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82.4%，女性占17.6%；97.8%为已婚居民；年龄以41-50居多，占47.3%，文化程度以高中和初中居多，这两项占84.6%；家庭年收入1-3万的超过半数，以务农为主，占61.5%。

二、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

1.农村居民对国家发展总体状况、人际关系、农村政策及自身状况比较满意

（1）居民对目前国家经济发展和支农惠农政策比较满意。农村居民对国家总体发展状况的打分最高，为4.12分，对国家农村政策、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改革措施的得分也都超过了3.5分。在问题“生活中的哪些事情让你感到满意？”的回答中，有60%的居民回答了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其中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农政策、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说明居民对目前国家经济发展和支农惠农政策比较满意。

（2）居民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感到比较满意。本问卷中涉及到的人际关系问题中，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得分为4.07分，亲戚朋友关系4.05分，邻里间的关系3.88分，无论是居民对家人关系的处理还是邻里关系的处理都感到比较满意。

（3）居民对自身当前的心态比较满意。包括身体和心里状况以及社会对自己的尊重。这三项的平均得分也都超过了3.5分。

2.居民对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基层管理等感到一般满意

（1）居民对生活环境感到一般满意。居民对目前自己的工作状况、居住环境、文化生活状况、工作条件、住房条件等问题的得分都介于3分-3.5分之间，即稍好于比较满意。

（2）居民对基础设施建设感到一般满意。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包含医疗卫生状况、公共设施建设（水、电、路等）、住房条件，得分也是介于3-3.5分之间。在问题“生活中哪些事情让你感到不满意？”的回答中，50%左右的居民回答基础设施，包括交通（20%左右），公共卫生（20%）。

（3）居民对社会公平和当地政府行政管理状况感到一般满意。其中社会公平状况的得分为3.19，当地政府行政管理状况得分为3.14分。

3.居民对就业、物价、办学等问题感到不太满意

居民对就业、物价水平和办学状况的评价得分都低于3分，未达到一般满意的程度。其中对目前社会的就业机会得分为2.98，对当地的物价水平得分为2.99，对当地的办学状况得分最低，为2.65。

在问题“生活中哪些事情让你感到不满意？”的回答中，有超过半数的居民回答中包含就业、物价和办学情况。认为物价不稳定、就业难，学校合并后上学比较远，需要接送，浪费人力物力。

4.居民认为生活满意与否，身体健康最重要

在问题“您觉得生活满意与否，什么是最重要的？”回答中，有42.3%的居民回答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回答保持良好心态、社会和谐和改善住房条件的分别为13.5%、13.5%和9.6%。

三、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对影响安阳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下：

1.年龄越大，生活满意程度越高

根据居民年龄进行分组，发现61岁以上居民对目前生活处境的满意程度最高，平均得分为3.63分，接近于比较满意。这和当前国家制定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政策密切相关。31-40岁居民生活满意程度最低，平均得分为3.22分，接近于一般满意，这和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居民生活各方面压力较大有关。41-50岁居民、51-60岁居民得分分别为3.53和3.55分，比较接近。

2.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其它文化程度居民

根据居民文化程度分组，发现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对目前生活处境的满意程度最高，平均得分为4.33分，超过比较满意界限0.33分，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居民。小学、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居民对目前生活处境的满意程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45分、3.47分和3.44分，相差不大。这和目前农村中文化程度高的居民较少，这部分居民所处的地位更高，生活条件更好有关。

3.家庭年收入3-5万元家庭生活满意度最高

根据家庭年收入分组，收入范围在3-5万元的家庭居民生活满意程度最高，平均得分为4.13分，超过比较满意界限0.13分，也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居民。这部分居民家庭年收入在当地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条件较好，对目前生活比较满足。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家庭平均得分为3.5分，虽然收入最高，但考虑问题可能更多，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并不是最高。年收入1万元以下和年收入1-3万元的家庭平均得分分别为3.14分和3.43分，收入较低可能导致各种问题，使得满意程度不高。

4.村、乡干部生活满意度略高

根据居民目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分组，村干部或乡干部生活满意度要略高于其他居民，平均得分为3.59分；务农为主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次之，平均得分为3.54分；商人平均得分为3.4分，外出打工者得分最低，为2.75分，对目前生活处境不是很满意。

四、对策建议

1.强化政府职能，使经济发展更多惠及民生工程

一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农村居民在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方面得到满足外，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二是加快建立各种类型的服务设施，完善各种服务设施的服务制度，为农村居民生存发展提供各种软硬件基础。三是继续做好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兴修水利、完善交通网络，方便居民出行。四是加强农村环境的整治。加强宣传，营造干净、清爽的农村环境，提高居民对环境的认可程度。

2.继续做好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政策的推广工作

篇2

关键词： 主观生活质量；在城农民工；代际差异；生活满意度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简称SQL）也称做生活满意度，是综合反映人们生活舒适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也是人们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的评价。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更多的农民工将逐步“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提升，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满意度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全面了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分析影响其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了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状态，不仅能够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建设”，设法提高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是人“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一步的目标之一。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涌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极具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国外学者W・W・Rostow（1971）较早研究了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认为生活环境的美化、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之后，Day（1980）认为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娱乐休闲、精神状态、自我评价、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经济状况、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存在一定影响。Diener（1984）在幸福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将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归类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渐渐形成生活质量客观因素和个人人格特质因素两个方向。如Veenhove（1995）从经济状况因素、Cui and Vainant（1996）从生活事件因素等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Larson（1978）和Bowling（1991）从健康状况因素、Mastekaasa（1995）和Diener and Suh（1998）等从婚姻状况因素等个人人格特质因素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

之后，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如曹大宇（2009）通过研究国际上权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第四波的调查数据，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与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满意度相差近50%，在此基础上，曹大宇（2011）又通过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与空气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空气质量下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上，对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没有显著影响。冯云（2011）认为个人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有直接关联。李想（2009）认为性别的差异、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均对生活满意度造成很大的影响。王培刚（2008）着重从代际视角验证了健康状况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有的群体，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进入他们的视野，郭乙辉（2008）对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获得性别与工作状况对在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评价均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及家庭经济对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拉动效果，年龄、婚姻状况、社会保障及社会环境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等结论。

回顾近些年文献发现，国内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数不胜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然而针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并不多，从代际视角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能够有效地发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提出有效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有效依据。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样本数据来自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统计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开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抽样调查”，本次调查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西省34县区102个行政村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户特征、个人特征、外出务工基本情况、务工感受及返乡创业就业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经过调查员深入农村与农村劳动力面对面的调研访谈，共完成有效问卷1019份，根据本文研究对象要求，剔除农村非外出务工劳动力及未进行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的问卷97份，最终获得本研究有效问卷922份。依据研究目的，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其中，在本研究922份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有效问卷352，老一代农民工有效问卷570。其中，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三、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

（一）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达式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表示第p个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表达式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贡献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释变量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况四类。具体为：

（1）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2）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3）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4）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②工作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

四、实证研究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表4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2004）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1 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三、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

（一）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达式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表示第p个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表达式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贡献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释变量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况四类。具体为：

（1）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2）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3）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4）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②工作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

四、实证研究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表4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2004）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家庭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家庭负担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相对的，家庭经济状况差或者家庭负担重的农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较高，主观生活质量也较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家庭对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观生活质量会降低。

务工收入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达到显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10%的显著水平，老一代模型中5%的显著水平，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务工收入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务工收入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与郭乙辉（2008）研究结论一致。

（三）环境与工作

由表4可以看出环境与工作因素中空气质量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城市的空气质量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空气质量越好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社会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务工城市社会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会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工作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四）保障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意识仍比较薄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觉得有无养老保险对自己以后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工会产生一种没有社会保障是应该的错觉。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是否缴纳工伤保险都会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依据农民工的年龄特征，将其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以江西调查样本数据为依据，选取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四类十四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模型和老一代农民工模型，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发现：（1）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2）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因素同时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3）除共同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外，性别因素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因素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1）改善农民工工作状况，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说明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是提升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

（2）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权益的保障仍不够重视，权益保障意识普遍不高。尤其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3）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环境满意度和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包括完善农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础设施、稳定社会秩序、稳固社会风气、完善法制状况、提升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4）提升农民工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其主观生活满意度，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越高，其主观生活满意度也会越高。

参考文献：

[1] 曹大宇，2009：《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考察及其政策启示》，《改革与战略》第4期。

[2] 曹大宇，2011：《环境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统计观察》第21期。

[3] 冯云，2011：《创建生态宜居城市需努力改善民生――对大连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抽样调查及思考》，《城市管理》第3期。

[4] 高、姚炬洋，2013：《居民生活满意度研究述评》，《北方经贸》第10期。

篇3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6-0067-06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杭州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保护和重修历史街区，尤其是运河沿岸，政府投入巨资改造滨水历史街区，使之成为运河沿岸休闲产业发展的文化符号。杭州休闲产业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于2010年11月获得了“最美休闲城市”称号，然而，休闲产业的打造并非一日之功，休闲氛围的培育也需要长期的努力，以小河直街为例，应将休闲产业发展和原住民的休闲生活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个案研究，旨在探讨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休闲满意度，更好地营造社区的休闲氛围，促进杭州休闲旅游发展。

目前，已有学者做了前期的相关研究。首先是对相关概念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马惠娣认为休闲是在具体环境中构造出来的，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休闲不等同于休息，有恢复体能的功能，其本质在于思想的纯洁与宁静。李九全、张中华对于社区休闲的定义是，社区居民在闲暇时间内，运用社区的景观及环境设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放松身心、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与充实，从事具有娱乐性、健康性、自发性而不是竞技性、营利性目的的社区活动总称。关于休闲满意度的定义，伯德和瑞赫博(Beard&Ragheb)认为是个体在参与或选择休闲活动时所形成、引发、获得的一种正向感受结果，是个体对一般休闲经验或情境感觉到满足的程度。

除了进行概念探讨外，还有很多关于休闲满意度与其他因素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类视角。一类视角是探讨休闲满意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休闲参与度等方面的影响。如基恩(Guinn)指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休闲参与积极性与高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瑞赫博认为，休闲满意对休闲参与的影响力要明显高于休闲态度、收入、年龄、就业模式、婚姻时长等变量。受教育年限和性别对休闲参与程度有特别影响力。休闲满意是影响休闲态度的唯一变量。瑞赫博和格里菲(Ragheb＆Griffith)指出休闲满意对生活满意起着重大影响。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休闲满意度的六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全部正相关。《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第一章提出，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且是预测社会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另一类视角是关于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探讨。如瑞赫博发现，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越高。影响休闲满意度的因素，按强弱分别为兴趣爱好、文化背景、体育行为、社交行为、大众媒体行为。弗兰肯和瑞吉(Francken＆Raaij)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本文将在调研中部分验证这些理论，并提出新的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变量。

此外，本文根据现实情况，有选择性地采用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以分析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动机因素。此量表是目前休闲满意度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量表，全表按因素分析法分为6个层面59个子问题，分别为：教育层面(educationalcomponent)，指心智的刺激及自我了解与成长；心理层面(psychological component)，指自由选择与体验；社交层面(social component)，指与人共享与发展友谊；放松层面(relaxation component)，指压力与紧张的松弛与解除；生理层面(physiological component)，指身体健康的获得与保持；美学层面(aestheticcomponent)，指美的欣赏、观感与提升。

2　研究对象介绍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杭州市北部，地处小河、余杭塘河和京杭大运河三河交汇处，占地面积约12.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15万平方米，包括重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和商贸旅游区3个区域。调研范围是重点保护区，包括小河直街和小河东河下，由管委会管辖，但小河直街属于小河社区，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完成后，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原住民共回迁了113户。笔者随机走访了其中55户原住民，共77人，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的个人基本情况、休闲活动、休闲意愿、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走访了社区所在的管委会和居委会，考察了社区周边的休闲场所。

笔者对小河直街历史街区进行过两次随机调研，分别是2010年1月和2010年11月，两次走访得到了类似的人口特征数据。首先，居民多为中老年人，且居住时间长。被调查的77位居民中，年龄在45岁以上的居民共有45位，占58.44％，24岁以下的居民占12.99％。这些原住民在当地的居住时间达20年以上的占79.22％。其次，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简单，收入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70.13％，大学以上学历者占11.69％。目前无工作者较多，离退休、下岗及家庭主妇占46.75％。工人和服务人员占27.27％。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

3　小河直街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分析

3.1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居民对目前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占56.36％；觉得一般的，占30.91％；认为比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占12.73％。究其原因，有如下影响因素：

(1)分割的行政区划导致居民休闲满意度下降

调研显示：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小河东河下的居民。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的，占6.45％；认为一般的，占22.5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占70.97％。但小河东河下的居民，表示很不满意的，占17.39％；认为一般的，占43.4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只有39.13％。其原因与分割的行政区划有关。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小河社区的活动并不通知他们，这使他们有较为强烈的被抛弃感，从而产生不满意情绪。

(2)休闲活动参与度高的居民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

调研显示：住在小河直街主街上的居民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居民。住在主街上的居民对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比例高达90％，远高于普遍的满意度水平70.97％。这可能与他们对社区活动的信息捕捉更为灵敏、参与度更高有关。一般社区活动如果是小范围参加，多以电话通知，如果是大范围，多在小河直街上以公告栏的形式告知，所以，主街上的居民更容易获得这些信息。参与较多的居民，对小河直街社区会有更强的认同感，也会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也验证了瑞赫博和格里菲的观点，即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

(3)收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有部分的正面影响

首先，低收入并不一定带来低休闲满意度，但是高收入可能带来高休闲满意度。弗兰肯和瑞吉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此次调研部分证实了该论点，略有分歧。本研究以月收入1000元和2000元为界，划分居民收入区间。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居民多为待业者，没有收入或靠低保生活。该区间没有休闲满意度很高的居民，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8.33％。这些居民较低的收入使他们的休闲生活相对单调，这导致他们没有很高的休闲满意度。但由于生活仍然较有保障，休闲满意度总体上偏高。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1.72％。这个收入区间的居民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职工人，一部分是退休工人。大部分居民的退休工资为每月1800元左右，没有达到2000元。这两类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存在差异，下文有详细分析。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1.54％。总的来说，收入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是正面的。

其次，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如果将小河直街居民的收入放在杭州市社会大背景下考虑，由于大量退休职工及低学历劳动力的存在，当地居民的收入普遍不高，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00％，但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小河直街居民总体收入偏低，但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其重要原因是：居民的休闲支出在其收入承受范围内，因而，休闲消费金额对休闲满意度影响不大。以数据为证：每月休闲消费在50元以下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6.25％；每月休闲消费在50～1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3.33％；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0％；每月休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7.14％。可见，居民的休闲支出水平不同，却有类似且偏高的休闲满意度。有如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居民偏好相对简单舒缓的休闲活动。由于居民多为中老年人，所以，他们日常休闲以在家看电视为主(占67.53％)，或者在家喝茶打牌(占68.83％)，或者串门聊天(占33.77％)，这些活动几乎不需要任何花费。

原因二，居民大多有节俭的习惯，倾向于不需要花费或者少花费的休闲活动。问卷显示，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普遍较低。每月休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居民占51.95％，其中还有6.49％的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为零。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占20.78％，超过500元的仅占9.09％。居民较常去的休闲消费场所为街道、商场、超市或夜市，占32.89％，尤其是去菜市场，这是相对廉价的日用购物场所。近在咫尺的商贸旅游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休闲消费群体，而当地居民的反应普遍一致，即基本不去茶馆和咖啡馆、接待客人时去餐饮场所。据调研，餐饮场所中最受欢迎的是新腾飞，人均消费约40元(据大众点评网，2011年1月)，其次是河上轩，人均消费31元(据杭州口碑网，2011年1月)，但总体上居民的消费频率不高。居民消费频率较高的是两家面馆：长爱面馆和老桥头面馆。这两家面馆都遵循价廉物美原则。长爱面馆早餐提供3元／份的面条，其他时间面条价位在5～22元间。老桥头面馆消费最低5元，最贵12元。

原因三，居民的生活环境优美，不需要任何花费就可以享受别人需要付费的休闲生活。居民在家里或家门口喝茶可以享受到同样优美的环境，这也是居民不愿意去商贸区茶馆喝茶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们也希望居委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非常便宜的喝茶、打牌、下棋、搓麻将的公共社交场所。政府提供的大量免费的公共休闲场所也减少了他们的休闲消费支出。调研显示，有40.79％的居民会去公园、广场绿地等，这些场所在杭州都是免费的。

(4)居民的职业会影响休闲满意度

小河直街历史街区的原住民中，比例最大的两个群体是工人和离退休职工。对两个群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到职业的影响。

工人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低。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仅为41.67％，比总体的比例水平少29.30％。这可能与这部分居民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有关。这些居民处于中青年阶段，家庭负担重，但收入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居民占该群体的91.67％)。在这部分居民中，没有人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很多，只有1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较多，远低于总体的比例水平41.56％。6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一般。

离退休居民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自认为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占所在群体的79.95％，略高于整体水平。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居民有退休工资，大多接近每月2000元，生活比较有保障，生活压力较小，休闲时间充裕。他们中认为自己休闲时间较多或很多的占73.3％。

职业影响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职业状态会带来不同的休闲时间分配以及不同的生活压力。充裕的休闲时间有助于提升休闲满意度。适度的生活压力可以带来相对舒适的生活状态，以及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休闲满意度。

(5)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基恩认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相应地，生活满意也是休闲满意的重要变量。调研显示，居民对自身生活状况比较满意的，休闲满意度较高；对自身生活不满的，休闲满意度较低。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根据访谈的内容，低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低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②收入低，无力承担休闲消费支出，休闲活动单调；③家庭生活不和谐，影响到休闲的心情；④家里有病人，生活支出高，缺乏足够的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反之，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较高的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空闲时间多，生活轻松悠闲；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可以有较为丰富的休闲生活；③拥有良好的生活心态；④稳定和谐的家庭生活；⑤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的疾病。

休闲本身构成生活的一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因而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休闲满意度。在政府的大量投入下，小河直街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非常大的改善，由杭州城北的贫民窟转变为杭州重要的历史街区。因而，很多居民对于目前的生活感到比较满意，这使他们对休闲满意度评价相对较高。也有部分居民提出，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设施，如装上管道煤气，他们的休闲生活满意度会更高。可见，解决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问题，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反之，则可能会随时引发矛盾，带来不和谐因素。

以上分析可见，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休闲满意度，而且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交织，或互相叠加，或互相抵消，最终影响到每位居民对休闲满意度的定性判断。

3.2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动机因素分析

对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评价的衡量，主要借鉴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进行分析，按满意度高低依次为：居民平均的放松满意度为4.40；美感满意度为3.69；社会满意度为3.51；教育满意度为3.42；身体满意度为3.37；心理满意度为3.27。当地居民的总体满意度为3.61，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其中“放松满意度”层面的平均数远高于其他层面的平均数。具体的居民休闲满意度平均数、标准差及平均数排序如表1所示。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知，带来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最主要的5个因素依次是：心情愉悦、放松自己、维持身心健康、休闲场所环境清新干净、和别人接触互动。从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标准差可以看出，居民对前4个因素有较大共识。以上结果与居民的特征有很大关联，尤其是他们的年龄特征。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多来自“放松”的需求，也比较看重“维持身心健康”。他们并不倾向于“挑战体能”这样相对剧烈的休闲活动，也不愿意在休闲活动中使用技巧与能力。居民多是中老年人，且是相对缺乏学习能力的简单劳动者，所以，他们的休闲也倾向于从简单、轻松的活动中获得快乐。

居民在休闲活动中，对于“更了解自己”的动机处于中等状态。原因在于，他们中多为中老年人，认为对自己已经比较了解，不是特别热衷于从休闲中了解自己。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总体上也不热衷，45.83％的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没有太大兴趣，但内部存在一些差异。相应地，居民比较喜欢“和别人接触互动”，占69.44％，但是内部分歧相对较大。综合来看，50％的居民既希望和别人接触互动，又希望在接触中了解别人；19.44％的居民想和别人接触互动，但不愿意更了解别人，而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26.39％的居民相对封闭，更喜欢独处，也不想了解别人。原住民的这个特征可以为社区组织活动提供一些思路指导。

总体上，基于休闲满意度量表分析得出的居民休闲满意度与居民的主观评价比较吻合。

4　关于提升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建议

4.1为居民提供更多群体休闲的机会

居民的社区休闲满意度较高，且多倾向于群体休闲。群体休闲是相对于个体休闲而言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一起进行的休闲活动，并在休闲过程中产生行为、感情的互动，并获得身体上、心理上的满足。调研显示，希望多人一起进行休闲活动的，占46.75％；希望两人一起休闲的，占12.99％，一般指的是与老伴；持无所谓态度的，占24.68％；希望一个人进行休闲的占15.58％。走访得知，虽然有少部分居民表现出较为封闭的倾向，但是大部分居民喜欢热闹，喜欢社区活动。不少居民表示，只要社区通知的活动，他们都很愿意参加。也有部分居民表现出被社区遗忘的不满甚至愤怒。可见，大多数居民希望有较多的群体休闲机会。

4.2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

根据对小河直街社区周边的考察，小河直街的公共空间极少。露天的公共空间拓展余地较小，室内的公共空间尚未有效利用。据管委会介绍，目前小河直街上还有很多公建房，其中酱园、3号暂借管委会使用。酱园里面展示着一些旧式的生产工具，用于公共活动，如唱越剧等。酱园一年中大约有1／3的时间开放。鉴于其他公建房不能挪作公用，酱园是最有可能被有效利用的公共空间。作为小河直街不多的历史遗迹，酱园用于单位办公场所并不合适；仅仅用于文化展示，无法充分物尽其用；被动地为一些活动提供场所，也非长远之计。所以，建议将酱园长期开放，为小河直街社区的居民提供一个长期的传统文化交流平台，其他周边社区居民可以参与，具体活动由管委会来操作。①作为各种文化展示的舞台，如越剧角活动、其他文艺汇演活动等；②作为社区居民定期的活动场所，如定期举办邻居感情联络会等；③为各种节庆活动提供筹备场所；④成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居民的信息交流中心。总之，充分利用酱园这一平台，不仅把它作为历史遗迹展示，更要让它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居民沟通的媒介。

4.3为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

目前小河直街的公共休闲设施极少。为了维持小河直街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朴风貌，社区没有设置休闲运动设施。但77.92％的居民希望能够增加休闲设施，特别是健身方面的设施。考虑到普通的运动器械可能会影响小河直街社区的历史风貌，可以分散设置在相对偏僻的位置。由于居民多倾向于静态休闲方式，可以在运河沿岸增设一些公共休憩设施，如木椅等，供居民散步时休息。也可以在运河码头附近设置一些简便的不影响视觉效果的娱乐设施，如秋千椅等。

4.4较大范围较多次数地组织免费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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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人口逐步提高，然而城市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和服务能力日渐显得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入学难、就医难、买菜难、停车难、活动健身难等一系列因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相对滞后而产生城市社会问题。

近几年，宁波镇海新城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与其他地区的很多新城一样，镇海新城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全面梳理新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公共服务设施实施方案，对于促进新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

2、对象界定

本文研究对象主要为类设施中的街道级与社区级两级，具体的实施对象为其中必需配置、以公益性设施为主的15小类设施。

3、现状调研分析

通过居民需求的调查、相关部门调研、现状设施实地走访等多种调研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新城居民以及相关部门的实际需求，寻找现状设施在实施和运营方面存在的问题。

3.1居民需求分析

居民需求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受访居民对新城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尚未达到“满意”的程度。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社区管理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养老设施市政设施体育设施。

3.2 存在的问题

（1）公共服务设施绝对数量和建设规模不足，不同区域分布不均。

（2）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重营利而轻公益，公益性设施建普遍缺乏。

（3）各部门的计划和建设“各自为政”，与城市发展的时序缺乏有效的衔接。

（4）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相应提高。

4、近期实施预警与建议

4.1近期实施预警分析

以新城范围内17个社区为单元，以主要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为要素，综合部门建议、居民需求和规划配套建设时序要求，形成近期2-3年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预警项目库。

4.2近期实施建议与引导

根据近期实施预警的分析情况，对各个社区近期需要迫切的各类设施进行“落地”，提出设施具体的规模、现状用地条件以及建设要求等，为下一步的具体实施提供依据。

以合生社区为例，合生社区近期建议实施7项设施，包括新建社区服务中心、菜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学、室外健身场地、幼儿园等。

5、实践体会

为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的要求，规划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一同组织编制了多项重要公共服务设施的专项规划，但此类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更多的是考虑整体配套的平衡性，关注城市近期与远期、局部与整体的发展关系，而往往对于实施层面的安排相对弱化。笔者结合镇海新城公共服务设施实施研究的编制工作， 简要谈几点体会：

5.1 注重现状设施以及居民意见的摸底调查

作为应用型的规划研究项目，需要指导下一步具体的实施工作，只有对现状的情况以及居民的实际需求有了充分的了解，才有更好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5.2 充分保证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先实施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公共服务事业的载体，需要为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一个居民服务，所以公益性与公正性是其重要的特征，因此对于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从服务对象的安排、布局选址、建设主体的确定等方面需要优先安排。

5.3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时序应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建设相协调

结合城市的建设时序，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建设迫切性的分类和预警，提出各项设施的建设时序，过早或过晚的建设都会形成浪费和不足。

5.4 城市规划部门与公共服务行业的相关部门充分协调、有效合作

从目前的建设情况来看，公共服务行业各主管部门的发展计划与规划部门的规划衔接不足，造成了各自为政，一到具体的实施过程就会暴露出矛盾，所以需要加大各部门的充分合作。

结 语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保障城市正常高效运转的“城市三大设施”之一，也是城市功能和服务效率的重要体现。[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将遇到公共服务设施实施时序的问题，只有把公共服务设施实施好了，才能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也是需要长期努力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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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河南省农村居民5002人,其中男性2594人,占51.86%,女性2408人,占48.14%。18―30岁有1004人,占20.07%,31―45岁有1248人,占24.95%,46―60岁有1996人,占39.90%,61岁以上有754人,占15.07%。本次调查对象为在家务农者,不包括外出务工者。

(二)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调查的形式,通过对河南大学在校生的培训,利用假期回家对所在地的农村居民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5634份,有效问卷5002份,有效率为88.78%。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状分析

1、河南农村居民收入状况

本研究对河南省部分农村居民2007年人均纯收入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约有11.76%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下,这部分人群的经济收入只能维持生活消费的最基本开支。如何调动这部分人群积极参与体育活动,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则显得更为重要。

2、河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本研究从八个方面对农村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以外最主要的消费支出做了调查,虽然农村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与身体健康状况有关的体育消费仍然排在较后的位置,因此,加强农村居民健康知识的宣传和体育参与意识的培养迫在眉睫,应引起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

3、河南农村居民家庭婚姻生活

家庭婚姻生活是人类的重要生活,是表明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将家庭类型及对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的满意度作为调查指标。家庭类型分为:单身、夫妇家庭、单亲家庭、核心家庭(夫妇及未婚子女)、联合家庭(三代以上、多家庭组合)等。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离婚率较低单亲家庭较少(2.84%),而联合家庭相对较多(33.35%),如何处理好夫妻关系和家庭内的人际关系,是评价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河南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状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1、经济收入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经济收入对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起重要作用,是影响农村居民体育投入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绝不是起关键性的作用。从本次对河南农村居民体育投入情况的调查,可以看出,2501―4000元中等收入者有体育消费行为的人数比例为42.79%,一年的体育消费水平约在100―200元之间,而4000元以上高收入者有体育消费行为的人数却低于中等收入者,这与其业余时间无暇顾及体育健身活动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收入对参与体育的影响虽然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2、受教育程度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调查显示,河南农村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认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学历越高,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越深,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则越多,在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上,不同学历的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也不同,教育程度地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处于较低水平。由此可以说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3、家庭生活对体育生活状况的影响

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家务劳动和农活现代化的使用,使农村居民余暇时间不断的增多。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余暇时间和余暇时间的主要用处不同,看电影电视是所有人群余暇时间的首选活动,而与健康有关,并且可以活跃家庭气氛,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体育活动则排在较后的位置。家庭生活的满意是体育生活进入到家庭的基础,然而,对体育知识技能的宣传和正确引导则是体育生活进入家庭生活的关键。

(三)体育活动对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

体育促进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在:(1)促进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通过体育锻炼增强农民身体各个系统的功能,改善由于长期的体力劳动而造成的身体局部的疲劳。(2)促进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体育活动有助于人情绪的宣泄,对于缓解和释放农村居民由于生活、劳动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紧张具有积极的作用。(3)促进农村居民走向社会。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让农村居民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增强农村居民的社会认同感,减少消极心态,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的适应能力。(4)促进农村居民良好的生活方式的形成。通过体育活动和科学健身方法的宣传,让农村居民远离迷信活动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从而促进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三、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是农村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在农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以外最主要的消费支出中,与身体健康状况有关的体育消费仍然不被重视。

二是农村居民对家庭生活较为满意者占大多数,有利于家庭文化教育职能和休闲娱乐职能得到增强,体育生活进入到家庭生活中将有可能实现。

三是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还有待于完善,农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与长期的农田劳动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

四是本次调查对象为在家务农者,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如何提高这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和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将有待于深入研究。

五是经济收入对体育参与有较大的影响。农村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不同学历的人群,在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及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二)建议

一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发展水平,加强政府对农村体育的组织管理与指导,充分利用当地条件,构建农村体育发展长期规划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

二是要加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农村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认识,激发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三是积极发掘和改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充分发挥健身价值和健身功能,使农村群众体育的基础更多地依附于继承传统项目,提高亲和力,便于农民接受。

篇6

调查同时也透露出，家庭用户网络应用水平依旧不高，尽管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和互联网紧密联系起来，目前的宽带市场，还缺乏“杀手级”应用。调查显示：居民上网目的首先是浏览新闻，占38.4％；其次是聊天，占22.9％；游戏和下载电影和软件分别占17.4％和16％；网上购物和外汇股票买卖分别占4.8％和3.6％。专家提醒：只有“杀手级”应用的全面出台，才会促进宽带用户数量的实质性提高，推动宽带市场的全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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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8-0125-02

石油企业由于其生产特性，决定了大多数油田都建设在远离城镇的偏远地区。伴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个个具有中国石油企业特色的独立工矿区应运而生。

油田作为一个独立的工矿区，其社区物业管理有别于我国大中城市的专业物业公司。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油区居民住户对社区物业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满足油区居民住户对物业管理的需求，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水平，本文结合油田社区物业管理的特点和几年来物业管理的实践，就如何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水平、提高油田物业管理的住户满意度，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资交流。

1　结合油田独立工矿区特点，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水平

1．1　开展创建示范住宅小区活动，为提高住户满意度奠定基础

开展创建示范住宅小区活动，即以居民住宅小区为单位，按照国家或省(市)有关标准，对住宅小区进行评定、认定达到标准与否的一系列活动。针对油田独立工矿区的特点，可以采取区分不同情况，分步实施的办法：一是统一评分标准，设置不同档次。即在统一按照“国家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标准及评分细则”的基础上，设置了“优秀”、“示范”两个档次，达到“优秀”档次的住宅小区，通过进一步开展创建活动，完善配套设施、整改存在问题、提升管理水平，可以申报(参加)“示范”住宅小区的评定。二是制订创建计划，严格考评验收。各社区的“优秀”、“示范”住宅小区创建计划，是在社区严格按照标准自检自评的基础上建立的，并经过至少两年的创建工作，方可进行达标申报。企业通过考评验收，对达标的住宅小区，分别授予“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或“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称号。三是定期复查，淘汰不达标小区。企业每年应对达标的住宅小区开展一次复查，对物业管理出现重大事故、管理水平下降、居民反映强烈的住宅小区撤销荣誉称号并督促其整改。

1．2　定期开展服务质量监督考核，提高社区物业管理的住户满意度

在开展创建示范住宅小区的同时，对社区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实行按季度监督考核，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一是以住宅小区为单元，实施分类考核、定量评分。对社区管理的若干个住宅小区，分别以住宅小区为单元，按照“安全管理、设施管理、环卫保洁、绿化管理、基础工作”等不同类别的考核内容，分类考核。在分类考核的基础上，实行定量评分，作为该住宅小区服务质量综合满意率。二是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由小区居民住户直接参与服务质量的评价。“调查问卷”由监督考核人员事先准备好，由随机抽出的居民住户按所列考核项目逐项评分，并可以填写住户的意见或建议。“调查问卷”不仅可以直接反映出住户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而且可以从中了解住户对物业管理工作的期望和要求的变化趋势，有利于社区对物业管理工作做出及时的调整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三是建立考核奖惩机制，促进物业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完善。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的定期考核，起到了树立典型、鞭策后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效果。对考核达不到规定要求、住户投诉问题不能及时整改的社区，严格奖惩兑现，促进社区物业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完善。

2　建立住户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增强住户对物业管理工作的认同感

住户满意度是一个量化的值，是对测评指标统计、分析、计算的结果，其核心是住户对服务质量的反映，即住户对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认同感。因此，在建立住户满意度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实事求是、结合实际的原则。切不可照搬他人的经验，要结合油田各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情况，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居民住户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实事求是的测评指标。要做到测评指标必须能够控制，在某一方面暂时达不到标准或无条件无能力加以改进的，则应暂不设置为测评指标。

(2)测评的服务项目必须是住户认为重要的。这就要求在制定测评指标时，一定要和居民住户结合，广泛听取居民住户的意见，要做到准确把握住户的需求，选择广大居民住户认为最重要的服务项目设置为测评指标。

(3)坚持与时俱进，及时修订完善测评指标。住户满意度会随着人居环境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变化、住户群体的差异而变化，因此，要坚持与时俱进，适时修订完善住户满意度测评指标。

住户满意度测评指标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①安全保卫。这是住户首要关心的重点之一，即“安居”才能“乐业”，其指标内容主要包括：住宅小区内的治安管理(包括门卫管理)、治安巡逻、治安防范等方面，确保小区内公共设施和住户财产安全，为住户解除后顾之忧。②环卫绿化。对住宅小区的环境加强管理、对小区内马路、人行道、绿化带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并制定保洁标准。对垃圾及时清运，对垃圾房、垃圾桶及卫生用具定期消毒、制止饲养家畜家禽等；按照规划要求搞好绿化美化，加强绿化养护，对绿化带、公共小公园、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及小景小品等有专人养护管理，制止人为损坏行为。③设施管理。维护规划、设计的严肃性，禁止任何行为的改动房屋结构、破坏外墙面；对小区内道路、管道、电力线路、网络设施、消防设施、居民文体活动设施等公共设施做到及时维修保养，保障住户正常使用；制止车辆乱停乱放，防止车辆被盗和人为损坏。④特约服务。这是为满足住户特殊需要而提供的服务，比如预约定期为住户进行室内保洁、水电线路维修，家电安装及维修等，它不仅为住户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可实现物业管理者与住户感情上的沟通，对住户满意度测评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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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2月26日

为加快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2011年国家决定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自规划实施以来，通过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基本建成的数量不断增加，保障性住房覆盖程度不断提高，基本形成了覆盖建设、分配、运营管理等环节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建设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保障性住房政策功能的实现。在完善资金配套办法，分配管理机制的同时，如何能够保证保障性住房切实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使住户对居住情况感到满意，才是实现保障性住房促进社会包容与和谐功能的关键。

当前学术界对于保障性住房满意度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哪些因素影响住户的生活满意度。例如，李培在北京市经济适用房住户满意度的研究中，引入了个人特征、住所特征、社区特征、通勤成本、政策执行漏洞、社区同质性与和谐度的六个变量。通过微观调查和实证分析，指出配套设施不完善、地理位置偏僻、职住分离严重、物业管理较差以及小区内出租问题严重是导致住户生活和居住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未深入探讨如何提高住户的满意度。丁旭通过对杭州市两个经济适用房和拆迁安置房小区的调查发现，居民最不满意的三项指标是距工作单位的距离、公共交通条件、距市中心距离，总结起来也就是对保障性住房的地理位置不满，但是未建立系统的住房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吕维霞等人基于北京的便利调查数据指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住户在政府的公信力、满意度和政府形象的评价上要高于商品房和一般性租房公众，从而从整体上肯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但对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具体评价指标并未作出进一步的细分和测量。

本文以公共租赁住房的租户生活满意度为研究对象，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将国家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在问卷中体现了租户是否对公租房的政策了解以及满意程度，并且量化成两个指标反映;二是根据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四分位模型对满意度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具体的实证分析，对乌鲁木齐市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于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召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被确定为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大力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是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题、改善民生、凝聚民心、维护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新疆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过程中，住房供求关系紧张局面将长期存在。新疆的城镇化率北疆达到50%以上，而南疆只有32%，在城镇化过程中将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需要保障性住房的人会越来越多。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新疆最重要的移民城市。截至2013年底，乌鲁木齐市已有常住人口346万人，比2012年增长11万人，增加的人数相当于目前博州精河县全县的常住人口，而增长的人口中以外来迁入为主。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工作肩负着300多万常住城镇人口中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保障任务，住房保障工作对乌鲁木齐市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性和基础性。

“十二五”以来，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保障覆盖面扩大，保障结构优化，更加突出保障基本特征。乌鲁木齐市于2007年开始正式建设保障性住房，从2007年到2013年，乌鲁木齐保障性住房共开工建设53，106套，基本建成27，688套，完成投资共651，977万元。建设规模逐年扩大，开工数量逐年上涨。截至2013年，城镇家庭保障性住房覆盖率达到5.75%，比2010年的1.69%提高了4.06个百分点。

（二）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3月期间对乌鲁木齐市4个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的问卷调研。本次调研以问卷调研和入户访谈为主，室内调查和室外调研结合，对西城康居苑、阳光雅润苑六期、温泉康居苑和米东康居苑的租户进行调查，并与小区的物业进行交流，采集相关信息以及数据。

数据调研共分为两步：第一，根据小区物业的指导，选取小区中的典型租户，进行入户访谈调查;第二，在小区物业的协助下，将调研问卷平均分发到4个小区的租户中，进行大批量的问卷调研。共发放600份调查问卷，回收402份。其中男性受访者有197位，女性受访者有205位。10.47%的汉族，15.4%的哈萨克族，65.4%的维吾尔族，6.4%的其他民族。

在考虑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循序渐进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根据小区实地问卷调研以及专家的反馈意见的结果，本文建立了公共租赁住房租户生活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选择5个指标因子作为二级指标，分别是地理位置、物业管理、房屋质量、小区设施以及公租房政策。根据5个指标因子的不同特征，参考相关文献，确定出第三层的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表1）

（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AHP（层次分析法）和四分位图模型。

（1）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三级指标因子的权重为Wi，二级指标因子权重为Wj。

（2）根据问卷调研数据，运用SPSS软件计算出满意度评价模型中各项指标因子的平均得分，简称指标因子值Ci。

（3）利用“最小―最大规范化”方法，将指标因子值进行线性转换，映射到新的区间[0.001，1]，其公式为：

Ci′= （maxCi′-minCi′）+minCi′

式中：Ci′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Ci表示原始数据，maxCi和minCi表示C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maxCi′和minCi′表示C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实际数据计算，minCi′=0.001。

（4）计算出公共租赁住房租户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指数=指标因子值Ci′×权重Wi，见表2。（表2）

（5）运用四分图模型分析，具体分析影响满意度的各个指标，从而分类处理。

二、评价结果及分析

（一）满意度评价指数等级划分。对于满意度测评指标的量化问题，本文把满意度评价指数0.000～1.000划分为五级，使之直观反映满意度。具体划分指标和含义见表3。（表3）

（二）总体满意度结果分析。根据满意度调查分析结果，乌鲁木齐市公共租赁住房租户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为0.774。结合满意度评价指数等级划分表，可知生活的满意度属于评价指数[0.601，0.800]，即等级4代表满意的含义。此数据能够反映出乌鲁木齐市公共租赁住房的生活满意程度较高，基本上能够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质量，实现了国家住房保障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是，从二级指标的满意度来看，乌鲁木齐市的公共租赁住房有待于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地理位置、物业管理和小区设施三项指标都位于较低的满意度区间。因此，在新形势下，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仅要有量的提高，同时也要求有质的提高，围绕周边环境以及基础的配套设施建设也势在必行。

（三）四分图模型分析。四分图模型又称重要因素推导模型，是一种偏向于定性研究的诊断模型。它列出所有绩效指标，每个绩效指标有重要度和满意度两个属性，根据该绩效指标的重要程度及满意程度打分，将影响满意度的各个因素归于四个象限内，最后可根据归类结果对这些因素分别处理。

在对公共租赁住房租户生活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进行整理后，依据指标的因子值和权重做出两条相互垂直的参考线，交点为指标因子值和权重均值（0.711，0.333），将整个坐标系分为四个象限。横轴代表各项指标的因子均值（即满意度），纵轴代表各项指标的权重（即重要性）。其中，C1～C15代表评价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见图1。（图1）

第一象限：优势区（A）。评价指标表现为满意度和重要度均高的区域。15个指标中有3个指标在该区域，分别是治安情况（C7）、住房条件（C9）和房租承受能力（C15）。这些因素应该继续保持并发扬。

第二象限：修补区（B）。评价指标表现出满意度低而重要度高的区域。处在此区域的指标是目前公共租赁住房必须密切关注并且马上改进。落在这个区域的指标有购物方便度（C2）和供电供水（C12），这两个指标是租户日常生活必须满足的，评价度较低，需重点修补。

第三象限：机会区（C）。评价指标表现出重要度低而满意度也低的区域。这些并不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落在这个区域的指标有公交车方便度（C1）、上学方便度（C3）和配套设施（C13），由于租户不太重视这些因素，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忽略这些因素，但是在这里往往可以挖掘出提升满意度的机会点。

第四象限：维持区（D）。评价指标表现出低重要度和高满意度区域。落在此区指标有卫生打扫（C4）、垃圾清理（C5）、设施维护（C6）、采光条件（C8）、小区绿化（C10）、供暖设施（C11）和认同程度（C14），这些指标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对租户不是最重要的，属于次要优势，对绩效提高的实际意义不大，如果考虑资源的有效分配应先从该部分做起。

三、结论与讨论

典型小区的应用测评结果，表明基于AHP的公共租赁住房生活满意度综合评价体系是测量中低收入家庭保障性住房的满意程度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以乌鲁木齐市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使用生活满意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乌鲁木齐市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租户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

（一）从一级指标评价结果来看，乌鲁木齐市公共租赁住房租户的生活满意程度较高，乌鲁木齐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能够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质量，实现了国家住房保障政策的基本目标。

（二）从二级指标评价结果来看，物业管理、房屋质量和廉租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这与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质量的严格监管是分不开的。而地理位置和小区设施的满意度一般，这是因为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性住房发展有一定的冲突性，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出让金收取角度，导致保障性住房选址较偏远，公共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因此在新形势下，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仅要有量的提高，同时也要求有质的提高，围绕周边环境以及基础的配套设施建设也势在必行。

（三）运用四分图模型，对三级指标进行分类的结果来看，保障性住房需要重点关注租户的购物方便程度和供电供水情况，对于这两个因素，应该找出问题症结，重点解决。

鉴于我国大规模修建保障性住房的现状，有必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来测量住户的满意度，进而不断调整完善保障房的建设方式和政策重点。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乌鲁木齐市保障房建设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些实证研究数据和结论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些数据和结论有助于发现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租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为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保障房制度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政府不断改进与保障房相关的公共服务质量提供参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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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赌博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1]罗新阳.解读幸福指数[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篇10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1―0058―08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对旅游目的地拉动经济、带动就业、促进文化与环境作用的日益凸显，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给居民带来的各种机会也不断增多，旅游目的地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利益。因此，如何看待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及其旅游影响感知评价之间的关系，成为尤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对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旅游业对外的全面开放，周庄的旅游业从量到质都有了飞跃发展，周庄因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水乡风貌、深厚的文化蕴积和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成为中国江南水乡的杰出代表、东方文化的瑰宝，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先后荣获联合国迪拜人居环境范例奖和联合国亚太地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等诸多荣誉。周庄旅游业发展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当地居民对于旅游业影响和生活质量感知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体验。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周庄为例，从旅游目的地居民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感知评价，二是考察发展旅游业之后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三是分析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生活质量评价与旅游影响的感知关系，四是研究居民对目的地发展旅游业的支持态度，其实证研究的最终目的可为政府调动旅游目的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文献综述。

首先，国外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影响，如龙恩(Long，等，1990)认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随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麦克库(McCool)和马尔丁(Martin，1994)考察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的社区依附的关系，研究发现高度依附的居民更会感知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本和影响；约翰逊(Johnson)、斯耐逢格(Snepenger)和阿克斯(Akis，1994)研究证明了居民对社区未来的感知对于其对旅游发展支持的重要性；普度(Perdue)、龙恩(Long)和阿兰(Allen，1990)的研究认识到那些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个人更有可能支持旅游的后续发展；阿德莱克(Andereck等，2005)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提出更大范围的教育以及主题宣传活动才能帮助目的地居民更好地理解旅游业，从而对旅游业有更大的支持。

其次，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如李有根等(1997)在国内较早研究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知觉；黄洁等(2003)就旅游发展初期目的地居民的旅游认知态度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应天煜(2004)认为旅游的社会表象(或感知)主要来源于社区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的直接体验；苏勤和林炳耀(2004)利用社会调查和市场细分方法，对西递、周庄和九华山3个旅游地的居民态度与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颜丽虹和程道品(2005)以柳州市的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中旅游感知进行评价分析；谌永生等(2005)调查研究了敦煌市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以及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

二是国外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文献综述。

首先，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研究历程经历了发端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成熟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和应用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戈尔布莱斯(Galbraith，1980)认为把经济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指标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斯米尔逊(samuelson)和诺德豪斯(Nordhaus，2004)注意到有必要用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来表示福利的增长；莫里斯(Morris，1979)成功构建了“物质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布莱德福(Bradford等，2002)研究青年人生活质量所用的指标体系；皮拉尔(Pilar等，2005)依据问卷调查结果，从主观生活满意度方面比较了老年男性和女性生活质量的不同。

其次，国内学者厉以宁(1986)较早地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生活质量”研究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认为生活质量是中国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南客，1990)；白日荣和张浩(2002)探讨了生活质量的内涵、评价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以及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选择原则，并认为城市化低下是影响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原因所在；查奇芬和徐文松(2003)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张雷声(2005)从不同的侧面对生活质量问题进行了综述研究。

不难看出，国内对以上相关领域的研究，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国外对以上相关领域的研究，尽管目前直接探讨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业发展对目的地生活质量感知评价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没有，但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结果对本研究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三、数据来源

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数据主要通过市场调查问卷形式收集。调查问卷的设计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是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调查，第二部分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感知评价调查；第三部分是调查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受影响的总体判断以及对旅游业的总体支持态度；第四部分是应答者的背景资料，包括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统计特征及社会属性。所有问题采用7分的李克特量表要求应答者用从“1”(非常反对)到“7”(非常赞同)的等级方法来表明自己对表述的同意程度。

本研究根据旅游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接触交往程度和经济上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将旅游目的地居民分为4层：第一层是经常、持续接触旅游者，经济收入主要依赖旅游业的居民，主要包括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公司从业人员以及旅游个体工商户；第二层是不规则接触旅游者，经济收入部分依赖旅游业的居民，主要包括商业、娱乐业和交通运输业从业人 员；第三层是经常、持续接触旅游者，但经济收入较少依赖旅游者的居民，主要指普通居民和村民；第四类是较少接触旅游者、经济收入不依赖旅游业的居民，主要包括退休者、学生以及教师等非旅游部门从业人员。由于各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没有确定的数据作为参考，因此在抽样时，此4部分人群基本按照等比例抽样。市场抽样调查时间分别在2004年10月、2005年6月和2006年3月。3次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通过回收、复核后共获得有效问卷307份，总体有效率为51.17％。参加问卷调查的居民的基本情况主要是，男性占46.7％，年龄在30以下的占63.8％，被调查人家庭月收入低于3999元的占82.1％，大学在读或者大学毕业以上的占49.5％，家庭人数在4人以上的占39.7％，家庭代际数为3代的占62.2％。居住时间在20年以上的占57.4％，城镇居民占68％，职业和旅游相关的占47.3％。

四、研究结果

(一)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研究结果

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的观测数据，是根据调研问卷第一部分关于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分别对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政治影响等29个选项问题表明自己的同意程度，该部分问题统一以“旅游业发展后，……”的方式提出(例如，“旅游业发展后，您认为旅游业给当地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知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断，从而得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的观测数据，然后再进行因子分析。

表1列出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感知影响的29项因子特征值、各自解释方差的百分比以及累计百分比，每项因子大于0.5的变量被挑选出来列入表内。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3的因子负荷是显著的(郭志刚，1999)。29个变量集中在8个主成分上，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这8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解释的方差的比例为62.7％，也就是说用这8个因子代替原有的29个变量，可以概括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2.7％的信息。对以上29个指标进行信度检验，得到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906，说明这29个变量组成的量表非常稳定可靠。

通过表1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因子分析，得到第一个因子在文化保护意识、建筑保护意识、文化活动参与等方面载荷均较高，反映了居民对文化保护的感知情况，可称为文化感知因子；第二个因子载荷也具有综合性质，但在社会风气改善、社区依附、收入提高等方面载荷相对较高，反映了居民感知到了居住地居住条件的改善，产生了社区依赖和自我归属感，因此可称为社区感知因子；第三个因子在环境影响感知载荷较高，反映了居民对旅游业带来的各方面环境破坏的感知，称为环境感知因子；第四个因子在政府旅游收入提高、当地物价上涨等方面载荷较高，称为利益感知因子；第五个因子在居民认同旅游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方面载荷较高，称为就业感知因子；第六个因子主要反映了居民认为旅游业发展在政策倾斜、政治参与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称为政策感知因子；第七个因子主要反映了被调查居民对当地物价的感知，称为物价感知因子；第八个因子反映了居民对个人隐私因为旅游业发展受到影响的感知情况，称之为隐私感知因子(见图1)。

(二)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研究结果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业发展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感知评价数据，是通过市场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要求被调查者对分别代表从家庭、收入、健康、娱乐、生活、治安和社交受到旅游业影响的33个选项问题表明其同意程度，为了准确测量旅游业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感知，该部分问题统一以“旅游业发展后，……”的方式提出(例如，“旅游业发展后，您认为旅游业给当地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然后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知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断。为了得到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剔除不重要的信息，合并一些重复信息，拟采用因子分析法，然后用正交旋转中的方差最大法(Varimax)对初始因子进行旋转，选择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根据较高因子负载的变量对因子命名。

表2列出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33项因子特征值、各自解释方差的百分比以及累计百分比，每项因子大于0.5的变量被挑选出来列入表内。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3的因子负荷是显著的(郭志刚，1999)。33个指标变量集中在8个主成分上，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这8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解释的方差的比例为64.7％，也就是说用这8个因子代替原有的33个变量，可以概括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4.7％的信息。对以上33个指标进行信度检验，得到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285，说明这33个变量组成的量表非常稳定可靠。

通过表2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因子分析，得到第一个因子在收入、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满意度等主要方面载荷均较高，反映了旅游业对居民家庭生活的影响程度，可称为家庭生活因子；第二个因子载荷也具有综合性质，但在娱乐休闲、健康状况等方面载荷相对较高，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居民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可称为生活方式因子；第三个因子在本地居民社会交往的频次和广度等方面载荷较高，反映了旅游发展对居民社会文化交往的影响，称为社会交往因子；第四个因子在社区依赖、地区认同、自我归属感方面载荷较高，称为社区认同因子；第五个因子在旅游发展使本地的社会治安压力增加方面载荷较高，称为社会治安因子；第六个因子主要反映了旅游发展使本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食品供应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称为社会设施因子；第七个因子主要反映了被调查居民在消费构成上的变化，反映了旅游发展对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称为消费结构因子；第八个因子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居民娱乐方式的选择以及娱乐支出带来的影响，称之为娱乐消费因子(见图2)。

(三)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相关分析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其对自身生活质量是否具有相关关系，是本研究的重点。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8个因子可以解释居民对生活质量感知评价中的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4.7％的信息，同时也有8个因子可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中的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2.7％的信息，因此可以说，用这16个主成分因子的值就可以分别代表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和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表3横向所列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8个主成分因子，纵向所列为居民对生活质量评价的8个主成分因子，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法，相关系数即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显著性概率(Sig.2-tailed))表示双侧显著性检验 概率。

从表3和图3可以分析出以下研究结果：

第一，被调查居民对家庭生活的评价和其对旅游业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影响的感知、旅游业对当地物价影响的感知以及旅游业对其隐私影响的感知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被调查居民在对家庭生活质量评价时，考虑到了旅游业对其居住社区、当地物价以及个人隐私的影响；

第二，被调查居民对生活方式的评价和其对旅游业给其带来的社区依附感、自我归属感、环境意识增强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旅游者的拜访，加强了目的地居民对于居住地的认同和自豪感，同时他们会更加珍惜当地的资源环境，并且更希望上级政府能够给予当地更多的政策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更加轻松惬意，娱乐的时间和方式都有所增加；

第三，被调查居民对社会交往情况的评价和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影响、社区依附感增强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目的地居民的文化意识和对于居住地的依赖感，带来了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些使得目的地居民的社会交往广度、深度加大，他们对于未来和谐生活的信心也有所增强；

第四，被调查居民对社区认同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影响、社区依附感增强，家庭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多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又一次说明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居民的自我归属感和自豪感，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和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他们对于当地的认同感和依附感更加强烈，对于未来生活的信心更强；

第五，被调查居民对于社区治安的评价和对他们认为旅游业带来的社区依附感和环境影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居民如何评价生活地区的治安情况与其对于社区的依附感和对环境变化的感知情况密切相关，他们越是依赖当地社区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于当地的治安情况就越关心；

第六，被调查居民对于生活设施情况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为自身带来的利益的变化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居民如果认同旅游业的发展给其家庭收入带来了增长，其就会认同当地的生活服务设施也得到了改善，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了以及家庭中的设施设备齐全了，这一点很好理解，只有消费能力增长了，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以及满意度才能提高；

第七，被调查居民对消费构成的评价和其认为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社区依附感以及个人隐私方面的变化有正相关，这说明越是依赖居住地，越是在意个人生活不受外界打扰，就越会希望当地房地产价格下降，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衣食之外的消费；

第八，被调查居民对于娱乐消费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物价的影响有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居民认识到是旅游者的涌入，抬高了当地的物价水平，同时他们认为在消费这些娱乐资源时的花费比以前也增加了。

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还指出了一些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比如居民对消费构成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影响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他们一方面认为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保护当地文化资源的意识，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文化活动，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对于目的地居民一些休闲娱乐资源或者活动价格太高，应该降低这些资源对于目的地居民的价格门槛；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居民对消费构成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是否可以说明，他们认为既然政府从旅游业中获取了大量的收入，就应该把这些利益与目的地居民一起分享，具体的表现就是降低当地房地产的价格以及降低其他一些公共资源对于居民的价格线。

接下来，再对两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以印证以上分析结果，这两个变量的值依然通过问卷得到，请被调查者对“您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和“您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对您生活质量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这两个表述就同意的程度进行打分，前一个问题主要考察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总体感知状况，后者调查旅游业发展后，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状况，两者的相关性见表4。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印证了以上的分析结果。

(四)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支持态度的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