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识问题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法律知识问题，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初中法律知识教学中存在四大问题

（一）教师理解《标准》欠准，容易导致教学中舍本求末

课程标准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行动指南，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基本载体。教学活动前应充分研究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以及教材的基本情况，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活动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这样看来，教师对课程标准的理解是否正确、全面和充分，会对教学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

从《标准》中有关法律知识教学目标的表述来看，其对法律知识部分的教学要求是重在培养学生们的法律意识，而不是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而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由于对《标准》研读不透，未能准确领会和掌握《标准》的意图和宗旨，从而导致教学导向上的错误，使得他们在教学中过于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

（二）教师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教学需要难以满足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似乎是每一个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最熟悉不过的话了。当然，这里的“学高”不应该指单纯的学历“高”，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明教师的知识储备应该比学生更丰富，知识面应该比学生更广。

俗话说：“大河涨水小河满。”作为教师，“要想给学生一碗水，那就要有一桶水”。现实中的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教师队伍中，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的大有人在，加上近年来，我国法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修正和完善以及不断制定新的法律，教师已有的法律知识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三）授课时间较少，教学活动难以深入展开

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学校的课堂教学活动尤其需要得到时间和空间的保证。人教版《思想品德》中的法律知识主要集中在八年级下学期，该学期一般只有4个月的教学时间，相对于八年级上学期少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使得该学期的教学时间相对紧张，而初中思想品德课授课时间就更显得捉襟见肘，受整个知识体系的制约，法律知识教学时间就显得十分少了，许多法律知识不能深入学习，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时间更难保证，使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困惑较多。

（四）学生法律知识匮乏，课程教学难度较大

在教学中，现在的教师越来越重视对“学情”的分析，重视在了解“学情”的基础上进行备课，设计教学过程。在“学情”分析中，学生对即将要学习的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情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初中法律知识教学中，教师常常面临“学情”的困惑。初中学生有着较强的法律意识，遇事动辄就是“我上法院告你去”。但是，他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却十分少，头脑中的法律知识相当匮乏，有的只是模糊、笼统的认识。因而，在法律知识教学中，经常都是“零起步”，经常得从“启蒙教育”开始，并且由于学生认知水平有限，对一些法律的专用术语难以理解和领会，于是觉得这些知识既难懂又难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课程教学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二、解决法律知识教学问题的有效办法

（一）教师应潜心研读《标准》，准确理解《标准》的宗旨和要求

《标准》是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必须遵守的总法则，脱离了《标准》要求的教学是盲目的教学，教学中容易对教学内容进行“随意化”，就难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因而，教师应潜心研读《标准》，准确理解《标准》的宗旨和要求，在课程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当然，在理解《标准》的过程中，或许会遇到一些困惑，这时应积极向专家、同行请教，以达到最准确的理解，使教学目标得到较好地落实和完成。

（二）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系统并优化知识结构

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的速度之快，令人乍舌。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学习。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应该努力克服惰性，坚持学习，不断补充新知识。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求上进，在教学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应付差事，得过且过。只要我们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增加自己的法律知识储备，努力为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就能在课程教学中

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三）教师应对教学内容作适当处理和合理安排，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几乎所有的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教师都有同感：法律知识教学内容多、时间少。在不能增加教学时间的前提下，教师只有通过潜心研读《标准》，在准确把握法律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精心筛选教学内容，利用典型的案例进行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做到精讲、精练，提高课堂效率。

此外，课堂效率的提高，还有赖于我们对课堂教学过程的控制与把握。这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逐步提高并不断完善的基本技能。

（四）学校可以借助多种途径增加学生的法律知识

篇2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释明是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过程中，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向人民监督员进行客观公正地解释，以便人民监督员正确、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由于人民监督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监督过程中对人民监督员进行法律适用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释明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但是法律释明是必须释明还是可以释明，法律释明的界限应该在哪里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的应然性分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了人民监督员应当具备的条件，其中第4款要求人民监督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被定位为社会监督，而不是精英监督。少部分的法律精英不能代表广大的普通的社会群众，与其由少部分的法学精英来实行监督，还不如召开专家、教授的法律适用研讨会或座谈会来得方便和灵活。可见人民监督员制度采用的是司法民众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民监督员不可能皆为法律精英人士，精通法律知识。?1?

但是，面对法律知识技术化的今天，人民监督员应该在什么程度上了解和掌握法律，何为较高的法律水平呢?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场由国家推动的法制建设运动在华夏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口号下，数以万计的规范性文件被颁布实施，从西方舶来的理念和制度经由法学家的双手成为衡量法治进程的标准，持续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不断促进着民众的法律需求，但是这场法制建设的结果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法律系统与民众社会生活之间的断裂。2

由于许多法学研究领域都是全新的，并没有什么本土经验可以借鉴，法学家们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必须大量地参考和翻译国外的相关立法、制度和理论，而时间一长，中国的法学研究就渐渐养成了“言必称希腊”的学术习惯。?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当代中国的法律知识变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高度理论化和技术化的知识。它与符号化的立法一起被写入了法学教科书，被搬上了法学院的课堂，然后传递到众多法学毕业生的头脑里。法律话语变得艰深难懂，很难直达普通民众的内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就需要有人来对他们就“艰深难懂”的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律术语进行释明，让他们可以在同样的司法话语背景下进行案件监督。

二、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的或然性分析

人民监督员需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在面对“艰深难懂”法律时，需要进行法律释明，但是这一定是必须的么？

我国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来自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普通民众所构成的人民的绝大部分对法律却是所知了了，但他们同样有权对案件表达意见、发表评论。

近日，湖北巴东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一案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各类媒体、网络上民意沸腾，邓玉娇虽然杀人，在“仇官”、“仇富”的大多数网民心目中，她不仅行为可以原谅，而且是一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因而根本不应该以杀人罪起诉她。这一现象被中国青年报评论为“全民法官”时代的开启。

人民监督员在监督案件过程中承担的作用和地位同样如此。这一制度是司法大众化和司法民主化的产物，对法律的所知了了或许正是人民监督员不同与职业法律人的优势所在，也是人民监督员站在民众角度监督案件的优势。

人民监督员制度为民意和法治架起一座桥梁，民意没有必要和法律对立，民意可以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所要求的结果也正是法律所要求的结果，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是体现民意的最可靠保障。人民监督员对案件出于“常识、常情、常理”的把握，在结果上应当与依法办案是殊途同归的。

同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这是法律监督活动的内在要求，又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活动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具体体现。注重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就是要坚持做到既注重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又注重法律监督的社会效果。在强化法律效果的同时，积极追求社会效果，把社会效果作为法律监督活动的深层目标和最终结果。要做到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就必须把公正价值观贯穿法律监督活动的始终。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公平正义的要求，尽管公正价值观是观念形态的概念，但公正价值观的内涵却受制于客观实在的环境。公正价值观实质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历史阶段赋予公正观不同的内涵。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时必修充分考虑社会公众对法律实施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公众对公正观念的合理理解，紧紧地按照现实的公正价值目标。人民监督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在这里，人民监督员对公平正义的把握对“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水平”依赖性明显会超过对“较高法律水平”，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法律释明就变得并不哪么迫切了。

三、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制度设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对人民监督员并没有要求更高的法律水平，这就说明，人民监督员但对法律的掌握并不要求精深，所以，人民监督员的法律释明就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和原则。

（一）释明的主体，包括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案件承办人及检察机关其它相关检察人员。检察机关任何相关的检察官面对人民监督员的法律释明要求时都有义务对法律条文、法律概念、法律解释予以详细的解答。

(二)释明的内容包括法律、司法解释、证明标准等，既包括实体法问题，也包括程序法问题，还包括证据规则问题以及其他和法律适用相关的法律问题。如对犯罪未遂、中止、单位犯罪、共同犯罪、累犯、自首、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法条竞合、吸收犯、牵连犯等实体法律问题的释明；对逮捕条件、撤销案件条件、不起诉种类、起诉条件等程序法律问题的释明；对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种类及其可采性、证人条件等证据法律问题的释明等等。

（三）释明的启动由人民监督员提起。法律释明应该因监督员对法律存在疑问而启动，“有疑即释，无疑不释”。检察机关相关检察人员不应主动释疑，只能依申请对相关法律进行释明。这是因为：一方面，行使主动、积极的进行法律释明，容易造成对人民监督员的不恰当诱导；另一方面，不论初衷多么公正，积极的释明总是容易引起人们对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及人民监督员中立性、公正性的怀疑。4

（四）释明的原则，应遵守详略恰当、客观公正的原则。人民监督员毕竟不是专业法律人员，在法律释明时并不需要太过于具体和详细，把握好法律释明详略恰当的度，既让人民监督员能够了解和把握足够的相关知识，又不至于太过繁琐，让人民监督员无所适从。同时，对人民监督员太过详细的法律还可能会让人民监督员形成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诱导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监督的印象，而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30条规定明确禁止的。客观公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要求和追求，是法律释明的原则和追求。

1周永年：《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法律释明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

篇3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释明是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过程中,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向人民监督员进行客观公正地解释,以便人民监督员正确、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由于人民监督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监督过程中对人民监督员进行法律适用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释明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但是法律释明是必须释明还是可以释明,法律释明的界限应该在哪里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的应然性分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了人民监督员应当具备的条件,其中第4款要求人民监督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被定位为社会监督,而不是精英监督。少部分的法律精英不能代表广大的普通的社会群众,与其由少部分的法学精英来实行监督,还不如召开专家、教授的法律适用研讨会或座谈会来得方便和灵活。可见人民监督员制度采用的是司法民众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民监督员不可能皆为法律精英人士,精通法律知识。

但是,面对法律知识技术化的今天,人民监督员应该在什么程度上了解和掌握法律,何为较高的法律水平呢?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场由国家推动的法制建设运动在华夏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口号下,数以万计的规范性文件被颁布实施,从西方舶来的理念和制度经由法学家的双手成为衡量法治进程的标准,持续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不断促进着民众的法律需求,但是这场法制建设的结果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法律系统与民众社会生活之间的断裂。

由于许多法学研究领域都是全新的,并没有什么本土经验可以借鉴,法学家们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必须大量地参考和翻译国外的相关立法、制度和理论,而时间一长,中国的法学研究就渐渐养成了“言必称希腊”的学术习惯。 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当代中国的法律知识变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高度理论化和技术化的知识。它与符号化的立法一起被写入了法学教科书,被搬上了法学院的课堂,然后传递到众多法学毕业生的头脑里。法律话语变得艰深难懂,很难直达普通民众的内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就需要有人来对他们就“艰深难懂”的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律术语进行释明,让他们可以在同样的司法话语背景下进行案件监督。

二、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的或然性分析

人民监督员需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在面对“艰深难懂”法律时,需要进行法律释明,但是这一定是必须的么?

我国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来自宪法的“人民”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普通民众所构成的人民的绝大部分对法律却是所知了了,但他们同样有权对案件表达意见、发表评论。

近日,湖北巴东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一案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各类媒体、网络上民意沸腾,邓玉娇虽然杀人,在“仇官”、“仇富”的大多数网民心目中,她不仅行为可以原谅,而且是一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因而根本不应该以杀人罪她。这一现象被中国青年报评论为“全民法官”时代的开启。

人民监督员在监督案件过程中承担的作用和地位同样如此。这一制度是司法大众化和司法民主化的产物,对法律的所知了了或许正是人民监督员不同与职业法律人的优势所在,也是人民监督员站在民众角度监督案件的优势。

人民监督员制度为民意和法治架起一座桥梁,民意没有必要和法律对立,民意可以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所要求的结果也正是法律所要求的结果,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是体现民意的最可靠保障。人民监督员对案件出于“常识、常情、常理”的把握,在结果上应当与依法办案是殊途同归的。

同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这是法律监督活动的内在要求,又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活动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具体体现。注重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就是要坚持做到既注重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又注重法律监督的社会效果。在强化法律效果的同时,积极追求社会效果,把社会效果作为法律监督活动的深层目标和最终结果。要做到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就必须把公正价值观贯穿法律监督活动的始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公平正义的要求,尽管公正价值观是观念形态的概念,但公正价值观的内涵却受制于客观实在的环境。公正价值观实质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历史阶段赋予公正观不同的内涵。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时必修充分考虑社会公众对法律实施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公众对公正观念的合理理解,紧紧地按照现实的公正价值目标。人民监督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在这里,人民监督员对公平正义的把握对“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水平”依赖性明显会超过对“较高法律水平”,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法律释明就变得并不哪么迫切了。

三、人民监督员法律释明制度设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对人民监督员并没有要求更高的法律水平,这就说明,人民监督员但对法律的掌握并不要求精深,所以,人民监督员的法律释明就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和原则。

(一)释明的主体

包括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案件承办人及检察机关其它相关检察人员。检察机关任何相关的检察官面对人民监督员的法律释明要求时都有义务对法律条文、法律概念、法律解释予以详细的解答。

(二)释明的内容

包括法律、司法解释、证明标准等,既包括实体法问题,也包括程序法问题,还包括证据规则问题以及其他和法律适用相关的法律问题。如对犯罪未遂、中止、单位犯罪、共同犯罪、累犯、自首、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法条竞合、吸收犯、牵连犯等实体法律问题的释明;对逮捕条件、撤销案件条件、不种类、条件等程序法律问题的释明;对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种类及其可采性、证人条件等证据法律问题的释明等等。

(三)释明的启动由人民监督员提起

法律释明应该因监督员对法律存在疑问而启动,“有疑即释,无疑不释”。检察机关相关检察人员不应主动释疑,只能依申请对相关法律进行释明。这是因为:一方面,行使主动、积极的进行法律释明,容易造成对人民监督员的不恰当诱导;另一方面,不论初衷多么公正,积极的释明总是容易引起人们对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及人民监督员中立性、公正性的怀疑。

(四)释明的原则

应遵守详略恰当、客观公正的原则。人民监督员毕竟不是专业法律人员,在法律释明时并不需要太过于具体和详细,把握好法律释明详略恰当的度,既让人民监督员能够了解和把握足够的相关知识,又不至于太过繁琐,让人民监督员无所适从。同时,对人民监督员太过详细的法律还可能会让人民监督员形成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诱导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监督的印象,而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30条规定明确禁止的。客观公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要求和追求,是法律释明的原则和追求。

参考文献

[1]周永年.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法律释明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8.

[2]刘思达.法律变革的困境.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反思[A].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向泽选.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J].人民检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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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高职教育毕业生的目标工作岗位是生产第一线， 较快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以尽快适应第一线工作岗位的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高职高专法律职业教育实训教学在实训基地建 设、实训教学的组织管理及实训教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需要努力构建法律职业教 育实训 教学体系，包括制订实训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鼓励教师编写实训教材，建设实训教学队伍 ，建立实训教学基地，加强实训教学的管理，实施对实训教学双方的考核等。

一、我国法律高职教育在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体系不健全。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及同行一直探索实践教学的方法，倡导并采用案例教学法、录像观摩法、学生旁听、模拟法庭等方式，以期达到让学生融会贯通掌握法律知识的目的。这些方式虽然在实际教学中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没有被规范地、灵活地运用到教学中。目前，各个法律高职院校共同存在的问题是，未从法律高职教育整体出发，来建构一种以适应高职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二）实训课程明显不足，实训基地未能充分利用。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是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必备条件。实训基地包括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基地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课堂教学无法完成的技能操作，即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规范、模拟实际岗位群的基本技能操作训练。校外实训基地是依托行业特色对学生进行训练，促进其职业技能养成的重要场所，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法律高职院校都对此重点进行了建设，但如何使校内外实训基地发挥其应有效用，使基地建设与课程改革有机衔接，达到教书与育人，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培养有机配合上存在较大差距。有的学校模拟法庭建的非常壮观，校外实训基地也搞了几十个，但由于课程改革不到位，岗位技能设置与培训培养方法没有相应跃进，从而使这些实训基地在实际教学中，并未被充分地利用。

（三）实习流于形式。现行的高职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实习流于形式。第一，毕业实习的时间过短，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一些法律高职院校只给学生一个月的毕业实习时间，工作流程还未搞清楚几乎就该走人了。同时，由于实习时间过短，导致实践部门一般不愿意接纳学生实习。第二，毕业实习缺乏监督和指导。教师进行实训考核时都感觉到左右为难，原因在于学校对实训教学一般都不采取与理论教学一样的严格的评分制度，实训教学的考核存在很大的主观性，而且考核一般都让路于学生就业等情况的需要。这样做的后果导致了学生的不重视和教师的不认真考核，实训教学就这样流于形式了。

二、高职高专法律职业教育实训教学

（一）探索建立循序渐进的、体系化的、适合法律高职教育的实践教学模式。学校应该制订比较具体的实训计划，内容应包括各项具体技能的训练目标、要求、课程设置、实训方法和手段、实训效果的测试与鉴定等。同时学校应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在实训计划的基础上制订翔实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对实训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目的有一个切实的和可操作性的阐述。实训教学计划和大纲的制订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与法律专业总体教学计划的关系，特别是内容衔接和时间的合理分配等；二是实训教学计划中综合计划与专门计划的关系。

（二）鼓励教师编写实训教材。在法律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必须将职业技能训练作为主干课程予以合理安排。学校应采取与理论课教材相同或对等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进行实训教材的编写和创新。 法律职业教育实训教材的编写应坚持兼顾法律职业伦理的原则、观照法律生活实际的原则、训练法律职业技能的原则、反映法学理论研究动态的原则和学以致用的原则。

（三）建立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真正构建实践教学模式的前提条件。目前的问题是，各法律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通过了某种资格考试，而并没有真正的从事或者开展相关业务。法律资格证书的获得不等于曾经从事相关工作，更不等于拥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因此，法律高职院校应当通过设立各种激励机制，建设一支名副其实的“双师型”队伍。如与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建立长期关系，选派教师到目标单位体验生活；鼓励拥有律师资格的“双师型”教师到律师事务所注册并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等。

（四）建立实训教学基地。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应坚持情景仿真化、功能实用化、管理专门化的原则，以真正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校内的模拟法庭、模拟监狱、模拟劳教所、模拟侦查室等都可以作为校内实训场地，用以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技能、语言技能和社交技能等。

（五）加强实训教学环节的组织管理。实训前指导教师要安排好实训任务，提出具体要求。实训期间要与学生经常联络，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要建立师生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固定联系制度，学生要向指定的指导教师汇报实训情况，接受指导教师的指导与辅导。

（六）进行严格的实训教学考核。实训教学的考核是确保实训质量的重要手段，应规范实训教学考核办法，保证实训教学质量。首先要制订实训教学考核办法及实训成绩评定办法等实训教学文件。实训结束时，各实训基地要成立实训考核小组，负责评定学生的实训成绩。凡被评为实训成绩不及格者，一定要补考，补考仍不及格者应随下一届学生重新实训。若能认真落实以上措施，便可在较大程度上确保实训教学的质量。

三、结束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各行各业越来越需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实践性强的高级实用人才。作为法律高职院校，实践教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担负这一人才培养任务的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重视实训教学出现的新问题，并积极进行实训教学的改革和建设，设计适合法律高职教育的实践模式，并针对不同专业未来就业工作岗位的需要进行强化技能训练，使学生能够从学校毕业到岗位就业实行无缝隙对接，充分体现法律职业教育在专业技能与实务操作上的优势。

篇5

保障律师阅卷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该条文规定使得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只能接触到对辩护没有实质意义的诉讼文书以及技术鉴定材料。为了保障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切实履行“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职责，新《律师法》在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了有关律师的阅卷权方面的规定。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得到法律保证

律师所以需要对调查取证权实施充分的保障，对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有必要的。律师制度恢复后，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同时又给予了较多的限制，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针对原来律师调查取证要“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实践中基本无人同意的实际情况，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时，不必经他们同意，只需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使一直以来流于形式的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取证权得到了明确的法律保证。从根本上改变了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权利，确保法律公正将起到促进作用。

律师庭审发言“豁免权”

律师庭审发言的豁免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法庭言论”不受法律追究，新《律师法》首次提出律师“豁免权”是一次重大突破。新《律师法》第三十七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此条规定实际上是对律师在法庭上的或辩护的免责规定，对律师正常开展工作非常重要。为当事人仗义执言，但往往要担心自身安全。律师豁免权的确立，使律师在法庭上没有后顾之忧，以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律师能充分履行职责，确保律师在履行职务，对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公平具有划时代意义。

篇6

8月2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卜蜂莲花金源店存在生鲜肉“翻包”情况。

一周频曝食品安全事件，其共同特点是问题均由经营者主观造成。此类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关键在于食品生产从源头监管到餐桌消费这一长而宽的链条中存在明显“软肋”。

一、食品安全事件凸显管理缺失

法律法规是确保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铁门。这些年，我国针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日趋严格，近期“两高”首次对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对食品违法追查更加严厉。纵观这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对食品违法犯罪的惩处打击力度不够，许多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在舆论漩涡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一）政府规制体系失灵。一是多头管理，规制机构职能交叉相互掣肘。多年以来，我国食品监管采取多龙治水、分段监管的管理体制。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包括了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食品安全的监管流程实行分段监管，原材料环节由农业部门监管，生产过程由质检部门监管，市场领域由工商部门监管。此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还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由于这种体制安排并未对我国现有规制体制作根本性变革，食品安全委员会对卫生部和工商局等监管部门的指导作用、卫生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协调作用大打折扣。食品安全规制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由公共部门使用。在权力分配或行使过程中，各职能部门都竭尽所能地争夺权力资源，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例如重复检查、乱收费、乱罚款等等，使厂商不堪重负，造成规制过度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多头管理使食品安全只有在所有相关部门、各个环节共担责任并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实施。如果规制权意味着需要承担责任而不是获得利益时，就会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食品安全规制不足的“反公地悲剧”。二是双重管理，规制机构缺乏独立行使职权的环境。食品安全监管纵横交叉，错综复杂。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实施分级管理；质检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属于垂直管理，其余机构属于分级管理；食品药品管理局中央和省一级属于分级管理，而省一级以下部门则又实行垂直管理。这样一来，在食品质量监管体制上，我国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受到上级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而当地政府掌控着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权，对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强。当食品监管与地方利益出现矛盾时，地方食品监管部门便不能彻底开展工作，从而影响了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2.政府规制标准失效早在196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成立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协调建立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我国加入WTO后，食品安全标准工作逐步与国际接轨。在食品污染物限量标准方面，我国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项目和指标值的符合率超过70%，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规制标准缺失。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我国企业标准化的薄弱。如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只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而联合国有关食物与农业的组织已公布的相关限制标准为2522项，美国多达4000多项，日本则达数万项。此外，我国的监管技术、方法和相关标准体系亟须完善。在监管部门的抽查、检测中，检测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相关标准中允许添加的成分，一旦食品中含有标准里不允许添加的其他物质，抽检时往往检测不到。随着近年来直接用于食品及间接与食品接触的化学物质的日益增多，相应的检验检测方法、对未知物的发现和检测能力更显滞后。

（二）法律规制缺失。《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与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一系列新制度的确立为食品安全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但是仍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内容上的交叉重叠与缺失。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种植、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有的环节还存在交叉。二是制度设计上的实操性。“十倍赔偿”，作为《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其实际威慑、惩治食品违规者的作用有限。立法者意图通过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起到威慑、惩治作用，却没有考虑到此规定的模糊操作性。十倍赔偿的基数是仅指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还是基于违法所得，亦或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在这一点上是不明确的，因此法律的确定性，权威性遭到质疑。

二、国外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考察

1、国外食品安全规制考察

（1）欧盟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欧盟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食品安全。在“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针对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并在其中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食品监管机构负责食品安全问题的议案。2002年，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了178/2002号指令，通过了成立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议案。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负责整个食品链的监控，根据科学的证据做出风险评估，为政治家制定政策和法规提供信息依据。

（2）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根据《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的规定，食品企业的责任是生产安全和卫生的食品，政府通过市场监管而非强制性的售前检验来管理食品行业。尽管食品安全规制并非以强制性为主，但美国的食品仍堪称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与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美国通过教育等非强制性风险管理措施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消费者，而且包括食品企业。多年来监管者和食品企业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食品存在问题，就要被召回，而且这种召回还是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由企业自愿执行的。除此之外，美国食品安全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还体现在鼓励涉及的行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在美国，在制定新法或修改已有法规时，立法机构通常事先公布存在的问题、提出机构建议解决的方案和备选方案。立法机构根据公众提供的信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制定法律、法规，所有重要的公众评论都要在最后的法律、法规中予以强调。当遇到特别复杂的问题时，就需要向立法机构以外的专家进行咨询，立法机构可以选择召开公开会议或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公开会议可用于收集公众对某一专题或今后的项目的看法。

（3）日本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日本最初的食品安全监管与我国较为相似，也涉及农业、卫生、环境等多个部门。从2001年开始，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凸显了日本当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条块分割的局限性。针对食品安全规制中存在的问题，日本于2003年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根据该法规定，日本在内阁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对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作为两大监管部门，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之间的分工虽然明确，而且有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沟通协调，但是，该模式按环节分工还是容易造成各管理部门衔接不好，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尽管日本政府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施以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日本也十分注重引导企业内部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日本于1998年开始执行一部新的法律，鼓励与食品有关的企业采用HACCP系统。该法规定，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支持。企业可以获得长期低息贷款以改善其设施和设备，而且，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经过一系列激励机制，目前HACCP等生产规程已经成为日本企业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并普遍为消费者所接受。

2、食品安全模式借鉴。从国际上看，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上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模式，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来负责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并且负责协调其他部门来共同监管。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各部门按照不同职能共同监管食品安全。美国联邦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一起构成相互制约、综合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规制。美国进行食品管制的政府机构主要有：人类与健康服务部（DHHS）、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部（APHIS）、环境保护机构（EPA）等几个部门。食物安全机构的责任由地方、州和联邦法律、指南及其他指令规定，而且按产品实行分类规制。有些部门只能规制一种食品，例如牛奶或海鲜；有些部门的权限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区域；还有的部门只负责一类食物机构，如餐厅或肉类加工厂。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主管肉、家禽蛋制品的安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则负责FSIS职责之外的食品掺假、不安全隐患、夸大宣传方面等工作。他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食物安全团队，做到了“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地维护食品安全。我国应在借鉴他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改革现有食品监管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划定监管重点，落实监管措施，增强食品规制机构权威，形成一个依法行政、协调高效、权责一致、问责明晰的规制体制。

三、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食品安全法规

1、完善法律法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的与国际接轨、借鉴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

2、完善标准体系。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当尽量与国际化接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各行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国家、行业食品标准体系，地方人大也应该尽快出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

3、完善自律机制。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政府监管部门可以扶持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行业监管，促使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非政府组织通过与食品行业的科研合作，能够科学的制定食品安全检测的标准，有利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同时还应当尽快建（下转第95页）（上接第92页）立食品安全的信用体系，促使食品行业形成诚信的大环境。

（二）完善政府规制体制

1、改革现行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不仅要重视经济性规制（准入规制与价格规制），而且更要重视社会规制（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规制），以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应借鉴国际标准，制定统一、完善的技术标准和检验体系，引导企业行为，纠正信息不对称。目前，我国乳制品产品标准的指标设置与国际标准基本相同，但数量、门类、品种以及技术指标规定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国外的食品添加物标准大都采用“包含法”，只允许其中含有某些添加物，且规定了明确的含量。而我国的标准是“排除法”，明确的是不允许出现的添加物。随着新的化学添加物的不断涌现，规定了某种有害物质的添加，可能遗漏了其他多种物质的添加。因此，要调整规制思路，树立标准超前意识，标准先行，实施动态管理，从而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

2、强化外部监管机制。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规制者应以遵循社会总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为行为基准。但在实际中，政府规制者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规制者也往往成为受规制者的俘虏，使政府规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制定有利于己的管制政策，形成“猫鼠共存”的监管模式。而单纯加强政府监管，只不过抬高了受规制者拉拢腐蚀政府监管部门的成本，可能会陷入“事故频发—加强监管—监管制度严苛—监管环境更加封闭—事故隐患更加难以暴露—出现更加严重的事故”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提高政府规制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公民、媒体等社会各界对规制机构的监督，设立食品监督员制度，由社会人士担任监督员，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以防止和纠正规制机构不作为或违法行政现象。

参考文献：

[1]张艳丽，巴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不足与完善》，载《商场现代化》总第630期，2010年11月（下旬刊）.

[2]谢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创新研究》，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9卷第6期，2010年12月）.

[3] 刘东涛、杨延姝：《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路径探析》，载《人民论坛》总第330期，2011年6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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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关联交易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后的必然产物，公司法之所以要对于关联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和约束，其主要是由于母子公司之间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会使得双方的交易过程可能会造成对公司权益主体的损害或影响正常市场交易秩序。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都需要就公司法中针对关联交易相关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从而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合法性。

二、关联交易概述

作为研究关联交易相关法律规制问题的根本，首先我们需要对公司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公司法是指的狭义范围内的公司法，即于1993年颁布且在2005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但在本文中所探讨的公司法范围会更加的广义，即与企业或公司相关的设立行为、组织与活动、破产清算等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体，这个体系里面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外，还囊括了与上述行为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作为规范和影响企业行为最为重要的法律法规，公司法对于关联交易等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都必须建立在企业对于公司法有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并且对于关联交易相关行为理解清楚的前提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时间较短，对于市场经济行为相关法规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因此企业往往对于关联交易及公司法中相关法律规制的理解，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并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

（一）关联交易释义

所谓“关联关系”在我国公司法体系中有着十分明确和清楚的界定（可参见《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公司相关的控股股东、相关董事、相关监事及企业相关高级管理者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或者是有可能影响、导致企业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除《公司法》外，我国企业会计相关准则也对于关联交易作出界定（可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六号，关于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要求），即“对于企业重点决策（比如财务决策、经营管理决策等）有控制权且从中获利，或两方及以上利益主体受到一方控制的情况、共同控制的情况对于企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称之为关联方”。

而“关联交易”则是企业的关联人与企业之间所发生的涉及到任何的财产或权益转移，这里的关联人是指与企业具备关联关系的个体，并且是界定相关行为是否属于关联交易的核心和根本判别标准。根据公司法体系的相关内容分析得知，关联交易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公允型关联交易，即企业的关联方与企业直接进行相关交易的行为或模式；第二类是非公允型的，即通过其他交易行为或模式，使得关联方企业利益发生转移，这是一种隐形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类行为模式都是伴随着利益冲突的行为模式。公司法体系从很大程度上在对于关联交易的界定、关联交易的管理和控制都起到了依据和规范的作用。

现阶段常见的关联交易行为模式包括以下几类：通过资产重组、资产转让、资产租赁进行关联企业或关联人之间的优劣资产相互置换和交易；针对无形资产、产品、费用等方面相关的关联交易；与关联人相关的资金方面的关联交易，比如关联人使用公司资金（借款或投资等）、利用公司进行无偿担保或抵押担保。

由于关联交易等问题对于企业、企业各类型股东、企业相关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较大，因此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越来越被重视，而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主要从两个维度如何来进行关联交易的规范，一则是通过法律规制来规范和保护进行企业债权人相关利益；另一个维度则是利用法律规制来进行企业下属单位或其少数股东相关利益的保护。

（二）关联交易成因及影响分析

1.关联交易成因分析

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股份责任公司”，因此这样的组织形式就使得企业决策往往会按照股东在整体注册资本出资额中最占的比例来进行决策权的形式，通常情况下都是按照一股一票的比例来进行决策权分配，而企业关联人往往有占有绝大多数的股份，企业在进行相关问题的决策时，一旦仅仅通过这种股东表决形式来评估的话，往往使得关联交易成为可能；此外，正是由于企业关联人在其相关联企业所占有的绝对控制权比例的股份，往往也使得关联人自身在做决策时，以自身利益为前提来进行考虑，无法客观衡量公司现阶段的情况和未来发展，将关联人自身的个人利益当做公司利益，违背关联人与企业法人实体运营的独立性，因此容易造成以个人利益高于公司利益的决策思维模式，从而使得关联交易产生，造成对于少数比例股东权益的损害。

2.关联交易影响分析

关联交易对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企业财务资金方面的，比如企业关联人擅自挪用公司款项、拖欠公司款项、利用公司债券来抵充关联人相关债务的行为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财务风险、容易造成企业财务资金和运营方面流动性不足问题、甚至引发企业破产；第二，对于企业其他相关股东或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关联交易一方面对于企业财务抗风险能力有影响，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往往容易受到来自投资者盈利压力的影响，因而通过关联交易造成企业短期内的虚假盈利和繁荣，但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盈利和繁荣往往也会通过利润分配转到关联人手中，因此对于投资者、企业股东、企业债权人的相关利益而言，无疑使受损十分严重的；第三，对于我国金融系统和税务系统也有一定影响，由于关联交易可以实现企业短期内的盈利和繁荣，也可以转嫁企业税收，这就使得关联交易可以成为企业偷税、漏税或骗取商业银行贷款或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和税务体系的损害时显而易见的，一旦出现多数违法关联交易行为的话，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和税务体系稳定性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

三、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相关法律规制问题解析

（一）什么是正当关联交易

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交易相关条件是符合市场机制的且可以被任意其他非关联方所认可和接受；交易动机是合法合规的，不得以偷税漏税、转移待分配利润等违法行为为目的；交易的成交价格是基于市场运作来实现的，且建立在双方自主自愿、尊重市场机制运作的前提下；交易实现对于企业各类型股东权益、国家金融和税收体系没有损害；交易全过程和相关文件必须进行及时完整的披露，并且可以通过相关专业机构或监管机构的审查。正当、合法的关联交易才可以受到我国法律体系的保护，对于不符合上述要点的关联交易一旦发生是可以进行责任的追讨的，对于社会国家造成重大影响的违法关联交易，更是要坚决惩处。

（二）公司法中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现状分析

1.立法体系有待完善

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里面，与关联交易行为相关的法律主要是以公司法、证券法为基准的，但相关的规定都较为简单、概念化，这就使得对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效力和影响力都不足；其次，与关联交易行为相关的法律往往适用的范围限定过于狭隘，现阶段都是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为主的、对于非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十分严重的不足；此外，法律监管主体的不同导致的权责不清，这就使得企业关联行为一旦被查处后，出现不同监管主体推卸责任的现象，无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联合管制、科学合理分工。

2.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交易规定内容过于简单

在我国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往往是以解释性内容为主，但在相关禁止性内容或惩处内容仍旧过于简单，以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定为例，对于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来造假融资的情况，只需要缴纳募集资金总额的5%以下金额的处罚即可，对于企业关联交易方没有其他任何惩处，这对于违法关联交易实际行为控制和预防的意义不大。

3.针对公司法关联交易行为的诉讼不具备可操作性

公司法作为我国关联交易规范和参照的法律基础，正是由于其在关联交易行为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较为简单，且并未包括太多惩治性条款，因此使得很多条文在实际诉讼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较差，难以帮助企业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或诉讼途径进行权益追讨。此外，由于企业与关联人本身存在高度相关的利益关系，也使得相关行为在发生时就具备了一定的隐蔽性，这就使得一旦发生诉讼行为后，举证和取证成为十分困难的环节，有些企业甚至为了维护关联人的利益或者相关股东利益反而会阻挠举证和取证工作的进行。

四、完善公司法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企业相关权益人的权责范围

关联交易的主体就是关联方，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法律规制，首先应当从关联方入手，明确企业相关权益人的权责范围，一旦出现任何违法或不正当关联交易的行为，需要由相关责任人来承担法律责任且对公司其他权益人进行赔偿等。

（二）建立关联方连带责任赔偿体系

公司法中对于关联交易法律规制较为简单，对于关联交易、关联方的控制力度十分有限。可考虑通过公司法立法建立可操作性加强的关联方连带责任赔偿体系，一旦产生关联交易行为，可以直接运用该连带责任赔偿体系进行关联方问责和法律诉讼，对于企业资产、企业相关权益人利益保护是十分有效的。

（三）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和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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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亦称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是指具有完全独立意志，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的公司董事会成员。

2.独立董事的特征

独立董事区别于内部董事或者执行董事的最根本的法律特征在于其独立性。其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地位的独立性。独立董事由公司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不是由大股东或者公司高级管理层委派，不是大股东或现有公司高级管理层的代言人。

（2）意思表示的独立性。独立董事与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联和物质利益关系，所以他可以从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董事会的决议作出独立的意思表示。

（3）职能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可以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任免、报酬、考核事项以及其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对公司关联交易、聘用或者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等重大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1.独立董事制度的形成

独立董事的概念和制度来自英美法国家，早在二、三十年代美国就已出现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它既是公司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公司效益原则屈服于民法公平原则的体现。

2. 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独立董事制度在英美创设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纳了这一制度，并掀起了一场风靡全球的独立董事制度运动。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法国、日本、比利时、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推行和发展了这一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也相继引进和吸收了独立董事制度，从而是独立董事制度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的奇观。

3.我国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

我国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主要原因是股权结构严重不合理、控股股东滥用权力、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监事会形同虚设。我国首部涉及独立董事制度的立法文件是1997年12月16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它规定，“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立独立董事”。

三、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施行的现状

无论从我国在境外上市的公司还是从境内上市公司已有的独立董事实践情况来看，没有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对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提高公司的经营水平产生了明显有益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上都存在一个控股股东并由其实际控制董事会，董事会与经营层基本重合。董事会基本上成了大股东（尤其是第一大股东）的“人”。控股股东通过操纵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使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大量的关联交易，通过这些关联交易，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进行利益输送，牺牲或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现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实践基本上是在控股股东主导之下的实践，不可能有效制约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

四、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对策

1.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1）功能定位问题。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合理地对其功能和使命进行定位。我们不能期望独立董事们完成太多的工作，他们的可投入的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为公司或股东做太多的事。我们应该实际一点，确定给独立董事的任务少一点、明确一点，或许他们还可能起到一些真正的作用。

（2）提名和产生问题。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谁来提名、如何选举产生，决定着他们将代表谁的利益，以何种立场去作出判断和行事。

（3）义务与责任问题。独立董事既然接受了这一职务，他们就应该履行独立董事应有的义务，如果他们没有适当履行义务，签字同意的关联交易对公司和少数股东不利，对因此造成的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损失，独立董事应该对公司或受损害的股东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构想

（1）关于功能定位问题。《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1、重大关联交易（指上市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300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2、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3、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4、提议召开董事会;5、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6、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这表明我国监管机构对独立董事的功能定位是有正确认识的。

（2）关于提名和产生问题。《指导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规范，其中第四条规定：独立董事的提名、选举和更换应当依法、规范地进行。（一）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二）独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并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被提名人应当就其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规定公布上述内容。（三）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上市公司应将所有被提名人的有关材料同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公司股票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上述规定表明对于独立董事的提名和产生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只不过需要继续完善，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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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2日

2002年我国初步建立了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规定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市售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问题。本文将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学理论出发，介绍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法律对策。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学理论基础――知情权

最早提出知情权概念的是美国人肯特・库伯，他在呼吁政府应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民知道应该知道的信息，并建议将其提升为一种宪法权利。知情权是人权的基本要素之一，也具有法律属性。食品交易行为中，知情权的法律属性表现为消费者的个人权利。知情权要求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有机会充分获得重要信息，使得其个人发展以及自身人格实现成为可能。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对经营者所必须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了列举。就转基因食品或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服务而言，消费者的知情权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1、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表明转基因食品及其相关服务的真实成分、所用原料、来源等信息；2、有权了解和询问转基因食品或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服务的真实情况；3、有权知悉转基因食品或与转基因食品相关服务的真实情况。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现存问题

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很早就以立法的形式得以确立，但是随着转基因食品市场的发展，当初的立法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关立法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具有一定依附性。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即是当前我国没有对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专门立法。

1、标识范围较为狭窄。根据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目前纳入我国转基因强制标识管理体系中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只有5大类17种。同时，现有的标识目录忽略了对下游产品的规定。

2、标识内容不够充分。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了转基因食品的标注方法有三种，现有法规对转基因食品标识内容的规定并不能满足消费者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也偏离了标识制度建立的出发点和宗旨。

3、标识形式不够合理。对于标识的形式，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第七条和第十条分别作出了规定。但是，这种笼统的规定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充分的信息，显得不够合理。首先，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醒目度没有做出具体要求；其次，对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没有做出相应规定。

4、违反标识规定的法律责任过轻。根据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可以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这一处罚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违反标识规定的行为所进行的处罚是比较轻的。

（二）监管主体有待优化。食品安全是社会发展的公共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行政性监管主体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监管应当是主导性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只有政府的监管模式因为少了非行政主体的监督管理，也给标识制度的运行带来了现实的障碍。

（三）配套制度有待完善。在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建立已经近10年，但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影响了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运行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转基因食品检测体系存在不足；转基因食品标识监测体系有待完善。

（四）知识宣传与文化传导不到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已经有数十年，但对很多人来说，转基因、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等概念仍然是模糊的。转基因食品相关文化宣传的缺乏以及一些媒体、舆论片面的评论和报道，导致部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怀疑、恐惧、不信任、甚至抵触心理，同时也使得部分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转基因标识形成担心和规避的态度，阻碍了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运行。

三、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法律对策

标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培育和发展我国转基因食品市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它不仅关系到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问题，同时也与我国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我国现有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如何完善相关制度并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就成为我国转基因食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办法。为了顺应现实的需要，应当以转基因食品这一概念为起点，在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大框架和背景下，制定《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条例》，统一规定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我国专门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办法，对转基因食品的概念及标识制度做出具体的规定。这种立法的继承和创新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确定标识的范围；完善标识的内容；规范标识的形式；丰富责任承担形式；加大惩处力度。

（二）优化转基因食品标识监管主体。要实现政府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有效监管，仅仅依靠农业部及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需要进一步扩充政府性监管主体并明确相关主体的职能权限，形成一张政府监督的大网，分布在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各个阶段和领域，最大限度地保证标识制度的有序运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和群体的监督意识也在逐步觉醒，人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参与监督食品行业的意识正在逐步提高，也为社会性监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可行的条件。需要做到的是：健全社会中间层监管主体；保障消费者的监督地；加强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自律性监督。

（三）健全转基因食品标识配套制度。首先，建立统一的转基因检测程序、技术手段、制定统一的检测标准，避免不同的检测机构依据不同的检测标准和技术手段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其次，进一步加强转基因食品检测实验室及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最后，对转基因食品检测机构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检测机构的资质。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监测体质，转基因食品标识检测体系要求对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及上市后的标识状况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确保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

（四）加强宣传，优化制度运行的环境。加大对消费者有关转基因食品及标识法规的宣传，能从最基础的层面解决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实际困难。首先，对消费者进行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宣传，可以让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形成科学的认识，消除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误解，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尊重，同时使得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必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抗拒心态来逃避标识责任或进行虚假标识，有利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管理；其次，对消费者进行转基因标识法规宣传，有利于消费者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权利，共同参与监督。因此，应当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多种途径以新闻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及标识法规进行宣传，也可以通过设立一些咨询点、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增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及相关政策法规的了解，从而让消费者参与到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管理中。

主要参考文献：

[1]沈孝宙.转基因之争[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篇10

1995年4月1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正式设立（1996年6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通过“关于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更名的通知<学位办便字第960602号>”，“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变更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律硕士（jurismaster，以下简称jm）创立的大致进度是：“1993年研究，1994年论证，1995年批准，1996年试办jm研究生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2006年，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进入正式举办阶段。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描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发展历程，最后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

一、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沿革

培养目标直接体现了一个学位的类型和定位，通过考察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变迁，可以进一步了解全日制法律硕士性质的变化过程，如表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历程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一个方面，是职业道德要求上的变化，即由不强调德育到强调德育再到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转变；另一个方面，是能力要求上的变化，即由“高层次专业人才”到“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的转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职业道德”与“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将继续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的基本目标。

二、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及考试科目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本文由收集整理及考试科目的变化反映出了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内容的变化，如表2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与考试科目变化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前法律硕士实行单独考试，全日制法律硕士不限制往届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报考，考试科目从统一走向分类，又从分类走向统一，并且考试难度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后法律硕士实行全国联考，全日制法律硕士从限制法学本科生报考到2009年开始放开法学本科生报考，且同年考试科目分为法学卷和非法学卷。同时在2003年，考试科目由5门减为4门，最终考试科目确定为政治、外语、专业基础、专业综合4门。

三、全日制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方法历来重视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同时强调从重视案例教学到实践形式教学的转变。具体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实践，采取比较多的教学方法有：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现场实习、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小组讨论等。近年来，法律诊所教学日趋得到重视。法律诊所教学方法是指“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真实的案件,使学生亲自参与诉讼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它有角色模拟和真实案件的重要特征，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它没有利益驱动，也可以锻炼学生的高尚法律道德情操。

四、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历史沿革

截止目前为止，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完成第八批审批，院校总数增至115所，如图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数量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2000年法律硕士培养试点单位完成全国布局，二是2006年法律硕士开始进入正式招生。图1的数据正反映了这种趋势：（1）1995-2000年（布局阶段），增长维持在9所/批以内；（2）2000-2006年（稳步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11所/批；（3）2006-2011年（大规模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30所/批以上。

五、全日制法律硕士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法律专业教育不够突出

当前，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重在突出复合型、实务型，然而强调法律硕士的专业教育不够突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不同，它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讲授某一学科专门知识，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才，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霍宪丹教授曾指出，“jm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基本掌握法学专业主体知识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也正是美国jd教育制度的基石。”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够重视

全日制法律硕士在创设之处就已经强调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然而15年来，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还没有进入必修课。欧美一些法律教育很出色的国家，都把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放在必修课里面，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核心课程包含了“律师执业道德”。

（三）政治外语考试没有突出法律硕士特色

目前法律硕士的政治和外语入学考试采用与其他研究生相同的试卷，入学考试实行“2+3”模式，而不是mba、mpa采取的“1+4”模式（即政治由各试点院校自行命题，英语和其他3门专业课由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命题、联考）。2001年，由李有根副教授执笔的专题报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jm）招生考试改革研究报告”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认为，“无论是从遵循专业学位的本身特点，还是实现专业学位统一的考试模式角度，jm的考试模式均应进行改革，采用''1+4''模式。”

（四）教育质量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