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动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国际经济动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希腊议会通过财政缩减计划。2011年6月29日，希腊议会通过了中期经济紧缩计划， 该计划包括要在2015年之前再削减284亿欧元的开支，并且要完成一个500亿欧元私有化改造。根据希腊政府与欧盟和IMF达成的协议，希腊需要在2011年平衡收支280亿欧元， 具体措施主要是出售一批国有资产，以及一系列增税措施，针对对象为公务员薪金、 酒吧和餐馆， 以及用于供暖的燃油消费； 同时还将个税起征点从1.2万欧元降低至8000欧元。

信用评级加重欧债危机。国际信评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7月13日宣布， 将爱尔兰政府外币和本币债券评级由 “Baa3”下调一档至 “Ba1”的垃圾级， 评级前景为“负面”。惠誉在7月13日宣布将希腊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CCC。7月5日， 穆迪将葡萄牙评级下调至垃圾级。这样， 欧元区已经拥有三个 “垃圾级” 的债务国家了。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7月14日，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将美国国家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大公国际预测，美国政府债务2011年和2012年的增长速度都将高于8％，大幅度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2011年至2015年美国政府债务上限至少还需要上调5.5万亿美元， 才能满足政府的融资需要，用以弥补美国赤字及偿还利息等各项资金缺口。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目前约为112％，美国的战争费用、福利支出从不会因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收入缩减而减少，相反是不断增加。

透过现象看国际金融新变化

1、传统金融中心地位在下降

金融中心一般要有强大的经济腹地，如果这个区域经济能长期稳定增长，靠近经济中心的金融中心也将受益。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经济一直在复苏边缘，欧洲深受债务危机困扰，日本经济虽曾一度有所好转，但在大地震冲击下，又陷入衰退。与此对应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与发达经济体处在不同经济周期，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中心受到一定冲击，在各个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占据了主导地位。从银行业来看，全球2/3的银行资产还是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它们获得了全球投资银行收入的3/4。从股票市场看，全球股票市场市值的2/3仍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从债券市场看，超过70%的公募和私募债券以及80%左右的未到期的利率衍生产品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中心交易。外汇交易中，96%的货币对中包括美国或者欧洲货币，美欧占据了全球70%的外汇衍生品市场份额。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也让美欧感受到了威胁。

2、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地位在上升

全球多中心的格局将更加明显。在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GFIC）中可以发现这个现象。伦敦、纽约、香港仍排前三。亚洲的金融中心进步很快，上海、孟买、首尔等金融中心排名在上升。全球金融中心前20中有8个是亚洲的金融中心，相比而言，北美有6个，欧洲有5个。而在2007年3月的GFIC1中，前20名中只有3个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未来，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将在经济发展、财富管理、资金融通等方面创造出巨大的金融需求，这些国家的金融中心将获得发展良机。从经济增长情况看，1990年美国和欧盟的GDP占全球的2/3，但到2009年，只占全球的50%左右。根据IMF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到2012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率在6.4%，先进经济体将只有2%左右。未来，新兴经济体仍需要大量的金融活动支持，在股票筹资额等金融市场指标上将增长十分迅速。中国的上海、深圳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以及印度证券交易所全进入2010年全球股票融资的前十名。

3、国际合作减缓了金融监管上的竞争

监管环境是决定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稳定而有效率的监管不但可以推动金融中心保持创新动力，而且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政府制订的监管规则和程序是市场参与者选择经营地址的重要考虑因素。监管环境同样也会影响市场效率和市场创新动力。好的监管环境不但有利于消费者，而且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帮助减少由于市场无效和监管套利带来的市场扭曲风险。自从里根和撒切尔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放松管制运动以来，监管者一直力推金融自由化。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业很大教训，金融政策制订者更加重视金融监管，对未受监管的产品和市场的风险容忍度在下降。同时，全球监管者也逐步认识到监管必须是全球性的，因为如果不是全球性的，就会出现监管套利。二十国峰会责成金融稳定理事会会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制订金融改革政策建议，修改金融部门标准。可见，未来各金融中心在金融监管的要求上将趋于一致，金融中心之间的监管差距和套利也将逐步减少。过去依靠轻监管和低税收发展起来的金融中心将在国际政治压力下艰难生存，要么维持现状，要么遵守国际准则。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动态的对策分析

对于在未来 国际金融秩序如何去做 ，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国际金融动态：

1、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与政治基础已决定了此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对我国产生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危机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必要后劲的事实，出口发展型经济模式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易受外在经济环境的感染性，而且，在危机自保意识的驱动下，这一受制于人的模式也恰好给进口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危机输出通道 " 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性债权国，我国不得不言不由衷地与美国同台共舞的事实就是这一问题的写照。我国政府需要在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功能最大释放的基础上，以扩大内需为手段来平衡我国的内外经济循环系统，从而摆脱受外部经济环境的掣肘是当下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秩序， 并赢得足够话语权先决性条件。

2、坚持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对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能力的系统性检验与评估，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但是其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亦具有强大的战略意义，如它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能够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对世界其他国家资源的利用，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转移国内的经济压力，形成对美元的相对抗衡等。我国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 因为缺乏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不可能单纯凭借政策的推进而获得人民币持续国际化的成功；二是必须不断地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为非居民交易铺设便利条件；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四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五是提高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以应对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篇2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1-0238-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7.01.145

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促进的历史。从使用自然的棍棒到自己制造石器，从发明使用火、弓箭、陶器到驯养家畜，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到手工业、商品及城市经济的出现，直到后来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到今天，体现了人类高度的智慧，彰显了科学技术对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影响。

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甚至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亮出了红牌。一个自然环境恶劣、空气污染严重、交通拥堵的城市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牵制和压抑，因为这样的自然经济环境，不可能吸引投资商和大量的消费群体。可以说，自然用它必然的规律和铁的事实，在提醒人类，疯狂发展经济的结局将会使人类与自然玉石俱焚。

要使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可以说，通过创新驱动保护生态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一、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减轻经济发展对自然的破坏

（一）新能源是经济发展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根本保证

纵观2016年新能源领域十大创新关注点，归纳起来，新能源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新的能源管理观念，像能源互联网智能技术，就是新观念新技术背景下的能源管理，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电子新技术，实现能源分布使用等信息的及时反馈和科学的选择控制；二是新的能源利用系统，像智能户用分布式光伏系统、光伏应用终端、大规模风电消纳技术和电动汽车的动态无线充电技术，这些新的利用系统将促进能源的科学利用；三是新的能源来源，像自主第三代核电技术、太阳能薄膜电池、氢燃料电池汽车、锂―氧电池等，这些环保性能高的新能源将逐渐取代旧能源；四是新的能源回收系统，像动力电池的系统管理技术，能源回收将从另一端实现能源的节约利用。不难看出，新能源中的这些创新热点对环保的重视。

（二）新材料将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与自然相协调

新材料被称为“发明之母”和“产业粮食”，可见新材料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材料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生态环境材料”是新经济形势下产生的新提法，是指那些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和优良的环境协调性的材料，它主要是针对旧的材料使用过程提出的。旧的材料使用过程，就是“将大量的资源提取出来，又将大量的废弃物排回到自然环境”，这种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已经吃到了苦头。

（三）新工艺将节省能源并减少污染

提倡绿色新工艺，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不但可以改善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废水的状况，还可以节省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所以说，新工艺对保护生态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需要国家相关的部门和单位花大力气进行改造。

二、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放生产力，有条件和精力正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一）创新能够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只有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下的劳动生产，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彻底解放劳动者，为劳动者创造培训、提高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劳动者总是疲于奔命，根本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提高素质，而素质低下的劳动者，不可能关注生态环境。

（二）改进和创新生产工具，能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对生产工具进行新一轮的创新改造，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完成的新课题。那些严重破坏和污染环境的旧生产工具，必须从生产活动中退出，新一轮生产工具的变革，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

（三）重新认识劳动对象，能够使劳动者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充分表现在劳动对象的扩展程度上。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劳动对象从陆地、海洋、天空一直扩展到了外太空，这是人类对自然的胜利，也是人类盲目扩张的结果。人类必须重新科学地认识劳动对象，强化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思想观念，才能进一步提高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能力。

三、只有创新驱动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新优势，引导世界经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健康发展

（一）创新强国，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新经济常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只有创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才能在经济发展中引导新的方向。要想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有发言权，就要创新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

（二）在“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中，把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推向全球。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级顶层战略”，它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寻求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和平、发展、互信、融合、包容”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发展中，必然会把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推向世界范围。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在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点上，在经济合作中更容易达成共识。

（三）创新观念，以人为本取代以物为本，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引领世界经济的新潮流。

旧的经济发展观念过度重视经济的发展，片面强调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人的需要和利益，甚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直接表现在破坏环境给人类的正常生活带来的威胁。因此，要想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健康经济的新常态，也是世界经济的新潮流。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到科技日报社考察时强调，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主旋律，全面推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局面。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是发展“以人为本”的经济新常态的首要问题。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从根本上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桎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篇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整合，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为了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利益，纷纷组织或者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也顺应区域化的发展潮流，于2002年11月4日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计划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使得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有效配置，同时也给双方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效应。本文就双边贸易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一、竞争促进效应

Devarajan & Rodrik (1991)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贸易自由化不但会带来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效应，还会有各种竞争促进效应，竞争促进效应的存在使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影响大大增加了。大市场理论也认为，共同市场可以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为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利益。并且大市场的建立会导致机器设备的充分利用、专业化、最新技术的应用和竞争的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下降，再加上取消关税所引起的价格下降，这必将导致购买力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的增长又导致价格的下降、工资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加。

在中国国内，尽管一些产品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大，但却广泛存在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产品在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消失，价格居高不下，市场陷入高利润率、高价格、低资本周转率、小规模生产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国内市场整合成为一个大市场，从而以共同市场的模式打破市场狭小、厂商寡头或多头垄断的局面，使得区域内一些行业的竞争加剧，使这些产品价格明显下降，迫使生产厂商转向大规模的生产。生产的逐步扩大又会使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福利增加，从而带来了正的经济效应，出现大市场――竞争激烈――大生产――大量消费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会带来为正的竞争促进效应。

二、规模经济效应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将本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市场结合成为统一的区域市场，而更大的区域市场会增加在经济范围内或产业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市场的扩大不仅可以使生产厂商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静态规模经济，而且能够带来累计产量的增加，实现动态规模经济效应。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原来分散的小市场结成统一的大市场，使企业摆脱市场规模的限制，获得稳定的市场，据以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过程如下：

图中，Da和Dc分别代表东盟和中国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曲线，Da+c为两个市场的总需求曲线。假定东盟和中国该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分别为ACa和ACc。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两个市场分别实施PwPa和PwPc的进口税，国内生产点分别为M, N。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中国由于低价格优势占领了整个自由贸易区市场，产出扩大，引起平均成本下降，生产就在一个较低的价格Pfta下进行。由此东盟的福利收益就为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即为生产效应A和消费效应B两部分，而中国福利收益则包括C, D, E三部分，其中 C+D 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由于规模经济使成本下降，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的产品，E是生产厂商从规模经济中得到的收益。可见，中国这种福利水平的提高与传统的贸易创造效应不同，它并不是来源于向更低成本供给国生产的转移，而是来源于由于规模生产而使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的效应表现为成本的降低。特别是对东盟这种市场较小的经济体，可以通过与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来扩大市场，增加出口，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形成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使得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所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规模经济的扩张，生产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产量提高、价格下降以及市场扩大，从而引起一国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国际扩张。又由于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可以在更低的价格水平上购买到该种商品，同时还可以通过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享受到由于产品多样化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三、投资刺激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双边贸易的市场规模，还改善了投资环境。2006年，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总额为419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来华实际投资额达300亿美元，占东盟国家当年来华投资的71.6%。截至2007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累计达450亿美元，同比增长50%。在东盟来华投资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额从1991年底的1.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底的15亿美元。

可见，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刺激效应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消除双方的投资障碍，实现投资自由化由此所形成的区域市场会对生产厂商产生巨大的吸引，他们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以满足区域市场的需求。另外，相互提供的投资优惠政策将促进双方投资量的增加，进而完善投资结构。

同时，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还能够有效地规避区域内各个国家以及生产厂商为争夺投资所进行的无序竞争。区域市场范围的扩大与区域市场的协调也会使区域内的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可以有效地避免区域内资金外流。因此，在自由贸易区内，中国出于目前的投资优势会吸引大量来自东盟国家的投资；而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本出口国，大幅增加对东盟的投资额，从而使得中国和东盟国家获得较大的投资刺激效益。

四、增加贸易额效应

自1990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2025亿美元）较加入WTO 之初的 2001 年（376.83亿美元）增加了4.4倍，进口额增加4.2倍、出口额增加4.5倍；进出口总额较上一年(2006年)增长25.9%。同时，2007年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中中方仍然持续逆差,但较上一年略有减少。至2007年底，东盟由连续多年成为的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4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扩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增加贸易额的效应。自由贸易区能够促进双边贸易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资本和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地区，生产要素配置将更加合理，要素利用率也得以提高，从而增加产品生产产量。生产厂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并实现规模经济，更激烈的竞争环境将使生产厂商致力于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区域内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加速增长。

五、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这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双方带来一系列正的动态经济效应，竞争的加剧使得生产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带来一定的规模经济。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双方投资额的增长都会对双方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使得各成员国获得比一国时更大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保罗・R・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宫占奎，孟夏,刘晨阳.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2003.

[4]许宁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5]胡均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趋势与效应分析.战略与改革，2005（3）.

篇4

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过去我们透支了“政策红利”。

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银行信贷迅猛扩张等所引领的追求高速增长的时代，不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绩效并没有跟老百姓的实际收系起来，相反货币宽松的结果造成市场对货币未来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导致大众脱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财愿望越来越强烈，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都是由这种抗衡未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理财行为而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的结果。本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债务负担以提升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但结果反而是双双收到压抑，更增加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落差，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第三，全力过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的现象。另一方面，资金软约束的问题又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圈地、过度投资的问题，留下了“与民争利”的不良印象，从而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顿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从过去的“过度作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为”，使得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再发挥当年曾有过的提升地方经济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资的范围有限，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支持的企业，往往局限在少数资源型垄断行业和从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民营企业则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失去了很多关键性的商业订单，于是，它们将自己30多年打拼下来的产业资本转向了投资“稀缺资源”的金融资本。这种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倾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后续的转型和创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投资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今天急需培育我们自己消费的环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会因为空气严重污染问题而移居海外，这会导致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首先，“中国制造”的标准化规模生产模式要渐渐开始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学会用好人才的本领。要让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去开拓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海外市场，避免国内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行为泛滥成灾。为了培育中国经济强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红利”，今后我们更是需要依法治国，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好税收杠杆的激励机制，并创建更多像上海自贸区的商业平台，让年轻人的创业精神能够在上面更好地发挥出来。

其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自己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和其安全性，中国的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这种新型的争取“全球化红利”的战略，也可以从和李总理最近频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中体会到。显然，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思路基金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红利的转变形式。为此，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也会加快推进，以配合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战略。

第三，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解决就业作为主攻方向的格局，没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业都“养起来”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资源补贴。今天相反应该为淘汰落后产能而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未来，中国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破产将成为新常态，它预示着中国市场正在通过这种“资源配置红利”的释放，让胜出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分享更多的资源（以前被劣质企业所占有和滥用），从而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这对改变今天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价值市”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这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篇5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中国经济学家 陶冬

CSFB研究报告2004年6月11日

5月份中国工业产出的同比增长率为17.5％，而4月份这个数字为19.1％，这显示出当局在使投资和经济减速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果，考虑到去年同期因SARS在统计上引起的低基数效应，这一紧缩速度还被低估了，在投资数据方面也与此类似。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仍未突破5％的情况下，不会马上加息。这一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6月份的CPI同比增长数据，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估计在两三个月内这将变得明朗。

实际上经济紧缩的过程已经开始，突出表现在对银行信贷实行事实上的“窒息疗法”：企业非常明显感觉到银根紧缩。但是预期此后仍会有更进一步的紧缩措施出台。例如信贷配额、升息、甚至类似于上一个周期中的行政措施。这在未来12～18个月内将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产生长期影响。

抽回过剩流动性，疏通货币传导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夏斌

国研网2004年6月4日

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当央行调控意图需要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央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央行调控意图需要紧缩货币时，也未必能从央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这时总量与结构的矛盾，导致多少年来简单数量调控在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多余流动性。

在中长期我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稳步、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巧妙、逐步地抽回市场多年积累的流动性，在近期按照市场原则，相机抉择，确确实实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以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配合政府其他部门的政策手段，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容偏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于保平

国研网2004年6月4日

2003年全国粮食缺口接近5000万吨，和国家现有的粮食库存量相比是不应该引起较大幅度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因此，2003年10月开始出现的粮食价格上涨，并非单纯由于当年粮食减产，应该和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粮食的宏观调控机制仍不完善有关。因此，目前的粮食价格波动，很难排除国有粮食部门推波助澜，想在流通体制改革上重回老路的因素。2003年当年粮食生产出现比较大的缺口，国有粮食库存如果不出库，是比个体粮贩囤积居奇还要严重的问题。

同时，粮食的宏观调控机制也有待完善。当粮食价格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国家粮食库存充足，怎样运作来平抑价格波动，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和规范的常规和应急方案。建议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为减少和避免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干扰，可以考虑赋予粮食主产区粮食出口权和粮食主销区粮食进口权。

【金融】

金融改革应有清晰方向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财经》主办“新闻媒体与金融改革高级研讨会”2004年6月1日

中国20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的问题一直没有减少，例如中国政府实际上希望金融部门部分行使财政职能，发展和支持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并利用资本市场为国企改革和脱困服务，片面地强调支持大型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实体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背离。银行业支持的国有企业在真正的市场当中是不赚钱的，贷款就形成坏账。

这些现象的原因与对金融改革的方向以及金融本质认识不清有关。金融的基本作用是配置资金，金融是个服务行业，最优金融体系取决这一体系如何把动员起来的资金进行最佳配置，获得最高的回报率和竞争力。与发达国家高技术和重化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有竞争力的是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或者是资本密集型部门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环节，相应的金融体系应该以中小型的地区性的金融机构为特性。

上市融资应承担更多真实成本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贝多广

篇6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2

一、绪论

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研究领域，正在开展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经常账户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它集中反映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际资本的流动，与该国的国民收入账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当前全球经常账户总额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倍，而净国外资产的头寸则增加到了当时的三倍（Bracke等，2010）。经常账户失衡的状况正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持续进行中，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经常账户赤字的一端，而与此相反，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巨大的贸易顺差之中，这两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国际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都只考虑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而忽略了世界了另一极—发展中国家，这大大影响了我们发现潜在的影响经常账户失衡的其他因素。鉴于这样的背景，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使用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样本更加大的模型来进一步研究国际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

二、文献综述

关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的理论研究，最早的是Sachs在1981年通过跨期理论对其进行了研究，随后Obstfeld和Rogoff在1984年，Milesi-Ferrett和Razin在1996年，以及MariaMilesi-Ferretti和Razin在1998年都使用了跨期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跨期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当前消费与除了净产出或者净资产之外的资产的现值是相等的。因此，Chinn等人在2011年指出，当前消费行为的改变主要是受到利率变化、资产的预期值的影响。而资产的预期值又是受到生产力变化、投资和政府收支的影响。Obstfeld和Rogoff在1996年的研究说明了，跨期理论模型提出了经常账户决定因素的多样化的通道，通过收入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以及流动性的变化来解释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而Sheffrin和Woo在1990年的研究则将注意力转向了用跨期理论来解释国际经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他们注意到有可能存在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可能会对人们的消费或者储蓄产生影响。

实际上，关于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分成两个派系。第一种派系是不均衡理论，这种观点认为，经常账户的失衡是处于一个不断振荡的趋势之中的；而第二种派系则称之为均衡理论，该理论则认为，经常账户失衡其实是一种均衡的状态，这些影响因素的改变是独立的。在不均衡理论中，Obstfeld和Rogoff在2005年和2009年强调了折旧和贸易收支的大小对于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而Blanchard等人在2005年指出，国内净国外资产头寸的变化使得实际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调整变得很有必要。因为净国外资产头寸包括国外资产和负债的变化，以及经常账户余额的变化。

另一方面，均衡理论则将注意力放在了资本账户上。在金融资产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上，Caballero等人在2008年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不稳定和频繁的金融危机，导致本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对于储蓄者缺乏吸引力。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危机主要包括墨西哥1994年的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1999年巴西的金融危机，阿根廷在2002年的金融海啸以及土耳其2003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或者金融市场的振荡，造成了美国的流动性赤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球储蓄过剩理论，Bernanke和Clarida在2005年分别提到了这个问题，而Miller等人在2011年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些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了更加谨慎的金融政策，而发达国家丰富的投资机会使得资金更多的流向了他们，从而使得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

表1所描述的是发展中国家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的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开放度和实际资本开放度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而实际有效汇率和净国外资产占GDP的比重的系数表明，它们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这说明了净国外资产头寸会随着外资流入的增加而增加，这很好的印证了跨期理论的原理。另一方面，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说明，随着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人们储蓄的倾向也会逐渐降低，因此，这将使得经常账户余额朝着赤字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商品物价指数的系数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物价指数的上升会增加经常账户余额的实际情况。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类似，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商品出口国，因此，随着国内商品物价水平的上升，出口创汇收入也会逐渐增多，这对于改善经常账户有着很好的作用。

（二）系统广义矩估计

表2给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完整结果，在这个估计中，我使用了与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相同的解释变量组合。另外，为了消除差异广义矩估计中可能存在的有偏性和误差，系统广义矩估计利用了比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更多的信息，以降低某些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问题，它将弱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列入估计方程，然后得出一致性的估计。表2中的符号含义与表1相同。

表2所得出的结果和相关系数与差异广义矩估计非常类似。例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的影响，与表一中的结果几乎是相同的。表2中显示，在系统广义矩估计中，贸易开放程度和实际资本开放度对于经常账户平衡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表2中的数据表明，外生变量的微小变化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的变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另外，滞后一阶解释变量对于原解释变量有着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

表2：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

四、结论和建议

经常账户失衡的本质，以及经常账户失衡的潜在影响因素在国际宏观经济的研究中，仍然有着非常大的争论。本文将经常账户的影响因素放到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并且使用了两个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模型，以获得更加准确的经常账户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其中一个模型是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另一个模型是系统广义矩估计。本文主要是用来解决在以往的文献中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内生性和未观测到国家的影响所带来的有偏性。所有的估计结果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外生决定因素的微小改变对于经常账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所示的发展中国家中，商品物价指数、贸易开放程度和实际资本开放程度与经常账户占GDP的百分比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实际GDP增长率、实际有效汇率和净国外资产占GDP的百分比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的变动并不存在非常显著的关系。广义矩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内生性、同时性和漏变量偏差对于统计结果的影响。

总之，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些比较新的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比如商品物价指数、贸易开放度和实际资本开放度。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将资本控制变量和国际风险管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这两个变量对于经常账户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扩展影响因素，从而更加全面的分析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给出一些政策建议，对于还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加快改善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加强开展人才的海外培训计划，建立更加稳定的金融市场，以改善经常账户的现状。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应当加强地区同盟的建立，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最后，发展中国家应当在改善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加快国内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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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rossman， G.and Helpman 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1991.

篇7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注 释:

①顾永波、殷晓蓉:《略论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闻界》,2008(5)。

②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新闻大学》,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洪浚浩、杭敏:《传媒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obert G. Picard:《A Note on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ft,Infringement,and Piracy of Protected Work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3)

Benjamin J.Bates:《Commentary:Value and Digital Rights Magagement-A Social Economics Approach》,《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8(3)

Shu-Chu Sarrina L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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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临空经济 机场 城市 发展

临空经济研究理论综述

（一）临空经济的内涵

临空经济也叫空港经济，是随着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区域经济体系。关于临空经济的内涵，国内外均有不同解释，但总的来说大体都指围绕机场建立经济区，发展相关优势产业，从而成为地区增长极的新经济模式。

国外由于经济的优先发展，发达程度较高，在临空经济出现的早期，就纷纷为这种现象命名，如“航空城”、“机场城”、“航空商务聚落”或“机场聚落”等。而学术界普遍接受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John D. Kasarda于1992年首次提出的“空港都市区”这一概念。

在国内，不同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如经济角度、产业角度、区域角度、机场角度等对临空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的概念、形成条件、产业选择、空间布局等进行了探索和界定，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发展临空经济的观点和建议。从我国临空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空港城”与“临空经济区”的研究内容基本相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相比其它提法，“临空经济区”的概念能更准确、恰当地反映我国临空经济的发展现状，即临空经济区是指大型空港（机场）依托比较优势（主要是区位优势）吸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以及生产、流通、贸易、休闲等活动向机场周边地区不断集聚，并通过政府引导和自我积累强化发展起来的多功能经济区域。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临空经济区大多集中在空港周围6-20公里范围内，或沿空港交通走廊沿线15分钟车程范围内。

（二）临空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国外，虽没有关于临空经济的特定理论研究，但是却早有因区位条件不同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发展理论，包括输出理论、资源秉赋决定论、区位发展延迟假说、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区域创新扩散理论、空间成长阶段理论等。而国内也开始对临空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发展路径、经济效应等方面进行有关理论探讨，这些理论及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输出基础理论应用。主要为运用其“区域外生产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一主导思想，研究拥有机场这个特殊资源禀赋的空港城市在扩大区域外部需求、与更多区域进行比较优势的分工合作上的优势条件等。

增长极理论应用。增长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增长的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上，该理论在世界各国区域发展中曾经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在临空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以机场为中心和“增长极”，分析机场周边经济及其对区域经济方面的相互影响。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应用。主要以其理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临空经济区形成发展之间的关系，临空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机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需要所依托城市和区域的经济、社会等条件的支持。

点轴开发理论应用。根据点轴开发理论，临空经济区将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临空经济区与城市之间的交通带将会成为新的经济发展轴。

（三）临空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对国内外比较成熟的临空经济区研究中，特别对其各自的产业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其内在的空间结构现象多为双核（多核）型空间结构现象，简称双核结构模式。双核型空间结构由空港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并将其归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空港在市区之内；空港在市区之外；空港区一部分在市区之内，另一部分在市区之外，即混合式。从临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双核型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中一种比较有效的空间结构形式。

临空经济区的发展虽多建立在双核结构模式理论的基础上，但因其各自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不同，在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不相同。现阶段，国内临空经济的发展主要采用五种模式：航空城的发展模式；机场自由区的发展模式；机场商务区发展模式；机场物流园区的发展模式；机场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而构建临空经济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两类。就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路径来看，构建临空工业园区是采用最多和最直接的临空经济发展方式。

临空经济研究动态

（一）国外临空经济研究前沿

国外关于临空经济的研究一般都是以机场与城市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两大方面，主要采用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国外关于临空经济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业研究人员从经济理论视角出发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以机场与城市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对机场及临近地区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应的评价，包括：“第五波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海港、河流、铁路、高速公路这四波依次兴替之后，世界最新交通枢纽暨经济重镇的崛起，已主要依托于空运和航空港枢纽；机场服务业及其相关功能设施的发展对机场功能和机场业发展趋势的影响；机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机场对当地就业率、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和政策的影响；“空港商业城”概念的提出，“空港商业城”指的是以机场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仓储区、办公区、购物中心、会议中心乃至住宅区和高尔夫球场等设施的综合性区域；临空产业发展研究，临空产业既包括临空物流、临空工业，也包括临空商业、临空农业等。

另一类是机场研究咨询报告。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欧洲机场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欧洲的机场对它们附近的地区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并将机场的总体经济影响力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收入全部或大部分依赖于机场的运营；间接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收入主要是从产品、服务及供应链中产生；诱导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收入主要是由受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员工花费他们的收入而产生的某些经济范围；催化影响―雇员和员工收入，机场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如提高了商业生产率和吸引经济活动，比如对内投资和旅游。

其他一些国外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主要是以一个或几个特定机场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如美国蒙特里机场联合会建立了机场经济影响研究模型，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诱导影响三个方面，对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地区六个机场对区域经济重要性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大型现代化机场的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支持作用。

（二）国内临空经济研究热点

纵观国内有关临空经济方面的研究状况，研究热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宏观尺度的新经济形态研究；中观尺度的临空经济研究，主要是航空城（空港城）规划建设的研究；微观尺度深入机场企业或园区内部的研究。

临空经济的宏观尺度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理论出发，较为系统地研究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临空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与城市和区域的关系、管理体制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包括：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条件；临空经济区的演化规律；临空经济产生的机理；临空经济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临空经济区空间布局结构；发展临空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临空经济区发展战略等。

临空经济的中观尺度研究。临空经济的中观尺度研究主要从规划建设航空城角度出发，在对国外机场地区综合开发实例进行调查和分析后，进一步研究国外机场地区综合开发中各种功能设施的开发特征和地域特征，归纳机场地区综合开发的概念内容，提出航空城概念的理论和事实依据，阐述建设航空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临空经济微观尺度的研究。临空经济的微观尺度深入机场企业内部或产业园区的具体规划建设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中枢机场和空港物流园区的研究上。这类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一般以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临空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内容主要集中于临空经济区的建设规划、产业选择、经营管理和发展战略等方面。

（三）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析

现有研究大多从案例分析和规划建设角度等方面阐述、归纳和总结临空经济的内涵与发展规律，这为认识临空经济现象、探究其运行与发展机制、解释临空经济区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依据与经验。但临空经济的相关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的研究一般停留在基本概念、特征等初级理论研究阶段，缺少多学科交叉视角对临空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发展路径、经济效应等进行系统研究，同时也缺少定量研究。例如，旅游产业在临空经济中的作用及其特征，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但具体针对这类临空产业的定量研究较为少见。

研究展望

总体来看，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国内临空经济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实践，在该领域内面临许多前沿性问题需要研究并予以解决，因此必须通过加快推进其理论研究，以引导临空经济的实践，未来一段时期以下方面问题可能会引起理论界和实业界更多的关注。

一是临空经济相关影响的量化研究。临空经济的量化研究可以揭示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真实“贡献”，而要量度临空经济对某一区域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力，需要大量的、详细的和统一口径的基础统计数据，以及相对标准和有效的分析方法。通过量化研究可以将现有临空经济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过渡到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的高级阶段。

二是临空经济区主导产业的确立与培育研究。在临空经济区形成临空产业集群，必然有某一类产业是集群中起牵引带头作用的主导产业，这类产业具有高度的临空指向性，在临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是临空经济区重点培育发展的对象。但在不同机场、不同地区的临空主导产业可能会有所差别，需要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和区位特点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后才能确定。

三是临空经济区综合管理模式研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和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通常会设立临空经济区的管理机构，通过政府的规划性干预来推动临空经济区的发展。但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形式，还必须结合市场导向和需求，采用某种更为灵活、高效的管理方式，减小临空经济区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培育其自生能力。

四是临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以机场为核心带动整个临空经济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从临空经济的形成期到成长期，再到成熟期各个阶段，如何分阶段处理好区域内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把培育和改善临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环境条件和人文因素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将成为临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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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3）04—00088—04

奥运会作为最高级别的体育盛会，呈现给世界的是竞技运动能力的最高水平。2012年伦敦奥运会早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获得排名金牌榜第二和奖牌榜第二的好成绩，这一成绩打破了我国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创造的32枚金牌的海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纪录。成绩的获得固然离不开广大体育运动工作者的努力付出，但是繁荣发展的竞技体育背后带来的是我国群众体育的明显滞后，全民体质的逐年下降、众多慢性疾病的高度频发等，无不彰显着长期大力发展竞技体育而忽视群众体育所带来的弊端。本文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为主线，根据竞技运动的主要特点，多角度分析竞技体育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旨在使用我国体育运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竞技运动的概念界定

何为竞技运动？至今，我国体育运动理论界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竞技运动的概念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竞技运动本身生存和发展关系非常直接且急需解决的问题。

劳动是竞技运动起源的内在条件，游戏是竞技运动起源的人性本能，战争是竞技运动起源的外在动力，宗教是竞技运动起源的精神土壤。在我国，将竞技运动亦称为竞技体育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同，俨然已是当代体育的核心部分。它以比赛作为基本的形式，且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与社会有着广泛的结合面，从而产生多方面的效益。一般把竞技运动概念解释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身体能力、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比赛”。在这种观点的导向作用下，直到今天，只要一提到竞技运动，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指以“夺标”、“争冠”为目的的高水平竞技运动。高水平竞技运动，亦称“精英运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高水平的运动表演或成绩主要服务于经济、政治或其他社会目的。任海等通过研究将竞技运动概念定义如下：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及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管是在高水平竞技运动中还是学校体育或群众体育中，都有竞技运动形式存在，也就是说，竞技运动在当今社会是各项体育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2 我国竞技运动的主要特点

1959年3月，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德国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了中国竞技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以后，国际各种竞技运动会上就常常会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以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并且听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赛场上空。中国自1979年回归到奥运比赛场后，逐渐形成了以竞技运动为核心的体育运动发展模式。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模式上，在借鉴多国竞技体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与考虑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国初开始我们就采用了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就是举全国之力发展体育，其形成是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共同决定的，在建国初期和后来很长一段发展时间都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乃至国际形象的提升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举国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竞技体育事务，统一配置竞技体育资源的管理体制。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举国体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竞技运动的举国体制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特点，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伦敦奥运会后，举国体制究竟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更加适应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是一个值得广大体育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3 我国竞技运动发展态势的展望

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表彰总结大会上提出我国要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为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前进道路。中国体育将面临一场广泛而重大的功能百分比的再分配，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化，而竞技运动的改革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伦敦奥运动会后，应该重新审视高水平竞技体运动在整个竞技运动的地位。打破竞技“为国争光”的思路，对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进行革新，重新对国家体育总局的组织形式、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体制进行调整和完善。我国综合实力的高低，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和途径去证明，在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数量只是其中的途径之一，而不是唯一。

3.1 竞技体育的管理模式将得到改变

传统上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一直采用的是举国体制的管理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动和运动项目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俱乐部和各行业协会将成为主导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将成为一个独立的管理部门，而不应该成为市场的主体，各俱乐部根据市场需要，培养优秀运动员、运动队，组织不同级别的比赛，做赛事宣传与推广，让不同地域的优秀运动员进行人才市场选择与流动，让人才、项目等都拿到市场上进行选择，优胜劣汰，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

3.2 竞技体育应与群众体育结合，改善国民体制健康与慢性疾病的发生

竞技体育必将与群众体育更多的结合，竞技体育独大的传统格局将被打破，多种竞技体育项目群众化将成为趋势，改善国民体质与部分慢性疾病。目前，影响国民体质下降的因素有很多，但体育运动较少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居民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其后果就是居民体质降低，身体健康水平的低下，慢性疾病高发。中国进入慢性病高负担期，目前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已超过2.6亿人。八成国人懒得动，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缠上崛起的中国，给个人、家庭及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电子产业和网络的快速发展，给予了电子游戏的发展动力，电子游戏在各个群体中广受欢迎，开展得如火如荼，形成了一种产业。广大青少年是电子游戏的狂热追随者，而长期的沉溺于游戏之中，势必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后果。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兴衰，青少年体质问题以及慢性疾病的运动疗法将成为中国体育的主流发展趋势之一。因此乔玉成通过体育锻炼、平衡膳食、戒除不良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人的体质水平，通过发展科技消除对人类体质发展不利的基因，以抵消人类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退化。

3.3 竞技运动应进行市场改革，妥善处理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

高水平竞技运动应该进行市场改革，在竞技运动发展同时考虑运动员选材、文化教育、职业培训等问题，妥善解决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等问题。高水平竞技运动作为一种可供观赏的商品，其价值具有特殊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作用体现可表现为发挥政治外交功能、振奋民族精神、刺激科技进步、促进文化传媒的发展、满足娱乐需要等方面。尽管我国高水平竞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巨大，但当今其在我国的发展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高水平竞技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其发展水平如何往往可以由从事这项运动的人数多少来判断。我国长期以来竞技运动员主要来自于家庭贫困的孩子和有一技之长的青少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就业观、人生观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高水平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安置与保障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现状，使得更多地青少年与学生家长在选择从事竞技运动时多了一些顾虑。此外，在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下，能吃苦耐劳、刻苦训练的孩子和舍得孩子吃“苦”的家长也越来越少，同时在全民体质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高水平运动员的选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我国举国体制下的高水平竞技运动员究竟有多少人可能很难统计。大多数高水平运动员由于缺乏系统的文化学习，除了运动技能本身以外，没有其它额外的生存技能，虽然目前部分省市体育局定期对运动员组织一些技能培训班，但由于个人认识、文化背景、训练安排等因素影响，真正对运动员就业所带来的帮助有限。计划经济时代，可以由政府出面进行工作的安置，而今市场经济时代，高水平竞技运动员的就业朝着自主选择出路的方向发展。如何保障这些运动员退役后的二次就业问题，将是我国体育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此，在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基础之上，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存技能在一段时间内将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3.4 竞技体育的社会推广将与休闲体育的发展紧密结合

休闲体育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和创造生活情趣，完善自我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对增进健康、强健体魄，预防疾病与康复，提高文化素养与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生活内容与加强人际关系，以及促进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形成等都有重要意义和作用。随着节假日的增多，居民的休闲时间将越来越多，体育将成为人们休闲时的一个必要手段，层出不穷的运动游戏和运动项目将满足人类社会在休闲时代所需要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需求。

随着奥运会成绩的取得，使得国人一段时期内会增加对体育项目的喜爱与参与，调查发现，对我国部分城市居民参与的体育项目的调查显示，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位居居民最喜欢的项目前列。同时，非奥运会项目但能广泛开展的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的项目也受到了广大居民的喜爱，将成为今后群众体育发展的方向。比如太极拳、气功、五禽戏、健身操、快走、慢跑、跳绳等运动形式，节奏不是太快，适合那些常年受慢性病折磨的群体。竞技运动融汇于全民健身运动中，可以激发广大锻炼者的积极性，提高运动的实效性。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今天，应该多方面创新大众健身与竞技运动结合的形式，一方面普及多种竞技体育项目，为竞技体育项目培养更多更基层的优秀后备人才，另一方面创设更多深受群众喜爱的非奥运项目，培养特色项目，使其普及化，如在我国北方地区流行的“僵尸舞”，刚开始只起源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后来经过黑龙江省群众体育比赛推广，现已推广到东北三省，其整齐划一的动作、对身体各方面的锻炼也深受居民的喜爱，成为了当地居民体育锻炼的必备之选。今后应该动员社会力量创新大众健身与竞技体育运动结合的形式，以群体运动的形式组织，以竞技运动的形式表现，使我国竞技体育运动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3.5 竞技运动将继续加强运动风险管理，切实做好运动员的保障工作

运动风险伴随着竞技运动的发展而存在，近几年我国运动风险事件频发使得更多人关注竞技运动的负面效应，也使得诸多体育活动的开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就各体育院校的运动会而言，很多学校的运动会只成了形式摆设，减少开办次数或是不得不开。普通群众对于运动技术风险的不了解、运动队过份追求运动成绩而忽视运动风险等都是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运动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运动员在从事竞技运动的热情和积极性将大打折扣。作为体育职能部门，必须加强运动风险管理、风险识别、风险规避等问题，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有效降低和避免风险发生几率，加强运动员的个人保险、保障工作。

4 小结

竞技运动的定义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界定，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结合与发展将成为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将竞技体育整合不同的体育运动形式发展，将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带来促进作用，竞技体育的发展涉及的方面很广，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势必受到诸多方面的阻隔与挑战，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利益、社会利益等，这就需要广大的体育从业者转变意识，适应发展，使得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能早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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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产生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现代民法的渊源——罗马法即产生；而直到20世纪初德国出台扶持卡特尔的《钾矿业法》才徐徐拉开经济法发展的序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生成晚于其他法律部门，原因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出现晚于其他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在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尚未成熟，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种“变法”式的法制现代化过程。我国的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集中控制，对市场中生产、经营者行为的管理，均需要以经济法为依据。为适应社会现实，我国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移植了大陆法系经济法，结合国情进行修改，形成了最初的经济法律体系。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之静态性

鉴于上文提及的经济法产生的必要性及社会需求，此处不再论述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观点，仅以肯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立性为前提对其调整对象进行分析。

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老诸论和新诸论两个时期。老诸论存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这些观点主要包括学科经济法论、大经济法论或称大纵横统一论、纵横统一论、纵向经济法论、行政经济法论、宏观经济法论、计划经济法论等。新诸论始于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这些观点分别是新学科经济法论、新纵横统一论、新密切联系论、经济运行协调论、需要干预论、行政隶属论、国家经济管理论、国家干预经济论等。

以上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所谓老诸论和新诸论，实际上很多观点在本质上具有相同之处。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是学科经济法论，即否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只在学科上承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本文不做讨论）；第二是纵横统一经济法论（包括管理协作论、密切联系论、经济运行论、需要干预论等），即认为经济法不仅要调整所有的纵向经济关系，而且还要调整一部分横向经济协作关系；第三是行政经济法论（包括纵向经济法论、行政隶属论、国家干预经济论、国家经济管理论等），认为经济法只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即只调整宏观的纵向经济关系，不同时调整经济组织内部的纵向经济关系。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之动态性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静”表现在与政策、制度相比，法律具有更为明显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法律的制定、执行并非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活动，它是在一种稳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国家重要活动。

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才是绝对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不例外。本文认为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空间因素。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其对本国经济市场的宏观调控及监督管理范围、力度也不同，调控和监管的效果也将不同。即便在相同的经济体制下，各国、各地区不同的国民经济状况也会导致不同的宏观调控及监管措施的出台，经济结构产生变化，经济法调整或重点调整的对象必将不同。

（二）时间因素。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会体现不同的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提出新的经济制度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相对应的，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控和监管方式将不断调整，由此引起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变化时时都在发生。当一国或一地区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如战争、动乱、瘟疫）时，其经济市场往往受到巨大冲击，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心也会发生转移。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经济法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发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经济在短短30年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重心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中。

笔者预测依据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性，近年我国经济法将继续着力于宏观调控关系，同时增强对市场监管关系的调整，建立以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为核心的调整对象体系。

四、总结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时间较晚，发展较不完善，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其中，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认尤为关键。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笔者更赞同行政经济法论；同时认为结合中国经济市场和经济转型时期，其调整对象可分为宏观调控关系与市场监管关系。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不是永恒静止的，而是暂时静止、不断变化的。任何微小的空间、时间变化都将引起经济法律制度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调整对象重点的变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动静结合看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本文预测近年经济法调整对象重点将向市场监管转移，建立以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为核心的调整对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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