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变化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的变化，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40-04

Abstract: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In the modern social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model, such as ritual activities, self entertainment, youth villages of marriage, family influence inevitably happen different degree of variation. In the government's care and the help,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inheritance of the main body into middle age by the young, the elderly and the special art display team, and to the need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instrument selection, music layout and action in the commercial and become more market-orient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keep the national commercial tide,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in traditional worship still guarantee the continuity and seriousness, in performances emphasiz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living style, make in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tries to find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and, thereby, to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way.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transition;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1 前 言

当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创建体育强国步伐的跟进，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再次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综观我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困惑。体现在：一方面许多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地方政府的重视下以及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得到深度挖掘而获得重生；另一方面又有诸多具有鲜明民族、农牧特征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显得难以跟上时展的步伐；可以看出，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获得一定的发展生机后，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发展迷茫。因此，“传承”已经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课题。所谓“传承”，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知识和经验甚至包括历史记忆的跨世代的延展，它既指体育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亦即历史的纵向延续性，也可用来指体育文化的传递方式。在全国林林总总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彝族古老的“阿细跳月”，因其独特的民族体育传承方式，重新焕发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意义。

2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等科研方法，走访了弥勒县西三镇可邑村、凤凰村等地方，以“阿细跳月”为案例，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现场考察，并将材料进行归纳、分析与总结。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阿细跳月”是云南彝族重要的民族风俗与体育文化活动，流行于云南弥勒、路南、泸西等地。“阿细跳月”生成于早期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由于阿细人世世代代的传承。

3.1 传统的传承方式

3.1.1 宗教祭神的神圣传承

“阿细跳月”早期是与祭祀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它最初是寄寓着阿细人的宗教情感的，这一点从可邑村的钻木取火仪式和凤凰村参与祭火到随祭火仪式的消失而分离出来的过程可以印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娱神到娱人的过程，最后从宗教祭祀中分离出来，发展成娱乐性较强的活动。“归根到底，舞蹈总要追溯到宗教仪式的实际原因上，只是到了后来舞蹈才流入一个完全审美享乐主义的范围内，在那里，它失去了严肃的意义”（鲁道夫•桑纳）。

3.1.2 自我娱乐的自发传承

祭神是人类早期对自然极度依赖的表现，随着人类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娱神功能也在不断地退化，相对而言，娱人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阿细跳月”脱离了祭祀场合，原本在祭祀过程中既娱神又娱人的娱乐功能转化为专娱人的单一娱乐功能。在传统彝族阿细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阿细跳月”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群众性的体育文化项目，男女老少都参与，参与面广，互动性强。阿细人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自然学成，“我们阿细人天生就会跳月”的说话并不夸张。

3.1.3 男女婚恋的本能传承

在传统社会里，“阿细跳月”主要是男女青年交际的工具。“阿细跳月”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有老人舞和青年舞。老人舞弹的是小三弦，舞步轻慢稳重。青年舞则热情激越，是男女青年沟通感情，选择对象的自娱活动。每当节日或农闲，邻近村寨未婚的成年男女青年先约定聚会的时间地点，届时，如一方失约，另一方则于路中用石头压上树枝，表示“压魂”（魂是彝族对生命的诠释），被压一方须说明原委，道歉并得到谅解，可再订日期。这种约会，甲村来男，乙村只能来女。相会前，女方在林中梳妆打扮，故意磨时间，男方明知女方在梳妆，也故意把短笛吹得短促，把大三弦弹得急迫，一方急，一方缓，别有一番情趣。就在笛悠弦扬时，女方拍着清脆的掌声跳出树林，在草坪上列队与男方欢歌起舞，曲调合着舞步，弦声扣着心声，间或爆发“哦！哦！”的吼声。在载歌载舞中，寻找称心如意的伴侣，然后变换队形，一男一女对舞。由于“阿细跳月”舞蹈强度大，尤其是男青年肩挎四五公斤重的大三弦，弹、唱、跳、旋，常常跳得满头大汗，但颇具感召力的“阿细跳月”，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吸引着青年男女尽兴尽情通宵达旦地进行。在男女交往的过程中，“阿细跳月”被潜移默化地传递、传承着。而现在，由于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影响，阿细青年婚恋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靠跳月为中介的婚恋方式逐渐被遗弃，致使“阿细跳月”的主要传承功能也在逐渐消失。

3.1.4 村落家庭的熏陶传承

传承涉及到“传”和“承”两个连续的动作，其主导都是人。无论是传还是承，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传承人是传承的主体，承载和传递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人又分为群体传承（村落、家庭等）和个体传承（长辈等）。群体传承人就是整个民族内部所有民众。家庭是“阿细跳月”传承的首要途径，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使他们从祖辈、父母那里得知“阿细跳月”的传说、历史、发展变化，学习相关乐器的弹奏、制作，从而使阿细跳月这一古老文化在家庭中得到直接的传承。凤凰村里 50 多岁的老人都表示，在他们年轻时，也就是上世纪 60、70 年代，父母一定会在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长到 10 岁以后，就开始着为孩子制作三弦、笛子等乐器，他们自己也会学习做三弦。

3.2 传承方式的变迁

可以说，任何形式的体育文化成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根植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特有的底色和痕迹，随着时代的变迁，背景和重点的转换，都会使其适用性、针对性和意义价值大打折扣。而通过传承创新，将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要义加以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时代含义，使它们发生质的飞跃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一种新境界，以便更能深刻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更能强烈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通过修正、完善和改造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观念、理论和价值体系，实现内容和形式的自我超越，使之能与时偕行，与世界潮流同步，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3.2.1 传承主体的变迁

任何一种民间文化，在流传的过程中，只有符合时展，顺应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可。换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受民族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在现代社会，政府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扶持与推动作用，往往在短时间内能够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阿细跳月自然也不例外。

3.2.1.1 政府对“阿细跳月”传承的推进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旅游热的带动下，弥勒县政府和文化部门大力宣传“阿细跳月”，特别重视“阿细跳月”的继承和发展。在“阿细跳月”的传播、民族艺人培养和组织、音乐舞蹈的改进和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弥勒县文化馆、图书馆以及西一、西二、西三镇相关文化部门收列了有关“阿细跳月”的音乐材料、舞蹈材料，对舞蹈及艺人状况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编写了相关书籍，还制作刻录了 CD、DVD、VCD 等影视材料。弥勒电视台利用电视媒体的优势，每天定时插播介绍“阿细跳月”的影视片段，让人们从电视中就能领略“阿细跳月”的风采。

3.2.1.2 传承人的变迁

“阿细跳月”是产生并流传于阿细民众中的群体艺术，创作者是群体民众，传承者也是全体民众。它历经数百年不变，完全得力于阿细民众对它的热爱和珍视。一直以来，阿细青年是传承的中坚力量，是手持“接力棒”的大多数。然而，今天的阿细青年却不再是传承的主要群体，扮演传承角色的多是中年人、老年人以及专门的文艺表演队。

“在稍稍发达的社会，文化分层突出，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时间里在个体文化的特色之上，并由无数个不完整的个体组成。个体的变迁将会导致亚文化的产生或变迁。”

“现在的青年人多向往外边的世界，不屑于整天在家打打跳跳。”可邑村一位老人和年轻人谈起时说。个人本是构成村落的基本元素，也是构建文化的基本要素，个人的行为选择和行为方向将会牵动着村落文化的发展。青年们行为的变化，导致“阿细跳月”传承的变更。由于传承个体的发展变迁，导致“阿细跳月”传承群体的不断流失。在政府及基层村组织的干预下，采取各种方案促进“阿细跳月”的传承，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加强对中年传承人的塑造。传承人的培养是当今保留正在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可喜的是，阿西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也积极响应，避免后继无人的困境。

由于少有自发进行的“阿细跳月”娱乐活动，年轻人失去了耳濡目染的条件，传承变为以文艺队、文化室的特别教授方式进行。即由特定的某一个或是几个传承人对部分年轻人进行传授，以前的集体传承已然不复存在。对于青年来说，学习舞蹈的方式不再是在社交活动中的自学实践，而是通过文化室的专门教授和训练。现在的学习，接受的是文艺队对传统“阿细跳月”编排后的动作，目的是适应舞台表演。

3.2.2 传承心态的变迁

阿细跳月是阿西人的文化瑰宝，在阿细的传统社会里，阿细人出于本能的热爱，将“阿细跳月”看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上个世纪80、90 年代，社会发生了转型，阿细地区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增加，当地一部分汉族以有色眼光来看待“阿细跳月”，致使一部分阿细青年对自己的民族舞蹈失去信心，认为是落后的、粗野的，并有意识地放弃了“阿细跳月”，从而致使阿细跳月的“文化认同”受到挑战。“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亨廷顿）。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本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政策有了偏向，重视文化艺术的建设，加之民俗旅游热潮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民族原生态文化艺术，“阿细跳月”在此之中受到广泛关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自此，“阿细跳月”这一传统的歌舞又重新引起了阿细青年人学习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不再完全是为了生活本质的需要，更多趋向于生活需求的功利。

现在的“阿细跳月”，除了每年祭祀时的仪式外，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而出现的，参与“阿细跳月”可以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如可邑村与文化旅游联系的非常紧密，每周都会为大量的游客进行文化表演，包括进寨时的敬酒和歌舞表演，祭祀地方的钻木取火和阿西表演，会餐时的敬酒等歌舞等，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彝族风格和文化特色，游客不知不觉陶醉其中，甚至流连忘返。再如凤凰村文艺队经常出外表演，每年都会到民族村表演，县上、镇上的任何活动的开幕以及接待外宾事项，凤凰村的“阿细跳月”队都会参加。平时各村有什么喜事，比如建新房、孩子满月、结婚等，也会有人请文艺队去表演。

正是由于存在一定诱惑，外出打工以及赋闲在家的阿细青年又愿意加入到跳月队。最为主要的是，当演出所得到的费用远远超出在家务农及外出打工的收入时，阿细年轻人的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在这样心态的驱动下，青年人愿意学、而且希望学好“阿细跳月”。凤凰村文艺队长毕仕福也说：“现在村里人不会经常跳了，我们那个时候，从小跟在父母身边，经常在村里跳月，看着看着就会了，不用别人教。现在不行了，由于跳月不经常搞，所以那些小孩都没多少机会学，平时在家父母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教小孩，所以现在的很多阿细年轻人会是会跳，但跳得不是很好，如今村里有专门的文艺队，小伙子们可以跟着学，但有的小伙子还不愿意学呢。”

3.2.3 阿细跳月自身音乐、舞蹈的变迁

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和舞台表演需要的刺激下，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审美需求，“阿细跳月”自身也发生了改变。从舞蹈动作的整体来看，“阿细跳月”分为音乐和舞蹈两个部分。在乐器方面，从最初的小三弦到现在的大三弦，增加了声音的震撼度和影响力，各村寨可自由发挥，只要旋律相似，节奏是 5 拍子，歌词可自由撰写。这样使得“阿细跳月”更具艺术特色和审美倾向，各村寨可根据村民的审美情趣编写歌词。有的地方为了配合现代舞台演出，尤其是大型舞台演出，还以现代电声乐进行配乐，从而取代了表演者的乐器吹奏，另外就是在歌词调子的组合加工上，更加适应舞台表演。在舞蹈表现方面，各村寨文艺队也可以融合、分解百年流传下来的各“阿细跳月”舞蹈动作，使一支舞蹈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从而在不同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不同的表演样式。为适应舞台表演，在继承传统集体圆圈舞的基础上，改编成为艺术加工的舞台表演形式；将传统舞蹈的动作加快，手部拍掌、弹跳、转身的方式转变，舞蹈动作更加轻快温柔；再者就是以人数取胜，制造欢乐、气势磅礴的气氛，尤其是在现场的表演过程中，邀请更多的观众和游客加入，进行现场同乐以及即兴演出，使现场的欢乐氛围达到。

如在凤凰村“阿细跳月”的舞台展演中，女演员们已经将拍手、踢脚、转身等这样的动作表现得轻柔、明快，显示出与传统集体性共舞的差别。这样的改编主要为了迎合现代舞台审美的标准和审美视角，与传统靠力量营造欢乐气氛的表现方式迥然不同。

3.3 传承方式变迁的现代审视

在当代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民众的消费水平和文化需求在日益提高。当现代社会需要将“阿细跳月”传出村外，而大众传媒又把各种时尚元素带到村里时，村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大批游客的到来，村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发生改变，并且形成了新的娱乐习惯，顺应了依靠视听娱乐的当今文化消费的趋势。而为了市场化的需求，取悦于观众和游客，阿细跳月在音乐的配器与选择上、舞蹈动作的编排上都尽可能向舞台化转移，舞美的设计等方面尽可能满足观众。可以说，走向消费市场，成为文化消费品，充当建构地方文化和经济的文化产品，已经使阿细跳月这一文化品牌成为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扶持和追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阿细跳月是否可以传承民族文化？

3.3.1 在功利与本能之间如何保持阿细跳月的民族性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阿细跳月的传承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当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而进行文化传承时，这种文化的延续会不会因为市场的不景气而产生中断？慢慢舞台化的“阿细跳月”在展演过程中，其文化传承的功能会不会弱化？一旦功利丧失，阿西人是否还有继续传承阿细跳月的热情与动力？也许是认识到这一问题，基层的村组织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在彝族春节的民俗活动中，村民小组及文化队共同组织的文艺汇演，把外出打工、工作而过年回家的人聚拢在一起，为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当村民都聚在广场上时，集体意识和共同的民族价值观念必然适情而生。虽然村民站在一起不是“跳月”，但是大家眼里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仍然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舞台化的表演和文化互动体验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彝族民众和村落进行有效整合，凝聚民族情感，激发对阿细跳月的热爱。

3.3.2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保持阿细跳月的民族性

不可否认的是，阿细跳月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中断，在于它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在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性，彝族文化始终是阿细跳月的“根”与“源”。为了做到与社会、时展的同步性，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行大胆的革新，从音乐配器到动作编排，大量引进外来的文化因素，在使其符合表演性的同时，更要注意“矫枉过正”，不能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需要，一味的进行“创新”，传统的内容却是越来越少。如果离开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文化越远，阿细跳月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难以找到合适的土壤供其养分，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可喜的是，在彝族庄严的祭祀活动中，阿细跳月传统的舞蹈形式又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在小三弦清亮、优美的配乐下，动作虽然简单朴实无华，但整个祭祀活动显得庄严而肃穆，似乎在那一刻，所有阿西人的心又被重新贴在一起，所有的华丽浮躁的外表都逐渐的退去，原生态的阿细跳月将今天的阿西人与祖先又紧紧的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和纽带。

4 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变化之中，它自身的传承和延续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处于持续的发展变迁之中。古老的阿细跳月，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冲击，传统的祭祀传承模式、娱乐传承模式、婚恋传承模式、家庭村落传承模式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在深度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的热潮中，阿细跳月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都发生了改变。而为了达到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政府加大了对阿细跳月传承工作的推进，使得传承的主体由青年人变成了中年人、老年人以及专门的文艺表演队，而为了舞台表演的需要以及迎合观众和游客的口味，阿细跳月在乐器选择、音乐编排和动作改编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阿细跳月成为目前民族文化旅游热潮中的一颗奇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过多的现代因素、尤其是市场商业因素被植入进来，在商业利益和功利面前，在传统礼仪与现代创新之间，如何保持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如何在传承过程中保证本民族文化的延续性，也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变迁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保证民族传统礼仪的延续性和严肃性、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群众化与生活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之间，阿细跳月的文化传承无疑在寻找一条平衡点，以此架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所桥梁，使古老的彝族文化能够得以跨过商业大潮的冲击，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重新获得新生，从而也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条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常汗林.“阿细跳月”的传说［J］.今日民族，2002,（2）.

［2］ 姚艳.文化传承的困境――阿细跳月的个案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

篇2

一、江西虬津镇红桥村的春节习俗

江西省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原云源村）坐落永修县西南的修河边，共有村民73户，188人。其中张姓12户、周姓4户、苏姓4户、江姓53户；红桥村是以江姓人口为主，占全村73户中的72.57%。江姓万派公于南宋末年从林塘迁至虬津镇红桥村，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沧桑，但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春节习俗。

从过年的时间来看，虬津镇红桥村江姓过年的日子与众不同。如腊月为大月，则农历腊月29过年；如腊月为小月，则农历腊月28过年。另外，虬津镇红桥村江姓同一日过年的时间不同。相传江姓迁至红桥村后，育有三子，三子分家后均请长辈到家中过年；为了孝敬老人，三子将过年的时间错开，长子早上过年、次子中午过年、三子晚上过年。此传统风俗一直保留至今。

从过年的内容看，首先是对祖先的敬仰。过年前均要祭祀祖先称添斋饭。祭品（斋饭）中必须要有三牲（猪头称猪首、鲤鱼称摆尾子、鸡称凤凰）；每年正月初七，红桥村江姓要举行拜谱仪式，将江氏家谱请出，秉烛、敬香、膜拜、放鞭炮；正月十二接太公牌位到江西，九江地区的江氏九X十八村轮流供奉，每村轮流供奉一年，因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中间，每年南北接太公牌位均要经过虬津镇，每年正月十二这天虬津镇江姓，均会准备八面彩旗、鞭炮，敲锣打鼓接太公。其次是对当年过世先人的孝敬。年内家中有老人过世的，腊月23家中要设孝堂，孝子在堂屋将孝堂布置好，把灵牌屋放在孝堂内。腊月24，孝子进入孝堂（正月初三以后才能离开），每天要敬香，点长明灯。正月初一，同村人每户会带一封爆竹给亡灵拜年，正月初三上午，所有的亲戚前来拜亡灵，正月初四孝子出孝堂回拜四方亲戚。亡灵的孝堂和灵牌一直放到农历二月花朝（二月十五）才到亡灵坟前烧掉。

从过年的禁忌看，一是贴对联。过去要在傍晚贴，不能说贴对联，而要讲沾对联。二是封开门。过年（除夕）晚12点前要打封鞭炮封门，封门后直到初一早上才能开门（称开天门），开门后放封鞭炮则不能关门，直到晚上才关门。三是添斋饭。长子早上过年前添斋饭的时间要在寅卯时（4-6点），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外姓及出嫁的女子均要避讳。中午、晚上过年的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则不用避讳。四是吃素食。大年初一早上第一餐不能吃荤腥，必须吃斋（全素食），一般吃青菜、豆腐、菜柳等，表示逢春，一年到头清清洁洁，以示吉利。中午、晚餐则可吃荤腥。五是语言禁忌。旧时春节期间，虬津镇红桥村江姓有不少语言禁忌，如猪头称猪首、猪舌头称赚头、猪耳朵称顺风、猪肠称猪顺子、猪血称猪旺子、猪骨头称元宝；吃肉称吃大菜、吃鱼称吃摆尾子、吃鸡称吃凤凰；衣服破了只能讲发了，打破了碗也只能讲发了；走路时不能讲走快点，只能说走起些。

从过年的娱乐看，春节期间的主要娱乐为玩龙灯和看丫丫戏。玩龙灯是在正月初八起灯，开始在外村玩龙灯，十五在本村玩，正月十六下龙灯。龙灯舞到每户，每户要有一定的迎接仪式。旧时，一般是每户要送一块红布、一些米花糖，放鞭炮；现在一般送一条烟，放鞭炮，有的放三封鞭炮（接龙灯、操龙灯、送龙灯），有的则更多（喝彩就要放封鞭炮）。有时二月花朝会花钱唱戏。丫丫戏名称的由来，传说纷纭，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原来剧中的女角全由男孩扮演，男扮女装，头上都扎着两个丫丫形的小发髻，身着颜色艳丽的戏服，非常具有娱乐性。如今，女角虽然不再由男孩扮演，但是标志性的丫丫形发髻却流传了下来。新年里，在虬津镇红桥村江氏祖堂搭台演出一场精彩的丫丫戏，丰富和活跃春节农民朋友的节日生活。

二、红桥村年俗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虬津镇红桥农村习俗自然也随之改变。首先，注重家庭团聚。村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按照程序来做一些敬拜神的活动，但更加注重人本身心理或气氛。也就是说村民们更加注重家庭的和谐气氛，少了很多神话传说，增加了“人文主义”色彩，更加关注如何舒适的过年。第二，创业是最关注的话题。2009年春节，永修县城乡土地充满了农民工回家过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人群比前几年出现拥挤，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失业农民工返乡。现在当他们见面时，听到最多的是“今年还出去吗？打算去哪里赚钱？”春节和家人短暂团聚后，去或留，农民工成为最关注的话题。再次，越来越少的人守岁。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除夕晚上，与家老小熬夜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这是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很重视的年俗。近年来，村民们守岁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或看电视，或睡觉，打牌，上网，几乎没有人静下心来守岁。虽然很多现代人将“网上守岁”、“打牌守岁”等都归于守岁，然而守岁净化心灵、让灵魂通过安静“回家”的作用似乎正在消逝。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无法避免变迁浪潮的冲刷。现在有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热衷于过各种外来洋节日，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奥格本认为大多数社会变革都是由物质文化的变革，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的；一旦物质文化发生变革，非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价值观、规范和意义、社会结构等也发生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人们不仅鼓起了钱袋，同时思想也得到解放，文化的发展提高人们的品味。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们思想解放也逐渐打破一些古老的习俗，为春节活动的多样性创造条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在意吃穿，更多地追求高品味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对于春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及旅游爬山中所蕴涵的精神享受。其次是环境的变化。克莱德.M.伍兹则认为，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人口流动，现代交通的发展，大众媒体的沟通，各种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碰撞，互相取代、相互同化。第三是外部力量的冲击。随着中国开放深度的发展，西方国家借助跨国产品、新型的电子媒体工具、广告、流行歌曲、网络小说、影像等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外部力量的潜移默化，使得人们重新塑造社会态度。受上述三者的影响，如今江西乡村春节习俗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三、从年俗演变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正在失去其传统文化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物化，利益成为人际关系的中轴，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人际交往中的冷漠、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化和功利化。相比较而言，与上述的利益追逐不同，春节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馈赠与分享。流动着的人们也暂时停下来，多数都要“回家看看”。人们还凭着种种活动增进相互间的交流，体会到了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亲属和乡邻、乡邻依附社区、社区依附城市或地方、地方属于中国的情感，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团圆”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导致舞龙、舞狮、踩高跷、跳傩舞、玩龙灯和演丫丫戏等传统娱乐方式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逐渐面临失传。但从“非遗”保护角度来说，这些特传统色文化很值得继承。因此，不少专家都建议，把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创新，一来可使得年味更浓，不至于消失；二来也使得这些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此同时，一些村民认为精神需要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传统年俗慢慢延续开来。例如，接太公活动逐渐上升。在江西永修县虬津，武宁县泉口、鲁溪、清江等乡镇流传着“接太公”的习俗。今年春节期间，当地村民以姓氏家族为单位，把本族供奉的太公塑像抬出来，每个家庭敬拜祖先的塑像，祈祷丰收、家庭和谐、健康平安。

篇3

亡灵警梦是指亡灵通过向梦者预警并指出脱困之法，从而使梦者转危为安之梦。这种梦型早在先秦典籍《左传》中就有记载：晋楚之战前夕，晋将韩厥梦其亡父谓其“且辟左右”，韩厥依计而行，果然化险为夷。这一梦型为后世小说大量采用，如《水浒传》第六十五回，晁盖托梦警示宋江“有百日血光之灾・江南地灵星可治”，宜“早早收兵，此为上计”等。

《红楼梦》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巧妙地加以改造：警幻仙姑从宁府经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二公深感家运将尽，遂托警幻仙姑规引宝玉，使其入于正途。此处，宁荣二公之灵并未与宝玉直接沟通，但其对家运的忧虑和希望帮助宝玉改邪归正的用意却是宝玉梦游幻境的根由。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之亡灵警梦的意蕴已发生深刻改变。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梦者的命运能够得到亡灵的庇护，如上文所述，韩厥和宋江都在亡灵的提示下转危为安。而在《红楼梦》中，对于无情的命运，亡灵也无可奈何，在宁荣二公对家族“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慨叹中，在其“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亦吾兄弟之幸矣”的对结果并不确定的态度中，作者深意存焉。

二、神仙助梦

神仙助梦是指梦者进入仙境，获得神仙帮助之梦。文学作品中的神仙助梦以《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为典型。《红楼梦》显然对其有所借鉴，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宋江梦游仙境在细节上存在相似之处。试比较：

……宋江看了，暗暗寻思道：“我倒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跟着青衣，行不过一里来路，听得潺潺的涧水响。看前面时，一座青石桥，两边都是朱栏杆，岸上栽种奇花异草、苍松茂竹……(《水浒传》)

……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红楼梦》)

《红楼梦》在对传统梦型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更有所创新。《水浒传》中，九天玄女代表上天的旨意，宋江对其俯首称臣并接受其帮助，意味着遵从天命、替天行道，于是神人之间达成一致。而《红楼梦》的情况则颇为复杂，一方面，神人之间存在矛盾，警幻欲使宝玉改释前情，而宝玉却始终不悟；另一方面，神仙自身的态度也存在矛盾，太虚幻境宫门上书有“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的对联，“堪叹”、“可怜”正体现了仙界对以宝玉为首的痴男怨女的同情，然而神仙的目的是警示宝玉，使其否定自身现状，这种既否定又同情的矛盾态度，在后文的“预兆之梦”和“适志警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三、预兆之梦

警幻仙姑劝导宝玉的途径首先是通过预兆之梦。这种梦型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如《林兰香》第五回，燕梦卿梦见“水内浮萍被风吹得忽东忽西”，这就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红楼梦》通过宝玉梦中阅览判词和曲子揭示了众女子的命运，但与传统梦型的客观叙述相比，《红楼梦》显然注入了深切的同情，并最终升华为对命运的思考。如晴雯的判词：“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判词以霁月、彩云喻晴雯品质之高洁，“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一句在慨叹中寄予无限同情。美好的女子却遭遇不幸，判词和曲子中的同情和感慨遂升华为一种形上哲思――对无常命运的思考：如“生于末世运偏消”、“凡鸟偏从末世来”、“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等。判词和曲子出自太虚幻境，体现了仙界对人世命运无奈的态度，所谓“无可奈何天”是也。

四、适志警梦

预兆之梦并不能使宝玉觉悟，警幻“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以冀将来一悟。以梦中令人得到满足，梦醒使其觉悟的方式点醒世人称为适志警梦。这种梦型最早来源于佛教，后来又为道教所借鉴，成为宗教度人说教的主要方式。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以《枕中记》为典型：卢生路遇道士吕翁，在谈论何为“适”与“不适”之时，卢生认为“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方可言适，道士授之以枕，将其幻人梦境，令其经历位极人臣、荣耀显达的一生，卢生梦醒之际幡然醒悟，始知人生之适不过如此。

再看《红楼梦》，警幻令宝玉饮灵酒、品仙茗、听妙曲，还将其妹可卿许配宝玉，不过是令其“领略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这一思路与《枕中记》何其相似，但应注意的是，《红楼梦》之志非彼《枕中记》之志。《枕中记》之志乃世俗之志，而《红楼梦》之志则是“堪叹古今情不尽”之痴情，是人性真情的流露，用警幻之语即“”。《枕中记》之志为道士所否定，而《红楼梦》之志却为警幻所推崇(警幻曾直言“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人也”)。至此，矛盾再一次产生：警幻称许其志与劝其“改悟前情”相矛盾。警幻的理由是不忍宝玉“见弃于世道”，因而劝其“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在世道面前神仙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与以往适志之梦中神仙的无所不能相比。《红楼梦》的写法无疑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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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洞是贵州台江县小镇,只有7.8％的耕地大部分集中在狭窄的平原上，更多的土地基本上属于山地。除了传统经济，施洞得益于贵州旅游的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姊妹节与龙舟节，吸引了不少游客，旅游业和工艺商品贸易创造了经济收入。工艺品以银器、银饰制作与苗绣为主。家庭贫困，有限的土地或劳动力资源缺乏，是家庭进入商业化刺绣贸易的主要诱因。但一些人本身不是生产者，却以“中间人”角色，成为销售，将家庭生产者与县城以及更遥远的城市中心如贵阳，甚至香港和台北连接起来。

刺绣制作依赖于经纪人所提供的销售机会。传统手工业在社会经济方面开始高度分层，这反映了经济改革使中国农村经济产生新的社会分工，使像贵州这样以农业以维持基本生计的偏远省份，成为市场一体化和农村经济商业发展趋势的一部分。这为施洞小镇的农村家庭经济增长创造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产生了社会阶层断层线。尽管概念化的“市场经济”一直淡化或否认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少数农民已经能够从农业生产脱离，其中一些人变成了非农户口，他们正挖掘着旅游经济带来的广阔市场。新的本地企业家，不一定是那些掌握传统手工艺技能者。相反，他们代表那些最近才凭借经济权力从呈现“蜂窝多孔”的农村社会结构日益上升到层次结构顶部的精英。

然而，商业化生产的刺绣买卖是在新型的贸易方式中进行的，并完全依赖于外部市场的维持。因此，它是全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商品化这样一门手艺，以家庭作坊式全手工操作出产极为有限，只有以古董价格才可能反映劳动的生产所需价值。商业刺绣市场的发展，也暴露了刺绣固有的脆弱性或者说商业刺绣生产的不可持续性。虽然家庭生产刺绣有弹性工作的时间优势，但这些作品花费的工作时间很长，一件“壁挂”，常常要花整整一个月时间。而工头却以极低价格收购，当问及为什么不直接向游客推销壁挂时，他们列出了一些想赢得更高利润所面临的障碍：缺乏现金购买绣花所需要的材料，而这些都是由工头提供。更为困难的仍是无法直接出售给游客。

施洞工艺品销售下降原因是：刺绣生产的商品化导致质量低劣的工作，为了挣钱，农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用心工作；生产者的数目有所增加，而市场一直保持稳定或下降；出售仿制古董工艺品，已成为农民的主要选择，出售一块古董可以比刺绣收入多5到10倍收入；更重要的是，掌握刺绣工艺的妇女数量下降。

贵州商业工艺品生产是在农业经济商品化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后出现的. 台江政府明确援引传统和文化以吸引投资者，被吸引到台江工艺品行业的投资者，看重的是其众多农村劳动力独特技能的优势。政府意识到传统文化价值是无形资产，便努力推广苗族文化遗产，开发旅游景点，来吸引投资。施洞的姊妹节与龙舟节节日复兴成为改革时代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充当着展示象征性资本价值的重要角色 。

台江苗族姊妹节苗语叫"浓嘎良"，苗族青年女子邀约情人一起游方对歌、吃姊妹饭、跳芦笙木鼓舞、互赠信物、订立婚约。它被喻为"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游客被告知，施洞有“苗疆腹地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政府期望通过奇特人文景观来吸引潜在投资者发掘刺绣文化产业市场。台江所销售的是一种古老的，甚至神秘的作为文化象征的遗产。在施洞，游客所体验的姊妹节，当地人说这并非真正的苗族节日，而是“被汉化”的节日，商品化和汉化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随着游客的大量到来及对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需求，使得传统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得到“涅"，从某种意义上，得到了重构和新生。

但在促进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传统民族文化被商品化弱化以至同化 。异质文化的强力冲击使传统文化被冲淡、同化甚至被扭曲变形。这种接触与冲击是持久的。来自文化强势地区的旅游者对相对处于文化弱势地区的原住民会起一种”榜样“，并无形中改变了他们价值观。

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考虑当地社会人文资源的独特性，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民族文化，使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文化内涵发生变异，而旅游者很大程度上并非关注文化的价值，而是对“神秘”的猎奇心。传统文化成为经济的附庸，而内在的价值却常常被非自然地切割，独特的文化价值完全被商业价值置换；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传统文化将会消耗掉而不可再生。对民族文化进行不计后果的开发，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

市场机制和商业化生产的新型关系有助于确立某种符号，发展商业经济带来的阶层分化，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和政治身份的分化，使施洞传统工艺生产者有可能在更广阔的发展话语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苗族文化。它需要以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作为背景，这些更广泛的语境背景后的“制度价值”为塑造像刺绣这样传统产品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条件。标志着即使在偏远像施洞这样的中国农村内部，也被中国的改革以深刻而复杂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各维度。然而，传统的真正的苗族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在全面商业化中走向消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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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094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0

[基金项目]本文为齐齐哈尔大学黑龙江省西部文化建设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12ZSY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凤莲（1975—），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师，研究方向：电视文化。

文化是公认的软实力，传播文化是一种文化展示形象及建立沟通、寻求理解的重要方式。文化传播要实现入耳、入眼，更要实现入心，因此优化传播策略、实现效果最佳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传播策略的建构需要考虑环境、主体、内容、渠道、对象等多种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移动接收终端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微博、微信已经变成很重要的沟通和交流的载体，微视、微电影方兴未艾，俨然已经进入了传播的“微”时代。受众的注意成为传播者争夺的焦点。负有文化传播重要责任的传统媒体，亟需顺应微时代调整传播策略，以更好地完成传播文化的使命。

一、传播角色的“微调”

微环境不仅改变了媒体传播文化的行为方式，也推动着媒体调整自身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角色与定位。传统媒体具备可信度高、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应充分发挥这样的优势，适度“微”调传播角色，改变长期形成的“喉舌”等刻板形象，做大众的“贴心人”、“小棉袄”， 打造出平民化的传播平台。在传播文化方面，传统媒体不仅应坚守传播者的角色地位，同时也应强化资源整合者、产品开发者的角色，主动承担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媒介资源整合的任务[t1]。

某一地域的文化是多样的，每一种文化也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如齐齐哈尔市有冰雪文化、鹤文化、红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2]等。人们对某一文化也会有角度理解，一方面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众声喧哗、没有主线的景象，最终削弱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此，具备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应主动承担起文化资源整合的责任，将政府机构、文化传承者、艺术创作者、理论研究人员、社会媒体等整合为一体，传递出关于文化的认知最强音。齐齐哈尔市鹤文化资源丰富，历届政府都着力将“鹤文化”打造成城市名片，曾举办“观鹤节”、“鹤文化艺术节”、“鹤文化与城市发展论坛”等活动。在政府主导下，齐齐哈尔市的传统媒体也倾力于传播“鹤文化”。齐齐哈尔电视台的台标就是一只飞翔的丹顶鹤，从视觉识别的角度凸显了鹤文化对于鹤城的标志性意义；电视台开办有《鹤城印象》、《直播鹤城》这样的经典栏目；推出过湿地系列报道等活动；在日常新闻报道中也有意识地强化了“鹤文化”的传播。很长一段时间，报纸上都开设有以丹顶鹤为摹写对象的摄影、书法、绘画、诗歌、散文等专栏。但我们可以发现，以报纸、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还没有充分整合多种资源，如文化研究者发声不足，缺少普通人展示鹤文化认知的平台。

传统媒体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开掘方面也比一般的受众要更强势。具有官方色彩的传统媒体应以包容的心态，充分与私营媒体公司、各种民间团体开展合作，调动社会知名人士、广大市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形成以传统媒体为龙头的全社会一起传播城市文化的共识。齐齐哈尔有神鹤、齐博等比较著名的文化传媒公司，有李代沫、吴莫愁等走出去的娱乐名人，有数量众多的民间文艺团体，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学生、留学生，他们拥有活力、创意、号召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传统媒体应该充分开发这些社会资源的价值，开发与高校、传媒公司、民间艺术团体、知名艺人的多种合作，吸纳更多的普通人参与进来，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传统媒体更好地实现了传播城市文化的职责，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二、传播产品的“微型”

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以产品的形式来进行的。大制作意味着长周期、高投入，如电影、电视剧、大型舞台剧、动画剧集等；“微型”意味着微制作、微投入、微时长，如微剧本、微电影、微视、微雕刻、微语录、微诗歌等。在开发文化传播产品时，应该两者兼顾。以大制作实现大震撼、大影响，形成短期的轰动效应；以“微型”制作吸引普通人参与进来，形成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产品。

回顾历史上展示齐齐哈尔市“鹤文化”的产品，既有“大制作”如《小鹤飞飞》、《鹤舞北疆》、《雏鹤丹丹》等优秀作品，也有微型作品如丹顶鹤摄影配乐短片。在这样的回顾中，我们发现“微型”产品数量少、群众参入度低、类型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鹤文化”的传播，也没能适应当今的传播环境。

传统媒体作为资源整合者、文化传播者，应该有意识地与本地高校、传媒公司、社会团体、居民社区等开展合作，充分开发微电影、微视、微剧本、微小说、微创意、微语录、微雕刻、微书法等相关微型文化产品，产品可以涉及文学、戏剧、舞蹈、绘画、雕刻等各类文艺领域。各类传统媒体可结合自身媒体特性，开展相关的微作品征集、展览、评比等活动，以此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传播的格局。如纸媒推出微剧本、微小说、微语录、微书法、微摄影等作品的征集、展览、评比、奖励等活动，电视媒体则可以开展微电影、微视、微创意等相关活动，而广播媒体也可以开展微作品朗诵、微广播剧展听等，各类媒体间又可以互相配合、打通合作，共同为各类活动搭建合理的传播平台。

齐齐哈尔市为打造“鹤文化”这张城市名片，提出了“创作一批文化精品力作”、“打造一批城市文化景观”、“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等构想。传统媒体可以掌握住这一契机，开展鹤文化主题微雕创作设计、微电影（微视）剧本制作、工艺品创意设计等相关赛事，通过大众参与、专家点评、百姓投票、作品展览（映）等相关赛程、环节的设置，吸引普通人和专业人士在一个平台上比拼。这样既实现了“鹤文化”的传播，也塑造了“百姓”媒体的形象。

三、传播方式的“附着”

有的研究者认为，电视传播机构可以通过兴办新的电视栏目来传播城市文化[3]。这样的点子是好的，但一档电视栏目的顺利播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如节目创意、市场调查、资金投入、人员配备等，实际操作时会压力极大。这对于资金、人力、物力都有限的市级电视媒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与其开办一档前景未知的新栏目，莫不如充分利用已有的栏目，开发附着化文化传播新路径。

齐齐哈尔电视台充分利用现有的自办栏目，将鹤文化的传播要素附着于传播力强的电视栏目中，以微时段传播来实现电视媒体的文化担当。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齐齐哈尔新闻联播》是鹤城收视率较好的电视新闻名牌栏目，近期增加了一个小板块，新闻播报结束与片尾字幕出现间的百秒微时段里，丹顶鹤主题摄影作品配上优美的音乐，极快地抓住受众的眼球。受众体验了一种定格瞬间的摄影之美、轻灵曼妙的音乐之美、鹤姿鹤态的优雅之美，体悟到爱情忠贞、幸福吉祥的鹤文化的内蕴。电视媒体把鹤文化的传播化解于受众愉悦的审美体验中，传播效果得以最终实现。

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推广开来的。如果前文提及的微电影、微雕刻、微创意设计等相关活动能够实现，那么这种“附着化”的传播路径，不仅为这些微作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也丰富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即使是现有的各类艺术作品，如舞蹈、书法、绘画、诗歌、歌曲、音乐、剧本、电影、动画等，都可以经二次加工为“微型”产品后，“附着”于已有的广播电视知名栏目、报纸的副刊等时段、版面上，发挥名牌带动传播效能，用以传播鹤文化。

齐齐哈尔电视台目前有多个自办名牌栏目，其中《直播鹤城》、《关注 沟通》、《周日会客厅》、《鹤城印象》更是收视效果不俗；电台也有受众吸附力强的文艺广播、交通广播；还有《齐齐哈尔日报》、《鹤城晚报》、《魅力周末》等具备区域影响力的纸媒，这些都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四、传播渠道的“微扩”

微环境下的受众还具有阅读渠道网络化的特质。随着wifi网络的四处延伸及受众可使用终端的多样化，随身、随时、随地、随意成为受众接受信息的新趋势，微博、微信是受众经常接触的传播载体。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微信，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受传播范围限制的地方媒体，借助微博、微信打破地域传播的魔咒，实现“跨界”传播的完美“逆袭”，是传播渠道“微”扩张的典型体现。

齐齐哈尔市的传统媒体（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台）及相关知名电视栏目（《行风现场》、《鹤城直播》、《关注 沟通》等）、报纸版面（《鹤城晚报》的文艺版）相继开办官方微博，借助新的传播渠道来提升与受众的接触率。这些官方微博在节目（活动）预告、信息收集、意见反馈、吸引关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地方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热情高，但开办之后的对官方微博的建设和管理却稍显滞后。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的微博仅有5万多个关注，《直播鹤城》的官方微博仅了几条广播，不能很好地聚拢人气，也无法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的重任。这就使得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后续的建设经营精力的投入，要实现跨区域传播的“逆袭”是有很大难度的。

地方传统媒体不缺少本地的各类信息，但缺少借助微博来传递信息的意识；不缺少媒体从业者，但缺少管理微博、网站的专门人员。如何经营好地方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我想最基本的应该是设置专门的微博管理者，负责日常广播的和信息反馈的处理。官方微博的各类信息应尽量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引起围观、转发、评论等行为，形成交流状态，才能真正实现地方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的最初目的。除日常信息外，还可以在形成良好传播局面后增加调查、讨论等内容，通过围绕城市文化设置相关讨论主题来引发围观者的思考，实现借助官方微博传播城市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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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085-05

源于中国汉代的七夕节，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发表于公元7世纪后期的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中就收录了一百多首关于七夕的诗歌 ① 。中国的七夕节形成于汉代，盛于宋代，至清代几近消亡，其文化没有被继续传承下去，至当代则转变为情人节。 ② 而七夕节传入日本后，成为宫廷的祭祀活动，继而演变为民间节日，又由民间节日发展为政府统一规划的节日仪式和民间自发形成的庆祝活动。虽然七夕节由中国传入日本，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会有脱落、遗失和添补现象，而在吸收过程中也会出现将一种习俗解体为多个以及将类似习惯合并为一个的重组现象。本文通过研究七夕节在日本传播、接纳和演变的过程，试析其变化的背景和原因。

一、七夕文化在日本的演变

1.日本古代时期的七夕文化

七夕节具体何时传入日本，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其内容如何，至今史无可考，但是从飞鸟时代（公元7世纪）的诗歌圣人柿本人麻吕写于公元680年的“听到天河中有划船的声音，今晚牛郎和织女相会” ③ 诗句来看，至少在公元680年前七夕节就已经传入日本并被接受，这一传说描写了牛郎穿过天河和爱妻织女重逢的场景，与中国传统七夕节的传说相似。再从《注解养老令》的记载来看，大约在奈良时代七夕节被定为节日，开始有相关的庆祝活动，如观看相扑、七夕诗歌会、乞巧奠等。 ④ 而在《日本书记》中，也有关于七夕节活动的记载，如公元691年农历七月七日，持统天皇在宫中举行宴会庆祝七夕节，在宴会上宴请了当时的贵族，并赏赐了服装。 ⑤

另外，从日本天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二十余年间，涌现出大量关于庆祝“七夕”活动的诗歌。根据这些诗歌的记载，可以推断出天武天皇已经接受了中国七夕节的礼仪和风俗，而持统天皇又将其进一步发扬。 ⑥

根据《大日本史》的记载，每年的七月七日当天，天皇带领大臣在宫中看完相扑后，文人们便开始以七夕为题吟诗赋词，还赠送物品。 ⑦ 《续日本记》中记载：公元734年七月七日圣武天皇观看相扑比赛，并让文人墨客以七夕为题做诗，随后进行了赏赐。 ⑧ 奈良时代的宝物收藏地正仓院里保存着圣武天皇遗物――七根针和三色线。这七根针和三色线的由来在中国梁代的《荆楚岁时记》中已有详细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咸以金银B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⑨ 观星和乞巧活动在唐玄宗时代尤为兴盛，随后传到日本在贵族和皇宫里流行开来。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以及《公事根源》中记载，公元755年孝谦天皇在宫中初次举行“乞巧祭”活动。当时活动主要在清凉殿（进行仪式活动的场所）举行。日本人在清凉殿的庭院里铺上草席，上面放上四角桌并摆放水果，同时在一张山茶树叶上放上金针银针各七根，并将五色线合成一股穿过金银针，一整夜都在焚香祷告，祈求织女和牛郎能够相见。 ⑩

公元824年七月七日平城天皇驾崩后，自公元826年开始，七夕节当天便不再有观赏相扑的活动，祭祀活动主要为观星和乞巧奠，即在七月七日当晚向织女祈求女红精湛的活动。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七夕文化在8世纪时的日本已经非常兴盛。日本人不仅了解中国七夕节的风俗和习惯，还将七夕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进行传播。

2.日本江户时代的七夕文化

日本的七夕文化在江户时代有较大的变化，江户时代，由部分贵族和武士家庭参加的七夕节活动逐渐走入民间，寻常百姓也可以参加庆祝。《日次纪事》中记载，七月七日称为七夕，武士、商人以及平民百姓都穿着各种款式的白色和服进行庆祝，吃挂面（挂面代替中国唐代的点心），互赠礼品。七夕节的前一天，市内有出售用来写诗歌的构树叶，以便七夕节当天的“日本诗歌大会”中，市民们可以在构树叶或山茶树叶上写诗歌。 B11 随后，市民们聚集在一起吃挂面，向织女星和牵牛星供奉黄瓜、茄子。 B12

江户时代中期，参加七夕活动的主要对象由成年人变为寺子屋的学生。每逢七夕，寺子屋的老师都要带领学生用五种颜色的彩纸装饰细细的竹子。在《宝永花洛细见图》中记载，七夕节学生拿着装饰有“五色短册”的竹子拜访老师，而老师看到学生带来的竹子，也会为他们准备美味佳肴。七月七日当天，大家将短册、竹子和供品等放入河中，顺水漂走。另外《宝永花洛细见图》中可以看到七夕节寺子屋的学生在构树叶上写字的插图，插图上画有摆在桌子上的贡品，以及用彩纸装饰的竹子。这些彩纸就是被日本人称为“五色短册”的七夕必备用品。而将“五色短册”挂在竹子上的风俗也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其来源于日本神道仪式中的驱邪活动。当然在所有信仰七夕文化的国家中，只有日本才举行这样的活动。

最初日本人在竹子上挂的不是用纸制作的“短册”，而是五色线，后来变为丝绸，贵族们开始在上面写诗做画。 B13 当七夕节活动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后，一般百姓因丝绸的价格昂贵而开始使用五色彩纸，颜色分别为“绿、红、白、黄、黑”。由于日本人认为紫色是最高贵的颜色，因此逐渐地在五色中加入紫色代替了黑色，现在日本七夕节用的“五色短册”已没有黑色。原本七夕装饰用的“短册”是和神社的符纸一样的细长形，因此被称为“五色短册”。在江户时代，日本人开始正式大量使用“五色短册”进行祈福。今天“五色短册”更是七夕节必不可少的用品。现在除了用“五色短册”，日本的年轻人还会用各种材质各种颜色的制品来作装饰。

江户时代后期，七夕节祭祀活动参加的主要对象由寺子屋的学生扩展为一般儿童。每当七夕来临，那些在私塾里学习的孩子都会许愿，希望自己学业有成，并用早晨的露水研墨，在红薯叶上写诗，祈求能写一手好字。《诸国风俗问状答》中记载，七夕节男孩子将五色线扎在脚上，女孩子将五色线装饰在手上。七月七日十二三岁的孩子们用写有诗歌的“短册”装饰小竹子，并供奉茄子、豆角、西瓜等。然后将其放入河里漂流。 B14

3.日本近代以来的七夕文化

明治时代，日本为巩固天皇为首的中央政权，采取神佛分离的政策。政府实施废佛毁释运动，破坏寺院和佛像，烧毁经书经卷，废除了包括七夕节在内的日本五大传统节日。 B15 以东京都为首的大城市的七夕活动均被停止。昔日在东京，老师带领学生写诗歌的场景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边远的农村还有一些地方延续着江户时代的习俗。

昭和初期，日本政府开始试图复兴城市里的七夕活动。最先打破局面的是仙台市。1927年即日本昭和天皇登基第二年，仙台市的街道商店、商会提出重建七夕。到第二年仙台市的商会、商业街一同提出了举行七夕庆典活动的要求，并得到了仙台市政府的支持。盛大的仙台七夕节盛会使整个仙台街道都沉浸在七夕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就是现代仙台七夕节的雏形。随着七夕节活动逐年壮大，仙台市在第三年又趁势举行了东北产业博物会。仙台每年七月七日前后就会准备盛大的七夕活动。

受到仙台市成功举办七夕节的影响，神奈川县湘南平冢市也计划举办七夕节活动。1951年，平冢市举办了第一届七夕庆典。现在由平冢市和仙台市主办的七夕节庆典活动并列成为日本七夕节的代表祭祀活动。此外，安城、福生、爱知县一m市、长野县上田市等日本各地也多次举办七夕节庆典活动。传统七夕节活动形成了以商业街为中心的模式，也就是说商家比百姓个人更重视并积极参与七夕节活动。作为商店街的七夕活动，主要是将街道进行华丽的装饰，让游客和顾客产生购物欲。这和百姓个人举行的祭祀活动完全不同。

昭和时期不仅商家举行七夕庆典，日本百姓在家里也有自己庆祝七夕的方式。1941年日本文部省出版的《音乐教材教师用书》（下）中刊登了第一首关于七夕节的歌――《七夕节》 B16 。这首歌描写的是昭和时期日本一般家庭为庆祝七夕，在自家庭院中装饰竹子的情景。日本人在20世纪40年代庆祝七夕节的方式在歌词中得以再现。《七夕节》歌词中也写到绿、红、黄、白、黑五色的“短册”。每年七夕节将要来临时，幼儿园和小学就会学习《七夕节》之歌。这首歌不但有着欢快的节奏和韵律，而且使用儿童容易熟记的歌词来表达日本人迎接七夕节的快乐心情。在日本的初夏时节随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七夕节》之歌对于七夕节在日本的传播和传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使日本人从小就重视七夕文化，并教会孩子们应该如何去庆祝七夕。

现在日本家庭中举行的七夕活动是由昭和时期的七夕活动流传而来的。在日本家庭中，人们在七夕前一天便买好了竹子用于装饰房屋或庭院，至于那些没有庭院的家庭，会将竹子放在家中或用竹帘代替竹子，并在文具店买好彩纸，以便孩子们写上心愿，然后再将其挂在竹子上。也有母亲为孩子或家人写心愿，例如“祝愿丈夫能够晋升”“祝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等。这样的活动在民间广泛流行。无论是各大百货商店，还是人来人往的车站，就连托儿所、幼儿园都会在竹子上挂满五颜六色的“五色短册”，并在这“五色短册”上面写上自己的愿望。日本人除了写愿望，还会在“五色短册”上写为某事而努力等鼓励、勉励自己的话。现在七夕节装饰“短册”的材料各种各样，有用保护环境的再生纸，色泽鲜艳的日本纸，也有用印有宣传内容的塑料制品。 B17

另外，在日本农村，每当七月七日的前几天，就会有许多卖竹子的商贩背着竹子穿梭于大街小巷。人们在七夕的前夜研好墨，以便第二天早上把露水加在墨里在红薯叶上写字。 B18

二、中日现代七夕节的异同

在中国，七夕活动在农历七月七日举行，但是在日本大多是在公历7月7日举行。公历7月，日本正是梅雨季节，因下雨或阴天，七夕当天看不见一年一度的牛郎与织女相见的情况较多，因此日本在庆祝七夕的活动中更加重视挂“五色短册”而不是敬拜牵牛星和织女星。同时日本还将中国的对月穿针活动变为在竹子上装饰写有祈愿的“五色短册”的活动，并在中国祭祀用的五种颜色中继承了“红、黄、绿、白”四种颜色，也创造性地将黑色为日本人认为的高贵的紫色，进而也将竹子上装饰的单一的“短册”增加为各种各样的装饰品。

同样也是气候的原因，日本民间七夕节对天气的要求和中国也不一样。《日本年中行事辞典》中记载，在中国，七夕当天人们希望天晴，因为这一天只要下雨，牛郎和织女就不能相见。而在日本农村，人们希望这天可以下雨，即使下三滴雨也好，一定要下雨，而且下得越大越好，最好大得能将装饰着彩纸的竹子冲走。这样写在“短册”上的愿望就能更快地实现。前者是基于中国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中的想法，后者是从日本固有信仰而产生的想法。 B19 由此可见，中国人在七夕这天盼望牛郎织女相聚，而日本人则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

在中国的七夕文化中，主角一直是成年人，而七夕节传入日本后，庆祝活动最初在天皇和大臣之间盛行，之后扩展到贵族，直至庶民百姓，在江户时代则开始以儿童为主。现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民间七夕节活动大多是围绕孩子而举行的有规模的仪式活动，一般在幼儿园和托儿所进行。在日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放有竹子，上面装饰得色彩斑斓。在幼儿教育中加入七夕节仪式活动，让孩子们在彩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使孩子对未来拥有憧憬和希望。

另一方面是在日趋商业化的节日活动中，商家表现得最为活跃，如同日本的百货商店引进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一样。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使这些节日在日本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心甘情愿地为此消费。七夕节也是同样。日本最大的七夕仪式在仙台和湘南，仙台的七夕节盛会重振了整个仙台市的经济。随着日本家庭的淡化，七夕活动在日本经历了由国家性活动到个人活动，又由个人活动扩展为社会、国家、家庭活动的变化过程。

三、七夕文化在日本传播的原因

1.相同的农耕文化环境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相近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相同的农作物，相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相似的季节意识和文化背景。这为中日文化的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文化在日本得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农耕文化环境，有着类似的礼仪仪式。日本的祭神仪式中就有向神灵敬奉手工纺织品的活动。供奉神灵纺织品是希望秋天能够丰收，并为人们除去身体的污秽。当时只有被挑选出来的女性才有资格担任贡品的纺织工作，而这些女性被日本人称为“织女”。这种活动被称为“TANABATA”和七夕（“TANABATA”）的日语发音完全相同。因此，当中国的七夕文化传入日本时日本人并不觉得陌生。相应地，日本人将向神灵供奉纺织物的文化、本土的“织女”和中国七夕文化、织女传说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七夕文化进行传播。另外，受中国七夕传说故事的影响，日本人认为牵牛星（牛郎星）代表农业生产，织女星代表纺织和缝纫。因此在七夕，日本人拜牵牛星和织女星，以此希望五谷丰登，女红精湛。

2.日本文化发展的需要

中日祭祀活动经过千余年吸收、沉淀，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同时也是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见证。日本通过吸收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来完备宫廷典章礼仪制度，维护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突出朝廷的尊严。由此可知祭祀活动是日本宫廷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祭祀活动背后隐藏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日本人在宴会和节会上主要引进中国的节日形式和祭祀内容，同时结合本国的传统习惯加以改造。他们结合日本的文化习俗将引进的唐朝祭祀活动转化为奈良、平安时代的祭祀活动。这些“中国式”的祭祀日，加上日本原有的统称为日本的“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节日。每当这些节日到来时，天皇便在宫中赐群臣们酒宴，以后逐渐变为举行宴会活动。随着历法的传入，日本把祭祀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活动本身，将节日庆祝仪式作为皇宫的例行活动，在日本民间开展节日活动。这些节日活动和百姓生活相连，保留至今。因此七夕文化被日本上流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并渗透到普通庶民生活当中。其中也从单纯的女性追求女红精湛扩展到家庭、家族的许愿。

四、七夕文化在日本发生演变的原因

1.日本经济发展的需求

日本的七夕节活动在昭和时期复兴，得益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七夕节前，大街小巷的花店里摆放着竹子，文具店里出售各种各样的彩纸，百货商店和超市都设立了七夕专柜，专门提供七夕用品。饭店在七月七日这天会准备七夕料理和七夕套餐等。酒店里也会推出七夕套房，百货商店、酒店、宾馆等商家会挂出霓虹灯进行装饰。日本人在这种气氛下，不由自主地受到七夕文化感染，走进百货商店消费。特别是泡沫经济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为恢复经济努力，利用七夕这样的传统节日促进日本人消费也是其恢复经济的策略之一。像仙台这样以七夕节来振兴旅游业，举行产业博览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孩子们在七夕这天不仅能够收到礼物，品尝到平时享受不到的美味外，还可以约同伴逛街游玩。因此日本的孩子们都盼望过七夕节，这也无疑对七夕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现代日本的七夕活动不但建立在农业生产和文化发展的需求之上，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需求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2.儿童教育的需求

现在日本的七夕活动主要以孩子为主，从幼儿园到学校进行的七夕活动是儿童学习的一个环节。在七夕节前后的理科课上，老师还会教授星座的知识。日本人认为七夕是一个含有大量教育要素的节日，有孩子的家庭，每年都不会缺席七夕庆祝活动，参加者除了孩子和父母外，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为孩子祝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酒吃寿司，谈笑风生，场面十分热闹。因此七夕节也是日本人维系家庭成员以及外界情感的重要纽带。日本的母亲都有这样的梦想，等孩子稍大一些能和自己一起做七夕寿司，用“五色短册”装饰竹子准备七夕节仪式。每年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帮忙摆放餐具到做寿司，甚至独立准备七夕的活动，是日本家庭主妇的极大幸福，更是其人生价值的体现。因此七夕节活动也是日本家庭主妇进行社交，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场合之一。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成家立业后又会开始进行七夕节活动，当然在没有孩子之前，他们会在“五色短册”上写上祝愿小家庭能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等祝福，妻子会为丈夫准备牛郎织女图案的寿司，在细面条上加上萝卜刻的星星等。

七夕节在中国变为情人，七夕节中最重要的部分――乞巧活动也消失，代替它的是借用七夕名义而进行的各种促销活动。日本的七夕文化之所以能发扬、发展，政府的支持、干预以及从幼儿园、小学的教育中就开始加入七夕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使每个日本人从小就知道七夕并了解七夕的活动，将传统七夕文化代代相传。日本教育部鼓励创作与七夕节相关的作品，并将歌曲《七夕节》编入小学教材中，同时政府还要求在七夕节前后循环播放《七夕节》之歌，使整个城市沉浸在七夕的氛围中，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七夕文化的传播传承。

注释

①高木圣鹤编：《万叶集》，同朋社，1988年。

②张勃：《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及意义》，《文化遗产》2014年第1期。

③内容为作者自译，原文为“天h|音O星与女今夕相霜”，见与谢野宽等编：《日本古典全集・万叶集略解4》第十卷第2029首，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第268页。

④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会田范治：《注解养老令》，有信堂，1964年，第1372页。

⑤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宇治谷孟：《日本书记（全现代语译上）》，讲谈社学术文库，1988年，第6页，《日本书记（全现代语译下）》，讲谈社学术文库，1988年，第330页。

⑥《万叶集》中柿本人麻吕、山上亿良等的多首诗歌。

⑦内容为作者翻译，原文为“7月7日丙寅、相浃铯蛴Qたまふ、是の夕、南苑に徒御したまひ、文人に命じて、七夕のをxせしめ、物をnうこと差あり”，见源光笮薅：《译注大日本史》第1卷，建国纪念事业协会，1941年，第16、183页。

⑧内容为作者翻译，原文为“天平6年（734）7月丙寅（7日）条に「天皇Q相铩J窍ν接南苑。命文人x七夕之。n禄有差”，见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续日本记》第2卷，经济杂志社，1897年，第195页。

⑨宗懔著：《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44页。

⑩内容为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见与谢野宽编：《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经国集、本朝丽藻》，本文简称《怀风藻》，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5年，第19页；关根正直修正：《公事根源》（下）学术图书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B11在构树叶上写诗歌来自日本的民间传说：七夕这天在沾着露水的红薯叶上写字能提高书法水平。这个典故源于《新古今和歌集》中记载的俊成女写在构树叶上奉献给神佛的诗歌：“たなばたのとわたる舟の|の~にいく秋きつ露の玉づき”。词大意是：七月七日的晚上渡天河的船来到了河口。正是这天，在构树叶子上写诗歌来供奉神佛，为恋爱成功祈福。由此日本贵族之间开始在红薯、构树等植物的叶子上写诗歌许愿。见小林大辅：《新古今和歌集》第320首，角川学芸出版，2007年，第59页。

B12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黑川道裕：《日次纪事》增补，《七月・初七日》，京都严书刊行会，1676年。

B13作者根据插图和说明，归纳、总结、翻译自栗野秀穗编：《宝永花洛细见图》，京都严书刊行会，1934年，第9页。

B14作者归纳、总结、翻译自中山太郎校注：《诸国风俗问状答》，东洋堂，1942年，第102、428、429、629页。

B15日本五大节日称为“五节句”或“五节供”。由一月七日的“人日”、三月三日的“上巳”、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九月九日的“重阳”这五个节日组成。

B16书名为作者翻译，原书为《うたのほん教用下》，此书为1941年3月日本文部省发行的学校音乐教科书，分1年级用的上册和2年级用的下册。参与编辑的人员有小松耕辅，井上武士等，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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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1 社会变迁的概念

社会变迁是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中的常用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析其概念，但是对于其概念并没有绝对统一的界说。本文采用马和民教授的社会变迁的观点。

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科技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①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深深影响着传统习俗与文化，使之也只有在不断的更新与变化中延续下来。

2 “送羊节”的习俗及演变

2.1 “送羊”的来历

来源于“羊羔跪乳”的故事：从前有个老妇人，她的丈夫死得早，自己一人辛辛苦苦将儿子养大，但是儿子却不懂事，不孝顺，老妇人非常难过。老妇人的哥哥知道了这件事，便送给外甥 1只母羊和 1只小羊，让外甥看小羊吃奶的情景，外甥看到小羊每次吃奶总是跪着，很是惭愧，从此痛改前非，孝顺母亲。村里人知道这件事后，传为美谈，并纷纷效仿，从此，便有了舅舅给外甥送羊的这一习俗。

2.2 “送羊节”的习俗

所谓“送羊”，是指外公、外婆或舅舅蒸面羊送给外孙。每年夏季麦收刚过，出嫁过的姑娘便会带着礼物回娘家“修麦礼”，带着礼物，娘家人张罗一桌好菜，谈谈麦子丰收情况，聊聊家常。当地还有句俗语，叫“割罢麦，打罢场，谁家的闺女不瞧娘。瞧娘不为瞧娘，为着跟娘去要羊”。所以，一进农历六月，家里有外孙的村民便开始蒸“羊”送“羊”了。汤阴县当地人将一份成为“一具羊”，这 3只由大羊、二羊、三羊组成。除了3只面羊，还有一些小“耍物”，有动物，有蔬菜，如卧羊、蝴蝶、兔子、青蛙、蛇、茄子等。当地人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做出模样可爱的小耍物，也是为了让孩子开心。

2.3 “送羊节”习俗的演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当地的习俗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送羊节”的深刻寓意、方式、内容都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而产生了变化。

“送羊节”习俗的变化中 “羊”的变化，从真羊到“面羊”再到 “面包羊”。20世纪90年代末，姥姥或舅妈会起个大早起来为外甥、外甥女起来蒸面羊。进入21世纪，科技的发展，国外的文化的传入，面包、咖啡等日益被人们所接受。面包店利用这一变化，推出了面包羊，并设计出了招广大小朋友喜欢的图样，图样也随着儿童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从原来的小蛇、小兔等到现在的流行动画片的卡通形象如奥特曼、喜羊羊等。并用纸箱做包装，方便快捷的特点满足了现代年轻人生活节奏的需要。

“送羊节”的习俗变化不仅体现在“羊”上，送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过去送羊，要送好多年，俗语有“妗（舅妈）不老，羊不倒”之说。但近年来逐渐变为只送三年，现在也有人家嫌送羊麻烦，在夏天不好保存，也不太喜欢吃，就送上水果、饼干、火腿肠之类的礼物。也有人认为，送羊也就是娘家人和姑娘家互相走动走动，不必太拘泥于形式，怎么方便怎么办。

送羊节的变化是生活方式变化的一种表现，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朋友、亲戚之间的走动变得越来越少，“送羊节”在当下更多地成了联系人们之间感情的一种媒介，而真正的“孝道”之意，在年轻一代的思想里越来越被淡化，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种核心价值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而被传承下来。

3 “送羊节”的教育意义

中国的民间故事极为丰富，这些故事和民间习俗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还蕴含着极为深厚的哲理。民俗习惯不仅把这些故事流传了下来，还深化了这些故事的教育作用。反之，这些故事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

传统的文化节日具有历史性、多元性及丰富性的特点，其蕴含了民族的历史渊源、信仰崇拜、习俗礼仪、风尚人情、社交娱乐、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要素，能够从深层显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并揭示民族心理与精神本质，因此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②传统文化节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并丰富其内容与形式，其中的内在价值与意义也应在不断深化中继承下来。

传统节日中的内在价值具有德育的功能，其自身也是一种德育资源，不同的传统节日文化中都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深刻的意义。每一种传统习俗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送羊节的教育价值正体现在它的德育意义上。送羊习俗是对子孙的一种孝道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为礼仪之邦，“孝”一直是中国人十分重视的一种传统美德。送羊节的由来即是舅舅为了让自己的外甥孝敬他的母亲，而让他看羊仔吃奶的情景，以使他从羊仔跪地吃奶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要多体谅自己的母亲工作及生活中的艰辛，要牢记孝敬自己的父母。每年的亲戚走访过程也是一次伦理道德观念强化的过程，既能增进亲戚的之间的情谊，又能提升彼此“孝敬”的观念意识，具有鲜明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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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是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权，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权，袖口收小。

1旗袍的起源与发展

1.1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风气日盛，甚至出现“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段衣裳”的状况，而汉族效仿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1.2旗袍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30年代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被称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和加入西式风格的海派旗袍，很快由上海扩展风靡全国各地。旗袍比较适合中国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特点，尤其受上海女性的欢迎。加上这一时期外国的面料不断地进入中国，各大报刊杂志上开辟有服装专栏，各大百货公司也常常举行时装表演及展览，这些都推动着时装的产生与流行。

上海是当时全国的时装中心，欧美的最新款式三四个月就来到到上海，全国各地都以上海为样板竞相模仿。国内外通商交流的机会越来频繁，欧洲进口的布匹、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品大量涌入，使得人们选择的范围广了，着装的观念也改变了。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了30年代旗袍的主流了。30年代欧美女性服装收腰的特点也深深影响了旗袍的发展，旗袍的造型变得修长而紧身，这也符合30年代中国女性精致玲珑、开放活泼的形象。

2现代旗袍的崭新演绎

旗袍发展至今，样式花色都逐渐繁多，随着复古风尚的流行，旗袍重新演绎昔日的精彩。作为中国服饰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旗袍，衬托起东方女性的优雅气质，至今仍然在样式上不断创新，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载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体现着美德，演化为天地间一道绚丽的彩虹。愿旗袍连接起过去和未来，连接起生活与艺术，将美的憧憬、美的风韵洒满人间。

2.1传统旗袍与现代服饰的融合

从旗袍在近现代的发展来看，它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衣技巧，产生了中西合璧的现代旗袍。不少设计师们选择以旗袍为载体，融入东西方的文化进行设计，作品中既含有东方的含蓄与内敛，同时又具备了西方的大胆与时尚，赋予了旗袍新的生命。

2.2影视明星展现旗袍独有的内在文化

在当代的一些影视剧作中，旗袍展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它不仅仅强化了女士的着装，也重视对女士内在气质的表达。此外，明星们身着旗袍频频亮相，出席各种典礼，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3时代赋予旗袍新的概念

进入21世纪以来，旗袍再次掀起波澜。北京奥运会期间，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端庄、大方地展现在世界人眼前，让人为之震撼。旗袍又再次告诉世人，它的委婉与成熟更胜过前期的妩媚与时尚，展现出一种新的精神理念。

3现代旗袍再次登上世界的舞台

通过近几年的会可以看出，现代旗袍已为世界所瞩目，历经了300多年的沧桑变化，它享有“东方奇葩”、“服装之最”、“Chinese Dress”等诸多美誉。旗袍永久的魅力在于它的变化无穷，在于它的独特神韵与现代时装的共通性。在时装日新月异的今天，旗袍鲜明的民族特色已使它的美具有了一种永恒的意义。

中国旗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服饰、一种象征，更是一种标志、一种骄傲。中国人民拥有它，亚洲人民拥有它，世界人民熟悉它，它与和服、韩服等同是东方服饰文化的明珠。在21世纪，中国旗袍必将以更加艳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服装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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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原本是中国独特的绘画、书法、缮写工具，后来发展为中国画运用的艺术手法和艺术效果。笔和墨实际上不能各自独立存在。一个笔触下去，既是用笔又是用墨。在中国画里，每一个笔触都是一个基本的造型元素，这个造型元素既是某一完整的艺术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于形体而独立的审美价值。如借用书法笔法画画，画枯木是写篆书的笔法，而画竹子用的是行草笔法。这些“线”和“点”所构成笔墨形式，不是为了“摹仿”一些事物的外形特征，而是如同书法艺术一样，其本身已具有一种独立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了。

传统中国画笔墨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程式。五代宋初的山水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笔墨皴法，例如。范宽的用笔多以短促峻削的线条和点子，来摹仿北方山景的自然特征，后人称为“雨点皴”；董源则以参差平直的线条作“披麻皴”，描绘江南山景圆浑秀润的自然特点；而李成、郭熙的山水画，则以侧笔作波状线条，描画中原一带平坡丘陵的地貌特色。再从画树的笔法中产生了“介字点”，进一步丰富了文人画笔墨技法。引书法入绘画，发挥笔墨的抽象美，追求绘画的形式意味和个性表现，是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书画相同的工具和近似的线、点构成元素，所以唐宋时期已形成了“书画同源”的观念。南宋院体山水画中占主要地位的李唐原是北方人，南渡之后，他把原来学的范宽画北方山景的一套画法带到了江南。历经刘松年，演变到马远、夏圭，他们把范宽的所谓“雨点披”的笔法加以发展，成了所谓“斧劈披”的新程式。但是，传统绘画笔墨技法的程式化进程，最重要还是在一些文人画的创作中。其中以“枯木竹石”“梅兰竹菊”一类自然物象为题材的文人画，笔墨的程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原因在于这些画家都是高明的书法家。如苏轼，尽管他的书法作品存世的已如凤毛麟角，但他的画就是一种“书法绘画”，摹仿性的因素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了有意识的排斥。但南宋的扬补之，以楷书笔法写梅枝，劲挺流畅。元代的赵孟颊又把这种程式化的笔墨技巧推向了更完整成熟的境界。明清以来，也都是在这个强大的传统源头上继承并发扬光大，蔚为潮流。

文人画传统笔墨从中国画笔墨发展的情况看，文人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一大批文人对中国画的画法长期玩味、揣度、探索、归纳，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程式化的笔墨产生。面对历代大师们的杰作，我们既为其“可望、可游、可居”的气象所惊服，又为其一笔一划的表现而一唱三叹，更为其精妙神奇的笔墨魔法而如痴如迷。试看黄鹤樵的《雅宜山斋图》，那纤细的笔迹，细若牛毛，而又空疏别透，在扭屈婉转的笔线变幻中，形成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律动。倪云林秀润的干笔，中、侧锋的自如转递，造成一种冷隽洒脱的空灵气。石涛纵横悠肆的线条，加之时而“当头劈面”，时而“空空阔阔”的墨点，给人以淋漓痛快的力的感染。山人的用笔圆厚丰腆，“纯棉裹铁”，在奇妙的运腕中拖出那拧动的线条，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

千余年的中国绘画一方面使它的体系日臻完善，同时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过分内向的保守模式，从而限制了中国画向更高阶段发展。文人画虽然对中国的传统绘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客观原因和文人本身的局限，他们又过分强调“笔精墨妙”的单向审美情趣，题材狭窄，风格接近，笔墨的表现力也被囿于一个比较狭小的模式之中。他们在笔墨形式的探求中削弱或丢掉了汉唐之风的气度，在追求书卷气的高雅格调中，脱离了“粗俗”的民间艺术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滋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禁锢了文人画自身。

艺术，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新时代，原来在农业社会形成的绘画传统模式必然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中国画从传统向现展，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画传统的精华，概括起来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1）对待自然和人的主体意识之间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2）对待艺术内涵中强调和发挥借物抒情的“比”、“兴”观念；（3）在创作意识中强调发挥主体能动精神的“意象造型”观念；（4）在视觉情趣中强调“似与不似”的审美观念；（5）在形式意味中追求笔墨的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念等。而联结这些观念的纽带，正是中国画的笔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对传统的再认识，把这些国粹拿来为现代所用。必须克服因历史局限形成的惰性，从蛮荒朴拙的中国古代艺术的巨大宝库中，从粗俗而不入品的民间艺术的广阔天地中，从眩目多姿的西方近现代艺术和某些理论研究中，拿来能为我所用的东西，使中国画在对古今中外的纵横借鉴中得到拓宽。也就是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如石鲁画古人不曾画过的黄土高原，一变古人“平淡天真”的“静气”，而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豪气”。李可染表现古人不曾表现过的逆光下自然山川之美，一反前人空明淡雅的“灵气”，从越来越黑的笔墨中表现了深邃含蓄的神秘感，把“黑”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石鲁以他过人的才华，如一声春雷，在当年中国画坛的沉闷空气中拓宽了中国画的表现领域。而李可染虽然画的是被人们画“烂”了的黄山、桂林，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实现了中国画表现意境和个人风格上的创新。

概括地说，笔墨本身的作用，体现在它表达视觉形象时的某种力度感和画家驾驭笔墨的经验和能力。我们往往在儿童书画作品的某个局部中，发现精妙甚至老辣的笔墨，那是在稚拙的涂抹中出现的偶然效果。而成熟画家则是在长期实践中，把无数的偶然从经验中变为必然和自由。这种必然和自由的理想境界，表现为变化、统一、和谐之间的适度的关系。在多元化的趋势中，中国画必然要向更高的方向发展。

综观古今，中国文人画是一个发展着的艺术体系，传统的概念必然随着现代中国画家观念的更新而拓宽它的内涵，向着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方向发展。作为绘画观念的物化形式的传统笔墨，也将随之而显示出崭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介乎抽象与具象之间――中国绘画的传统观念[J].中国画研究，1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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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的学习要点有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在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即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因此，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前秦时期产生，这一阶段的学习要点主要是百家争鸣。关于百家争鸣，一方面要了解当时历史发展的特点，百家争鸣中主要流派有哪些；另一方面要关注后来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学派的哪些思想。

例1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理论由先秦法家奠定，经汉朝儒生发展而成。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

A. 荀子、董仲舒 B. 荀子、孟子

C. 商鞅、孟子 D. 韩非子、董仲舒

【参考答案】 D

【解析】 此题考查的是对中国主流思想的理解。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而汉朝改造儒学的代表是人物董仲舒，据此推论，该题正确选项是D。

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各时期的地位怎样？

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到明清思想家，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各时期的地位怎样？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是蔚然大宗、但不受重视；秦朝时，受到压制；西汉时，处于独尊地位；魏晋至唐，三教合一；宋明时期，进一步确立正统地位；明清之际，被批判继承，焕发生机。

例2 《史记》载:汉武帝时，“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该材料主要表明（ ）

A. 汉武帝广泛吸纳人才

B. 平民将相大量涌现

C. 儒学在民间开始兴起

D. 儒学地位显著提高

【参考答案】 D

【解析】 “天下学士”跟的是什么“风”？依据材料可以看出，是效仿公孙弘研习儒学经典。这说明了“儒学地位显著提高”这一政治动向。

三、 儒家思想在西汉时为什么能确立独尊地位？

儒学在秦朝受到压制，到西汉时为什么能确立为正统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来理解：

1. 阅读以下材料并思考：董仲舒把什么思想融进儒家学说里？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经之通谊也。”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通过对材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阳尊阴卑，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由于皇权出于天命，是不可以觊觎和窃夺的，因而皇权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天的意志，所以，“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政治的“一统”要以思想的“一统”来完成，“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2. 以下材料所论述的君臣关系有何变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论语》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为臣纲”。

――《春秋繁露》

阅读了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强调了等级名分、秩序，但是，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而董仲舒认为，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所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董仲舒的新儒学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

3. 儒学在此时得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其次，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再次，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把阴阳五行和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封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样不仅有利于巩固君权，而且也维护统治秩序。

例3 儒家思想经过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下言论最能体现其适应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是（ ）

A.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B.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

C.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D.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

【参考答案】 C

【解析】 该题主要考查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主张。A是孔子的言论，他主张为政以德；B是荀子的言论，他强调“德”的重要性；D是黄宗羲的言论，反对君主专制；这些选项皆非加强中央集权。C项是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那些只要不在六艺之列的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学说，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这一主张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四、 为什么说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问题，在教材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实际上，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北宋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理学后来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关注的不仅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这就是我们教材上提到的《四书章句集注》。他还编著《小学集注》，将教育从娃娃抓起，要求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要遵从“礼”的规范，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著名古代思想史专家葛兆光先生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他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将儒学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证了理学所确立的原则，真正深入了社会”，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如果说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那么宋代的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4 宋代，儒学家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人间的伦理纲常。这个新的角度是（ ）

A. 从矛盾对立转换出发

B. 从天人感应出发

C. 从万物本源出发

D. 从人的本性出发

【参考答案】 C

【解析】 宋朝时，儒学家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源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五、 儒家思想为什么能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