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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我国目前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的双重任务,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重要保障。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延伸,是指人类在保护水生态系统、实现人水和谐发展方面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意义
水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水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础。水环境容量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一个城市的容量、产业布局直接受到水环境的影响,城市的产业必须根据水容量的大小来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随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若离开了水生态环境这一前提条件,经济发展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同时,水生态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粮食和物质保证。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结构方式转变的重要突进,通过水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通过建设水生态文明,合理调配水资源,可以促进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模式转变。
水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创造优美的水生态环境,有效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生态退化、水环境污染等水安全问题。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水生态系统修复的过程,在人、水以及其他动植物间建立一种平衡,使水资源优化合理配置,在净化、美化水环境的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许昌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与问题
许昌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属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域内降水受季风影响,年内、年际变化较大,多年平均降雨量710毫米,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问题并存,多年平均水资源量9.35亿立方米,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08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10,不足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一半,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许昌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水资源短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昌工业的发展,曾经因为缺水错失大型企业入驻良机的许昌始终无法挤入河南发展的一流方阵。
据调查许昌市居民用水节水意识不强,没有水资源短缺的危机意识,存在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城区地下水过度开采,主城区地下水可利用量为1 200 万m3/ a,目前,城区地下水开采量约为4 380 万m3/ a,超采3 180 万m3/ a,长期超采将导致地下水循环系统严重失衡。
根据近年许昌市水文局对颖河、北汝河、清异河等河段的监测显示,全市全年水质劣于V类的河面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26.26%,这类河段的水体已完全丧失使用功能。而其它河段的水质虽未劣于V类,却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市地表水整体环境质量形势仍较为严峻。
城区滨水带景观建设与周边水环境的适应度不高,滨水景观缺乏协调性.西湖公园作为许昌市城市绿肺,公园内商业性开发致使人口环境容量压力增大,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小西湖的水生态。护城河沿岸周边的建筑缺乏整体规划,部分河段沿岸建筑高度失控,过高建筑物割裂了护城河景观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同时在护城河周边的改造过程中,无序的现代建筑替代传统建筑,使护城河丧失了河道原有的自然特色。
许昌市正在进行许昌市三大水利项目,申报了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建设全市域的水系连通工程,建设54.7万亩高标准粮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经调查在工程实施阶段出现主要交通道路被阻断,同时多处修建造成城区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现象为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三、许昌水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路径
(一)培养和倡导水生态文明理念
许昌市政府政府和学校及单位都应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对居民进行用水节水意识的培养,告知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观,水生态文明建设应从每一个居民思想意识和行动做起。
(二)保护现有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健全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加强住宅小区的排水规划和污水集中处理。对于化工、印染、橡胶等企业,应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优化发展方式改进现有的污水处理方式,相关部门应严格监察相关企业的污水处理工作。同时,农村的水污染也不容忽视,应建立农村垃圾回收站,减少化肥的使用,推广农业面源污染生态修复技术。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市生态质效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金融、物流、节能环保服务、软件及服务外包等生产产业,逐步构建起与现代制造业相匹配、与城乡居民需求相适应、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加强节能减排力度,实施污染减排工程,健全市级监测预警、统计、考核三大体系,强化结构减排,落实工程减排,推进科技减排,完善管理减排,实施重点行业提标改造,加快推进高耗能产业节能减排改造。
(四)建设水景观体系,发展特色水生态旅游业
在水系连通工程的同时应注重城市水景观建设,结合河湖及城市三国文化,沿河湖两岸因地制宜建设一些亲水平台、木栈道等亲水景观点,环通之后可以创建观光游船等娱乐项目,可以发展成为特色水生态旅游业,带动水文化产业发展,同时也能起到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作用。
(五)在水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科学合理优化施工方案
在水系环通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当合理安排,优化施工方案,减少对既有线交通的影响;在既有线施工,积极与公路管理部门配合,道路封闭,及时通报;在既有线上施工,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夜间施工要设置警示灯。安排专职交通指挥员,疏导指挥车辆通行。同时注重噪音污染的控制,做好周围居民的工作,共同维护正常的施工秩序和生活环境秩序。提高工程效率,早日完成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项目。
参考文献:
[1]左其亭.水生态文明建设几个关键问题探讨[J].中国水利,2013.
什么是生态文明呢?指人类在遵循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中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党的十面向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扩展为“五位一体”,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并把后者放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突出位置,这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战术。“农村天地,广阔有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既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有机组成,又是其中不容忽视且无可替代的重要内容。而农村社区教育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推力。就是说,加强农村社区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交融,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简析农村社区教育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相对于生态平衡与和谐社会来说,人既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又是一种破坏性力量”。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多是由于人的盲目行为造成的,而要融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帮助人类及其社会群体的人们提高相应的思想认识,进而把正确认识转化为一种积极有效的自觉。《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强调提出:“教育对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态度行为是不可缺少的,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本文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树立如下理念:努力推动生态教育向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身教育发展,通过丰富多元的教育活动,促使人们逐步把生态保护变成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这种理念与社区教育的基本服务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同样是社区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如果农村社区教育能够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在全体民众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对促进当地乃至区域化“五位一体”的各类文明建设将发挥生力军作用,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简析农村社区教育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
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村社区教育的根本目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功能等都是相似的,都需要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人心关注、积极参与和共同协作。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互兼容是完全可能的。
1.充分发挥政府及部门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首先要强化生态文明教育的主导作用,把之纳入中长期和年度发展规划之中,并引导纳入社区教育计划之中。其次,在政府的有效主导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团体等既是社区培训项目的指导者,又是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推进者,要有效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带动并形成生态文明教育的公众参与机制,把生态文明教育与“美丽乡村”建设、卫生城市创建、文明单位争创、文明社区评创和“星级家庭评选”等活动相结合,切实提高教育活动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充分发挥各类培训教育的先导作用。随着科技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量日益增大,但是由于人们对生态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比较薄弱,对“地球村”的认识程度比较浅显,直接导致生态危机现象不断加重。为了有效遏制并切实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通过生态教育活动完成使命。鉴于此,对于人数较多、破坏现象严重的广大农村地区,要坚持以社区教育为有效载体和良好平台,积极开展丰富多元的生态教育活动,从中发挥带头示范和辐射带动的“双带”促进作用。通过多样载体形式,着力开展如下教育活动:生态知识普及教育,生态文明观念推进教育,强化生态环境法制教育,生态文明技能教育,加强各类产业转型培训等。通过培训教育,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农村社区教育的常态内容和主体内容。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成渝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要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路径,做到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建设农业生态文明,是发挥成渝经济区比较优势的抓手之一。因为,成渝经济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域空间,它既是我国少有的资源富集区,又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既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有关系到生态安全。并且,成渝经济区内人口众多,城乡差距明显,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一,一些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下岗分流问题、就业不充分问题等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民生领域的支出水平仍然较低,这严重制约着成渝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成渝经济区在建设过程初期,应以“促进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和“五位一体”为路径,大力推进成渝经济区的农业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121-02
一、“三江并流”概况
1.地理位置。“三江并流”地区是由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云南省境内由北向南并行激流了170多公里,穿越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等之间,形成世界唯一的三江并流奇观,充满美丽和惊奇。其间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与怒江不到19公里。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地,也是世界上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植物学界称其为“天然高山花园”。大约四千万年前,印度与欧亚板块发生碰撞,从而引起山脉的强烈挤压、隆升、切割,山河交替展布,形成了世界独仅有的三江并行奔流一百多千米的奇观。正是由于这样奇特的地貌,使三江并流区成为全球生态景观类型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三大特有物种起源和分化的中心之一。
2.生物多样性。三江并流区域是中国和北半球中重要的地区。被提名区域内的动物群 落区系中的2/3属于地方特有区系或是属于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型的动物群。它集中了北半球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的多种气候及其生物群落,是地球最直观的体温表和中国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避难所。这一区域被认为拥有中国25%以上的动物物种,其中,许多是残遗群落和濒危物种。许多中国的稀有濒危动物都生活在被提名区域范围之内,其中,有80种动物列在中国动物红皮书之上,这80种动物中有20种被认为是濒危动物;有79种动物被列在1997年的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之上;有57种动物被列在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的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之上。近年来,由于西部大开发及天然林禁伐国家策略以及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工程的施行,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三江并流”被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3年7月根据自然遗产评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二、“三江并流”存在的生态问题
虽然近几年来完成了该地区的一些生态保护,但仍旧有很多问题待以解决。当然,威胁三江并流区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自然因素主要有:地震、滑坡、温室效应、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等。人为因素:开山建路、建筑施工破坏、水电开发、采取矿产、旅游区开发等。
1.地质灾害。三江并流区位于南亚大陆与欧亚大陆交接地带的东翼,印支褶皱系的弧形挤压部位。另外,三江并流区岩质松软,岩层节理发育,岩石破碎也是引起该区土地利用/覆被发生变化的自然原因之一。主要的地质灾害表现为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2.生态问题。全球气候变暖使得环境变化加剧。生态环境脆弱,冰川消融,湿地退化,水土流失加剧,草场退化现象普遍,由于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受到地质灾害、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许多野生动物适宜的生存环境范围越来越小。另一特点是降雪时间长,冻结和解冻时温度变化剧烈,加剧了基岩的物理风化,融雪时,一是产生“泻溜”,二是洪水暴涨,土壤侵蚀,从而引起地表覆被状况发生变化。如梅里雪山卡格博峰附近的冻融作用就极为典型。
3.森林火灾。三江并流区由于过成熟林面积大,而且落叶层厚,以及居民生活的影响,森林火灾发生次数频繁,而且受火灾影响的面积也很大,烧毁的林木更是数不胜数。森林火灾不仅烧毁林木和烧毁林下植物资源,更重要的是危害野生动物的,从而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引起水土流失,引起山洪爆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引起空气污染,以及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森林采伐。三江并流区内的丽江地区、迪庆州和怒江州是中国重要的林业采伐基地,分布着多个国有林场。自1958年以来,一直从事大批量的原木生产(见下表)。
总之,林业采伐是三江并流区森林减少的重要原因,也是使该区土地利用/覆被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5.毁林毁草开荒。三江并流区随着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口的生活需求增加,而这里生产技术落后,居民开始大量开垦耕地,致使许多森林和草地被毁;原有的许多耕地由于受坡度限制,易产生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地表覆被的改变。以迪庆州的维西县为例,维西县1986年人口126 207人,到1995年增至141 090人,而新增耕地面积十年间共计25 500亩,平均每年增加2 000多亩。
6.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城市建设、旅游设施、采矿)。三江并流区20世纪70年代后,为把该区的资源对外输出,国家愿意出资修建公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集镇。因此会使人们开始着城市建设,从而改变了三江并流地区的覆被状况。另外,由于开始对外界产生交流,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增强。如中甸县城附近飞机场占用了数百亩的草场。目前,由于旅游业的发展,该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因为施工的影响,对该区的地表覆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虎跳峡附近地区为了使游客能近观虎跳峡,道路及观景台等设施已替代了原来的森林,并造成大量的沙石入江。最后,挖沙、取土、采矿等也极大地破坏了地表覆被状况。
三、保护措施
1.健全管理机构体系以及管理制度。完善云南省该区的管理机构,由上而下,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落实,形成操作性强并且效果性强的保护队伍。通过建立岗位责任制、制定详细的工作规章和严格的办公纪律、实行激励和奖罚制度、制定合理的工作考核目标,提高世界遗产地各级保护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切实保证实施有效的管理。
2.加强立法,制定相关的保护法律和法规。现代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而大多旅游资源出于部门利益,没有协调性和整体性,导致了一些冲突,从而得不到统一的管理和保护,因此需要统一制定专门的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强制性地保护遗产地的生态文明,缓解生态问题。
3.适当控制人口以及加强生态保护意识。三江并流区域由于发展较为缓慢,相对于国内发达地区的过去式,因此人口增长较快,从而会引起居民需求增加,对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造成破坏。所以要在这个人口快速增长时期,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并且,通过宣传教育、展览灯形式,加大该区的教育覆盖,使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得到提高,不要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遵循可持续发展。
4.加大资金投入。若要进行有效的保护,除了提高该区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必须加大政府给予资金,才能建立保护设施、环境治理、科学研究以及宣传教育等制度,从而加大地区的保护管理力度以及保护工作。
5.建立自然灾害预防监测系统。由于该区覆盖面积广,可在重点地区建立监测中心,对遗产地进行预防保护,对地震、洪灾、泥石流、水质等进行监测、分析和处理预防;建立对林业生物治理对策以及加强虫害防治,完善森林防灾、减灾和控灾机制。
6.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范和标准,实行就地保护,对于特别物种进行迁地保护,转移到动植物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建设,尽量保护原有生物种群、结构及其功能特征,以及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四、总结
云南三江并流地区集生态、生物多样性、自然奇观为一体,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发展价值。三江并流地区是集合了自然、文化和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从而能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实行适当的保护措施,加强该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行可持续发展,协调统一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三江并流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年兴,林振山,黄震方,等.世界自然遗产地面临的威胁及中国的保护对策[J].自然资源学报,2008,(1):25-32.
[2] 怒江州林业局.怒江州林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P21-38.
[3] 维西县统计局.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6—1990,1991—1995)[Z].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55-05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被正式提出,它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建设克服了工业文明阶段片面地将生态环境建设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弊端,从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系统论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拔到新的高度。它力图在继承与发扬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缓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负面压力,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进程。西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腹地,肩负着中国未来经济大盘整体提升和中国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部来看,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要改变西部落后的整体局面,必然对西部经济的总量增长有着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西部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创造生态财富的重要基地,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肩负着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局部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与我国生态安全的全局目标之间的矛盾,注定了西部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将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更复杂且更具有挑战性。
1.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理论基础
1.1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体现在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和人类社会内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过程,包括两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无机物质遵循物理化学规律进行物理和化学变化,造成自身形态结构的演变和功能的演进;第二个范畴是有机生命按照生理规律与无机物质之间的变换过程,构成生物维持生命和不断进化的基本条件;二是具备能动特征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将自然物质转变为可以被人类利用、支配或占有的并具备一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物质,该过程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是人类所有社会形态的共性,它在促进社会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1]。三是人类通过劳动,对现有社会商品进行交换和利用,实现社会商品附加值增加过程,是“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2]。
三个层面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内涵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然物质变换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演进,为物种生命延续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自然力;自然物质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进入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断转换为社会物质,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共同促进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地不断扩张;同时,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将生产生活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自然物质变换。自然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会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产生约束。显然,如果自然物质在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劳动方式下向社会物质转变或者社会物质在不合理的方式下进行内部交换与消费,如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粗放地开采利用以及污染物的任意排放等势必造成自然物质变换过程受到破坏,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降低,出现环境污染、空间损失、生态失衡和功能衰退等负面后果,形成“物质变换裂缝”,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物质变换过程[1]。
在特定的区域中,经济增长带来区域经济系统的扩张,其本质是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自然资本向人造资本进行转变的过程,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进行转化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物质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在区域人造资本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自然资本不断减少,自然资本提供的功能和服务也相应减少,如新鲜空气、开阔空间和干净河流[3]。另外,人类劳动的目的性,调整和控制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积极成分,也蕴含了人类可能破坏维持自身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的消极因素,这隐含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人类活动、改善人―地关系的本质思想。
1.2 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变换是中国西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目前,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特殊阶段,经济发展以资源型结构为特征。在这一阶段,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量的扩张主要动力,来源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加工与利用,处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主张的第二个层面,即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进行转变的过程;而通过对社会物质进行深度加工,利用先进技术和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创造的价值与财富,在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据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西部地区与较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存在的主要区别。
因为西部所处的物质变换的特殊阶段,其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构建于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利用和消耗上,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有更为紧密和直接的接触,让人类活动的负面后果,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西部地区整体生态资源富集,不合理人类生产劳动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累积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将可能被掩盖。另外,社会物质内部变换作为中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需要西部地区提供的初级原材料作为有力支撑,加之东中西部的自然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也成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以及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更为直接的矛盾与冲突,加大了协调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演进之间的难度,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要协调好西部地区的人―地关系,促进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处理好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关系,制定适合西部工业化阶段和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形势更为严峻。
2.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现实背景
2.1 西部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驱动市场化革新和高速工业化进程,促进了我国向工业强国的过渡,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来看,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大盘整体提升的重要动力,不仅是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形成的必然途径。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来看,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符合倒U型理论,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一是工业化初期(图1中OA曲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地位向工业主导地位演变,工业结构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以高密度的资源开发利用换取工业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图1中的A点),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结构以资源密集型、高密度加工业为主,对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顶点,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引发的结果开始凸显。三是工业化后期(图1中AB曲线),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为工业化后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技术创新和进步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始形成。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主要来自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变换,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二个层面,在工业化后期,主要依靠增加社会产品的附加值,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三个层面。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工业化孕育过程,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以水电能源、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原材料等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处于倒U曲线OA段,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直接破坏推动西部工业化的进程,换取西部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人地关系颇为紧张。
2.2 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是西部“环发”矛盾的制度根源
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都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产权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资源统一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地方是无偿赋予、无偿划拨,地方对资源是无偿利用,资源无价和资源低价的局面引发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的开采和利用,导致资源浪费、生态失调,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后果[5]。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高经济总量指标的同时,忽略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管理和干预力度,当资源的利用和环境污染超越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阈值,环境质量和资源状态就会发生改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导致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效应。在这种状况下,完全竞争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确定的产量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的产量严重偏离,结果造成资源过度利用,环境过度污染,既不符合效率最优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无法自动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适度配置。另外,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劳务,是被集体加以消费,能给所有人带来正面的利益,具备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因为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存在,在进行环境保护这一公益事业时,经济主体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纯个人主义机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适度配置,使资源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共同而不排斥地使用环境资源这种公共物品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区域是严重存在的,不考虑公正性和社会整体意愿地使用公共环境资源在使其变得更加稀缺的同时,也在导致资源环境的衰竭甚至是社会经济的崩溃[6]。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富集,资源型工业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西部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在传统发展路线下,资源环境正外部性明显不足,负外部性明显加剧的特征在该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帕累托最适度配置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3 自然生态约束是西部未来经济系统扩张要充分考虑的必然前提
生态文明建设是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积极过程。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基础,来源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不断转化及社会商品附加值的不断提高。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根源于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水平和自然资本的富集程度,其扩张的速度与规模,扩张的方式与途径,必须与该区域的自然资源环境相适应。这要求西部地区经济系统的扩张,必须在实现区域自然资本消耗和人造资本增加带来的总体净收益持续为正的前提下,以在西部现有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基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经济增长规模。
工业文明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与破坏,削弱了自然资源环境承载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持续发展与扩张的能力。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刚刚起步,依靠资源粗放型利用换取的经济增长量在地区GDP总量中占据的比重相对较大,虽然在短期内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制约了西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我们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之间进行统筹与协调。
2.4 “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区域
“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四川、陕西、甘肃等灾区的人地关系。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张的角度,地震灾区作为一个问题区域,面临着快速恢复灾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建百姓生活家园等现实问题;从空间构成的角度,地震灾区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整体推进的重要载体。以恢复和建设良好人地关系为本质的灾区重建必将面临恢复经济增长速度与数量的短期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战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不同框架,短期目标与长远战略的冲突与博弈,让灾区重建可选路径多样。是将灾区恢复到地震前工业文明阶段的人地关系,还是在重建过程中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人地关系,是我们在快速解决灾区人民生活居住等短期安置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恢复、构想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理想蓝图的过程中,必须缜密思考,审慎回答的重要问题。“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区域
3.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博弈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过程,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西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迅速积累物质财富的短期利益,和追求生态文明建设、蓄积生态财富的长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片面追求社会经济系统扩张,还是合理均衡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之间做出最佳的选择。其机理是在人类劳动的中介作用下,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转换,依靠自然资本的不断减少换取人造资本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本的过度减少,势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乃至自然生态功能及空间上的减少,导致承载社会经济系统持续扩张的能力降低。因此,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主体见图2。
西部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将促进其自然的进化,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将影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而联系二者的人们的劳动实践,将在不断改变西部地区自然与生态物质形态以满足社会经济系统扩张需求的过程中,也不断将生产生活垃圾返回自然生态系统。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公共性、正负外部性特征和价格机制的某些障碍造成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资源环境政策、产权管理制度等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管理结果出现的资源环境价格偏离社会最优价格等原因,促使区域中每个团体或个人都根据成本小、效益大的决策准则来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势必造成自然环境资源过度滥用的倾向,出现“公地悲剧”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当人类活动符合自然、社会经济规律时,便实现自然演进与社会进步的双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极端物质主义”,必然会过度消耗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而不给予补偿或补偿不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破坏,影响到自然向社会的物质变换,甚至造成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协调全面崩溃;片面追求自然生态保护的“极端环保主义”,忽略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后甚至会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社会和谐局面难以形成的状况。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西部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未来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正确处理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关系,既不能片面追求西部经济增长、也不能片面追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而忽略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方法,改善人类劳动行为,优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过程中,寻找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制度与方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4.协调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4.1 制定西部生态文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主体功能区区划和“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规划建立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
西部地区整体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其中的地震灾区是急需产业恢复的问题区域,所以生态文明在西部的建设,应以区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要素优势与劣势的详细分析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现状、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地震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制定与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相适应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以优先、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主体功能区的区划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制定地震灾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和产业的长远规划,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实施逐渐改善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状况,在灾区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稳步提高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
4.2 构建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与阶段,有利于辨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评价对象是西部区域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子系统,并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用以分析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状况。通过指标体系的数据寻找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子,协助决策机构选择合适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改善两者间不和谐的状况。
4.3 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和工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转变西部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工业化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合理路线
协调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长远关系,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西部整体所处工业化特殊阶段、内部各个区域工业化程度不均衡以及地震对灾区工业的破坏等客观现实,也注定西部地区不能按照传统工业路线完成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应充分发挥西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将生态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对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进行生态化调整,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物质的有效循环利用,降低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西部地区又好又快的发展;加大国家对西部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缓解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过程的资金难题;同时,适当控制西部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给予自然生态恢复养息的机会,构建西部地区“生态经济高地”,促进整个西部生态文明的建设。
4.4 优化自然资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安排,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补偿机制
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优化对于自然资源相对富集并且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的西部地区尤为重要。决策机构应根据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多样化的特征建立多样化的所有权体系。对于产权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以公共利益、所有者及使用者利益的平衡为前提,根据其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大小,将自然资源所有权分配或拍卖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对于产权边界难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资源,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改变目前所有权结构,由统一机构作为单一所有者来管理。另外,加快自然资源环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构建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共享机制[7]。同时,完善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补偿机制和制度建设,依据污染者负担、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补偿等原则建立起生态补偿、污染补偿、资源补偿、国际补偿和区域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8]。
4.5 加强政府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制定符合西部区情的地方性政策制度和规范,设立专门的监管、保护和宣传机构,监督和管理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项目建设与修复、经济发展适“度”、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落实;形成区域生态制度文明、区域生态产业文明、区域内经济主体的生态行为文明、公众生态意识文明的西部生态文明系统,逐步形成西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发展进步的和谐局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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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建生态文明村为载体,以旅游扶贫为手段,将优美的自然环境、绿色生态经济、生态旅游、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导入广大乡村区域,使美化环境与发展生态经济、旅游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紧密结合,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让农民过上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享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我国生态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向。尤其在旅游资源丰富或比较丰富的贫困地区,在进行生态文明村建设过程中,加大对旅游资源保护性的开发利用,发展乡村旅游业,增加农民收入,并以此带动和促进乡村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强贫困乡村自我发展能力,以此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实现贫困乡村“输血”功能与“造血”功能的有机结合,促进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促进乡村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的全面发展,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农”问题是事关国家稳定与繁荣的重大问题,在具备开办乡村旅游的贫困地区,加强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意义重大。
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一)乡村特色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
乡村旅游资源是人与自然长期作用而形成的乡村景观,它由自然环境、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具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广泛性、多样性、地域性、系统性、季节性、民族性、时代性、保护性等多种特点。乡村旅游资源一般具有农业景观、聚落景观和民俗文化景观等类型,是长期以来人们与自然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的一种独特乡村文化景观。此外,由于乡村居民世代不断的努力,创造了许多各具特色乡村景观,其中不少可以作为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地域差异性,乡村旅游资源具有明显地域性特点,其组合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和类型多样,农村、牧村、渔村、林区村落等形成不同特点的聚落景观。独特的乡村民俗文化也是重要的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同区域乡村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情。由于政治、宗教、民族、文化、人口、经济、历史等要素组成的社会环境差异性又形成了如民族服饰、信仰、礼仪、节日庆典等不同的乡村民俗文化。在广大乡村,由于地理区位、交通和信息等条件的限制,传统的民族文化较少发生变异,能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加大,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吸引物在城市几乎消失殆尽,对城里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加大和加强乡村特色旅游资源开发前景广阔。
(二)乡村旅游市场现实需求的推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问题的出现,回归自然、追求绿色、休闲度假已成为人们的向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使人们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节庆长假和带薪休假的兴起,为乡村的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受城市工作压力大,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到城市就近和生态环境良好的乡村旅游和度假就成了城里人缓解压力的一种有效手段,由于对生活环境差异性追求,城市人们自然对乡村生活向往与憧憬,对乡村旅游产生了较大的市场需求,现实的市场需求将有力地推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生态文明村的建设中,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动两者的联动发展,是实施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生态文明村建设为旅游扶贫提供了开发基础
生态文明村是实现农村可持续新农村的生活方式,生态文明村建设以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提出以“改路、改水、改厕、改灶、改房和文明进村、科技进村、法律进村、卫生进村、文明风尚进村”的“五改五进”为突破口。它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以生态农业为主导,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并做到保护自然、保护居住地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共处,这为乡村旅游开发创造了条件或提供了可能。
我国许多乡村区域,尤其是贫困地区具有较好的旅游资源和较优良的生态环境,尤其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扶贫具有其他产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在生态文明村开发与建设过程中,要紧紧抓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做到生态文明村建设与道路建设、村庄绿化美化、文体活动场所建设、生态家园建设、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村和旅游扶贫联动发展之路。实际上生态文明村的建设为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提供了基本条件,基本满足了旅游需求的“六要素”。与农林牧等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本身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利用有资源条件的乡村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乡村生态旅游,不仅有利于提高乡村的经济收入,而且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进一步地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提供了可能,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实施良性互动提供了条件。
(四)联动开发是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生态文明村建设中开发乡村旅游业不仅可以改变现有的农林牧业生产方式,而且能在不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前提下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村建设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是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生态文明村建设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文明村使绝大部分农户走上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道路,随着生态意识的提高及沼气综合利用的推进,农业系统的生态逐渐步入良性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得到加强。生态文明村的建设保护了森林资源,保护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塑造了农村新形象,又为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载体。例如建沼气池的农户每年可节省薪柴或作物秸杆2.5-3 吨,相当于5-6亩薪柴林的年产薪柴量。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互为依托,相互支撑,生态文明村建设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又为生态文明村建设提供经济支撑,又会反过来促进生态文明村的建设。因此将资源与市场条件较好的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助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生态文明村的东风,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为有条件的地区迅速消除贫困,促进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对策
(一)完善生态文明村规划,建设增加其旅游休闲功能
在生态文明村的规划与建设中,不仅要完成和完善村级道路、供水、通电的规划与建设,实现乡村园林绿化、环境美化和卫生达标建设等公共资源。在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条件的地方,还要科学规划,精心布置,循序渐进开展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的联动建设,在规划与建设中增加乡村旅游休闲功能,配套建设旅游服务设施和增加旅游项目建设。但是,农村情况错综复杂,基础条件差异大,在制定乡村发展规划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
(二)创新机制,将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经济建设有效结合
生态文明村建设过程就是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过程,把农村潜在资源转化成实用资源的过程,因而也可将资源转化成为旅游资源,促进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村时要更新观念,引入市场机制,在引导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建设生态家园的同时,充分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乡村旅游资源,要广开思路,克服“等、靠、要”思想,依靠市场运作筹措资金,把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农民是直接受益者,也是建设的主体,只有他们充分认识了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意义,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部门除积极引导和宣传外,还要通过文艺演出、墙报、标语、培训、组织参观、印发资料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引导,使广大农民真正了解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联动开发好处,激发农村居民参与“两个建设”的热情。
(三)利用乡村资源优势,增加旅游吸引力
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要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重点要突出地方特色。对落后乡村进行生态文明村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时,一定要强调创新,走自己的路,开发突出乡村个性与特色的旅游产品,改变狭隘旅游资源观,旅游资源不能仅限定在风景优美、有古迹历史的区域,有特色和独特的景观和特有的民俗都是旅游资源。要充分认识到特色就是旅游资源,它体现在食、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吃的方面,当地农家的家常饭;住的方面,整洁又有本地乡村风格;行的方面,传统的交通工具,如马车、木筏、溜索、藤桥、索桥;游的方面,各种乡村景观;购的方面,土特产、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娱的方面,农事活动、农事参与、民族歌舞、婚丧、宗教等活动,均是乡村特色旅游资源。文明村建设和旅游扶贫开发要做到有活力、有魅力和吸引力,要讲究风格、气质、品位和特长,要让参观学习,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的人们感到特别、特殊和一见钟情,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人新我变,以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四)突破单一致富观念,与其它开发实施联动
在有条件的地方,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旅游扶贫不应仅仅只依靠旅游业来扶贫,更不能仅因扶贫需要而盲目发展旅游业,或就旅游而论旅游,而忽视旅游业与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及其他第三产业的协作。在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建设中,如果仅让旅游业单兵作战,孤军伸入,旅游业不可能长远发展,也会阻碍乡村发展其它优势产业,也无法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在乡村实施旅游扶贫战略时,在突出旅游业地位的同时,要注意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做到“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旅则旅”,通过联运开发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乡村经济再上新台阶,不仅要突破传统致富观念的局限,还要突破单一的致富观念,要树立依靠多种手段致富的观念。贫困乡村要根据各村实际,审时度势,有效地发挥本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即使具备旅游开发条件的乡村,在实施生态文明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联动的同时,也要注重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其它第三产业协同发展。此外,在良好的乡村人居环境下还要形成先进的生态文化氛围,提升贫困农村整体文明程度,要在经济和精神上使农民变得富有,为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五)加大环境保护,为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近十年来,我国旅游扶贫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贫困地区的人们脱贫心切,在利益的驱使下,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不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如在规划中数量指标、利润最大化等经营性设计思想充斥其中,在开发中“竭泽而渔,毁林而猎”的现象屡见不鲜,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将环保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使许多原本环境优美的乡村环境恶化,污染加重。因此,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贫困的治理并不是一项随意的短期行为,否则就会使一些贫困地区在暂时脱离贫困之后又出现“返贫”现象,扶贫不会持久,文明村不会持久,旅游扶贫达不到目的。在实施旅游扶贫和生态文明村建设中,不仅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更应从整体出发,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旅游开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旅游扶贫开发必须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在开发中强化保护,做到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强化管理,不能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繁荣”,为实施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六)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积极引导农民参与
政府在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积极引导、政策与资金支持,政府主要是做好规划、服务工作,投资公益性的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部门在财政补贴、建设资金、银行信贷、税收、企业管理等方面给予支持与优惠,引导和吸引投资资金与社会资金投向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建立起多渠道的投资机制。政府职能部门要在生态文明村建设过程中对旅游扶贫开发给予引导和支持,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有意识地发展乡村旅游业,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更要对贫困乡村发展旅游业给予专业指导与管理,如乡村旅游环境监测与评价,监督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与文化的影响,组织公共教育活动,提高当地居民与旅游者对实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支持,在旅游开发和经营中,加强对土地、森林、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管理,减少废气、废水、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杜绝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倡导与环境和谐的旅游活动。并积极引导农民参与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采取动员、启发、开导和典型带动等方式,鼓励广大村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
(七)加大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
将生态文明村建设和旅游扶贫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乡村社区居民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参与到项目中,如以资源入股、劳动力入股、集资入股等方式参与其中,此外,与乡村旅游配套各种服务性项目建设也是加大社区参与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开发农家旅馆、农家餐馆、农家观光果园、农家采摘菜园、农家鱼塘、农家作坊、农家茶馆等。加大对乡村的资金扶持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确保广大农村的利益能落到实处,为生态文明村的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提高广大农村的积极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尤其是对于缺乏劳力、资金,缺乏参与能力的弱势群体,要做好相应的保障,建立建全帮扶体系和受益资金的分配体系,
(八)加大科技投入,注重高校参与
针对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强科学研究与增加科研投入,系统研究前乡村旅游扶贫开发中“贫血”和“返贫”原因,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重点解决乡村旅游扶贫开发中出现的缺乏规划、盲目开发、知识贫乏、缺乏主见或创业动机模糊,指导不足,资金筹措困难、跟风模仿,恶性无序竞争,居民参与意识淡泊与民主保障机制缺失、乡村特色文化受到威胁、以及缺乏良好的可实施的旅游参与项目等现实问题,增强乡村旅游“造血”功能。目前,对我国许多学校关于校-企“结对子”的科技扶贫多停留在形式上,对于科技文化比较落后的广大乡村,“校-村”科技帮扶显得意义非常重大,通过高校与乡村之间对口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与实践研究,探索出一种“校-村”对口旅游扶贫帮扶的模式,不仅可以开创一条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路子,提高的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对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维护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乡村的科技帮扶又反哺高校大学生,形成高校-乡村良好的“哺育”、“互哺”与“反哺”机制,增强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增强大学生与农民的感情和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为科技能更好地服务“三农”奠定基础。
(九)立足乡情,创新加大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的模式
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对口帮扶和联合开发等模式。政府主导型联动模式运用于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对于经济落后,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多石山,生态环境脆弱,联动开发应以“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和乡村旅游综合开发模式并举。对于具备较好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的乡村,可以进行市场化操作,对外进行招商引资,将旅游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村建设同步进行,共同发展。政府对应各部门的对口扶贫工作与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有机结合,联合行动,共同开发,协同帮扶,共同探索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的新模式。达到政府规划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村民参与、企业建设与银行贷款的协同扶贫的模式体系,达到政府增税,企业获利,村民致富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总之,要立足乡情,敢于创新,探索生态文明村建设与旅游扶贫的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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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与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相契合。北欧和北美的经验表明,社区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如何将社区参与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之中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生态文明的主要内涵
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美国学者罗依·莫里森(Roy Morrison)1995年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中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中国生态学家叶谦吉在1987年即提出要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1]。针对生态文明生态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哲学家、环境社会学学家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各式各样的定义。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一般而言,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2]。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3]。
著名经济生态学家、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博士在其《文明与生态文明》一文中指出,一个充分的生态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该关系里,人类作为一个更大的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像其他物种一样进行活动[4]。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有狭义、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际上都同人的观念、行为直接相关[5]。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认为,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看,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文明形态表现在政治、物质、精神等各个领域,是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狭义看,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强调人类对待自然关系所达到的文明程度[6] 。
从上面诸多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生态文明的内涵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7]:第一,生态文明是一种积极、良性发展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绝不是拒绝发展,而是要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健康地发展。第二,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包括人类的可持续和自然的可持续,二者是相统一的。第三,生态文明应是一种科学的、自觉的文明形态。对自觉的生态文明来讲,仅有“天人合一”这样的哲学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以科技的发展为基础,自觉地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第四,生态文明与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框架。它们紧密联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从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来看,生态文明可以看做是其他三个文明的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有着诸多的探讨,所推崇的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平等这些价值观都是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但是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同研究者具有不同的看法,政府和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实践。
十的报告中有一个板块专门讲到了生态文明建设。报告中讲到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优”、“节”、“保”、“建”四个角度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了论述。“优”讲的是“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节”讲的是“资源的节约”,“保”讲的是“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建”指的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格局。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两位研究人员王金南和张惠远[8]在《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探析》一文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体系重点放在社会系统建设、经济系统建设和生态系统建设三个方面,涉及到文化意识、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生产方式、消费行为、资源利用、生态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内容。王金南和张惠远两位学者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和十的表述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社会和经济系统建设就和十报告中讲到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有很多相似之处。
三、社区参与能够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起到的作用
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都可以在环境教育、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和能源节约、环境美化和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做出努力,参与到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中来。
(一)环境教育
国外学者约翰·福布斯在论述21世纪教育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时就把“环境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讲的环境是生态环境,环境教育也就是生态环境教育。美国佛罗里达学院这样定义:“环境教育是一个认识价值和澄清观念的过程,这些价值和观念是为了培养、认识和评价人与其文化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技能与态度”[9]。环境教育还促使人们对与环境质量相关的问题做出决策,并形成与环境质量相关的人类行为准则。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有一章专讲环境教育问题,指出“从小学学龄到成年人都接受环境与发展的教育”,“鼓励大学设立对环境有影响的跨学科课程”,“推广与当地环境与发展问题有关的成年教育计划”,并提议“开展一个全球教育活动” [10]。最近一二十年来,很多国家已把生态环境的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之中,纳入各级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如意大利1983年就创办“绿色大学”,1986年发展到16所。澳大利亚也把生态环境教育普及到学校,其他很多国家也创办了“绿色学校”。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能够为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宣传做出自己的贡献,也能够把居民的环境意识转化为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
(二)垃圾分类回收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和再利用的关键,这些都已经成为学界和民众的共识。国内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的针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很多居民对垃圾分类持肯定态度并愿意以实际行动坚持,如果小区普及垃圾分类设施,估计垃圾分类的比例可能会提升20%。北欧等国家的发展表明,只有根植于社区之中垃圾回收才能够得到真切的执行。丹麦的哥本哈根市的经验表明“垃圾处理的关键在于分类,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严格分开,并分送不同的垃圾场处理”、“要让社区居民做好来及分类,首先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不能使垃圾分类变成居民生活的负担,进而让人们逐步适应,自觉遵守”[11]。
(三)低碳出行和能源节约
煤炭、石油等石化能不可再生,其大量消耗也是当下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京津地区的雾霾天气就与煤炭的大量使用具有很强的关联。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除了更多使用可再生资源之外,能源的节约和低碳出行也是很重要的方法。
社区可以通过提供自行车、汽车共享、社区巴士等方式减少交通对于能源的消耗,还可以采用集中供暖、社区智能电网和节能建筑等方式节约能源,而所有这些方式都需要积极的有效的社区参与。
(四)环境绿化及生态系统保护
社区是居民生活栖居的场所,国内的城市社区一般都是由物业公司来承担社区的绿化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社区居民很少参与进来,而农村的村庄一般是农户自发的零散的进行树木种植和生态系统保护,村庄和乡镇基层政府也很少进行相应的规划。社区绿化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最终要靠当地的社区居民,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和集体行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区参与的水平,进而影响到环境绿化和生态系统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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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叙.北欧社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251.
甘向群在论坛上指出,环境问题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工农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广西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已面临重大压力,并引起了党委、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把“广西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作为今后几年内广西专家论坛的主题,这个主题选得好,也很及时。“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专题研讨会”,拉开了“广西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论坛”的序幕,是广西科技工作者尤其是环保战线的科技工作者以智报国、为国分忧的具体行动。
甘向群还指出,广西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广西专家论坛是广西科技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个平台充分利用科协及所属学会学科齐全、人才荟萃以及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横向联系的优势,汇集各学科专家学者的智慧,围绕广西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前瞻性的学术研讨活动,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许多高层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来自学会的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深入探讨生态保护和环境综合治理问题,交流经验,为促进广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云南省127个县(区)、市中,有5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8%,云南少数民族有600多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0%,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直接关系到各民族的团结和睦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如何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发扶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将资源与市场条件较好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助在云南范围内建设生态文明的东风,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为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迅速消除贫困,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旅游是一种相辅相承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旅游提供机遇,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反哺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济支持。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与旅游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创建生态文明为载体,以旅游扶贫为手段,将优美的自然环境、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导入少数民族地区,使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严格按照生态规律办事,不仅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还要通过旅游开发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旅游和谐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的必要性
(一)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
长期以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区位、交通和信息等条件的限制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传统的民族文化较少发生变异,原生人文生态系统也正因此而得到较完整的保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各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异,形成了种类繁多、绚丽纷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它们包括房屋建筑、服饰文化、生产生活习俗、饮食文化、歌舞文化、节日文化等。这些极其丰富的民族旅游资源能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奇、求异的消费心理需求,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此外,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地域差异性,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具有明显地域性特点,其组合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和类型多样,形成不同特点的聚落景观。这种状态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对其进行挖掘,对促进民族旅游业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生态文明建设为旅游扶贫奠定了开发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上,以生态农业为主导,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做到保护自然、保护居住地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这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创造了条件或提供了可能。
生态文明建设提倡保护人居环境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道路条件的改善、村庄的绿化美化、文体活动场所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实质上是民族村寨环境的全面改善和升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设施的建设基本构成了旅游需求中“吃、住、行、游、购、娱”的六大基本要素,为开展旅游奠定了基础。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可为拥有丰富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但缺乏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的少数民族村寨创造旅游开发条件。
(三)联动开发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相结合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生态文明建设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济支撑,又会反过来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1.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业的措施:(1)将生态文明作为旅游区有机组成部分进行规划设计,树立区(旅游区)村(新农村)共进的理念,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2)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吸纳村民参与管理,充分反映村民意愿,培育民主管理理念;(3)提供社区参与旅游服务的多种渠道,加强旅游服务与管理的培训,切实推进村民增收致富;(4)根据旅游发展要求,通过培训、宣传等途径提高村民的服务意识、专业服务技能与文化素质; (5)将现代农业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进行旅游开发和利用;(6)引入旅游循环经济理念,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能源的高效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结合旅游业建设生态文明的做法:(1)少数民族地区的规划必须与旅游规划相协调; (2)基础设施建设符合旅游业要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3)民居改造传承地方精神、体现地方特色;(3)村落整治中保护自然风光与人文遗产,保护旅游业赖以生存的旅游资源与环境; (4)产业结构调整中注意发展能够与旅游业相互耦合的环境友好型产业; (5)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考虑旅游可能对社会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保护纯朴的乡风民俗与珍贵的非物质遗产。
三、联动开发对策建议
(一)政府扶持、规划先行
旅游资源的脆弱性、不可再生性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一定要进行系统调查,科学规划,合理设计,选择良好的发展模式,依靠资源、依靠市场进行旅游开发,真正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需要大思路大手笔,只有政府才能做大做全旅游文章,也只有政府能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和魄力,对本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总体长远规划和合理开发。循序渐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的联动建设,在生态文明的规划与建设中,不仅要完成和完善村级道路、供水、通电的规划与建设,环境美化和卫生达标建设等公共资源,还要增加旅游休闲功能,配套建设旅游服务设施和增加旅游项目建设。
(二)保护环境、找准特色
以往,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竭泽而渔,毁林而猎”的现象屡见不鲜,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将环保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使许多原本环境优美的乡村环境恶化,污染加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
旅游扶贫开发必须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对各种旅游资源务必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在开发中强化保护,做到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加强管理,反对任何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在实施旅游扶贫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时,一定要强调创新,走自己的路,开发突出乡村个性与特色的旅游产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文化内涵是可以永续利用的旅游资源。人无我有、独一无二的就可能是旅游资源。美丽的、独特的景观和特有的民俗风情都是地方特色。可体现在吃、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吃的方面,当地百姓的家常便饭;住的方面,室内装饰整洁又有当地风格;行的方面,传统的交通工具,如马车、木筏、溜索、藤桥、索桥;游的方面,各种手工作坊、民居;购的方面,土特产、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娱的方面,农事活动、节日活动、民族体育活动、民族歌舞、婚丧、宗教活动等。
(三)创新机制、有效结合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就是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过程,把农村潜在资源转化成实用资源的过程。因而也可将资源转化成为旅游资源,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时要更新观念,引入市场机制,在引导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建设生态家园的同时,充分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少数民族旅游资源,依靠市场运作筹措资金。在突出旅游业地位的同时,要注意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做到“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旅则旅”,通过联动开发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培育依托农业的相关产业发展,如手工制作、农产品深加工等,尽量延长农业产品的销售链;通过本地的少数民族特色展演节目增加旅游的娱乐性等等。
(四)政府搭台、群众唱戏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积极引导、政策与资金支持。政府主要是做好规划、服务工作,投资公益性的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部门在财政补贴、建设资金、银行信贷、税收、企业管理等方面给予支持与优惠,引导和吸引投资资金与社会资金投向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开发,建立起多渠道的投资机制。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旅游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生力军。群众既是旅游扶贫的对象,又是参与旅游业的生力军。
社区群众参与,既可增强地方特有的文化气氛,提高资源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让社区群众真正从旅游中受益,实现旅游扶贫的功能,又能使自觉保护具有强大的动力。因而政府招商引资时,应对旅游资源进行评估、作价,以股份的形式参与控股,使政府在保护资源和群众的利益以及规划发展中有一定的控制权。资源是大家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应拥有一定的资源股份,这样不仅体现了其利益,更有利于群众积极保护生态环境。
(五)注重科技、追踪培训
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强科学研究与增加科研投入,系统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中“贫血”和“返贫”原因,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重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中出现的盲目开发、知识贫乏、资金筹措困难、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受到威胁、以及缺乏良好的可实施的旅游参与项目等现实问题,增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造血”功能。加强对群众旅游脱贫致富教育,积极动员当地群众参与旅游开发,引导他们利用现有条件开展旅游经营,兴办农家乐,加工出售各地土特产品和少数民族工艺品。要加强当地群众的旅游培训,就地取材。尽可能利用和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积极引导,做好示范。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本地人才脱颖而出。
四、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可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丰富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内容,强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内涵。两者最终目标是统一的,两者联动开发都是为了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参考文献
一、发展伦理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伦理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根本价值目标,它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导和内在动力。发展伦理主要就是对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实践环境和行为进行整体性的价值评价、并施予积极的价值干预和规范。从伦理文化层面而言,生态文明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发展的角度而言,生态文明无疑应该成为发展伦理的一个基本内容,或者说生态文明是发展伦理之树上的花朵和果实。建设区域生态文明,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以发展伦理为指导,从价值目标导向、价值评判和价值原则对其进行三个维度的观照。
首先,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目标导向。发展伦理的目标指向是明确的,就是如何实现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发展的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1]发展必定以人为目的,因此在发展中总是蕴含着“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什么是最好”的价值追问。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质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伦理关系为宗旨,以持续、和谐发展为着眼点。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价值目标导向是确定的、深远的和终极性的,即以“优化发展”为目的,以人的生存发展、生活幸福为旨归,对人之变化着的生存境域进行价值批判和选择,在历时性、多样性、境遇性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对人之生存关怀的肯定。
其次,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提供价值评判。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实践活动过程,而实践活动的正当性总是需要价值合理化加以保障。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发展伦理”的视域之中,就意味着必须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价值评判并承担伦理责任,它迫使人们去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区域生态与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中的公平公正问题如何解决?经济利益是否是发展的唯一目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孰轻孰重?发展是局部优化还是整体进步?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过程的发展伦理省察,实质上就是价值合理化的过程,这是确保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再次,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享提供基本的价值原则。发展伦理旨在说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的少数人发展,都不过是“伪发展”和“反发展”。发展伦理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享提供基本的价值原则:一是发展必须公平合理。倡导公平合理的发展将有利于处理人类在代内和代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代内平等和代际公平。二是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发展成果应当惠及所有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最终目的也是要让其成果惠及所有人。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2],即发展的实质在于扩大个人和社会的选择自由。从此意义上说,没有基本价值原则的维系,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就会偏离正当轨道。
二、发展伦理视域中的区域生态文明共享
2011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提出“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生态文明共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谓区域生态文明共享就是区域发展过程中以合理、公平、持续、和谐为基本价值理念,以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共赢为基本方式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发展伦理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根本价值原则,它是区域性生态文明共享与实现的价值指导和内在动力。区域生态文明共享是一个权利与义务、责任与利益统合的综合体系。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是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不断变换交流的过程,不可能囿于小地方的封闭环境中。假定某地方经济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系统,缺乏域际交流,其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是自然资本的减少,最后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空间和功能的衰退,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因此,区域生态文明共享就是强调域际之间共建、共生、共享、共赢,形成合理良性的物质变换循环系统。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目的是控制区域社会经济扩张趋于合理化,其实质是区域内外伦理关系的调节。
具体而言,发展伦理视域中的区域生态文明共享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模式:一是局部和全局共享。任何一个区域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同区域系统的开放性共同构成了全局大系统,而区域与全局之间总是存在利益的交织。因此,协调局部与全局,实现公平正义,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作出正确取舍,树立“大河无水小河干”的伦理价值理念,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发展伦理要求。二是发达和后发共享。发达与后发共享实质上就是利益的均衡,反映的是伦理正义的问题。在不同区域或者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由于资源储备、社会经济条件、生产效率等不同,区域生态文明的效益常常会发生分化。因此,一方面,发达地区对后发地区应该承担生态、产业、技术等方面对后发地区的扶助责任;另一方面,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应大力激发生态资源活力,引进高级资源要素与本地优势要素结合,高起点布局产业,更好地把资源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三是代内和代际共享。一方面,区域生态文明必须考虑代内共享,既不能损害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又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区域生态文明还必须考虑代际共享,形成良性的发展伦理关系。因此,我们既要关注“横截面”的人际关系即代内伦理关系,又不能忽略“历时性”的人际关系即代际伦理关系,即既要关注代内平等,更要关注代际公平。四是国内和国际共享。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区域生态文明显然已经突破某一地区或某一国的地理空间,而成为共同的责任与事业。因此,倡导公平合理的发展伦理,在经济、社会、生态的三维互动中达成价值共契,是实现生态资源配置和文明成果共享的“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叠加的基本保证。区域生态文明共享不仅是实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建立生态经济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后发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两难困境的关键;还是建立绿色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多元化的生态经济模式的有力支撑;更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和升级的重要保障。#p#分页标题#e#
三、区域生态文明共享应该遵循的伦理原则
发展伦理以实现人类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发展伦理视域下区域生态文明共享是一个责任共担、风险共存、成果共享的过程,也是伦理价值追求与利益博弈的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
一是人本原则。人本原则就是要以人为中心,以增进人之幸福、满足人之需要为“本”。人本原则强调要以人的发展统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人的发展置于价值的优先性地位———那种只顾整体经济效益而忽略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经济政策注定没有前途;人本原则要求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与人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优化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人本原则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所有人共享,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包容性原则。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包容性原则强调发展的目的不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是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改善协调同步,并且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0年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提出“包容性增长”,并认为其“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为区域生态文明共享指示了发展路向。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新时期,注重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倡导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发挥区域优势,实现区域经济整合,即“在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将原本相对零散的区域经济系统,根据各自特点和优势,相互配合协调,有机耦合成系统整体”[3],协调区域经济全面发展。
三是公平合理原则。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利益问题。因此,协调局部与全局,实现公平正义与合理有度,是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重要发展伦理要求。所谓公平正义,一方面要关注代内平等,共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优化的“共时性”发展及其成果。另一方面,要关注代际公平,共享生态文明发展机会,在“历时性”发展中实现生态文明的承上启下。所谓合理之“理”即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使生态资源使用和开发合理有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要实现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公平合理,必须放弃传统的GDP情结,实现科学发展;政府应该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反对消费主义,保护不可再生资源不被过度使用和浪费;要倡导资源节约,推动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要建立有限资源在不同代际间的合理分配与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