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转口贸易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海外转口贸易，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务司网站:gcs.mofcom.省略/tongj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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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4

一、导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年扩大。《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表明，中国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占全球总额的5.2%，排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五位，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也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出口面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不利局面，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对于个体企业而言更是意义重大，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寻求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目的，为我国企业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也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因此，了解我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变化趋势。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1.企业获取战略资源满足内在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在发展和规模扩张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当属资源的限制，而这些企业生产资源正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投资目标国当地获得。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还积极地参与到跨国投资活动中。这种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达到寻求稳定的供应链上游，突破资源瓶颈，避免外部冲击的影响的重要目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跨国并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过并购海外那些具有丰富经验和资源的机构，不但有利于我们国内企业获取资源，还有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拓展国外的市场。当前我国的企业的发展缺乏后劲，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2.符合我国在特定国际分工链条下的发展模式

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技术水平不高，因此多年来，中国主要是通过从事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参与国际分工的。入世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始终处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获得的利润很少。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企业逐渐失去了成本优势，加之本身所获利润很少，在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有些已经无法为继，面临倒闭的危险。面对这一非常不利的处境，企业内部必然产生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同时，由于国家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三高企业逐步对外转移生产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企业风险控制和提升收益的需要

我国的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企业多是通过代工和依靠香港转口贸易发展起来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并没有拥有一个稳定且良好的外销渠道和网络，这大大增加了企业扩大投资、生产的风险。出口企业在面临激烈竞争的外部环境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内在要求时，在海外建立稳定的外销渠道和网络成为其当前的迫切需求。

4.符合人民币升值和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

危机总是伴随着机遇。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方面面临着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元走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的不利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也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应对外汇缩水的挑战，国家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的机遇，企业有扩大“走出去”的规模的动力和需求，进一步加快国际扩张的步伐有利于企业对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的获得，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动力。

5.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

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实施，经常项目长期处于很大的顺差，从理论上讲，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对外投资净额在增加。但在中国，与理论不符的是，经常项目的顺差大部分转化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所以有了外汇储备的连年上涨，这也就意味着顺差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本质上讲，外汇储备增加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种国家替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往往会产生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藏富于民”是国家外汇储备政策的一个趋势，在政策实践层面，中国已经在2008年内彻底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同时，国家还加大了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体现在一方面，逐步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用汇约束，另一方面，也大大规范和简化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政策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三个方面。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种种优点，国家应该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是这种鼓励也不是无节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对于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国家在了解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应该合理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耀一，张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动因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05）.

篇5

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提出

人民币升值问题为什么会被提出呢？左小蕾告诉我们，这与美国当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

第一，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的5000点跌至2004、2005年的1000点，这意味着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出现了经济周期的正常反应――库存过剩，即产能过剩。这是一个从行业过剩、行业周期演变到经济周期，再演变到资本市场反应的典型故事。作为美国当时的支柱行业――IT行业的不景气意味着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下滑周期。第二，“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冲击，导致美国经济从2001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低迷的下滑阶段。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经济恢复。连续降息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后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包括人民币升值问题埋下了伏笔。

美国的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逆差，但由于2001年以前的 “新经济”高速增长，利率处于较高水平，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使资本账户巨额顺差，美国的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平衡。再加上美国财政盈余，没有造成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担忧。2001年的降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元走弱、利率下降都不利于吸引足够的资本流入，从而引起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同时，中国的加工出口贸易开始发展，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都把本国（地区）的加工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原来对美的出口贸易变成了中国的转口贸易。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日本也开始担心美国市场的日本产品被中国出口产品替代。此时，人民币升值问题被提了出来。虽然声音还不是很强烈――因为直到2003年，中国的贸易基本保持平衡――但是已经引起了许多讨论和关注。

2002～2003年，国际经济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环境。美国发行了大量的货币，日本实行零利率政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增加对美国的出口。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循环――美国人得到了全世界最好、最廉价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获得美元，然后拿着这些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最后实现动态均衡。这种动态均衡保障了美国经济能够在通胀的环境里逐渐复苏。因此，虽然美国的贸易赤字还在不断扩大，但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这种情况被解读成“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和“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开始升级。

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快速膨胀，美国两大赤字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2004年，美国乃至全球的房地产价格、石油价格以及黄金价格开始走高，大量资金在全世界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当时印度的股票市场上涨了120%，中东的股票市场上涨了500%。太多的钱也推动了各类私募基金包括对冲基金的发展。全世界的私募基金从两三年前的1500家左右发展到了将近10000家，掌控资产达1.5万亿，可募集资金数万亿。全球过剩的流动性通过私募基金向全世界有投资机会的市场渗透，包括中国。2004年，中国的资本账户达到2100亿，其中贸易顺差320亿，占GDP的2%，外国直接投资500亿，海外证券投资210亿，其他通过非规范渠道进入的资金1000多亿。这些钱以各种名目进入中国，包括中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转入的资金等。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上升，到2004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人民币升值是否包治百病

那么，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及国内经济过热的问题？

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为解决中国贸易失衡而开出的处方。但是在短期内，升值可能会加剧这种失衡，因为升值增加了庞大的加工产业在境内所产生的附加值。而要使升值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个先决条件是它能促使制造业（包括加工业和“实际”产业）向境外转移――而这还要依赖于候补的国家和地区变得有竞争力。简言之，中国的失衡还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严重恶化，而后才开始好转。

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董事总经理谢国忠指出，1997年在泰国、印尼等地翻云覆雨的对冲基金已瞄上中国内地。只要人民币兑美元略微放宽波动区间，国际热钱就会步步进逼。

“对冲基金要在中国套利，在操作上存在诸多不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余维彬博士指出，原因在于中国内地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很不发达。“不过，在内地之外存在与人民币相关的衍生产品。”余维彬表示，对冲基金可以在这些市场上套利。亚洲外汇市场的美元兑人民币一年期无交割远期合约即是一例。最近，该合约的贴水接近5000点，显示投资者预期人民币未来会升值近5%。

左小蕾认为将经济平衡的希望寄托于人民币升值是不现实的：

第一，在2004、2005年贸易顺差并不是外汇增长的主流，所以流动性过盛的问题其实跟全球问题有关，跟这些流动性的成长机会有关。

第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2005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一般出口贸易逆差400多亿，加工贸易出口顺差1400多亿，也就是说我国的贸易顺差都来自于加工贸易。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出口价格上升，会带动出口的下降，从而使顺差减少，但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出口产品结构下并非如此。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后进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也意味着加工贸易的成本下降，这实际上是在鼓励更多的中间产品进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05年7月25日人民币升值以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计贸易顺差会下降，而它却出人意料地不降反升。在这种背景下，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减少外贸顺差来达到外汇储备的减少和流动性输入的减少，并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思路。

人民币压力从汇价转向汇率体制

篇6

改革开放以来，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中，流通业已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开放程度最大的领域。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我国流通业对外投资规模显著增长，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从2004年的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36.7亿美元，年均增速约40%，高于同期我国采矿业、制造业等行业平均增速。但从流通业对外投资的形式来看，主要是以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主体，从事矿产品、钢材、粮食的批发和转口贸易，如宝钢集团、中粮集团、中石油集团、中国铝业等大型国有企业都是我国以贸易公司形式进行批发和零售业对外投资的主力军。与之相比，境外中国商贸城、零售企业开店等形式“走出去”还处于探索阶段。其中，境外中国商贸城因规模小、产品档次低、服务功能单一，存在产品质量差、经营不规范、偷逃税、非法务工等诸多问题，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零售企业“走出去”一直步履蹒跚，成功的案例较少，如北京天客隆进军俄罗斯市场以失败而告终，国美集团2013年初也已宣布将逐步关闭其在香港的6家门店。零售企业“走出去”面临定位不准确、国际化人才短缺、经营模式转型等诸多风险。可喜的是，近年来伴随我国部分流通企业实力不断增加，以国美、苏宁、华联等为代表的流通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走出去的形式也从直接开设店铺逐步向合资、并购等方式转变。2005年12月，北京华联集团投资400万新元收购新加坡西友百货，通过并购，北京华联集团拥有新加坡三家门店。2009年6月，苏宁电器收购日本家电连锁第四大品牌LAOX27.36%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2013年，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6.8478亿美元购买香港中国春天百货有限公司全部股份，成为近年来北京市零售业投资额最大的境外收购项目。

二、加快流通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期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国际服务业转移和服务贸易迅猛发展以及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的创新变革，为我国流通业“走出去”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加快流通业“走出去”步伐，开拓国际市场，不仅对于促进制造业升级、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流通企业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加快流通业“走出去”是参与服务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当前，全球经济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全球服务业跨国转移和服务贸易迅猛发展，许多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逐渐将发展重点转向海外，投向服务业的跨国投资明显增多。2012年，全球服务贸易额为84526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达18.6%，服务业跨国投资已接近全球跨国投资的2/3。这表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已经由制造业全球化转向服务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实现“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和跨国转移的同时，参与服务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拓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积极加入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与冰岛、瑞士等国家自由贸易协定逐步签署，以及中韩自贸区、中美投资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稳步推进，我国双边服务贸易市场自由化趋势将会加速，一些国家市场将进一步对我国服务业开放。这要求作为我国服务贸易主要行业的流通业，顺应服务全球化趋势，加快商业存在形式的“走出去”步伐，深度参与服务全球化和国际竞争。

（二）加快流通业“走出去”是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长期以来制造业“大而不强”，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环节，在研发、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没有比较优势，商品流通渠道控制权和价格主导权被控制在国外品牌商手中。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产业链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品牌、渠道等上下游环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虽然我国在制造技术创新方面已取得较大进步，但由于我国流通企业“走出去”步伐缓慢，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建立具有渠道控制权的销售网络服务体系，很难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和利润，制约了制造业向高端环节转型升级。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推动流通业“走出去”，建立“中国制造”的海外分销渠道和服务网络，提升流通渠道控制权和价格主导权，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三）加快流通业“走出去”是提升流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流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我国流通企业经过近年来快速发展，已形成百联集团、国美电器、苏宁电器、大连大商集团、农工商超市等入围全球零售企业250强的企业，但在市场销售额、业务国家/地区数量等方面，与世界大型零售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如我国最大的零售企业――百联集团2012年的零售收入为1.59亿美元，仅相当于沃尔玛的3.56%、家乐福的14.07%。流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不强，已成为制约我国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流通企业“走出去”步伐，只有“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惯例，才能更直接地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推动中国流通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制约中国流通业“走出去”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宏观层面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系统的政策支持，在微观层面缺乏敢于冒险、敢于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精神的流通企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加快推进流通业走出去，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路和长远的政策路线设计。

（一）加快制定流通业“走出去”战略规划

国际经验表明，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流通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例如，2013年英国贸易投资署（UKTI）推出了零售业国际行动计划，重点扶持1000家中小零售企业国际化发展，通过提供财政激励、发展供应链等措施，帮助全渠道零售商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进入机会，并扶持英国奢侈品牌进入国际市场。我国要高度重视规划对流通企业“走出去”的引导作用，加快研究制定流通业“走出去”战略规划，明确未来流通领域对外投资发展方向、重点区域，引导流通企业积极“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实施“首家连锁店支持计划”，为零售、餐饮、酒店首次开拓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支持。

（二）培育和扶持具备“走出去”条件的流通企业

从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流通企业要“走出去”，要到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必须拥有一批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企业。

一是培育大型流通企业集团。近年来，尽管我国致力于培育一批流通领域的国家队，但大型流通企业成长一直十分缓慢。未来培育大型流通企业仍然是我国商务领域的重点工作。首先从机制上，改变过去只关注流通企业自身、忽视以流通企业为核心的产业联盟的弊病，推动流通企业与上游制造业合作，打造产业联盟或形成贸工一体化的企业集团，推动流通企业集群式、联合“走出去”。其次优化流通企业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流通企业做大做强。再次继续鼓励有实力的流通企业通过并购、兼并等方式，迅速壮大，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二是培育特色化中小流通企业。特色化是流通企业国际化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于具有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特色流通企业，其生命力比一般企业更强。因此，在积极培育大型流通企业的同时，要积极鼓励特色流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企业政策支持，引导特色流通企业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化市场。

（三）建立健全流通业“走出去”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

流通企业对外投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支撑。

一是要加快完善流通领域对外投资相关的法律体系。借鉴国外经验，加快研究制定内容较为全面、高层次、权威性的海外投资法，以法律性文件取代政策性文件的主导地位，把流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针对海外投资法案，加快调整和修改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保险、监管、税收、外汇法、产业等规定，出台相关行业的海外投资法细则，使对外投资法律体系更具有整体性和体系性。

二是加快完善适合流通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体系。设立流通领域“走出去”专项促进资金，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开办商贸城或连锁门店，设立贸易企业或流通企业。对流通企业海外市场调查研究等前期投资成本，减免所得税，同时对流通企业实施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设立流通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基金，并将其与国家援外基金贷款和政策性贷款紧密结合在一起，争取援外优惠贷款、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的金融支持与合作，支持促进流通企业海外投资的私人投资基金发展，扩大流通企业境外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缓解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难问题。

三是要健全政府和行业协会服务流通企业“走出去”的机制。加强商业领域走出去相关的管理部门，包括商务部、外交、外汇、金融、保险、公安等部门之间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和部门间协调互动，以一站式窗口加网上服务的形式，为商业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政策咨询、风险评估、融资服务等全流程服务。鼓励行业协会加强与当地政府和工商界交流，作为我国政府的“人”，协调解决流通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问题，推动流通企业国际市场竞争提供支持。

（四）站在全局高度实施流通业“走出去”战略

为推动流通领域对外投资规模和质量双提升，实施流通企业“走出去”战略，应根据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制造业国际转移流通企业发展基础条件，实施以下五大战略：

一是援外跟随战略。对外援助是我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投资。近年来我国对外援助形式和领域不断拓展，对外援助体系、援助机制不断完善，特别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援助已拓展到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在我国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一些企业由于承担援外项目建设，已成为“走出去”的领军企业。未来为推动流通企业“走出去”，借鉴安徽外经建公司海外商业发展模式，可以依托援外项目配套输出万达广场模式、城市综合体模式等，带动流通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二是制造业带动战略。目前，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品牌和渠道控制力已成为重要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一些家电、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汽车等产业向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转移趋势逐步增强。如红豆集团投资柬埔寨、奇瑞投资巴西等。我国流通业“走出去”应紧紧抓住制造业“走出去”的机遇，一方面，实施制造业产业链或集群战略，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完善研发服务、营销接单、物流配送、品牌推广等功能，逐步形成辐射全球的营销网络，提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分销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建设，鼓励流通企业与境外合作区开发企业合作，投资设立批发、零售、餐饮等贸易营销企业，推进流通企业“走出去”。

三是商贸城升级战略。目前，商贸城是我国流通业“走出去”的一种重要形式。针对目前境外商贸城面临电子商务冲击和经营模式调整等问题，未来应加快推进海外商贸城改造升级，通过完善商贸城研发设计、展览展示、物流配送、检验检测、购物休闲等功能，提升商贸城服务水平。加快商贸城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推动线上与线下融合互动发展。加快商贸城诚信体系建设，加强与当地政府和行业组织沟通和交流，吸纳当地人就业，增强商贸城与当地人民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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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融合更加频繁，此时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作用也已经日渐式微，新的经济一体化贸易形势所起到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渐渐被各国发现，如我国根据法律在上海建立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TZ）于2013年9月29日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运作。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是指在国家或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狭义的自由贸易区仅指提供区内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货物的进口豁免关税的地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广义的自由贸易区还包括自由港和转口贸易区。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方面，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发展形式是属于经济一体化形式中的一种，由于保税区是中国外贸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国外学者对自由港及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比较多。最早出现且影响最大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1950）的关税同盟理论，提出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指出一国结成关税同盟得到更多贸易创造从而增进福利的条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1958）等提出的共同市场理论又称为大市场理论。该理论指出，共同市场在一体化程度上比关税同盟又进了一步，它将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大市场，然后通过大市场内激烈竞争，实现大批量生产带来的大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不久之后，出现了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这个概念首先得到了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1961）的认可，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它体现了各国间各种经济形式的差别化逐渐在缩小，同时也表现出各国经济体在消除各种差别待遇所做出的种种举措，因而促进了经济的融合和一体化进程。

国内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国内优秀学者廖进中教授提出“市场领土理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市场不仅仅是一种场所、一种份额，而是一种领土。市场领土就是通过与世界的密切交往，实现企业、产品、服务更好更快地发展，从而输入所到之处可以实现生产、经营、销售、消费、行动的当地化、全球化。现代经济和金融的竞争就是市场领土的争夺，因此除了实际的土地、海域、领空之外，还有一种最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土和金融领土。国内对自由贸易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国际自由贸易区发展经验的研究，包括自由贸易区区位选择、海关管理体制、基本政策和法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规律和特点（李力，1996；陈浪南，2005；孙德红，2007）。二是对我国保税区转型模式研究，主要包括转型的必要性或意义的论述（成思危，2003），我国综保区发展效果的评价，形成了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因子综合分析法，从而得出较为科学的评价结果（何伟军，1998；刘恩专，1999；王宗军，2004）；我国综合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模式研究，集中在法律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功能定位等四个方面，主要形成的观点是目标模式应该为“境内关外”、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统一和权威的法律框架，统一领导和属地管理形式的管理体制（成思危，2003；散襄军，2005；李友华，2006；李春梅、王丽娟，2008），杨明华（2008）提出调整现有保税区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贸易权政策、外汇管理政策、物流行业的准入政策。

二、我国自由贸易区形态与功能的演进

当全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的经济在WTO的多边体制贸易模式下出现了僵局，出现了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现象。于是，很多国家开始尝试在小规模范围内建立自己和合作国家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基于此，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制度引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积极的推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形态经历了多次演进。

（一）我国自由贸易区形态的演进

从1978年12月起，中国开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真正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也在不断地发生进步性的变化并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例如，1990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以来，国务院又陆续批准设立了14个保税区和一个享有保税区优惠政策的经济开发区，即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自2000年6月以来，我国共设有超过60个出口加工区，多分布于沿海和沿江地区。自2003年1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区港联动保税物流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以来，又先后设立青岛、宁波、大连、张家港、厦门象屿、深圳盐田港、天津、张家港、广州等9个保税物流园区。2003年12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设立珠澳跨境工业区的批复》，正式批准设立珠澳跨境工业区，同时设立的还有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

按照自由度和功能齐全度将这些对外贸易的各种形式划分按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园区依次增大，其增大程度如图1所示。

（二）我国自由贸易区形态演进过程中功能的变化

综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是中国目前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特殊开放区域。已经获批的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在此基础上将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和更大的开放度。我国保税区各种演化形式在功能上的扩大如图2所示。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上海市、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辐射和示范效应

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具有重大意义，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同时，上海具有十分良好的区位优势，地处长三角，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通过发挥辐射效应，可以带动更大范围、更广区域的开放开发。为寻求改革突破口，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对更好地为全国服务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一）在政府职能、管理和投资管理模式方面的示范效应

整个改革过程的一个重要点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经济贸易和投资管理模式的创新，在防范各类风险的情况下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在自贸区“放权”和“开放”的主要精神下，自贸区的核心和重中之重是通过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放权，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二）在资金使用和技术引进方面创造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之成为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自贸区作为一个服务型的经济体，能够为长三角以至后方的华东大片腹地最大限度地提供外资，自贸试验区会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对自贸区新的定位要求其实现从对货物的有形监管到对金融业、服务业的无形监管的转变，从状态监管到综合监管模式的转变。这些转变，无不是相关改革举措的一种全新发展模式。

（三）对金融改革创新、服务业和内陆腹地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

首先，金融创新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通过金融创新，在试验区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等措施最终将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改变中国金融短板，推动金融开放。其次，在服务业方面，在逐步降低关税、海关手续等贸易障碍后，自贸区不仅为商品的流动创造便利，而且将促进贸易方式的转变，改变我国服务贸易滞后于商品贸易的现状，实现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地位上的升级。再次，腹地的经济发展借助于上海自贸区的契机，发展对外经济、稳定外需。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后，制造业和新能源等行业都能够对经济有明显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长三角地区也会受到辐射并带来发展良机。

（四）在改革过程中突破传统分工格局，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自贸区的主要特征是自由化。在设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为了迎合国际贸易规则和适应新的贸易环境，各方面的政策都会出现变动。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开放将直接带来自贸区的投资贸易环境高度自由化和市场化。同时，使得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可能，因减少政策障碍而示范引领上海自贸区发展离岸金融市场。而在国际分工方面，我国有可能突破以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土地等初级产品提供者的身份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格局，以其较优的资源和技术去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主动接受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发挥“境内关外”的地域和功能优势。自贸区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去，面对全球化的贸易挑战和机遇。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策略选择

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一直积极从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共有27个省市设立了110个特殊经济区域，包括12个保税区、46个出口加工区、5个保税物流中心、14个保税港区、31个综合保税区，以及2个跨境工业区；已经签署了1个局部自由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和10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但是，和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自由贸易区构建无论在速度、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待继续加强。

（一）政府要转变思路，重新界定其职能，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政府要放开手脚让市场自由化运行，使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运行，使现在部门以监管为主、管理特征过于明显向公共服务和企业管理方向转变。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带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的变革，突破结构性矛盾和资金分布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同时，在统筹兼顾的情况下保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中不合适的地方，加快资金的周转率，提高其使用效率；加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另外，加快完善城乡居民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和消费环境，扩大其使用范围，满足其合理信贷需求，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促进消费升级。

（二）对外汇政策进行改革，重点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

税收政策需要有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在关税、所得税和流转税等相关税法进行改革。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存在很大的差距，要适当改变和调整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大胆引进英美法系中有利于贸易进行的法律有利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业务。可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等，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三）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支持发展外向型企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

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及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对有产能过剩的行业和领域实施有差别有区分的政策倾斜，要尽一切可能支持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实施产品整合的企业等提供各种金融工具和方式的融资帮助。同时，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完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

（四）严防金融风险，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大对“三农”信贷的支持力度

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扩大中小企业在境内的融资来源，加强对创新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在“三农”领域，要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在发挥保险保障作用方面，要对行业中存在的各种可能的金融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及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和种类，建立完善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参考文献：

[1]T.Scitovsky.Economic The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M].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2]廖进中.市场领土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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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全球化是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globalization）随着各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国际规则。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强化，对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GATT／WTO中关于降低关税水平、取消非关税壁垒、实施国民待遇原则等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可能利用传统手段有效保护国内市场，而这是进口替代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也是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GATT／WTO关于反补贴、反倾销等规则，则使出口导向的政策措施受到极大的约束。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竞争已经取代政治竞争成为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美国也不可能像当年对待日韩那样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单方面的市场准入机会。可见，以往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难度越来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难以继续使用，有的外部环境不再具备。传统的工业化战略面临严峻的挑战，必须寻求新的有效的工业化道路。

经济全球化在挑战传统的工业化战略的同时，又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制造业技术损耗风险越来越大，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将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为发展新经济腾出空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的跨国转移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跨国公司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将其生产布局日益细化，与以往在各个国家进行产业间分工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跨国公司可以将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同时，跨国公司越来越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的建设，将制造活动尽可能地以OEM（原厂委托制造）方式外包给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重要组装与出口基地，产业内贸易取代产业间贸易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力。

第三，除了外来投资，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也得以越来越深地参与全球分工。以往，由于贸易保护程度较高，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垂直分工关系，产业间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企业，如果不借助政府的扶持或强力保护，只能从事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重化工业、机电工业大规模出口的可能性很小。为了应付不断强化的国际竞争压力，跨国公司除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外，还大规模采取外部采购（outsourcing）的办法，来维持其在核心生产环节的竞争力，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从跨国公司引进技术、管理。规范，在更多的产业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更深地参与国际分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与手段均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在某些新兴产业占据一席之地。二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从以往推进产业升级转变为推进产业链条的升级。三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政策，从以往以产业差别待遇和扶持为主转变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投资环境。

新选择

谈到加工贸易，人们往往容易将其等同于中国实行的保税进口加工复出动。从本质上讲，加工贸易是指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由于各国在税制、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各国关于加工贸易的政策、监管体制均有所不同。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不断发展，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199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1．6兆亿美元，53000家跨国公司与其所属的45万家外国子公司的国际生产总值达到9．5兆亿美元，外国子公司的加工产品出口额达到2兆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33．3％。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在一国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一个从头到尾产于一个国家之内的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低。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创造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体制环境，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捷径。首先，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发达国家对外转移产业是分步的，而木可能一次将某个产业的上下游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出去。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决定了转移进来的产业的市场不可能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而必然有一部分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因此，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当大的比重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如果没有适合开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即高效率的进出口体制、投入品与产品的价格不受扭曲，发达国家的企业就难以向这样的国家转移产业。可以说，加工贸易是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相结合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其次，加工贸易适应了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由于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内生产环节分工为主，除了特定的产业，如国防工业，即使是发达国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某个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更不可以在很多制造业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产业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因此，只有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才能抓住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形成组装与制造能力，参与国际分工。第三，加工贸易的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尽管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生产制造活动，大多是附加价值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但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产业集聚效应必然会导致产业链向上下游环节的延伸，同时还会将一些本土产业纳入加工贸易引致的国际生产活动，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为重要的是，当产业链较短时，加工贸易的生产活动具有“无根工业”或“飞地工业”的特点，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如工资水平上涨后极易发生迁徙，随着加工贸易产业链的不断加长，产业相互配套，使加工贸易活动得以扎下根来，成为本土制造业的一部分，从而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巨大贡献

自从1970年代末我国实行加工贸易政策以来，加工贸易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6．6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414．37亿美元，增长了约145倍。相应于此，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4．4％提高到2001年的47．4％，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更高达55．4％。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就业、税收、创汇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同，但是，加工贸易究竟是解决就业压力等问题的权宜之计，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人们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正因为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使得加工贸易的战略地位一直未得到明确认识，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政策摇摆不定，不仅不利于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经济整体发展。

透视我国加工贸易对工业化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工贸易直接带动资源投入制造业，形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能力。首先，加工贸易将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纳入制造业。由于我国尚没有关于加工贸易的专门统计，因此难以给出加工贸易从业人数的准确数据，但是，按有关部门和研究成果估计，加工贸易从业人员超过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是从以往的农业部门转入制造业的。其次，加工贸易吸引大量资金（特别是外商投资）进入我国的制造业。20多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截至1999年底，合同利用外资中59．6％投资于工业。按照这一比例估算，实际投资于工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2400亿美元。加工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2001年加工贸易净出口额达到535亿美元，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6．5％。如果考虑到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在国内销售的工业增加值，加工贸易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会更高。

第二，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加工贸易是以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新技术产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考察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工贸易带来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形成了新的产业。在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中，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原有水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水平达到母公司先进水平的占21％，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47％。加工贸易发展直接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IT产业的发展。IT产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因而最适合发展加工贸易，90年代以来，大量外商来华投资于IT制造业，从事加工贸易，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国公司，也有大量“隐姓埋名”为跨国公司从事OEM生产的台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从一个电子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对国际IT产品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我国出口结构的不断改善，机电产品已经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2001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4．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且保持强劲的势头。加工贸易是机电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机电产品出口的约3／4是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取得的，在机电产品出口大市深圳，加工贸易出口占机电产品总出口的近90％，而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近50％。

其次，加工贸易提高了技术开发能力，促进了技术进步。据课题组调查，加工贸易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机构且能够出口售技术专利的企业占1．27％，有技术开发机构并能提供企业所需大部分技术的企业占48．28％，这两类合计比重达到近50％。另外，还有22．6％的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但只能提供企业所需部分技术。这些指标远远高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平均水平，1999年全国大中型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的只占32％。随着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爱立信、IBM、英特尔、惠尔浦、富士康等知名跨国公司都已经在华设立了研究发展机构，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研发水平，在IT等新兴产业中，尤其明显。对技术开发的重视促进了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据课题组调查，近年来，技术有很大进步的加工贸易企业占29．9％，有一定进步的占61．5％，保持原状或有一定退步的分别占有7．3％和1．3％。

再次，加工贸易的技术与管理“外溢效应”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加工贸易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第一条途径是产品的扩散与竞争。由于大量加工贸易企业是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由加工贸易企业带来的大量新产品投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培育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与生产同类产品提供了示范，移动通讯市场的扩张与制造业的发展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第二条途径是加工企业对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国内企业之所以难以借助加工贸易进人国际市场，主要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与交货期达不到加工贸易企业的要求。据课题组调查，只有26．3％的加工贸易企业认为不必对配套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在认为需要对配套企业进行技术支持的加工贸易企业中，49％的企业对配套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12．9％的企业准备提供技术支持。加工贸易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大大提高了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使其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条途径就是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

第三，加工贸易推动了全国的工业化进程。首先，加工贸易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能够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是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加工贸易企业的工人主要是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加工贸易企业将这些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据课题组调查，只有8．9％的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对员工提供培训。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因此，其技术、质量、管理基本上都具备国际竞争力，其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亲身体验了工业化生产对工人的技能与纪律的要求，了解到面对国际市场的技术或管理。劳动力从加工贸易企业的流出，使得这些年轻的适应工业化的劳动力成为全社会推进工业化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人员流动越来越普遍。加工贸易企业员工的流动性更强。据课题组调查，9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流出。与大多数企业不同的是，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的“打工者”在工作几年后，往往会回到故乡，其在打工期间学习到的工业化文明（如工业生产所要求的技能、纪律、意识、经营管理的知识等）随之迅速扩散，这些回流的打工者不少人成为了乡镇企业的骨干，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做出贡献。

其次，加工贸易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来华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实行人才本地化战略，因此，大批本地员工走向了技术与管理的关键岗位，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提高，积累了面向国际市场生产与经营的宝贵经验。而这些人才的流动则成为技术与管理扩散最为有效的途径。据课题组调查，加工贸易企业流出的人员，首选仍然是外商投资企业，但有19．5％的企业认为其流出员工开始了自我创业，18．6％的企业认为其员工流向了私营企业，9．6％的企业认为其员工流向了国有企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20％的加工贸易企业认为其流出员工开始了自我创业，说明加工贸易企业对于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

最后，加工贸易创造的大量顺差为进口先进设备提供了条件，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为推进工业化提高了必备的条件。仅1993年一2001年9年间，加工贸易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558．33亿美元，而同期全国贸易顺差总额仅1818．71亿美元，加工贸易创造的贸易顺差占全部贸易顺差的比重高达140．7％。如果没有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绝对不可能积累现在这么大量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否独善其身并对区域经济稳定做出贡献，也是存有疑问的。

1970年代末开始，我国实施了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对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实行保税政策，免征进口关税，同时对除少数敏感商品外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取消配额等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些政策的实行，消除了我国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政策对加工贸易进口的扭曲，使在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可以与世界其他各国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从而充分发挥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工贸易不断发展壮大。针对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加工贸易政策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例如，1994年税制改革后，加工贸易进口保税政策又纳人了国内增值税保税的内容，针对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漏洞，引进了保证金台帐制度、出口加工区政策等。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体制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是政府努力适应加工贸易发展要求的结果，对加工贸易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体制中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从事加工贸易企业对现行政策与监管的意见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对加工贸易有关政策调整方向的分歧越来越大。实质上，这是由于加工贸易活动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对现行政策与监管体制提出了不少新要求。

加工贸易的变化及对政策与监管的新要求，归纳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工贸易主体结构的变化：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力量

加工贸易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加工装配活动，早期主要是以国内企业为主，虽然很多从事来料加工的国内企业实质上是由外商投资机器设备并进行生产管理的，但这些企业都挂靠在拥有外贸权的外贸公司旗下，由外贸公司负责其进出口手续。80年代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一直不高，199o年才达到28．8％。随着90年代初外商来华投资逐渐进人，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攀升，1994年即超过一半，达到56．l％。到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3．3％。

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其结构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80年代来华从事加工贸易的主要是港商，9O年代初中期大量台商到大陆投资，9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据统计，世界5O0强企业中，超过400家已经在我国进行了投资。

加工贸易主体的变化，对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条结构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贸易方式的变化：来料加工为主变为进料加工为主

我国的加工贸易早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1980年来料加工进出口额为13．3亿美元，占加工贸易总额的79.8％。来料加工的好处在于，中方企业不必为支付原材料采购费用，也不必为产品的销路操心，这在中方企业规模有限、参与国际分工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的优势。到80年代末期，这种贸易方式的结构发生了改变，1989年进料加工进出口额首次超过来料加工贸易额，达到53．l％。随后，进料加工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01年达到了71．4％。

进料加工比重的迅速提高，基本原因在于，外商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更倾向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占其加工贸易总额的85．8％，内资企业进料加工占其加工贸易总额的28．7％。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导致加工贸易整体格局从以来料加工为主变为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

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进料加工方式的基本原因在于，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注重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很多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在大量出口其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在国内市场的销售。兼顾两个市场具有不少好处，一是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二是可能扩大应付市场波动的回旋余地，例如，近几年当国际IT市场萎缩时，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保持外汇平衡或结余，在中国政府中树立良好的出口企业形象。中国政府一贯鼓励出口，加人WTO后虽然鼓励手段大大弱化，但这一政策取向并未改变，外资企业深知政府的政策取向。中国加人WTO后，按照承诺已经修订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法律条款，进一步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内销。据课题组调查，沿海地区不少目前从事来料加工的所谓“三来一补”企业，都已经或正在考虑改变注册，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进料加工，同时可以内销。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

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兼顾出口与内销，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百分之百出口的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对部分内销企业进料加工贸易的监管要更为复杂。我国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方式来解决监管效率和防止走私的矛盾，但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兼顾内销的趋势，“出口加工区”计划进展缓慢，据调查，一些进人区内的企业最终又要求退出。

第三，产品结构的变化：从传统产品为主变为机电产品为主

早期我国的加工贸易以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机电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O01年，加工贸易出口机电产品882．7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0％，占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74．3％。加工贸易出口中，计算机、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使加工贸易出口产品档次大大提高，而且使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大大改善。

加工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监管体制提出了新要求。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监管办法是在早期针对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手册、合同等管理办法针对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是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的。但是，与传统的服装等产品相比，以IT产品为代表的机电产品生产具有“生产零库存、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的特点，进口的中间投人品种类远远多于传统的服装等产品，同时对通关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很多从事机电产品加工装配的企业而言，由于中间投人品种类多，手册数量不够，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进度；很多企业进货与出货，均采用电子手段，根本没有合同，为了应付管理部门，只好去作一份假合同，监管部门心知肚明，但受现行规定的约束，只好继续要求企业提供这种没有意义的合同；对于生产零库存的企业而言，通关效率至关重要，上海IN－TEL曾经因为通关问题而停产，生产经营受到负面影响，不少跨国公司因为国内通关效率低下而不得不将其高端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放在香港，在内地只进行低端产品的加工贸易。上海市对外高桥保税区内英特尔、JVC等49家大型跨国公司实施了“空运直通式”通关，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平均96小时缩短为6小时，表明我国现行的通关管理体制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第四，加工贸易国内采购明显提高

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在海外的配套企业也跟随而来，在华投资设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均大大提高，同时，有关政府部门通过举办供货会等方式为供需双方牵线搭桥，因此，9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逐渐改变了以往“大进大出”的格局，国内采购快速提高。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在1990年只有11％，1995年仅13．4％，而1998年已经提高到52．4％，ZO01年进一步提高到56．8％。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的不断提高，在形成跨区域的采购网络的同时，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产业特征明显的产业聚集带。

由于国内采购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国内采购已经成为加工贸易企业普遍的现象，根据课题组调查，高达46．2％的企业将国内采购作为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主要来源，高于其他采购方式。

国内采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配套产品档次与附加价值有待提高。调查结果显示，49．7％的企业国内采购的中间投人品是初级产品，40．9％的企业国内采购的投人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投人品仅占13．1％。二是国内采购在很多加工贸易企业采购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将近一半（48．6％）的企业在国内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比重低于25％，约60％的企业在国内采购的机器设备的比重低于25％。

出口退税政策和深加工结转政策是制约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提高的主要政策因素。据调查，75．9％的企业凭增值税发票向国内企业采购中间投人品，30．8％的企业通过深加工结转方式采购。出口退税政策直接影响加工贸易企业是否进行国内采购的决策，由于来料加工不实行退税，因此，与进料加工相比，来料加工国内采购率明显偏低，国内采购比重高于50％的企业，进料加工企业中达到34．4％，而来料加工企业中只占20．5％。对于可以享受出口退税的企业，出口退税时间过长，占压企业资金，也影响到企业国内采购行为，有的企业将本可以在国内采购的合同转到境外采购，有的企业通过境外机构进行国内采购，即所谓的“香港一日游”。在课题组所列的10项影响国内采购的因素中，“出口退税时间长”被受调查企业认为是第三位的障碍。

深加工结转一直是加工贸易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加工贸易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深加工结转是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不断加长的结果，近年来深加工结转发展势头很猛，以深圳为例，2002年1月－5月，加工贸易“转厂”配套出口（转出）20．3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值的15．09％；“转厂”配套进口（转人）32．3亿美元，相当于加工贸易进口值的35．1％，增长24．97％。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

为了防止加工贸易企业利用深加工结转进行走私，我国对深加工结转业务实行严格的手册管理办法。这种手册管理方式对采购渠道单一、品种简单的企业比较适用，但对于越来越普遍的采购渠道较多、所需零部件繁多的企业而言，经常会遇到手册不敷使用、采购不能如期完成的问题。例如，北京JVC在国内有50家配套企业，其中20家是深加工结转关系，涉及250种零部件，受手册不足的限制，部分中间投人品转向国外采购或“香港一日游”。另外，目前关于转厂必须由海关指定的保税监管车运送的规定，不但增加了运输成本，而且延长转厂时间。据调查，深加工结转手续繁琐是影响企业进行国内采购的第四位障碍。

对于结转方式采购的国内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往对转厂环节免征增值税，从2000年开始对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业务实行“免、抵、退”。在手续繁琐问题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又将出口退税问题5；人了深加工结转业务之中，进一步影响了企业进行国内采购的积极性。

总之，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和深加工结转政策的有关规定和管理办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的要求，越来越成为制约加工贸易企业采购的障碍。特别是近年的某些政策调整新动向，与国家鼓励加工贸易延长国内产业链、推进工业化的宏观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第五，加工贸易向下游延伸势头初露端倪

篇9

而经济全球化是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globalization）随着各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国际规则。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强化，对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GATT／WTO中关于降低关税水平、取消非关税壁垒、实施国民待遇原则等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可能利用传统手段有效保护国内市场，而这是进口替代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也是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GATT／WTO关于反补贴、反倾销等规则，则使出口导向的政策措施受到极大的约束。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竞争已经取代政治竞争成为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美国也不可能像当年对待日韩那样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单方面的市场准入机会。可见，以往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难度越来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难以继续使用，有的外部环境不再具备。传统的工业化战略面临严峻的挑战，必须寻求新的有效的工业化道路。

经济全球化在挑战传统的工业化战略的同时，又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制造业技术损耗风险越来越大，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将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为发展新经济腾出空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的跨国转移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跨国公司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将其生产布局日益细化，与以往在各个国家进行产业间分工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跨国公司可以将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同时，跨国公司越来越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的建设，将制造活动尽可能地以OEM（原厂委托制造）方式外包给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重要组装与出口基地，产业内贸易取代产业间贸易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力。

第三，除了外来投资，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也得以越来越深地参与全球分工。以往，由于贸易保护程度较高，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垂直分工关系，产业间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企业，如果不借助政府的扶持或强力保护，只能从事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重化工业、机电工业大规模出口的可能性很小。为了应付不断强化的国际竞争压力，跨国公司除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外，还大规模采取外部采购（outsourcing）的办法，来维持其在核心生产环节的竞争力，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从跨国公司引进技术、管理。规范，在更多的产业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更深地参与国际分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与手段均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在某些新兴产业占据一席之地。二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从以往推进产业升级转变为推进产业链条的升级。三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政策，从以往以产业差别待遇和扶持为主转变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投资环境。

新选择

谈到加工贸易，人们往往容易将其等同于中国实行的保税进口加工复出动。从本质上讲，加工贸易是指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由于各国在税制、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各国关于加工贸易的政策、监管体制均有所不同。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不断发展，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199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1．6兆亿美元，53000家跨国公司与其所属的45万家外国子公司的国际生产总值达到9．5兆亿美元，外国子公司的加工产品出口额达到2兆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33．3％。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在一国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一个从头到尾产于一个国家之内的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低。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创造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体制环境，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捷径。首先，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发达国家对外转移产业是分步的，而木可能一次将某个产业的上下游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出去。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决定了转移进来的产业的市场不可能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而必然有一部分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因此，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当大的比重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如果没有适合开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即高效率的进出口体制、投入品与产品的价格不受扭曲，发达国家的企业就难以向这样的国家转移产业。可以说，加工贸易是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相结合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其次，加工贸易适应了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由于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内生产环节分工为主，除了特定的产业，如国防工业，即使是发达国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某个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更不可以在很多制造业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产业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因此，只有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才能抓住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形成组装与制造能力，参与国际分工。第三，加工贸易的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尽管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生产制造活动，大多是附加价值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但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产业集聚效应必然会导致产业链向上下游环节的延伸，同时还会将一些本土产业纳入加工贸易引致的国际生产活动，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为重要的是，当产业链较短时，加工贸易的生产活动具有“无根工业”或“飞地工业”的特点，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如工资水平上涨后极易发生迁徙，随着加工贸易产业链的不断加长，产业相互配套，使加工贸易活动得以扎下根来，成为本土制造业的一部分，从而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巨大贡献

自从1970年代末我国实行加工贸易政策以来，加工贸易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6．6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414．37亿美元，增长了约145倍。相应于此，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4．4％提高到2001年的47．4％，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更高达55．4％。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就业、税收、创汇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同，但是，加工贸易究竟是解决就业压力等问题的权宜之计，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人们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正因为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使得加工贸易的战略地位一直未得到明确认识，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政策摇摆不定，不仅不利于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经济整体发展。

透视我国加工贸易对工业化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工贸易直接带动资源投入制造业，形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能力。首先，加工贸易将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纳入制造业。由于我国尚没有关于加工贸易的专门统计，因此难以给出加工贸易从业人数的准确数据，但是，按有关部门和研究成果估计，加工贸易从业人员超过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是从以往的农业部门转入制造业的。其次，加工贸易吸引大量资金（特别是外商投资）进入我国的制造业。20多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截至1999年底，合同利用外资中59．6％投资于工业。按照这一比例估算，实际投资于工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2400亿美元。加工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2001年加工贸易净出口额达到535亿美元，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6．5％。如果考虑到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在国内销售的工业增加值，加工贸易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会更高。

第二，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加工贸易是以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新技术产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考察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工贸易带来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形成了新的产业。在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中，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原有水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水平达到母公司先进水平的占21％，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47％。加工贸易发展直接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IT产业的发展。IT产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因而最适合发展加工贸易，90年代以来，大量外商来华投资于IT制造业，从事加工贸易，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国公司，也有大量“隐姓埋名”为跨国公司从事OEM生产的台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从一个电子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对国际IT产品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我国出口结构的不断改善，机电产品已经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2001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4．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且保持强劲的势头。加工贸易是机电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机电产品出口的约3／4是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取得的，在机电产品出口大市深圳，加工贸易出口占机电产品总出口的近90％，而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近50％。

其次，加工贸易提高了技术开发能力，促进了技术进步。据课题组调查，加工贸易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机构且能够出口售技术专利的企业占1．27％，有技术开发机构并能提供企业所需大部分技术的企业占48．28％，这两类合计比重达到近50％。另外，还有22．6％的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但只能提供企业所需部分技术。这些指标远远高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平均水平，1999年全国大中型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的只占32％。随着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爱立信、IBM、英特尔、惠尔浦、富士康等知名跨国公司都已经在华设立了研究发展机构，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研发水平，在IT等新兴产业中，尤其明显。对技术开发的重视促进了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据课题组调查，近年来，技术有很大进步的加工贸易企业占29．9％，有一定进步的占61．5％，保持原状或有一定退步的分别占有7．3％和1．3％。

再次，加工贸易的技术与管理“外溢效应”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加工贸易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第一条途径是产品的扩散与竞争。由于大量加工贸易企业是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由加工贸易企业带来的大量新产品投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培育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与生产同类产品提供了示范，移动通讯市场的扩张与制造业的发展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第二条途径是加工企业对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国内企业之所以难以借助加工贸易进人国际市场，主要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与交货期达不到加工贸易企业的要求。据课题组调查，只有26．3％的加工贸易企业认为不必对配套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在认为需要对配套企业进行技术支持的加工贸易企业中，49％的企业对配套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12．9％的企业准备提供技术支持。加工贸易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大大提高了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使其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条途径就是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

第三，加工贸易推动了全国的工业化进程。首先，加工贸易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能够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是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加工贸易企业的工人主要是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加工贸易企业将这些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据课题组调查，只有8．9％的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对员工提供培训。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因此，其技术、质量、管理基本上都具备国际竞争力，其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亲身体验了工业化生产对工人的技能与纪律的要求，了解到面对国际市场的技术或管理。劳动力从加工贸易企业的流出，使得这些年轻的适应工业化的劳动力成为全社会推进工业化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人员流动越来越普遍。加工贸易企业员工的流动性更强。据课题组调查，9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流出。与大多数企业不同的是，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的“打工者”在工作几年后，往往会回到故乡，其在打工期间学习到的工业化文明（如工业生产所要求的技能、纪律、意识、经营管理的知识等）随之迅速扩散，这些回流的打工者不少人成为了乡镇企业的骨干，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做出贡献。

其次，加工贸易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来华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实行人才本地化战略，因此，大批本地员工走向了技术与管理的关键岗位，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提高，积累了面向国际市场生产与经营的宝贵经验。而这些人才的流动则成为技术与管理扩散最为有效的途径。据课题组调查，加工贸易企业流出的人员，首选仍然是外商投资企业，但有19．5％的企业认为其流出员工开始了自我创业，18．6％的企业认为其员工流向了私营企业，9．6％的企业认为其员工流向了国有企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20％的加工贸易企业认为其流出员工开始了自我创业，说明加工贸易企业对于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

最后，加工贸易创造的大量顺差为进口先进设备提供了条件，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为推进工业化提高了必备的条件。仅1993年一2001年9年间，加工贸易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558．33亿美元，而同期全国贸易顺差总额仅1818．71亿美元，加工贸易创造的贸易顺差占全部贸易顺差的比重高达140．7％。如果没有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绝对不可能积累现在这么大量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否独善其身并对区域经济稳定做出贡献，也是存有疑问的。

1970年代末开始，我国实施了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对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实行保税政策，免征进口关税，同时对除少数敏感商品外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取消配额等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些政策的实行，消除了我国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政策对加工贸易进口的扭曲，使在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可以与世界其他各国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从而充分发挥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工贸易不断发展壮大。针对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加工贸易政策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例如，1994年税制改革后，加工贸易进口保税政策又纳人了国内增值税保税的内容，针对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漏洞，引进了保证金台帐制度、出口加工区政策等。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体制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是政府努力适应加工贸易发展要求的结果，对加工贸易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体制中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从事加工贸易企业对现行政策与监管的意见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对加工贸易有关政策调整方向的分歧越来越大。实质上，这是由于加工贸易活动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对现行政策与监管体制提出了不少新要求。

加工贸易的变化及对政策与监管的新要求，归纳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工贸易主体结构的变化：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力量

加工贸易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加工装配活动，早期主要是以国内企业为主，虽然很多从事来料加工的国内企业实质上是由外商投资机器设备并进行生产管理的，但这些企业都挂靠在拥有外贸权的外贸公司旗下，由外贸公司负责其进出口手续。80年代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一直不高，199o年才达到28．8％。随着90年代初外商来华投资逐渐进人，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攀升，1994年即超过一半，达到56．l％。到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3．3％。

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其结构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80年代来华从事加工贸易的主要是港商，9O年代初中期大量台商到大陆投资，9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据统计，世界5O0强企业中，超过400家已经在我国进行了投资。

加工贸易主体的变化，对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条结构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贸易方式的变化：来料加工为主变为进料加工为主

我国的加工贸易早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1980年来料加工进出口额为13．3亿美元，占加工贸易总额的79.8％。来料加工的好处在于，中方企业不必为支付原材料采购费用，也不必为产品的销路操心，这在中方企业规模有限、参与国际分工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的优势。到80年代末期，这种贸易方式的结构发生了改变，1989年进料加工进出口额首次超过来料加工贸易额，达到53．l％。随后，进料加工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01年达到了71．4％。

进料加工比重的迅速提高，基本原因在于，外商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更倾向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占其加工贸易总额的85．8％，内资企业进料加工占其加工贸易总额的28．7％。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导致加工贸易整体格局从以来料加工为主变为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

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进料加工方式的基本原因在于，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注重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很多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在大量出口其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在国内市场的销售。兼顾两个市场具有不少好处，一是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二是可能扩大应付市场波动的回旋余地，例如，近几年当国际IT市场萎缩时，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保持外汇平衡或结余，在中国政府中树立良好的出口企业形象。中国政府一贯鼓励出口，加人WTO后虽然鼓励手段大大弱化，但这一政策取向并未改变，外资企业深知政府的政策取向。中国加人WTO后，按照承诺已经修订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法律条款，进一步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内销。据课题组调查，沿海地区不少目前从事来料加工的所谓“三来一补”企业，都已经或正在考虑改变注册，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进料加工，同时可以内销。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

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兼顾出口与内销，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百分之百出口的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对部分内销企业进料加工贸易的监管要更为复杂。我国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方式来解决监管效率和防止走私的矛盾，但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兼顾内销的趋势，“出口加工区”计划进展缓慢，据调查，一些进人区内的企业最终又要求退出。

第三，产品结构的变化：从传统产品为主变为机电产品为主

早期我国的加工贸易以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机电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O01年，加工贸易出口机电产品882．7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0％，占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74．3％。加工贸易出口中，计算机、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使加工贸易出口产品档次大大提高，而且使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大大改善。

加工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监管体制提出了新要求。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监管办法是在早期针对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手册、合同等管理办法针对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是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的。但是，与传统的服装等产品相比，以IT产品为代表的机电产品生产具有“生产零库存、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的特点，进口的中间投人品种类远远多于传统的服装等产品，同时对通关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很多从事机电产品加工装配的企业而言，由于中间投人品种类多，手册数量不够，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进度；很多企业进货与出货，均采用电子手段，根本没有合同，为了应付管理部门，只好去作一份假合同，监管部门心知肚明，但受现行规定的约束，只好继续要求企业提供这种没有意义的合同；对于生产零库存的企业而言，通关效率至关重要，上海IN－TEL曾经因为通关问题而停产，生产经营受到负面影响，不少跨国公司因为国内通关效率低下而不得不将其高端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放在香港，在内地只进行低端产品的加工贸易。上海市对外高桥保税区内英特尔、JVC等49家大型跨国公司实施了“空运直通式”通关，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平均96小时缩短为6小时，表明我国现行的通关管理体制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第四，加工贸易国内采购明显提高

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在海外的配套企业也跟随而来，在华投资设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均大大提高，同时，有关政府部门通过举办供货会等方式为供需双方牵线搭桥，因此，9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逐渐改变了以往“大进大出”的格局，国内采购快速提高。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在1990年只有11％，1995年仅13．4％，而1998年已经提高到52．4％，ZO01年进一步提高到56．8％。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的不断提高，在形成跨区域的采购网络的同时，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产业特征明显的产业聚集带。

由于国内采购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国内采购已经成为加工贸易企业普遍的现象，根据课题组调查，高达46．2％的企业将国内采购作为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主要来源，高于其他采购方式。

国内采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配套产品档次与附加价值有待提高。调查结果显示，49．7％的企业国内采购的中间投人品是初级产品，40．9％的企业国内采购的投人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投人品仅占13．1％。二是国内采购在很多加工贸易企业采购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将近一半（48．6％）的企业在国内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比重低于25％，约60％的企业在国内采购的机器设备的比重低于25％。

出口退税政策和深加工结转政策是制约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提高的主要政策因素。据调查，75．9％的企业凭增值税发票向国内企业采购中间投人品，30．8％的企业通过深加工结转方式采购。出口退税政策直接影响加工贸易企业是否进行国内采购的决策，由于来料加工不实行退税，因此，与进料加工相比，来料加工国内采购率明显偏低，国内采购比重高于50％的企业，进料加工企业中达到34．4％，而来料加工企业中只占20．5％。对于可以享受出口退税的企业，出口退税时间过长，占压企业资金，也影响到企业国内采购行为，有的企业将本可以在国内采购的合同转到境外采购，有的企业通过境外机构进行国内采购，即所谓的“香港一日游”。在课题组所列的10项影响国内采购的因素中，“出口退税时间长”被受调查企业认为是第三位的障碍。

深加工结转一直是加工贸易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加工贸易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深加工结转是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不断加长的结果，近年来深加工结转发展势头很猛，以深圳为例，2002年1月－5月，加工贸易“转厂”配套出口（转出）20．3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值的15．09％；“转厂”配套进口（转人）32．3亿美元，相当于加工贸易进口值的35．1％，增长24．97％。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

为了防止加工贸易企业利用深加工结转进行走私，我国对深加工结转业务实行严格的手册管理办法。这种手册管理方式对采购渠道单一、品种简单的企业比较适用，但对于越来越普遍的采购渠道较多、所需零部件繁多的企业而言，经常会遇到手册不敷使用、采购不能如期完成的问题。例如，北京JVC在国内有50家配套企业，其中20家是深加工结转关系，涉及250种零部件，受手册不足的限制，部分中间投人品转向国外采购或“香港一日游”。另外，目前关于转厂必须由海关指定的保税监管车运送的规定，不但增加了运输成本，而且延长转厂时间。据调查，深加工结转手续繁琐是影响企业进行国内采购的第四位障碍。

对于结转方式采购的国内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往对转厂环节免征增值税，从2000年开始对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业务实行“免、抵、退”。在手续繁琐问题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又将出口退税问题5；人了深加工结转业务之中，进一步影响了企业进行国内采购的积极性。

总之，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和深加工结转政策的有关规定和管理办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的要求，越来越成为制约加工贸易企业采购的障碍。特别是近年的某些政策调整新动向，与国家鼓励加工贸易延长国内产业链、推进工业化的宏观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第五，加工贸易向下游延伸势头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