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2 02:09:43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思想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二、企业文化建设促进思想政治共开展的途径不断地创新
企业文化不是那种硬性规定的规章制度,它需要员工自觉地遵守,是一种自觉地行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措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对策。首先,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精神与物质的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企业文化中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按两个方面,能够促进思想理念与经营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企业文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更好的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其次,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结合,将管理制度中强制型的制度逐渐的变成员工能够自觉遵守的制度,补充了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空乏。另外,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理念与价值观念的统一,促进员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地增强,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佳偶方面的不足之处得到弥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三、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二、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一词由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在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执政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历史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和觉醒以及追求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国际思想文化领域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发达国家对优秀人才尽力争夺,对外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加大,利用各种方式来传播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比较中华文华和其他文化的差异,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奋斗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悠久的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力量,是纽带,在新时期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在高校中,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忽视了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其实,思想政治德育课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课应该相辅相成、不分薄厚的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显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育人应该是一项隐蔽性的教育活动。文化课是艺术性的课程,它不像思想政治课那样咄咄逼人,目的性、说教性明显,容易让青少年接受教育者,不产生抵触情绪。它可以采取温和多样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把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文学、伦理、思想与宗教等和弦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教授给学生。往往文化中的美好爱情、热爱祖国、团结奋斗、孝心勤奋等主题都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其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性与感染力都比较强。也就是说,文化课能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刻的思想艺术化,对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往往起着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也只有大量的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化,大学生才会自觉自动地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优秀文化,克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只有建立自己文化心理的防线,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林林总总的时候,才能做到不惊慌、不震惊,守住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底线,也有思想武器与其对抗,经得起西方腐败思想的诱惑。
组织文化是指控制组织内行为、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关系设定的规范,即指组织成员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它使组织独具特色,区别于其它组织。当前,组织文化建设受到业界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其作用也日益彰显,被誉为促进组织发展的“源动力”和永保生机的“常青树”,因此,很多组织都把建设特色文化作为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样,人力资源的作用也被组织所重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观念也被组织所认同,“以人为本”的思想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这里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1人力资源管理是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组织文化建设对人力管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组织文化是以组织精神为核心,起到凝聚组织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是组织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培育形成的为广大员工所接受的并共同遵循的、具有先进性与个性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突出人本管理,把人力资源管理开发进一步系统化、层次化,形成新型的管理机制和协调的运转机制,提升人力资源运行效率。所谓新型的管理机制,就是建立起以制度文化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和优秀的员工团队,努力把人力资源提升为人才资源,形成有利于促进人才成长、有利于促进人才创新、有利于促进人才工作同组织发展相协调的工作格局。建立一套科学的组织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成为组织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2组织文化建设必须服务于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发展大计
组织文化服务于组织,并为组织创造价值,但是,没有良好的组织文化,组织就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具有先进理念的组织文化,也必然具备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必定注重“以人为本”。优秀的组织文化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中,员工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地与组织同呼吸、共命运,从而使组织获得一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提高组织凝聚力。
2.1优秀的组织文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组织氛围,提高员工满意度,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优秀的组织文化可以创造和谐、融洽的组织氛围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无疑对增加员工积极性、保持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管理者与员工的双向交流,让员工了解组织的发展规划,让管理层为员工树立良好的榜样。发挥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加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让员工感到在本组织中工作是愉快的。
2.2优秀的组织文化应培养员工的创造精神和适应力,为人力资源改革创造有利条件。组织文化应倡导创新,提倡挑战,使员工树立一种“勇立潮头搏大浪”的闯劲,时刻为组织的发展和改革献计献策,不断促进技术和管理的创新。营造良好的改革组织内部环境,培养员工适应改革,主动参与和支持改革,这样就有利于人力资源改革以及新制度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实行竞争上岗,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人员流动机制;有利于以绩效为衡量标准的薪酬制度的实行,从而实现内部分配公平,避免优秀人才流失。
2.3优秀的组织文化可以规范员工的日常行为,并提高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优秀的组织文化容易被员工认同和接受,由于大家的认同,员工就会自觉地用组织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来规范和要求自己,由于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制度的交融,所以员工用组织文化规范了自己的行为,就是在自觉遵守组织制度,有利于发挥其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更好地为组织的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3建设优秀的组织文化,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人力资源管理是组织文化的载体和支撑,是组织文化建设和执行的可靠保障。任何形式的组织文化都离不开制度的承载和支撑,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撑,组织先进的理念就会悬在半空,将会难以贯彻实施;即使文化上倡导“以人为本”、鼓励员工奉献,但是,如果没有制度来保障,那么谁奉献谁吃亏,谁奉献谁倒霉,员工也不是傻瓜,奉献一次吃亏后,工作就不那么卖力了,而且在员工中将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没有制度做支撑,组织文化理念也只是会成为一种摆设和“花瓶”。因此,我们就应该与组织管理建设、服务建设、生产管理建设一样,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设,为组织文化的执行提供载体和可靠保障。
3.1建立健全人力资源激励约束机制,科学管理和配置人力资源。组织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彻底打破身份界限,实行人才岗位竞聘制,真正形成“能者上,平者让,相形见绌者下”和“惟才是举、惟贤是用”的运行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支持。在选人上,要建立“赛马机制”,树立“能力表现与实绩重于一切”的观念,讲经验,但不唯经验;讲文凭,但不唯文凭;真正把那些有真才实学、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放在组织合适的岗位上,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整合配置,让有不同专长的人才找到最合适的位置,为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提供人尽其才的发展空间。完善绩效考核目标体系,严格按绩用人、按绩付酬,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激励约束机制。
1.1在医疗卫生单位的综合门户网站上思想政治和文化宣传必须占有“窗口之席”目前,各级医疗卫生单位依托推进政府上网工程,基本建立了自身的门户网站,在门户网站上开设“窗口”,开展思想文化方面的宣传。在门户网站栏目设置上,既要重视业务和专业的宣传,又要把卫生思想文化内容和业务工作同等对待,整合网站栏目,构筑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政治、文明创建和文化建设的“窗口”宣传体系,使网站在专业学术和思想文化上形成整体的宣传合力。日常维护机制中,要有专门的网络阵地管理人员负责精神文明、党建群团、文化建设的文章信息的更新。
1.2探索建立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文化“专题网站”网络是新兴媒体,已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中。网站是载体,是平台,是途径。要做好医疗卫生单位思想政治和精神文明工作,需要正确认识网络,正确引导舆论,建设专门的思想政治类网站,对于网络上的不道德及违规现象要坚决制止,并抵御不良文化侵蚀。网站要集思想教育、政治理论宣传、道德风尚及管理等诸多功能为一体,承担起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专题宣传,开展系统的网络理论交流,通过网络阵地构建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宣传主题网站。这类网站要在门户网站上建立链接窗口,让网民登录专业门户网站的同时,可以通过链接登录思想文化网站。充分运用网络资源,实时、即时和实效地发挥网站的宣传教育职能。
1.3开通官方政务即时通讯宣传平台并建立管理队伍如今的即时通讯途径很多,传播受众范围之广、之快远比想像中迅速且深远。可以试探性地开通政务iTunes、政务微博(微信、博客、QQ群),并开通手机短信群发系统等,多渠道开展即时宣传。现在,一些即时通讯已经成为60年代后生人获取各类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且,从以往经验来看,重大的会议、重要新闻、重大舆情的传播中,基本缺少不了即时通讯,在手机成为新媒体工具的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固守老套路的传统传播方式,而是要主动走向即时通讯市场,占领即时通讯网络,加强正能量的宣传与传播。
1.4通过办公自动化局域网络传播思想文化信息思想文化工作应该充分依托局域网络系统,加强思想教育和文化理念的信息传播,通过办公网络平台正面信息,增强局域网的教育管理职能,弘扬主旋律,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沟通及时周知所有员工,充分利用网络特点,为思想政治文化工作争取更大的工作空间,发挥最佳的传播功效。
2积极利用好各类传播阵地开展舆情应对及舆论引导
2.1在本单位网站建设管理机制基础上建立舆情监测和预案机制一般单位舆情应对机制由信息、宣传、应急办(行政办公室)、纪委等部门组成,卫生思想文化网站的管理层成员大体可以与本单位门户网站管理成员重叠。此外,要注意依托各地政府新闻办及宣传部门的网管要求,有条件的可以依托当地公安部门的信息监控系统动态关注网络中的医疗卫生舆情。医疗卫生单位可以采取人员值班制度,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测舆情。要探索建立舆情应对预案,从制度上保证一旦有舆情发生,做到事态面前不失控。
2.2依托网络阵地管理员队伍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网络阵地平台的管理人员对网络传媒的特点有一定了解,因此,将两支队伍融合,一套班子两种任务,可以提高舆情应对的专项能力。网评员队伍最好要设立层级,包括网络浏览人员、一级网络评论员、主要网络发言人。每天由浏览人员负责浏览搜索各大论坛、社区帖吧等平台的相关敏感信息,发现敏感信息立即向网络发言人汇报,由发言人、网评员及有关专业科室共同商定应对方案,汇报单位领导,确定应对方向,开展联动应对,应对过程中要逐级明确其应对信息的权限。切实加强网评员队伍应对舆情的能力培训,开展运用网络化语言的适应性锻炼,提高网络评论的水平。
1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到清代的“康乾盛世”,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共20篇,492章,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和为贵”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和能兴邦,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2.2“中庸”的思想。
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德治”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不论哪种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个道理。
2.4“礼治”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有的需要统观全局,有的需要独挡一面,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充当的角色不一样,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来行事。只有这样,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3.1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不能强攻硬取,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否则便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的思想,所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部署越详尽,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或者模拟实验,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提出修正意见,改进政策措施。
3.3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增加管理层级,缩小管理范围,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运作自如。
3.4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转化者,谓之神。”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它又变成方形。因此,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效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即规律,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必将影响决策;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弱其志,强其骨;虚其心,实其腹。”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来净化管理环境。
4.3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是水滴石穿,能够不动声色,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时时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谓“术”
就是权术,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所谓“势”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超级秘书网
5.2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法治”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违者依法纠正,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法规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灿若群星,不经过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无法一一摘取。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任何一名学者都不得不肃然起敬,研究起来也应本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从而继承先贤绝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为现代社会管理服务。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中的某些侧面以管窥豹,以期抛砖引玉尔。
参考文献:
[1]冯达甫。老子注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1
[2]金池。论语新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09
二、企业员工和机构的有效结合
企业员工及机构的设置里,要切实体现企业文化策划管理人员的作用,并且要做到与有关的部门有机的结合。不仅仅可以减低企业非必要部门的设立,此方法不失为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特别是现在企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与企业文化宣传者之间存在隔阂,并没有有效的结合,企业内部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力资源配备不合理的现象。此种组织机构极易出现双重管理或是有事情无人管理,出现问题互相推诿的现象。如果可以对二者进行很好的整合,让其形成统一的管理,不单可以使企业文化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实处,还可以互相帮助,相辅相成带动二者的工作效率。
三、打造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当今企业成功的标志是其是否具有学习能力,其成功不单显示在业绩、竞争力、活力上,而是通过学习渐渐提升思想的过程。知识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及个人对知识、精神的追求愈来愈高,也从线性思维转向创新思维。这时就要求思想政治的管理者从一定层次、水平出发,要融合多种科学知识,既要体现我党现阶段的政治方针及政策,还要突出科技性及文化性,全面提升企业整体的文化素养,方能提升企业的思想政治水平。在此过程中党员要发挥其表率作用,做到精神上的高度统一。
四、加强员工的归属感
员工作为企业的主体,能够使自身企业员工对本企业文化全面认同,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企业要从员工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给员工学习的机会。除了有效利用企业内部的培训课程,还可聘请专业的培训讲师定期进行培训。以此来满足员工对知识的需求,不仅可以让员工提升归属感,也会加深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更好的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二、生成过程: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生成过程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即促进文化的活化与人的文化生成的同时,达到人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特定文化的活化。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思想—宗教的、道德的、实践的、审美的,……必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担,才会发挥强大的社会作用。必须有人尊崇它们、赞美它们、维护它们、贯彻它们。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体制化。”[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正是特定阶级或集团所主导的文化实现传播与创新体制化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通过有组织、有目的和我计划的对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加工和吸收,从而使特定文化得以活化和获得新生。这种活化的过程为,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与个体的心理机制相接触,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将特定文化放置在个体的心灵深处,最终达到相应文化的复活、传承和创新。也就是说,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而被一定社会成员认识并观念化为个体的思想因子。这种被转化的思想因子通过参与社会成员的建构而成为了新的活化的文化。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人们在接受既定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对其进行整合和创新,从而推动特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文化建构过程表现为,处于自在状态的社会成员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而成为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社会成员并不是机械的充当特定文化的有效载体,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社会成员用自己的心理机制对特定文化进行思维、体验、理解和感悟,从而实现了特定文化对人的重建和塑造,使特定社会成员成为新型的文化个体。这一过程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用特定文化去培养人、塑造人、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文化实践过程。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个体融入了特定文化中并向更具独特性与文化性的文化个体转变。特定文化也通过人实现着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活化过程而实现发展的新动力。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生成过程中,既有特定文化的活化、传承和发展,也有人的人格塑造和社会性发展。特定文化的活化过程与人的文化成长过程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从而实现特定文化的再生产与个体再生产的同一。这表征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同一。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揭示了其文化本质的生成逻辑。但这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全貌。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进行论述,从而加深我们对其文化本质的理解。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容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文化建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的直觉建构。所谓文化的直觉建构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运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等文化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之所以把它们称之为文化的直觉建构,是因为,一方面在内容上它们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所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教育方式、手段、制度、谚语、故事、诗歌、仪式等的集合体,是绵延不绝的民间教育智慧,是鲜活的教育文化遗留物。”[7]因此,他们具有经验性和不自觉性。另一方面,他们对人们的文化建构方式表现为以直接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日常思维。而人们的日常思维是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的。这就导致人们对它们的接受存在“只知道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的状态。也就是说,文化的直觉建构告诉人们“向来如此”、“一直是这样”,但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缺乏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的直觉建构之所以可以对人们发生作用,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朴素的信仰。二是道德的压力。具体而言,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是经过历史的积淀和检验,最终被确定为正确的文化内容。它们在给人们心中留下一定文化印记的同时,势必会让人们对它们产生朴素的信仰。也就是说,人们会秉承它们所传递的文化意义去建构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一般在所传承区域是被普遍遵守和执行的,如果谁不遵守的话,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承受一定的舆论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直觉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逻辑性和自觉性的。但是,即使在现代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教传统都以一定的方式弥漫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对其高度重视。第二,文化的逻辑建构。所谓文化的逻辑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特定阶级或集团在一定方式的指导下,用体系化了文化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系统建构。之所以是文化的逻辑建构,首先在内容上表现为用体系化了价值观念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是代表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了的文化理论体系,因此它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体系化了的价值观念作为有价值和意义的系统,是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理解和了悟的。因为,唯有努力理解和了悟,才能真正认识和享有它的意义。在理解和了悟的过程中,体系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会形成对人们的体系化建构。其次,文化的逻辑建构过程是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作用的过程。虽然文化的逻辑建构会有日常思维的参与,但是这种建构只有与人们的非日常思维进行互动,才可以真正发挥其作用。人们的非日常思维具有自觉性、批判性、创造性。在文化的逻辑建构中,人们会对特定文化所传达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反思和判断。这使得人们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而且还会追问“为什么”,并通过自己固有的思维能力对其进行判断和选择。第三,文化的实践建构。所谓文化的实践建构,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实现特定文化的创造和特定文化对人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于文化建构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如卡西尔所言:“正是靠着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产生出了一切文化,同时又塑造了人之为人的东西;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只是以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为媒介,才得以结合和统一为一体。由此可见,只有这种能动的‘活动’,这种自觉的‘创造过程’,才是真正第一性的东西。”[8]文化的实践构建具体表现为:首先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在特定文化意义指导下的进行的实践。特定文化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始终,指导和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这体现了特定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为特定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制约和支配。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人的各种需要、欲望和愿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着满足这些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文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新的文化需要与新的满足需要的文化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相互发生作用。也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判断、反思和接受,从而建构着自己的价值观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给人们呈现出的一种工作状态和形式。曾经指出:“党的思想政治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9]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作用于人们精神领域的一项活动。就此,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形式表现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的统一。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将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传递给受教育者,从而引导受教育者依据所接收到的文化意义去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生产“一词作为大工业的产物,体现出了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色彩。自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生产也体现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统一化规约。这种统一规约之所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同构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对人们进行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再生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维系在低水平、低效率、无激情、无创新的状态下简单重复和循环。”[10]在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缺乏主动态度和创新精神,最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没有创新的、流于表面的、简单重复的被动活动和过程。这样的效果势必是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没有显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趋于零。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种精神生产要素的潜力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和质量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再生产表征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创新精神与受教育者稳定的精神状态和能力的融合,因此是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指这样的一项活动方式,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对教育者所传递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选择、理解、感悟和吸收,从而实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长。“生长”一词本身是指植物的培育过程或动物的发育过程。杜威则把“生长”一词用于教育领域。在杜威看来,“生长”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最起码意味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长”意味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成长,而与别的无关。真如杜威所言:“实际上除了更多的生长,没有别的东西是和生长有关的,所以除了更多的教育,没有别的东西是教育所从属的。”[11]另一方面意味着,教育过程要与受教育者自身所具备的条件相结合,从而实现受教育者的属于自己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揭示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单单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把人的发展放在其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预示着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表现在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世界中不断确证、实现和发展着自己的价值。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人的心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的重要表现,它体现出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成员发展的积极关注以及社会成员所进行的自我建构。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生产和精神生长并不是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它们之间本身存在着许多交叉和交融的方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状态和发展需要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所呈现出的状态会有所差异和侧重。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内在生成与外在表现分别从内核与表现层面揭示出文化本质的面貌。然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最终需要落实和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其文化本质的实现方式进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濡化
思想政治教育濡化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对社会内部的主导文化进行纵向传播、继承和习得,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濡化过程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在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第一是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这是指个体的身心要素。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受遗传影响的心理和生理素质,继而结合每一个体的情感、意志、体验以及知识系统要素,从而形成个体独特的存在空间,我们把这一独特空间称之为个体的内部环境。第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通过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而编织成了文化环境之网,并将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方方面面。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其影响,并通过对特定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完善而不断超越自身,最终使个体成为所属文化的创造物。第三是现实生活情境。所谓现实生活情境,是个体生存和生活的全部现实环境的总和,包括家庭的、学校的和社会的等情境因素。特定文化的传递,“本质上是生命系统的复制和延续,生命的活力永远离不开现实情景。”[12]思想政治教育濡化就是通过个体的内部要素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和现实生活情境三方面的互动来实现的。这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把特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潜移默化地接受特定文化对的影响,从而在活化特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境界。这一建构过程又会反馈于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发生改变和完善,最终推动特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涵化
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主导文化在与其他形态的文化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主导文化与其他形态的文化会相互吸收彼此更具活力和对自身有益的文化特质,从而实现主导文化的更新与社会成员的文化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涵化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接触和作用,其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在此,我们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面对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时最积极的态度是,自身的文化要素积累与价值观念建构处于较为成熟的状态,从而可以用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有利因素,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为受教育者如何处理主导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下,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为同化。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与主导文化是相适应的。面对不同的文化形态时,受教育者会把不同的文化因素进行加工和整合,继而纳入到自己的认知图式之中,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丰富和发展。第二种态度为顺应。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所接受到的文化与自己的认知图式发生矛盾,从而不能同化接受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具体引导,最终通过重组和改造自己的认知图式和价值观念,以与主导文化保持一致,从而实现对自身的从新建构。
电力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是开展所有工作的中心和基本出发点。也是领导制定各项工作应遵循的规律和依据,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开展在员工之间,根据已经制定完善的工作方针、原则,来指导员工的工作行为,从而促进电力企业良好的发展。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四大特点:第一是社会性,电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外,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电力企业也是处于社会大环境中发展,员工的思想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具有社会性;第二是开放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了电力企业员工的思想,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要具有开放性;第三是自主性,随着电力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员工加入到电力企业中,这些员工的自主意识非常强;第四是广泛性,思想政治工作包含的范围非常广,职工素质教育、改革观念教育等都属于思想政治范畴。
(二)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企业文化内涵是企业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环境,以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为核心,对员工的工作行为起规范性的作用,企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多方面: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心态文化,企业的规章制度,员工的行为方式等。在电力企业中,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创新化、人本化、制度化以及学习化的特点。创新化: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创新性,从而实现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本化: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员工,只有被员工认可的企业文化才具有生命力,同时,企业员工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化:是指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学习化: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创造一个全员学习的氛围,以便员工的工作能力能一直符合时展的要求。
二、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联系
二者的共同点: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与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精神对人的主导作用,为了使工作达到最佳效果,都会充分的调动人的积极性。在具体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二者都会针对人的特点来开展价值观教育,促进电力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增强,让员工主动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二者的不同点:在电力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所特有的企业文化,而且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属于理性文化概念。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员工的思想观念、工作态度等方面的引导,以此来调动员工主动投身工作的热情,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理性概念,还是实践性概念。二者的互补作用:在管理上,思想政治工作以党的思想为基础,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企业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保证企业文化具有政治方向,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互为补充。在行为方式和体系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选用的方式为关心理解、沟通等,这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依据,而企业文化经常采用的方式为商品经济行为、非组织交流行为等,这种方式可以补充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在电力企业中,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方法有三种:第一,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队伍,这是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保证和条件;第二,采取相应的运作原则,运作原则要以人为基础,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充分的调动起人的积极主动性,让员工自愿的投身到电力企业的生产建设中,并参与到电力企业的管理中;第三,注重电力企业文化培育,良好的电力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促进电力企业繁荣的发展,当前,电力企业正在实行体制改革,所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要坚持与时俱进,做到与企业体制、时展相符合。
经济决定律,是指生产力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最终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进程。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82)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P695)这一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过程的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要素中,生产力要素、经济要素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客观要素的形成,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意识、个体意识等主观要素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定阶级经济利益的实现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在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中,最终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间接地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生。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式产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给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必然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各种偶然要素也都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经济要素的补充和反映。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中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P733)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虽然其何时发生、何地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等都是偶然的,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这些偶然要素最终都要受到经济的制约。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种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最终根源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需求,最终为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深层根源。
2.政治催化律
政治催化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催化作用。政治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萌芽于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但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历史大事件,却是政治生活和阶级的出现。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现实的、独立的力量影响思想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伴随着阶级的政治实践一同产生和发展的。一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阶级为了实现其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总是对各种政治关系进行着思想调控,以达成政治共识,统一政治行为,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一定政治集团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其所期望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更加重视对被统治阶级及社会成员的思想统治,自觉、主动地进行意识形态的调控,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来传播、灌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抑制、消除有害于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总之,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统治阶级对社会成员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影响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催化剂。政治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催化作用表现在:政治活动直接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政治活动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以本质的规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政治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原始社会自发的萌芽形态转变由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实施的,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正式形态;政治活动铸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总之,政治活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挥着全面的、根本的、本质的推动作用。
3.文化传承律
文化传承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依据。所有文化都是习得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把这称之为人的“社会遗传”或“濡化”(enculture)。[5(]P42)文化传承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需要通过世代相传,才能实现文明的历史继承和历史创造,使人类文明的火种照亮人类自身前进的道路。在文化的传承中,反映一定社会群体、集团特别是一定阶级和国家根本利益和深层文化追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核心内容,这些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在一定的思想文化、道德文化、政治文化中,成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如果在文化的代际相传中,缺失了这一核心的内容,就抽掉了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正如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一样,如果没有抓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互助友爱等这些反映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能使这些核心价值观得以发扬光大,就不能使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薪火相传。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道德文明和德育传统,使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得以世代相传,内化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在人类发明的各种保存和延续文化传统的手段中,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传递人类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之一。知识技能的教育可以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得以延传,而思想政治教育则可以使人类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反映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延传。在国家和统治阶级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实践活动中,不仅实现了一定文化的社会化和代际传递,而且也使主导意识形态得到了传播和确立,充分地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之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向下一代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使一定文化的核心、灵魂和精髓传之于后世,从而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所担负的文化使命。
4.要素充足律
要素充足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各种要素必须齐全、充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虽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却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其中包括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孕育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创造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社会群体,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供了雏形。进入阶级社会,阶级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政治集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条件包括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个体意识的自觉程度等。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是一种社会自我意识,也即社会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自我体察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自主认识。而这种社会自我意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阶段,最终才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意识的真正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同时也受到个体自我意识的制约。没有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没有个体对自我主观世界进行改造的自觉,自然也不会产生接受这种自我改造的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也就不会在个体身上现实地产生。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具体时机、情势等,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只有历史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创造了充分、足够的主客观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生。
5.主体主导律
主体主导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主体始终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体的一种社会实践,是人类主体性的表征和外化,确证着主体的本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发起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必须有主体的依托和推动。没有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没有人类主体能力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产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无从产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意识,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生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能力,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成。[6]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要素中,主体始终处于积极的、主动的、主导的地位,扮演着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效展开的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形成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主导性要素和关键步骤。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真正具备了相应的主体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反映,也才能发起、实施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主导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6.客体主动律
客体主动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客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主动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和塑造的对象,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过程中,其作用却不可小视。如果没有客体的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能产生。客体对自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的认知、判断和进行自我改造的动机、情感等心理要素,对于客体是否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能够在个体身上具体地发生都具有根本意义。如果客体完全缺乏对自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的自觉体认和提升动机,如果客体的接受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载和消化一定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程度,那么就很可能使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失去现实的对象,成为毫无意义的单边操作,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一种外在的、自为的存在。只有客体形成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和主体能力,具备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客体,也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
7.介体联结律
介体联结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介体发挥着联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媒介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载体等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离不开一定的中介,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借以产生的渠道和途径。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没有一定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渠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就成为相互割裂、互不相干的实体,就失去了彼此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意义,更加不可能产生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只有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才可能发生。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形成的要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形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联结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同时也是维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