快速进行性肾炎是肾小球肾炎的一种，其特征改变为肾小球大量新月体形成，即由包曼氏囊的上皮细胞转化为纤维性细胞，肾脏的功能严重受损（3）。反之也存在(4)。还有，肿瘤组织中是否存在化生？按照上述化生的经典定义，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广义上讲，肿瘤组织内也存在化生。例如，人类常见的上皮性恶性肿瘤乳腺癌，其中可能见到骨肉瘤成分。由上可知，不论哪种化生，从哲学意义上讲，化生的细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态不同了，功能也不同了。尽管化生可发生在上述不同情况之下，但最常见的仍是上皮之间的化生。本文将以此为例讨论以下问题。

二、 组织细胞为何要化生

如上所述，化生的细胞不但形态学与原来不同，而且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称其发生了质变（qualitative change）。在哲学上，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不会永远维持下去，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只有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引起质变，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事物。从人体出生直至长成成人后，原先固有的组织细胞为何要从根本性质上改变自己呢？这定有其原因。我们先以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化生为鳞状上皮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正常时，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具有分泌粘液及清除尘埃的功能。当人体吸入清洁空气时，上述细胞不必分泌大量或较多粘液以实施清除功能。然而当吸烟时，多种刺激因素作用于纤毛柱状上皮细胞，久而久之，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与功能，以便能经受住这种刺激。研究表明，支气管黏膜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的鳞状上皮化生常常发生在长期吸烟的人群（1），显然这种变化与吸烟的长期刺激有关。在长期吸烟的刺激下，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为了适应这种刺激，便转化为更能耐受刺激的鳞状上皮，因而耐受刺激的能力提高了，但其原有的功能却丧失了。同样，具有良好耐受性、以运输食物为主要功能的食道鳞状上皮细胞，当长期受到胃液及胆汁返流刺激时，会变为具有分泌及吸收功能的腺上皮（1）。如前所述，这种变化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渐渐完成的，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不能用人体的组织标本观察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连续过程。由上可见，组织细胞的化生，是外因长期作用下发生适应性反应的必然结果。但是，值得指出，外因并非一定是人体之外的因素。例如，胃液及胆汁的返流刺激，虽然胃液及胆汁存在于人体内，但对其作用的细胞而言已是外因了。

三、 组织细胞如何化生

那么，诸如支气管黏膜从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化生为鳞状上皮细胞的这种质变是如何完成的呢？显然，从细胞形态来看，并没有直接转变的依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质变？从哲学的观点看，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在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向鳞状上皮化生的过程中，吸烟及环境污染是外因；同样，当食道固有的鳞状上皮细胞向腺上皮化生时，胃液及胆汁反流刺激是外因；就两者而言，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调控才是内因。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吸烟、胃液胆汁反流是条件，但是，如果患者不吸烟或者胃液胆汁不反流，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调控程序就不会被启动。在这里，条件起了始动作用。那么，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作用于什么细胞呢？近年研究发现，干细胞（stem cell ）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长期的慢性刺激，黏膜局部的上皮损伤是必然的，损伤后机体必须修复，谁来填补缺损，极可能是具有分化潜能的干细胞。研究资料推测，支气管黏膜的干细胞可能有两种来源：一种可能是来源于组织局部，另一种可能是来自骨髓动员（5）。不论哪种来源的支气管黏膜上皮干细胞，在到达损伤部位后，在修复微环境中细胞因子的作用下，细胞分裂增生以填补缺损，同时应当向固有黏膜分化。然而遗憾的是，修复微环境极可能受到吸烟或胃液胆汁反流的影响，因而调控因子也发生改变，致使干细胞发生重新编程（reprogramming），使得细胞增生与分化不能向固有方向进行，而发生了鳞状上皮化生，以能更好地耐受吸烟或胃液胆汁反流的刺激。初步研究表明，P63是调控鳞状上皮化生的关键基因（5）。P63是一种转录因子，与众所周知的肿瘤抑制蛋白P53的序列结构有高度同源性。免疫形态学研究表明，P63在支气管及宫颈黏膜化生的鳞状上皮细胞的胞核强阳性表达（6,7）。尚有研究资料表明，P63在维持鳞状表皮干细胞的潜在增生、分层及分化中具有重要作用（8）。另外，调控肠上皮化生的基因也有重要发现，其中，cdx1和cdx2在维持肠上皮的发生、分化以及表型中的作用甚为重要（5）。在成人，这两种蛋白只表达于小肠与结肠，而在正常的食道与胃黏膜不表达，而在肠上皮化生时，cdx1/2的表达显著上调。那么，为何上述调控基因在化生上皮中表达升高呢？我们不难推测，是外源性的慢性刺激如吸烟、胃酸及胆汁反流等引起的炎症反应，刺激了化生的微环境，触发了以上关键基因的表达以及相应干细胞的鳞状上皮化或肠上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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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36—04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产”的概念，但作为通行性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2003年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确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颇具生长点和生命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便可见一斑，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研究规律的探讨，小到对特定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尚未涉及到非遗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即便偶尔有所涉及，也仍旧停留在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科，是探究形而上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论、世界观的学科，它思考的对象不仅是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更是研究这些现实生活种目繁多的人文学科本身。因此，哲学才有“学科之母”的称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自然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它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存在的基本价值、研究它的基本方法论等哲学问题，也只有在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使非遗研究更具明晰性、方向性，更具高度和深度。

一、非遗研究兴起的哲学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和传承。那么，缘何在近年它才最终被确认提出，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诚然，影响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时代到来的社会背景，旨在构建炫目空间、景观世界的工业时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的巨大威胁；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形成的经济背景，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经济时代导致人们步履匆匆、欲壑难填，旧有的艺术与工艺品早已无法满足食利者的欲望之心；世俗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背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以“求新”为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寻找被遗忘的家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缘由。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人类哲学史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的大致线性发展。所谓本体论哲学也即是一种以“预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的肇始之初便基本是这种思维模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在思考万事万物产生之时，一般认为事物是不会从“无”、“不存在”产生出来的，这也即是说，他们在思及宇宙万物产生时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是现实之物（比如泰勒斯所说的“水”），也可以是抽象之物（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最高实体”衍生了世间万事万物。这种本体预成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期间有不同的哲学家沿着这条思维路向提出了不同的“最高实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虽然表征了人类寻求世界终极解释的努力，反映了人类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与升华，但却有忽略人类主体性以及活生生的存在现象之嫌，也存有导致神学神秘主义之危险”①。

近代哲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转向了一种认识构成论哲学思维。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加强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作为主体开始从一直被压抑的世界“客体”挣脱出来，开始思考“客体”、“分析”客体并最终“认识”客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在人类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鼓励下，开始认为只要将世界无限的细分，就可以无限地认识世界，人类作为世界万物的主宰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世界作为“客体”是可以无限被认识，甚至可以无限被改造。诚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破坏能力、自我戕害能力也随之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升温、新型病毒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的压抑、自然环境的压力、人文环境的不断破坏等等随之而来，人类认识能力自信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可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人类——世界、主体——客体之间无法逾越的对峙与鸿沟。人类就是在这种极度盲目而热烈的自信思维模式下，不断对过往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着无情的破坏，也正是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之下，文化遗产问题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对这种认识论哲学思维模式弊端的反思走向了存在生成论哲学。存在生成论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非预定，重个性、差异而非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②等等。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其实从马克思辩证哲学就已经开始，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等，但直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才真正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天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于“人在世界之中”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命题，为人类文化与美学规划了审美理想；海德格尔毕生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会游”则为人类审美化生存提示了归家之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关于技术、时间的思考则为现代文化、哲学敲响了觉醒的警钟。人类不应该再存在于世界之外，不应当再主客二分，不应当再设想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处在对立的境地，而该重新回到“前苏格拉底”诗意的时代，寻找自己弄丢的美丽家园。也许，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感召与感染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才开始惊醒是人类自己破坏了自己诗意的家园，才开始担忧脚步太快而遗失了文化的灵魂。换言之，也正是在认识论哲学弊端四起、存在论哲学强力反思之始，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过往对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态度，开始挽留与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开始研究这些财产所存在的整个生态环境。

二、非遗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实践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社会学所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即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质、存在环境来讲，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深入民间调查，切实掌握非遗的存在范围与存在特征，进一步整理、挖掘非遗的保护策略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就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衍生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非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生态学面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关注文化研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系统影响，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支撑。但在我们看来，非遗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还不够完善，尚未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方法论思考。

既然如上文所述，非遗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环境是存在论哲学，那么我们认为非遗研究最为合适的理论研究方法应当是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此种理论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更能清楚指涉非遗研究的性质、内涵、研究对象等。通过“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这个名称，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它主要关涉非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审美价值、文化属性、存在论哲学视阈。这三个方面是非遗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可以共同引升为非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也会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总结前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文化概念，则大多数情况下仅指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认识论哲学弊端的日益显露，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学说——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为基础，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联系考察，“它运用了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发展地看问题，把人类文化放到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并着重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③，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与方法论优势。“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化与它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等等。”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文化生态学研究对于非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文化生态作为一般的文化研究方法，尽管对非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并没有更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价值，换言之，此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却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非遗作为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的创造产物，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价值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然就其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遗产，作为普世人类诗化存在的手段与状态而讲，它最为重要与独特的价值应该是审美价值。国内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丁永祥先生在其名为《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审美的密切程度，民俗技艺的审美性质以及民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他们“最关注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⑤。何为审美价值呢？简单来讲，即是审美的愉悦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上流阶层的愉悦与超越，如高雅的歌剧、美妙的轻音乐、堂皇的影视剧作等等。与此同时，却在不断遗忘与破坏着社会下层的审美感观，非物质遗产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处体现，它能够满足普世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它能够使普世大众在辛苦的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暂时忘却生计所迫的世间纷纷扰扰。因此，它是一种关涉普世大众的审美文化、超脱文化，应当在非遗研究文化生态之前加上“审美”定语，也即是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化生态”一词并不是我们首创的，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性态的精神文化）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⑥。此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高小康教授也认为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是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等各种关系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⑦，并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审美诗意关联、城市群落的审美趣味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了非遗的审美与文化生态属性的重要性，将二者结合探究非遗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哲学背景。既然非遗研究的兴起是在存在论哲学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也如海德格尔所讲，“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⑧，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一种“悬隔”，直抵事物本身，从而对事物进行一种“本质直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来讲，此种研究方法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类精神的自然与文化基础，探索人类精神与存在的本然诗性关联。第二，对认识论哲学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外在敌对的态度加以“悬隔”，以一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诗性态度“存在”。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⑨正如前文所述，非遗存在的整生环境十分重要，而过往那种对自然、社会不断攫取与破坏工具计算性处理方式必须走向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主体间性处理方式，人类时刻不能忘记自我就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第四，走向一种“前苏格拉底”毫无遮蔽的诗意澄明境界，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带给人们的热烈与盲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现象学方法的终极指向便是让人们不断去蔽，从而重新发现“存在”、发现人类在世中的诗性存在。第五，从完全的祛魅回归到一种部分赋魅的状态。认识论哲学所开启的理性让人类的自信心无限度膨胀，认为可以为自然、为社会甚至于为世界一切祛魅。现代人类在“理性”的鼓动之下早已变得热烈盲目、无所敬畏，甚至连自己的神圣精神家园（比如非遗）都践踏脚下，毫不见惜。然而，正如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其实“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⑩，这也即是说，现代人类也有必要对自然、对过往的精神文明等怀有一定的敬畏之下，认可它们身上所存有之“魅”。

综上所论，非遗的理论方法指导必须兼顾到“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希冀对非遗理论方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从认识论价值到存在论价值在美国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现代性进程中兴起与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绩效、功用、成果等事实，而几近忘却了价值本身。

在现代社会科学看来，价值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社会无限发展、经济充分发达、体制构造完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价值就自然会得到辩护和认可。如此，我们便可以搁置对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价值问题的思考，只去追求最终的成果事实便可；我们便可以将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美好生活”直接置换为“成功生活”，而所谓成功生活不过是“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可以不顾善恶质询的前提，不断追逐现代社会科学所规划的“自我权利”。此种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真正关心价值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功利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所谓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甚至于教育价值都是出于一种认识论哲学所导致的功利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唯一重视的方面。目前，单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已对保护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论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教育、文化内容，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停留在这些认识论价值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论价值，我们也将此种价值称之为诗性价值或全生价值。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里读出了存在主义的真谛——诗意的栖居，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此后想要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系列后果的哲学家们对此狂热推崇，且想藉此逃脱“工具牢笼”（韦伯语）、抵抗“白色社会”（鲍德里亚语）、匡正“价值位移”（舍勒语），规约“全自由人”（福柯语）等等。然而，以为找到了抵抗整个工业、后工业时代利器的人们，在扛着“诗意栖居”的大纛踌躇满志、一路狂奔之时，却根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到底是谁来诗意的栖居？换言之，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其实，荷尔德林诗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栖居的主体至少在荷尔德林看来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亦不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而是充满劳绩的普罗大众。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不仅仅是存在的饰物，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热情或空无。更是一种旨趣，一种娱乐。诗是历史的基础，因而它并非文明的外观，更绝非‘有教养者’的‘表现’。”然而，普罗大众如何诗意的栖居？或者讲，如何保障普罗大众诗意的栖居呢？答案就在普罗大众所醉心、愉悦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之中。当我们看到八旬老人饿着肚子也要唱句家乡戏，农村老汉推着板车也要哼着小调，乡间妇女溪涧洗衣时也愉快地唱着民谣，民间艺人苦于陶瓷烧制技术无人来继嚎啕大哭时，也许才能真正明白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最深、最富意味的价值。也许正是在上述的那些状态中，一个个作为“存在者”的普罗大众才能在时间的无限敞开中体味“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称他们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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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好课要有充分的教具准备，材料简单、易行。一节课有一套好的材料，就注定了会是一堂精彩的课。给我们展示科学课堂的其中一位，任洪老师，他在材料的选择上独具匠心。任老师上的是六年级上册《拱形的力量》这一课。在这节课中，同学们要做的实验是测量拱形的承重能力，材料看似简单，就纸拱、垫圈，但需要斟酌的问题非常多。比如：纸拱多少长合适，多少宽合适，用什么材质，纸拱的跨度是多少，垫圈多少大，跨度值与纸拱的高度多少比例合适，垫圈选用多少重量，垫圈在纸拱上是并排放还是叠放，等等，还有抵住物--小木块有多重，多大的变化才能有明显的数据差异，甚至，做好一个纸拱也需要费脑筋。但是，任洪老师巧妙地选取了商店两块八一叠的纸以及自己女儿的玩具，用作实验器材，材料简单、易行，实验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教具的准备非常重要，它是一堂好课的前提。

2、循循善诱，引出主题

良好的导入，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沈亚萍老师在上《推理》一课时，为了引出“推理”，首先设置了一个场景：双休日，学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把教室里一些破损的桌椅全部修好了，这个人在现场留下了一个脚印。沈老师利用这个场景做导入，让学生们都当了一回“侦探”，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接着，沈老师让学生们测量脚印，并且通过发现脚长和身高的关系，推理这个人是谁。同学们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了探究学习的动力。

3、把握课堂，收放自如

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适当的“收”、“放”，引导学生顺利走向教学目标。任洪老师在得知自己所借班级的学生实验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收”的方式。先让学生讨论怎么做实验，实验的步骤，以及这样设计的理由。最后老师自己再重新提出实验的步骤，注意点。在保证实验的规范性，严谨性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去探究。

4、随机应变，有效“生成”

充分利用教学活动中的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实验结果与其他小组不一致的情况下，老师可以借助这个情境，创设生成性内容。例如，可以请其他小组的同学来推理，比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实验结果。让学生们自己来说，这样一来，学生们对知识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5、给予空间，体验探究

给学生整块的时间，让他们进行有效的研究，建立科学概念，锻炼动手能力。设计一个更加情境化的环节，使问题更加情境化。一个问题抛出来之后，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多的自主、设计、探究、研究这样的一个空间。李霞老师在上《黑盒子的秘密》这一课时，给了学生们三次整块的时间，让学生去探究黑盒子内部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去理性的面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也让他们意识到，做研究需要时间，需要投入精力，深刻体验到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要很细致。

6、学以致用，联系生活

教学内容应紧密联系生活。在李祯忠老师的《看谁造的高》一课上，李老师引入了“价格”一说。他在写有实验材料的清单上标注了各材料价格，将节约设计成本的理念融入到教学中，提高学生节约的意识。这就是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际的一个体现。

7、准确定位，分层达标

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授知识，使教学内容浅显易懂，生动形象。例如沈老师的课，她把伽利略那么多年的研究深入浅出地拿到课堂上，一步一步地深入，让学生感受这样一个知识发生的过程。这调动了学生们对科学探究那种向往和深层次思维思考时候所产生的内心冲动和兴奋。老师如何能够将一个复杂的、深奥的知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学生的现有水平与老师要求学生们达成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的跨度。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老师要铺设几个子问题。如果子问题设计的好的话，就会有水到渠成的感觉，就会觉着孩子不累，老师轻松。

8、关注对话，静心倾听

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静下心倾听，帮助学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当碰到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用他不流畅的语言表达他思想的时候，教师更加要静下心来帮助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孩子们能把自己的思想去表达出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再抽象和再概括的过程，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教师不要慌也不要急，静下心去听孩子们想要说什么。一个老师，他给孩子们创设了一种温和的，心理安全的一个交流环境的话，孩子们的心灵是会解放的。

9、巧用暗示，循序渐进

在李霞老师的《黑盒子的秘密》课上，刚开始就出现了暗示。李老师拿出两个小盒子，盒子里面两个小球。两个小球是不一样的，一个橡皮，一个是钢珠。然后李老师就暗示：“要是用磁铁呢，就知道里面是钢珠。”这给后面学生自己研究黑盒子内部有什么时做了伏笔，这就是一个暗示教学。李老师的暗示是正向的，它能够让孩子意识到，想知道里边是什么球，就可以用磁铁吸一吸来判断。因此，适当的暗示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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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人才”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责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担当起科学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属于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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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折纸活动是美术活动中的一部分，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艺术活动，通过折纸活动，能锻炼手的触感和动作的准确性，培养小朋友的注意力；通过纸张的千变万化，可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对自然界事物的模仿和概括能力；由于折纸的过程是将点、角、线等反复重合折叠，构成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各种形状，也有益于儿童建立几何和数理概念，增强对三维空间的理解和想象。许多国家开始重视折纸教育对幼儿的影响，纷纷开设了有关折纸的课程，学前教育创始人，德国的杰出的教育大师FriedrichFroebel认为折纸能够非常好的启迪智慧，并把折纸与自己的教育学说结合起来，在他创办的世界第一所幼儿园――勃兰登堡幼儿园中开设折纸课程，这种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世界。今天折纸虽然普遍于世界各地，然而最普及的地方还是日本，日本人把折纸当做自己国粹，中小学开设必修的折纸课程。但在我国，确忽视了这种教育，并且在折纸过程中由于缺乏一定的经验，遇到了许多问题，例如：1、幼儿没有折纸的兴趣。2、折纸活动难度大，费了很大的功夫，可最后往往只有几个孩子能掌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到最后，孩子和老师都失去了信心。3、折纸不灵活，过分依赖老师的示范和指导。因此，在折纸的教育过程中要找到一种合适幼儿学习的方法。那怎么样才能使幼儿喜欢上折纸，愿意折纸，并且能一步一步的把它折好呢？在多次的观察和积累中，让我感觉到折纸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技能，必须从小开始以激发孩子折纸的热情为目的，并根据不同幼儿年龄阶段的特点出发，有针对的采取一些措施。

一、学龄前幼儿折纸活动的心理特征分析：

1、他们主要只满足于折纸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折纸一般没有目的。

2、由于手指动作较差，常常还未折出物体，就已将纸弄破。

3、折纸的兴趣持续不长，易被其它事物所转移。

二、传统折纸教学方法及其弊端

1.小朋友和老师各拿折纸，老师折一步，孩子跟着折一步，直至完成。可这样的结果导致孩子下次拿纸的时候没有老师的带领就不知所措的结果。

2.老师先教会孩子认识什么是折线，什么是粘贴线，什么是对边折，什么是对角折，这样的确可以提高孩子的能力，以便于孩子掌握折纸的方法，达到自己能独立看图折纸的能力。可是这样的方法对中班的孩子来说难度过大，对能力强的孩子还行，可对能力较弱孩子结果往往会让孩子对折纸失去了兴趣，觉得折纸枯燥无味，如果让孩子对一件事失去了兴趣，且不谈折纸的技能能否掌握？还谈什么创造呢？

三、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采取适应他们的方法进行教学

1做一些色彩鲜艳、形状较大的折纸动物作品让孩子玩。在玩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纸折的兴趣。记得有一次下午，主班老师带班的时候，我因为布置环境的需要，试着照书上折一只小兔子，没想到过了一会，竟然有好几个孩子在旁边聚精会神的看我折纸，我没有打断他们，而是不断的拿出各种各样的彩色的折纸折出不同的动物，我没想到小班孩子能这么投入的看了半个多钟头。并将这些折好的动物给他们欣赏和玩弄。以后我也发现孩子们经常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动我的彩色折纸，我知道一定是他们对这些色彩鲜艳的折纸产生了兴趣。

2根据孩子爱模仿的特点，成人可让孩子和自己一起用纸进行简单的折叠，如边对边折、角对角折等，在教孩子折纸时，可采用游戏的口吻。如把正方形的四角向中心折时，说成是“中心妈妈”亲吻“四个宝宝”。孩子在亲切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学到本领。《孩子对折纸有了强烈的好奇心之后，我决定尝试让他们先试试，于是我让孩子们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的折纸，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你想折什么就折什么？”果然，孩子们热火如潮的折了起来，当他们拿着自己的“成果”得意的向同伴们介绍自己折的什么的时候，我很清楚，孩子们的折纸热情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可是单单的让他们自由的折纸，不久他们也许就厌倦了。当孩子已经不满足于自己那不象的“成果”时，于是我教他们“变戏法”，将正方形变成三角形（对角折），将三角形上画出鼻子，眼睛，胡须，马上又变成小花猫，小兔了。然后我们又拿着自己的小花猫玩〈小猫抓老鼠〉的游戏。孩子们别提有多开心了.这样的折纸活动才符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生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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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一场发生于欧美，并于七八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它的存在和发展深深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之中，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概述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政治、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后现代主义最早出现在建筑学中，它的含义是指那种以背离和批判某些古典，特别是现代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广泛地移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具有类似反传统倾向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它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新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其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尽管它们的理论来源有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理论倾向、基本观点和思想实质。这就是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宣扬所谓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内在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由此得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哲学作为观念形态文化的产生和迅速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

（1）超越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罗蒂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统一性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多元分化的性质。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其相对立，提倡差异性、不可通约性、零散性和特殊性。绝对的理性导致了理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这本身也就预示着理性中心主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性不再是指导其它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它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利奥塔主张把哲学的注意力重点投向我们的现实社会，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因战争和屠杀所引起的灾难都是在理性的幌子下造成的，人类的非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疯狂表现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迷信。

（2）反主体性和反人道主义。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在发挥主体性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为了谋求人类的幸福，人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为自己服务。而人道主义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他从共同的普遍的人性出发，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中心，它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提倡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对这种传统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坚决反对主体性哲学和人道主义哲学，认为人不应该是存在者的主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并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由存在所决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提出了“主体的死亡”。德里达提出“人已终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根本不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把历史看成是无主体的过程，从而站在了反人道主义立场。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价值内化

价值内化是价值主体将一定的社会的精神文化经学习而转化为稳定的心理因素的过程，内化是在个体的实践中经过语言文化等中介而实现的。它不仅使人类的许多知识与经验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个体的知识与经验，而且使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信念，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实际上就是通过不断由外而内的价值转化而逐渐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前现代、现代主义的质疑，即反中心性、反体系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形而上学。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包含着建构性或重构性，但在“反传统”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并不像席沃尔曼所认为的“没有特定的发源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传统的精神，即它的价值所内化的精神文化就源于西方整个反传统的精神文化之中。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精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有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强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终结的是传统与现代的霸权主义，而现代主义终结的是教会的霸权主义。虽然二者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但反强权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精神则是一致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前现代、现代主义的某些合理性的话，那么反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则是后现代主义从它们那里所吸取的一个重要品性，这一品性是西方文化反传统中的一个传统。绝对理性的失败，表明了现代性的危机。但现代主义中的反传统、反霸权主义、反教条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则被后现代主义所吸收，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徐飞.后现代主义与哲学的历史观比较[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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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27-03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乱象。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根据麦可思公司《2010年就业蓝皮书》报告（大洋网2010），有38%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半年内离职，预测未来两年内社会将增加500万“跳早族”。大学四年，消极懒散，网游、网聊、谈恋爱、跷课、考试作弊，是重点和普通高校的普遍现象；没有了班主任和家长监督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四年和未来的生活。当然，这些学生在高中时都曾苦读，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几乎都在学习、做作业，就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而稍显轻松些的小学阶段，受到中考高考的压力，根本无法执行素质教育，重视考试、重视排名还是一种主流，至于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这几年中并没有丝毫的改观。

针对这些教育乱象，全社会都在思考和支招。有的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创新、与实际生活脱轨、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方案不切合社会实际等等弊端造成毕业生无所适从。有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学教育压力太大，老师、学校、家长管得太多，学生没有得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锻炼，以至于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生活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造成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而有的则指向高考制度，认为正是这一高考制度害得中学生这么可怜和辛苦；而在试行两年的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制中，不公平和矛盾的问题不断出现。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难以实施，是政府、学校和家庭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

这些指责和批评也许在某一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答案是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教育乱象的根源吗？我们抽丝剥茧：中小学为什么要以文化课考试教育为主，大学里为什么强调实践课程以及与社会的结合，都是因为希望能先上个好大学，上了好大学后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归根结底，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和受人尊重！当教育沦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被教育的学生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赚钱和劳动的机器。并且这些被全社会接受认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从而也异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而正是这些异化，才是造成当今一系列教育问题的根源。

二、教育的异化现象

（一）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并利用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劳动者进行了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带来人性的异化，即违背人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尽管它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但其本质的意义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乐趣，并通过劳动成果体现个人成就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严重异化了，从而最终带来人性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2000：52）

马克思的这段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全部为资本家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资本家拥有劳动成果越多，资本家越具有统治地位，劳动者就越贫穷，因此劳动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换言之，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服务和劳动产品归资本家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享受。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归根结底，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如生存）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所有的问题都豁然开朗。在今天的教育中，知识是强加在学生身上的，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吗？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学习已经成为是一种赚钱工具和获取成功的手段；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自愿学习，而是痛苦地接受。

（二）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现象

在今天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中，教育和被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份好工作，或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与企业接轨，要让学生可以一出校门就能工作能赚钱；更有一些学校，明确要求学生必须赚多少钱，月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毕业。所有不能直接指导创业或教会如何赚钱的课程和学科在大学里都靠边站；哲学、道德修养等课程更成为一种形式。同时，为了激励中学生苦读，家长不断在耳边提醒：“考上名牌学校，将来就能找个更好的工作，能出国，能赚更多的钱……”小学生们被带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不是因为学生兴趣所在，而是因为能获得各种加分，能与别人不同，从而可以在将来脱颖而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为对教育目的的异化，教育方式也被异化。《中庸》里面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人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质，这就是人的本性，循性而行就叫道，修治此道谓之教（樊华强，2010）。可见教育需要循性而行。但看中国今天学校中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是教师满堂灌，学生台下听。填鸭式教育被批评了多少年，但还是盛行。教师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是怎样将那些所谓的知识（当然考试所用为主），灌入同学们的大脑中，也有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一样。教育成为一种类似工业化生产的行为，学生是原料，经过现在的模式教育成为大同小异的“商品”。

为了实现异化的教育目的而采用的异化的教育方式，给予学生的是知识的简单灌输，是“白纸黑字的书本”，是“现成的结论和答案”（玛丽亚·蒙台梭利，2002）。它忽略了思考的过程，丢弃了对知识的渴望。这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在对学校日常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中，我们会发现，对结论和知识日复一日的灌输，使学生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失去了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自由。学习已经成为枯燥、刻板、强硬的技术训练，学习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割裂，根本无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探索的兴趣，厌学成为主流。

因此，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异化，使得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感到不幸，不是自愿的学习，而是满足学习需要以外的（如生存需要，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如何解决这一异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把握教育的本质，并从而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

三、解决对策

（一）把握教育的本质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而教育，也就是说把握住教育的到底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目的被异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也给出了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答案。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对学生人格心灵的“唤醒”。只有能够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唤醒”可让人在灵魂震动的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敞亮（傅丽霞2005）。《论语·公冶长》有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颜渊各言己志后，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展现人格化的真实的自我。鲁迅先生也主张教育应该是“立人”，长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2005） 。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到，“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1991）。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提高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智慧则是生命体的最高形式，这本身也是生命意义和生命快乐的根本源泉之一。

从古今中外这几位教育学家的观点，我们不难去把握教育的本质，通俗而言，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提高，是追求真理和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学会做“人”的重要途径。

（二）正确的教育方式

当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满堂灌的方式是在教育中是多么的荒谬。要实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就必须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采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激励自我的学习和思考才可能实现的，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导的作用。

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是孔子教育中重要特点。让学生各言尔志，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论语》中孔子和学生们的对话，充满了智者的善良与幽默，他给学生探索的自由，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他常常问：“尔何如？”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对话，已经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而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交流，一种精神的激励。苏格拉底也善用“论辩”的方式教育弟子。他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常常使用“善意的争辩”，一步一步，循循善诱，使学生获得“道”，也就是真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使“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在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辩中，学生获得了强烈的求知欲，也就是对真理不懈探求的动力。通过无拘无束对话和交流，可以唤醒人的历史性精神，唤醒象征着的生命意识（李峻，2007）。

自我思考是实现人认识自我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思并重。孔子重视学习，更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主张学是思的前提基础，学离不开思，思离不开学，同时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梁漱溟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最终达成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申宣成，2010）。

既然学习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不是教师就没有必要了呢？事实正好相反，在对话中在反思中，教师不是什么都不教，教师的作用反而更不可忽视。在对话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是师生共存、共生、共同建构过程中居于“首席”地位的人。中国唐宋家的柳宗元就深知教师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喜爱音乐和书法，勤学苦练数十年，原以为技艺精通，殊不知操于众人之座，遭到内行人的耻笑。他总结教训时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抉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王元湖，1983）即青年一辈要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有好老师的指导，否则虽日夜勤苦，由于学不得法，枉费时日，学不到真才实学。

（三）文凭和学历的歧视应该视为非法

在今天节奏飞快的社会中，要彻底认识教育的本质并改变教育方式，并不容易实现。节奏飞快的社会，企业和政府希望能用最高效、最省钱的方式来选择人才，那就是看文凭。所以，当全社会所有岗位的招聘，都注明文化程度这一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责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放弃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最佳方式，而选择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获得一张文凭，获得一块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且在人们心中，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才是好工作，体面地工作，反之就是下贱的工作。深入思考下其实不难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文凭的高低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胜任某项工作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许多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与大学所学并非是匹配的，我们不能将这怪罪于我们的大学没有去培养学生这些能力，事实上，这些能力大部分应该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思维训练的大学生可以更快地通过锻炼掌握这种能力，但是这不代表说其他人都没有快速掌握的能力，也不等于说大学的文凭是获得这些岗位的必要条件。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那就是规定企业和政府不能在招聘过程中将文凭作为一个基本条件，凡是将其作为基本条件的招聘应视为一种歧视性招聘，就如同将性别、民族、宗教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一样是非法的。其实这一提议早在1972年就被美国一位社会科学教授Blanche Blank在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Blanche1972），她认为，应该立法将文凭条件视为招聘中的歧视条件，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找回他们的自尊，学生才能真正为了追求科学和哲学的真理而去学习和探索。当然，这一提议在中国，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是难以快速实现的，因为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做到对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加以立法和限制。但难以快速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法的改变，不等于我们要屈服于错误观念，媒体和政府以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各自最大的努力坚持正确的和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