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研究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粮食问题研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48-04

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7—2008年两年间谷物价格上涨了近50%。各国为了应对粮食危机，纷纷取消了粮食出口退税或降低甚至是取消进口关税，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粮食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粮食金融化。Archer Daniels、Midland、Bunge和Cargill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90%的粮食贸易，他们对于全球粮食供需和粮食价格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甚至会操纵粮食价格。我国粮食连续十年增产，但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年粮食进口数量超过7000万吨，是历史上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一年，其中，谷物净进口1316.9万吨，大豆总进口5838万吨，不断刷新纪录，猪肉也从2008年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且进口量迅速增长，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严峻考验。粮食金融化背景下粮食安全不再只是粮食供需问题，而是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各个环节，粮食产品的金融属性所引起的价格波动对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积极应对粮食金融化，高效利用粮食金融市场才是新形势下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选择。

一、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分析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对粮食需求的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快速城镇化又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供需矛盾日益显现，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1.快速城镇化使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仍将居高不下，城镇化所需的建设用地将大幅度增加，必定会使部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粮食种植面积将不断减少。虽然中央提出了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但据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61.17万公顷，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1.05万公顷，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25.30万公顷；2012年全年批准建设用地61.52万公顷，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达25.94万公顷。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数据，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耕地保有面积为18.2476亩，较前一年净减少达49万亩，若中国城镇化率的目标定为80%，我国的耕地形势将面临严重考验，即使政府转变土地利用与管理方式，大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走节约集约用地之路，18亿亩的土地红线也很难保证。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耕地的减少在所难免，粮食种植面积也将会有所减少。

2.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减少主粮生产规模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共有符合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随着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快速推进，为土地流转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家庭农场的数量还将会出现井喷式增长。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将会推动农业商品化进程，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虽然家庭农场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但其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种植品种不再是依赖原有的种植习惯和政府的指导，而是取决于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在上述全部家庭农场中，从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占46.7%；从事养殖业的有39.93万个，占45.5%；从事种养结合的有5.26万个，占6%；从事其他行业的有1.56万个，占1.8%。虽然我国粮食价格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但其中大部分的涨价是弥补前期工农剪刀差的缺口，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种植粮食的利润非常有限，农民仅依靠土地收益难以脱贫致富。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赋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农场会转向种植收益更高的其他非粮食农产品，或者转向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粮食种植面积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主粮生产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小。

3.新国际贸易规则将影响我国粮食进口

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和美国正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谈判正在进行。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这些新的贸易组织的谈判内容已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有框架，尤其是关于农产品贸易的谈判内容更是各国近期博弈的结果，可以预见的以粮食净出口主导的TPP农业贸易谈判必定会使粮食净进口国处于不利地位。虽然TPP协议声称将采取开放的态度，欢迎任何APEC成员参与，非APEC成员也可以参与，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接收到谈判邀请，若我国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将来粮食进口将受制于新的贸易规则，我国必将支付更高的贸易成本。

4.粮食消费结构变化提高粮食消费数量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粮食>植物性食物>动物性食物”的饮食结构逐步向“动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粮食”的饮食结构演化，而养殖业的饲料主要是原粮，将消费更多的粮食，这对于我国农业生产、贸易和粮食安全都将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我国粮食十连增的同时进口数量仍呈上升趋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肉类需求不断增长，必然会提高对原料的消费数量，国内粮食增产的数量已远不能满足对作为饲料的原粮的需求，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粮食金融化对粮食供给的影响

过度粮食金融化会导致粮食价格偏离价值，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提高，种植粮食的风险加大，但粮食金融化不足同样会导致粮食价格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分散和规避，加大种植粮食的风险，因此，只有适度的粮食金融化才能提高粮食产量，降低粮食交易和加工风险，增加粮食有效供给。

1.适度粮食金融化有利于稳定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是决定粮食产量的决定性因素，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共同决定粮食产量，适度粮食金融化可以促进粮食生产企业发展，提高科技投入，规避价格风险，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稳定粮食生产。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和人工费用的增加，粮食种植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而粮食的价格并没有与成本同步提高，使粮食生产利润越来越低。不仅如此，粮食价格波动幅度越来越大，种植粮食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随着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全国推开，土地集约化经营将产生规模效应，然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粮食金融市场更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大量农产品还没有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其他的粮食金融衍生品更加缺乏，从而导致农户无法通过粮食金融市场分散或规避粮食价格风险，无法保证稳定的收益。发达的粮食金融市场可以通过期期货、保险等金融产品为家庭农场化解粮食和价格风险，锁定收益，从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2.适度粮食金融化有利于保障粮食流通

卖粮难一直是困扰粮农的一大难题，粮食流通领域的粮食金融化程度过低是主要原因。粮食金融化程度过低还会导致粮食流通领域无法分散和规避价格风险，直接影响到粮食收购供应。粮食金融市场为粮食流通企业提供了规避价格风险的平台，粮食流通企业可以借助期货、远期等金融工具对冲粮食价格风险，获得稳定收益，从而保证粮食收购；另一方面，通过成立专项基金，培植粮食流通企业，扩展粮食储藏容量，也有利于保障粮食流通。

3.适度粮食金融化有利于促进粮食贸易

适度粮食金融化可以培植出更多管理水平高、效益好的民营粮食进口企业，节约进口成本，提高粮食供应效率。2012年我国三大主粮进口猛增，据海关总署统计，玉米、小麦和稻米进口数量分别为521万吨、369万吨和231.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197%、195%和305%。而2013年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的进口关税配额总量提高至2215.6万吨，关税配额数量的具体分配情况为小麦963.6万吨、其中国营贸易比例90%，玉米720万吨、其中国营贸易比例60%，大米532万吨、其中国营贸易比例50%。从以上数字看，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部分粮食进口配额，显然违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这一准则，也不利于培育有竞争力的粮食贸易企业。通过成立粮食产业基金，培植有潜力的粮食贸易企业从事粮食贸易，不仅可以节约粮食进口的成本，也可以提高粮食供应的效率。

三、基于粮食金融化提高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1.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发达的粮食金融市场是粮食产品对冲、规避价格风险的基础。我国应扩大粮食期货市场交易规模，开发新的粮食交易产品，完善粮食期货交易机制，加强粮食期货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粮食期货市场稳定运行，使其成为粮食生产、流通和加工企业进行套期保值和对冲的主要场所。除了期货外，粮食金融市场从业者应加快金融创新，开发新的粮食金融衍生品，满足不同类型市场交易者的需求，分散粮食生产、流通及加工环节的风险，保证粮食安全。粮食主管部门应积极进行粮食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粮食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除了利用中央粮食储备库从总量上调控不同区域市场和不同季节的临时性粮食供需缺口外，其主要职责和作用应是完善粮食金融市场体系，保障粮食交易公平竞争，加强对粮食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2.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

加大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对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较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非常有限，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相对落后。若不能对其进行利益补偿，必然会影响粮食生产与供应，威胁粮食安全。国家应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对粮食主产区的县或镇进行奖励，在此基础上，根据粮食的生产能力及粮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测算安排转移支付额度，缩小粮食主产区与工业相对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差距，保证粮食主产区稳定粮食产量。在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农场逐步取代农户成为粮食生产的主体，政府应与时俱进出台相应支持政策，安排财政资金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如对农机、农田基本建设项目等进行担保、提供低息贷款或直接财政补贴，提高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

3.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

随着土地确权工作的基本完成，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制度基本扫除，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生产单位承担粮食生产工作。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家庭农场单位产生较单个农户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不仅有利于对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的投入，也有利于提高田间管理水平，尤其是提高了单个农户抗风险的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需要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传统意义的粮食金融市场，还应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机构，为家庭农场提供信贷、担保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培训，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丰富粮食金融市场相关知识，为其提供从粮食金融市场获得融资的机会，并引导其利用粮食金融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规避风险。

4.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

建立一个网络齐全、功能完备、交易灵活、高效统一的粮食市场体系迫在眉睫，建立粮食收购基金，培植大型粮食收购企业，规范粮食流通领域的购销行为，是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的必由之路。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基础上，在粮食主产区设立现货交易所，信息共享，交易互动，形成全国统一的粮食交易平台，政府统一为家庭农场进行培训，鼓励其进入两个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交易，使两个市场形成的期货和现货价格能够反映各个粮食品种的供需。成立专项基金，扶持壮大多元市场主体，拓宽农户及家庭农场粮食销售渠道，解决卖粮难问题，并出台政策法规，打击囤积居奇恶意哄抬粮食价格的投机行为，打破地方保护，消除区域流通壁垒，促进粮食在全国自由流通。粮食物流方面，结合各地粮食储备库的建设情况和路网情况，利用当前发达的物流信息系统，打造全国统一的粮食物流系统，大力提倡粮食“四散化”运输，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粮食物流的效率。

5.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

随着粮食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与粮食生产国进行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利用新的贸易规则稳定粮食进口数量和质量，降低粮食进口成本和风险。近几年来，WTO多边贸易谈判进程进展不够顺利，一些国家开始进行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成立区域性贸易组织，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逐步兴起。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了TISA、TPP、TTIP等贸易组织，虽然谈判还没有最终完成，但进展速度较快，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强调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而且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在原有WTO框架下，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就已利用贸易规划进行不公平的补贴和出口倾销，其跨国粮食企业垄断了粮食贸易和种子，操纵粮食价格。我国应总结WTO粮食贸易规则谈判中的经验和教训，尽快了解新贸易组织的谈判内容，熟悉贸易新规则，力争尽早成为新贸易组织中的一员，在新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尤其关注农业和粮食贸易方面的贸易规则，与粮食出口国之间达成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稳定粮食进口价格和数量。为了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政府还应提高粮食进口关税，保护本国农业，降低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针对国际粮食产品对我国粮食行业的冲击，我国应尽快出台应对国际垄断组织操纵粮食行业的法律法规，遏制其不正当的经营行为。

篇2

1.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粮食产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同时，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贸易额的迅速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潜在问题正逐渐显现出来。笔者研究①发现，目前中国粮食政策所导致的产出增长主要来源于中间产品投入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提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当前中国粮食产业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因此，探讨其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连接构成一个经济系统，任何一项农业政策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所有产业部门；反之其它产业部门的变化又会反作用到农业部门的产出、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而在现实社会中非线形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因此，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需要寻求一个更加全面、优化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具有如下主要优点：①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按照协调方式同时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机制，且定量解释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②替代可能和非线形关系。CGE模型使国内产品和进出口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不完全转换等替代成为可能。③价格内生和混合经济体制。CGE模型包含了通过价格激励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可以刻划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性。

这样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运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该冲击对经济总量、结构、相对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局部。

2.建立一个适用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CGE模型

2.1粮食CGE模型具有的新特色：粮食CGE模型是在新古典CGE模型（Dervisetal.1982）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形成的。本文模型具有如下新的特色：首先在政府预算账户中引入一个外生变量-政府补贴，主要用于分析生产补贴是如何影响粮食成本、产出和农民收入。

其次，本模型的数据库是笔者依据最新GATP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包含六个农业产业及六个非农业产业③，一方面可以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内部及非农业产业对农业部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一些农业政策的局部分析所忽略；另一方面主要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间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农民福利的影响。

再次，劳动力被进一步细分为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主要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非技术劳动者在农业产业内、农业和非农业产业间的流动效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产出和收入的影响。

最后，进一步细分制度部门。在粮食CGE模型中，制度部门分为三部分：居民户、企业和政府。其中，居民户和企业又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和城市两种类型。主要目的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收入变化引起的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消费变化的间接影响。

2.2粮食CGE模型的数据库和方程式体系。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建立一个最新的包含六个农业部门的中国粮食社会核算矩阵（SocialAccountingMatrix,SAM）。这个SAM的建立是把来源于GTAP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通过RAS的方法编制而成的，它构成CGE模型的基础数据库。

粮食CGE模型的方程式体系中，用CES生产函数代替C-D生产函数，剔除了C-D生产函数中存在的不完善成分。另外，在国际贸易部分，采用了CET函数形式。

3.模拟分析

针对目前粮食产业中存在的潜在问题，本文提出三套解决方案即：增加粮食部门的生产补贴，提高粮食品种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贸易的自由化。由于CGE模型具有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定量分析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

在模拟方案1中，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导致较高的粮食产出。这是由于此项措施通过有效地消减成本进而降低粮食生产价格，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的粮食消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0.7%，这主要是由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了2.57%拉动的。另外，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此项措施对农民收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其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相同收入增长水平下的农村居民户消费量会高于城市居民户，因此，农村居民户收入的增加有效地刺激了消费的增长，明显地支持了非农产品的产出。

相应地，生产补贴也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首先，在政府账户方面，为了支付生产补贴，政府不得不提高借入额。虽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率在模型中保持不变，但是增加的居民户收入和消费需求可以使政府收入通过直接税和间接税有所增加。其次，在投资方面，由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导致政府帐户支出的增加。在政府其他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导致政府投资的减少。这样对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产业比如说建筑业，机器设备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生产补贴这一方案在短期内效果比较明显，但由于投资增长的降低将直接减少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从而影响经济系统长期的增长潜力。

3.2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效果（方案2）。本文假定模型中技术变化是中性的，我们通过改变CES函数中的参数值评价各个粮食品种由于TFP改进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这个模拟结果如表3所示。

描述了生产率增长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由于农业部门内部以及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相互关联，TFP增长对粮食部门以及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增加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其中唯一例外的是建筑部门和采矿部门，这是因为二者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间的关联程度很小的缘故。

另外，粮食部门TFP增长引发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效果，由此引起的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最终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及非农业部门的总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总体的收入水平，但针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综上所述，此方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GDP的增长，五种谷物的TFP同时增长的综合效果引起GDP增长19%。

3.3粮食部门TFP增长和贸易部分自由化的效果（方案3）。这一部分，主要运用粮食CGE模型分析在未来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背景下，模拟和评价粮食部门TFP增长的经济效果。

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这一部分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综合影响。在生产部门中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贸易出口部门和进口依赖部门（例如能源、机器设备产业等），粮食产出明显增加。

（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的模拟结果有一些显著的不同。其中，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作用。

收入在不同居民组中的变化表明贸易自由化具有较强的促进“平等”的效果。其中，农户收入增长最大，这种情况和模拟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农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程度优于城市居民的。可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受益于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贸易进一步的自由化（关税消减50%），而目前的贸易政策格局对城市居民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由于关税消减政府收入下降5.8%。这意味着关税消减带来的收入损失大于由于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税的税基扩大及企业、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收入盈余。

贸易自由化对GDP的影响相对明显。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情况下，GDP上升2.55（只考虑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GDP上升1.96%。

上述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贸易自由化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在目前阶段，一个主要的影响是能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背景下，有效地促进和协调“增长和平等”两个目标。

4.结论

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粮食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定量分析和评价解决粮食潜在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本文研究发现：

4.1增加粮食部门生产补贴的政策可以通过消减成本有效地降低粮食产品的生产价格，从而增强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粮食产品的消费量；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农民收入增加，国内的整体消费需求增加2.57%；可见，生产补贴这一政策方案的短期效果比较明显。但从中长期角度分析，由于投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的减少，从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潜力。

4.2提高粮食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促进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研究发现，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导致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终引发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的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整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TFP的改善虽然提高了整体收入水平，但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这个结果暗示，此方案会加剧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与局部模型得出的分析结果相反。

4.3在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况下，模拟部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结果表明，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同时对比第二套政策方案（只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形），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limeng(2006)

②由于根据目前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投入产出表》尚没有对农业部门中的种植业进行细化，因此本文研究所需的相关数据来源于GATP数据库

③12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大米、大麦、其他谷物、蔬菜和水果、其他种植业、其他农产品、能源和矿产品、食品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流通业、服务业

④目前的粮食政策所导致的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间产品投入的增加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逐渐上升，必然推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概括地说，目前我国粮食产业存在着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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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国家粮食局调控司与2004年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定义，认为粮食安全从本质上讲，是指一个国家满足粮食需求的能力，以及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贸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概念与世界粮农组织（FAO）定义的粮食安全稍有不同，但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据此，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和水平，包括生产、进口和储备能力以及满足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保障能力；二是消费能力和水平，包括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三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机制和途径。本文将从粮食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并探讨对策。

一、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总量安全，人均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自2003年来保持稳定增长，2007年突破5亿吨，2011年达到5.7亿吨，2012年为58957万吨，除大豆外，其他种类粮食自给率均高于95%的安全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400公斤定为粮食安全的标准，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2010年达到409公斤，2011为425公斤，达到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数量安全但质量不高。无论是米面油等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还是肉蛋奶等经转化后的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近年来质量安全问题不断出现。比较典型的如2013年5月的“毒大米”事件、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2009年轰动全国的“三鹿”事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污染，使得土地、水源等受到污染，粮食质量受到影响；二是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粮食中残留过多有害物质；三是由于监管不力，使粮食在储存、加工、销售环节被污染，最终导致问题食品流向民众的餐桌。

二、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

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一国的粮食总产量取决于耕地数量和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能力，其中耕地数量是保证粮食生产最基本的因素。

耕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数量在一国范围之内是有限的。耕地总量的减少是对粮食安全最大的威胁。数据显示，1997～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高达1132万亩。中国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2010和2020年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这是中国耕地保护的“红线”，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基本保证。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耕地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耕地保护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人口增加，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建设用地不断增加；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等导致的生态退耕使耕地数量减少；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部分地区耕地抛荒严重。

提高单产受多种因素制约。耕地质量是影响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单产还受到复种指数、化肥使用量、农业科技贡献率、水利设施、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农科院屈宝香等（2009）对影响中国粮食增产潜力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提高单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提高单产最直接的方法。有研究认为，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理论值可达198%，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是，复种指数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片面提高复种指数会透支土地肥力，使耕地质量快速下降，还会导致化肥的过多使用，对粮食生产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大部分的粮食主产区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导致农田水利基础配套设施严重落后，防灾抗灾能力低下。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灾害频繁，这些因素都极大限制了粮食单产的提高。

人口增加的刚性。粮食的需求量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都是刚性增加的。虽然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万到1000万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2年左右，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4.7亿人左右。

人均粮食消费量不断提高。人均消费量包括人均口粮消费量及饲料粮、工业非食品加工粮等的需求量，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的数量停止增长或者开始减少，但是肉蛋奶等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畜牧业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一般来说，猪肉的粮食转化率为1：4，鸡肉的转化率为1：2，牛羊肉的转化率为1：7。以2009年13.35亿人口为基数，如果每人每年增加1公斤肉类消费，粮食消费会增加52.8亿公斤，相当于2010年新增粮食产量的34%。据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计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均粮食需求量达483公斤。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新加坡等在人均GN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左右。虽然我国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400公斤，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需求量会长期保持增加趋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末总人口134091万人为基数，当人均粮食需求达到483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64766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的基础上增产9.9%（5809万吨）。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73750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增产25.1%（14793万吨）。

三、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判断是谨慎乐观的。目前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是一种脆弱平衡，随着人口和人均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这种脆弱平衡必将会被打破。粮食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贸易。要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不遗余力地提高粮食产量。以保护耕地为基础，提高单产为目标，确保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加强对抛荒地、闲置地的管理和利用。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对土地的占用等多种因素，人地矛盾尖锐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耕地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在合理范围内提高复种指数，控制化肥和化学药剂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有研究显示，全国农田只有49.6%实现了有效灌溉。如果能够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解决灌溉问题，粮食产量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全国耕地有2/3为中低产田，可通过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方式增加土壤肥力，提高耕地质量。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特别是对良种研究推广，新型耕作模式及灌溉技术等能直接提高粮食产量、节约能源的研究。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支撑。“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建立有效的农业利益补偿机制，增大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研究对部分人群征收粮食消费税的可行性。2011年，中央财政全面取消了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此举大大减轻了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负担，促进了粮食安全。2005年两会期间就有专家提出开征粮食消费税的建议。2010年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中，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再次提出，我国应该探索建立“粮食消费税”，将征收来的税金用于支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建设。有学者认为，粮食消费的最大群体恰恰是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非常有限，因此在全国范围开征粮食消费税，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实际上是“劫贫济富”。粮食消费税的征收是否有可行性，税基和税率如何确定，征税对象的范围如何划分，怎样才能真正起到补贴粮食主产区农业建设、促进粮食安全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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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雅鹏，王薇薇，吴娟.我国粮食安全的热点问题辨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1）.

篇4

粮食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应主要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顺畅国内粮食流通储备体系、保证粮食进出口能力等方面着手。自2004 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5 年实现了粮食大丰收，粮食自给率高于95%，粮食生产与进口压力不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顺畅国内粮食流通渠道。2008 年，面对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粮食价格爆涨甚至粮食供应紧张的现象；而在中国，恰逢粮食增产，实际情况是市场粮价稳定、粮食主产区的粮农卖粮难。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的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对接存在问题，粮食收购市场中生产者、中间商、终端收购分销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性差。因此，分析并理顺粮食收购市场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到有的放矢，对解决中国粮食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模型评价执行效果

面对复杂多变的粮食购销形势，为了避免出现谷贱伤农和粮价大幅波动，国家于2004年出台并实施了以最低收购价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托市政策。到2010年为止，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范围依然有严格规定，一般是主要粮食品种的重点主产区，如早籼稻主要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西等省区；中晚稻主要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吉林、黑龙江、广西、江苏、辽宁、河南等省区；小麦则主要是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等省。

下面我们以中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区域（安徽、黑龙江、江苏）和非执行区域（山东）为目标，对最低收购价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

可以发现在政策执行前，评价模显示给出的分数显示粮食生产有走下坡路的趋势，但是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的开始执行以来，执行区内粮食生产趋势开始逆转，并且持续向好，2008年以后都处于中上水平运行。而作为中晚稻最低收购价非执行区的山东，虽然有所好转，但却反复不定。

总结与讨论

篇5

一、西峡县粮食区发展及金融支持现状

（一）西峡县粮食区发展现状

西峡县境内的地形较为复杂，但温度适宜，雨量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该县形成了以菌类、水果、药材为主的三大主导产业，在我省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范，成为核心粮食生产区。

近年来，西峡县委、县政府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提高菌、果、药的产量，增加农户收入，增强涉农企业的盈利能力，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据统计，该县规模农产品企业达到42家，其中国家级重点企业一家，省级重点企业一家。这些企业带动个体农户在生产链条上进行种植、加工与生产，促进该县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二）西峡市粮食区金融支持程度

西峡县政府十分重视对涉农企业，尤其是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的企业，并给予他们宽松的信贷条件。西峡在之前短短几年时间里，以宛药为重心，在信贷链条上进行了一连串系列开发，先后申办了4900万中药材提取生产线项目，5000万中药材基地项目，1.5亿续贷项目。2009年又将仲景大厨房香菇酱项目和太圣药品包装项目纳入发展规划。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西峡县鼓励和扶持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是积极组织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到周边地区考察学习产业化发展模式、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等，开阔了视野，坚定了办好合作经济组织信念。二是积极争取为专业农民合作社申报示范社项目，通过示范社项目的引进，对西峡县合作社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三是大力推进“公司+合作社（协会）+基地+农户”的新型产业化经营模式。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真正结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目前，全县共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97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38家。带动3万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

二、西峡市粮食核心区金融支持面临的问题

根据西峡某农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的结果如下：

（一） 缺乏规范的政策性引导

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民未参与过政府组织的关于农村金融的培训，仅有5%的农民参加过且认为收获很大，其余15%虽然参加过培训，但成效甚微。除此之外，超过75%的农户对西峡的信贷政策不了解。由此可见，当地政府并未有效的提供相关的政策指引，最终导致村民对金融政策的不敏感甚至是误解。同时也反映出当地政府政策上传下达不到位，缺乏规范和政策引导。

（二）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

对该村金融计划调查显示，近几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将近90%的村民拥有自己的存款。但保险发展程度有限，村民对保险十分抵触，害怕被骗，因而习惯性拒绝。除此之外，借贷业务一般，并没有很多人从事借贷项目。综上，保险、信贷产品的短板决定了当地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健全。

（三）金融创新不足

大部分村民并未听说过金融创新产品，这首先是由村民自己的文化水平决定的，其次是由于当地政府缺乏政策指引，也导致当地金融创新严重不足，长时间停留在从农信社、银行借贷款上，既不了解现在的金融政策，也对如何利用政策为自己牟利而不感兴趣。

三、河南省粮食核心区构建中金融支持的建议

（一）完善政策配套机制

统一财政部门对农村资金的投资渠道，使得所有扶农资金达到有效配置，促使的正规金融部门以低利率帮扶农村经济发展所产成的高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以此来刺激正规金融部门的支农积极性。同时，建立农村内源资金回流机制。正规金融部门放弃在农村支行只存不贷的职能，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促使民间资本在监管体系内正常运转的同时刺激其对民间资本投融资的积极性，提高对农村经济投融资的规模。

（二）构建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发展

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落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城市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应逐步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商业银行农村服务，提高想农业发放贷款的比例，针对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差异化改革，以此根据不同经济主体的需求不同，加快农村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创新，增加金融服务类型，提高服务质量，为粮食核心区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三）利用创新型金融工具服务农村经济主体

对于我省粮食核心区建设，农村经济主体可充分利用新型互联网金融工具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对于个体农户而言，央行应加快农户信用评级的实施，将农户的电子信用档案与农户贷款审核与优惠政策等相挂钩，促使农户更严格的管理自己农作物的同时，降低农村金融体系的风险压力。大部分涉农企业属于小微企业，它不仅具有农业经济的不足之处，还具备小微企业的各种缺陷，而我省粮食核心区的“宽带工程”已初步得到实现，互联网网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涉农企业可利用众筹互联网金融工具来满足自身的大量资金需求，也为其持续发展提供的极大的可能性与空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项目。我省粮食核心区应积极倡导民营银行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为了加快粮食产业化的发展，提升粮食经济运行质量，国家启动了粮食物流园区建设，并已在部分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规划建设了数十个项目。由于粮食物流园区投资大（一般投资在5亿至20亿元人民币）、项目构成复杂和建设周期长，导致项目投资易超出概算，即建设行业的“三超”现象。本文结合上海某大型粮食物流园区（以下简称“A园区”）概算的调整，分析导致超概算的原因，并提出调整概算原则和调整的主要内容，从而对类似工程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1超概算原因分析

1.1人工、材料及设备市场价格的变化

由于近几年国家发改委价格指数为零，编制概算都不计价差预备费。概算从编制年到项目实施阶段要经过一定的年限，这期间建筑材料、燃料、钢材等价格都会发生一定变动。如就“A园区”而言，初步设计概算依据2004年7月上海建设工程标准与造价信息编制，施工高峰期为2007年，此期间人工、材料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1.2建筑规模、标准和内容变化

工程建设单位为了提高建设标准以及应对工程建设内容的变更，追加投资，增加赔偿和征地数量，有的甚至刻意超前设计，追求大而全、高标准和高档次，从而超过概算。

如“A园区”在建设过程中，超出批准范围而建设的项目有：输油管架及基础、大米加工区缓冲仓、综合服务楼、长江码头疏浚工程、打包车间、散粕筒仓及提升塔等。扩大建设规模的有：精炼车间的建筑面积从2664m2调整到4639m2，浸出车间从2760m2调整到3251m2，粕库从2304m2调整到10177m2，小包装成品库从3888m2调整到16632m2等。

1.3设计深度不够，随施工不断变动

建设单位为了尽快将项目投入使用，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和经济规律办事，任意简化和减少基本建设程序和环节，压缩设计时间，弱化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边设计、边施工，造成投资决策失误，设计深度不够和设计更改频繁，致使设计概算与施工图预算出入较大，工程造价无法得到控制。

1.4施工合同简单，建设管理不力

由于建筑行业项目建设周期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干扰因素，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相互扯皮，钻空子增加造价，这主要是由于施工合同过于简单，对施工期风险和各种变更增加的费用没明确的约束力。另外，建设单位有关人员如不熟悉相关业务，在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时，对工程价款的结算方式和依据没有充分考虑，造成实际建设费用超过概算。

1.5造价控制环节脱节

目前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管理部门都采取分段式的管理方法,与之相应的估算、概算、预算和结算也是分段编制的。设计单位一般负责初步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结算一般都不参与,造成投资控制的脱节。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材料、新设备不断更新，价格不断变化,定额调整滞后，对工程造价的约束力降低，预算和结算差距不断增大，如果设计单位缺乏信息反馈，不了解实际发生的工程成本，做不到评价前阶段造价的控制，更无法进行事后分析。

2概算调整的原则与依据

2.1调整原则

调整概算是一项难度大、政策性强的工作。它既不同于初步设计概算又不同于施工图预算，调概关键在于“调整”二字，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调整概算增加概算投资，不但要有增加投资额，而且要有详细的原因分析说明，实际上是为增加投资提供依据。在工程建设中施工图包括施工现场设计变更，与初步设计进行比较，既有量的变化又有价的变化，同时调整政策性和非政策性两方面发生的费用。在调整过程中应以原编制概算为基础，结合工程实际发生、现行政策及物价水平，编制出符合目前实际情况的概算调整文件。编制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符合现行政策、法规文件要求，符合建设过程实际物价情况与目前物价水平；②纵观全局，全面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③符合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情况；④全面考虑、统筹协调原概算中子项的已建、在建、待建内容，已定增加子项的已建、在建、待建内容，为整体功能发挥及提升功能需要拟再增加的子项及专业内容。

2.2概算调整依据

概算本质上是对建设成本的预测,是项目法人(业主)用于控制建设成本的依据。一般情况下概算调整的依据如下：

①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程和强制性标准；②有关部门颁布的现行概预算定额、费用定额；③单位估价表及经授权部门批准的补充定额单价；④材料价格；⑤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及施工技术方案；⑥其他有关的计价取费规定。

“A园区”在进行调概时主要依据有：调概委托书；沪建建规[2005]283号文“关于A园区（库区生产设施）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2006]93号文“关于A园区初步设计的批复”；中标书、合同书、预算书等有关资料；《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00）、《上海市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00）、设备厂商产品询价及类似工程的技术经济指标；上海建设工程标准与造价信息（2004.7-2009.3）。

3概算调整的范围及内容

3.1概算调整范围

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经批准后，就成为国家对该项目的投资最高限额，原则上不予调整，但调整概算在工程建设中常有发生。在进行概算调整时首先明确调整的范围：

①初步设计批复概算投资范围内项目，简称批复项目。②初步设计批复内项目，但由于受投资所限列为缓建，简称缓建项目。③初步设计批复项目之外增加的项目，简称增建项目。该部分项目是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随着设计的深入及细化，为使项目更加完善与功能提升而增加的、为最大限度的发挥本项目经济效益而配套增建的子项及专业内容。

3.2概算调整内容

调整内容包括：工程费用（含建筑工程、工艺设备及安装、电气设备及安装）、其它费用、配套费用和独立工程费等。

3.3概算调整的计算方法

工程项目进行概算调整时根据项目的进程和分类确定计算方法，依次如下：

①已决算或已完成施工的项目，按决算价或结算价；②已签合同或已施工但尚未完成的项目，按合同价、变更及签证计价计取，同时考虑涨价因素。③尚未施工或刚开始施工的项目，按初步设计概算、调整后（现在的）规模和目前材料及设备价格（上海建设工程标准与造价信息2009年3月）计算。④尚未实施的子项，按目前建筑材料及设备市场价格（上海建设工程标准与造价信息2009年3月）套定额计算。⑤工程建设其他费，其中：调整后的建设单位管理费根据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号）文件计取；调整后的设计费根据《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计取；调整后的监理费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计取；其余已发生的按实际计入，尚未发生的暂按原批复概算费率计取。⑥工程预备费：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其中：尚未完成结算的子项按5%计取；已完成结算的子项按3%计取。⑦工程建设配套费用，已发生的按实际计入，尚未发生的暂按原批复概算费率计取。

4结语

粮食物流园区通过概算控制可以确保项目按计划完成,提高投资效益，避免浪费现象发生，避免造成宏观上基建规模的失真,有助于国家经济良性运行；同时能够使很多施工企业、制造企业的承包款、售货款及时落帐,避免三角债现象,提高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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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6.059

实现粮食安全生产、流通，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支撑国有粮食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新的税制环境、新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对税种涉税优惠进行梳理，是进一步规范税收筹划、落实国家政策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营改增”的改革背景之下，国有粮食企业收税政策的调整，国有粮食企业增值税征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规范并引导国有粮食企业的健康发展。

1 资格认定

2015年5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粮食免征增值税审批事项取消前后有关管理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正式施行，国有粮食企业在销售粮食中享受免税的优惠；审核工作程序取消，改为备案管理。在公告中还明确指出，享受免税政策的国有粮食企业，应向所在地粮食管理部门、国税局进行备案。新的税务制度、新的政策背景，强调国有粮食企业应依据实际情况，按照相关文件指示精神，做好资格认定等工作。

2 免税范围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免征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销售过程中，必须遵循“顺价”原则。对于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销售中享受免增值税的政策优惠。具体而言，国有粮食企业除了“军队用粮”、“救灾救济用粮”等销售领域，一律征收增值税。梳理国有粮食企?I免税范围，对于企业核算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企业在税务筹划、经营管理中，应强化对国家税收政策的有效运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1 军队用粮

军队用粮具有特殊性，对于凭军粮供应证、军用粮票供应的粮食，免征增值税。这一方面说明，国有粮食企业在国家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国有粮食企业按《军粮供应与管理办法》填报“军粮销货证明单”和“军粮出库差价报单”等，按要求专账核算，用好国家优惠政策，提高业务经营效率。

2.2 救灾救济粮

救灾救济粮是一定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的重要物资保障。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按照规定销售价格，面向受灾群众供应的粮食。对于这部分粮食，实行增值税免征政策。

2.3 植物油业务的税收问题

2014年5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免征储备大豆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免税政策范畴进一步扩大，由传统粮食领域，延伸至大豆等油料领域。在食用植物油业务中，对于除“政府储备植物油销售”以外的业务，一律需要征收增值税。因此，对于国有粮食企业，若在经营中有免征税收范畴的“粮油品种”，可依法办理相关的免税手续。

3 企业核算

企业核算是税收政策落实的关键，也是强化税收筹划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对于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为此，国有粮食企业应切实做好核算等工作，进而确保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落地。

为了说明国有粮食企业核算这一工作，本文举例进行说明。X国有粮食企业是经粮食部门设立、税务部门核定的享有免税资格的国有企业。在2016年7月，该公司主要发生的经营业务有：

（1）顺价销售粮食，销售额107.5万元；（2）救灾救济粮销售，销售额215.93万元；（3）杂粮销售，具体销售情况为：①红豆3.0千斤，销售额1.8万元（不含税），平均收购价4.25元/斤（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②绿豆5.0千斤，销售额2.5万元（不含税），平均收购价3.5元/斤（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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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2-0026-05

一、引言

我国小农户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与大市场对接难的问题，[1]它使农民陷入“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决策困境，并引发了粮食安全隐患。粮食宏观调控机制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市场功能的作用不断弱化、调控政策的保障力和执行力下降的趋向，以及政策调整的步伐滞后于粮食形势、市场化形势、宏观调控形势发展等突出问题。[2]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虽然发生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但是行政手段却没有像主流经济理论昭示的那样淡出宏观调控，反倒是一再被倚重。[3]吴能全等通过模型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行政干预不仅无法达到政府干预的目的，甚至会产生更大的背离，进而提出了一个基于市场交易的间接干预方式，试图通过信贷杠杆解决粮食购销市场中的信息与激励问题。[4]但由于没有解决发挥信贷杠杆作用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问题以及相关法律与规制的完善问题，因此它仍难以解决我国粮食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运用偏多、副作用较大等问题。

本文在分析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机理的基础上，着重对实际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从既已研发并取得初步试点成果的RFID农户结算卡系统（以下简称农户结算卡系统）出发，对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信息化对策等进行重点探讨。

二、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机理分析

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是指通过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域中的一些主管单位及其所属职能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对粮食价格等异常波动现象进行直接调节与相关环境治理的活动总称。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机理是对粮食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缺陷进行矫正。设Xi为粮食宏观调控的主要指标值，如粮食与农资等价格、种粮收入等；Hi与Li为市场自身调节与非行政手段调控所事先设定的Xi阈限值，则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Y可以表示为：

Y=Xi[Li，Hi]

Y=0 00

Li≤Xi≤Hi

这一函数表明，行政手段是否要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应当由Xi与Li、Hi值来确定。当 Li≤Xi≤Hi时，粮食宏观调控的指标值在其合理的阈限范围内，粮食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没有必要或必须放弃；当XiHi时，粮食宏观调控的指标值超出其合理的阈限范围，则进行必要的粮食行政调控。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以及粮食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与社会化手段等作用，只是当他们失灵或存在致命缺陷时才进行行政干预（参见图 1）。

图1 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示意图 根据操作目标与政策工具的不同，可将粮食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细分为以下四类：（1）通过产业规制、贸易规制与市场秩序规制等对粮食企业的市场准入与过程进行监管；（2）对耕地、资金等生产要素进行直接控制；（3）对粮食宏观调控调控对象与主要指标进行直接干预；（4）对粮食宏观调控部门及委托的国有企业执行情况进行行政监督。（详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据黄伯平“行政手段参与宏观调控：实质、特征与原因”（《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0期）及相关材料整理。

由于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异常复杂，且某个社会性事件引起的粮食价格上涨等情况会与粮食供应链牛鞭效应结合产生粮食需求与价格的连锁反应，因此有关部门只有对农资供应、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各环节进行一体化考虑才能收到良好的系统调控效果，即某环节的调控效果会因另一环节的不利影响而大打折扣，如农资价格上涨会严重影响托市收购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因此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涵盖从田头到餐桌所涉及到的所有供应链环节（参见图 1）。由于作为一种外部性的直接控制，行政手段并不直接指向产生问题的本质，只能是应急之策、治标之策。所以，行政手段往往是在其它手段失效时才选择实施，且当粮食宏观调控形势较为缓和时，应尽量减少行政手段的使用，并努力通过其它手段来弥补行政手段的不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发挥行政手段在粮食宏观调控制度完善、微观规制与跨部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等综合治理方面的促进作用，以期从本源上优化粮食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环境条件，有效减少行政干预。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不能仅仅界定为平抑粮食市场异常波动，还应包括粮食宏观调控综合治理等内容，例如粮食宏观调控制度、法规、微观规制及跨部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等。

三、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实际问题及原因

（一）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突出问题分析

1993年我国粮食统销政策正式宣告结束，但不久就出现了波及全国的粮食销区库存紧张、粮价暴涨等现象。随后相继出台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等行政性粮食宏观调控举措（参见表 2），出现了随着粮食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明显强化、行政干预所带来的副作用大日益显现等方面的态势。这里着重从2004年以来最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的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方式——粮食最低价收购来说明。

1.粮食最低价收购的实质是政府基于微观规制的行政干预。

从200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粮食最低价或托市收购政策。它主要指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委托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简称中储粮总公司）等按政府事先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民的余粮，其基本出发点是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生产”的良性机制。但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其实质仍是政府基于微观规制的行政干预。其主要表现是：1）实施最低价收购的地区、品种、价格、标准、时间、程序等由政府统一确定；2）国家对执行最低价收购的主体实行最严格的准入制度——通常仅有中储粮总公司一家，且所涉及的贷款发放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负责、高额成本费用大多由国家财政特别列支等又进一步刚化了这种准入性；3）收购粮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国家，负有看管责任的有关粮食企业通常是按政府要求对所储粮食进行定点、定时、定量、定品种与价格范围的定向拍卖；4）中储粮总公司负责托市收购的量往往超出区域收购总量的一半。据报道，从2006年6月1日到9月30日，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共收购托市小麦362.5亿斤，占河南省当年小麦产量的63%，远远超过往年50%以内的商品率水平；而中储粮总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共收购814亿斤小麦，占全国小麦产量的40%。粮食最低价变成了事实上的国家保护价，形成了实质上的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5）国家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条例对实施过程与结果实施仔细而严格的多种行政检查，但粮食收购企业的寻租行为等仍然屡禁不止。

2.粮食最低价收购启动的频度高、副作用大

表3可以看出，2004- 2008年期间，托市价格制定得并不高，只有部分粮食品种启动了预案。2009-2011年国家大幅提高了托市价格，其中2009年提价幅度最大，各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均提高了15%左右；粮食最低价收购启动的频度也明显增高。每每启动预案都会对农民利益保护等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小看的副作用。2006年9月30日，国家“托市收购”结束，这时市场粮价仍徘徊在最低收购价附近，但从11月中旬开始，不少地方粮价大幅走高。这种情况使得政府又不得不采取与最低价收购刚好相左的迅速平抑粮价的做法，而这时离最终低价收购结束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为此粮食最低价收购扭曲了粮食的真实市场价格，令市场供需信号紊乱，弱化了原来粮食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它极可能在托市的同时又埋下了人为刺激粮食涨价的隐患，从而使我国粮食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非内生性特点——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等。

3.对粮食最低价收购的执行主体监督协调难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承担着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信贷偿还、储存保管与委托拍卖等责任。由于它的库点相对较少，因此在托市政策执行过程中，绝大部分的收购任务由受委托的一大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共同完成，这使得政策的责任主体与实际任务完成主体分离。中储粮公司不仅要开展收购业务，还要监管其委托的收购企业；不仅要控制好收购中的各种风险，还要妥善处理好自己与委托方的关系，以及公司政策性业务与增值性业务之间的平衡协调。中储粮的每个直属库平均要管理数十个委托收购库点，而且很多乡镇级的延伸库点比较分散，易出现托市收购粮的监管真空，从而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有鉴于此，2010年，除中储粮外，中粮集团、华粮集团、中纺集团也委托收储夏季小麦，但又出现了市场上一度哄抬小麦价格现象，因为收储有国家财政补贴，多收粮食意味着获得更多收益。于是粮食最低价收购的执行主体不管是多还是少，都存在着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协调等问题，而应对的常见办法，则是出台更多的监管措施，使最低价收购呈现出更多的价格管制特征。

（二）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问题的原因分析

1.种粮收入的长期偏低严重制约着市场机制的增强。

种粮农户所涉及的产权激励，首先表现为产权制度健全赋予农户使用耕地的排它权收益，其值的大小取决于耕地流转时的流转费或租金。其次是与排它权密切相关的交易权，主要表现为广大农户所种产品的市场交易收益。由于粮食生产、经营与调控间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等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国种粮农户的交易权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与保障。2002年迄今出台的一系列以免税与补贴为核心内容的反哺农业政策，如全面取消农业税等虽弥补了一些不足，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种粮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并确保种粮农民的收入，并借此可持续地保障粮食安全就成了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指针，而当一些经济手段难以产生有效效果时，行政手段就成了粮食调控的最后选项。

2.我国粮食安全的突出个性制约着宏观调控经济手段作用的发挥。

2004-2011年我国粮食连续八年增产。可就在同期，出现了数次较大幅度的粮食价格大涨大跌现象[6]。面对这种十分复杂并带有应急性的粮食价格波动现象，着眼于经济手段作用发挥的一般性粮食宏观调控，往往难以收到如期成效。主要表现在我国粮食宏观调控所涉及到的政府部门众多，在目前法规基础相对薄弱、粮食产供销管理脱节现象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国内外粮食行情复杂多变，以及跨部门共享的粮食调控信息系统欠缺的情况下，常规性的粮食风险基金、粮食专项储备、经济政策等粮食宏观调控工具往往会错过最佳的调控时机。即使把握好了时机，也会因这些经济手段的固有不足及可能的运用欠当而难以收效。虽然政府直接干预粮食市场或价格同样会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但由于政府部门能找到一个处理效率与租金抽取两难冲突的解决办法，因此在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行政手段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粮食宏观调控。

3.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重心有偏差。

平抑粮食价格异常波动往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故可以理解为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下策，而上策则是通过粮食市场化改革开放方案的顶层设计以及信息等支撑条件的改善，有效促进粮食市场流通的优化，并借此降低行政手段直接平抑粮食价格异常波动所带来的巨额成本。以《2010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及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5.31%为例，国家在收购环节对执行最低价白小麦政策的临时收储企业给予的各种财政补贴为每年0.054元/kg，相当于最低收购价的12%，如考虑后期集中竞价销售阶段发生的支出，我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强制介入的财政成本会更大。但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往往重视了针对粮食价格异常波动的粮食宏观调控，而忽略了比它更重要的粮食宏观调控环境治理。其主要理由为，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政策文件较多，内容过于粗放，且经常处于变化状态，容易产生理解与执行方面的短视性、偏差或随意性，而业内普遍看好且又非常基础的《粮食法》却因涉及的多方利益难以协调等而迟迟没有出台[7]；有调控部门对各类粮食企业所收购的粮食数量、质量、品种、时间、地点、物流等信息掌握不准，对各类粮食企业是否按有关调控要求进行储运、吞吐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从而使有关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与快捷响应性显得十分缺乏。

四、基于农户结算卡系统推广视角的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对策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有效解决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问题需要从行政手段平抑粮食异常波动本身，以及粮食宏观调控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从上面所说的最低价收购来讲，则主要是对其产生的条件及所处的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如通过更大力度的农民种粮直补与信息化建设等增强粮食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能力等。而在这里，则主要从农户结算卡推广视角对学术界探讨相对较少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对策等进行分析。

农户结算卡系统，即《农户结算卡示范管理系统》是由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的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农户结算卡实现全社会的粮食流通信息采集，准确掌握试点区农户粮食交易数量、市场价格行情、粮食流向等信息；通过采集数据的处理及交换，为有关部门实行精确的粮食宏观调控，以及农户按商品粮数据发放种粮补贴等提供准确依据等。2010年，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粮食局与奔牛镇人民政府等在江苏省常州市奔牛镇范围内进行了该项目的联合试点，并于夏收夏种期间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农户结算卡项目初步试点的效果喜人，能真实反映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基本数据，农户结算卡项目客观公正，能够充分发挥各种惠农补贴的促进作用，农户结算卡项目真实可信，能够为粮食宏观调控提供及时、准确的动态信息农户结算卡项目涵盖面广，有助于形成全方位的为农服务体系。[8] 而在这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农户结算卡系统有助于从信息化角度促进行政手段更多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优化，具体表现在：

1.农户结算卡系统使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更好地建立在发挥而非削弱市场作用的基础上

虽说现行的农户结算卡仅包括农户耕地、播种面积、品种结构、计划交售数，以及实际交售的数量、质量、时间、地点、对象、价格、货款、财政补贴等情况，但随着人们的意识提高与有关作用的日益显现，农户结算卡所能承载的信息可以涉及农户产前、产中与产后三个领域。农户产前领域信息包括农业机械、化肥、水利、农药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需求信息；农户产中领域信息包括具体种植与相关服务等需求信息；农户产后领域信息包括农产品产后加工、储藏、运输、营销及生活消费品等需求信息。从而形成粮食宏观调控及相关服务部门充分了解并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户需求的“众星拱月”效应，有助于增强农户参与粮食市场竞争的动力、能力，进而能使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更好地建立在发挥而非削弱市场作用的基础上。

2.农户结算卡系统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多环节协同

由于农户结算卡能准确掌握农户交售粮食的数量、质量、价格、时间等具体数据，因此能真正地按图 1所要求的那样进行一体化的粮食生产调控、流通调控与消费调控，特别是有利于做到按农户交售粮食的数量与质量进行财政直补等，并借此改变“种粮收入长期偏低严重制约着市场机制的增强”的不利格局，从有关条件的创造上促进粮食宏观调控效果的改善（参见表4）。

注：①根据粮食流通信息化解决方案[9]与有关调研整理而成。

②种粮农户的能力与相关部门服务成正比。

3.农户结算卡系统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缺陷的矫正

防止粮食宏观调控多主体难以协调的关键是实时、准确地掌握我国粮食收购情况，包括收购主体、对象、价格、品种、数量、质量、地点、货款、补贴与进度等。由于通过农户结算卡系统能快捷有效地掌握我国粮食生产与流通的总体情况，以及国有粮食企业实际收购、储存、销售及地区分布等情况，因此它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缺陷的矫正，从而为政府统筹考虑粮食收购、价格调控与行政监督等奠定重要的数据基础。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呈现出非降反增之势，相关负影响也日益明显，需要从行政手段平抑粮食市场异常波动本身，以及相关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协同努力。由于农户结算卡系统可以使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更好地建立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多环节协同与缺陷矫正等，为此理应得到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农户结算卡系统项目因涉及到的多部门难以协调而致使进一步试点过程中的每斤稻谷2分钱补贴没有落实等而被中止，进而影响了对有关农户种粮、售粮等年度（一年两季）数据更为重要与必要的掌握。为此建议国务院把农户结算卡系统的进一步试点与推广作为改进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事项来抓，并尽快落实期间所涉及到经费拨付，以及相关软科学研究、政策配套调整与建设等费用开支；由发改委牵头对既已试点的农户结算卡项目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深度挖掘与系统提升，形成我国农户结算卡项目的推广规划，并在此基础上优先考虑对分散在公安、财政等许多部门的土地面积、农户住址、身份证等农户信息进行整合式管理，以方便农户结算卡项目的实施及其对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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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南地区 粮食安全 影响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粮食是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根基，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近几年来自然灾害频发，使得维护粮食安全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段开始，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总量基本平衡、丰年还有结余，使得粮食安全问题很容易被忽略。但中国是一个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研究如何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对本国以及国际都有深远意义。此次我们采取两种调研方式：团队、个人。历时一个月。经过统计、整理、分析得到大量有关粮食安全方面的数据信息，从中归纳出了有关威胁粮食安全西南地区存在的各种因素，为解决和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西南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及生产情况

西南地区地形气候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地区发展的主要农业种类不同。我们重点调查了四川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情况。四川主要粮食作物有稻谷、小麦、薯类、玉米、高粱、大豆等。据相关数据，近几年西南地区粮食种植面积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图2—1为四川省近五年粮食种植面积情况。由图表显示从2009年农业经济恢复增长以后，2010、2011又呈现下降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水稻常年种植面积为200万公顷，占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的30—40%，稻谷总产量1500万吨左右，是四川最高产的作物。玉米常年种植面积为1800万亩，占20—30%，总产600万吨左右。另一方面，西南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则大幅度上升，据团队小组成员自行调研反馈的信息，四川很多地区都引入了特色农业。

三、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

（一）我国西南地区主要务农劳动力状况及其影响

劳动力作为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重点调研了岳池县大石乡游家沟村。全村226户，总人口851人，此次总共调查访问了105人。调研结果显示主要务农劳动力出现有以下情况：一、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游家沟村外出打工人数达402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7.24%，每逢春种秋收季节都会出现严重的“农工荒”。二、农村劳动力劳动能力弱。主要劳动力年龄分布为70—60岁占45.6%，50—40岁占36.2%，40—30岁占16.1%，30—20岁占2.1%。三、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由于不懂科学文化知识，当遇到病虫害或其它自然灾害时，无法及时找到处理措施，导致粮食产量下降。

（二）自然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自然灾害对中国粮食影响显著，特别在西南地区。由于西南地区自然灾害抵御系统的不完善，更多的地区甚至没有抗自然灾害系统建设，从而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供给的安全性。

图3—1为四川省5月部分地区自然灾害情况及影响。据民政部公布中国上半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1336.1万人次受灾，465人死亡，97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773.8亿元。因此自然灾害不论是旱灾还是洪灾，都对粮食安全构成了直接挑战。

四川省2012年5月自然灾害情况及影响

（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其影响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大规模的调研数据显示，西南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的建设情况较差。据在大石乡游家沟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村基本上没有水利设施，因而在洪涝灾害时期，农民毫无办法，依然“听天由命”。同时当地交通极不方便，全村耕地661亩，公路总长仅为1.76公里。由于交通的不便利，大量的农作物无法运输出去，导致很大的经济损失。

（四）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政策及其影响

政府在农业上的正确合理的政策引导，对本地的农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四川省遂宁市东新乡水源不足，平地少而山地多，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当地乡政府于1996年向成都龙泉驿引进水蜜桃，大规模种植，因地制宜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从96年以前的年人均收入几百到如今的一万左右，人民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很多地区，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引入新的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同时在农民遇到一些自然灾害时，政府没有足够的重视。在游家沟村调研时，当地农民给我们估算了他们种地的成本（当地主要种植水稻）：首先是机械耕地30元/亩，种子费用为200—300元/亩，化肥费用100—200元/亩，农药费用约为150—250元/亩，收割35元/亩。当地水稻常年亩产量500—600千克，售价1000元左右。在人工劳动力成本不算的情况下每亩收入只有100—200元/亩左右。因此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无利润而言。

四、西南地区粮食的交易情况

稳定的粮价将使国内国外的米业市场的正常供应，对维护粮食安全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走访了当地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和当地地方粮食收购站后了解到，农民有两种处理新粮的方式：一，将粮食储存起来，价高出售。二，直接将新粮出售。在粮食购买方面，城镇人口多愿在超市直接购买，而农民则主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图4—1为四川省2012年上半年主要粮食价格的波动情况，价格有一定的波动幅度，但今年粮食销售价格持续走低。农民对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不满意，抑制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经济作物产量的下降和交易市场的炒作，导致价格偏高，使得人们的购买力相对下降，降低了经济作物的流通性。

五、西南地区国家粮食的储备情况和调控方式

中储粮以“国家队”姿态介入国内粮食市场，作为中央批准立项的市场调控项目，并配备相应的运输配送和批发市场等平台，对维护农民利益，维护市场稳定，服务调控能力有着巨大作用。据岳池县国家粮油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其主要储备粮食为小麦和水稻。同时四川粮食产量较低，粮食储备来源多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和东北三省。该负责人强调国家粮食储备关系国家稳定，因而储备相当严格。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入库储存的粮食有严格的标准，图5—1为其中一个粮仓的储备登记情况。在储存方面要求也很严格，通过电脑掌控粮食的温度、湿度以及病虫霉变等情况。

5—1中央储备粮专卡

六、解决西南地区影响粮食安全的措施和方法

四川近六成的耕地集中在山丘，人均耕地不足0.7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占全国2%的耕地却要养活占全国人民8%的人口。四川耕地承载的压力大，基础设施又比较落后，粮食生产任务特别艰巨。针对此次粮食安全调研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应根据西南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推动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引入适合当地发展的农作物

当地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农业发展，深入研究当地的气候特征和地理环境，引入适合其生长的农作物。要学习国家主要粮食生产基地和特色农业基地的生产模式，并形成自身发展的特色。同时加大农业体制的改革，发展特色农业经济。

（二）加快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要着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快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尽快构建比较完善的骨干水源工程体系。根据西南5省重点水源工程近期建设规划，尽快建设一批大中型水库、小水库、打井工程的骨干水源工程。同时在山地修建大量的储水池及相关的渠道，预防干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并加强道路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的进程。

（三）培养创新人才、引进高科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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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南昌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经历了持续增长、连续下滑和迅速回升三个阶段：

1978年～1997年，南昌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呈波浪式快速发展态势。这期间，虽因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由1978年的37.7万公顷逐步减少到1997年的34.5万公顷，年均递减0.5%，但由于农业投入的加大，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良种良法的推广运用，粮食单产由1978年的3115公斤/公顷提高至1997的5279公斤/公顷，年均递增速度达到2.8%，远远高于粮食播种面积的递减幅度，使全市粮食总产量以平均每年增加34094吨、提高2.3%的速度持续增长，到1997年达到182.2万吨，比1978年增加64.8万吨，增长55.2%，创历史最高水平。

1998年～2003年，南昌市粮食生产处于低谷运行阶段。199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使南昌市粮食生产遭受严重损害。全市粮食播种面积减至31.9万公顷，比1997年减少2.7万公顷，下降幅度达7.7%；粮食单产降至3 598公斤/公顷，比1997年减少1 680公斤/公顷，下降31.8%，使全市粮食产量从历史最高点跌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114.6万吨。1999年虽然南昌市粮食生产有所回升，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和粮食产量分别增加到33.1万公顷、4 934公斤/公顷和163.1万吨，但在粮食比较效益降低等因素影响下，2000年～2003年粮食生产又连续下滑，到2003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缩减至27.2万公顷，比1999年减少5.9万公顷，下降17.8%，粮食单产仍徘徊在4989公斤/公顷，粮食产量减至135.5万吨，比1999年减少27.6万吨，下降16.9%。

2004年以来，南昌市粮食生产呈现快速回升态势。在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保护粮食生产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大提高，全市粮食生产发展和产出的能力迅速回升。2004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32.8万公顷，比2003年增加5.6万公顷，增长20.7%。与此同时，各地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明显加大，全市地方财政支农支出达到2.7亿元，比2003年增长51.4%，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5.09%，提高0.03个百分点；水利资金总投入达2.6亿元，增长70.3%；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74.4万千瓦，增长21.3%；化肥施用量（实物）达到32.9万吨，增长9.4%。在各有利因素推动下，全市粮食单产和粮食产量一跃提高到5 762公斤/公顷和188.9万吨，比2003年分别增加773公斤/公顷和53.4万吨，比1997年增加483公斤/公顷和6.7万吨，双创历史新高。

（二）南昌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继续提高的潜在压力

1.耕地供给能力下降。耕地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为基础的要素，耕地供给对于保证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南昌市1996年以来的统计资料看，耕地供给能力呈逐年下降态势。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1996年～2004年，全市耕地面积净减少21 762公顷，平均每年减少2 720公顷，下降1.24%，其中水田面积净减少14 934公顷，平均每年减少1707公顷，下降0.92%。目前，南昌市耕地面积只有20.78万公顷，其中水田17.73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68亩，其中水田0.58亩。作为省会城市的南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给南昌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带来更大的压力。二是耕地质量逐年下降。主要表现在：①缺乏绿肥。从1996年～2004年，全市绿肥播种面积共减少13 778公顷，到2004年，绿肥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仅为28%，比1996年降低4个百分点。②有机肥积造严重不足。目前农户除施用自家有限的猪、牛、羊粪外，几乎不再积造诸如塘泥之类的其它有机肥。而近年来，南昌市生猪饲养呈现由农户散养向规模养殖户转移的趋向，农户自有农家肥呈逐年减少态势，使耕地有机肥积造不足的情况更趋严重。③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仅2004年比1996年，南昌市亩均耕地化肥施用量（实物量）就增加69公斤，增长11.6%。长此下去，势必造成耕地肥力下降、有机质含量减少、土壤板结、团粒结构差、耕作层浅薄、蓄水保肥能力差、抗病虫害能力下降，制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2.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一是原有水利设施老化。南昌市现有水利设施基本上是90年代以前修建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建于50～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工程已经老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加，农田基本建设投工明显不足，水利设施的维护不够，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实行“一事一议”后，农田基本建设投工不足的矛盾会更加突出。二是水利机械装备程度下降。主要表现在，排灌机械持有量下降，固定排灌站减少。

3.粮食价格不确定因素较大。虽然这几年南昌市对稻谷收购实行了最低保护价，但粮食市场的价格仍波动较大，造成种粮效益的波动，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因此，如何保持粮价在合理价位上平稳运行，成为保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重要任务之一。

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受国际、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影响，南昌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呈大幅上涨态势。据不完全调查，化肥价格上涨幅度平均在15%以上，有的上涨幅度高达40%，农药价格平均上涨15%，稻谷种子价格平均上涨20%，农膜价格上涨20%。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使南昌市稻谷种植成本平均每亩增加40多元，农民因取消农业税增加的收入，基本被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而多投入的生产成本抵消。这不仅直接导致农民种粮效益的下降，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且将导致低收入农户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或降低投入生产资料的品质，从而影响到粮食的产量和品质，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十分不利。

5.粮食生产劳动力素质下降。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南昌市大部分粮食生产从业人员为妇女、儿童和老人，种粮劳动力的文化科技素质普遍不高。不少农户仅凭经验种田，由现代的精耕细作倒退到传统的粗放经营。这些现象的出现，对粮食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十分不利，将直接导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减弱。

6.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一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①村一级基本没有农技推广单位；②近年来，南昌市农业科技与服务单位逐年减少，从2002年～2004年来看，全市农村农业科技与服务单位就由333个减少到253个，减幅达24%；③农技推广经费不足，影响农业科技新技术的及时推广。二是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种子、化肥、农药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难以保证，价格上涨难以遏制，致使农民的种粮风险难以控制。

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南昌市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严格保护粮食生产的基本资源，即保证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数量和质量。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是关系到粮食能否可持续生产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为此，一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切实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尤其是严禁对基本农田的侵占行为。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全面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制止破坏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用途不变。二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耕地质量。要大力实施“沃土工程”，加快中低产田改造；下大力气提高农户对实现农业现代化中继续加强有机肥积造的必要性认识，建立规模养殖户还肥于农的激励机制，大力推广测土配方，防止和减少因化肥的滥施滥用对耕地造成的伤害。三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建立新形势下农田水利建设投工的激励机制，提高农田水利的有效灌溉能力，增强农田的防病抗灾能力。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建设，促进粮食单产的稳步提高。一是建立健全粮食作物良种繁育体系，扩大优质无公害大米生产技术面积和水稻丰产节本增效集成技术示范推广面积，大力发挥良种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二是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兴粮能力。要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特别是对种粮大户的培训，提高粮食优质高产实用技术的普及率；要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普及科学种粮技术，提高普通农户的种粮水平。三是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大力开展技术承包、技术入股，做到技术人员到户、科技成果到田、技术要领到人。

（三）提高耕地复种指数，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一要加大“单改双”力度，提高粮食复种指数，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二要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快国家级粮食基地建设，提高粮食规模经营程度，促进粮食增产增效。三要改革耕作制度，扩大旱粮种植面积。要针对南昌市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加强对玉米种植技术的培训指导，促进玉米种植面积的稳定增长。

（四）继续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落实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五）提高农业物质装备能力建设。一是要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大对农民购置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力度。二是要加强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管理，稳定市场价格。积极引导和鼓励发展设施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