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红楼梦历史价值，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转贴于

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篇2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其中自然少不了饮食文化的相关描写。研究《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对考究明清时期饮食文化现象与发展现代饮食文化内涵有重要意义。

1《红楼梦》中的饮食

由于《红楼梦》的主要活动背景是世家大族贾府，自然免不了饮食的讲究与排场。其中出现了许多种目繁多、或真或幻的饮食，展现了清初社会的饮食习惯与文化风向。

1.1种目繁多的饮食

在《红楼梦》中出现了许多饮食种类，大至宴会酒席，小至甜点果品，作者都有或详细，或简略的描写。把这些饮食种类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菜肴、面食、奶制品、野味、粥饭、生烤、点心、蔬果、酒茶和补品。这些种目繁多的饮食组成了《红楼梦》的重要部分，其中如腊八粥、花样小面果子、糟鹅掌、鲟鳇鱼、合欢汤、绍兴酒、朱橘和燕窝汤等，都充分代表了那个时代流行的饮食，是我国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

1.2或真或幻的饮食

按照饮食的种类可以将《红楼梦》中的饮食分为诸多种类，但这些饮食并非全都真实可考，有些甚至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从这方面，可以将其中的饮食分为现实存在的饮食、不可考的饮食与虚幻构想的美食三大类[1]。其中现实存在的饮食就是能在现代社会或者历史记载中找到或有迹可循的饮食，如姜汤、香芋、火腿炖肘子等，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反映。不可考的饮食则是指现代社会不存在，历史典籍中也找不到相关记载的饮食，如《红楼梦》书中的“茄眷”，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不存在，也找不到相关记载，但书中对其做法有详细记录，这可能是被历史湮没的饮食。虚幻构想的美食则是不可能出现的美食，如“万艳同杯”，其制作原料包含“麟髓凤乳”，这显然是作者虚构的，并取“万艳同悲”之意，实则是表达对那个时代女性的“悲”。

2《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思想

2.1礼孝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饮食文化不仅仅是对美食的追求与讲究，其代表的更是传统礼孝思想，这种礼孝思想是我国现代饮食文化的核心思想。饮食文化的礼孝思想，就是通过饮食传递礼和孝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数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饮食文化，在这套饮食文化中，饮食本身并非重点所在，其重点在于礼和孝的表达。所谓礼，是在饮食宴席上以礼待人，如以茶待客，主居上座、客居对座，邀客先食等，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在饮食方面的缩影。至于孝，则是长辈居上，长辈先食，长居主席、幼居次席等，更可以由父子关系演变为君臣关系间的忠。《红楼梦》中贾府的日常饮食及大型宴会都很详尽地表现了这种礼孝思想，如荣国府举办生日宴席，宁国府的贾宝玉参加宴会则是属于客人[2]。

2.2美学思想

无论古今中外，其饮食文化中必然会包含对美的追求，都会独具自身文化特色的美学思想，经常说的“美食”一词就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中国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但《红楼梦》对饮食的美学追求远超于此，除了色、香、味之外，其饮食还着重质、形、器、序方面的尽善尽美。所谓质，是指饮食的食材必须要注重质量，优质的食材是优质美食的基础。形则是指饮食的外形，诱人的外形与饮食的色一样吸引人。器就是在注重饮食本身的同时，对盛装饮食的器具也要有要求。另外序指的是上菜顺序，即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点心都是有讲究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的食欲，使人吃得开心。

2.3养生思想

养生是我国非常古老的思想，最早的记载当属《史记》中的彭祖，相传其活了八百余岁，是世上最懂养生之道的人。当然，《红楼梦》没有这种玄之又玄的记载，但其中饮食文化传递的养生思想也是很浓厚的。首先是关于中医的描写，中医向来是以养生为主，多以食疗养生，在《红楼梦》中，出现了许多食疗养生的情节[3]。贾府的人非常重视养生，经常食用含药用价值的食材。除了常规养生之外，甚至出现了以食疗疾的情况，如以净饿治疗伤风咳嗽，贾宝玉以玫瑰卤子辅助活血化瘀等。这种种饮食现象都体现了《红楼梦》一书中饮食文化的养生思想，是曹雪芹实际生活经验的总结。

3结束语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内容之广泛深博，已得到了诸多学者与读者的研究，而关于其中饮食文化的研究更是不曾间断。通过对《红楼梦》饮食文化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我国明清时期的饮食风貌，还原当时社会现象，并为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锦上添花。《红楼梦》饮食文化所代表的思想内涵，更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描写大量饮食文化的意义所在，研究并学习其中的精华，对现代饮食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蔡郎与.试论《红楼梦》中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3):92-93.

篇3

鲁迅对于《红楼梦》的评论集中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第六讲“人情小说”中。鲁迅对《红楼梦》的研究则采用小说史的范式来解读，将其纳入整个中国小说历史中间进行考察，在红学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熟读《红楼梦》，对书中的诗可谓烂熟于心。据说他常让人用手遮住红楼诗中任意一字，由他来猜该用什么字，基本上屡试不爽。当日本学者问他学诗师于何人时，他说：“我写诗不曾拜过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可见他对红楼诗的用功之深。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与同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教授为讲《红楼梦》“大摆擂台”，掀起了联大的“红楼热”。特别是吴宓，竟为一家名曰“潇湘馆”的餐馆大动干戈，并勒令其改名，其痴若此，可见一斑。

篇4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规范性的翻译研究要求把文本置于研究的中心，力图探索语言转化间的普遍规律，从而为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描述性翻译研究则将翻译置于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分析途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巅峰之作。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也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1描述性翻译

“描述性翻译”区别于“规定性翻译”。“规定性翻译”理论是指从微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以源语为中心，通过文本对照来探索语言的转换规律，并规定一定的价值标准以此指导翻译实践。“描述性翻译”研究则从宏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以目的语为中心，视翻译的结果为研究对象，对翻译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个案分析，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的联系。描述性翻译理论始于霍尔姆斯1972年提出的翻译研究图谱。霍尔姆斯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后来，以色列翻译学教授图里，作为当前描述性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遵循霍尔姆斯规划的翻译研究路线图对翻译描述性理论进行了潜心的研究，他的贡献在于构建了描述性翻译理论。图里以翻译行为及其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社会中产生的翻译作品进行客观描写，分析译品生成的原因和译品在译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当前我国所引述的翻译描述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图里的理论为基础展开的。

描述性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对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翻译的定义扩大，使得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进入了翻译研究的范围。描述性翻译理论视在目的语文化中以翻译形式存在的或是目的语读者认为是翻译的一切文本为翻译。诸如转译和伪译此类不与原文完全对等的文本也被纳入翻译研究。其次，描述性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语码转换，而是将翻译研究的目光定位于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之中。最后，描述性翻译研究促成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描述性翻译研究通过翻译个案的分析探索翻译对于社会文化的阐释作用，对于了解目的语社会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描述性翻译研究在《红楼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描述性翻译研究对西方翻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我国的译学建设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其众多的译本出现之后，翻译研究数不胜数。据统计，从2000-2010年，国内16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关于《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132篇，研究主题众多。然而，对于《红楼梦》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只有少数。

陈宏薇运用描述性翻译理论对近160年中的《红楼梦》9种英译本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对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梳理，并且证明了以下几点：（1）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更能解释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2）《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述性研究表明：中西文化的兴衰消长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英译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翻译研究应同时包含规定性和描写性翻译研究理论。李锦霞，孙斌运用历时研究方法对跨越150多年中的三种俄译本进行了描述性研究以考察每种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译本的特征及社会功能。他们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功能也不同；《红楼梦》俄译本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也随历史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除此之外，张绪华结合定性定量的方法，根据描述性翻译研究和语料库翻译研究理论对《红楼梦》的英译全译本进行了分析、对比和描述；李凡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红楼梦》的10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讨论了译本各自的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影响因素；任彩和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红楼梦》中的被字句翻译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具体翻译行为背后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尤其是从历时研究的角度将《红楼梦》不同译本的研究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影响译者翻译的综合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陈宏薇， 江帆. 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 《中国翻译》， 2003（5）.

[2] 冯全功. 新世纪《红楼》译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J]. 红楼梦学刊， 2011（4）.

[3] 李凡. 《红楼梦》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4] 李锦霞， 孙斌. 别求新声于异邦――《红楼梦》俄译事业的历时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09（1）.

篇5

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著，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著，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著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篇6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篇7

十八世纪，《红楼梦》横空出世，其巨大冲击波绵延不绝，形成“红学”，红学有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之分，当代红学总体而言延续了三大学脉：一是王国维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学研究；二是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红楼梦辩》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尽管后来屡遭批判，但考证之学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弱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20世纪是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为红学研究主流，文学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

1976到1979年，随着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不少红学研究的文章还没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及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张毕来的《漫说红楼》，1979年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1979年台湾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i同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将红学的范畴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谁家的事，即“本事”，认为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红学学科范畴的讨论，如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讨论引发学者们对于文学何以谓之为文学的思考：纯文学，文学性，艺术性，文学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红学界逐渐趋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的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一.传统方法与文学工具化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其中以《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表现出层层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年）、周中明《红梦楼艺术论》（1980年）、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贾宝玉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又将围绕主要矛盾冲突的其它矛盾冲突归纳为：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转化性矛盾冲突四种。最后，总结出王夫人和贾宝玉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实现的悲剧。作者提出的“钗正黛次说”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人民网、新浪网、学术交流网等多家网站都予以转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舒芜《说梦录》（1982年）、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1985年）、白盾《红楼梦新评》（1986年）、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体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1990年的刘梦溪的《红学》、2002年杜景华的《红学风雨》等。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方面，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结构论》（1990年）《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来探讨《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索之中，出现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

对这类研究，当代文论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思维呢？回到文学文本“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也可能出现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形成“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并为政治所利用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想斗争工具，这就是文学工具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工具论思维模式不仅是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服务，也包括将文学作为经济或其他现实功利服务的工具。

文学工具化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悲歌在于审美被遗忘，“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诗的完整与纯粹。那些弃绝此目的的‘军团’代表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倾向，即总是要避开审美领域；如柏拉图的道德主义和亚里氏多德的社会科学。对诗的攻击往往因其对社会福址的破坏而要驱逐它，或者容其苟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执行社会净化的任务，在学界的、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表象之下，柏拉图主义的古老论题和同样过时的亚里氏多德式社会疗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认为，上述这些观念和一直受困的审美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永无竟时。”ii西方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审美者构成冲突，这种冲突永远存在、相互对立，从而显现文学的独特性。但是中国并不能构成这种冲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对立，中国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与观念对抗的纯审美，历史轮回上演的是短暂的多元混乱之后，“文以载道”总是一统天下，只是载的“道”变化了而已。“载道”思维的文学工具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把文学不当作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被忽略。

文学该不该载道、如何载道以及载什么道的问题，学界一直都有讨论，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对“载道说”的分析值得关注：“从‘文以载道’始，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导，对文学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学观已经一无是处了――在我们对‘载道说’的局限进行反思批判的时候，这一点犹为应该注意。这一是因为：由于中国文化精神不相信现实以外的现实，所以文学与政治和道德均在一个现实中，它们的密切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建立与政治和道德教化无关的‘纯文学’，在中国可能就永远不切实际。所以批判‘文以载道’，不等于文学与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不发生关系。”iii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怎样与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发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又该如何看看待这种关系？当代文论对这些问题应深入思考研究，建构基于中国经典文学载什么道，怎么载道问题的文学理论。

二.西方理论与非文学性批评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楼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运用西方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学术范式。当时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

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后现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等如走马灯似的在中国理论界轮番上演，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以《红楼梦》的研究则是叙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还有李庆信等是以专著形式来专门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对《红楼梦》的精神文化阐释，物质文化阐释、制度文化阐释、哲学阐释等等。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到t学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红楼梦符号解读》（1996年），用符号学来系统地研析《红楼梦》，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年），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后现代情境、性别文化、解构性质、狂欢化、互文性等各种角度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研究有多少是适合文学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随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理论选择的热潮而随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学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红学研究中，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比如随着文化批评热的兴起，很多学者意识到文学性被文化忽略、排挤问题。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iv他认为文学固然包含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内容，但我们应该关注文学“如何表现这些内容”这样的属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吴炫将反思范围扩大了，“今天文化批评中所蕴含的问题，不仅在过去的社会学批评中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批评中，也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从文学的文学性角度来切入文化的问题， 从而也不能区分文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之不同质。”v他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文论称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倡导以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进而提出文学性内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风格、修辞、技巧的层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断’、‘回归原生性的现实’的框架中，而是‘文学突破文化观念束缚’的‘文学性程度’研究。并且他还指出，中西方文学性有差异，也不能用西方文学性理论直接解读中国经典。

如前所述，中国是载道思维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不存在纯审美与非审美的冲突和对抗，我们没有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非审美者“总是会站在高处去思索着相同的体验，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学解释成是阶级体制所催生的。”vi吴炫认为由于中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拿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经典是错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谈文学的文学性，便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学自律的形式批评’和‘纯文学’，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那种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当这种‘纯文学’不能在不纯的中国文化现实落根之后，‘文化批评’、‘反本质主义’这些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就又作为对‘纯文学’、‘纯粹形式’的话语纠偏而出场。但无论是在西方实体性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文学性’和‘文学本质’，还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均错位于‘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更错位于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创性经验。”吴炫认为西方纯粹意义的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解读中国经典，即便是审美的、文学性的理论，直接拿来解读中国经典也有隔靴搔痒、盲人摸象之感，因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不同于中国一元文化的整体性穿透性特质，他从而提出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因此运用西方现代后现论研究《红楼梦》，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种理论在中国的一阵热潮，因而疏离和隔膜于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学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中国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原创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一些学者意识到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经典的隔靴搔痒，转而又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方法。如刘再复2009年出版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就是在海外兜兜转转一圈，发现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理论思潮并不适用于文学，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学，从而回归中国禅宗“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释和解读《红楼梦》哲学思想、文学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这种悟的阅读方式触动受西方学院派浸染的刘剑梅进行反思：“这些年读了太多西方学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几乎离开了文学。不仅是我，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事们谈论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反殖民扩张’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没有真正关注文学的。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越来越来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也就不需要具备任何文学直觉，只要会运用西方理论，即使再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讲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来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进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国也从事文学教育，但是到了后来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讲述文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vii刘剑梅发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刘再复说：“我读《红楼箩》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是喜欢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我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我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宅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viii刘再复从生命、灵魂的需要出发阅读、体悟《红楼梦》，强调文学本身魅力和价值，这样的阅读值得赞赏，也是经典阅读与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哪些是文学性，哪些不是文学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学性不只是方法论，回归传统方法能不能解决当代文学问题？刘再复从安身立命的灵魂归属感审视西方学院派理论，悟证《红楼梦》，特别是对人物“心灵和性情”的阐释，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是俞平伯所说的从“文艺的范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但是“悟证”作为一种阅读、探讨和写作的方法论，其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观、美学观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论命题、概念和范畴的根子在哲学，由于‘意境’、‘气韵’这样的古代文论范畴离开‘玄学’和‘禅宗’就不可能成为文学观念，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哲学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化概念进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国任何古代文论范畴就都难以具有‘现代之用’――那种就文艺理论本身来完成现代转换的做法，已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的只是在‘多年呼唤’所证明其难有实际成效。”也就是说，刘再复是否对“妙悟说”有批判和改造？“悟证”作为不同于“考证”和“论证”的第三种方法论，是否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还是古代一直就有，现在只是将其引入了《红楼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刘再复没有明说，或许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刘再复悟读、悟说、悟证《红楼梦》非常精彩，展现了《红楼梦》浩瀚深广的文学意境与魅力，但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仍然只能选择前人的理论进行当代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阻碍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刘再复的思维方式和眼光不是现代的平视，仍是古代的仰视，对待经典的态度不是平视、尊重和创造，仍是仰视、膜拜和学习。

从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原创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创新来说，刘再复式的红学研究仍然处在创新程度不高的学术创新的层面，即用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既定理论套用《红楼梦》的思维模式，把既定理论作符合时代的新解释，还未达到理论创新（对理论问题进行改造）和理论原创（创造新的理论问题）。吴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或坚守传统，或引用西方，或从传统到西方、从西方到传统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创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理论的问题，而只是选择中西方既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文学文本。“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为不能面对中国自己的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自娱”、“批评自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独创性问题影响力的丧失，就会是历史的必然。”他进而提出“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开辟了一条理论原创道路，不失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原创之范示。

“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揭示经典之为经典的文学性、独创性问题。文学性即独创性，“所谓独创性问题研究，是要揭示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贡献，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种贡献的原因。”ix《红楼梦》是不是经典以及为什么是经典？《红楼梦》凭什么成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为经典中经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哪？《红楼梦》的独创性高在哪？独创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点？后来的作家如何超越《红楼梦》，创作出独创性程度较高的作品？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论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和帮助，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和建构的基本目标；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作出理论创新和理论原创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与建构更高一级的追求。

注 释

i王国维，，俞平伯，鲁迅等.名家正解红楼梦[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J].文艺争鸣. 2011（01）

iv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J].天涯，2003（5）.

v吴炫.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v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三联出版社.

篇8

一、“红楼三钗”与贾宝玉的关系及其形象特质的区别

“红楼三钗”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树立的三个重要的年轻女性形象，按照出场顺序依次为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为了了解和分析三钗，不得不谈到贾宝玉，尤其是三钗与贾宝玉之间的情感关系。抓住这条主线，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红楼中代表女性青年背后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社会烙印。

首先，红楼三钗的才情不同。三人中最具备诗情的是林黛玉，在林黛玉的世界里，诗才能达情，只有在诗的意境中黛玉才能怒放其生命。著名的《葬花辞》是其一部经典的伤感之作，用落花无情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和坚持。“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悲观、痛苦的感情无处释放，用花的命运寄托自我的哀怨。薛宝钗博学多才，琴棋书画各方面精通，其知识涉猎面较广，可谓是多才多艺的旧时青年，但是她的才气带有夫子气。史湘云在红楼中被称作诗疯子，她的诗情与黛玉不同，才情豪放横溢不羁，展示了史湘云对自由、豪迈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三钗在个人价值观上存在本质性差异。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两人对未来之路的选择不同。薛宝钗起初的梦想是通过宫廷选才人，将其选入宫中，享受达官显贵的地位与荣华，而黛玉对宝玉的爱情让她初进贾府时就表达了嫁给宝玉的决心，黛玉追求自由和率真，对宝玉执着专一，宝钗希望走的是康庄大道，两个人在价值观取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薛宝钗看来，黛玉追求的是儿女私情，而其所向往的是仕途之路。

另外，黛玉与史湘云的不同在于对世间万事万物所持的态度不同。黛玉心生悲观，对人世间的事和物抱着残缺与悲悯之心，总是将自己放于贾府的寄人篱下之意，难免事事悲观丧气，难为自己。而史湘云则不然，从她的诗中不难看出其积极、乐观的心态，不会自寻烦恼，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史湘云真正地体会过作为下等人所受的苦，因此，她主张宝玉求取功名，这点与薛宝钗有些相似，但同时，史湘云把名与利看得很淡。在我看来，史湘云是处于薛宝钗和林黛玉中间的调剂人物，在《红楼梦》中是难得的一个人物形象。

最后，三钗在红楼梦中的命运不同。三钗无论才情如何横溢，青春如此照人，但最终都不能逃脱香消玉焚的命运。在当时男权时代，女性的命运完全无法实现自主，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薛宝钗作为大家闺秀，身负家族的众望，希望有朝一日凭借美貌和才情选入宫中，光宗耀祖。因此，宝钗与黛玉和史湘云相比，更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后来变得不再是她自我心甘情愿。虽然最终被迫与宝玉结为夫妻，在与黛玉的斗争中貌似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有谁能读懂其内心的挣扎和无奈，尤其是宝玉将自己的爱情和心灵都交给了林黛玉，只留给宝钗一尊躯体。两个人的悲惨命运在封建社会礼教思想中是那么的悲惨、凄凉。林黛玉对自己的爱情执着、自我，代表了当时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想。尽管黛玉最后得知宝玉的婚事之后，灵魂被抽走，但是她那颗倔强的心仍支撑着她的身体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相信自己的爱情，呼唤自己心爱的人，谱写了千古遗恨的篇章。宣泄出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悲情。才与情兼具的林黛玉的短暂一生值得我们当前女性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去研究。而史湘云最后的命运更为凄惨，这与史湘云的性格不无关系。湘云对于婚姻听从了叔婶安排，婚后努力迎合家庭妇女的要求，在性格和思想上已不再是史湘云。其丈夫死后，年轻的史湘云被迫守寡，在红楼中消失。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史湘云花一般的年纪就从一而终，再也不能嫁作他人妇，这是我国女性在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

二、红楼三钗的形象树立

林黛玉在红楼中被曹雪芹称作潇湘妃子，其前生是绛珠草。所谓绛珠草，就是红色的珠子，暗示着血泪，寓意黛玉好哭的性格和其悲惨的命运结局。林黛玉的爱情是用诗情和悲戚的眼泪共同孕育的，执着地追求爱情和真实表达自我的愿望，是黛玉生命中的旋律。同时，黛玉的才女形象，在《红楼梦》中也得以完美展现。其艺术形象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对当时封建社会主张“女人无才便是德”的最大暗讽。整部红楼著作，以主人翁贾宝玉的生活为主线，通过不同的女性对宝玉的情感和关系网络共同编织出红楼这部巨著。三位年轻女性对宝玉的态度，表达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从他们各自的不同结局，抒发了旧时期女性的悲哀和痛苦，进而向世人表达了发展中的中国女性观。

在封建社会，评价女人的标准与现代不同。女人主要依靠容貌和品德取胜。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反传统的手法将书中女生的形象阐释为德才兼备的新女性形象，并且在书中将三位女性有意无意地与男主人公进行比较，在各项才能上都比贾宝玉更胜一筹，这对当时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种无形的批判。

以积极的角度去看红楼巨著，是一部歌颂伟大女性，呼唤女性解放的一部史诗。几千年历史过程积淀下来的封建思想深深地烙在时代中每个人心里，尤其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牺牲了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机会，成为历史的悲剧。从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去研究红楼艺术，人的出生与入世作为当时社会文人的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三、“红楼三钗”形象的特殊意义与现代启示

曹公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内心充满了对民主思想的向往与追求，在男权当政的时代背景中，仍然不能抹杀掉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对于爱情，作为每个女性的信仰和追求，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找到自我，通过对男性的霸权的批判和藐视，将爱情和婚姻作为他笔下三钗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女性的内心思想和对自我解放的渴望来映射封建女性的凄凉。当时文人对女性的关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性关怀。期盼冲破封建黑暗思想的曹公，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投入到红楼巨著的写作中，成功地书写了一部历史巨著，并且被后人专门研究和学习。林黛玉的死，贾府的败，所有物质下的东西被层层挖掘出来，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悲剧人物的凄惨命运看到背后的有价值的东西，在人类心中引起共鸣和反思，因此，红楼引起了巨大的悲剧效应，同时构成对整个封建礼教思想的控诉。

虽然红楼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自红楼产生后带给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红楼的研究一直是整个社会的热点。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诸如黛玉、宝钗的女性人物，甚至存在众多模仿人物，足以说明红楼对当前女性在形象和思想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薛宝钗，我个人认为其身上拥有的众多的美德是当前女性所缺失的，她身上的很多特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谦和温柔是女人的利器，是家庭和生活中必备的美德，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薛宝钗的大家风范，在大是大非面前稳重、识大体的从容和坦诚，灵活处理人生的态度是女性学习的主要优点。

黛玉是曹公刻画最精致的人物形象，也是全文最受宠爱的角色，刻画得如仙子降临世间，不受世事的污染和沉淀，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爱情世界里，对自由和爱情拥有一份坚定而伟大甚至让人悲戚的执着，敢爱敢恨的大爱面前不去委曲求全，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最后的血和泪哀悼自己凄惨的命运和孤独的灵魂。将她和宝玉的爱情随着生命的逝去而随风飘荡，憾入每个人的心中，谱出一曲悲歌传唱世间。

史湘云的自由、豪放是其最大的优点，犹如新女性中的开心果形象，在哪个角落都能发光发亮，永远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带给周围的人欢乐和开心，同时给自己的人生带去多彩的生活阅历。同时，她的感恩之心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学习的宝贵品质，对生活中的失败与成功都保持感恩的平常心，用知恩图报去感受生命赐予的每种生活经历，用平常心面对挫折，看淡生活的得与失、名与利。

现代女性从林黛玉身上应该领悟到对爱情的执着和自主，拥有一份自己为之追求的勇气，为自己挣得一份美满的爱情，但无论在面对人生的晴天还是阴天的时候，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像薛宝钗那样为自己做好积极的准备，努力为自己寻找机会，更要从史湘云身上学会用感恩来报答生活，用自己的快乐感染生活中的每个人。三钗每个人都有让新时代女性学习的优点，每个人各有优缺点，不存在完美的人，只有不断进步和努力的魅力女性，才能在各个阶段感悟不同的生命历程。

新时代的女性拥有的新思想和其内外兼修的优秀品质，在柔美的性格下拥有坚强的心，最可贵的品质是拥有独立的人格和不断追求自我正当权益的意识，在当前职业化分工如此细微的时代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在事业和家庭中不断感悟生活，品读人生的四季变化，在多彩的人生中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拥有智慧而快乐的人生经历。现代女性应该是用知识打造的淑女，可以笑对人生的跌宕起伏，用灿烂的微笑面对人生的每个季节，能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绽放不同的个人魅力。

参考文献：

[1]李艳梅.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篇9

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红楼梦》的价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之前小说所没有的。韩国红学界在《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义性、小说结构、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美、情感艺术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别就这些方面加以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红楼梦》的多义性

韩惠京《〈红楼梦〉中对多意研究状况考察》中提到，因为曹雪芹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实意图很难。当时文字狱盛行，创作文学作品正面对社会进行批判可能很难，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来表现。作家自己已经体验过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测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触动现实，而是运用有多样解释的象征手法，还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工作。小说的名称也有很多个，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十分艰难。《红楼梦》中到处安排暗示和多样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扩张了情的意味还原到个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让读者自然猜测背后可能有真实状况的存在，是种关联着作品意味体系的创作手法。这些原因造成小说刚出来就带着脂砚斋的批语，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评点本。在《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等多种研究样相（情况）上，坚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文本的周边化倾向。这样的多义性的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以后研究家们要努力找到文学的本来的整体性。

韩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状况，从理论方面分析表明了《红楼梦》的多义性，阐明了小说具有多义性的原因。《红楼梦》中安排众多的暗示和多义，使得文本阐释具有多义性的可能。韩惠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红楼梦》主题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二、《红楼梦》的结构

韩国《红楼梦》结构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韩惠京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考察——抄点化中心》和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等。

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提出，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强调分析小说结构是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写出小说的构成原理与因果关系，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论旨，选择和排列众多的资料（以实际生活资料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和成败。

高旻喜看到了《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强调了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小说构成对突出作品主题和论旨的意义，小说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有赵美媛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状况研究》、《〈红楼梦〉前五回中的叙事含义分析》和李治翰的论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

赵美媛对《红楼梦》的叙事构成通过“情”的叙事化样相上进行分析，分析《红楼梦》中独特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现有的研究是在史实性的美学基础上进行详细的现实描写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侧面；赵美媛的论文着眼于《红楼梦》的主题与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相关地阐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想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幻想的空间是预示情的世界；现实的空间是展开情的世界；回归幻想的空间是崩溃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中，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和创新。白话人情小说《红楼梦》试图摆脱说话体的叙事模式，经过新的形态叙事模式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化、个性化的感愤自叙的作品。观赏的对象不是听众，而是读者，或者是潜在读者。《红楼梦》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创作的小说，而是具有自叙传记特色的文人独创的作品。

赵美媛通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通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赵美媛独特的见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红楼梦》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质的飞跃，是为读者或潜在读者而创作的文人独创作品，而不同于传统说话体小说，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些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阐述，成就突出。

四、《红楼梦》的象征性

相关论文有高旻喜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红楼梦〉的浪漫性小考》，《〈红楼梦〉第五回设定的太虚幻境的意味》，《〈红楼梦〉中红楼与梦的意味》；李星的《〈红楼梦〉中出现的红的含义考》；韩惠京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赵美媛的《〈红楼梦〉初5回的叙事含义分析》等。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很高，这已为读者和批评家所公认，但到现在为止，《红楼梦》的主题和包括枝叶问题等众多问题尚无定论，相互间的争论也是事实。高旻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中认为，研究作家通过暗示的方法如何传达小说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家常常把小说里面设置了障碍和雾气，所以读者经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实目的，但通过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当时时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文字狱很严重。由于《红楼梦》是在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批判见解和人道主义基础上写出来的小说，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写得明白的话，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狱，而且要使作品容易传播，才使用了隐蔽的手法来创作。作家把《红楼梦》的大纲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着叙述很适当，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开，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诱导其深思，才创造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前五回中可见：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内埋伏的每回的内容各个独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别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复合的作用；第五，通过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说的主体和中心内容，主题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暗示人生无常，中心内容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暗示和贾府没落的暗示来分类，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的暗示从第六回以后展开。暗示的表现形态是：第一，从相异叙事主体来看，通过作家介入、启示者的设定和局外者的视角等写下来，变化多端；第二，表现手法上，适当插入以小示大、谐音字、真话假说、诗词曲赋等手法，不但有多视角的暗示内容，而且有良好的观感体验。高旻喜认为作家在小说里预设了众多的暗示，是预示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性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必然的归结。

韩惠京写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认为《红楼梦》是以梦幻构图为中心轴展开内容的作品，是把一块石头在人世之间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作家用石头的经历来表现一场梦幻的过程，才在小说总体的构成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梦，且相互间紧密联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过分析《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有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红楼梦》象征的具体表现手法。韩惠京则分析了梦幻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五、《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与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个语言的魔术师，他运用象征、比喻、对比等魔术艺术的手法，让人叹服。真正进入曹雪芹的艺术世界有几种方法，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蕴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红楼梦》里登场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约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传统的命名方式给他们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命名，从而使作品人物相当生动。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隐含着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安排他们的名字跟主体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蔡禹锡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研究》中认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为爱情悲剧而设，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浮沉相关。他分析了王熙凤的聪明幽默的性格，将其专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贾探春相对照，以其对贾府上下的态度，对嫡庶的想法，重视人治跟聪明贤德的平儿对照等。小说中王熙凤主要为补天意识的形象，但描写是否定的，表示对补天的幻灭的感觉。《红楼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创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形象塑造把传统的平面人物发展到立体的人物加以描写了，深度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锡的博士论文另有《〈红楼梦〉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贾探春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描法试论》。其他相关研究有崔炳奎的《〈红楼梦〉人物理解》，《〈红楼梦〉感赏论》，《通过〈红楼梦〉人物看到人生的艺术》等。

六、《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崔炳奎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美探究》中认为，因为语言是文学的表现道具，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第一要素。文学使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过想象跟事物的形态反映现实的事件、自然景观和思维的过程，才创造了艺术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必须使小说语言具有形象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才能使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他认为文学表现的道具——语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语言，因为只有用提炼过的口语才会有生活感、生动感和较强的表现力。中国文学的语言艺术比他种语言美的要素要丰富得多。在《红楼梦》中文学语言艺术格外突出，表现的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方面，《红楼梦》中都具备了。

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论文《〈红楼梦〉之文学言语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一——人物对话研究。立足于“对话开始时的对话参与人数”和“对话结束时的对话参与人数”两个基本点，以及“对话断续”的重要因素，来区分《红楼梦》文本里的七种对话类型，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对话的发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二——独白与内心独白研究。独白时的情境首先将自言自听的独白分成“有人听”、“没人听”两种类型，并以逼真行为标准分为独白的“生活化”和“舞台化”两种表现方式。而没有说出来的，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内心独白，按照叙述者的公开与否，分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两种类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连续使用分成“单独使用”、“连接使用”两种类型。论文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独白与内心独白的使用情况，表现独白与内心独白在两个部分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红楼梦》的叙述者与叙述者语言研究。叙述者语言在小说中是相对于人物语言来说的，由叙述者发出的语言。他注目《红楼梦》在叙述者与叙述方式上的转化，即“叙述者与作家分离”以及“叙述者多角度复合叙述”来分析具有复合功能的《红楼梦》的叙述者语言，以此证明它确实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叙述者语言中的套语问题。

李治翰另有关于《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论文《〈红楼梦〉与北京试论》、《〈红楼梦〉中对话类型与发话形式》、《〈红楼梦〉中心理言语考察》等。在《〈红楼梦〉与北京试论》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5是阐明了在小说创作上，不想蹈袭现有的因习。李治翰提出，虽然作家没有使用北京的地名，从第53回中贾府家人的举动来看，读者也能知道［3］724。《红楼梦》中，贾府在北京生活，小说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其中俗语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艺术作用。

李载胜写的《试论〈红楼梦〉中的俗语运用》中，认为使用多量的俗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研究关于在《红楼梦》中作家使用俗语的状况。中国现有的俗语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这里反映了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是有教训、有智慧的语言结晶体。曹雪芹写小说的时候费了许多的心血，花了很长时间，这特殊形式的俗语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炼，产生了语言艺术的升华。李载胜将俗语使用的效果加以分类：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很生动；第二用来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第三是起着内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现作品的主题，还暗示内容开展。

韩国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结构、叙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广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作为世界红学的一部分，韩国将来的红学研究将会更加多样和更为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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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学界普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大体属于感悟型的。初始，我却不甚了了，不以为然。及至年岁渐长、阅历渐深、反复咀嚼亦便谓为信然。幼时捧读大部头《红楼梦》简直是囫囵吞枣只看故事。几十年后慢慢地回味、一点一滴地感悟，才模模糊糊读懂其间涵泳的内蕴。一部《红楼梦》说不尽道不完，以至于“红学”研究已成显学。

一、“回到曹雪芹”

谁能不佩服文学大师曹雪芹有如此深刻的生命体验！小说《红楼梦》洋洋洒洒百余万字字字泣血，恰似一部封建社会末世的百科全书。眼见得，好一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权贵家族顷刻间一败涂地；眼见得，好一派莺歌燕舞、繁华鼎盛景象霎时间灰飞烟灭；眼见得，好一座富丽堂皇、巍峨壮观的大观园呼啦啦顿时坍塌……诉不尽人世喜怒哀乐，尝不尽人生酸甜苦辣，阅不尽人间悲欢离合，点点滴滴都是泪，洒向人间都是怨！

谁不赞叹曹雪芹的眼光如此犀利！“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汇入曹公笔端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编织起一道“护官符”，盘根错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令人触目惊心！分明一幅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形态之缩影。

谁不倾慕曹雪芹的文学功底如此坚实！原著对荣国府、宁国府上上下下、形形几百号人物活灵活现的工笔描摹神情毕肖，大观园中各色人等一颦一笑无不符合人物性格和人物情感逻辑，这各色人等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能找出充足的心理依据支撑。其间何尝不渗透了作者自身生命体验中洞彻世事、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何尝不浸泡着文学大师广博的社会阅历及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切感悟？

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对《红楼梦》蕴含的丰沛深厚的文化价值曾做出如此评价：“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小说《红楼梦》的创作手法不仅有批判现实主义，也承继了我国古代神魔小说思维，不乏夸张、变形、梦幻等浪漫主义因素。正如作者自我剖白：“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小说《红楼梦》既以抒情细腻的笔调剥茧抽丝般地展现各色人等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思，又大开大阖地铺陈皇权、社会和家族间网状结构的倾轧场面。在如此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勾勒下，小说由一块顽石跟随僧道二仙入世、出世，体验投胎凡俗社会切入，借衔玉降生温柔富贵之乡的贾宝玉这双慧眼来体察茫茫人海、滚滚红尘。作者假红楼一“梦”隐喻人世间芸芸众生追名逐利、尔虞我诈、贪得无厌、总为凡牵俗累，然却“梦”里不知身是客？隐喻人生苍凉、世态炎凉及命运对人的拨弄，感叹尘海空茫、人生无奈。直取人生！直指人心！“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色即是空”……曹翁深切地感悟：天地之间何人不是来去匆匆之过客？字里行间不乏振聋发聩的哲理思考与追问！

二、全景式改编

2011年，北方昆曲剧院携手北京市怀柔区委的有识之士们，以开放的胸襟全景式打造昆曲《红楼梦》（上下本）并拍摄成电影，已将其推介到英国、法国和台湾地区，既为这部古典名著在全球范围内寻觅到更多知音，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之骄子昆曲艺术向西方世界的传播，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上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五个多小时的上下两本演出在虚无飘渺的《好了歌》伴唱声中落下了帷幕。沉浸在古典情味隽永的剧场中，观众感受到中华民族古典文学诗词曲赋清丽典雅之美感，感受到昆曲水磨调的细腻委婉和“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之传统昆曲表演风格传达出的诗意，也感受到在东方佛道文化底蕴的涂抹中，剧作浸润着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斑斓色彩。

昆曲《红楼梦》上下本人物众多，两对宝黛扮演者翁佳慧、朱冰贞、施夏明、邵天帅个个青春靓丽，宝钗、凤姐、元春、迎春、惜春、探春众裙钗的扮演者也是满台生辉。整体而言，演员整体阵容强大，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场面调度冷热相济，舞台呈现中唱腔、配乐、舞美、灯光、服装、化装、造型、编舞浑然一体。置身这柔和静雅、古典意趣盎然的演出现场，在剧曲兼容、视听辉映、音画对位、诗性流淌的美感享受中，在品味视听盛宴之余，又让当代观众在美感渗透、浸润心田中若有所思、若有所感，由中体味到耐人咀嚼、耐人回味的无穷意蕴。

昆曲版《红楼梦》虽然延续了以宝黛纯真爱情悲剧为主线，又不同于上世纪越剧版《红楼梦》的单线结构。该剧创作者尽量扩展社会历史生活容量，让主要人物命运的起落沉浮在丰厚的文化背景中铺陈展开，力求更加忠实于原著，回到经典，“回到曹雪芹”。艺术家们从原著“百科全书”中精心提取、采撷了主要情节和核心事件来重新结构、精心编织，意欲全景式展现贾府由盛极而衰败的戏剧性骤变，试图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解读这“满纸荒唐言”的个中滋味。

昆曲《红楼梦》上下本中，在极端压抑和摧残人性的封建大家族屋檐下，只有宝黛纯洁爱情这一人类美好情愫的渲染是全剧的一抹亮色，给人希望和憧憬。宝玉生于官宦人家出身贵胄衣食无忧，却偏偏不屑于仕途经济。宝玉的率性而为在赫赫不可一世的贾府是不招人待见的，他的种种叛逆行为和反抗举动被整个家族视为异类，视为“混世魔王”。他鄙视封建等级观念，他尊重小人物的人格，能与侍从、婢女、戏子等社会底层群落平等相待。“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不谙世事的宝玉厌烦男人世界尔虞我诈的龌龊污浊，出于对女儿家那份与生俱来的人文关怀，他整日混迹于脂粉堆。剧中金钏儿跳井、晴雯含冤、司琪被逐、琪官逃逸等情节都与宝玉有牵连，看似枝蔓闲笔，寥寥数笔中已多侧面勾勒出宝玉的高尚人格、可贵的民主意识萌芽及出自善良和本能的人文情怀，展示出宝玉那溢满了真善美似水晶般的内心世界。

不能说宝玉那为官之父贾政不疼爱自己的儿子，但他那种父爱的方式竟然是苛严与暴虐，这种爱只能激化父子之间尖锐的矛盾，只能让宝玉对家族和亲情彻底失望，最终愤而出走！老祖宗、王夫人、凤姐这些贾府的实权派们又何尝不疼爱宝玉？但她们爱的方式又都是以维护家族的利益为目标，是以自我的意志来取代别人的意志，以摧毁别人的幸福、裁决别人的命运为代价的。她们背地里捏估出“调包计”李代桃僵，逼迫宝黛钗三个鲜活的生命被生生葬送。黛玉殒命，宝钗搬出园子，昔日里情同手足的伙伴们一个个如鸟兽散，已极度失望、深深陷入精神苦闷不能自拔的宝玉，只有选择出家这种极端行为来抗议！来与贾府彻底决裂！舍此，他还有别的出路吗？

整个贾府里只有聪慧敏感的表妹黛玉最能够理解和体贴宝玉内心柔软的部位。黛玉身为孤女，投靠贾府寄人篱下，自然生出几分自卑，伴着她那原本就多愁善感的天性。青梅竹马中逐渐长大成人的宝玉和黛玉，两颗孤独的心渐渐靠拢、相互慰藉，两个人都盼着能够抱团取暖、牵手过河，更加亲近。“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宝玉巧借禅机的一句表白，给黛玉脆弱的心灵点燃了希望之光。

昆曲改编者与导演抓住了小说原著中闪烁的人文精神之光，竭力开掘出原著对人类追求精神层面欲望得到满足的人文价值取向。剧作不惜笔墨地渲染宝黛两小无猜、情窦初开、佯嗔薄怒、破涕为笑、赠帕题诗等生活场景，描摹“金玉良缘”的谎言给宝黛钗三人带来的内心纠结，悉心体悟出他俩在种种误会与试探中彼此的心靠得更近，以及这对有情人心灵碰撞出灿烂火花等曲折的情感历程，着力表现少男少女本能的情感追求和对美好爱情的热切渴望。同时，创作者并未忽略在政治背景、社会背景与家族背景的复调涂抹中强化作品的思想力度和文学内涵之使命，由此揭示出深蕴其间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竭力使原著的经典意义与当下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及审美意趣相契合。

其实，似这般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大旨言情”，与全景式俯瞰社会历史生活相融合的戏剧结构方式，将儿女私情的细腻描摩与大容量的历史社会背景并置，应追溯到洪昇在煌煌巨著《长生殿》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洪昇将唐天宝年间李隆基、杨贵妃的帝妃情缘，置于“安史之乱”和唐王朝由盛而衰这样更加宏阔的社会生活视野中予以观照，在剧作中纵横挥斥，铺叙釵盒情至，感叹社稷兴亡。伴随着双线交织结构的渐次展开来传达作品深邃的思想内涵，洪昇已开先河。

上下本昆曲《红楼梦》叙事的宏大架构，就像一部庞大的命题交响乐的两个乐章，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上本即第一乐章，主色调是喜、是闹、是热、是兴，是元妃省亲、繁华似锦、极富极贵、达至峰巅；下本即第二乐章，主色调是悲、是静、是冷、是衰，是元妃病逝、支柱坍塌、贾府破败、空余悲风。随着剧情的推移，上本演绎的是黛玉进府、共读《西厢》、宝玉题匾、宝玉遭笞、赠帕题诗、刘姥姥进大观园，到元妃省亲已登峰造极般辉煌；下本则于极大反差中演绎了黛玉葬花、凤姐弄权、抄检大观园、定“调包计”、宝玉成婚、黛玉焚帕、查抄贾府、夜访潇湘等悲情丛生的情节，好不令人伤感！上下本在极其强烈的对比中陈述了赫赫贾府由兴到衰的全过程。

昆曲《红楼梦》整部剧作的戏剧性展开如同一部交响乐的演奏，在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低音组和打击乐组等不同音色、不同音区、不同声部、不同演奏技法的不断切换、对比、衔接和呼应中，给听众带来丰沛浑厚的视觉和听觉感受。宝黛爱情主题的渲染，正像凸现于交响乐上部的主旋律音调一般清晰感人；伴随着厚重的历史感导引下政治历史背景的展开，在以元妃为象征的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操纵下，在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等为代表的庞大家族封建势力的操纵下，宝黛二人心心相印的美好情愫终被扼杀。这里，纷繁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的层层铺垫，如同交响乐旋律线下部编配的丰厚、深沉的和声织体，烘托出一幕幕戏剧情境和氛围。曹雪芹的小说丰富和发展了双线结构，昆曲版《红楼梦》的全景式叙事策略似乎已将双线结构扩展、丰富成复调结构。

三

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问世二百余年不断地被每个时代的受众们阅读、阐释、改编、拍摄或搬演，盖由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内蕴所激发！所呼唤！可以说，这部文学名著正是以其珍贵的人文关怀接通了每个时代人们共通的心灵诉求、情感诉求和精神诉求，展现出古典名著的当下意义与价值导向，以此满足公众社会向民族传统文化汲取养分的精神渴求！

昆曲《红楼梦》上下本结构中，分别以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点化顽石入世，和警幻仙姑歌班演唱《红楼梦》词曲点化宝玉为开端，以《好了歌》为主题或动机的旋律音调贯穿全剧，在时隐时现中反复再现点题，渲染如梦如幻的的生命体验与感悟。全剧结局于黛玉香消玉殒“质本洁来还洁去”，锦衣卫查抄贾府，王熙凤、老祖宗相继丧命，大观园空余悲风。这景象不正是“树倒猢狲散”、“天下无不散筵席”吗？这景象怎不让人感叹：“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下本尾声一片粛杀之气中，情痴宝玉夜访潇湘旧径，似闻黛玉灵魂的叹息：“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宝玉暗自思忖：“散则成气！林妹妹如此，众姐妹也是如此；有情如此，无情也是如此；富贵繁华如此，凄凉败落如此！这无边的离别恨，相思泪，岂不也是如此！”宝玉顿悟枉入红尘而感叹道：“回头望，一片空，好一场大梦！”于是跟随佛道二仙出世皈依佛门，最终结束了此番步履匆匆的红尘之旅。

曹雪芹生于封建社会末世，以敏感的心体察到封建时代强大国家机器对人性的践踏，对宝黛等一群鲜活生命的摧残和蹂躏，借宝玉离经叛道的叛逆行为表达作者自身对这没落的封建制度的反抗、抨击和控诉，闪烁其间的犀利的批判意识不乏积极的思想内涵。但他所深刻感悟的尘海空茫、人生无奈、虚无缥缈，以及借《好了歌》宣扬“好就是了”、“了就是好” 、“色即是空”的幻灭感和宿命论，难免带有消极厌世的虚无色彩和思想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