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商业银行监管，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4-0048-03

一、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及其基本原则

目前,国外对内审的定义通常采用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解释,即“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与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受过训练的方法,来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巴塞尔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定义,并且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有责任建立并维护一个充分而有效的内控系统,包括内审体系。董事会应成立审计委员会,内审部门主管应经常向银行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内审所发现的问题以及内审计划的进展情况。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有关文件的要求,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职责范围应包括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所有业务活动。

同时,巴塞尔协议还认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独立性原则

独立性原则是指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必须独立于被审计的对象及其业务活动。内审独立性的基本要求有:审计工作独立,不受其他部门的影响;内审部门直接由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负责管理,直接向其报送审计报告而不受他人影响;内部审计人员的利益与银行其他部门没有冲突。内部审计是否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将直接影响到内部审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2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对有关事项的调查、判断和意见的表述应当基于客观的立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不参杂个人的主观意愿,不受他人意见影响。

3公正性原则

公正性原则即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正直诚实的品质,审计行为公正,不偏不倚地对待被审计对象。

4审慎性原则

审慎性原则即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对被审计对象出现重大风险事项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和关注。内部审计人员必须遵守职业规范,使用适当的审计技巧和专业判断。当内部审计人员持有证据怀疑被审计对象有不正当行为时,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并进行必要的调查或跟踪审计。二、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联系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相比,虽然在检查手段和服务的对象方面有所不同,但在审计方法、审计程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本质上都是为了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发展。可以说,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一)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最终目标有着共同性

内部审计最终目标是为了增加银行股东的财富,而银行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我们知道,银行股东的财富价值是和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密切相关的,和银行所处的整个金融市场环境的稳定和公众信心是分不开的,同样,单家银行的股东财富的持续增加,亦有利于整个银行业的稳定,有利于维持社会公众对整个银行业的信心。所以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目标并不矛盾而是紧密联系的。

(二)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审计范围有一致性

内部审计的范围应包括银行的所有资产和业务活动领域,重点是识别并评价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以及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情况,这与银行监管当局监管单家银行时所关注的内容基本一致。内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工作方法也具有一致性,银行监管特别是在现场检查方面,和内部审计时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基本类似

(三)内部审计本身就是银行内部控制的一部分

内部审计作为股东及银行管理层识别、测量、监测、以及控制银行风险的主要工具,本身就是银行内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环节。银行监管当局为了评估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的质量可以采取很多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评价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包括内审者是如何测试银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方法。如果监管当局对内审工作的质量感到满意,监管当局就可以放心地利用内审的工作成果作为识别银行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工具。

内部审计可以帮助监管当局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监管当局可以依靠内审部门的工作来识别银行的潜在风险,但这必须建立在银行内部审计是充分有效的。只有在商业银行的内审部门做到地位独立,审计范围全面,审计结果有效真实并得到及时跟踪反馈的情况下,监管当局才能够充分相信这样的审计成果,并依靠其识别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情况,提高监管效率。所以各国监管当局在考虑如何利用内部审计时,都对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提出了监管要求,以确保内部审计的有效性。

三、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及其对监管支持的现状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可以帮助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效率,而且内部审计自身也是银行内部控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各国监管当局都比较重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而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现状以及监管部门对内审的利用程度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改进。

(一)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功能不够完善

1内部审计尚未完全独立

目前,国内一些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加强了公司治理,内审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如在管理模式和独立性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但除个别银行外,大部分的中资银行的内部审计体系仍以“在银行高级管理层领导下开展稽核监督工作”为主要管理模式,而非由董事会或监事会及其下设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这种管理构架决定了内部审计部门无法有效约束行长的权力,影响了内审部门的独立性。

2内部审计范围不够全面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银行的内部审计工作就总体而言基本上缺乏对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暴露情况以及风险管理水平的总体评价,审计工作只是在主要业务层面和产品上进行,不能有效覆盖整个银行,如对IT系统审计、审贷中心以及灾难备份、外包领域等方面内审部门基本上没有涉及。面对目前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频出经营范围不断拓展的形势,内部审计也不能及时跟上。

3内审工作标准不够规范

目前国内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在制定内审计划、确定审计目标、报告途径、工作底稿的安排、内审质量监督等方面缺乏专业和完善的标准,内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大多凭领导和自己的经验及习惯做法,内部审计随意性很大,缺乏科学性,审计的内容完全凭审计人员的经验判断。

4内审人力资源管理有待改善

一些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在人力资源上还存在着如内审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乏专业审计的职业背景;内部审计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内部审计功能的有效实施。

(二)监管部门对内部审计的重视和利用程度不足

目前我国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相关的法规并不多,如国家审计署的《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人民银行制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银监会颁布的《关于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等,这些法规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要求并不详细,如《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中只是笼统地规定,“国家机关、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作为监管部门近期出台的,涉及到内部审计的法规只是银监会于2004年12月出台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其中的第十四条提出了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基本要求。此办法虽然对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充分性提出了要求,但内容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而且该办法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在实际监管工作中,监管人员对内部审计重视程度有待加强。虽然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中指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及时整理、分析和掌握被评价机构的内部审计信息,但并未在各监管法规中明确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报送内审报告。所以目前在实际监管工作中,是否重视和利用被监管机构内部审计,只是依靠监管人员的自身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并未形成一项监管制度。

四、政策建议

1建议监管机构颁布有关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规定或者指引性文件,规范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制度建设以及对内部审计监管的外包行为。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内审架构,职能和目标,能使其结果更接近监管目的,能为监管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并且使各商业银行的审计报告更具有可比性,利于监管着的类比和统计。

2完善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架构设置,切实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有效性和专业性。只有商业银行不断完善自我,提升内审的功能,才能使其结果更有价值,才能更好的支持银行监管。为此,我们建议商业银行从几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为核心的决策机制。由董事会中有会计、审计背景的非执行董事以及独立董事为主要成员组建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切实履行职责,负责在本行建立完善有效的内部审计职能。

二是审计委员会负责制定书面的内部审计章程,将内部审计的职能、审计范围、审计流程等事项制度化和规范化,并授权内部审计人员可自由接触银行任何业务活动,以保证内部审计人员的权威性;

三是加强内审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应和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保持通畅的报告渠道,审计所发现的问题应不受任何阻挠地传达至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内部审计部门的有关人事方面的安排应由审计委员会负责,内审人员的薪酬应根据审计工作质量本身来确定,不应和银行收益等指标挂钩;

四是内部审计的力度应和本行的实际业务情况及发展情况相适应,内部审计应以风险为出发点,加强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较敏感的银行有关经营部门的审计;

五是银行应保证内审部门拥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加强对内审人员的专业培训,切实提高内审人员的专业素质。

篇2

一、加强中间业务监管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

在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趋势下，既要增加效益又要规避风险，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只有开辟新的业务领域，扩大中间业务市场，才能把握市场竞争先机，占据市场制高点。

1、中间业务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主流。我国已经加入WTO，在国际间银行业竞争日渐加剧的情形下，世界各商业银行新业务层出不穷，中间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从国外商业银行来看，中间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40％以上。近年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中间业务从量上、质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中间业务作为新的效益增长点，越来越受到国内商业银行青睐，逐渐成为各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从国内国外银行竞争来看，中间业务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发展主流，因此，为建立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强监管。

2、中间业务并非“零风险”。

虽然中间业务是一项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益的业务，但它的风险并非等于零，中间业务可能产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特别是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以及与证券、保险业务相关的部分中间业务，相对于其他中间业务来说，它的风险就较大了。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时注意风险控制，尤其要加强对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控制，防范风险。因此，为降低中间业务的风险，要防止不顾成本，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扩大中间业务规模的现象，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

3、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要求央行加强对中间业务监管。从目前来看，我国金融监管目标主要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建立有效、竞争的银行体系，创建金融安全区。银行在当前存贷利差越来越低的前提下，中间业务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虽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能有效降低和分散风险，但不是毫无风险。如信用卡透支、篡改IC卡数据信息、窃取网络资金等，都是潜在风险。为了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体系的信心，创建金融安全区，因此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对中间业务的严格监管。

4、中间业务监管国际化需要央行作出决择。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将遇到激烈的竞争，金融市场的安全将遇到严峻的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表明，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真正做好迎接这种开放的政策、法制准备，导致本国金融市场一旦放开，由于宏观经济、金融调控能力不足、内部监管不力等原因，使得本国经济发展不能适应快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号称“金融百货公司”的国外商业银行进入中国后，对我国中间业务的争夺将是首选目标。相对于我国央行来说，为提高自身监管水平，以适应未来国际银行业在我国中间业务市场上激烈竞争的监管，维护市场的繁荣稳定、有序竞争，必须加强监管。

二、加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思考

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具有潜在的风险，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能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得到长足发展，又能保证其健康运作和规避风险呢?笔者认为应从八个方面加强对中间业务的监管：

1、严控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关，稳妥谨慎开放中间业务市场。由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非零性”的特性，央行应严控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关。即金融监管当局要根据市场发展变化以及客户的需求，做好有关中间业务审批或备案工作，推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首先，央行应严格审查拟开办业务品种的风险特征和防范措施、成本和收益预测、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配备情况、业务支持系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等资料的完整性；其次，央行再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金融业发展状况、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及自身监管能力来确定是否允许商业银行拟开办的业务品种。央行监管工作提前介入，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关，把中间业务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不把风险带入市场。

稳妥谨慎开放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市场，可以起到在国外商业银行资本冲击下构筑“防洪堤坝”的作用。在目前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草率开放我国目前尚不成熟的中间业务市场，显然不可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市场的开放应该是一个渐进、稳妥的过程，应该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较为完善，金融体系逐渐健全，证券市场运作规范，法规制度建设齐备，国际金融环境稳定，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增强等条件下进行。

2、建立科学合理的中间业务风险监管体系。首先，对中间业务的风险监管实行“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商业银行开办中间业务的风险和复杂程度，分类制定不同的风险系数和费率系数。如：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资本充足率的管制，根据对象、内容的不同，制定相应的资本充足率，以规避其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其次，要根据审慎原则，加强对中间业务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从市场特点和产品特点出发，适时调整有关风险系数，做到动态监管风险，改善金融监管方法，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第三，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制度，通过先进的电子化手段，建立可靠的预警体系，提高金融预测及化解风险的能力。第四，随着中间业务广泛深入的开展，商业银行逐步向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渗透，这就要求我们实行监管体系的改革，以适应监管国际化的需要。

3、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自身管理。首先，各商业银行建立统一规范的核算体制，完善各商业银行会计核算科目，保证中间业务核算的真实和完整。其次，建立中间业务初级核算系统，充分发挥财务管理作用。即在基层商业银行实行统一的大业务核算的同时，建立单独的中间业务核算系统，保证中间业务核算的真实性，还中间业务的“山真面目”。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对风险的预测，提前作出安排，消除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这样，有利于基层商业银行了解自身经营状况，分清各项业务的效益性，及时把握发展方向；有利于基层央行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操作性。第三，督促商业银行健全内部经营机制，各商业银行可考虑改变传统业务部门的职能，新成立一个综合业务部门来统一筹划、协调发展、规范管理各项中间业务。第四，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保证制度落到实处，确保中间业务得到有效管理和规范发展。第五，加强对客户的信用调查和信用评估，加强信用管理，在央行确定的分类指导费率范围内，商业银行费率要与客户的信用等级和业务风险系统相联系，避免企业经营风险的转嫁，降低信用风险，增加经营效益。

4、健全监管机构，落实监管人员，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首先，明确中间业务的监督管理部门，对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进行统一的、日常的、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管和协调，使央行对中间业务管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并抓好实施，搞好落实，使我国中间业务具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其次，明确专门的监管人员，实行“人盯机构、人盯业务”、“谁审批、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中间业务的监管纳入监管目标责任制，充分调动各级监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防化金融风险。第三，针对目前基层监管人员对中间业务监管不适应的现状，建议上级央行注意培养一批具备管理、金融、法律、财税、工程、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人才，逐步建立起一支能够有效降低中间业务风险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同时，应从目前着手，培养高层次、综合性监管人才，从而适应未来外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需要；

5、建立非现场和现场监管操作程序。首先，要求商业银行定时向央行报送中间业务报表，及时报告中间业务的交易情况，增强中间业务的透明度，央行根据商业银行报来的有关报表，进行相关风险指标的考核分析，按“分类指导”原则，针对不同的中间业务，根据其报表反映风险程度的大小，制订相应的监管措施，通过有效的非现场监管避免或减少中间业务产生的副作用。其次，建立现场检查操作规程，加大处罚力度，对不公平竞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商业银行进行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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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监管的法价值分析

有关银行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将从三个价值分析着手，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有择取价值序列的不同。众所周知，银行业安全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银行业效率，而效率是银行业的基础。所以，在银行监管的价值之中，所包含着的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及其公平价值之间有着天然的有利于银行监管的排序。简而言之，效率是第一位的，它能直接实现银行业发展的目标，而安全和公平是通过对效率的维护来间接实现银行业发展的目标，是第二位的。

在明确了银行监管法价值追求的基础之上，在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之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与改革无不需要面向市场化而进行，并已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

二、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过程之中存有众多问题，并亟须得以解决，且究其发展现状之概括更进一步为其问题之解决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一对商业银行实行控制性监管。此举旨在顺应商业银行的市场化发展，从而建立起审慎完善的政府监管制度。但在实施此措施的同时，由于监管人员的素质不高，加之监A管的目标性不强，信息不够全面，且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导致整体监管缺乏严格的制约机制。

第二积极培育和发展商业银行监管的各种约束力量。此举在一方面可以很好的为第一个措施的不足之处给予修正，同时也督促银行内部加强自我约束。从而可以互补银行监管外部力量之不足。

第三对商业银行实行审慎性监管。银行建立审慎性监管，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避免银行业道德风险，二是来自金融外放的压力。

在探析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问题的前提之下，应当采取相应对策，如：1.建立健全法律制度；2.建立健全银行信息披露制度；3.加大银行监管力度；4.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银行监管队伍；在这些对策之下加快并促进银行监管市场化之进程。从而，在更广的范围之内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体系构建提供丰腴的土壤，继而将商业银行改革的“改革与监管并举”落实到实处。

三、商业银行监管体系构建

商业银行监管工作包括银行准入、业务经营及退出机制，而在操作过程中，又包含着多个体系的共同协助，具体涉及到法律、信息、社会信用、监管手段和队伍等等。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就其体系构建开展一些列初步探讨。

第一 法律体系。虽然从我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他的规章，法规当中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法制已不仅初步形成，而且达到完善的地步。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法律监管体系存在许多不足，如银行监管权责不明，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有许多的不合理和不协调，监管法律制度的选择既不利于实现有效管理，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且其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严重缺陷。因而在此种种不足之中，需要对其法律体系进行更加有效的完善。从而采取灵活多变而附有成效的法律监管手段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其不同的监管对象实施不同的监管措施，落实到各个层次的法律规范之中，更能符合商业银行发展的需要。

第二 信息体系。在监管过程之中，常存有信息不全面，滞后，不合理，不协调等现象。而完善信息体系，规范信息披露制度是风险监管的必要补充。继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市场参与者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更有效维护其权益，有益金融秩序稳定。

第三 社会信用体系。一个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有效维护市场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及交易风险的威胁。基于此，更应在银行监管实施过程中，不管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提高全民族的信用文化的素质，健全单位和个人的信用登记制度，在不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信用信息共享。

第四 监管手段体系。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化，电子化，监管手段也应多元化。例如网上银行交易行为，给予必要的监管。首先，应对在网上银行交易的市场参与者，设置必备的交易密码，在监管机构的监督之下，规定统一的支付网关。再次，超前研究对电子金融的法律监管，监管机构应研究制定并颁布条例监督支付系统和网上商业银行

第五 监管队伍体系。监管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监管制度的实施效力，加强监管队伍组织，并强化监管队伍的人员素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是从银监会的一线监管人员进行选拔，吸收部分优秀的商业银行人员，充实监管队伍。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管人员资格认定制度、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制度、激励性的工资和人事管理制度。必须逐步建立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择、培养、使用及淘汰机制。对那些在执行制度、办理业务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员工及执行内控制度表现优异的人员应大力表彰。通过教育和管理、激励与约束的有机结合，实现人的自觉行为与制度对人行为约束的有机结合，促进监管队伍素质的全面提高。

四、结论

鉴于上述，在法律的规制之下，进一步完善各种体系，加强银行内部结构治理，得使商业银行监管在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之下，构建一个成熟而稳健的体系。

参考文献：

[1]李金泽:银行业变革中的新法律问题[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黄永生:试论我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M].福建金融,2004.

[3]刘长霞:中国银行业反行政垄断与监管权力界定[J].科学与管理,2008.

[4]佘春宁:我国银行监管的理论依据与对策[J].南方金融,2007.

篇4

我国公共财政改革推动了政府性资金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带来政府性资金配置结构、金融需求、银行服务等一系列的变化。近年来，商业银行逐步意识到国库业务在提高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加核心负债以及密切与政府部门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拓展国库业务。但在实践中，许多银行对国库业务的认识与管理存在偏差，观念淡化，业务规范性欠缺，违规现象屡禁不止。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探索国库业务监督管理新模式，提高国库资金运行效率，确保国库资金安全，成为国库监管面临的新课题。

一、商业国库业务现状

（一）商业银行国库业务存在的问题

国库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的授权，利用其自身业务系统和清算渠道等资源，完成国库资金的收纳、支付、汇划及清算的行为，主要包括国库经收、国库集中收付、支库及乡镇国库等业务。商业银行国库业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国库经收业务存在违规操作情况。一是延压税款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海关税款、非税收入等手工处理业务延压现象较多；二是税款未纳入“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核算或“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使用不规范；三是业务操作不规范，错划、漏划预算资金，填制缴款书不规范等情况经常发生，大大降低了预算资金入库效率。另外横向联网系统的推广虽然减少了纸质缴款书的数量，但商业银行手工处理的罚没收入、车购税等业务仍大量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紧张的柜台资源，影响了商业银行经收国库业务的积极性和规范性。

2.集中支付银行业务处理不规范。一是银行通过“先清算、后支付”方式占用国库资金，有的银行对应退回国库的清算资金故意拖延，变相占压财政性资金。二是账户管理不规范，部分银行将预算单位的零余额账户作为与原基本存款账户清算的过渡户，形成基本存款账户和零额账户并存的局面；有些银行未按规定向国库部门报备预算单位账户开立、变更、撤销信息。三是部分银行为防止垫付资金，对业务采取提前终止办理的做法，造成预算单位支付业务处理不便。

3.支库存在“代而不理”现象。一是支库人员配备仅限于满足国库会计核算的最低要求，无法适应国库核算业务量的大幅增长的需求，人员不足与国库会计核算业务操作不规范矛盾较为突出。二是国库受利润最大化和经营本质的限制处于弱势，对地方政府、财政税务等行政部门的预算收支业务柜面监督流于形式，难以实施。三是手续费过低导致银行的国库业务收益难以弥补投入的成本费用，有悖其自身经营业务考核目标，“积极代、消极理”现象突出。

（二）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监管难点

1.商业银行对国库业务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一方面，国库业务仅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一部分，处于同业竞争压力仅有极少的手续费收入，甚至部分商业银行为争取财政资金而不收取手续费，收入与成本反向剪刀差作用导致商业银行对国库业务重视程度和考核力度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多数银行对国库业务采取多头管理模式，即由营业部门具体经办、机构运营部门行使管理职责，而机构运营部门偏重于经营绩效管理，疏于规范性管理，国库资金风险隐患突出。此外，一些银行虽然针对国库业务制定了相关内控制度，但业务经办人员的高流动性，导致业务操作不熟练，国库规章不知晓，制度执行不到位。

2.国库对银行监管的外部环境亟须理顺。一方面，由于基层国库现场检查频率低、处罚力度不够等因素，造成银行对国库监管不重视，有的行存在抵触、不配合的现象；特别是，对财政多头开立专户、预算外资金体外循环、非税收入资金在银行形成调节预算收支任务的“蓄水池”等问题，国库部门的处罚依据不足，对银行的监管效力也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当前国库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依据为《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管理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国库局〈关于对金融机构延压预算收入行为处罚适用法律的请示的答复〉》等，这些文件时间较长，与目前国库业务现状、信息化发展趋势不相匹配。

3.传统银行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新形势变化。一是国库劳动强度成饱和状态，业务量成倍增加，人员配备偏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导致国库难以开展及时、全面、深入的开展监督检查。以Z市为例，截止2012年该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971个，其中大部分网点都办理国库经收业务，156个网点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而专职国库监管员只有1人，兼职监管员6人，在实际工作中职能采用抽查或柜面监督方式。二是监管手段有待提升，商业银行国库业务处理流程、资金清算方式、信息传输渠道等都向信息化、集中化发展，若柜面监督和现场检查仍然依靠手工操作、人力监督等传统手段，会极大地影响国库监管实效。

二、综合考评对加强国库业务监管的效应探析

（一）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内容

1.开展综合考评的意义。开展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可以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提高业务水平，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国库部门开展国库监管工作提供有益帮助，有效解决目前国库部门监管力量不足造成的监管失位问题。开展综合考评对于促进人行国库部门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管理效率，强化对国库业务监管具有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量化评分，对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的经营情况和管理成效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二是通过将考评结果与激励约束手段挂钩，可对商业银行业务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三是通过对照相关标准，促使银行充分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形成主动避免、规范操作的自发机制；四是将考评结果作为国库部门开展执法检查、柜面监督和集中支付业务资格年审等工作的重要依据，降低监管工作的劳动成本和时间成本。

2.开展综合考评的原则。对商业银行国库业务开展综合考评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多机构多业务多环节，需要遵循“科学性、公正性、真实性、及时反馈”的原则。“科学性”指考核指标的选取、设置应当合理、可量化，能够通过综合性的评价指标来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商业银行国库业务开展情况和工作质效。“公正性”是确立和推行综合考评制度的前提，考评标准应是客观、量化的管理标准，避免掺杂主观性和感彩，否则就不可能发挥出考评工作的真正作用。“真实性”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考核评价，如实反映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状况。“及时反馈”原则便于银行第一时间获悉考评结果，进而对考评存在的不足及时纠正，提升业务规范化水平，提升综合考评工作成效。

3.综合考评内容与方式。国库业务综合考评的内容包括综合管理、国库经收业务、国库集中收付业务、支库业务、乡镇国库业务以及其他与国库相关的业务，具体内容应以《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综合考核评价明细表》形式进行细化，并实行百分制考评。日常考评可采用非现场日常考核和现场检查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核评价实行分级管理指导下的属地管理方式，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银行，取消当年的考评资格。

（二）开展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制约因素分析

1.综合考评效果依赖于银行的内部管理机制。部分银行存在抵触情绪，造成综合考评和工作两个套路，未能将考评标准融入日常工作，从而使得综合考评流于形式。从综合考评实践情况看，同样的考评问题反馈在不同的行其整改的积极性和态度差别较大，综合评价结果的效力有赖于行的内部管理、问责机制。以L银行为例，该行内部管理较严格，国库综合考评结果、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成绩等直接与分支行的“星级”挂钩，考评结果差的行会被降级，全员薪级收入、晋升机会等也会相应降低，出现差错的个人和部门还会被逐级问责。在这样的内部管理体制下业务部门和经办人员就会关注日常考评，积极配合人行国库的各项监管工作，考评的效果也会提升。相反，个别行对考评结果置若罔闻，对问题整改不积极，日常非现场考评的效果大打折扣。

2.考评信息不对称导致考评结果失真。一是国库非现场监管仅对收到的凭证、资料和电子信息进行考核判断，对于需要现场核对才能定性的问题很难做出考评；二是国库开展现场检查时，由于受时间及业务量限制，多采取抽样检查方式，且商业银行内部业务处理流程复杂，国库人员检查时需先熟悉业务，后开展检查，仅靠国库检查人员发现问题，往往挂一漏万；三是综合考评对商业银行国库业务制定了详细的评分标准，这需要可靠、及时、全面的日常监管资料记载作为保障，对于基层国库部门普遍存在人员少、业务量大的现状，很难保证经办人员在办理日常业务的同时，对商业银行违规行为进行逐一详细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综合考评结果。

3.综合考评的配套管理机制有待完善。目前国库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还不完善，考核评价长效机制及与财税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全面建立，这些都大大影响了考评的效果。国库部门应根据考核评价内容，建立起日常考核评价的体系，实行定期通报的制度，年度考核与日常考核有机结合。财政、税务、国库等部门应大力加强信息沟通，凡涉及政府、财政、税务、国库等部门的规章制度，要相互传送，征收机关掌握的商业银行行为要及时反馈给国库，国库部门也要将银行的考评结果及时反映给征收机关。

三、依托综合考评加强国库业务监管的意见和建议

（一）开展宣传和培训，提高商业银行对综合考评认知度

加大对商业银行的培训和宣传，通过培训和宣传，使各商业银行熟悉掌握国库业务知识，对国库业务综合考评的目的、方式、指标、奖惩有一个清晰地认识。一是编制规范的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培训资料，对国库集中支付、国库经收、支库业务的管理要求和综合考评的内容、程序进行全面、详细的解读；二是畅通协作联系机制，完善财税库银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国库业务联络员制度，公布国库服务与监督电话，利用辖区金融业务网及时传达有关政策制度规定，确保与综合考评相关文件上传下达畅通无阻；三是借助金融机构行长（主任）联席会议、专业会议等多种形式加强综合考评宣传工作力度，有计划、有针对性的。通过培训和宣传，使商业银行提高对综合考评工作重要性的认知度，为综合考评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优化考评指标，提高综合考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一是为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明、科学合理，建立一套能反映银行业机构贯彻落实国库各项管理规定和重点工作的量化指标，指标的设计尽量能体现出机构类型、业务种类的差异性，又具有可量化、易操作的特点；二是考核指标要突出重点，要按照导向性和明确性等原则科学设定考评指标，对于反映原则性问题的重要考核指标，如“先清算后支付”、“违规开立预算收入过渡账户”等行为应适当加大考评权重，对于规范性问题，如缴款书“漏盖印章”、“大写前无‘人民币’字样”等资金风险隐患较小的行为可酌情降低分值占比；三是实施差异化考评管理，通过强调业务开展情况的差异化，对考核对象及其指标水平进行适当分类、区别考核，保证被考核单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将机构业务量大小的因素影响列入考核评价范围，实施归类同质化考评，切实提高综合考评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三）完善考评方式，扎实推进国库业务综合评价

一是为有效解决基层国库人员难于在忙碌的工作中逐笔、详细记录商业银行业务差错的问题，建议可事先制作“差错记录表”模板，对制度执行过程中易出现的差错进行分类细化归纳，一旦某家机构出现该类问题时，经办人员在记录表上增加该项违规次数并由银行相应经办人员签字确认即可；二是尽快开发综合考评系统，通过规范化、程序化考评手段提升综合考评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三是实行综合考评责任制，成立综合考评小组，建立考评档案，使考评过程和结果有据可查，提高考评透明度。

（四）优化检查手段，突出现场检查对综合考评推动作用

一是强化执法检查能力建设，研究运用电子化方式跟踪商业银行会计业务的变化，对考评单位会计业务信息进行甄别、分析，提高国库监督检查能力；二是将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的现场检查纳入部门重点工作，对国库业务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国库业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并跟踪整改落实，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三是创新检查模式，整合监督检查力量，利用财税库联席会议平台，交流监管工作动态，研究协商监管重点和措施，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商业银行国库业务实施联合检查，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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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也不断进行着改革。在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现象越来越广泛的背景下，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效率不断提高，伴随业务发展所产生的风险和问题也不断增多，人民银行的监督职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一、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性

目前，各商业银行在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时缺乏统一的制度标准，业务的监督也往往游离于银行内部的监督体系之外，资金划拨渠道繁杂，导致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常常出现问题。因此，人民银行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业务的监管力度，促使商业银行合法、有效地办理集中支付业务，提高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商业银行自身以及外部存在的诸多监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效率的快速提高，以下浅谈了几项有关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存在操作风险，整体规范程度相对较低

商业银行在对集中支付业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实质上是代替人民银行来实行其管理职能的，因此其处于人地位。大量信息表明，当前许多商业银行在对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进行性质的管理时，缺乏人民银行详细有效的授权证明、客户详细的开户证明，以及授权书上签章不符等事项，种种现象导致商业银行在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时大量风险的产生，极不利于国库支付业务质量的提高。

（二）商业银行对财政资金的划拨流程繁琐，导致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商业银行对财政资金的划拨流程繁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业务处理流程繁琐。事业预算单位收到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支出额度时，需要向支付的银行发出支付令，支付的银行针对预算单位发出的支付令，先将垫付的资金放在零余额账户，最后将预算资金从零余额账户划拨到申请人账户。这种划拨资金的形式比较复杂，延长了资金流动的时间，从而使资金到达使用人账户的时间比较晚，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二是资金结算过程复杂。支付的银行运用的清算方式依据的是统一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该账户体系是国库集中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先垫付的资金需要在与人民银行进行清算的同时，与人民银行预算执行单位和财政进行有效对账。这种国库支付业务管理方式，需要事先垫付的资金，事后还要进行对账和清算，这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资金的流通链条，使得人的主观不良行为在其中有了可乘之机，加大了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管理的风险。三是清算方式效率偏低。小额支付是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划拨的重要方式，该方式运用于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倒清算。小额支付业务具有集中性、业务量大的特点，其常常发生在每天下午，由于时间有限，小额支付业务又具有业务大量性，导致W络运行缓慢的情况时常发生。以上三个方面综合导致了划拨资金在途时间的延长，使得资金的利用率降低，最终导致国有经济发展缓慢。

（三）商业银行、财政部门对资金的控制相对较为宽松，运营存在较大风险

由商业银行集中支付业务，人民银行由业务的直接参与者变成了间接参与者，国库资金没有直达预算单位，人民银行只负责商业银行垫付资金的最终清算。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和银行形成了集中支付业务的实际交易主体。人民银行对财政部门拨付资金的合规性失去有效监督，对银行的行为也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由于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上存在缺陷，预算单位在进行财政直接支付时可能会采用和提供伪造虚假收款人的账户或是经过变造、伪造重要信息的虚假申请和合同，一旦没有被察觉，资金将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到达虚假收款人的账户，造成财政资金的流失。在进行财政授权支付时，不仅预算单位可能会通过伪造、变造虚假的收款人账户非法骗取资金，银行也会因为支付系统缺乏监督而与预算单位进行合谋，最终导致大量国家资金向外流出，这时造成的风险就会更大。因此，人民银行如果不能够对预算单位和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财政资金将会被非法移出，最终导致国家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四）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经验不太成熟，监督管理缺乏科学的体系

商业银行作为人受理人民银行委托的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其经验还不太成熟，商业银行内部缺乏有效、科学的监督管理体系。

1.银行的监督管理体制制约着监督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提高

银行的监督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监督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提高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民银行对银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体系。比如说在财政直接支付活动之中，预算单位可能会伪造虚假收款人并且提供虚假收款人账户，对于合同进行伪造或者变更，所以资金就很容易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划出或者转移到非法收款人账下，而人民银行却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管。另外，法律以及监督制度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不充分。现有的法律以及监督制度虽然对监督内容、职责和范围的规定不断进行完善，但很少完善针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导致没有有效的依据对违规、违法现象涉及的单位和人员进行处罚，违法、违规分子行为猖獗。最后，不能够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合法性进行有效的监督。

2.监督措施、考评机制与监督工作要求之间存在差距

监督措施、考评机制与监督工作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财政单位内部缺乏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目前，财政单位内部对考评机制采取的措施依赖于科学性较低的考评机制体系，导致监管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另外，优胜劣汰机制不完善。优胜劣汰机制是激发部门内部人员积极性和防止违法、违规现象发生的重要途径。然而，人民银行一直没有实行严格的年检制度，导致银行压力较小，内部违规现象频繁发生，监督效率不断降低。

三、应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加强业务处理规范性，提高监督效率

人民银行是管理国库的主体，而国库会计是进行国库管理的具体实施者，其在进行业务处理时应严格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法》、《国库会计核算业务操作规程》等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库会计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国库核算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形式也越来越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的效率。作为人民银行日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内控制度越来越完善。规范、科学的国库会计操作技术和流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弊端，从而为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为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建构科学、合理的国库监督管理体系

建科学、合理的国库监督管理体系应尽快完善相关制度。首先，应针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中的制度问题，根据现实需要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是约束银行进行非法操作的关键手段，对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人民银行应依据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国库的监督管理职能进行强化，建立科学、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对监督管理中的惩罚问题进行详细划分，从而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进而提高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规范程度。

（三）加强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网络信息化建设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链接为一个整体。信息的便利性、快速性和共享性运用到商业银行的国库管理中将极大地提高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效率，并提高人民银行的监督效率。建立国库集中支付网络信息化平台，进一步建立先进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人民银行、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和银行可以在有效的国库集中支付网络信息化建设中互联互通、相互分享信息，进而快速、准确地对预算资金进行划拨和清算，提高国库资金运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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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宣告了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正式由原有的参照巴塞尔I的监管体系一步跃至参照巴塞尔III的资本监管体系。相比原有的参照“巴塞尔I”的监管体系，这套新的资本监管体系纳入了许多原先未被监管覆盖的业务范围，调整了银行间债权、个人与小微企业贷款等资产的信用风险权重；加入了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缓释、专业贷款、交易对手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的计算，以及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三大类风险的高级计量模型，使得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对银行风险的监测更为精细化。尽管新的资本管理办法相比2004年版的管理办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任何一项监管总会存在漏洞，无法完全避免被监管套利。资本监管套利是指商业银行利用监管规定的某些漏洞，少计或不计应计的加权风险资产，以达到超过限制放大杠杆的效果。目前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多种手段绕过资本监管，在承担实质上风险的情况下，少计或不计应计的加权风险资产，提高杠杆倍率，获取更高的资本利润率。

一、理财业务

本文提及的银行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的资产管理服务，不包括各种金融产品的代销。目前市场上的银行理财产品主要分为三类：保本固定收益类、保本浮动收益类以及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保本类理财产品由银行保证本金，因此其资产和负债都需要纳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等同于银行吸收客户存款进行自营投资。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的风险理论上由客户承担，银行只作为资金的管理者，不承担信用风险。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大量使用“资金池-资产池”的模式，其具有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分离定价的特点。对于非保本类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完全无法获取与资产池相关的信息，无法进行风险识别。因此，发行非保本类理财产品的银行仍然成为了该理财产品事实上的最终兜底方，无法将风险转移给投资者。

在《金融道2》一书中，曾有详细描述一个银行对自己发行的非保本类理财产品最终兜底的真实案例。对于非保本类理财产品未达到预期收益率，其实质仍然是银行以固定或浮动利率吸储，配置于贷款或投资类资产，获取利差的盈利模式。对银行来说，其最大的好处在于不必计提加权风险资产和减值准备，也不受贷款规模与投向的限制。银行有动机将高风险的资产转移至理财资产池中，以节省资本成本，获取预期的高收益。并且该业务的收入在名义上计入理财手续费收入，各银行对中间业务收入的考核权重高于普通利差收入，银行有动力把利息收入转化为手续费收入以获取更高的奖金。

央行的2013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银行资金池理财产品占全部表外理财产品支数的比例超过50%。该风险不容小觑。银监会于2013年3月底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理财产品与所投资资产（标的物）对应，并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规模进行限制，以及加强对标的物的信息披露。这些措施均为将来打破非保本类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将风险真实转移给投资者做好准备。

监管建议：淡化预期收益率，使用净值法计量理财产品的业绩，并要求披露理财产品投资的基础资产的详细信息。允许银行为理财业务设立SPV，禁止银行与该SPV交易账户之间的任何交易。

二、信托受益权

商业银行的运营中，同业业务主要起互相业务以及调配流动性的作用，并非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而目前的许多同业业务，则是商业银行与其他银行、信托、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同业，名义上从事同业间的存放、拆放与回购业务，实质上等同于放贷，以规避对贷款额度、贷款投向、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的监管。

一种典型的利用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规避监管的业务模式如下图所示。乙银行因为某些限制，无法直接向需要融资的企业放贷。于是设计融资方案，由乙银行提供资金。中间需要通过一些渠道，如设立单一银行理财计划、单一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等作为过桥转让信托受益权，以规避《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的限制。丙银行同时对该笔信托贷款向乙银行出具承诺函给予担保，将乙银行承担的甲企业的信用风险转移至丙银行。

在财务报表中，该笔业务体现如下：丙银行不在资产负债表内外计任何项目，也不计入加权风险资产。乙银行在资产端计“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或其他资产类项目，并以25%风险权重（本文均采用权重法计量，该类资产的期限通常在3个月以上，取25%风险权重）计入加权风险资产。该业务的利润由信托公司、甲渠道、乙银行和丙银行分享。其中信托与中间渠道只作为通道使用，不承担风险，可替代性强，利润分成较低，通常在贷款规模千分之几的比例。丙银行作为担保方，获得担保费，计入中间业务收入。乙银行作为操作方及资金提供方，获得剩余的利润。此类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利率通常较普通的质押式回购交易会高一些。

从实质的角度来看，该业务等同于丙银行直接向甲企业放贷，随后将这笔贷款向乙银行卖出回购。在风险的承担方面，丙银行承担对甲企业贷款的风险，应计100%风险权重，并占用相应的贷款额度。通过这一操作，银行逃避了对贷款额度与投向的监管，且丙银行出具的保函并没有计入加权风险资产。乙银行承担对丙银行贷款的风险，并由甲企业的贷款收回作为担保，应计25%风险权重。乙银行在这笔业务中并未少计加权风险资产来逃避监管。监管建议：对于提供承诺函的丙银行，应当按照等同于保函或信用证的监管方式，计入财报，对未被保证金覆盖的敞口以100%风险权重计加权风险资产。

业务展望：如果对丙银行计100%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乙银行与丙银行将承担总计125%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使得该业务的资本成本大幅增加，EVA大幅降低，且低于利率相同的普通贷款，商业银行从事此类业务的动力将大大降低。此前的同业代付与同业偿付业务也与此类似，在要求纳入表内贷款进行监管之后，此类业务的余额迅速下降。

三、商业票据业务

商业承兑汇票是基于企业信用的票据，实质是标准化的企业应收账款。由于商票属于商业信用，并非银行信用，所以目前的监管机构仅对银行持有的已贴现商票计入贷款进行监管，其余与商票相关的业务尚未纳入监管范围。

在现实中，许多商业银行开展了商票保贴业务和商票交易业务。与银行承兑汇票不同，商业承兑汇票在签发时，银行并非参与者，与银行无关，也不计任何风险。而在银行给予保贴承诺后，这张商票持票人（随商票流转而变化）随即拥有了银行的贷款承诺，银行承担了等同于不可撤销的贷款承诺的信用风险，应计20%风险权重（以保贴承诺期限小于1年计）。

监管建议：对商票保贴业务，应当按照等同于“不可撤销的贷款承诺”的监管方式，计入财报中的“贷款承诺”，计20%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

商票交易业务是指银行将贴现的商票卖断或以卖出回购的形式转让商票。由于我国的银行信誉极高，且有国家的隐性担保，由国内大中型商业银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银票”）可以认为几乎没有信用风险。因此在银票的流转中，前手通常无需再考虑其被后手追索的风险。在银票卖出后，前手不计加权风险资产也是合理的，否则在总风险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整个银票流转链上所有参与者将不断增加加权风险资产，阻碍了银票的流通。然而对于商票，最初贴现的银行在向后手转让票据时，等于给这张商票赋予了银行信用，自己成为票据的承兑人，使商票变成实质上的银票。因此，最初贴现商票的银行应当被认定为该商票信用风险的实际承担者，其承担的风险等同于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同时，商票最终名义上的持有者（如非最初贴现的银行）并不承担实质性风险，不应计加权风险资产。

在目前A股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中，仅有招商银行于2011年年报的表外项目中公布了其2011年底“卖断贴现票据”的数据为263，287百万元，脚注为：卖断贴现票据包含到期后15天内的应收卖断银票及商票。虽然无法得知具体卖断商票的规模，但可以证明国内商业银行确实从事了商票的贴现及卖断业务，对于该业务相应的监管却未及时跟上。其余银行均未在表外项目中列示与卖断贴现票据相关的项目。

在利润表中，目前有三家上市银行已对票据价差的核算方式进行了改造，将“票据价差收益”在“投资收益”中单独列出：

以民生银行为例，2012年票据价差收益42.24亿元，占当年总收入的4.1%，收入占比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该业务名义上交易价差收入，计入非息收入，实质上在票据转出后仍需承担对票据前手违约进行兜底的风险，因此加强相应的监管是有必要的。

监管建议：对于商票贴现与交易业务，无论商票转让与否，贴现行应当计入贷款，计100%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如果商票已转让，贴现行在负债方应计“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买入方应计“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转入方可以不计加权风险资产。

四、信用卡授信额度

信用卡授信是一种向零售客户提供的贷款承诺。每次授信的有效期通常为3年，且一般不会撤销，符合“原始期限1年以上的贷款承诺”。考虑到信用卡授信是向海量的零售客户发放的，其违约概率与信用风险暴露相关度均较低，因此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对于符合标准的信用卡未使用额度仅计20%风险权重，对一般未使用额度计50%风险权重。

但是，由于目前的信用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多数银行很难向客户收取信用卡年费。仅有少数高额度贵宾信用卡用户因对价格不敏感或包含其他增值服务而付年费。目前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通常仅能够覆盖资金成本与积分成本，对本该由年费覆盖的运营成本和授信的资本成本则很难覆盖。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不得不用从少数使用信用卡取现、分期、逾期或部分还款等付出高利息的客户处取得的利润来补贴多数正常刷卡，按时全额还款的客户。为了增加信用卡部门的收入、削减成本，许多银行使用了多种手法，如降低积分价值、增加刷卡收费范围、减少对低价值客户发放信用卡等等。也有一些银行有通过突击调降未使用额度来应付每月底的资本监管，以降低资本成本的嫌疑。

根据A股上市的13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公布的年报与半年报，剔除了数据不全或口径不一致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与光大银行上市前的数据，将其余的8家银行公布的信用卡业务相关数据进行整理，结果如下：

从以上整理的数据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民生银行与兴业银行的信用卡在每卡月均交易额与卡均贷款余额与同业无显著差别的情况下，卡均未使用额度大幅低于同业。在2011年1月颁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中，首次要求将未使用的信用卡授信额度以50%的信用转换系数纳入监管。至2011年年底，民生银行与兴业银行的卡均未使用额度比2011年年中骤然下降近一半，授信额度使用占比均超过50%，且此后持续上升。兴业银行在2012年末的信用卡授信额度使用占比甚至高达86%，卡均未使用额度不足千元，明显与常识相违背的。由此推测，民生银行与兴业银行在报告期末有主动调减信用卡未使用额度，报告期后恢复，以减少报告时点的加权风险资产的嫌疑。

监管建议：监管应当更注重对期间均值考察，时点值较容易纵。

五、结束语

站在监管者的角度，应当更关注监管的有效性。第一，应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各种风险解包还原进行对应的监管，而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对资产分类加权进行监管。第二，应努力缩小监管指标与实际风险之间的差异，使监管更贴近事实。第三，应注意监管规则本身的可套利性，留下明显的监管漏洞，如时点监管。明显的监管漏洞反而会鼓励被监管者主动钻漏洞。

对于被监管的商业银行，在日常的经营中，也应当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业务本身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好充分的评估。在计算EVA和RAROC时不应完全照搬监管指标，而是以更接近实质的风险参数来模拟业务的信用风险，不为了监管套利而套利。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令[2012]1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2年6月8日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令[2004]2号：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3]王雪，孙建坤，“商业银行资产池理财产品探析”，银行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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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监管存在的体制问题

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时候，银行金融业根据当年的市场环境，曾近进行过有关银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相关性尝试，但是，当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当时形成了国家经济相对过热的局面，但是银行业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却监管的水平相对较低，在1993年左右，全国性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的经济形势，当年银行中大量信贷资金没有流向生产经营的企业，反而并用于在市场中从事投机买卖的行为，导致当时国家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在1993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开始下决心整顿当时的金融秩序，重点对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整顿。随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相互之间实行分业经营的经营模式。为了有效的加强管理，政府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工作。随后我国的人大会议分别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确立了在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经营的相关模式。“

我国金融业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实行分业监督管理的体制对于我国当时的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性的促进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基层地区，监督管理机制还是很匮乏的；在一些城市当中，对金融业进行重复性监督管理的现象也是十分的显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往往不能有效的实现共享；机构型的监督管理部门与当时金融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明显的存在监管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利用好现有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资源，防止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出现盲目性扩张的情况，避免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滥设机构”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综合利用，争取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家督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二、对金融监管的认识不充分

根据我国对国外金融监督管理的学习可以发现：我国在对银行业实施金融监督管理过程，会出现因为实施监管工作任务的当事人个人在自身的学识水平、自身所处的金融地位、监管者本人的职业特征、国家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出现的差异，在认识上所发生偏差等而出现了不同的金融监管者就有不同的行为表达。如果我们从社会中经济环境和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自身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行考虑，往往是金融监管当局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缺乏通盘性的考虑，再加上在一些基层地区，被监管者自身对监督管理工作不够了解，认识也不到位。就出现了在一些基层地区，有些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时常出现违规经营的事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当地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够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不适合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仍然是对金融业进行分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这种体制有其自身的优势：能够让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根据景荣市场的变化，来调整相关的货币政策，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障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但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不得不面对要对外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允许国外的资本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来，这样，我国现行的分业金融监管就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一些不断也就逐渐的显现了出来。例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不能有效的进行沟通，相互之间不能做到互通有无，而监管部门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又会出现监管重叠的现象，很难对实行混业监管的金融机构实现有效的监管工作。

四、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借鉴国外对金融行业的监督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相关结论：目前，导致我国金融行业处在潜在威胁的，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广大的银行顾客对银行内部的信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两方面的原因是造成现在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步伐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维护顾客知情的权利，

五、宏观审慎性监管问题

我国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往往都是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实体的方式方法，往往很难产生高效全面的效果。宏观审慎监管的好处就在于：政府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金融市场有着很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时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对于金融市场中可能产生的行业危险进行必要性的防范。但是问题也依然存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所有银行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央行自身有足够的权力对这行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是遍地开花，金融机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进势头，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之下，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调配工作，这就对央行的监管权力提出了相应的挑战，无形之中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压力。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的原有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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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准则是否助推了2008金融危机的升级和扩散”是G20华盛顿、伦敦、匹兹堡3次峰会持续关注的议题。它缘起于银行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的捆绑实施问题，即现行金融监管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核算以其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目标不同，前者致力于市场信息透明、后者聚焦于金融系统稳定;金融危机期间，当金融稳定成为监管机构优先目标时，市场信息透明度常常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破坏。基于透明度目标，财务报告要反映危机中资产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但却引发商业银行核减资本潮，动摇了银行系统根基，引起G20高度关注。本文聚焦G20议题的基础性问题，即银行会计制度是如何影响资本充足水平核算的?全面认识这一问题对G20议题的解决有借鉴意义。在比较巴塞尔资本框架与银行资产负债构成基础上，本文锁定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4个会计制度影响资本充足率核算的渠道。本文分析基于国际制度和市场背景，我国会计监管和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趋同，因而研究结论对我国监管机构有参考价值。

二、监管资本要素与财务报表项目比较

BaselII(2006)①核心内容是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三个支柱。本文重点分析BaselII资本要求(第一支柱)与财务报表数据的关联度。BaselII资本要求的核心是最低资本充足率，计算该比率分数式的分子是各类符合条件的资本要素，分母是依据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调整确定的风险加权资产。资本要素是依据财务报表数据调整确定的，与财务报表数据直接相关;而风险加权资产是依据BaselII的专门调整比率或方法确定的，与财务报表数据关联度不大。资本监管主要目的是要求商业银行保持一定损失吸收能力。一级资本应具有在持续经营情况吸收损失的能力，二级资本应具有在破产清算情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BaselII(2006)所界定的一级资本要素有:普通股本、股本溢价、永久性非累积优先股、留存收益、一般储备、法定储备和少数股权，这些资本要素对应的财务报表项目分别是:实收资本(普通股)、股本溢价、优先股、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一般风险准备、盈余公积和少数股权［1］。除优先股外①，BaselII的一级资本内含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内容一致，见表1。BaselII(2006)所界定的二级资本有资产重估增值(包括确认和未确认的)、一般准备或储备(包括公开和未公开的)、混合资本工具(债务和权益)以及长期次级债等4类，对应的财务报表项目是:资产账户(如资产重估增值)、资产备抵账户(如一般准备)和负债账户(如混合工具和次级债)，也包括一些财务报表未列示的项目。不同于集中在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部分的一级资本要素，BaselII界定的二级资本分散于财务报表资产与负债之中，有一些还游离于财务报表之外③。BaselII(2006)界定的一级资本要素对应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二级资本要素对应财务报表中的部分资产项目、部分资产备抵项目和部分负债项目①。这些财务报表项目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稳定项目”，包括:普通股、优先股、股本溢价、少数股权、混合工具和长期次级债等6项，它们属于长期持有项目，按历史成本计量，在财务报表上列示的金额保持基本稳定不变，对监管资本的贡献也稳定不变;第二类是“受损益影响的波动项目”，包括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一般风险准备等3项，它们与利润直接关联、受其直接影响，在发生亏损时最先被用于吸收损失，短期看损益既受经济周期、宏观政策、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影响也受会计制度影响;第三类是“受市场影响的波动项目”，包括资产重估增值和贷款损失准备，这些项目既受市场影响又受会计处理方法影响。在这样分析之后，我们认为可能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产生重要影响、又可能受到会计制度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主要集中在“损益”和“资产增减值”两方面，对这些项目产生直接影响的会计制度包括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等相关会计规范。

三、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影响渠道

(一)金融资产计量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载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大多为各类金融工具。统计发现，美国所有银行控股公司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90.44%［2］，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占比也超过90%［3］。因此金融工具计量规范成为银行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计量使用的范围不断拓展，分析会计计量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分析公允价值计量对资本监管的潜在影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统计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平均有45%的金融资产和15%的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4］。毕马威(KPMG)针对欧洲大型商业银行的统计结果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占所有金融资产和所有金融负债的比率最高超过70%、最低约为20%［5］。上述统计数据说明，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普遍占有较大比重。表2整理各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确认位置及对监管资本影响渠道。按照现行会计制度，在每一报告日均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项目主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衍生金融工具、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实施公允价值选择权)。依据计量结果确认位置的差异，这些项目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计量结果计入损益的项目，第二组是计量结果计入权益的项目。按照当前的资本监管规范，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要将计入权益的金融工具未实现利得或损失予以剔除，因此这些项目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对监管资本核算没有直接影响。

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的仅限于公允价值计量结果计入损益的项目，具体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非套期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套期工具、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Song(2011)参照美国十大商业银行各项资产和负债占比以及相关财务比率编制了一份简化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假设该银行本期收益为1，350，000元并直接向股东分配该收益且假设没有税收负担［6］。这份资料符合本研究需要，本文稍加调整后予以采用，见表3。从表3可知，该银行按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计入损益、从而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的金融资产金额为2500万元，在所有资产中占比为25%。出于简化分析和突出影响程度考虑，假设该银行其他资产和负债数据保持不变，仅对“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工具”项目设定增值20%和贬值20%两种情况，观察这两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对监管资本核算的影响方式和程度。首先依据该银行资产、负债和收益的“期初数据”对其盈利能力和监管资本充足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然后依据相同标准分析在金融资产升值和贬值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潜在影响。美国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要求主要关注“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和“核心资本/杠杆比率”三项指标，据此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划分为五档:资本十分充足、资本适当充足、资本不足、资本显著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①计算上述三项指标还需要了解该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数据，它是各项资产乘以各自风险权重后的总和，本文假设该数据为7500万元。这样可依据表3的数据计算“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工具”项目升值和贬值20%情况下该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变化，见表4。从表4可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结果对商业银行获利能力和监管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从获利能力角度看，按期初数和常规盈利水平，该银行的获利能力为15%;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上升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获利能力为45.36%，上升幅度大于200%;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下降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获利能力为－91.25%，下降幅度大于700%。从监管资本充足水平角度看，按期初数和常规盈利水平，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8.6%，“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8%，“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6.19%，属于“资本适当充足”;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上升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15.3%，“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14.7%，“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11.3%，属于“资本十分充足”;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下降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2%、“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1.3%，“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1.03%，属于“资本严重不足”，该银行将被接管，面临破产清算或兼并的命运。SEC(2008)统计表明，25%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是美国商业银行普遍情况，欧盟大型商业银行2007年也有20%以上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表3确定的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规模并非脱离实际。以上分析的金融资产计量规范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影响可总结为三点:(1)使收益大幅度波动;(2)使资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波动从而引发监管风险;(3)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即在经济下行、金融资产市值下跌时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经济上行、金融资产市值上升时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上升的幅度。这一结论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家们一直对拓展公允价值应用强烈抵制，因为盈利水平大幅度波动预示风险的存在，会增加资本成本，而由此引发的监管资本违规风险更难以应对。因此，欧洲中央银行(2004)将拓展公允价值应用所衍生的“收益波动性”问题列为公允价值六大罪状之首［7］。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公允价值会计会备受关注，因为经济下行期间其负面影响远远高于经济上行期间其正面影响。

(二)金融资产分类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计量规范选择以及计量结果确认位置而实现的，也是通过影响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的规模而实现的。如果商业银行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大，则对资本监管影响大，反之则小。从这个角度看，计量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与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监管资本的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具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商业银行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时具有一定选择空间，二是在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可行使重分类选择权。这里有一个说明在金融资产分类时商业银行非常关注划分结果对监管资本影响的客观证据［8］。在SFAS115颁布之前，美国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是纳入监管资本核算的。①据此，按照SFAS115划归为“交易性”和“可供出售”证券投资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都要计入监管资本。但在SFAS115生效9个月后，银行监管机构突然宣布调整监管资本核算制度，将划归为“可供出售”证券投资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排除在监管资本核算之外。之后在1995年11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允许商业银行在1995年12月31日前将前期分类的金融资产投资进行一次性集中调整。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金融资产分类会计制度对监管资本核算具有重大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商业银行强烈要求金融资产重分类的案例进一步佐证了金融资产分类对监管资本的重大影响。SFAS115的金融资产重分类规范比IAS39宽松，前者允许对所有类别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后者禁止对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危机期间的价值下跌直接计入损益，对监管资本的侵蚀性最强。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融资产市值大幅度下跌，欧洲商业银行监管资本面临很大压力，它们游说金融监管机构向IASB施加压力，要求欧盟商业银行也能向美国银行一样可以通过金融资产重分类的方式将未实现损失排除在监管资本核算之外，从而降低监管干预风险。Fiechter(2011)发现，在重分类限制放松后约有1/3欧盟商业银行实施了对原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处理，重分类资产金额约占商业银行总资产3.9%，占权益账面价值的131%［9］。这说明金融资产重分类会计规范对监管资本核算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三)金融资产减值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金融资产减值会计规范要求商业银行将所确认的减值损失计入损益，因而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金融资产减值对资本监管影响可划分为两类，一是贷款减值的影响，二是其他金融资产减值的影响。贷款是商业银行主要资产，该类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高，减值金额对监管资本充足水平影响大。当商业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时，在资产负债表上该准备冲减贷款资产总额，在损益表上该准备冲减税前利润，它既影响资产又影响收益。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核算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会削弱一级资本，是监管资本的扣减项;二是可能计入二级资本，是监管资本的增加项。但由于税收的存在，扣减项与增加项的金额并不相同。假定某一商业银行在一个会计年度中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100美元(适用所得税率是40%)，其税后利润减少60美元，即100*(1—40%)，致使所有者权益和一级资本均减少60美元;但因贷款减值准备可计入二级资产，使二级资本增加100美元。此次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不仅没有侵蚀监管资本总额，反而使其增加40美元。这一例子说明，在没有其他限制情况下，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会提升其监管资本充足水平。但BaselII(2006)限制计入二级资本的贷款减值准备金额，要求不超过加权风险资产的1.25%。在这一限制条件下，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会出现三种情形:(1)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远低于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可全额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会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会受到正面影响，总资本会受到正面影响;(2)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接近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部分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受到正面影响，总资本受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计入二级资本金额是否超过计入一级资本金额;(3)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已超过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无法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不受影响，总资本受到负面影响，程度与一级资本相同。

这说明，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不是开放式的，监管机构为鼓励商业银行多计提贷款减值准备而允许部分计入二级资本的政策使两者关系复杂化，但由于金融资产减值处理涉及估计和判断，商业银行利用这种关系操纵监管资本可能性仍存在。这种监管资本操纵的基本规律是，在面临监管资本压力情况下，如果新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可全额计入二级资本，则商业银行会利用超额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方式增强资本充足水平，因为这种会计处理对监管资本总额有增量贡献;如果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无法计入二级资本，则商业银行会不提或少提贷款减值准备，即使预示贷款减值的事件已发生，以防这类会计处理进一步加剧监管资本压力。Ng(2014)对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商业银行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情况研究发现，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接近或超过监管限制标准的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动机远低于其他银行［10］。这一证据说明，商业银行了解和重视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并将其作为应对监管风险问题的重要工具。从表5可知，贷款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很高，美国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55.06%，欧盟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43.55%;美国商业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三年均值为1961.6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2.96%;欧盟商业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三年均值为2137.4亿欧元，占贷款总额的1.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占贷款总额2.96%的贷款减值准备可能计入监管资本核算，对监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欧盟占贷款总额1.5%的贷款减值准备可能计入监管资本核算，对监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商业银所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程度较大，约是欧盟商业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的两倍。Sanders(2010)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主要商业银行支付股利数据与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数据对监管资本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的负面影响是－15.36%，支付股利对监管资本的负面影响是－6.15%［11］。贷款减值准备的负面影响超过支付股利影响的两倍。

这进一步说明贷款减值准备会计规范对监管资本核算影响是非常大的。除贷款之外，其他涉及减值问题的金融资产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等。在这些金融资产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计入权益，由于审慎过滤器作用，这些变动不影响监管资本核算;但如果商业银行确认这些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在美国这些减值还要是“非暂时性的”)，相关减值损失要从权益中转入损益，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负面影响。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按摊余成本计量、不确认价值变动，但如确认减值则要将其计入损益，也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负面影响。与贷款减值不同的是，上述三类金融资产投资如确认发生减值，均直接将该减值计入损益，只会对监管资本产生负面影响，而不会对其产生正面影响。与贷款减值相同的是，这些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也主要依据估计和判断，因此商业银行也可能利用相关减值操作影响监管资本充足水平。表6是2008～2010年欧盟商业银行合并报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的金额及其减值数据。在这三年中欧洲所有商业银行平均每年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的平均金额分别为16428.5、2601.8、1732亿欧元，所确认减值损失平均金额分别为125.4、2.8、4.8亿欧元，减值损失所占比率平均值分别为0.77%、0.1%、0.28%。从这三年数据看，欧盟商业银行在2008年对这三类金融资产确认的减值损失较多，其后在2009和2010年逐渐减少，这与欧洲金融市场在2008年步入深度危机，其后逐步恢复的基本经济形势一致。三类金融资产每年合计的减值金额分别为248、110.3、41.2亿欧元，远远小于对应三年的贷款减值准备金额;三类资产每年计提减值比率平均为0.67%、0.35%、0.13%，也远低于对应三年的贷款减值比率1.37%、1.56%、1.57%。这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三类金融资产合计减值金额对监管资本的影响远低于贷款减值准备的影响。随着经济形势趋好，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对监管资本影响还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但贷款减值的这种趋势并不明显。

(四)SPE并表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除了金融资产会计处理规范之外，另外一些对资本监管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计规范是与“特殊目的主体”(SPE)并表相关的会计规范。这些规范界定商业银行的某些表外业务是否应并表列报，进而确定它们是否应纳入监管资本核算之中。在商业银行各类表外业务中，资产证券化业务对资本监管核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某些时期，这种影响还可能是持续性的，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焦点是商业银行为资产证券化之目的而创设的SPE是否应并表。BaselII(2006)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是8%。通过使用SPE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商业银行能够将一些风险资产出售给名义上的独立主体，从而将风险资产转化为无风险资产。在会计规范允许上述业务表外处理情况下，这一操作会大幅度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Jack等(2010)在分析美国相关会计规范变更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管理影响时所列举的例子生动地描述了上述情况，本文予以引用［12］。表7是样本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操作之前的财务状况，下面是该银行利用SPE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的步骤以及完成后资本充足水平变化情况。第一步，该银行设立一家SPE。在本例中，该银行向SPE注入37亿美元资金，其中:0.5亿美元以权益投资方式出资，36.5亿美元以短期借款方式提供;这些资金的来源是:15亿来源于自有资金、22亿来源于联邦基金借款;另外，依据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相关会计准则，如果权益资本的10%来源于非发起银行的投资方，则在财务报告日发起银行不需对SPE并表操作;为此目的该银行为SPE融得第三方权益资本800万美元(第三方权益投资为权益资本总额的13.7%)，使其成为了“符合条件的SPE”，无需并表操作。第二步，该银行将36.5亿美元贷款出售给SPE，对方以自有资金支付相关款项。第三步，SPE以贷款资产为基础发行过手型债务抵押证券，完成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第四步，SPE用发行证券获得收入偿还该银行的短期借款，该银行在收到该笔资金后偿还联邦基金借款(22亿美元)并新发放贷款(36.5亿美元)。

在创设SPE之前，样本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①，达到资本监管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指标要求。在创设SPE之后，该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为5.8%，因为对SPE进行权益投资和发行短期贷款，增加了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增加的金额为37亿美元)。但当该银行完成向SPE出售36.5亿贷款交易之后，其资本充足率又上升至7.9%，基本恢复至最初的水平，因为这一操作使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减少了36.5亿美元。在完成贷款出售交易之后，SPE可发行基于贷款资产现金流量支持的债务抵押证券，完成资产证券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回笼资金，有能力偿还创设银行的短期借款。样板商业银行因出售贷款现金资产大幅度增加情况，可以偿还联邦基金借款并再次放贷，假设此次放贷量为36.5亿美元，现金余额再次下降为11.74亿美元。在二次放贷之后，样本商业银行因风险资产增加而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至5.8%。但这种资本充足水平恶化的情况在样本商业银行再次向SPE出售贷款资产(假定金额与二次放贷量相同)后恢复正常，见图1。理论上讲，在商业银行创设SPE之后，通过“出售贷款资产回笼资金发放贷款出售贷款资产”的循环无限制地扩充社会信用，而由于相关会计规范允许某些符合条件的SPE进行表外处理，使商业银行的上述行为不会因资本充足水平监管限制而受到影响。这一情况说明，会计制度通过影响资本监管核算间接地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决策行为。 已有研究文献(JalalandJack，2004)在分析商业银行创设SPE的目的时，重点关注隔离风险资产和获取流动性两个方面［13］。事实上，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隔离风险和获取流动是紧密相关的。通过创设SPE并出售贷款资产，商业银行在剥离风险资产的同时回笼了资金，为进一步放贷提供了资金保障，但如果会计制度不允许对SPE进行表外操作，则商业银行会因资本充足水平限制而无法进一步放贷，获得额外流动性的意义也大打折扣。因而，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如何通过完善企业合并财务报告相关会计规范以限制商业银行资产剥离行为，进而约束商业银行肆意扩充社会信用，成为金融监管与会计制度关注的焦点。

四、结论

在现行监管制度框架内，商业银行受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双重约束。会计制度能够通过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渠道对资本监管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演变成市场顺周期性的一种推动力量，因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理解和认识会计制度影响资本监管的渠道不仅能帮助我们厘清这些热点议题的实质，而且也能为监管机构设计有效应对策略提供借鉴。2008金融危机以来会计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针对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方面，如FASB放松公允价值计量标准、封杀符合条件SPE(QSPE)的表外操作;再如IASB放松金融工具重分类标准、基于未来预期损失的贷款减值操作准则等。这些会计制度改革背后的推动力，除了某些会计规范存在的缺陷在危机期间充分暴露急需调整之外(如允许SPE表外操作)，主要源于危机期间这些会计制度对银行资本的负面影响遭到银行业和银行监管机构诟病，它们游说政治家强迫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做出一些应急反应，从而减轻或终止这一负面影响。但政治家们把会计制度视为金融市场救助工具的做法是否恰当值得深思。虽然银行资本充足率核算基于财务报告数据，但银行监管机构有许多灵活手段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如使用审慎过滤器等。为什么监管机构不在监管资本规范方面做出应急调整而将矛头对准会计制度呢?另外，会计制度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多重经济后果性，监管机构仅为稳定银行资本之考虑而推动会计制度调整是否会伤害其他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从而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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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各种衍生工具的种类与数量的扩张，使现代金融危机的威胁更加严重。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成为当代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包括一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以下简称《新准则》)，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和拟上市公司执行，其他企业鼓励执行。新准则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新理念，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为我国经济融入世界提供了统一的会计信息平台。同时，新会计准则的提出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和监管带来重大变化，如何在新准则下对商业银行进行有效监管，也成为一个当前极为重要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监管的意义

当今商业银行业务的复杂性，赋予商业银行监管丰富的意义。从不同的监管角度出发，可以对商业银行监管做出

不同的诠释：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角度考虑，商业银行监管指商业银行控制，即人们意识到金融业对社会公众、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有巨大影响而采取的政府约束行为，以保证金融安全与稳健。从现场监管形式出发，银行监管是监管当局通过现场检查与现场审计方式考察银行业务与财务状况的一系列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行为；从非现场监管形式出发，银行监管是一个及时发现和处理银行经营问题的诊断系统。在此系统中，监管当局通过银行定期报送监管报表的方式进行银行监管指标分析与银行评价。从综合意义讲，商业银行监管是监管当局以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从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两方面识别、规避和防范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引导商业银行能够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维护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健。

二、 新准则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影响

1. 资产证券化

目前国内有银行开始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试点。由于将信贷资产转移到表外进行， 所以资产证券化分散了风险，降低了监管资本的要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银行为确保证券的发行，一般都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信甩支持和担保。而新会计准则规定，在提供信用担保进行信用增级的金融资产转移中，转出方保留了所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不应终止确认所转移金融资产。所以这种类型的证券化资产仍应在表内反映。

2. 公允价值

一是公允价值及时确认所致的波动性。公允价值计量要求银行在交易事项的市场价值变化时，及时将这些价值变动在报表中确认。例如，在金融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时，公允价值会相应减少，若立即确认资产的减少，银行的资本也将随之减少。但在现行会计制度下，如果银行提取了足够的资产减值准备，那么对银行资本的影响有限。同样在发生未预期利率的变动，房地产危机，权益价格大幅度调整等情况下，交易事项的市场价值会发生变化，及时确认，无疑会加大银行资本的波动性。所以随着公允价值的使用，经济条件的变化会更快地反映于会计信息内，就越可能增加银行资本的波动性。

3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从银行稳定角度看，银行信贷质量要在准备金内得到体现，不仅要求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还要对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一般准备。而新会计制度要求，银行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才应当补提减值准备。计提准备金是资产面值与未来全部现金流量贴现值之差，这与银行内部会计制度预测到的贷款组合发生的损失不一致，也与银行监管的审慎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

4.套期会计的影响

对有些银行开展了套期保值业务，新准则按照原有会计处理，套期工具的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未被纳入表内，被套期项目的浮动盈亏也不进行会计处理。如果其已经满足套期会计方法的标准，现在采用套期会计方法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或现金流量变动将产生抵销的结果，在同一财务报表期间的损益中予以确认进行处理，并不会对银行权益、损益及资产结构等经济事项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要求商业银行对套期行为的有效性进行持续评价，要求提供每笔套期业务的风险管理书面文件等，这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金融资产转移

将使银行收益的复杂化。在终止确认中，金融资产和负债转移以及由此引起的损失和收益的确认，银行有两种可选择的方法，即确认并调整当期损益和先在权益项目中列报，待金融资产出售后再计入损益以上述方式确认的损益与按“收入――费用”的传统模式确认的损益共同构成了银行的最终经营成果，这不仅对传统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原则造成了冲击，而且使银行期间净利润的内容更显得复杂化。

三、 新准则下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措施

1. 切实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

如果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就会影响未分配利润，如果是计入所有者权益将影响商业银行的资本公积，二者最终都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从而影响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而商业银行附属资本中的可转换债券本身就是衍生金融工具，对其进行会计计量的依据是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变动自然体现在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变动上。商业银行拥有不同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银监会"将对其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而且从实证结果来看，资本状况的指标在监管指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应切实加强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2. 加强对银行风险资产的监控

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相应指标在监管中将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应当加强对衍生工具等风险资产的监管，形成定期报送制度，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资本进行有效监控。根据前文的研究，风险资产在监管指标中的贡献率，比旧准则增大很多，说明心准则实行后，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的监管，应当格外重视。

3.重视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公允价值对于监管指标体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利润在监管指标主成分中占据的地位与旧准则比变化不大。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忽视公允价值影响的存在，监管当局应当对公允价值变动造成的损益进行仔细的调研和分析，利用商业银行频度更高(季度、月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已达到对公允价值计量造成影响的客观分析结果。

4.探寻各种监管手段

监管当局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探寻各种监管手段的有效。针对当前一些有效的监管手段可能面临被软化的可能，监管当局首先应积极争取其他部门的支持，如通过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将基于五级分类所计提的减值准备在税前列支，以部分修复五级分类的约束力；其次监管当局也要研究在当前银行监管法规的框架之内有哪些潜在手段可供挖掘、组合，在有效整合这些内外监管手段的基础上重塑监管权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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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昆，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分析系统的构建[D]．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4．

[3] 汪红，新会计准则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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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81-05

一、引言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银行监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资本充足率成为各国银行监管的核心指标和国际标准；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将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由制度建设推向了逐步实施阶段。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了各界对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的反思，并导致《巴塞尔协议Ⅲ》的迅速出台。我国也提出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等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措施。杨柳等[1]提出，高的资本充足率一方面为银行的实力和支付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经营成本。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往往会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效率降低，失去发展活力以及核心竞争力降低等。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何影响？有多大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绩效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局对资本充足率实施更严格监管的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我国银行应及时调整经营模式，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陆晶晶[2]提出中间业务带来的非利息收入，因其不占用银行资产、不受存贷利率影响、风险小、服务形式多等优势，成为银行收益新的增长点和银行未来重点发展业务。目前，我国各个银行逐渐意识到非利息收入的重要性，纷纷积极开拓非利息收入市场。李浩然和马晓娇[3]通过比较发现，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非利息收入有利于稳定银行收入，降低银行风险，而有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发展非利息收入是否能够达到风险分散效应，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模式调整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综上所述，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于银行的绩效都有一定的影响，分析研究这两个因素，可以为我国银行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加快调整银行的业务方向，从而有益于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大部分学者分别从资本监管或者非利息收入某个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吴玮[4]研究发现在实施资本监管后，银行对贷款加强监管，使不良贷款率降低。另外，资本监管还有利于银行业务的转型，银行会减缓扩张贷款业务，这使得银行利润主要来源大大缩水，因此银行不得不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特别是非利息收入。王文佳[5]认为近几年我国银行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在监管压力下，资本监管对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没有形成有效约束，但对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有较好的监管效果。许友传[6]在对57家银行有关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监管压力对我国银行业资本调整和风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监管压力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的影响，但对核心资本率变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蒋莉[7]认为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对我国16家银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手续费佣金收入相关性比较显著，其他非利息收入跟银行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娄迎春[8]通过实证分析法对银行绩效与非利息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现阶段银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认为主要是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中占比小，非利息收入每笔业务平均承担的费用过高所致。王珊珊[9]通过考察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段玉琴[10]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增加银行的收益，但对国有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如股份制银行明显；另外非利息收入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稳定银行收入。尹超[11]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会对其经营绩效产生正影响。通过发展非利息业务提高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合理的途径。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很少考虑外部因素即资本监管和内部因素即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综合影响。另外，在考虑对银行经营绩效影响时，主要集中研究盈利水平或者风险水平的某一方面，而较少从盈利和风险综合平衡的角度去考察银行的绩效。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各商业银行年报。选取了其中10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2007―2014年度的数据，涵盖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两大主要的商业银行类型。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样本银行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绩效的综合影响，而不是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比较，所以本文考虑采用变截距模型，如公式1。

（三）变量的选取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整体业务收入比例作为衡量银行非利息收益的指标（NIR），采用资本充足率（CAR）作为资本监管的核心指标，而采用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同时，选取银行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解释如表1。

其中，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绩效的指标，综合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同时，参考窦尔翔等[12]的计算RAROC的方法，即假设ROC等于ROE，分别取各银行的移动标准差（3期移动平均）作为计算RAROC的分母，以权益收益率（ROE）作为分子，从而计算出各银行在2008―2013年度各年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的值。本文构建了以下指标，以反映经过风险调整的银行盈利能力，见公式2。

RAROCi，t=ROEi，t/σROEi，t （2）

其中，σROEi，t表示银行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权益收益率的移动标准差，RAROCi，t表示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计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表5是样本银行CAR、NIR、ROE和RAROC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从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较好，样本银行中的资本充足率（CAR）都达到了巴塞尔协议中最低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平均值达到11.84%。

2.我国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业收入的比例（NIR）相对不高。样本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为17.2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均值来看，国有银行中的中国银行的占比最大，比值为31.58%，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从中央银行分得了国际结算业务这一有竞争力的非利息业务的缘由。非国有控股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最大的是招商银行，达到19.90%，浦发银行占比最小，为9.62%。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占比差距较大，非利息业务发展不平衡。

3.样本银行经过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平均为12.90%，银行权益收益率（ROE）相对较低。权益收益率是上市银行重要的盈利性指标，样本银行ROE均值仅为18.62%，上市银行整体绩效水平偏低。RO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在非国有控股银行，浦发银行的ROE值最大，为30.03%，华夏银行的ROE值最小，为11.20%，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绩效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分析可知，按RAROC和ROE均值排名在前五的上市商业银存在差异。按RAROC排名，排在第一名的是兴业银行，达到22.49%；而按ROE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招商银行，ROE值为21.94%；都排名在前五名的只有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这说明经过风险调整之后的银行绩效指标跟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纯绩收益效指标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也说明了考虑风险的必要性。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计算ROE时的净利润没有像计算RAROC时的经济资本那样考虑是否真实反映了银行当中存在的不同风险。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考虑风险的RAROC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银行规模即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利用EViews 5.1软件对前文公式（1）的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该回归结果通过了F检验的显著性检验。CAR的系数通过T检验，并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直观反映出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但是同时影响的程度比较小，从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出，CAR系数为正，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提高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以上回归结果说明，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对CAR要求的提高，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强，银行对贷款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加强了，为信贷业务提供了正向的激励：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资本成为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稀缺资源，银行不敢轻易放贷，从而不仅减少了不良贷款业务降低不良贷款成本，也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资本监管对银行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回归结果中，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的收益系数为正，即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提升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增加了收益。但是，由于T检验的不显著，说明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该结果与蒋莉[7]的研究结论一致。当前银行界的非利息收入波动性比较大，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内部构成因素还不够完善以及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受非利息业务成本因素的影响。以上原因可能致使其与银行绩效关系不显著。

从表6中还可以发现，所选择的控制变量能较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资产总额自然对数（Y1）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是显著的，说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的受到资产规模影响。Y1的系数为正，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跟银行的资本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Y2）的系数也为正，对银行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T检验不显著；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自然对数（Y3）系数为负，但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不显著。

（二）基于不考虑风险的RO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替换公式（1）中的RAROC，探讨CAR、NIR等变量对其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中，回归的结果表明该模型调整的拟合优度只有0.124452，相比前面用RAROC的评估方法，调整的拟合优度达到0.323832，拟合优度相对较低，模型比较不理想。同时，回归结果表明，没有通过F检验，CAR、NIR、Y3对ROE的解释并不显著，没通过t检验的显著性检验，用ROE的模型没有比RAROC的模型好，也表明了RAROC相比ROE是一个更好的绩效指标。

值得关注的一点，在此次模型检验中，资本充足率（CAR）的系数为负数，也就是说资本充足率（CAR）跟权益收益率（ROE）负相关，ROE的提高，并不能提高银行绩效和利润。相反的，在上面的模型中，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提高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提高银行绩效。这主要是由于在计算ROE时只反映了绩效当中的收益因素，没考虑风险因素。相反，RAROC考虑了风险因素，解决了ROE指标存在的单一问题，这表明运用RAROC绩效评价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风险，通过风险调整测算的RAROC指标更能准确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情况，增强了其绩效评估的有效性。

五、结论

本文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角度，综合考虑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RAROC综合反映绩效中的收益和风险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调整后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与纯收益指标ROE不相关。随着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不仅使得银行信贷业务的规模有所下降，还降低了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速度，使银行主要营业收入――利息收入缩水，但同时也促使银行从粗犷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降低了经营风险。因此，我国监管部门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经营绩效具有正面影响。

另外，模型中非利息收入与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关系。从参考的文献中，可以发现蒋莉[7]和娄迎春[8]也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没有显著性关系的结论。但是当他们考虑细分不同类型非利息收入时，却可以发现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份额对银行的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其发展还未能够构成规模经济，不能为商业银行绩效带来显著效应，提高银行绩效。商业银行管理层应加强对非利息业务的拓展，加强银行自身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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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玮. 资本监管与银行贷款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J].上海金融，2011（5）：60-64.

[5] 王文佳. 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调整与资产风险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 许友传.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行为[J].经济评论，2011（1）：79-86.

[7] 蒋莉.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D].江苏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8] 娄迎春.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师，2008（4）：240-241.

[9] 王珊珊.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绩效关系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