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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翻译美学研究综述,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接受美学概述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理论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百年中,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理论转折:19世纪风行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后,它经历了以作者的创新为理解作品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范式时期,以文本自身的语言结构为理解文学意义的根本依据的文本中心论范式时期,和以读者的阅读、反映、创造性理解为文学意义生成的主要依据的读者中心论范式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德国的接受美学就是读者中心范式的一种理论观点,本文就主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首先,读者阅读的主体性。20世纪60年代,聚集德国康士坦茨的五位年轻学者鉴于对社会现实与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方法的不满,开始探寻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口。几经寻觅,最终他们选择“走向读者”这一道路。走向读者,意味着文学研究在文学与社会、美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阅读的创造性,强调接受的主体性。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其接受过程又是如何?认为离开了读者,就没有了文学。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姚斯认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意义的实现要靠读者通过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加以填充,从而使文学作品得以实现。伊瑟尔则关注研究文学阅读的具体过程。他认为文本和读者的会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文学作品不是作者独家生产的,而是读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的积极参与是解读文本潜在意义的重要因素。接受美学还十分重视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审美教育,认为培养读者的知解力和想象力尤为重要,读者的期待视野提高了,才能促使作者创造出更好的文学文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是指参与了作品存在甚至决定作品存在的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读者。“文学作品赖以出现的历史情境,并不是一种把观赏者排除在外的,事实上独立存在的事件系列。”文学作品“仅仅为它的读者才成为文学事件。”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并非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能动的参与过程,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读者。姚斯主张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获得现实的存在与生命,否则,只是一堆死的文学符号的纸张而已。
其次,文学的历史性。文本时历史的文本,所以研究文学理论也就是研究文学史。把文学史看成是文学效果的历史。姚斯说:“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post festum(过去神圣的)“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毋宁说取决于由读者原先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具体说,它是靠读者的审美期待视界及其改变这个中心概念来描述作为接受和效果的历史的文学史,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期待视野。”文学作品在历史中的连续性正是连接文学的产生、再现与接受维度的桥梁,即文学史研究中连接历史和美学的桥梁。姚斯提出,文学作品只能作为连续几代读者的集体阐释而存在。每一代观众或读者都是通过特殊的期待视野的透镜对文学作品做出反应。对姚斯发生深刻影响的是哲学解释系统,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著作,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是试图在过去与现在的空隙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当下的阅读无法避免我们的文化成见,但可以在这个历史局限性之内达到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终究会对旧的文本新的解释。文学的历史发展并非完全由它本身决定,而是由作家、作品、读者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决定的。读者每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与他以前读过的作品相对比,调节现时的接受。每一次具体的阅读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有意识的调节。
再次,文本意义的未定性。接受美学反拨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在接受美学中,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的概念包含两级:一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一是经由读者阅读后的具体化文本。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本文,也不同于本文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Iser,1978:274)。姚斯(1982)则提出本文的历史本质,即本文存在与文学视野中,存在于时间系列中视野的不断交替演化中;文本不过是文学效应中永无止境的显现。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才能谈得上接受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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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中的评价意义初探
教材编写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为宗旨
[2]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6).
[3]冯国华,吴群定.论翻译的原则[J].中国翻译,2001(6).
[4]倪传斌,刘治.标记语的英译原则及实力分析[J].上海科技翻译,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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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银泉,陈新仁.城市标识用语英译失误及其实例剖析[J].中国翻译,2004(2).
老子最看重什么——恒,反,抑或其他
《易经》在越南的流传、翻译与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再解读
《金瓶梅》翻译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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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启孮先生为周汝昌先生题写女真文“红学旗帜”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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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语的元音长度——兼论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
21世纪以来国内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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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卡和绵虒羌语格标记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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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绵虒镇羌族语言生活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儒家典籍“四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19世纪《教务杂志》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
雷慕沙与《道德经》的译介
从符号学角度的文字分类看彝文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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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壮字的发生与壮族原始图画及刻符
东巴文合文与会意字、形声字的异同
巴尔福《庄子》英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探析
儒家典籍“四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为何科学,如何科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科学主义审查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论维特与自然的微妙关系
人性扭曲的病理标本:《连城诀》中的人性分析
基于谓语语义范畴的日语ニ格语义分类之考察
中日两国“性向词汇”的比较研究
试论汉语和日语中“素”/「素的意义用法
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共现的汉语限定词短语研究
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读音的辅音对应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研究员访谈录
再论刘勰与classicism——兼及王和达教授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26篇)《神思》汉译法及其思考
妙手译文心——评陈蜀玉《〈文心雕龙〉法译及其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的尝试:《文心雕龙》法译述评——以陈蜀玉译本为例
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
英语无灵主语句研究综述
语料库视角下的口语语法研究:现状与问题
科研论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及语篇功能的实证研究
英语习语变体的人际功能
语言经济学视野中的网络英语
汉英新闻语篇言据性类型学研究
人体词“牙/齿”和“tooth”语义转移的认知研究
中英文政治演说的情态对比研究
英汉双及物构式语义理据与理想化认知模式研究
《白虎》:身份转型的伦理思考
当汤姆偷窥微笑的美杜莎——多丽斯·莱辛《屋顶丽人》的福柯权力理论解读
《不合时宜》的多模态话语解读
贝克特作品中的“失语症”评析
第五届国际形式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征集
文化的批评还是宗教思想的表白——霍桑作品中的宗教思想
人生是条双向流淌的河——解读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占卜者》
从阿卡迪亚到启示录——小说《路》的生态主义解读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刊《英汉对比与翻译》征稿启事
“译经意识”与文化资本流通——以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译本为例
口译潜能中的EQ因素研究
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的地区形象宣传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展馆主题为例
归化还是异化: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策略探究
认知理论视角下的语篇意识与翻译策略
国外课堂语用教学研究三十年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作动机和需求调查
基于统计分析的我国外语类普通高校学科体系类型划分
近15年国内英语听力理解研究综述
评价理论在外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词汇化通感与修辞性通感——英汉语通感对比研究
英汉下指的认知机制研究
自主对话中话语标记语“and”的英汉对比研究
从中心语移位理论和汉语施事述题化看俄汉OVS词序变体
第11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将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行
二语习得中英汉关系从句习得的对比研究
戴运财 朱庆 叶志雄
评价意义的语篇建构功能
英语“进行体”的评价功能
诗歌通感与概念隐喻理论、合成空间理论之研究
虚假语用预设及其认知解读
隐喻及习语的语言哲学探微
塞尔指称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范畴的不确定性——范畴本质的后现代研究之二
“冷战”影响下的西方文学及其宗教意识
似是而非说迦茵:林译《迦茵小传》中迦茵形象的修辞解读
柿本人麻吕的“天皇即神思想”与古代中国的神仙思想
英美及中国多丽丝·莱辛研究中的“空间”问题
《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双双获奖
)论冯乃超早期诗歌对魏尔伦诗歌音乐性的接受
论卞之琳诗歌中中国传统诗歌同西方象征主义的交融
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女人意象
从地狱到天堂:神的孩子在跳舞——兰波对波德莱尔诗歌观的发展
翻译比喻中伦理关系透视
文学作品复译的原型观
传统译论中的翻译策略术语研究——重九译、重译、九译、直译和音译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中的元话语“又”及其英译对比研究
教师反馈的有效性及性别差异研究
吴建设 闫嵘 栗小兰 杨欣然 陈静
(105)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中副词与形容词搭配的使用特点
高校英语教师课堂教学评定方法的应用研究
模糊回指及其语用功能
事件语义学理论与汉英句式的语义表征——从“王冕死了父亲”说起
认知语义激活与语言留白美学论——从汽车尾部十大经典警示语谈起
基于概念转喻的意义构建
语篇语法隐喻具体体现形式的整合
“自联想—预测”思维模式与语境假设构建
专名意向性理论及其对专名翻译的启示
从人际功能角度看电视谈话节目的言语特色
电话会话开头特点之探析
英汉多项前置修饰语次序的心理认知过程
英汉中动结构的认知分析
汉英词素化音节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变化对比
《榆树下的欲望》的精神生态探析
“面向大众”与“象牙塔”之间的取舍——斯·茨威格创作论及其相关评价
尼·科利亚达的戏剧世界
隐喻翻译局限的认知解释——以“熊猫”为例
人际意义跨文化建构:比较与翻译
成语翻译新论:互文性视角
小句动词翻译方法论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2009年年会召开
创造力和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生成能力的相关研究
以学生为中心的听力教学模式在高校英语课堂中的有效性分析
中国学生英语关系从句习得的实证研究
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
实景商洛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的生态文化价值
贴着老百姓的心窝写戏——论秦腔新剧目《西京故事》
催人泪下振人眉宇爽人胸怀——评大型秦腔现代剧《西京故事》
拨动最敏感的一根神经——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观后
陕西洛南方言声母的读音类型
商洛地方特色饮食及其翻译研究
论《孽海花》中的“颓废”美学内涵
论《巨翅老人》所揭示的人性
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个体生命意识
素心如白雪雅意属清神——林凡楹联艺术管窥
补研究之不足启研究之新境——读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
图式理论视阈下的英语新闻听力理解策略
外籍教师在英语第二课堂活动中的作用
论日语汉译中人称代词的加译
商洛学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教育资源利用策略
数字化阅读的现状及其趋势
从影视传媒中教师形象的变迁透视受众心理
《白鹿原》小说叙述语言的自觉实践
贾平凹散文语言风格演变及其特征
贾平凹小说神秘化现象探析
个人·地域·先锋·历史——对贾平凹诗集《空白》的解读
商洛民俗文化的区域特征
1950年代以来商洛考古工作综述
方言宝藏的广采深钻——张成材新著《商州方言词汇研究》评介
刘体仁窃书辨诬兼及其它
元杂剧结构: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兼论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情节结构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御览诗》诗人选录简论(二)
《围城》中的两性关系探析
论约翰·克里斯多夫形象的悖谬性
死亡与重生——艾略特《荒原》的再解读
大学生的现状及其对策
近代陕西商会的组织结构和特点
从文化角度看海外华人遭袭
论传媒文化对晚清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略论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小说的难度
方英文写作的轻与重——《落红》与《后花园》解读
《秦腔》:一曲传统文化没落的挽歌
论贾平凹《秦腔》的独特叙事艺术
论文化传承的地方激励与劝诫机制——以明清时期的陕西商洛为例
商洛特色饮食开发的几点思考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货币思想之比较
论日常交往中的主体非中心化及其限度
现代化对土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冲击
景观设计中运用景观文化之探讨
近十年寒山研究综述
社会转型背景下大学生消费模式探析
金融危机下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配偶权立法完善刍议
汉语恭维语中的性别语言实证研究
从《敦煌变文集》看“了”的用法
一、引言
提起李渔,人们会想起他的《风筝误》等十种曲,以及他的精辟戏剧理论。其实,李渔多才多艺,他还擅长于诗词。他的诗词与他的戏曲一样,大胆泼辣,意趣生动,彰显李渔的独特个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李渔诗词大都收集在《李渔全集》第二卷里。包括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和耐歌(词)等凡一千余首。从内容上看,或反映他的农耕生活,或游乐于山水之间,叙事抒情,放浪恣意,特别他反映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百姓生活坎坷,这是他的诗歌精华部分。总之,李渔一生坑坷经历皆俯仰悲欢,见之于吟咏之间。与诗相比较,李渔的词不仅在数量上或者结体上稍弱,其词的风格上也近于曲,这也许与他善于戏曲有关。
诗词曲三者,在李渔看来,既不同,又相通。他在《窥词管见》中云:“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诗为贵,词为次,曲为下。但他又说:“有学问的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诗词的作法是相同的。所以他说:“考其体段,按其声律,则又俨然一诗。”
李渔说,写诗作词要“三忌字涩”,所以他的诗词明白无障,如《续刻梧桐诗》:
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针头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与“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等这样的文字风格相近,老孺皆能读懂。
如《闺人送别・生查子》:
郎去莫回头,妾亦将身背。一顾一心酸,再顾须回辔。回辔不长留,越使肝肠碎。早授别离方,睁眼何如闭。
这是一首描写恋人别离的词,感情真切细腻,没有什么“忌字”,读之自然明白。
二、文献综述
李渔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戏曲家,同时他还擅长诗词。李渔诗词别具一格,意趣生动。随着对李渔研究的深入,李渔诗词翻译愈发凸显其重要性。现阶段,对李渔诗词英译研究仍较缺乏。因而,研究现状述评,将侧重与本课题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翻译理论成果。
古典诗词的翻译研究方面,2003年卓振英教授《汉诗英译论要》的出版是古诗词英译理论构建的第一次尝试。(卢军羽,2009:102)卓教授从汉诗英译的标准、原则、方法、心理过程、评价体系、译者的素质等方面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诗词英译理论框架。(卢军羽,2009:102)
许渊冲教授的古诗词英译理论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较严密的“中国学派的古典诗词翻译理论”。(卢军羽,2009:102)
这两个理论体系,正如卢军羽所指出的:“一个(卓振英)侧重微观,一个(许渊冲)长于宏观,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卢军羽,2009:102)
吴如与姜秋霞从美学角度对翻译进行了解读。吴如分析了诗词曲赋作为翻译审美客体的主客观审美构成(客观系统:语音审美、文字审美、语法审美和修辞审美;主观系统:意境,具体表现为意象、虚白和禅境)和译者作为翻译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针对这些审美特征提出相应的翻译原则及对译者的要求。
姜秋霞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她通过文学翻译实践,以及对他人文学翻译的理论分析,建立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首先,文学文本作为艺术客体具有其相对独立的整体性,即格式塔质,它不是语言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言、象、意及其结构的高度整合,具有艺术作品的完形性特征。(姜秋霞,2002)其次,译者对文本客体的审美体验也具有其完形趋向性。(姜秋霞,2002)译者在转换过程中体现的不是词语或句式的对应,而是整体意义和意象的再现,即用译文语言建构整体概念。(姜秋霞,2002)
三、李渔诗词特色及其风格再现
“奇巧”为李渔诗词一大特色,李渔诗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颇具新意。李渔的诗词中之“奇巧”表现在其创新上。李渔把词中之新分为“意新”、“语新”及“字句之新”三种。(张晶,1998:126)
“意新”较易理解,即指立意之新颖。(张晶,1998:127)“语新”当指整体性的语言范式。(张晶,1998:127)用李渔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腔调”。(张晶,1998:127)“字句之新”则是词的创作中具体的字、词的运用。(张晶,1998:127)李渔诗词的“三新”紧密相关,是由内及外、由整体到部分的三个层面。
运用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有助于把握“语新”,再现李渔诗词风格及意境。根据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只有将文本视为整体而非孤立的个体,源语的意象才能在翻译中得以完整再现。
李渔的诗词艺术感染力很强,究其原因,他的诗继承了明末的公安派的创新精神。“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万历年间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理论主张,也是李渔的主张。他解释说:“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另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在《窥词管见》中,他更进一步提出:“文字莫不贵新,而词尤为先。不新不可作,意新为上,语新之,字句之新又次之。”
如《暑夜闻砧・相思引》:
何处砧声弄晚晴?询来知是寄。时方挥汗,先虑涉层冰。?摇 若使秋来方动忤,几时将得到边城?忤敲暑夜,才是断肠声。
这首词写的是女子暑夜给在守边关的丈夫洗衣。这类题材在古代诗词中并不少见,在一般人看起来,这类题材已经写绝了。但是,李渔从另一角度,把这类别题材写出新意来,实在是高明。
又如七绝《伊园十二宜・宜春》:
方塘未敢拟西湖,桃柳曾栽百十株。
只少楼船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
该词表面咏的是自家门前的方塘,实则描写西湖。我认为,从古至今,描写西湖的诗不在千首之下,用这样的衬托方法咏西湖之风光的,实为罕见。
《伊园杂咏》九首是李渔经过战乱以后回到故乡兰溪夏李村写的。当初,李渔18岁离开客地如皋回到金华谋生。不久,金华寓所在战火中被焚,他只得在江上舟中安身,之后,无奈回到老家,在亲戚朋友的援助下,在夏李村伊山头旁边用草蓬搭起草堂小筑,叫伊山别业。这九首诗是他住在草堂做“识字农”的“见景见情”。“桥从户外斜,影向波间浩”,写出他经过动乱之后淡定的农村生活心情;“移住月轮日,足踏群花影”,农村生活虽艰苦,但自然的山水、四季的缤纷还是很让人满足的。品读《伊园杂咏》,可感受其诗之奇巧。在格式塔理论观照下,翻译时应力图完整再现李渔诗词这一风格。
参考文献:
[1]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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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埃利特著作中关键概念的翻译
(一)艺术哲学部分的核心概念
1 MUSIC,Music,music/总体音乐、个项音乐、音乐作品
在这本著作中埃利特最具创意的不是对音乐概念的重建,而是把music这个词化为三种视觉形式MUSIC,Music,music,从而恰如其分地把他重建的音乐概念所具有的三个层面内涵表达清楚。所以,这三种不同视觉形式的音乐概念必须对应并明确地翻译出来,这样才有利于第三章以后译文的简洁与准确。中译本却用长而嗦的句子去描述、解释这三个概念,把埃利特最具创意的表达消解。这种核心概念不翻译出来,无论对译者自己第三章以后的翻译还是对读者的阅读都会带来麻烦。
2 Praxis,praxia!/反思性实践、反思性实践的 Prams的英语解释是reflective pmctace,它与practice有区别:外延变小,内涵变深刻。所以,埃利特论证的是反思性实践取向的音乐教育,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的音乐教育有区别。中译本把Praxis与pracllce的译法不分,导致埃利特著作中对Praxis内涵的大量描述变得白费口舌无意义。
(二)课程部分的关键概念
1 Orientation/取向
取向是课程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课程目标的确立、内容的选择、实施与评价的展开都需要考察与解决取向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课程价值取向的论证,它是课程编制的逻辑起点,没有价值引领的课程编制像是开没有方向盘的汽车,是盲目没有支撑的。在美国的教育话语体系中经常是课程与教育两概念不分,所以无论考察一种音乐教育还是考察一种音乐课程首先要论证的是这种教育或课程的引领价值。埃利特音乐教育哲学的前半部分旨在价值论证,音乐即反思性实践就是他的论证结果,而音乐即反思性实践的价值取向又成为他音乐教育哲学后半部分课程建构的出发点。在埃利特课程建构的四步骤中,步骤一即讨论以反思性实践为价值取向的音乐课程的七要素,在这里反思性实践音乐价值作为课程建构出发点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
中译本把这一概念有时译成“导引”,有时译成“引导”,有时又译成“定向”,让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总之,这样的翻法无论翻成什么都伤害着埃利特著作的学术性。
2 Commonplaces/共同要素
由于美国教育界或课程界喜欢不分课程与教育概念,所以埃利特所说的课程共同要素也可理解为教育的共同要素。世界教育史上提出教育要素的第一人是卢梭,他的三种教育即是教育的三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环境。施瓦布提出课程的四大要素:学习者、教师、教材和环境。埃利特扩展了施瓦布的课程四要素,提出课程七要素的框架。
在课程或教育话语中,只要提到教育共同要素或课程共同要素,人们就知道这是在讨论什么问题,思路很快就会被带到当前的问题域中。中译本把Commonplaces译成基本论题,完全偏离了课程话语。
3 Practicum/实习场
应该说,实习场是学习理论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生态学方法取代信息加工方法的产物。生态学方法的学习理论强调情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一种能提供有意义学习并促进知识向真实生活情境转化的情境学习理论。以森杰(Sere)与莱夫(Laye)为代表的这一支情境学习理论把创建实习场作为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随着实习场在学校情境中的应用,实习场很快成为课程的一种组织形态,类属经验课程。埃利特敏锐地捕捉到实习场这种课程组织形态与他的反思性实践音乐价值的契合度,以创建音乐实习场为核心的反思性音乐课程本身突显着音乐人埃利特对教育、课程的深刻理解。他的课程编制即音乐实习场创建即音乐学习共同体的建构。
中译本把Practicum还是翻译成实践。至此,中译本无视埃利特著作中praxis,practace,practicum这三个关键概念所具有的充满学术品质的内涵差异,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译成实践。
二、艺术领域外常用且重要的概念
1 How/心流
这是奇克岑特米哈伊心理学的标志性概念,看到“心流”一词就知道要谈奇克岑特米哈伊了。中译本有时把它译成“流畅”、有时译成“洋溢”、有时译成“涌动”、有时译成“沉浸”,奇克岑特米哈伊的意味尽失不说,还极不严肃。
2 Metaknowledge or metacognition/元知识或元认知(反省知识或反省认知)
这是教育心理学与教育学中应用很广的一个概念,中译本译成超级知识或超级认知,意义南辕北辙。
3 Memes/模因
这已经是比较广泛地被接受与认可的译法,中译本用自己的语言来译显得哆嗉不规范。
4 Ideology/意识形态
埃利特在表达音乐的文化、社会等非审美功能时才用这个词,意思非常明确是意识形态,而书中有时翻成意识、有时翻成意识形态,把一个意义极度明确的词翻得模棱不清,很容易混淆读者思路。更重要的是在埃利特的著作中这个词就是明确的意识形态,译成意识是错译。
三、美学或艺术哲学中常用且重要的概念
1 Dewey,Art as Experience/杜威,《艺术即经验)
就像莫扎特、贝多芬的名字译法已经非常固定一样,在哲学、教育、美学领域,说杜威的名字如雷贯耳应该是不过分吧。中译本把他的名字译成德威,显然译者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的美学名著是《艺术即经验》,中译本译成《作为体验的艺术》。As翻成即或作为不是关键,关键是把杜威的教育与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经验”翻成“体验”。把经验翻成体验是一种想当然,就好像把书名Music Matters:A New Philosopbv of Music Education译成《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一样是想当然。先说书名,Music Matters就是指音乐问题,在翻译时没有必要把书中的内容强加进去。再说经验与体验,杜威思想的核心概念“经验”其内涵要大大超越“体验”所能达到的,所以用体验概念去替代杜威的经验概念消解了杜威经验概念所具有的张力特征。
2 Affect/情感
这是审美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第八章埃利特专门用一节来讨论音乐与情感的关系,旨在论证音乐活动的重要性不只在审美理论所主张的情感激发,而在于超越情感激发的魅力人格所具有的心流。中译本中把讨论“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的这一节译成“音乐与效果的关系”,让人莫名其妙没法阅读。
3 Representation/再现或再现性
埃利特使用这词时基本上是与表现或表现性成双入对地使用,这是美学或艺术哲学常用到不能再常用的术语,但中译本有时译成“具象”,有时译成“表现”。译成“表现”不知是轻率还是对艺术史的一窍不通,让人无语;译成“具象”至少说明译者想把它与表现作出区分,只是再现也包括对情感的再现,所以它的外延是超出具象范围的。
4 Disinterested/非利害、无利害
这是美学中太常用的词了,但中译本译成“冷漠”,让人哭笑不得。
四、固定译法的“新译”
如果对一本学术著作的核心概念与重要概念的译法都可以不当一回事的话,那么对书中一般词语的固定译法不予理睬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中译本中不按固定译法翻译的现象很多很多,这里仅举几例。
1 Pattern,指(音乐元素)模型,如节奏模型、旋律模型,简称节奏型、旋律型,中译本把此词译成模式,一个小词用一个大词来翻译。
2 synta ctic parameters,nom'yntactac parameters,指音乐元素中的句法与非句法元素,中译本译成语法参数、非语法参数,这种无法理解的中国话即便有人使用也应该回避而不是模仿。
3 Tanner and Tanner,是指课程论研究领域著名的坦纳夫妇,坦纳的译法已比较固定。Schwab,施瓦布,也是一位著名的课程论专家,与上面的坦纳夫妇一样,他的名字的译法也已比较固定。
4 James Mursell,Bennett Reimer,詹姆斯,穆塞尔,贝内特,雷默,他们俩位都有译著在中国,而且译得不错,所以他们俩人的姓与名还是遵守一下原译比较好。
5 Review,综述、回顾、评论。中译本译成反思,这个词译成反思的可能性很小。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116-02
一、绪论
中国翻译事业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一个翻译家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翻译标准,这也是翻译的根本性问题。翻译的标准是什么?清代翻译家严复曾经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文笔流畅,文字典雅。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问题的探讨。综述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发扬“信、达、雅”标准,但要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周煦良先生的《还是信、达、雅好》等;二是主张摒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翻译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许渊冲教授的“信、达、优”,海外学者思果的“信、达、贴”等;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二三十年代陈西滢先生的“神韵”说,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当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不光是文学研究者、文艺研究者、翻译理论家、小说家,同样也是一个翻译实践者,或曰翻译家。人们曾经这样评论他:“他的有关译学方面的论述不过是其巍峨的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基础,然而已在当代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这么一位权威性的人物却没有为翻译实践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只是将其描述为“翻译的理想”。这种作法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理解翻译问题的独特视角,钱钟书没有以理论家的身份为翻译“规定”什么,而是采取了翻译本位主义,从翻译实践的立场出发、以观察家的姿态来“描述” 自己所能洞察到的关于翻译属性及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
二、什么是“化境”
钱钟书先生是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申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的: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辍,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日‘辍,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许慎的这段训诂所蕴涵的含义,历代译论家都不曾留心,钱钟书先生却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用之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在“信达雅 和“神似”之外独举“化境”之旗帜,为文学翻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境界本来是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一个概念,钱先生把它推广到翻译领域里来,一方面指明“境界”是各门学科的一个共性,诗心、文心和译学相通,另一方面把文学翻译理论划入文艺美学的范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新璋先生在《钱钟书的译艺谈》一文中分析“化境说”, 引用谚语:“酿得蜜成花不见”指出钱先生所标举的“化境”,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罗新璋先生的见解十分中肯,蜂采百花而酿成蜜,我们很难辨别这蜜采自哪朵花卉。钱钟书先生综贯百家,博通中西,从文艺学美学推衍出文学翻译审美的理想境界“化境”。
钱先生的“化境说”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这一最高境界――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从而读起来不像译本,即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钱先生的“化境说”:
1.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上文所述的“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2.化即是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能不因表达习惯的差异而使译文牵强,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读起来不像译本”;
3.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这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以翻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化境说的内涵及意义
“化境”被誉为是翻译应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如果单纯把“化境”理解为翻译标准或方法,那就掩盖了“化境”的丰富内涵。笔者认为,如果要想深刻的理解“化境说”的丰富内涵,须先将“诱”、“讹”、“化”三个概念诠释清楚。
(一)诱:翻译的功能
钱钟书一向重视文化交流和相互关照,认为翻译的基本功能是“媒”或“诱”:译者从事媒婆的工作,介绍大家去认识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让他们有机会相识、相知乃至相爱,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正所谓“翻译者的艺术曾被比于做媒者的刁滑,因为他把作者的美丽半遮半露来引起你读原文的欲望”。“诱”有正负之分。正“诱”即是好的译本给予了我们阅读原作的欲望;负“诱”在坏翻译会在无形中使读者拒绝阅读原作;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钱先生指出,林纾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引诱功能,他本人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甚至在若干年之后仍然发现林译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林纾作为译介西方名家名篇的第一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视野,为中国的新文学打开先河,许多一流的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郭沫若、朱自清等,都提到他们曾受林译作品的影响或熏陶。因此,成功的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译作的正“诱”功能,吸引译文读者了解原作、接受异域文化。
(二)讹: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讹”即伪言。以“言”破坏“化”,是指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理解或表达中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钱先生说“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也就是钱先生的“译必讹”的观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这些“距离”势必影响译者在理解原作者及其作品、表情达意、愉悦读者等方面能力的发挥,妨碍译文读者了解、喜爱原作,从而导致双方的隔阂,因此,“讹”在所难免。钱先生还借用中西译论中关于“翻”或“翻译”的定义来进一步解释“讹”,如赞宁“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西洋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塞万提斯关于文艺翻译中“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差得很远”;艾伦・坡翻译的“翻”就是“颠倒翻覆”,等等。钱先生很欣赏这种“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钱先生所肯定的仅仅是“化”中之“讹”。
(三)化:翻译的理想境界
“化境”的核心是“化”,正确理解和把握“化”的内涵,是系统、全面地诠释“化境”说的关键所在。
钱先生在《管锥篇》里说过:“安[道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该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说明“化”是一种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译者易去的是原作的外形,不易的是原作的意义、内容,失去的是原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方式,得到的是它在译语中的“再生”。
在钱先生的“化境”理论里,“化” 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化”。另一种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化”。前者是译者去努力实现的大目标,而后者是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只有胸怀大目标,尽量在翻译中缩小“距离”,减少“讹”,才能提高译作入化的程度,接近理想中的“化”,避免可避免的“讹”。他对“化”的解释是辩证的,在“化”与“讹”的辩证关系上,“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讹”是次要方面,好的翻译要有克己意识,尽量避免“讹”,才能提高翻译质量。
虽然40多年来,钱先生的“化境说”在译界一直享有盛誉,但是,不免有学者对“化境”心存误解。有学者认为,在翻译标准上(这本身就是对“化”的一大误解,钱氏已作过修正:“化”是最高理想而非最高标准),“化”的实质是“信”也有人认为钱氏是“信”、“达”二元论者。他们立论的依据就是钱氏曾明确指出的“译作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出来的东西”。这是对“化境”说的又一误解。尽管钱氏一向重视“信”,并强调“译事之信,当包达雅”,但“信”与“化”不可等量齐观,“信”是“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求“化”是在“信”的基础上求“美”,译者忠实于原作并不是要亦步亦趋,而是在对原作融会贯通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选择,对原作进行一番简择取舍之功,进行艺术再创造。郑海凌尝言:“‘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流。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许渊冲指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真是必要条件,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由此可见。“化”是对“信达雅”的突破和发展,是“真”和“美”的有机统一体。
四、“化境”的翻译实践
钱先生本人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也为他的“化境”说的实践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一场中,安东尼赞美埃及女王的话:
Fie,Wrangling queen!
Whom every thing becomes,to chide,to laugh,to weep;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in these,fair and admired(钱译)嗔骂,嬉笑,嘀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他的翻译,将诗句中国化,达到化境之极。钱先生的理论不仅应用于英译汉,也体现在汉译英。例如,他把“吃一堑,长一智”巧妙地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又如“三个臭受匠,顶个诸葛亮”被他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这些译法一直为众多译家所称道。他的翻译堪称“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和 守规矩而无束缚手脚之窘”(《谈艺录)439),为“化境”之典范。
五、结语
通过对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讨论.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译学观点的深刻之处。罗新璋先生曾经做出过这样评价:“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可视为‘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
“化境”虽然是翻译的最高理想,但也并非不可企及,,翻译的过程正如古老的化学工艺流程“化”一样,可以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步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向着这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让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派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世界译坛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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