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理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绿色技术创新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炸性增长、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等。为了走出困境，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世界各国广泛认同，逐步形成共识。而绿色营销正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并将成为21世纪营销的主流。这里将创新理论引入绿色营销，探讨如何利用创新设计更加积极有效地实施绿色营销策略，以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三重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营销相关回顾

（一）绿色营销的概念。绿色营销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三者统一起来，以此为中心，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构思、设计、销售和制造。其特点是：企业以环境保护为经营指导思想，以绿色文化为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的营销观念、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

（二）绿色营销的发展。20世纪八十年代末，是绿色营销的第一个阶段。许多人从事不同形式的绿色营销，一个绿色潮流按预期出现（Cliff，1990）。随后，绿色产品的销量让人失望；九十年代初，之前戏剧化的增长沉了下去。

20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绿色营销遭遇激烈的反对。对绿色营销的主要阻碍表现在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宣传及企业绿色意图与实践不符的讽刺。Grane（2005）认为有五个导致失败的原因：绿色洗涤、绿色推销、绿色收获、企业家营销、顺从营销。

2000年以来，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此时，消费者更加有社会责任心（Strong，1996）。他们考虑的不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社会和生态（Oksanen，2004）。随着技术的增长，政府的规定完善以及环境机构和媒体的调查，绿色营销复兴了。

（三）绿色营销现状。在世界各工业化国家，绿色营销包含的相关的活动范围变广：产品设计、制造过程、服务提供过程、包装、回收和其他领域（Prakash，2002）。

一些欧洲跨国公司的研究调查发现，92%的公司改变了他们的产品以满足绿色需要（Vander，1990）。在研究报告“消费产品策略中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中发现84%的主要公司有环保意识并发展高效节能组织。

三、创新理论的相关回顾

（一）创新理论的提出与发展。Schumpeter（1912）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经济领域中存在多种创新活动，而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各不相同。之后，创新扩散的研究成为主流，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杰斯的研究工作，他所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在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

Rogers（1962）提出，创新的扩散一开始比较慢，当采用者达到即“临界数量”后，扩散过程加快，这个过程直到系统中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到达饱和点，扩散速度才逐渐放慢，其数量随时间呈现出S形的变化轨迹。他注重创新扩散特性，认为在社会系统中，创新的采用率主要受五大创新扩散特性的影响：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兼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

（二）创新扩散理论的应用。创新扩散理论应用于从社会学到商业的多学科。已经认可的创新扩散有很多：美国非营利性医院的技术、全新的技术制造新产品、小企业间的在线贸易交流、电子商务服务从一代到多渠道的解决方案、国际B2B公司应用的网络技术等（Woodside，2004）。

四、将创新理论运用于绿色营销的研究

（一）绿色营销策略与创新度。绿色营销战略与创新度有关。根据Robertson（1991）创新度的范围从低到高各不相同。被动的绿色营销战略是低度的创新，也称为持续创新。只是对现有产品和服务小的变化，如颜色、款式和包装的创新。持续的创新有低风险，只提供短期的利益，不需要一个完全新的制造过程，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例如，某公司生产的第二代产品（DiFrangia，2008）。

中度的创新也叫动态连续创新，产品或者产品的类别是存在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来更改客户的行为，如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的生产等。

积极的绿色营销战略是最高级的创新，也称作不连续创新。这种创新需要几十年的推广，不容易被模仿。如果公司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在创造出巨大的竞争优势下，实现环境效益，这将是不连续创新，如互联网的发明和商业太空旅行等（Karna，2003）。

我们要积极地采用绿色营销策略，运用动态的和不连续的创新，产生长期利益，创造竞争优势，增强企业信誉和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提供更良好的生态可持续性。

（二）基于创新扩散特征的积极的绿色营销策略。基于创新理论，将创新扩散特征应用于绿色营销策略，产生七个积极的具体战略（Peattie，2005；Miles，2000；Covin，2000）。

1、市场调研战略。在公司的战略上进行研究投入，满足外部环境和利益相关者。它涉及到以下扩散特性：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兼容性、复杂性和可实验性。此研究可以帮助做出最有效的设计，用来识别客户的需求并设计新产品。

2、生产战略。改变生产和其他进程使其更环保，它涉及到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兼容性和可实验性。企业重新定义绿色创新，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都认识到绿色价值。为了增强可观察性，工厂可以让客户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工厂旅游，并且让媒体报道有关的绿色营销生产战略。

3、产品战略。（1）创建具有差异化优势的绿色产品，并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扩张这些产品的生产线；（2）不对实物商品的所有权进行挑战，而是对绿色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替代。它涉及到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复杂性和可实验性。

4、配送/市场战略。（1）建立更循环的市场，在其中材料可以回收及循环再造；（2）利用多渠道分销，容易去尝试，并且易于购买新的绿色产品服务；（3）开拓新的市场或者通过绿色技术转让实现。涉及到以下创新扩散特征：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复杂性和可实验性。

5、价格战略。重点应该放在长期成本上而不是短期的价格，例如公司可以提供促销活动。为了提高创新的可实验性，应降低新的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以满足更多的客户。将涉及到以下扩散特性：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和可实验性。

6、推广战略。更多地利用环保的新媒体将相关的消息通过市场传播扩散。主要特征是可观察性，企业可以使用电子通讯、网络研讨会和移动营销等手段帮助推广。涉及的扩散特征还有相对优势、兼容性和复杂性。

7、伙伴关系/战略联盟。积极的绿色组织营销战略，追求多种伙伴关系，向利益相关者输入绿色价值观。涉及的主要扩散特性：相对优势，可观察性和兼容性。

（三）基于创新理论的积极的绿色营销策略产生的竞争优势。以上的绿色营销策略，都涉及到了不同的创新扩散特征，将其运用于绿色营销，将产生很大的竞争优势。Vaccaro（2009）认为，具体优势体现在以下11个方面：增强企业的名誉度；提高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巨大的品牌差异度和品牌的忠诚度；更高的企业绩效；增加了利益收入，更高的利润和长期的利益；第一发动者的优势；高市场份额和投资回报率；因为差异化优势而产生的市场份额增加和成本的节约；增强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完成组织任务；更强的生态可持续性和共同利益。

五、结论

本文把绿色营销和创新理论的产生、发展及现状做了回顾，依据前人的研究证明了将创新理论用于绿色营销的价值，提出7个积极的绿色营销策略涉及到了不同的创新扩散特征，并且由此产生11个竞争优势。

未来的研究可以测试其他的扩散特征或者在不同的目标市场采用创新扩散，以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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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5-176-001

本文讨论在完成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后，在排污权交易市场存在的情况下，企业的决策行为及博弈对策行为，排污权交易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等问题，从而得出排污权交易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定量分析模型。

一、基本模型

1.模型假设

假设1：设总的污染量上限为M，政府向第i个排污企业分配的初始排放许可证mi(i=1，2，…n)。

假设2：设某企业排污需求量qi为企业产量Qi的单调递增函数，其比例系数为r，则Qi=r×qi。

假设3：污染控制区内有n个排污厂商，厂商i的排污水平为mi，污染治理能力为xi(i=1，2，…n)，获得的初始排污权为vi。

假设4：厂商i的交易成本T(vi)是交易量vi的函数，厂商i的污染治理成本函数为C(xi)，厂商的生产成本函数为F0。

假设5：假定政府实行严格管制和罚款制度，即企业不存在超标排污情况，并且选择固定价格出售的排污权分配方式，许可证价格记为PC。

2.模型提出

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企业的最优化问题为：

MinC=Pc×mi+p×qi-mi-xi+C(xi)+T(Vi)+F0（1）

其中：P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交易价格，p×qi-mi-xi表示用于在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购买排污权的成本；C(xi)表示用于治理污染的成本；T(vi)表示交易成本；F0表示生产成本。

以污染治理能力xi为自变量对（1）式求偏导并令其等于0。

分析：

a.如果企业i是排污权的购买者，则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为：

■=p+(B'×r)+■（2）

b如果企业i是排污权的出售者，则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为：

■=p+(B'×r)-■（3）

二、企业决策选择

2.1企业选择绿色技术创新来出售排污权

当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其交易价格大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边际治理成本时，即P＞■时，排污企业会选择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出售富余的排污权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是否存在交易成本，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毫不犹疑的选择继续绿色技术创新。

2.2企业在原有技术水平下购买排污权

当排污权市场交易价格大于排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边际治理成本时，即P＜■时，排污企业不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它将选择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来节约成本，而不选择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建立了企业排污模型并利用其模型分析排污决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期带动更多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使技术与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企业转换和改进绿色技术创新模式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参考，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

项目资助：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2013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HB13GL022《企业价值链重构与碳排放研究――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例》的子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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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科学技术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在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至今短短两百年间，人类征服自然的破坏行为使得人类自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传统的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福社之余，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是日益彰显：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源枯竭，环境退化，生态恶化，已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使人类陷入了严重困境。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面对这个环境威胁？怎样引导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多种方法和手段。要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地球生态，使得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一致的发展，很多当代学者认为，由技术造成的全球问题还要依靠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因此传统的技术也要在可持续发展中找其相应的发展模式来替代，这就是绿色技术。为此，近年来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已将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国外学者相关理论研究

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突出，从而引起了经济学家、哲学家等研究人员对环境资源价值的研究，为使人类从已有的技术所导致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人们在反思之余开始寻找出路。Kusz曾提出基于传统技术创新先行模型的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随着产品创新过程的连续进行，环境原则被整合进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因此，他的模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从环境而设计到面向环境的创造再到面向环境的营销，这一绿色经营链。P.Shrivastava提出了将外部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对企业创新子过程的影响反映出来的一个VIPO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1]。W.Hopfenbeck从全面环境质量管理的角度，并且融合了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一个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框架。此过程模型注重于企业在日常的质量管理与循序渐进的创新与改革，可以改善企业的创新管理，提高企业的效益。创新与改革过程中，改善企业的创新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益[2]。

Martin和Jean-Marie通过不可改变性和差异性的复杂相互作用，运用技术动力学阐述了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公共技术政策。技术进步的结果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现有技术的进步延缓了可供选择方法和基本技术手段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改变又在现有能量供应和终端使用技术系统中产生了多样性，导致大量技术。制定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公共技术政策，除了要考虑单项技术的导入和传播，还要考虑技术相关性、基础设施的要求（infrastructure requirements）、能源投入体系化所导致的技术改变的系统化[3]。

Katsuhiko（1996）指出：绿色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环境技术，是指对生态环境没有负作用的支持。Krbbe“资源增长和资源损耗，一种增长和稳定状态”中说“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手段”[4]。

Ruttan和Vermon运用路径依赖模型和技术诱导模型（Induced innovation and path-dependent models of technical change）解释了在环境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技术是如何克服技术惯性，向新方向发展的。虽然路径依赖工具能引起技术改变方向上令人惊讶的一贯性和持续性，技术的历史发展却很少沿着最初选择的过程发展。当技术进步放慢速度，相关价格方面的转变能引起沿着新方向的技术研究的加强，而这个新方向与现有价格因素更协调一致[5]。

（二）国外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国外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是在环境保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方向调整而提出的。目前，在为开发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开拓未来市场和发展绿色产业创造机遇，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美国、欧盟、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新能源开发的研究，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面。目前，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先进技术，积极扶植生态产业的成长。

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模式属于政府全程驱动型模式。美国政府强调：“促进环保技术发展一直是本届政府的一个高度优先的任务”，并制定了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技术与出口的战略，以图加强同欧洲和日本在绿色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绿色技术市场。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规划引导创新组织的方向和重点，并颁布各种法令法规来监督活动及市场秩序，使美国绿色技术创新以最适合美国国情的势态稳步前进。如联邦政府的环境技术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加速商业化政策等，为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创造了大量的市场需求。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26部环境法律，涉及水环境、大气污染、废物管理等方面，成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制性动力。此外，在美国，公众的意见往往能左右政府政策的制定。美国政府对生态技术市场的重视程度也得益于美国人民强烈的生态意识。有统计表明，73%的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77%的美国消费者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有五分之四的人把环境污染看作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更加促进了美国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无不以“绿色”为追求目标[6]。

欧盟各国也非常重视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各国绿色专利在世界绿色专利中，欧盟就占据了48.5%的份额，而美国只占24.5%，日本占10.4%。可见在绿色技术方面，欧盟拥有明显优势。欧盟绿色技术创新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是有迹可寻的。欧盟发达的科学技术保证其拥有相对较新的综合环境数据和信息；有许多发展完善的组织和政府部门成为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使欧盟成员国协同行动成为可能，众多已实施和已验证的环境政策可供选择。这一切都为欧盟绿色技术创新飞速发展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

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制定苛刻的环境标准，世界贸易形成绿色壁垒。因此许多国家为避免在环境贸易中形成绿色壁垒都开始实行环境标志制度，对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及绿色产品开发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德国是率先实行环境标志计划的国家，此外美国的污染预防法、日本的环境协调型产品计划、加拿大的“环境优选”等对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8]。

三、国内研究综述

生态文明观要求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整体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从人类自我中心转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建立生态化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它力图按照人类社会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适当地位，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运动规律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9]。包庆德教授认为，研讨生态文明时代的技术体系，应该强化研究科学技术生态含量的研究。即通过科技的生态化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到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10]。王健教授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说明建设生态文明既离不开技术创新又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寻找出理性化的技术创新路径，即确立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价值观、践行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原则、制定激励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机制[11]。李劲松也认为：大力发展生态文明是当代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技术创新生态化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他倡导生态化技术创新，把资源生态效益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从而使技术创新活动能不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天然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生态化技术创新在实现生产方式转变，谋求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与建立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12]。王伯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产业绿色技术化的概念，并通过产业技术发展史来分析产业绿色技术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13]，以此来说明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生态产业的发展对推动社会发展巨大作用。在生态文明社会的大环境中，杨发明、吕燕等从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出发，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决策受囿于特定的选择环境，并指出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不仅涉及绿色技术的层次特性、创新主体的行为特征，而且需要各层次激励工具的组合与协同，得出了组合激励是一个进化过程的结论[14]。所以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生态产业文明的发展和建设必然离不开绿色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发展生态产业，改革生产方式，对现行的生产方式运用绿色技术创新，进行生态化改造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动力。

通过深入到具体的企业技术创新生产过程中去把握绿色技术创新问题，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有益的建议。王伟强，盛敏之则通过对江浙五十余家企业的调查，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技术源、资金源、以及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成败的因素。因为是较早进行的研究，研究内容略显庞杂。另外，由于环境压力，绿色技术创新正逐渐替代传统的技术创新成为创新管理研究的新焦点，但绿色技术创新管理对于企业界与政府部门来说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当前预防性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环境特点恰恰说明了这一点：①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危害认识不足以及存在着“免费搭车”的心理，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对清洁工艺与绿色产品不重视；②预防技术的创新与采用较之末端技术创新更需要组织机构、社会制度、消费文化、价值观念的变更和调整；③“信息缺乏”，很多企业不仅在认知信息上不足，也缺乏必备的环境知识、与主动预防战略有关的生产工艺和产品技术信息[15]。

四、小结

绿色技术创新是在生态文明理论指引下的一种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要为解决生态危机贡献力量，要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而对资源耗竭型、环境污染型的“黑色”技术坚决予以淘汰，创新开发出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要求的新型绿色技术。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是当代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W.Hopfenbeck.The Green Management Revolution：Lessons in 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M].NewYork：Prentice Hall，1993：156-158.

[2]Paul Shrivastava.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5（6）：183.

[3]Martin，Jean-Marie.Energy Technologies：Systemic Aspects.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6（53）：81-95.

[4]J.Krbbe，Willem Heijman.Natural income and nature：externalities growth and steady state [M].USA：The language and science，1992：167.

[5]Ruttan，W.Vermon. Induced Innovation and Path Dependence：A Reassessment with Respects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J].New York：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6（53）： 41-59.

[6]叶子青，钟书华.美国绿色技术创新现在及趋势[J].科技管理研究，2002（2）：56-57.

[7]叶子青，钟书华.欧盟的绿色技术创新[J].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2003（6）：113-115.

[8]叶子青，钟书华.日本绿色技术创新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与管理，2002（4）：116-119.

[9]吴立妹.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J].新学术，2008（4）：325-326.

[10]包庆德，王金柱.技术与能源：生态文明及其实践构序[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l）：25.

[11]王健.论建设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路径[J].理论前沿，2007（24）：40.

[12]李劲松.论技术创新生态化与建立生态文明社会[J].现代商贸工业，200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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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技术创新在价值层面的缺失

1.传统物本主义发展观指导下的技术创新的价值误区。从发展的价值目标而言，发展观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因而客观上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和“以物为中心”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毫无疑问，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此，物本主义发展观应该说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早期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物”毕竟不是人类发展的全部，更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在传统的重“物”不重“人”的物本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唯经济价值取向”的实践活动，除产生大量的生态负价值、引发生态价值危机外，创新活动出现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目的与手段的倒置，还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人文价值危机。

2.人类的技术生存面临危机。人类在从最初的自然生存逐渐转向技术生存的过程中，出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分离的现象，工具理性空前膨胀而价值理性沦落。在工具理性的“世界支配意识”之下，人类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着内在规律的客体，是相对于主体的“他者”，为了谋取自身的幸福，人类可以透过理性去认识和征服它。于是在人的解放历程中，人遭受了与世界相同的命运，人对自然与社会的统治最终导致了自然与社会对人的统治，对个人主体性的高度迷恋最终导致了个人主体性的根本丧失，对人的直接关怀却更远地离开了人。

（二）绿色技术创新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价值重构

1.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充分整合。人的本质是物质与精神“二体性”，人具有双重生命：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人类不会也不应该回到动物式的本能生存。未来的生存仍然是技术生存，但由初期的机器生存，转向更为合理的生态性的技术生存。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二重化的：一方面，人类必须从外界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以维护其生存与发展，工具理性是调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惟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作为精神存在物，人类又是超自然的，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并通过自我意识自觉把握这一尺度，因此，人类能够建构起具有价值理性意义的世界，即人类价值理性的存在方式。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充分整合，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了合理的张力，在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了和谐关系。

2.绿色技术创新倡导可持续的绿色文明观。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强调的是一种价值观和文明观。绿色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基础的文明，其灵魂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其主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自我内心的和谐，三者缺一不可。它不仅要求绿色技术创新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界是绿色的、人类社会是绿色的，而且要求人的内心也是绿色的。提倡绿色技术的创新、转移、扩散等，不仅仅是对技术本身进行改进，使之具有低消耗、低污染、可循环、高利用等“绿色”特征，以应对环境污染等迫在眉睫的问题，更在于提倡和实践一种新的文明观――绿色文明，开始一种有别于机器生存的、新的生存方式――绿色生存。

二、绿色技术创新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理论拓展

（一）传统技术创新在理论层面的缺失

1.传统技术创新“目的”的单一性。传统技术创新总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经济利益至上，而很少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它以经济价值为单一取向，强化了整个社会片面的经济发展观，突出的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传统技术创新往往强化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掠夺，从而导致工业生产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

2.传统技术创新“过程”的不可持续性。从技术的运作过程看，受“目的”单一的驱使，传统技术创新中的技术运行模式是线性和非循环的：原料―产品―废物。即为了追求某一生产过程或产品的最优化，传统技术创新允许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以及大量排放废物。这种技术和产品的浪费性必然与全球资源的有限性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导致其过程的不可持续性。

3.传统技术创新“系统”的非循环性。环境科学、系统论认为，技术、经济、社会与自然4个子系统组成一个循环封闭的大系统，而传统技术创新系统是由技术、经济与社会3个子系统相结合而成，不包括自然子系统，割裂了技术、经济、社会三者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一旦过度消耗资源以及大量排放废弃物超出自然自身承载能力，传统技术创新系统将随之解体。

（二）绿色技术创新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理论拓展

1.绿色技术创新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突显价值的多重性与统一性。首先，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的是一个价值统一体，内含多重价值，既包括技术、经济、社会价值，还包括环境价值；其次，价值统一体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为原则，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第三，在价值的多重统一体中，生态价值占核心地位，即在充分考虑环境效益之余，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

2.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的多元性。首先，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价值统一体，既要考虑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还要考虑环境价值；其次，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价值的多重性决定创新主体多元化。与传统技术创新行为主体仅仅是企业不同，绿色技术创新的价值多重性决定了绿色技术创新是拥有以企业为核心，政府、国际组织、科研院所以及公众等参与并制约企业创新行为的多元行为主体系统。

3.绿色技术创新以系统论、生态学为科学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和谐。首先，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由技术、经济、社会、自然有机构成的和谐系统；其次，绿色技术创新的技术运行模式是非线性和循环性的。绿色技术创新不是以追求某一环节或过程的最优为目的，而旨在实现整体目标的最优化；第三，绿色技术创新应用生态学研究成果，通过模拟生物圈物质、能量的运动、循环和再生过程，来研制、开发、设计生产技术与工艺，力求做到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同时生态负效应最小。

4.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可持续性。首先，绿色技术创新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绿色技术创新增强了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改变了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状况；其次，绿色技术创新能保证自然系统可持续运转。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在低消耗、少投入、少污染、零排放、可更新方向上下工夫，保证了经济发展被控制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可更新范围之内，不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承载能力。第三，绿色技术创新着眼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技术创新以和谐与公平为终极追求目标，能够不断提高全人类的素质与道德风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社会结构优化，达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

5.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协调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绿色技术创新能调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保证自然系统在不超越自身承载能力的情况下，为经济系统提供发展的资源和能量；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系统改变传统的发展摸式，实现由粗放型、资源型、劳力型经济向集约型、生态型、知识型经济转化，提高资源利用率。其次，绿色技术创新能维持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使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绿色化，使人的进化向生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使自然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适宜的物质条件与生态空间。第三，绿色技术创新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良性循环。

三、绿色技术创新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实践扬升

（一）传统技术创新在实践层面的缺失

1.传统技术创新不利于资源的保护。从技术创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看，传统技术创新在不断扩大资源利用范围的同时，也正在加剧资源的耗费强度，而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据国家环保局调查，在中小企业中80%以上的工业生产存在污染问题，占到了中国污染源的60%，且有增加的趋势，并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主导因素，而且污染源正由过去的点状分布发展为城乡复合型的面状分布的局面。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作为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在市场对其资源配置失灵的情况下，企业在单纯经济化倾向的技术创新活动中难以避免地无偿利用生态资源，使本应由企业付费的技术创新生态成本外部化，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2.传统技术创新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看，传统技术创新极易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表现出对高新技术产业强劲的催生与推动作用。而相比之下，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弱势产业受技术水平、自然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开展技术创新难度相对较大。由于社会用于产业发展的投资总额有限，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必然限制传统产业发展的投资需求，因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3.传统技术创新不利于区域的均衡发展。从技术创新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看，由于不同地区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状况不同，技术创新作用迥异。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好，市场较完善，且拥有人才优势，技术创新成本低，效益高，技术创新活跃，因而发展就快；而在落后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市场发育滞后，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可获得性差，技术创新社会成本高，难度大，因而发展就慢。技术创新在地区间的落差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影响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4.传统技术创新不利于社会贫富的消除。从技术创新对财富占有的影响看，由于创新能力的差异和所处环境的不同，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那些“教育贫困”群体或落后地区的人们因创新能力低下往往被排斥在技术创新活动之外，难以分享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社会财富，而被沦为“边缘化”人群，这就会拉大贫富差距，引发“相对贫困”。

（二）绿色技术创新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的实践扬升

1.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促进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可以从根本上转变依靠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非持续性的发展模式，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

2.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国际国内竞争力。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节约资源、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应对消费需求呈现出的绿色化趋势，采用生态技术和净化工艺生产绿色产品以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拓宽国际市场，提高中小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步伐，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促使各产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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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111-07

对环境保护问题关注的与日俱增已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现象。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通过改进环境绩效以遵循环境管制、满足客户对环境的关注、减轻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来提高竞争力。中国长期以来沿袭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尤为突出，2008年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影响更是清晰的暴露了传统增长方式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弊端，而强调发展绿色经济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再一次显示了未来经济发展走绿色、可持续道路的必然性。面对环境保护的约束，广大工业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路径选择成为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根据波特提出的理论，政府环境管制通过激发企业创新而带来经济效益，在我国现阶段的政策、市场下，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是否有效?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提高是否有积极作用?绿色创新活动能否成为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桥梁”?本文试图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的视角来分析环保约束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提供依据。

1　理论模型构建

1.1　相关文献回顾

对企业因环境保护而带来的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很多学者所研究的热点。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保护和绩效之间存在固有的冲突，这类观点或是认为环境保护只能增加成本、占有生产资金，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 Porter教授和Porte与Vander kinde提出了有创造性的“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Porter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达到“双赢”。波特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例如Gray和sha~g4an对美国的纸浆与造纸、石油提炼和炼钢业的研究发现，反映规制严格程度的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与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提高环境绩效并未给企业带来足以弥补遵循成本的收益；然而很多经济学家接受并论证了这一观点，如B C Bonifant，M BAmold和F J Long提出通过创新，减少在环境方面的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两方的争论一直没有达成共识，Jaffe，Peterson，Ponney，和Stavins在回顾超过100篇研究文献后，发现几乎一半的研究发现环境保护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而另一半发现有消极作用或是没有影响，这似乎使得研究陷入了混淆中。

出现这种研究现状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家把关注的焦点过多的集中在环境保护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成本负担上，对于环境保护所可能激发的企业创新的作用缺乏更多深入的探讨。Porter提出环境管制通过激发创新而产生经济收益，而在“波特假设”的研究文献中，对企业在环境方面所采取的创新策略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绩效“双赢”的中介这一重要思路的研究论证相对较少，对质疑者提出“即使环境保护能推动新技术的采用，但是新技术是否能弥补以前的投资或是在环保标准上升以后是否还能增加企业收益还未可知”没有给与有效的回答。

Xepadeas和Zeeuw论证了在合理的情境下，环境保护激发的创新也许能减轻甚至完全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Ursula Tr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以德国慕尼黑地区汽车工业为案例验证了环境管制压力下推动的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转行期、制度环境不是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所带来的环保压力对企业绩效的有何影响?环保压力能否激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否为企业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对于指导全球绿色化经济、科学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企业主动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路径选择以及建立绿色创新战略，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环保压力能否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在本研究中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除了直接的政府环境政策造成的推动力外，还包括来自绿色市场的拉动力，把这两种力作为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二是绿色创新策略能否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目前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倾向于直接验证环保压力对企业竞争绩效的影响，而忽略了绿色创新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构建模型来检验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是否有中介作用，以验证“双赢”的实现路径，确认绿色创新的重要地位。

1.2　理论假设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设计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模型设计涉及两个部分的路径：一是解释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分析企业绿色创新本身受外部环保压力的驱动。

1.2.1　环保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

(1)环境政策推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假设认为，企业主动采取环境防治措施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是存在政府政策约束。因为在没有政府规制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单个企业没有主动进行污染治理的动力，企业宁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收益与竞争优势。根据这一理论，企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环保压力而进行污染治理的初始驱动力在于政府的环境经济政策。Brunnermeier和Cohen对美国146个制造业的分析表明，环境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强度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许庆瑞通过对江浙50余家企业62项环境技术逐一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政府政策法令的强制是企业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源。黄德春和刘志彪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有正向推动作用。

(2)绿色市场拉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对环保压力的响应与市场机制本身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当绿色

渗入竞争格局，消费者、供应商、其它竞争企业等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各利益相关者对绿色的选择和重视，将推动企业为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适应市场需求、得到获得更大利润的机会而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如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因此，市场的力量是企业绿色创新最有力的拉动。YousefEiadat，Aidan KeHy，等论证了企业进行环境方面的创新与受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压力有关；Ursula Tf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也分析了绿色创新受消费者压力驱动。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绿色市场的拉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

1.2.2　企业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

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公认，而在此基础上扩展出的旨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也应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可能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绿色创新鼓励资源的合理使用，减少浪费，从而带来“资源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绿色创新带来的新的发展思路，引导企业通过新的方法节能降耗中获益，改变传统只从回收“三废”排放物中的有用物作为副产品获取经济效益的单一途径；第三，绿色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的“技术补偿”效应，有助于降低生产的“x－非效率”的影响或实现生产的“x-效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1.2.3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

波特假说与传统理论相比创新就在于他强调政府环境管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问接的，必须通过刺激企业采取环境创新策略才能达到，这种间接影响的观点事实上就是认为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当企业把绿色放进整个改善生产力的流程中，通过创新的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带来的资源生产力的改善和提供绿色产品带来的溢价效果，抵消或超越因改善环境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就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Yousef Eiadat，Aidan Kelly，等以约旦化工行业企业为案例，对企业环境创新战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了企业环境创新战略是一定外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

H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通过变环保压力为创新动力，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出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2.1　量表设计

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本研究通过搜索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设计了各个变量的测量问卷，需要测量的变量包括：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绿色市场、企业绩效。绿色创新按照创新活动涉及的不同方面设计，初始测量条款设计了包括四个方面共13项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设计了3个财务指标和2个定性指标。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设计，对每一个问题根据实施情况与效果设计了5个等级。

初始量表设计完成后首先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测评调整，将调查问卷发放给了10个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回收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正。第二步进行了小样本预调查，在南京选择了5家企业(本研究预计调查的企业中选择)发放问卷进行与调查，根据回收的问卷数据分析对量表进行进一步修改。经过指标的删除和归并后，得到如下表1所示的量表。其中技术创新、生产创新、营销创新三个方面设计，共计11个测量指标；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指标选择了3项财务指标。

2.2　数据收集分析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样本选定在制造业企业。制造业是国家生产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既兼顾了重污染行业的代表性，又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了确保问卷的回收和调查内容的准确，问卷发放和回收均采用现场发放和回收。在调查前首先对调查者详细说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内容以及各个变量测量项目的含义。考虑可操作性，选择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省为调查问卷发放地，因此研究对象样本就锁定在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鉴于问卷中涉及一些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较专业的问题，问卷要求由被调查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填写。

问卷发放250份，收回242份，按是否缺漏和是否认真填写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为230份。苏南地区企业为84家，苏中地区为35家，苏北地区为30家，行业涉及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行业，其中化学化工行业样本占38.69％，机械、电气、电子设备行业占20.86％、金属非金属行业占8.26％，其它等制造占32.45％。从调查企业性质看，国营、集体样本占35.65％，民营、私营样本占30.43％，合资、外资33.92％。从企业资本规模看，资本额在1亿以上的企业约占31％，1000万以下的企业占15.72％，其余企业在1000万～1亿元之间。

2.3　量表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问卷使用修正后项总相关系数(c1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Cronbach’s a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计算结果显示问卷项目各部分信度皆在0.7以上，说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每一部分的C1TC和信度分析均大于0.5，都不需要删除。

经过主成分法提取出6个因子，其累计解释方差百分比为84.06％，表示6个因子很好的反映了样本的信息。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后得出的因子载负荷矩阵显示，因子分析法的分类结果和本研究预先假设的测量量表分类十分吻合，从而验证了量表的结构效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过程略)。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分成技术、生产、营销这3个活动的要素来测量，据此将假设修正为：

H1a.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b.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c.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a.绿色市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b.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c.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3a.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b.企业绿色生产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c.企业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2.4　结构方程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SEM)，使用AMO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分

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测量模型的验证，对于观察变量指标与潜变量间的关系，验证所设计的变量是否适合进入结构方程；第二步是结构模型评价，验证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的潜变量共有6项，分别是环境政策、绿色市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企业绩效，观察变量共有21项(见表1)。

测量模型和结构方程的适配度检验均参考Bollen的建议：“应该慎重地参考多个不同类型且性质稳定的指数报告多项测量结果，而不能只依赖某一种选择”选择包括x2/df、RMSEA、GFI、AGFI、NFI、IFI、CFI在内的各项指标。

3　结构方程分析

按照前文的设计分两步进行结构方程分析，验证设计的模型并分析潜变量关系，并进行模型的拟合和评价。

3.1　测量模型的验证(验证性因子分析)

所有变量的测量模型如图2所示，观测指标和潜变量之间单箭头上的数字表示因子负荷。通过对整体模型的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区别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x2/df=2.109，RMSEA=0.034，GFI=0.911，AGFI=0.906，NFI=0.873，IFI=0.929，CFI=0.903，除NFI指标略低于理想值0.9外，其余指标均优于理想值，测量模型有效。而从测量模式各因子的信度和效度看，所有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或接近0.7，R2值均大于0.5，因子信度较高，AVE均大于0.5，可视为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3.2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3.2.1　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境与绩效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本研究按baron和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四个条件展开分析：第一，中间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外部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第二，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第三，因变量对中间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上三步计算结果除第三步中企业绩效对绿色营销创新的回归路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模型、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成立，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基本成立，判断中介作用的条件1、2和3得到证实。(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数据不在此详细列出。)

第四，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回归。在中介模型下，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影响企业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明显下降为不显著，因此，根据判定中介作用的条件：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绿色创新回归，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环保约束的回归系数明显下降甚至减少到不显著水平，说明绿色创新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了验证。

3.2.2　模型拟合与比较

在确认绿色创新起完全中介作用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拟合和评价比较。模型1是本研究设计的基础理论模型，结构路径设计为从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到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再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到企业绩效。另外构建2个测试模型，模型2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分别增加一条直接的路径到企业绩效，模型3中删除了基础理论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模型运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三个模型的数据比较结果来看，比较模型3在各项指标方面要略微优于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2；而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3除了在x2/df方面有略微差异外，其他指标方面没有差异，比较模型3剔除了理论模型中1关系不显著的路径，因此略有改善。虽然比较模型3的拟合程度较高，但是并没有改变理论模型的变量间关系结构。此外，比较模型2中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到企业绩效的路径，在P

3.3　假设检验的验证及结果分析

理论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两条影响路径、一个中介作用假设基本得到验证。验证后理论模型见图4。具体来看，除假设Hla和H3c外，其余均得到验证。

(1)环境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总体上看对绿色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环境政策对绿色生产创新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绿色销售创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从这一结果中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国家对企业清洁生产、产品的绿色或环保标准都有了比较严格的强制规范，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和监督，因此企业的创新活动也多在这两个方面展开。而目前的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还不能起到很好的激发作用，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并非所有的环境政策都能刺激技术创新，目前我们国家的环境政策还多以行政命令的“外部约束”为主，缺乏更有效的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的专利保护制度、经济手段、财政手段等“内部激励”，这都可能影响对创新活动的驱动。

(2)绿色市场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绿色市场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正向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绿色营销创新，再次是绿色生产创新。这说明绿色市场的压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意识到，要在现在的绿色化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进行创新，创造自己的绿色技术优势，领先一步。而面对越来越多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青睐，企业也已基本具备绿色营销的意识，用绿色产品吸引消费者，标新立异。

(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驱动力比较。从总体看，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相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刺激较弱，这也说明市场这一手段是刺激企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而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仍是以行政强制命令为主，缺乏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因此，大部分的企业面对环境政策，仍然是被动应对为主，政府强制的规定则执行，未强制的则避开。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仍要强化环境经济手段的运用，以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

(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与企业绩效。整体来看，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从创新活动3要素具体分析看，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果最明显，其次为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效果不明显，这似乎与一般认识不同。我们的解释是相对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直接从节能、降耗、节约和循环使用资源上人手提高资源生产力，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效益相比，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有一个被市场接受的过程。同时也说明目前企业受绿色需求驱动，绿色产品的开发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和认同，但是在绿色营销手段的创新上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绿色沟通手段或是绿色品牌的树立还有待加强。

4　结论

在大样本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这两类环保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和企业绿色创新对环保约束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的拉动力要强于环境政策的推动力。企业绩效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直接正相关，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最明显。根据这一结论和模型计算结果，可写出本研究的结构方程：

企业绩效=0.34×绿色技术创新+0.33×绿色生产创新+0.07×绿色营销创新+d4(残差)

绿色技术创新=0.13×环境政策+0.43×绿色市场+d1(残差)

绿色生产创新=0.24×环境政策+0.25×绿色市场+d2(残差)

绿色营销创新=0.23×环境政策+0.28×绿色市场+d3(残差)

篇6

“所谓绿色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无公害化’或‘少公害化’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绿色技术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绿色工艺创新，包括清洁工艺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二是绿色产品创新，即开发各种能节约能源、原材料，少使用昂贵或稀缺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以及使用后不危害或少危害人体健康、少影响生态环境的产品,以及易于回收利用和再生的产品；三是绿色意识创新，主要是指培养、形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意识的过程，如绿色教育、绿色营销和绿色消费等。可见绿色技术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系统相协调的新型的现代技术系统，它在减少企业生产的边际外部费用的同时,一般也能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内部费用。可见绿色技术是指根据环境价值并利用现代科技的全部潜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与经济双重目标的技术。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符合环境发展要求的技术创新能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减少环境污染，同时能提高企业将环境成本内化的能力。现有传统技术应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是最严重的负效应之一。在现有的技术经济范式下，我国企业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是线性和非循环的，消耗、浪费大量资源和能源，同时排放大量的废弃物污染生态环境。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有技术系统+末端治理”的模式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局限性，提出了通过创新和扩散发展具有生态正效应的绿色技术的要求，以实现企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企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严重不足。而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采用使经济和生态环境相协调，具有生态正效应的绿色技术，推行生态化、清洁化的生产方式，能使原材料和废弃物再循环利用，把污染物尽可能地削减在源头和生产过程中，实现企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应用可以取得巨大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是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导致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然而很多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仍不够重视，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的模式和方向时，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资金投入少，绿色管理不利等往往不会主动选择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企业缺乏绿色意识。多数企业对眼前利益看得过重，对绿色技术创新关注较少，没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绿色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由于我国环境保护起步较晚，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都缺乏对绿色消费的全面认识，绿色消费认识模糊使绿色产品市场秩序混乱，无法形成公平竞争局面，很多企业借绿色之名行污染之实。

第二，企业采用绿色技术不足。绿色技术要兼顾生态、资源、环境和社会后果，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难度大，风险大，其技术投资和运行费用相当昂贵，这就使得企业不愿意采用绿色技术。同时，绿色技术与企业现有工艺、技术水平不匹配也是阻碍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的另一个因素。因此使得企业采用绿色技术严重不足。

第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人力、资金缺乏。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高素质的人才。然而，“据有关资料显示，企业基建资金中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只有4.5%，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仅有1.3%，排污收费只占应征额的51.4%。另外，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力量薄弱，人才贵乏，资金得不到保障，使一些企业力不从心，延缓了绿色技术创新扩散与应用的速度。

第四，企业的绿色管理不力。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创新组织不力，绿色技术开发中心和服务中心普遍尚未建立，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传递机制不健全，严重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

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对策

1.建立健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激励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具有外部性，使许多企业都有了一种“搭便车”的心理，这不利于中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单靠市场机制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要依靠政府制定法律，颁布政策，资金和技术的大力支持等。

第一，政府政策法规的强制管理。这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是直接的，但要真正发挥政策法规的作用，就必须协调环境行政主体之间的利益，必须明确环境执法的具体程序，建立相应的环境行政司法制度，加强环境执法的可操作性，使环境执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第二，政府环境管理的经济刺激手段。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及税收等，其刺激效果取决于实际收费额及相应法规措施等各种因素。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政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将使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使企业成本真实反映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达到防治污染的目的。

第三，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客观调节。我们应调整产业政策，适当增加环保投资，提高环保资金的利用率。对污染严重的产业、企业和工艺系统实行生产工艺排污许可证制度，以促进严重污染工艺的改造及老化设备的淘汰。

2.建立良好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环境。企业要树立绿色理念，形成有意识的、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和创新理论。绿色理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对绿色战略的认同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企业经营者应树立绿色经营理念，认识到实施绿色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对企业员工进行绿色教育，使员工逐步认识到绿色战略的实施关系到企业自身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地树立、维护企业的“绿色”形象，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识。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必须加大企业资金投入，这是推进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对策和措施之一。要建立和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动力机制，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加快构建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资机制，拓宽投资来源，合理提高折旧率，逐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比率，建立健全企业融资机制，建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风险基金等。最终形成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动力机制和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资金支持体系，推进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管理是把绿色理念贯穿于经营管理中，这就要求进行企业管理系统创新，建立一种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管理模式，以提高企业生态综合效益，并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行现代企业绿色管理，应调整与改革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功能，设立专门机构，建立一套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环境管理体系，加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全过程中加强环境审计。还应建立绿色创新保障机制，包括绿色人才激励机制，创新资金筹措机制，“绿色”宣传和培训机制等。

3.建立健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配套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连接企业和技术市场，整合社会科技资源，开放式、网络化的技术创新服务网络、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适用性技术、提供咨询与服务的组织较缺乏。因此需要整合环保部门、产业界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成立集咨询、技术服务、中介机构、风险投资等职能于一身的技术创新服务和促进中心，进行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国外先进适用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等，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

同时应建立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传递机制，及时向社会有关循环经济的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而的信息，以使企业及时了解国内外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最新发展动态，提高技术创新信息的传递效率和准确性，提高创新效率。同时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利用外界力量合作创新，如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创新。环保部门不仅要加强法规、标准的执行和监督力度，而且要积极起到中介、协调和服务的作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是保护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缺少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人才以及激励措施，严重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与应用。为了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家应积极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企业自身也要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创新，有步骤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中的推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忠学秦书生:《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科技成果纵横，2003年第6期

[2]彭攀丁丹:《略论绿色技术创新》，学术交流，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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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015-02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增长，以及中国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的成功转型，人们对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的要求。广大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也越来越高，绿色食品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比较深厚的市场消费基础，因此，积极探索提高绿色食品的质量和创新绩效至关重要。2012年，我国绿色食品产品国内年销售额达到3 178亿元，出口额为28.4亿美元。2013年，我国共认证绿色食品企业3 229家，产品7 696个。全国累计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总数为7 696家，产品总数为19 076个。2013年，国内绿色食品年销售额达到3 625.2亿元，出口额达到26亿美元。显然，绿色食品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导食品，国内外对绿色食品青睐程度明显提高。据调查，77%的日本消费者只选择符合生产标准的产品；80%的加拿大消费者宁可多付10%的钱也愿意购买绿色食品；84%的荷兰消费者、89%的美国消费者和90%的德国消费者在购买食品都会考虑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因此，绿色食品企业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绩效、保证绿色食品质量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理论基础

“社会网络”最早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将其应用在心理学中的人际关系行为理论和社会学中的组织管理理论等领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外专家和学者才广泛认同社会网络理论，各种观点和理论层出不穷，并且已经完成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目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企业创新绩效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企业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Elizabeth Rosenthal （1997）[1]利用分层线性模型研究社会网络与团队绩效的关系、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与团队绩效变动呈显著相关关系，指出企业可通过个人网络把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联系起来，对提高企业团队绩效具有重要作用。Bat&Batjargal（2007）[2]通过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发现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国家农业部于1989年最早提出了“绿色食品”的概念，紧接着在1992年设立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刘连馥（1998）出版了《绿色食品导论》一书，系统地论述了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基本理论，包括绿色食品的概念、标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如何构建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体系和未来发展战略。李志纯（2014）[3]认为绿色食品产业是一项民生产业，从开发绿色农业、建立专业流通市场、创新绿色科技、实施流通全程监控以及建立企业联动机制5个角度提出了绿色食品企业创新发展的建议。蔡镭（2004）[4]通过对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的实证研究，提出绿色食品企业要适应新形势、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就应该创新思路，加强绿色食品企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这是绿色食品企业开展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农业和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转变职能，改进工作方式，强化公共服务和管理的重要职责。赵大伟（2007）[5]认为，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已进入成长阶段的中期，客观上绿色食品企业要求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以促进其整体上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才能够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在绿色食品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科研机构和政府政策的导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网络对绿色食品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绿色食品企业社会网络是绿色食品企业获取创新资源和创新信息最直接的渠道。绿色食品企业构建的社会网络是指由具有社会关系的绿色食品生产企业、零售企业、批发企业等众多绿色食品企业构建的网络，这些网络成员拥有庞大的信息流和知识流，能为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巨大帮助。绿色食品企业社会网络是网络成员之间为了获取新资源和了解有关绿色食品创新发展的最新动态而自发组建的保持长期稳定联系的动态组织，其网络中存在多种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之间通过直接方式或间接方式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利于企业间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从而能够强化企业的创新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企业之间联系构建的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相互分享经验，主动消化吸收知识及进行创新学习，使企业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绿色食品市场上，更需要绿色食品企业增强创新学习的动力，开拓创新思维，从而提升绿色食品企业的创新绩效。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虽然我国绿色食品产量较大，但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缓慢、生产技术相对落后、流通效率低和创新能力薄弱。所以，我国绿色食品企业之间有必要联系起来共同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从而利用积累的资源和经验使企业开展持续性创新及突破性创新，进而全面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笔者分析了绿色食品企业社会网络中的网络密度、网络关系强度及网络中心性作对绿色食品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一）网络密度对绿色食品企业创新绩效影响

绿色食品企业社会网络作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重要途径，必然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企业社会网络密度是网络中行动者与其有关系的行动者之间联系的频繁程度，绿色食品企业网络密度越大，表明企业成员之间的联系越频繁，就越容易分享和探讨信息。比如，企业之间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制定企业管理创新机制、开展“公司+基地”的绿色食品运营模式等等。而企业网络密度恰好可以为企业提供创新合作的平台，这对于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和管理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二）网络关系强度对绿色食品企业创新绩效影响

网络关系强度是衡量企业社会网络中网络成员之间关系紧密程度的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绿色食品企业获取知识和资源的质量和多少，进而影响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强网络关系代表着网络成员之间关系紧密，相互之间了解更透彻，比其他网络成员更熟知对方的行为习惯和学习方式，有利于企业之间分享新知识和新资源，从而开展合作进行共同学习和互助学习，缩短知识获取时间、增加共享知识广度及提高知识利用效率。再者，强网络关系意味着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较高。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度不仅仅是通过频繁联系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有彼此之间的信任才可以构建强网络关系，使知识、资源在网络中传递和分享，将其与本企业资源进行整合。高频率关系的社会网络提高了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速度，增强了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是保证绿色食品企业市场地位和推动开展创新活动的主要动力。

（三）网络中心性对对绿色食品企业创新绩效影响

绿色食品企业社会网络中心性是指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通常用于评估行动者在网络的重要程度，这种重要程度一般指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信誉度、社会地位、影响力等。其绿色食品企业网络中心性越大，表明在网络中的信誉度、社会地位、影响力也就越大，所支配的资源和信息量就更大，自身就具有支配力量，掌握着先进的管理经验，借鉴和学习拥有较好的管理模式和较高管理水平的绿色食品企业的机会越大，对其自身的管理创新绩效和技术创新绩效提升就越有利。

四、结论

社会网络是企业获取有效资源和信息的关键路径。提升创新绩效已成为绿色食品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绿色食品企业仅凭自身资源和优势提升创新绩效是很难成功的，必须要与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保持频繁的联系。绿色食品企业社会网络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和知识，这些资源和知识在网络中流转，尤其是像管理经验及管理模式等显性信息，对提高绿色食品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企业社会网络作为企业对外沟通的桥梁，要与其他网络成员分享本企业的资源，不仅可以获得网络中潜在信息，还可以得到隐含信息，其中，隐含信息及技术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是最有价值的。企业社会网络为企业之间更好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平台，增进了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度，无论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都能给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带来机遇。

参考文献：

[1] Elizabeth Rosenthal.Social networks and team performance[J].Te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1997，3（4）：288-294.

[2] Bat，parative Social Capital：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in China and Russia[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7，3（3）：4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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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2X(2015)12－0043－04

作者简介：李杰中(1983－)，男，湖南新化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科技服务

一、问题提出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国外学者肯定了其重要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特性、影响因素、激励政策等方面。［1－4］国内从环境友好角度研究农业技术创新较少，集中在农户采用行为、产业政策对创新效应的影响、创新绩效评价等方面。［5－7］国内外现有研究微观上多集中于创新过程，宏观上侧重于对农业经济影响的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较少。对于激励创新，多聚焦于对农户采用行为的刺激，缺乏对农业企业的研究。创新获利问题与激励创新关系紧密，以专属制度与互补性资产为核心要素建构了创新获利(profi-tingfrominnovation，PFI)模型［8］，从AtulNerkarandScottShane关注技术因素，到Jacobides的产业结构因素，再到Christensen的商业模式因素，研究框架得到拓展。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系统介绍PFI理论、专属制度内生演化与PFI模型修正、商业模式与创新获利的关系等。［9－11］目前没有涉及农业企业创新获利问题的研究，但现有成果为本课题研究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学术参考。农业企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明确的市场导向、较高的成果转化率以及高效的市场运作效率使农业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利益联结逐渐完善，农业企业创新发展的示范带动与技术扩散效应日益凸显。农业企业从其创新行为中获取足够的收益是激励企业脱颖而出的关键，已有创新获利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研究多基于封闭式创新情境，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本身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创新主体多元化，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创新环节的相对独立性，农业企业处于开放式创新情境中，经典的创新获利理论面临着农业技术创新的挑战。我国农业多样性资源丰富，发展特色现代农业前景广阔;另一方面，对近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农业依然是“短板”。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科技含量不高，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食品安全、生态环境要求的提高，新常态下我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势在必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农业发展的关键抉择。因此，对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获利影响因素进行专门研究很有必要且意义重大。

二、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特性

明确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特性是识别创新获利影响因素的基础。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纳入创新过程，注重通过技术革新推动可持续发展，创新具有诸多独特之处。

(一)正外部性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外部性。正外部性是由于创新的对象和创新的结果形成的，在农业领域，创新关注土地、水等环境的承载力，力图节约集约利用生态资源，综合新品种培育、新型无公害农药化肥和生态化栽培技术等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创新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外溢倾向较为普遍，新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即便先在农业公司形成和应用，但在公司和农户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往往最开始在周边农户中得到扩散，客观上导致了创新对外部影响的正效应;从创新结果看，某一创新主体的环境友好型创新行为最终的价值突出表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而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属性，社会全体共同享有创新成果，绿色农产品的供给也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二)创新主体多元化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农业企业、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等多元主体。主体之间为了创享价值通过一定的平台和利益联结方式集合在一起，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合形式在我国农业生产领域愈发普遍，主体的联结汇聚了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公倍数基础上结成了丰富多彩的创新成果;主体间的竞争和博弈关系也始终存在于创新过程，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既相互交织，又相互区隔，在长期合作的框架下，关注重点不尽相同，利益摩擦在所难免。多元主体意味着创新分工和角色扮演的不同，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格局和态势。建立多元主体的利益调节机制和针对性的激励机制是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

(三)高风险性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投入风险较高。第一，创新外部性易导致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分散不确定的技术变革和创新的多元化主体增加了投资风险。一些情境下，创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创新成果难以独占和独享，市场价值被后来者瓜分。第二，农业领域创新特性决定了创新周期长，创新受经济与自然规律的支配，前期投入较大，沉淀成本高，效果显现延时长，有时甚至投资难以收回，创新成效和投资回报不确定性极高。例如，新品种的培育研发时间跨度大，有时甚至需要一代代科技人员的接替努力，并受自然环境和生物特性的牵制，无形中增大了创新的风险系数。第三，我国制度和市场环境的不成熟易致使创新成果在市场中失灵，特别是绿色农产品检测技术的滞后、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等造成绿色农产品市场出现大量机会主义行为，或创新产品与人们思想认识和消费观念不符，都导致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

三、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获利

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创新获利反映农业企业占有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收益的能力，农业企业从创新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激发创新的动力就越强。明确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创新获利的影响因素是制定有效激励措施的关键，影响因子既包含创新过程因素，也涉及创新系统外的辅助支撑要素。

(一)利益联结方式

农业企业与相关者的联结方式决定了创新利益的分配，成为影响获利的核心因素。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往往需要依靠土地等农业资源，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生产环境，农业企业进行产业化运作时需要与广大农户等联合才能获取创新互补性资产，进行优化配置和实现创新价值。在“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政府派出机构+基地+农户”等组合形式下，农业企业创新获利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挑战。知识技术的溢出风险与利益联结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司+用户”以契约关系为基础，以定向订单作为主要的交互媒介，订单价格博弈成为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公司与农户由于某种共同的利益追求结合起来，但在这种松散的合作创新关系中，合同的约束力不强，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技术的外溢引致的效益溢出大大削弱了农业企业的获利能力。“公司+基地+农户”利益联结模式下，基地作为重要的调节力量被引入，是对“公司+农户”实践的升级。

农业公司与农户和基地签订协议，一般情况下，农户进行农产品种植生产，公司加工制造，基地作为中介，在生产资料采购、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管理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公司向农户提供技术服务。农业企业将环境友好型创新成果有目的地扩散给农户，最后与农户、基地分享创新效益，在预期的收益蛋糕中，农业企业能占有多少份额，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关系网中地位的确立，是否具有主导控制权影响了其在创新联盟中的议价能力。产业链中农业龙头企业往往能降低创新获利的不确定性，占有更多的收益。“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中，农户不再直接面对公司进行讨价还价，而是组成专业合作社，以集体名义与之协商，改变了利益关系中的力量对比，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内部监督、合作社的委托权限、各主体关系的紧密程度确定了创新发展的态势，农业企业的创新获利能力既受到了博弈方力量增强的牵制，也因更稳定的利益互惠关系而得到保障。“公司+政府派出机构+基地+农户”利益关系中，政府派出机构如乡镇农技站拥有较为丰厚的资源和广泛的关系网，借由派出机构与农户互动，提供技术推广和指导服务，虽政府派出机构与农户的亲和度可能不如专业合作社，但能大大减少了企业的交易与协调成本，降低了合同违约风险。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因为乡镇农技推广站等的参与，新技术难以由某一主体独自掌控，技术溢出风险加大，并且政府派出机构作为非营利性的组织，政府行为的作用可能使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难以完全按市场化模式推进，给农业企业创新获利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模式

以农业企业为依托，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模式按产权归属可划分为产权独占型和产权共占型，产权归属影响创新获利的独占性机制，创新价值的实现和占有受制于产业发展模式。产权独占型是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系统中的某一主体独自占有某项新技术的产权，一般该主体就是技术的实际研发和掌握者。一方面，如果农业企业是产权的拥有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的框架下，企业并不是通过独自占有技术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技术扩散转移让农户采用，在可控的利益联结网络中，借助全产业链运作，技术与农户结合，与土地等资源结合，因而产生实际应用价值。在此过程中，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本身的信息编码隐晦和复杂有利于防范利益关系网之外的模仿者，降低体系内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失灵的风险。另一方面，当技术被企业之外的主体如农业科研院所独占时，农业企业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新技术，并进行产业成果转化，产出创新价值。当然，此时产权归属清晰，管理相对较容易，但如果只是通过交易获得技术，而未有供应方后续技术支持和保障，商业化应用难度重重。产权共占型在协同创新和共同产业化运作中较为多见，农业企业与相关环境友好型技术占有者以各自不同的资源、资本和技术投入商业运营，依据其黏合的程度可分为合作生产、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模式。合作生产模式中，农业企业与技术共占方签订协议，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进行环境友好型农业科技生产运作，按合同约定分配创新收益。农业企业获利占比很大程度上受参与方技术折算为股份多少的影响。如果技术风险较高，投入资金多，创新主体相关方倾向于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将共占新技术进行产业转化，共同解决场地、设备、资金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基于资本投入和责任分担的农业企业创新获利能力将变得稳定和可持续。股份公司是在进行可行性论证基础上，通过发行股票，将社会资本吸收进创新过程中，撬动系统创新，放大了创新收益，农业企业的实际拥有股份决定了创新收益的占有。

(三)产业政策的生态化倾向

产业政策是对产业发展作出的规划、引导、扶持和限制等政策的总和，具有生态倾向的产业政策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各阶段施加了持续的影响，从绿色研发到生态生产种植，直至绿色化营销，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不能忽视。有关绿色农业产业政策营造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情境，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农业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的耦合度成为创新能否顺利推进并多大程度上获利的重要影响因子。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良好的关于生态农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并且农业企业掌握或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属于当地政府所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和推广范围，那么，农业企业更容易从政策利好或实际资金资助中获得创新的动力，技术的市场化运作和价值的实现阻力减小，特别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转型升级推进，约束性措施的出台使得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获利前景更加光明，获利空间更为可期。而在产业政策不健全，甚至没有引导生态农业发展的地区，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显得冒险而举步维艰，与传统技术相比，创新短期内的收益难有优势，更多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倾向于采取掠夺式的农业生产而牟利，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获利遭受严重挑战。总之，生态化倾向明显的产业政策对农业企业创新获利能力具有正向提升效应，反之则限制了获利能力的发挥。

(四)市场的绿色化程度

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获利最终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创新结果是否成功由市场中的消费者说了算，这里的市场有更广泛的意涵，既包括一般的绿色农产品消费市场，也包括农户采用和购买有机肥或缓控释肥等创新成果形成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市场营销作为创新链的末端环节，对农业企业创新获利产生重要影响。通常，市场的绿色化程度越高，农业企业越有可能从创新中获利，市场绿色化程度不高，企业的获利能力会受到严重的制约。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其消费意识和购买认知是否具有绿色化考量，是否了解和接受绿色化农产品并愿意为此支付可能更高的价格，是形成绿色化市场的根本，难以想象一项尚未得到消费者认可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能成为可靠的获利来源。绿色农产品认证是促使市场绿色化的必要之举，通过认证的创新成果以显著的标志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提高了产品的辨识度，乃至使成果脱颖而出并取得竞争优势。当然绿色认证过程中的权利寻租行为也可能侵蚀农业企业的创新利益。市场监管力度对于规范绿色消费市场，规避市场中的机会主义和败德行为意义重大，尤其是在我国特有的制度情境下，强力的市场监管是市场绿色化的稳定器，为农业企业创新获利保驾护航。

四、结论

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获利有别于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获利，与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相比也显示出特殊性。由于创新受社会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双重支配，也受互补性资产的牵制，即需与土地等自然资源结合方能实现创新价值，并且环境变量导入创新全过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主体多元化和高风险性特征，使得农业企业的创新获利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农业企业创新获利受到创新过程因素和创新系统辅助要素的多重影响，创新的利益联结方式、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的生态化倾向和市场的绿色化程度成为决定农业企业创新收益占有的关键变量。总之，对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获利影响因素的分析将创新获利问题拓展至了农业领域，有利于完善创新获利的理论体系;为激励农业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助于发挥农业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和市场化运作方面的效能，释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红利，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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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宇丹，王艳，王雅鹏．我国化肥产业政策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2)：19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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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伟．如何从创新中获利［J］．科学管理研究，2004(3)：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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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29?05

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在生产中将外部环境污染内部化，缓解甚至消除矛盾，是解决“经济—环境”发展难题的有力工具。目前国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话题的探讨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进行理论阐述，落脚点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会产生什么影响，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却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梳理，并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制定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如braun & wield将绿色技术定义为：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1]。kemp等人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因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而产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艺、技术和产品[2]。根据戴鸿轶等的研究结果，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环境技术创新”，而国内的学者更常用“绿色技术创 新”[3]。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本文将沿用“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术语。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意义已经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与一般的技术创新相比，绿色技术创新既可以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同时也可以将负的环境效应内部化。从宏观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手段[4]；从微观的企业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是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有力途径[5]。

大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经典的波特假说表明环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其配置的低效率，企业不会主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进行环境规制，可以使企业将外在的成本内部化[5]。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的规制手段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如brunnermeier & cohen把环境规制分为污染治理控制支出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分别讨论对于美国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控制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很小，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的加强并没有使绿色技术创新得到相应的增加[6]。按照环境规制对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不同约束方式，paul & robert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必须达到的环保目标以及采用的技术标准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手段过于刚性；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鼓励企业通过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7]。kathuria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场激励更能通过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环境收益[8]。

尽管环境规制已经被证明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学者提出：现有的工业主流技术对化石能源有高度的依赖性，同时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致使绿色技术创新在传播与扩散上面临着阻碍[9]。因此，众多学者从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的学者大多以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探讨两者的互动机制，鲜有考虑其他重要的因素。而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加之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大多文献仅讨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没有细分到绿色技术。本文试图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基于中国绿色技术的专利数据，先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

再利用中国省际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r&d投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相关依据。

二、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

技术创新的衡量有多种标准，如使用专利数据[6]，或者使用r&d的投入强度[10]，其中专利是被广泛应用来说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这是因为专利申请情况通常与新技术的发展一致，并且可以用来追踪技术转移的状况[11]。

基于此，本文采用有关绿色技术的专利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网（http：// cnipr.com/）。使用python软件进行程序设计，搜集了专利检索平台中“绿色技术”类别下的所有专利信息，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时间变化特征

整体上来说，2003—2009年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为2003—2005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呈现缓慢波动状态；第二阶段为2006—2009年，专利申请量增长趋势十分明显，说明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从绿色技术创新涵盖的范围来看，图2所示6类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趋势与图1基本保持一致[12]。总体上来说，

2003—2005年，各类绿色技术专利的申请量的波动较小。2006年后，各类绿色技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能量供给线路，其次是轨道车辆和风能。

从绿色技术专利的时间趋势上来看，这同中国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200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宣布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环保局开始着手整顿化工石化等高污染产业，对违法项目的处理从“立即叫停”转变为“限期整改”，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开始实施，能源法律法规群日趋完善。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状况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各个省份的发展差异较为明显，存在区域失衡的现象。以2009年为例，中国各地区平均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为425项，仅有7个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浙江、辽宁）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申请量最高的省份为广东，高达 1 846件，而最低的海南和宁夏仅为14件，详见图3。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专利申请量仅集聚在几个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和浙江六省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61%；二是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东部的平均申请量为958项，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和中部的创新水平较为相似，平均申请量为492项和323项，而西部与其他地区创新水平相差悬殊，平均申请量仅有135项。

从基本现状可以看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区域层面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为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后面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在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r&d投入、外商直接投资这四个方面来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把关注点放在环境规制方面，而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子集，绿色技术创新同样会受到r&d投入、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收集了2003—200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数据缺乏，已剔除）的面板数据，以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环境规制可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7]。命令—控制型规制是强制性的政策手段，是立法或行政部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直接规定污染者污染排放限度和方式的规章制度，企业必须遵循，否则会受到法律或行政的处罚。“三同时”是中国独创的环境规制手段，它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有力的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市场激励型规制是鼓励企业通过价格、税收等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它考虑了不同企业的成本差异问题。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较早使用的市场激励规制，也是国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指标。本文选取“三同时”执行

合格率和单位gdp的排污费分别作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的指标。

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中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相一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经济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本文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规模，来分析它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工业比重较大也是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之一，工业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也是最有可能发挥绿色创新技术最大效用的行业，故本文采用工业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

现有文献对于r&d的投入大多从经费和人员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其中r&d人员是研发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资源，被看作是经济和竞争的关键因素，同时从某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13]。本文选取各地区r&d人员数来衡量r&d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外溢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被投资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14]，同时也带来了污染转移。

然而随着清洁发展机制的出现，fdi也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基于此，本文选取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征外商投资因素。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造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本文对于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命令—控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有着显著的影响。从不同环境规制的特点来看，命令—控制型规制的“技术强制性”往往使得被约束者不得不使用高成本的污染控制手段以达到规定的污染控制标准。虽然这类规制手段有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但是“一刀切”的排放标准对追求较低污染排放的技术创新刺激并不明显。从回归结果来看，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排污收费等政策工具考虑了企业的减排的成本，利用市场力量有效的配置排污者的减排成本。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持续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去进行最大限度的污染削减。这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7?8]。

经济发展水平中经济规模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发达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明显高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区位优势明显、资金实力雄厚、科研能力较强，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较高。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比重的增加未表现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十一五”期间，尽管政府对于减排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环境保护计划指标仍没有完成。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对于非清洁能源如煤炭等依赖较大，绿色环保技术在推行中也困难重重，产业的优化升级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较长的时间，并非一蹴而就。

r&d人员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从我国人力资源的分布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集聚着越多的人才，绿色技术创新的水平也越强，这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特征相符合的。r&d人员是进行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资源，赵黎明等学者指出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15]。

fdi对于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根据《中国外资统计》，截止2009年，fdi的资金中50%以上位于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有些学者已经发现外商投资会带来“污染转移”，导致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14]。然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cdm项目的推广，丰富了fdi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意义。截止2009年11月，中国注册的cdm项目居世界第一，通过这些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国外先进技术将会促进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上分析可见，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作用，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也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工业比重却呈现一定负向影响，r&d人员的投入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fdi的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目前并没有明显作用。

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启示：第一

，环境规制手段由命令—控制型规制为主逐渐转变为市场激励型规制为主，综合运用这两类规制手段。第二，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要重视工业发展速度同时要注重工业发展质量，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进以及新型工业的技术推进。第三，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合理的研发人员投入是技术创新的保障。第四，合理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积极推动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在选择外商投资项目时，不能以经济效应为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有目的的选择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小的外商项目。同时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鼓励投资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此外，通过财政、法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正确引导和监管cdm项目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好cdm的机遇，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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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低碳经济是提倡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主的经济模式，最早出现在英国的能源白皮书中。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力求能源的高效率利用，积极开发清洁能源，努力只求绿色的经济增长，通过能源技术和减少污染排放技术的创新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依靠技术的创新和政策措施的实施。其中技术创新使其发展的重要手段。在重点领域的发展中，结合具体的发展特点，对其技术进行改革创新。低碳经济的发展依靠技术的创新，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又成为其技术创新的关键。绿色创新技术创新就是具有绿色工艺、绿色产品以及绿色意识的生态技术创新，将保护环境为目标的经济技术创新一律统称为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体系中，具体的绿色技术创新要满足节约、回收、循环等三个绿色的要求。绿色技术的创新研究与传播紧密相连，包含从思想形成到市场推广再到及时反馈的全过程。将绿色技术的创新在低碳经济中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引领着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前进。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低碳经济有效发展始终要依靠绿色技术的创新来实现。这两个概念在同一个经济发展领域中具有紧密的联系，需要在相互推进中不断发展。

2低碳经济视角下高铁的绿色技术创新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高铁事业发展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各个行业、众多人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环节是低碳技术的创新，在高铁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将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于其中，能提高高铁发展的速度，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

2．1低碳经济视角下高铁的绿色技术创新分析

在低碳经济的视角下，我国的高铁事业不断发展，绿色技术的创新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首先，在高铁技术的发展方面，营业里程从原来的两万多公里逐渐发展到八万多公里，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运输效率也在不断提高。另外，铁路的运行速度也有了很大的飞跃。这些看得见的变化，都是建立的绿色技术的创新上。先进的绿色技术使我国的铁路设计、施工、养护以及列车的控制技术都得到改进，引领世界铁路的发展水平。其次，各个国家之间的高铁绿色技术创新都有其新鲜的元素。法国领先的TGV技术在欧洲的高速铁路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高铁发展的技术标准，德国的ICE技术创造了高铁时速的最高纪录。现阶段我国的铁路发展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绿色技术的指导下，我国研发的国产动车组的时速比采用西门子公司技术的高速铁路时速快了整整30多公里，创造了运营速度、节能环保以及运输量、舒适度的新高度。我国的高速铁路完全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车体运用流线型的设计，使其阻力减小，轻量化、高性能的节能技术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绿色技术的创新也使得高速铁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创新阶段。

2．2高铁绿色技术创新的规律

在环保、节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中，我国的高铁技术也寻求新的发展。在具体的绿色技术创新中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引导着整个高铁技术的发展。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后的吸收消化再创新。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不断研发新的技术，引导高铁的发展。二是系统性的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体现在多个维度中，能完善和发展其绿色技术。在具体的高速铁路运输中，体现在对列车生产技术、铁路铺设技术等方面。运用安全监测的技术对铁路的铺设进行监测，运用客运服务的质量监测整个高速铁路的系统创新。三是在技术创新体制上的转变。除了在硬件技术上的创新整合，还注重在新主体等绿色技术创新制度体制方面的创新，整个研究机构、高校以及铁路运输企业等多方面的技术创新，形成三位一体的绿色创新技术发展模式。四是低碳绿色的技术创新，强化环保意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研究高铁发展的低碳绿色技术，例如，在我国的高铁设计中，真空的集便装置就是一项低碳绿色的技术创新，为铁路运输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2．3低碳经济视角下高铁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策略

我国的绿色高铁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高铁技术发展的空间相当大，在未来的发展中，磁悬浮技术可以被人们广泛应用在高铁绿色技术创新中，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2．3.1创新高铁客站设计施工技术

在低碳经济的理念下，高铁新客站的站房设计力求宽敞通透，客流的流线间接顺畅。全部采用导向的设施，咨询系统和垂直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的代步梯等较为先进绿色的技术装备，实现无障碍的行走。另外，在整个客站全部采用大跨度钢架结构，悬垂架构无柱雨棚，冷热电三联供等先进技术和建造工艺，使其客站的设计更加环保和节能。所有的新建的大型客站都为旅客提供“零换乘”的绿色低碳环境。

2．3.2创新铁路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铁路的绿色技术创新中，减少换乘是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城市发展的特点规划火车站的站点，与航空站、公交站做好对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将换乘的信息及时共享给广大旅客，利用远程监控系统对站点的画面进行实时的监控，便于交通的衔接。除此之外，整合各个站点的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进出站的环节，提高服务质量，减少环境的污染及不必要的设施建设，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2．3.3创新高铁的施工技术

我国的京津城际铁路专线攻克技术难关，在线路施工上寻求创新，掌握复杂的地基处理和路基填筑技术，攻克大断面复杂隧道建设技术难题，建成复杂地质山区高铁线路的大隧道群和水下铁路隧道。掌握高铁有砟、无砟轨道成套的技术创新。

2．3.4平衡技术研发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

在高速铁路的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中，将技术创新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根据具体的铁路发展特点，对相关的技术进行有效的创新研发，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对创新技术的应用也建立在绿色技术的研发上，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技术研发的成果有效应用在具体的实践中，促进高速铁路的发展。不能将眼光局限在可以预见的技术创新上，要广泛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发现并创新不可预见的新的绿色技术。

2．3.5合理优化高铁产业结构，寻求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合作

基于铁路运输量的不断增加，要优化铁路的线路设计，提高铁路的运输效率。与其他国家的城市铁路设计相比，绿色技术的创新要降低因线路不合理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及环境破坏。与先进的国际技术寻求合作，将铁路线路的设计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达到国际高铁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高速铁路的低碳发展不能只靠自身的创新发展，要结合各个相关领域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技术创新，将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于各个相关领域的发展中，才能有效促进高速铁路的绿色技术创新。另外，在一些领域的创新发展中，要明确技术创新的理念，与铁路事业紧密联系，实现技术创新，将绿色、环保、生态的创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