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价值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科学研究价值，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与试管婴儿比照并不恰当

事实上，在多莉羊诞生之时就有人宣布要克隆人，并预言不久就会问世。尽管全世界反对克隆人的呼声高涨，不少国家已明确表态禁止克隆人，但克隆人的实验从未停止。美国著名科普杂志《发现》估计，目前全球可能有数十个实验室拥有克隆人的知识、设备和技能。虽然社会普遍反对，但名利的驱使会让更多的克隆人陆续出现。

所谓克隆，乃是英文clone的音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性繁殖。自然界生物繁衍后代的方式有两种：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无性繁殖主要发生在低等生物中，高等生物产生后代主要通过有性繁殖，即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克隆技术就是用人工手段通过无性生殖产生生物个体的技术。作为一项技术，它并非现代的产物，早在50年代生物学家就成功地克隆出两栖动物蟾蜍，但将此技术成功地用于哺乳动物则是90年代的事，而今天的克隆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克隆人类自身的地步，不能不令人惊叹。克隆人不仅对它最初确立的造福人类的宗旨提出了挑战，也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理由也主要基于这两方面。

从技术上讲，目前的克隆技术尚不能支持克隆人。动物实验表明，克隆技术目前的成功率大约仅有2%，而且，克隆出来的后代常常短期内出现死亡、畸形和早衰等多种生理异常。而就目前的技术水平，科学家尚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克隆人和克隆动物虽然原理一样，但实验要求更加苛刻，在此情况下，克隆人风险必然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克隆人与供体的遗传基因完全相同，必然会继承前者的遗传病史，加之操作上的偏差，会使克隆人患病机率较常人高。即使克隆人能够健康成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大量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可能诱发新型疾病并广泛传播，对人类的生存不利。

然而，赞同克隆人者常常用试管婴儿的成功事例来为克隆人辩护。美国撰写科学方面文章的作家赫尼格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当前反对克隆人的很多观点与当年反对试管婴儿的理由非常类似。虽然对试管婴儿的某些批评不乏合理性，但就近50万的案例来看，当初的绝大多数预言都落了空。因此，他相信，随着克隆婴儿诞生的可能性日渐增大，人们对待克隆人的态度也将发生转变，克隆人也许很快将像试管婴儿一样被社会接受。

应当指出，试管婴儿与克隆人属两类性质不同的技术。试管婴儿是将夫妇双方的和卵子通过在体外授精的形式达到繁育后代的目的，仍然是有性生殖，只是授精方式（体内与体外）的差别。而克隆人是体细胞繁殖，属无性生殖。因此，用试管婴儿的例子比照克隆人是不恰当的。

从适应生存环境的角度讲，有性生殖显然要优越于无性生殖。因为有性生殖的基因来自父母双方，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盖某些遗传缺陷，从而使生物个体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克隆人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因而在科学家内部就有不少人认为克隆人是反自然的行为，是一种倒退。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克隆的更重要的原因不仅在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更多的是因为这一技术的运用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可以设想，即使未来的克隆技术能够突破目前的各种障碍而使克隆人顺利成长和发育健康，他（或她）能否顺利地融于社会，被大众认同也尚不能肯定。由于克隆人特殊的产生方式和在家庭中难以确定的成员关系，必然会带来诸多的社会伦理问题。

形似而“神”不似

众所周知，人是理性的生物，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道德的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必须遵从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而在社会所认可的伦理价值标准中，“不伤害”原则（包括肉体和精神上的不伤害）、平等原则（每个人同等地享有资源和承担义务）和自主原则（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和对人的知情同意、选择权的尊重）是最基本的原则，个人利益的维护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都有赖于此。当把克隆技术引入到制造人本身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与这些原则相冲突的情况。

人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从生物学上讲，每个人都拥有的独特的基因类型，使他具有了独特的生命价值，这种神圣的生命价值是大自然最精致构造的展现。克隆人的出现却消除了人的基因的独特性，从而消解了人的独特的生命价值，这显然是一个反自然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上看，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就在于他的文化内涵。当人仅仅被当做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并沦为技术操纵和利用的对象而在流水线上被大量复制时，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就随之消失了。

人的生命价值还在于它是两性共同参与的结果，一个新生命的孕育必然是两性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协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系家庭、婚姻和情感的基础。克隆人的出现表明新生命的产生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因而也就无需传统意义上的夫妻情感、婚姻乃至家庭。它的后果必然是促使稳定与和谐的家庭结构解体。由于克隆技术速度快、周期短，可以随心所欲地复制生命个体的特点，大量复制的结果将势必造成社会性别比例结构的失调。

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只要克隆人的身份不能确定，他与供体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纳入现有的伦理体系。即便克隆人发育正常，他（或她）们与被复制者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还是兄弟姊妹关系？从社会层面上看他们像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但从其基因序列上看，倒是更像兄弟姊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克隆人与供体分享荣誉、财产或共同承担犯罪过错？由于无论从遗传上还是生理上都无法区分两者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关系，克隆人的出现必然会给家庭成员角色的关系带来麻烦和混乱，使法律地位难以确定，必定造成社会的混乱。相信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都会对一个年龄比当事人小30岁、却说不清是当事人的弟弟还是叔叔的人要求平分财产这样的事感到厌恶。

由于克隆人的出现，人被人为地分成了两类：“自然”人和“技术”人。尽管从这两类人中可以找到共同的基因类型，但他们仍然会有文化上的差距。由于我们目前尚不能对克隆人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如何能使“技术”人与“自然”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将是未来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此外，人们还担心，克隆人可能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产生心理缺陷，形成新的社会问题。

两个基本目标

克隆技术在发展之初就确立了两个基本目标：弄清细胞全能性表达和细胞分化机理；通过克隆产品造福人类。尽管克隆技术用于动植物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克隆人的事件也使我们看到科学技术恰似一柄双刃剑，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难免给人类带来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克隆人的出现，向全社会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虽然科学研究本质上是探求真理的活动，但科学研究活动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其中也蕴含着伦理问题。这意味着科学研究也要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科学家不仅应当考虑其研究所承载的伦理义务，还应当承担研究所带来的社会责任。

对克隆人的不同观点反映了人类亟须科研道德和法律制度化的完善，而解决克隆人问题不能仅靠科学家的道德自律。对克隆人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莫过于通过立法使这项研究能够在社会各方的严格监控下谨慎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一切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阅读背景

人类进行克隆的历史

1952年・克隆蝌蚪

蝌蚪改写了生物技术发展史，成为世界上第一种被克隆的动物。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布里格斯和托马斯・金用一只蝌蚪的细胞创造了与原版完全一样的复制品。

1972年・基因复制

克隆技术精细到以单个基因复制为单位。科学家将某种特定基因分离出来，将它与某有机体(最初是一种酵母)结合，有机体将新基因融入自己的DNA结构后再繁殖，产生出理想基因的复制品。

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

整个世界吵嚷着想要目睹人类第一个体外受精婴儿路易斯的“庐山真面目”。英国医生用丈夫的在一个试管内使卵子受精，然后将胚胎植入健康母亲的子宫内。

1997年・多莉，你好！

1996年，世界第一例从成年动物细胞克隆出的哺乳动物绵羊多莉诞生。这个秘密直到1997年2月才向世人公布。苏格兰胚胎学家伊恩・威尔姆特和同事用从一只成年母羊内取出的细胞克隆出多莉。

1998年・克隆批量化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科学家用成年细胞克隆出50多只老鼠，并接着培育出三代遗传特征完全一致的实验鼠。与此同时，其他几个私立研究机构也用不同的方法成功克隆出小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人用一个成年母牛的细胞培育出八只遗传特征完全一样的小牛，成功率高达80%。

2000年・猴子被克隆

美国俄勒冈的研究者用与克隆多莉羊截然不同的方法克隆出猴子，科学家将一个仅包含八个细胞的早期胚胎分裂为四份，再将它们分别培育出新胚胎，但只有一个成活。此外，帮助培育出多莉羊的生物技术公司宣布克隆出五只小猪仔。该公司宣称，克隆猪终将成为人类移植器官的“加工厂”。

篇2

教育的优先发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变革的先导，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变革教育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渗入教育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教育生产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推进教育改革并预测改革结果。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先决条件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在教育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科学研究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先导。

1.2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而学习、研究和创新能力则是教育专业化的标志。就目前看来，教育的专业化最少包括教师的专业化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职业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师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教师作为职业要想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师职业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教育问题，通过研究进行知识更新和学习越来越成为培养专家型教师的主要途径。而立足岗位的行动研究则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关教育的决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本质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科学的教育决策要依靠专门化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立足实际、面向决策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基础，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质量问题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质量作保障和检验标准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面对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进教育行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教育科学研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现代教育制度相适应的教育科学研究制度，建立多元开放的教育科学研究体制，解决教育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是实现管理科学、培养专业化优秀教师的现实需求和紧迫任务。

2教育科学研究要遵守科学研究准则

科学研究是运用系统和实证的方法探索知识的活动和过程，具有调查思考、去伪存真、反复提炼、不断深化的特征。科学有共同的准则，第一是规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验证性，第四是有利用价值。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起到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

2.1教育科学研究服从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

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现象，解决重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以事实材料为基础，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得出结论，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类，教育科学研究要求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的推进，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做出理论说明和逻辑验证;需要科学假设和如实陈述研究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系统观察设计和可靠的资料数据收集;需要科学和适用的研究方法;还需要依靠科学的逻辑性获得并呈现出可靠的研究结果。

2.2教育科学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

教育科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宜观察、因素复杂、普适性差、误差较大等特点，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无损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1)科学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研究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针对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研究者要处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结果呈现上要如实表述，不能单纯追求标新立异。2)创新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普适性差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手段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3)实用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学研究是针对教育问题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其研究结果要应用于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切实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实践性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因此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成的教育体系。从教育的发展形态看，教育活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教育机构越来越专门化。现代教育发展成为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任何人和组织都难凭传统经验和生活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化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人士。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教育工作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源泉，从微观的教学活动到宏观的战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再是少数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3.2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复杂性

教育科学研究是研究教育行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教育现象充满复杂性，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复杂性，许多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篇3

舞蹈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先秦的乐舞还是古希腊的舞蹈，先哲们都重视舞蹈的教化功能，认为舞蹈对于人格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著、论述等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笔者不再赘述。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作为教育手段的舞蹈会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与教育使命，这就要求作为教育的舞蹈要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如我国周代的“六小舞”、“五四”时期的“儿童歌舞”等。当前，我国的舞蹈教育正经历从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的阶段，舞蹈学习者的范围之大、层次之多，前所未有。这就使得如何更新以往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众多舞蹈艺术教育者也都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理论。如我国舞蹈教育家吕艺生曾多次提出“大舞蹈观”的概念，强调生活感受与艺术感受相结合的素质舞蹈教育新观念。只是这些理念都在关注舞蹈的形式与内容对舞蹈学习的影响，而如何通过一种科学实证的手段来对舞蹈者进行肢体与心灵的研究，从而促进舞蹈者全面素质的发展，成为舞蹈教育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2014年10月17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2014全国舞蹈科学学术会议”上，一系列舞蹈科学研究方法被展示。面对这个新课题，吕艺生在大会上提倡，在舞蹈教育、科研过程中要拓展眼界、深入发掘，让舞蹈艺术“跨艺、跨界、跨文化”地多元发展。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育研究所所长温柔提出舞蹈科学研究的交叉性、融合性，认为应该以身体为核心来探索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这次会议总结了刚刚起步的舞蹈科学研究所取得的经验，标志着舞蹈科学研究正逐步渗透于舞蹈教育之中，并使传统的舞蹈教育焕发出新的光彩，为提升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前提。舞蹈科学是一门在国际上刚刚有十几年发展历史的新兴学科，是将相关科学原理应用到舞蹈实践中的新兴研究方法，除了与运动科学有相似，同时还涉及到诸如创造力和身心训练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方法。舞蹈科学打破了以往舞蹈教育单纯注重舞蹈表现形式的格局，把人体生理结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生理和心理对身体动作的影响入手，关注运动损伤、运动康适、营养与体重控制、科学训练、动作技术原理、心理医疗等方面对舞蹈教学和训练效率影响的研究方法。舞蹈科学涵盖丰富，涉及解剖学、生理学、力学、机能学、医学、心理学、生物力学等多个学科方向。较之以往仅从动作形式上对“舞蹈训练方法”“舞蹈学习内容”进行研究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更多地关注于人的身心协调与健康发展，凸显了舞蹈艺术的身心合一性，显然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运用舞蹈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人类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增加体能、塑造形态，提升审美素质

舞蹈训练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与人体生理学、解剖学等科学知识有血缘关系。舞蹈科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提升学习者的审美素质。

（一）增加体能

研究发现，科学化、规范化的舞蹈训练有助于青少年学习者形体的改变和完善，特别是在促进身高和身体围度两个方面有着明显的效果。如沈阳体育学院等单位曾对18932名中小学生和20所业余体校的5711名学生做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同样年龄和性别的学生相比，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比少参加体育运动的，身长要高4至7厘米，最高的达10厘米。这表明肢体的训练与锻炼可以加快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从而改善机构和骨骼系统的营养，还可以增强对骨端骺板的刺激，长骨两端的骨骺软骨就会经常地挤压摩擦，加快了骨细胞的增殖，从而促进骨骼的增长。作为有着和体育运动同样原理的舞蹈训练，还可以调节人的神经和内分泌功能，刺激脑垂体分泌生长素，增加血液中雄性激素的浓度，这些都会帮助学习者塑造更好的形体。

（二）塑造形态

舞蹈动作形态角度测量法是舞蹈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在训练过程中，学习者成为舞动之人和观舞之人的结合体，并用数字量化所有舞蹈动作，进而应用角度测量知识自觉地进行动作调适，以符合审美要求。这种把自然形态转变成舞蹈形态的转化过程，较之传统的口传身授模仿法，可以使学习者在建立舞姿造型时不仅有自我意识，还能关照他人视角、使舞蹈形态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而提升其对舞蹈艺术形态的审美判断。美国舞蹈教育家格拉伯特曾说：“一个有责任感的舞蹈教师应具备解剖学的基础知识，并对人体这种肉体机器的限度与能力有所认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舞蹈科学对舞蹈教育者的重要作用，一个合格的舞蹈教师必须了解学习者的心理、生理特点以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并关注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损伤预防、康复训练，加强身体素质

以往的舞蹈教育通常关注如何完成舞蹈技术，而舞蹈科学研究中的许多关注点则在于如何保护舞蹈学习者的身体健康，从而使舞蹈学习更加安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加强身体素质。

（一）损伤预防

舞蹈作为一项韧带、骨骼、肌肉协调参与的肢体运动，如果认识不够透彻，把握不够深入，将不可避免产生一系列的损伤问题。如在排演与训练中，或许因为舞蹈动作不正确而导致损伤，而运用舞蹈科学中有关人体解剖学、训练学的研究成果，则可以避免这些损伤。如课前热身活动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进而有助于使肌肉变得放松、柔软并更具韧性。热身动作还可以加快心率和呼吸的频率，进而加快血液流动，促进氧气和营养物质向工作肌的运送。这些都可以使舞蹈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达到最佳，可以使损伤的发生率降到最低，从而保护舞蹈者的身体健康。

（二）康复训练

舞蹈能治伤祛病，古已有之。《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通过舞蹈训练，可以促进人体神经传递、增强身体肌肉力量、提高身体协调能力。神经系统科学研究发现，通过神经过程的兴奋与抑制、相互配合与协同，中枢神经疾病患者在舞蹈表演过程中不断改变姿态、稳定平衡、移动身体、变换方向、转动身体来适应各种突然变换的空间位置和运动方向，这会促使有机体各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配合，实现大小肌群的协调运作。可见，有舞蹈科学研究方法参与的舞蹈训练，能够使肌体发生有益的共振，促进各器官的功能协调一致，刺激生理机能，改善内部结构，进而使舞蹈者最大限度避免伤害，大大增强个人的身体素质。

三、身心一元、唤醒灵性，提升智力素质

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观察到了一种“树枝状小棘”结构的形成。在人体运动条件下，椎体神经元中的树枝状小棘会和其他的神经细胞形成突触，通过这些突触，椎体神经元能接收到从其他大脑区域（与运动记忆和肌肉活动有关）获得的信息。这个发现说明，人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新的舞蹈动作，并在动作学习中使大脑连接快速形成，从而建立丰富的身心记忆。这一研究成果与舞蹈艺术所强调的“身心一元”特性不谋而合，在这一原理的基础上开展恰当的舞蹈训练，可以唤醒学习者潜在的灵性，并提升他们的智力素质。

（一）身心一元

“身心一元”是舞蹈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要求舞者对自己的身体与艺术表现之间有一个科学、理性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相对合理的舞蹈训练方法，进而解决舞者训练中的共性问题。现代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认为，舞蹈是与心灵直接沟通的媒介，儿童与原始时代的人都拥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大脑”。这些处于初始状态的人们都将动作看作生命，他们以身体而直觉到世界。这些动作在人类与社会演进中具有独到的训导功能，这种训导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舞蹈教育的功能。这是舞蹈学习者肢体与心灵相联系的成果，能大大提升学习者的智力素质。

（二）唤醒灵性

现代舞蹈家提出“恢复我们的感觉”，即恢复人类被现代文明理性忽视与压抑的感觉，解放人类发现世界、改造世界的本能。这说明舞蹈是一种不仅关注自己，而且关注他人、关注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舞蹈以动觉感觉的方式训练身体，提高人的智慧和能力；以审美的方式解放身体，发掘人的创造潜能；以身心协调的运动开发身体，塑造完美人格。舞蹈科学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不仅教会学习者跳舞，还要透过身体动作的学习来启发其心智，拓展其理解能力，进而帮助其心理发展，丰富其内心体验，优化其智力素质。

结语

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指出：“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必包含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缺其一便不能成为完全之人。舞蹈教育作为达到这一目最为直接的手段，仅仅关注舞蹈形式与内容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呼唤一种兼顾身体科学与心智启发的训练方法，舞蹈科学研究应运而生，且正在飞速发展。本文对内容丰富的舞蹈科学研究只能做粗浅的介绍，意在说明其如何为素质教育的舞蹈教育提供知识与工具，如何为促进舞蹈教育的科学化、高效化提供依据，希望为优化素质教育的结构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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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其中的建筑史论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业，是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在人文社会建设过程中，建筑史论研究更应以人文关怀为前提，结合地理、环境、生态、哲学、艺术、民俗、历史、土木、心理、社会、经济与交通等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开放的研究系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论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之中，讲授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并重。建筑史论研究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更需要具备多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满足我国目前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传达。

2.2建筑史论研究生的学科背景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大多具备建筑学本科的学历与知识体系，具备基本的建筑设计、建筑表现与建筑技术等建筑学基本能力，研究生阶段主要着重培养他们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学学科为主，在人文、社会、艺术、历史等学科建设方面有所欠缺，相应的，建筑学本科毕业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研究生阶段综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础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需求

建筑学本身即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艺术、社会、技术等不同的学科专业，将建筑院校建设为综合性大学也是顺应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尤其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培养需要。那么在没有相应的人文、社会院系的条件下，在建筑学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成为弥补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论课程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3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建筑史论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基础，同时研究选题多样、学生实践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满足基本教学条件

建筑史论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师具备应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在教学中传授这些研究方法，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基础的教学参考书目与教材，能够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与一些涉及新技术的教学内容相比，对基础研究方法的讲授不涉及教学设备问题，现有教学条件能够满足讲授、学习需求。

3.2研究选题多样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因此在课程选题与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或多或少均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能够迅速、及时而有效地应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中，具有教研联系密切、理论结合实际的特征。

3.3学生实践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实践必然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关系。学生在教学环节中习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专业实践中，如城市社会调查、建筑遗产考察、建筑修复设计、旧城区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实践方式。

篇5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篇6

（一）课程价值取向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课程价值取向分为三种：社会本位主义的课程价值观、知识本位主义的课程价值观、个人本位主义的课程价值观，这三大价值取向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时间、区域的不同，其主导价值取向也不同，因此，不同的社会可能在相同时期形成不同的课程体系。本研究中的课程价值取向主要是指在当下的人类认知水平指引下，课程价值主体依据一定的客观价值标准，在课程价值实践中表现出的心理以及行为趋向。

（二）课程体系

通常认为，广义的课程体系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其中，宏观指的是专业设置，包括高等教育的学科及专业；中观的课程体系涉及一些专业内部课程体系的问题；微观是指教材体系，涉及某专业内某具体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等方面。在美国，专门化的教育是通过主修不同方向的课程来进行的，其组织方式及隐藏背后的指导思想与我国有很大区别，但不管怎样，从形式上来看，“主修”和“专业”都是由不同的课程组织来体现的。由此可见“不同的课程组织”即课程体系，应该是我们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研究课程体系就要对其内部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做深入得分析与了解。本文引用马兵（2013）对课程体系的解释，认为课程体系主要由目标要素、内容要素、过程要素三部分构成，即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这五个部分。

二、中国大学课程价值取向及其对课程体系的影响

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价值取向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传统的社会本位主义课程观与知识本位主义课程观的双重影响。自由和谐发展的人本主义课程价值在我国高校课程价值中严重缺失，回顾我国课程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我国课程体系布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1.社会本位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忽视学生的个人价值。在中国大部分家长的教育观里，学习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学习就是为了未来找到好工作、挣大钱，为了将来能够获得物质上的富足。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为了应付升学考试，大学前的教育特别注重知识的传输；到了大学，为了毕业时能够找到好工作，大学生又加入了疯狂的考证大军。中国的大部分教育以完成知识量的传输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认知，学生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下唯书、唯知识，自己的兴趣早已被扼杀，而学校成了工厂，学生则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虽然有高校进行课程改革但效果不佳，致使课程目标依旧单一，多元化趋势难以呈现，教育依旧忽略学生个人兴趣与价值。2.知识本位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课程过于专门化。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的是沿袭已久的传统的分科模式，课程设置以学科划分为依据。此划分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把握学科内容的内在逻辑，注重学科知识的规范性、系统性、独立性，便于学生学习学科中最基本的概念和知识，易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分科课程虽有助于学生形成对某领域知识、技能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但是此类课程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学科划分过于专门化、独立化，而忽视了与其他学科的综合联系。因此，在倡导知识本位主义课程价值观的同时，一定要时刻注意把握好一个度，要恰当合理的运用该价值观来指导高校课程的设置。3.政治价值取向影响下，课程内容陈旧。教育为政治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的影响。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非常重视课程的政治价值，主张教育应为统治者培养优秀的人才官员，忽视了个人发展的需要。当下同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高等学校的专业、课程的设置弹性较弱，刚性较强。各个高校的专业设置雷同、课程设置重复、课程内容僵化陈旧，众多高校因教科书内容陈旧，而被教师学生束之高阁，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受上述因素影响，学生不能及时获悉国际前沿的学术知识，对学生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三、美国大学课程价值取向及其对课程体系的影响

1.个人本位主义价值取向影响下，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及人的全面发展。19世纪初美国开始其工业化道路，举国上下注重实用科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东部的众多高校纷纷开设了实用学科的课程。1828年耶鲁大学提出了维护古典课程的《耶鲁报告》。该报告注重人文教育、理论教育，强调大学应该注重平衡健全人格的培养，而不仅仅是培养某一学科的专家。教育应该追求文、理科知识恰当合适的比例，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耶鲁报告》的提出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后美国许多学院模仿耶鲁大学的课程设置，而《耶鲁报告》所提倡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美国大学后来历史发展过程中，过度追求专业、职业主义思想的泛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何利用好科技这把双刃剑，我们需要人文教育的指引。同时，我们意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所以学校教育必须重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这样，科学研究才能有所创新，学校也才能培养出思维活跃、创新能力强的学生。2.社会本位主义价值取向影响下，密切联系经济与社会，注重培养国际化人才。自艾略特在哈佛大学推行选修制以来，选修制就扎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在美国大学课程中，自由选修课约占三分之二，选修课内容丰富，门类众多，涉及面广，既可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需求，也可以灵活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美国大学的选修制也使得高等学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联，选修制的实行为美国培养出社会经济发展所亟需的各类型人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得高等教育不断呈现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其国际化的核心表现则在高校的课程上。因为大学的主要活动是教学，教学的主要渠道则是课程，所以课程的国际化将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目的。美国高等教育非常重视国际化发展，他们把建立跨国大学、远程教育作为发展目标，强调教学、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美国各大学鼓励学生和教师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丰富的国际教学经验。同时，美国也把大学作为引进人才、技术和学习世界各国文化精粹的重要渠道。

篇7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1]。医学科研人才的评价不仅是科研管理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科研人才管理中的基础工作。加强医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做好医学科研人才的培养、选拔、评价和使用等工作，是打造研究型医院的关键步骤[2]。然而，现阶段我国对医学科研人才的评价研究尚存在不足，例如评价体系简单化或主观化，评价指标片面，缺乏科学性。因此，医院通过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动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符合我院科研管理需求的医学科研人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构建医院的科研人才评价管理制度，主要用于科研管理部门对医学科研人才的初步遴选及限项类课题的推荐

1评价管理制度

1.1评价制度

现阶段，科研人才评价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存在评价行政色彩过浓、评价手段单一、评价分类不详尽等问题。例如评价指标主观、缺乏科学性，评价手段过于简单；或者一味追求量化和标准化,片面强调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以上情况均很难客观科学地评价医学科技人才的综合素质。医院主要通过对专业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进行分类评价，利用医学科研人才评价管理系统，构建数据库，实现评价的多样性和客观性。此评价管理系统通过专家访谈法(Delphi法)确立医学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构建由基本素质、学历职称、学术造诣、科研业绩、成果转化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法)设定权重，例如对SCI论文数量、累计影响因子、课题层次、课题数量、技术发明、理论创新(论著数量)、成果转化等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从而对医学科技人才复杂的智力劳动成果及科学研究进行了客观、科学的评价,人才的价值得以真实反映,从而为医学科技人才管理提供较准确的依据。此评价管理系统遵循科学性、导向性、可行性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注重研究型医院对医学科研人才评价工作的实际需求，能客观地反映出医学科研人才在学术业务及科研业绩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1.2激励制度

注重强化激励机制，旨在提高医学科研管理部门对医学科研管理的效率，给予医学科研人员更多的利益回报和精神鼓励。医院对不同岗位的人才进行精细化管理，完善医院匹配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等，修订《科技奖励办法》，对优秀科研人才进行立项资助及奖励，实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科学化。例如，处在不同阶段的人才的需求和内在的特质各异，因此针对不同层次人员要给予不尽相同的培养措施[3]。因此，依据不同类型的创新人才的特点，设立不同基金，实现个性化管理。近年来，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京科九条”、“京校十条"、"京医十四条"，医院联合社会资本建立转化基金；针对留学回国人员设立启动基金；针对青年科研人才设立种子基金；针对有应用基础研究经历的科研人员设立培育基金；针对海聚人才、院外课题中标人员、奖励及专利获得人员、高水平论文作者等设立匹配基金等。

1.3约束制度

为推进学术风气建设，提高全院人员学术道德水平，建立健全并严格实施《学术行为违规处理管理规定》和《学术道德准则》等规章制度，实现管理的公平性和严肃性。具体采取如下措施：(1)科研人员需在科技处备案：备案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如不备案发表文章不予认定。(2)加强科研管理者意识：加强科技处内人员意识，正确引导科研人员发表文章，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监督。(3)加强宣传：与科室负责人签订学术诚信承诺，在医院网站上传学术道德文件，举办学术道德相关的讲座。

2初步成效

医院科研人才评价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医管局青苗计划、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等的评价与选拔。医院青苗计划的遴选，通过科研人才评价系统推荐15项，立项6项。通过此系统排名前6名的项目与实际立项项目的符合率为83%。医院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的遴选，通过青年科技人才评价系统推荐35项，立项7项。通过此系统排名前7名的项目与实际立项项目的符合率为86%。人才作为医学科研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科研医院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4]。因此，经过多次科学论证，通过科研管理系统推荐的项目与实际立项项目的平均符合率约为85%，此系统可望在各市属医院的科研人才评价工作领域推广应用。此外，从更深层次分析，随着此制度在医院的探索与推行，近年来医院的科研实力得到提升。从中信所的SCI数据情况分析，医院的SCI论著数量及排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体数量由2011年的72篇上升到2015年的190篇，排名由2011年的61名上升到2015年的62名，见表1。

3讨论

医学科研人才评价管理系统，通过文献调研法建立了医学科研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架构的雏形，并在深入分析医院科研管理部门的需求的基础上，通过Delphi法确立医学科研人才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AHP法确定了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以权重大小对医学科研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因素、各指标进行均衡，从而在整体水平上优化指标，对三级指标进行量化并建立相关参数，例如：对复合型和专业型人才进行分类评价；提高了成果转化的权重系数；调整了重点学科的权重；提高了高水平SCI论文的权重系数，因为科研论文是对自己科研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只有发表学术论文才能让同行了解自己的科研成果，才能与同行之间交流，才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5]；利用多层次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数学模型建立医学科研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通过对医院现有的科研人才数据库进行测试评价，对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科学性、可靠性分析，进一步检验评价系统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行性；最终制定一个可进行综合评价的，高效、快捷、动态的医学科研人才评价管理系统。科技人才管理制度的创新在于实现了科研人才的个性化评价，针对每位科研人员进行纵向评价，即科研人员自身的对比，将其现有的科研业绩与既往和未来对比，同时，也实现了科研人员之间横向的对比，将其科研业绩与全科室(本专业)乃至全院人员(跨专业)对比，使其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做到取长补短，从而更快的成长进步。其次，此制度可望通过分析全院科研人才的数据库，实现科室、团队之间的动态评价，从而为医院的学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再次，此制度可望实现可视化显示，最终形成医院科研星标，从而辅助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人才进行精细管理。最后，医学科研人才评价管理系统的特点是数据实时更新，从而实现了科研人才评价的实时化和动态性。医学科研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对医学科技人才的评价,能很好的反映出科研人才的真实客观情况，具有综合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等优点。此外，评价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的结果表明，此系统性能稳定,操作简便，能有效提高医院医学科研人才评价工作的效率。科研人才评价管理制度实现了科研人才的个性化评价、科室乃至团队之间的动态评价；可望实现可视化显示，形成医院科研星标，对加强医院医学科研管理决策的精细化、民主化、科学化建设以及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经多次论证，此制度可望在各市属医院的科研人才评价工作领域推行，对科研人才进行科学动态管理，因才施用、各尽其能，针对不同医院的特点，培养一批符合时展的自主创新型人才及团队。

参考文献

[1]孙凯洁,班志森,张华宇,等.某三甲医院十年间人才引进情况分析[J].中国病案,2016,17(3):21-24.

[2]凤磊.研究型医院科研人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卫生资源,2014,17(2):97-99.

[3]罗涛,孙凯洁.医改新形势下医院人才梯队建设实践探索[J].中国病案,2016,17(12):43-44.

篇8

虽然，从自然人的角度讲，研究生的本质属性还是学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都是通过研究创新的途径继续深造的社会人，在追求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承者和传递者，扬科学精神是题中应有之意，其要旨是将科学精神发扬广大，更是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党的十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研究生弘扬科学精神的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除了完成学业，顺利走向社会之外，作为新时代的研究生，更加重要的一个任务亦或是历史责任就是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把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机融合，激发内在动力和活力，轻松愉快、全面健康发展，从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示范引领作用，凝聚和创造正能量，为社会发展营造和贡献应有的时代作用。

首先，要以学习和生活为基础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环境，都有其固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产活动所逐步凝聚的，是人们共同意愿的集中体现，更是人们凝心聚力的纽带和力量源泉。当今，我们所共同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倡导了社会风尚，具有丰富内涵、历史渊源和实践要求，为我们在读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学习和生活准则的根本遵循。作为研究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引领社会风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现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具体地讲，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要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并在从事学业研究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切地融入自我的内心世界，融入到科学探索的全部过程，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深入探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形成精神世界的强大动力。需要特殊强调的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践的载体要看得到、摸得着，禁忌唱高调、“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只有在学习和生活中，事事、时时、处处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动，并以此作为自身建设的评价标志，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全面发展。

其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自觉加强人格品质修养。 这里所谓的人格品质，除了心理健康、遵守社会公德之外，主要倾重于优良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断修正人生的价值取向，加强学术自律，自觉维护科学的尊严，切实把个人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及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在完成学业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传优汰劣，探索新知。特别是要树立刻苦专研的勤奋精神，经得住科学研究过程的寂寞考验，潜下心来，“走在路上”；要规避完成学业万事大吉的积弊，以探究科学奥秘和弘扬科学精神为动力源泉，坚决同浮躁的学习风气和不端的学术行为作斗争，敬畏科学、崇尚真理，做“真”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个人发展的标准和思想、行为规范。所有这些，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系统性整体，不能强行地予以分割，亦或是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既要着眼当下和自我，也要尊重客观和长远，更要瞄准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紧跟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正在地把自己置身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之下，真切地融入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和政治生态中，形成的个性修养、人格品质才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并相得益彰，从而为社会发展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次，要把弘扬科学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生自觉弘扬科学精神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思维，往往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分离，或者是未思考、不在意。这种情况不利于自我发展，更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脱节，容易导致自身价值实现方式模糊，缺乏前进动力，产生迷茫。因此，始终保持严谨的求学求知态度和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始终保持和激发创新的激情和创造的活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应该有这样的思维，而且不可或缺。否则，一味地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甚至为了科研研究而孜孜不倦，但是长期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一旦自己的辛勤付出没有得到认可或自我感觉不理想的时候，也很容易造成自我思想的混沌。试想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境中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所谓的科学精神也只不过是自我寻求安慰的借口而已。因此，我们所讲的科学精神是要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是简简单单的苦学和盲从，而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具有时代内涵的一种高尚。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研究中感悟并践行，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全面发展，从而为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一个人的不断进步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也需要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上的物质载体，更需要知行的统一。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的新时代，作为研究生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才能把科学精神的光芒辐射的更加广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共同的幸福梦才能美梦成真。

篇9

我们把学校的全部课程教学称为总体教学过程，那么，就美术这一学科来说，就是美术学科教学过程。美术学科是学校的课程之一，它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具有一定价值，美术教学过程提高了学生的美术水平，也会美术的传播做出贡献，所以这两种价值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与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美术教育状况相比较，加强对我国学生的美术素质的提高，加强美术学科的作用与价值的科学研究，以满足以后对美术人才的需求。

二、形成阶段教学过程价值的策略

美术学科的教学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对于教学的研究，一定与它的各个具体的阶段想联系在一起。在美术学科的不同的阶段教学过程，它起到的价值也不一样的，在各个阶段中，教学目标不一样，内容、方法也不一样，如果对各个阶段的美术教学过程进行研究，一定会完善美术学科，让其更为系统与完整。在小学阶段的美术教学中，要立足于全面提高小学生的素质为依据来安排教学内容，然后再在各个年级制定不同的目标要求。根据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教学过程，面对各年级的学生，我们研究学生的心理，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教学。注重对学生的智能开发，对薄弱环节加强教学，使美术教学程更为密切地与学生实验联系起来。

三、形成课业教学过程价值的策略

小学美术教材有很多教学目标，根据目标把内容分为欣赏、绘画与工艺，这是本类的课业，课为就是小学美术学科的教材分类。这三个课业的功能坐是不同的，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少一个环节，三者共同培养社会有用的人才，共同完成美术素质教育的任务。在这三个课业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当今的美术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首先让学生学会欣赏美，比如古今中外最为典范的美术作品就是最好的欣赏内容，通过欣赏了解祖国美术的优秀文化，在欣赏中学会观察，学会视觉形象最为基本的知识技能，而且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绘画是小学美术教学的重中之重，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过程的价值，让学生动手去画，让学生体验，通过不断的练习掌握一定的绘画技巧。另外，工艺美术是小学的教学内容之一，这个教学不可少，我们把时间与空间放给学生，让学生动手去做，学生做的过程就是进步的过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做的过程的价值，让他们形成动手的能力。为了实现课业教学过程的价值，我们要钻研教材，认真备课，重视课业知识技能的系统性与教学要点，合理安排教学顺序，重点突出，难点分明，合理而科学的实施教学。

四、实现课堂教学过程的策略

教学过程实现的场所是课堂，所以说，我们研究过程的场所也是在在课堂上，这样才能真正的认识到美术学科教学的特殊性与一定的规律性。由于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认识过和，是在学校的课堂里由老师指导学生，接受知识。美术与其他学科一样也需要理解教材、认识教材，形成知识，并把知识加以运用。我们在发挥课堂教学过程的价值性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审美性原则，让学生授受审美的教育；第二是形成创造性的思维，第三是做好协调关系，要做到讲与练的合理搭配。实施美术教学过程性的价值时，要具有一定的小学美术教学方法与教学基本功，比如，会运用欣赏法、演示法、练习法等，这都是美术教学的基本方法，学会组织语文，学会板书，学会演示等。在教学中，老师要注重与学生和谐相处，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课堂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好美术学习；另外，要做好教法与学法的结合，教学过程与学生的心理与学习方式结合起来，提高美术教学的效率。

美术教学过程是一个“知、情、意、行”的发展的过程，是以认识知识为基础，调动学生的学习心理，提高学生的美术能力，形成审美的能力。在小学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教学要做到寓教于乐，注重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开发，准确确定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重点要突出，利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启发教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教学过程的价值，让美术教学在过程中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徐小姝.浅谈新课程下的小学美术教学的有效性[J].新课程学习（上）.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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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越来越需要基础扎实、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有志之士提出给文科大学生开设高等数学课程，培养文科大学生的数学素质。但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课程的开设首先、甚至唯一关注知识的传授。这种误解导致一部分人或将数学知识的传授作为数学教学的目的，或认为在有限的课时内传授不了多少数学知识而否定在文科开设高等数学课程。还有在教材建设方面，到现在为止虽然陆续出版了一些教材，但由于我国各高等院校院系结构、学科布局的千差万别，办学层次与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模糊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各种地缘因素引起的诸多差异，使得其使用效果还并不十分理想。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文科高等数学的课程价值以及教材。

一、数学教育对提高文科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塑造文科学生的科学精神

数学的特征，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广泛的应用性和结论的精确性。数学的功能，是社会、科学、认识、教育和文化功能。数学方法的运用，能够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运用文献资料的方法。数学本质、特征、功能和方法的运用，可以为高校文科学生提供量化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弥补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不足，训练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思维；可以提供模型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数学试验仿真方法等有效的数学思想方法，以及高度简洁、统一、和谐的美学方法；可以提供定量的符号化、形式化的表述，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整理自然、整理社会，还有助于“整理他们的头脑”； 可以提高文科学生智能素质和文化素质，使之形成严谨、细腻、坚毅、务实、追求真理等优秀品格和陶冶崇尚善美的情趣；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可见，在高校文科开设高等数学课，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2.处理和解决人文学科中普遍存在的数量化问题与逻辑推理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的数量化甚至数学化趋势使大学文科专业所设置的课程越来越需要数学的支撑，虽然眼下还没有达到类似数学在理工科中的重要程度，但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前沿领域则已经发展到不懂数学的人望尘莫及的阶段，这是近年来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普遍感受到的发展趋势，一些与数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分支与方向如:数理语言学、计量史学、教育信息处理学等研究热点的蓬勃兴起也无疑有力地说明了数学工具与思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生机和活力。对于有意进入相关研究领域的大学文科毕业生来说，在本科阶段就掌握必备的数学工具并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数学思想方法和应用意识，无疑会对他们今后的良好发展铺垫更好的基础。但是在有限的教学学时不可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但可以通过文科高等数学的学习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打好基础，有利于终生学习。

二、提高文科高等数学课程教材质量，实现文科高等数学课程价值

1.文科高等数学课程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

首先，文科高等数学教材和文科融合不够。作为课程建设重要一环的教材建设， 虽然已经有许多版本的教材，这些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突破， 具有文理结合的特点。但是大都受到工科高等数学的影响， 局限于工科高等数学内容的删繁就简，还是停留在传统理工科高等数学的基本套路里。使用这样的教材， 难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更谈不上培养学生掌握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这与开设文科高等数学的初衷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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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材中对数学史的安排缺乏合理性。现行数学教材中仅有少量的数学史知识，一般还作为附加成分单独用方框圈起来，有的与所在课本内容有一点联系，而更多的则没有联系，仅仅是课外读物。老师课上不讲，课后也不要求学生读。因为考试不考，学生也就不去理会，形同虚设。还有部分现代数学史的内容对文科学生来说过于抽象，学生根本不能理解。

最后，文科高等数学教材与高中教材的衔接不够。高中的教学内容在进行了多年的教学改革后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现在高等数学中许多知识点已经被放在高中课本中。另一方面，许多原来的内容已被删掉。这直接影响学生下一步的学习，但现在的教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2.以素质教育为目标，合理安排文科高等数学课程内容

首先，文科高等数学教育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 其追求的目标不应只是传授数学知识， 而更应是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塑造文科学生的科学精神。微积分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应用，是许多课程的基础。微积分应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极限、连续、导数、微分和积分为主要知识点。微积分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与极限思想有关的，因此极限的数学定义必须给学生解释清楚。现在大部分文科高等数学对于极限的分析定义只字不提是非常不可取的，当然这个定义是比较难懂，但是这个定义恰恰最能体现微积分的思想，锻炼学生抽象思维。此外， 应适当强调现代数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应适当突出有关数学理论的思想性和某些具体方法的启发性，特别是具体问题的分析与解答过程，应写得尽量地详细，以适应一般文科学生的数学思维特征，使文科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数学基础对其今后发展的意义。

其次，应重视在数学知识教育过程中， 贯穿数学史、数学思想方法教育。通过数学史的教育， 培养文科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应有的客观态度；通过数学思想方法的教育， 培养文科学生思考的逻辑性和科研的严谨态度。但要注意不能搞史料罗列照本宣科，而要与课本中的数学知识有机结合起到引导辅助学习的作用。数学教材中不但要有具体的数学史料更要注意数学精神的宣传，注意整个数学成果的产生及其背景的介绍，使学生了解探索数学观念的历程，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例如数学一贯被认为是严密精细的科学。学生也从来不怀疑所学知识是否存在问题。但数学的严密性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目前仍存在对巩固数学基础、探索数学意义等问题还有争论，数学是发明还是发现等热点。让学生了解这些，从而少一些盲从多一点探索，对启发思维培养创新是有好处的。

总之，高校文科数学教育急需发展， 特别是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 教材建设及理论框架的建设都急需改进， 必须吸收一批有能力、数学造诣高且知识面宽的数学教育工作者投身于文科数学教育改革中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