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思想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德育思想，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精英思维与平民思维是我国道德领域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学校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奉行的是精英思维，在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中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我国的职业教育由于正处于发展时期，还不够完善，学生的层次还不够高，主要是被高中“淘汰”而来的。相比较正为大学而拼搏的“精英”而言，这些学生属于“平民”阶层。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应更倾向于“平民思维”， 强调个人的生存和幸福。德育只有更加生活化，才能更为学生所接受。

（一）摆脱学校道德教育中的精英取向

在学校教育中的精英思维强调的是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责任意识、集体意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祖国需要、舍小家顾大家的觉悟，引导学生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道德教育的内容高、大、全、美，包括了从个人修养、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内的各方面内容，要求学生认真遵守，尤其强调个体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这种教学时刻将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他人连在一起，提醒个体为集体、他人、社会做好事，而很少引导学生考虑自己，客观上压制了学生的个人需求和个人利益，德育显得过于脱离生活而不可能实现。

学校德育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实效性低下的问题，这一问题与德育目标和内容方面的“高大全美”有关，也与德育过程和方法片面，强调集体和社会需要，而不引导学生思考人生、反思生活经验有关。这就要求德育摆脱精英教育的思维，让德育走向学生的日常生活。走向生活化的德育工作会引导教育者反思德育内容与方法，确定合乎时代要求的德育目标，选择更具亲和力和实际效应的德育方法。同时能够使长期以来受到压抑和忽视的中国本土民间聪明得到发掘，更全面地发扬中国德育传统，建立当代德育的民族根基。

以生活德育为代表的众多当代德育研究都体现了强烈的平民化取向，这种取向一方面得到了教师的情感认同。教师对生活化德育主张的认同主要使道德教育不再是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对学生有了较切近的意义。平民化可以使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思想自由，而不必一味地高呼口号。在德育研究与道德教育走向生活化的过程中，长期压抑的各种制度力量、心理力量发生松动，家长、学生、教师头脑中所形成的各种基于个人生活、福利的思想逐渐有了较多的表达机会和表达自由，并且，由于德育课教学所选用的主题多半来自日常生活，平民思维中的一些既成论点很自然地会受学生、教师想到并提起。生活化得德育工作有效地避免了精英教育中不适合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道德水平的要求，更能为学生接受。

（二）使道德教育更贴近生活

精英道德教育就是教导个体“克己以复礼”的过程，个体必须革除各方面的个人爱好、愿望、追求，使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全面地皈依精英道德。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是痛苦的，要求个体有明确的意志，通过读书、实践、自省、慎独等方式，不断完善自我德性。对于职业学生来说，这超出他们的生活范畴，要求过于严苛而显得不切实际。在省职中，以大专二年级为例，90%的学生的理想是赚钱，25%的学生沉溺于网络，10%的学生曾经因为逃学上网而受到处分，一学年有12%的学生辍学外出打工。对于这些学生，教育他们将来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还为时尚早，目前最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如何做好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学校教育中，德育工作应更加生活化，贴近学生的生活。“学校德育培养具有开拓精神、革新意思的人，它以新的价值观念影响新一代人格构成，使他们面向未来，乐于接受新事物，并开发出人的无穷的创造力。”平民道德教育其实就是教师通过学校生活的身体力行、口耳相传，将自己所把握、认同的为人处世技巧、原则传授给学生的过程。这种教导，基本上是在学习、生活过中进行的，而且由老师传授的人生规范往往能够帮助年轻人在具体场合获得表扬、奖赏和物质收益，避免批评、惩罚和物质乃至性命的损失，因此能够被年轻人很愉快地接受、遵行。并使他们形成更完善的人格，并成为影响社会道德水平的有利因素。

道德教育不应片面地对个人提出行为要求，而应启发学生结合生活事例思考，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并且，个体道德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以个体生活经验为基础，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为良好学校生活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继而在个体道德成长的更高阶段，引导学生基于理性，在生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三）在道德教育中将“大道德”教育和“小道德”教育相辅相成

就道德本质而言，德育工作更加贴近生活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道德和道德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小道德教育”。而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与规范，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有助于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对个体社会活动的合理规范的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大道德教育”。各种道德规范的根源都来自社会生活，人们应该基于生活经验来理解其实质，而不应盲目信从。但学校道德教育的开展，不应从一个极端转入另一个极端，将个体生活经验、生活需要与民间生活聪明作为道德教育的唯一基础，而忽视学生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是不可取的。

就个体道德发展而言，人的需要，既有低级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也有高级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人性既有其受制于物质条件的一方面，也有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追求终极的光辉面。如果一味地追求自身生活的道德理想，忽视社会中的德育思维，那么道德容易被理解为利益的博弈、将对个体的道德引导限定于遵守公德和底线伦理，则是对人性的贬抑，是使人回到动物的水平，更是不利于人生的丰富与幸福的。尤其在现代社会，个体生活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个人的精神追求越趋丰富，关心、分享、志愿服务等正在成为公民充实生活、完善人生的选择，道德教育应该发挥引导人性发展的功能，而不应专注于基础道德的普及，对人性的美好视而不见。综上所述，两者相互促进，启发、引导学生的生活反思，由低到高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根弦，发出自己的调子。”关键是教师要辨别孩子们内心深处的音符，看出他们顽皮、固执、甚至偏激背后的善良，因势利导，使学生身上本来就有的好的品质放大出来，并成为他们的主要品格。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人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对现实世界的主观体验，而不要把已经形成的观念、看法强加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来建构道德知识，以形成道德行为。在道德教育研究和道德教育走向生活化的过程中，道德领域的平民思维必将在道德教育中获得应有地位。生活化的德育的引入对德育变革有其启示意义，应得到广泛关注。当然，德育的“平民思维”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社会的精英。

篇2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篇3

1 《论语》中的德育目的

所谓德育，就是为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而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德育作为自觉而有目的的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活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要求和结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与孔子的生活背景分不开的。春秋时期，奴隶社会土崩瓦解，整个社会处于不安定和不稳定的状态。孔子急切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当时的状况，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因而孔子兴办教育，力图使社会涌现出更多的施行仁政统治社会的君子，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从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人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君子。孔子还提出了作为君子所必备的素质和标准。

在与人交往时，“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作为君子既要有胸怀坦荡，又要坚持原则。大智者共事，常常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也就是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大家各自摆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或争论之后，总能够达成一致，较少固执己见。他们很会取人长，补己短。不能像小人那样，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说不得，摸不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无缘无故地瞧不起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

在待人处事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关心爱护他人，总是努力成全他人的好事。小人心怀嫉妒，损人利己，对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作为君子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与人为善的心态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不能患得患失，这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并用这种成人之美，与人为善的亲和力去感染周围的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2 《论语》中的德育内容

《论语》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孔子根据自己德育教育的目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出发，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丰富的德育内容。这些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仁德、信义、礼学三个方面。

2.1 关于仁德

《论语》当中与“仁”相关的语句有一百多条，赋予了“仁”丰富的含义。首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将“仁”赋予“爱人”的含义，提倡人们对于他人要时刻抱有“仁爱”之心。这种道德意识主要体现在“因民之利而利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其次，孔子把“仁”定义为各种优秀品格的总称。《论语·阳货》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恭、宽、信、敏、惠”等五德是“仁”的内在要求，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仁”。

再次，孔子把“仁”作为人们心中的一种道德修养和意识。“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讲的是孔子的弟子颜回能把“仁”这个修养保持很长时间，即使遇到问题，碰到困难，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生闷气或大发雷霆。“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一个有志于“仁”的修养的人，无论外在的世界是怎样的，他始终展现的是人性中美好的德性，就不会有不良的思想和言行了。

2.2 关于信义

在《论语》中，“义”与“仁”一样，都是君子所应当坚持的道德准则。“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作为君子的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强调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凡合乎道义的，就要努力去做；凡违背道义的，就坚决不做。同时，孔子还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要把“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强调君子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在遇到有可取的的利益时，作为君子应首先想到“义”，如果要取得也要等达到“义”之后，而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信”作为一种传统的道德准则，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同时“信”又是一种社会道德责任，是维护社会和谐运转的基本要求。《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教育自己的弟子为人处事要讲诚信，相互信任。如“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必信，行必果。”、“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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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礼学

礼学是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在当时的鲁国曾以知礼闻名，连执政大臣孟僖子也曾命其二子“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孔子自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孔门弟子还记述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那么，“礼”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礼”就是传统的社会规范或准则。在当时孔子所宣扬的，主要是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体制。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的学生子贡也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这种可以传之百世的周礼，经孔子向各方面学来而集中整理，便构成孔子的礼学。它是西周以来传统的君主等级制社会的规范准则，从国家大事、社会活动以至个人日常生活，无不包括在内。因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一切言行，无不受到礼的制约，所以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如不学习遵照社会的规范准则活动，人们便无法在这个社会立足。孔子强调要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人的视、听、言、行都要符合礼，尽量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3 《论语》中的德育方法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对于当前的德育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3.1 因材施教的方法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方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他主张教育要切合受教育者的要求，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调动学生积极性，达到最佳教育效果。在《论语·雍也》篇中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

作为教育者，必须注意到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实施教学。孔子非常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和了解，在回忆起自己学生时，能将他们的特点说的很清楚。“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方，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络，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3.2 启发诱导的方法

孔子教育学生，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当学生遇到问题时，不到他苦思冥想而解决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也就是说，教育者应让学生在学习中处于主动地位，主动提出问题，自觉思考问题，而教育者只是在学生实在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加以点拨和指导。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强行灌输，而应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在德育实践中，教育者必须学习和领会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思想，正确地运用孔子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启发诱导，让学生真正自主地学习。

3.3 学思结合的方法

孔子教育学生注重学思结合，他认为学习是一个人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基础，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积极进行思考，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求学思结合，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接受知识、理解知识和巩固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应该学思结合，善于多角度地发现和分析问题，多途径地解决问题，做到学中有思，思中有学。

总之，《论语》中关于德育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于当代德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虽然孔子的德育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其中不免有些糟粕，但是我们应给予肯定并批判地继承其优秀的、合理的德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德育理论，加强和改进德育活动，切实提高德育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玄武.比价德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篇4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由内心“集义所生”（集义，犹言积善，指事情皆合于义）。《礼记•中庸》又道:“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周易•大传》中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后人把这种“浩然之气”“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合德、合明、合序”的境界理解为一种最高的正气和节操，爱国主义正是这种正气和节操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历来是被看作是一种“大节”。如“见义勇为”“杀身成仁”“当仁不让”“舍身取义”等崇尚气节、讲求情操的行为培育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心，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并逐步凝结、巩固起了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民族气节。爱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才有的，但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却早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之一。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把“廓然大公”“天下为公”等作为价值理想，要求社会成员奉公尽忠。孟子所谓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荀子所谓的“成天下之大事”等都表现了胸怀天下的道德信念。这种信念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宋代的范仲淹、明末的顾炎武分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对之作了精辟总结，表达了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豪情壮志和浩然正气。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才能成就未来。把我们的人民培养成如此有大爱的人，正是我们人生修养的目标。

（二）德育的入口:执“各称其事”

《论语•颜渊》里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记•礼运》又讲:“何为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礼记•曲礼上》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些论述无不在反复强调:人们要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司其职，“各称其事”，充分地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我做起，干好自己的分内工作，进而实现己和、人和、家和、国和以至天下和。

中国有句老话，叫平平常常才是真。人生最大的道理、最大的智慧，不是存在于别处，而是积淀在伦常纲纪、生活规矩及角色规范之中，人生修养也是栽根于此，发韧于斯。试想一个不知规矩、不按角色规范行事、生活中横冲直撞的人，人生修养在他身上，连个搭载的地方都没有，通过人生修养提升境界就更不用谈了。

（三）德育的内容:追“天人和谐”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在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不可分割，这种内在联系的经典概括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

“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重要思想，在《礼记•中庸》中也可以看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能完全实行他的天性，能尽他自己的本性，就能尽知他人的本性;能尽知他人的本性，就能尽知天地万物的本性;能尽知天地万物的本性，就可以促进天地间万物的化育;能促使天地间万物化育，就可以与天地相合。《周易•大传》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生的现象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天人合德”的道德观崇尚“仁者爱人”，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特点。

综上所述，《礼记•中庸》和《周易•大传》“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要求注重价值理性，这对于矫正工业社会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体现了我国古代为促进社会各个方面发展所提出的和谐思想。受时代阶级的限制，很多和谐思想在古代不能成为现实，但在今天我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传统和谐思想对我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四）德育的重点:遵“日新明德”

《礼记•大学》讲道:“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帝典》里说:“克明峻德。”《盘铭》讲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里讲:“作新民。”这里的“明德”或“克明峻德”，是人的良知，属于道德情感。其中的“日新”或“作新民”，也可说是一种道德修养过程。同时，“明德”或“克明峻德”又可说是人之慧根，“日新”或“作新民”也可说是天赋显现和智慧养成之过程。就此而言，道德素养之高低直接决定了人智力之高下。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孔子和庄子都讲到了一个问题，即道德制约智力，情商制约智商。这个判断，有事实根据。古语说，财迷心窍，利欲熏心。心被“熏”，心窍被“迷”，此人有何智力可言？因此，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总之，只有知识层面的创新而没有“明德”之“明”者，没有自知之明，再好也不过是天才的“瞎子”，因此，人生修养要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明德尊理、深名大义为要。

（五）德育的关键:履“日常行用”

《礼记•中庸》里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无不在教育我们要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一点一滴来完善自己，养成习惯，化为意志，笃力践行，提升境界，以便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与四时同序，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换句话说，人生修养一定要落实到“日新”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中，进而言之，一个人的修养提升必须形成和流行于伦常日用之中，栽根和彰显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培养出的精神境界才可历久弥新。

（六）德育的途径:行“修身立德”

中国人重视人格修养，形成了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美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礼记•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从天子到普通民众，一心所要行的，都是把修身看作根本。修身的目的在于自我完善，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为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中国传统道德历来有“慎独”的告诫。慎独，出自《礼记》:“君子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在个人独处而无他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这种修己内省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总之，只有不断“修身立德”，才能培养健全高尚的人格，塑造完美理想的人性，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升和超越自己。

（七）德育的方法:持“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天道运行，一往直前，健动不止，生生不已。君子应效法天地之美德，做到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贯彻古今的光荣传统。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力。对此，《礼记•大学》也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凝聚、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自信、自尊、自立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的法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实践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性，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奋发图强。这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表现为自尊自信，不卑不亢，有着独立的人格;表现为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悲观、不丧气，勇于开拓，积极进取;表现为志存高远，为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执著追求等等。几千年来，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

篇5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著名的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均有。《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研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上各种思想，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四

朱熹关于道德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后期教育的曾产生过重大。因此，认真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篇6

作为一个君子，孔子要求心中必须具备“仁”的理想，也就是必须拥有追求道德完善的理想，在行动上要用礼来规范自己，内仁外礼，文质彬彬，这才是教育培养的人才的最高标准。如何追求道德的完善呢？孔子给出了这样的方法：《论语•里仁》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一语点出了孔子学说中的关键词，那就是从“忠”和“恕”两个方面来达到“仁”的理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希望达到的也要帮助别人达到，尽心竭力为人，这是“忠”的体现。在行为处事和人际交往中，要求的就是正心、诚意和积极性，这也应该是个体的一种责任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推己及人，这是“恕”的体现。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是对道德自律的强调。当然这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而人都是有弱点的动物，总是被各种私心杂念所干扰，要达到此种道德的高度自觉自律，相当困难，但孔子仍然希望每个人“不同程度地去实现‘仁’”，并且也认为“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着仁”。所以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要实现“仁”，除了道德的自觉，还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力，这就是“礼”。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知道行事为人的准则，你就无法与他人交往，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每个体现着独立价值的个体，也还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必然要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应采取的态度就是积极的面对，那么他就应当学习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各种礼仪规范，并将之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要求。“仁”的概念很抽象，它需要借助“礼”来作具体地呈现，当你始终要求自己遵礼守礼的时候，意味着你一步步地成为一个君子，不断地向“仁”的理想靠近了。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作为社会中的人，一定要有所修饰，或者说是约束，既不能任内在的观念或者想法肆意地爆发出来，又不能成为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内在和外在一定要和谐统一，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这种中庸之道，其实也体现了孔子所寻求的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平衡。按杜维明的说法，就是“仁”和“礼”之间的张力，“成圣之道应是介于精神的个体性及伦理的社会性之间的‘狭窄山脊’”。当谈及通过礼对人的约束而使个体更具有社会性，使之成为一个君子的时候，就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铺天盖地的“礼”是否扼杀了人的创造性？这是儒学在当下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重提儒学必然引起的深思。在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对礼的强调到后来确实演变成礼教的传统，相当多的民众被限定在自己的等级上，安份守礼，甚至是到了麻木的状态，主体性严重失落，没有了自我意识。当“礼”发展为“礼教”的时候，就已经逐步丧失了原来的意义。而当我们把眼光重新聚焦到原始儒家身上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并非孔孟儒者的本意。人性始终存在着私心、惰性等弱点，不加以限制，就很容易被放大。就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孟子，也承认人性容易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如果自己没有主观努力去求“放心”，仍然会堕落变为恶人。所以这就需要“礼”，用礼来成为衡量君子行为的一个标准，并成为内心的一把杠秤，但它不是僵死的，正如前面所说的，要找到的是一个平衡点，就是在“我”和“我们”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既要融入社会，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又要守护住自己一片独立的精神天地。

二、关爱社会，修养自身

《中庸》里面说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首先，“仁”是人本身应具备的一种道德禀性，它又必须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仁者爱人”，用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将爱传递出去，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如此，那大同世界也就不远了。其次，儒家的“仁爱”是有等级差别的，所以说“亲亲为大”。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对所有人的爱都一样，必然有亲疏远近的不同，必然是先爱你的家人，再向外推广，爱你周围的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种推而广之的爱首先是建立在自己对亲人的爱这个基础上的。假如对自己的亲人很冷漠却做出一副关爱社会的样子，那只能是欺世盗名；假如只知爱自己的亲人而忽视对社会的关怀，那又是自私的表现了。所以个体必然背负着关爱家人的责任和关怀社会的使命，这才能促使家庭和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孟子相信每个人只要有向善的主观愿望并不断凝聚自身的浩然之气，最后都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最终都能实现“仁”的理想，因为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有善端，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在恻隐之心的基础上，孟子又进一步把“仁”具体到“内圣外王”的路子上去了。在内，要进行自我修养，使善的萌芽不断生长，要有“仁心”；在外，要将恻隐之心推而广之，作为君王来讲，就是要行“仁政”。孟子的观念看似在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出谋献策，但其实孟子是站在民众的基础上来与君王对话的，应该说孟子是古代一位伟大的民本主义者，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理想，那就是老百姓都有田可耕、有肉可吃，社会上尊老爱幼、其乐融融。假如这个君主罔顾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他将不再是君主而是一个“独夫”，百姓自然可以将他取而代之，“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君臣之间都必须守礼，臣子并不是只处于被动的地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如不守君道，臣也不必守臣道了，彼此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和历史上很多“愚忠”现象恰恰相反。这也说明了孟子倡导的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和后来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君臣之间紧张森严的关系截然不同。孟子希望所有踏入仕途的仁人志士都要有政治的自觉意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不做政治的傀儡。正如孔子认为人应该守礼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礼一样，孟子提倡的也是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人应该融入政治，又要脱离政治，既要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又不能丧失了自我的人格，不能忘记还要“独善其身”。这其实也是在参与政治和修养自身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是中庸之道。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体现了对人的反思”，那么“孟子则是对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孟子强调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的问题。

篇7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8-117-01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各类职业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家庭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仍存在误区，大多数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中等职业学校，因而中职学校的招生对象基本上是初中毕业生中的“差生”，中职学校普遍存在着教育难和管理难的问题。再者，学校德育工作和教育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重智育轻德育，“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较为普遍；

一、的德育思想

1、德育的重要性

1912年2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系统阐述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五育是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军国民主义即后来所指的体育，实利主义即是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即是德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其精神所在是“养成完全之人格”。

蔡元掊明确指出，五育并不是平分秋色的，而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的，“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须以道德为根本。”虽然主张教育要“以公民道德为中坚”，但他并没有把德育与其它方面的教育割裂对立起来，而是强调把各育结合起来，使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以期实现“完全人格”的培养目标。以道德教育为中坚，全面论述德育与体育、智育、美育的关系，尤其是他把德育寓于体育、智育和美育之中的主张，更是精辟之见，至今仍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2、德育的内容

“自由、平等、博爱”是制定道德教育的大纲，也是中心内容，是一切道德内容之根源。“自由、平等、友爱为德之大纲”。为了使外来的道德观念易为中国民众接受而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来解释“自由、平等与友爱”，“自由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以“自由、平等、博爱”这基础，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德育内容。合群，舍已为群，注意公共卫生，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尽力于公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责已重而责人轻，勿畏强而侮弱，爱护弱者，爱物，戒失信，戒狎侮，戒谤毁，戒骂詈，尚文明戒奢侈，持理信祛迷信，循理而不畏威，要坚忍勿顽固，尚自由戒放纵，等等。这些内容都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今天看来有些也不失为很好的德育内容。

二、德育思想对当前中职德育教育的启示

1、为养成完全人格助力，改进中职学生德育教育格局

处于青少年期的中职学生一般都有逆反的倾向，他们追求独立，往往以新价值观、新行为方式的代表自居，常常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采用各种消极的方式对待教师的教育和帮助。学生经常做出违规、迟到、缺席、暴力等行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正常教学。还有，中职的教育过程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中心，在设置课程时，重点放在职业基础课程的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上，这实现了所说的实利主义教育的层面。对于体育、德育形同虚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是次要的。

2、德育教育渗透于专业教育、其它文化基础课教育中

很多老师认为，德育工作是班主任和政治老师的事，与其它课尤其是专业课教师无关。其实不然，无论是专业课还是文化基础课，每节课堂教学应该既包含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也包含德育目标，德育渗透是一堂好课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是不同课程的内容千差万别，其中所蕴含的德育素材也各有不同。所以，每一学科的具体教学内容则须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渗透德育目标，使学生在和风细雨中，产生心灵的震撼。

此外，也可把专业从业人员与专业教师请进德育课堂。中职学生与普通高中学生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具有很强的专业特色，从迈进职校的大门起，中职生就得选定某一专业，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又与这专业有密切关系，如何根据学生的专业特色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道德教育工作，是德育老师与专业老师应该共同关注的课题。以笔者所服务的学校为例，这是一所医学类的职业学校，开设有护理、检验、药剂、口腔、康复等专业，全部德育课教师没有医学教育的背景，必然缺乏对专业的热情，不了解专业相关的行业（职业）的发展趋势及就业前景。再者，德育教师任务重，每位教师要承担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德育课教学，全部担任平行班的德育课的几乎没有。所以，面对不同的专业，专任德育老师很难指导学生进行合理又切实际的职业规划，帮助他们树立职业理想，了解职业纪律，形成符合专业要求的职业道德。

3、根据中职学生的特点，把德育实践及自我教育作为重要途径

重视实践在德育中的作用，他特别强调“积小”、“勤勉”、“持之以恒”等具体方法。他说：“故事不在小，苟其反复数回，养成习惯，则其影响至大。”提出德育“重在实行”，他注意到我国传统德育教育中，教育者只从自己单方面的期望出发，片面灌输，无视受教育者的社会实践的作用。这种弊端至今仍存在。

实践性是职业教育的突出特点，专业教育离不开实践环节，德育教育更离不开实践环节，离开社会实践，道德教育就成了空洞的说教。所以，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增强社会实践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是提高中职德育教育实效的基本途径。可以用丰富的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和各种技能竞赛来张扬学生个性，帮助他们体验成功；加强团队意识、组织管理能力、自我表现能力的培养。德育课也可以走出学校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亲临企业现场进行参观、访问，与从业人员进行座谈等等。

还主张通过“修已”、“自省”、“自制”等途径进行自我教育。这提醒我们，道德要靠教化，但最终要内化。要内化，就必须把被动接受与主动参与相结合，把他省与自省相结合。而中职生普遍缺乏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要实现中职学生的自我教育，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激发学生的情感。情感如能把握调节得好，对认识能发挥独特的能动作用，成为认识的契机和直接诱因。二是要注意学生的个体与专业的差异。注意个别差异，要密切联系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也要注意专业差异，分类指导，各有侧重。三是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课堂外可指导学生建立自我管理队伍，如学生会、班团会等，并加强引导。

4、把集体主义、诚信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重要内容

中职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人主义滋长、集体观念淡薄、社会公德水平滑坡。所以，还要在中职生中有针对性的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诚信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基本道德素质。还十分重视对个体进行职业道德的培养，它关系到社会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行，不可不重视。而目前的现实却是很多走上实习岗位或就业岗位的中职生职业道德素养不高，他们或因为专业不对口，或工作太辛苦，或工资太低，或单位制度太严，或不能与领导同事很好相处，或领导的一点批评等等，说走就走。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素质，如诚信、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团结友爱和爱岗敬业等。

中职学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中、初级应用型职业技术人才的重任，而面对我国目前中职生的现状，只有一手抓技能，一手抓思想品质，两手都要硬的情况下，不断总结经验、转变观念、改进方法，才能培养出具有“完全人格”的人才。

篇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3-016-02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但近年来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严重下滑，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社会责任感缺乏，缺少远大的理想和学习动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盛行等。高校德育工作成效不大，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必须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德育理论的精华，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在自由讲学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形成了系统的德育理论，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前的高校德育工作中积极利用其中的合理因素对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强调以德治国，以德育人，认为政治要靠道德来实施，教育是为了教导道德，主张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号召弟子首先要做一个品德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学习以提高文化知识水平【1】。主张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要用来促进德育，孔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首先要求做一个品行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道德教育贯穿于文化知识学科中，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灌输道德观念，文化知识学科的任务就是为道德教育服务。

德育为先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但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思想，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德育可有可无。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再到学生，都简单地把德育作为一门课程来学，观念上重视不够，德育政治化、知识化、简单化现象严重。部分高校教师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略大学生品德上的教育，忽略对学生“做人”的教育，忽视了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德育理念不科学，对德育重视程度不够，必然导致高校德育活动科学化、系统化程度不高，影响大学生的道德水平。针对这种情况，高校要认识到德育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合理的德育观，做到德育与智育并重。不应以学生对道德知识的掌握为唯一目的，要针对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社会发展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要求设置具有学校特色的德育目标，提高学生面对道德冲突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高校不仅要向学生传递基本的道德理论知识，而且要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能力为己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德育的内容

孔子道德教育的内容集中表现在“仁、礼、孝、悌、忠、信”几个方面，以“仁”和“礼”为核心，他主张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以“礼”为道德规范，凡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的精神为指导。孔子进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科目进行，使用的教材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文化知识，行、忠、信属道德范畴，孔子从德育的目的和地位出发，把道德教育和教学融为一体，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以德育为核心，辅之以智育、美育等相结合的德育内容。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将道德教育融入文化知识教育和体育技能教育之中，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

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四个方面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以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为重点，向大学生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和遵纪守法的观念。道德品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辅助地位，有些高校甚至只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此外，高校德育课程设置也比较单一，基本上只有原理、思想政治、形势与政策课，将课程知识加以运用的实践课较少，德育内容与现实脱节，新颖性不足，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孔子德育思想中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给目前高校德育内容的选择提供了积极借鉴，高校德育要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以当前社会和本校发生的和大学生思想道德紧密相关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贴近社会生活和学生日常生活，把枯燥无味的空洞理论说教和生动活泼的具体案例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把道德教育融入多种学科的教学中，在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

三、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在德育的原则和方法上，孔子认识到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对人的品德培养应该及早进行，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以及实现志向的重要起点。他提倡立志克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教育学生要坚持志向，不要因为外来种种因素的干扰而动摇。处理对人对己的关系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遇事要反躬自问，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主张力行自省，“力行近乎仁”，认为努力按照道德规范实践的人接近于仁德，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传，十分重视教育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教师自己端正言行，主动遵守道德行为规范，学生就没有不遵守的了。此外孔子还有很多关于德育原则精辟的论述，如启发诱导、教学相长、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等。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方法，能够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合理选择。但目前高校德育方法单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把学生看作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机械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基本原理、概念，丝毫不考虑学生的内心世界。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格修养会对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有自己的所做所为符合道德要求，才有可能使学生相信自己传授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因此，德育工作者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道德标准，做到育人必先律己，起到道德表率作用。

四、德育的形式

孔子的道德教育灵活多样，在教学形式上富于创造性，形成了集中讲学、相互讨论、游览讲学、个别指导等形式，构成了其道德教育活动中的又一特色。《论语?先进》中记载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就是孔子让学生就一件事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讨论的形式让学生相互交流学习、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的典型例子。

孔子带领弟子们通过相互讨论、游览讲学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能够更好的把道德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在对比交流中相互学习、扬长避短，提高解决实际道德问题的能力。我国高校德育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向学生传递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理论灌输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理论课和思想道德修养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主的高校德育主要以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认知为目的，忽视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特别是道德行为对大学生道德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使大学生做到知行统一，把道德认知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高校要改变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陶冶法、小组讨论法、活动教学法等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把通过课堂教学获得的理论知识和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促进道德认知向道德实践的转化，实现道德“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孔子德育理论博大精深，特点鲜明，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后世理想人格的培养以及个体自我修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德育理论和孔子德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其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孔子在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德育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以及形式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性的见解，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其中的精华部分合理吸收和利用可以有效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时效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1] 饶玲，孔子德育思想探析[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9(5):58.

篇9

在德育目的上，朱熹根据其哲学思想以及古传的划分，把教育阶段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和“大学”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小学”强调“成人”的教育目标，而大学的教育目标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得以“成智”[1]。“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2]在朱熹看来，所谓“成人”，就是一个人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一个人摆脱原始性、蒙昧性、野蛮性变得有理性、有教养的过程，是一个人经过教育并通过“成人礼”的洗礼，开始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而“成智”的教育主要是“增长见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指的“智育”。总之，朱熹在教育的目的上强调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且要德育为先，以德统才。

在德育的内容上，朱熹的教育思想主要涉及到“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以及礼仪教育的问题。首先，在“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虽然朱熹的这一主张成为了今天众多批评者的的矢，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具有现实针对性。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太学“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得隽于场屋者耳”。再让我们联想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以理统欲的主张是针对时弊的。至于“礼仪教育”的问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载体，这在自宋以后的理学教育体系中也不例外。

在德育的方法上，朱熹强调师者的模范表率作用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为了教育学生，朱熹不仅严格要求自己，甚至还特意邀请时贤名流到学校任教，“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朱熹还特别重视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他说：“学校规矩虽不可无，亦不可专恃，须多得好朋友在其间表率劝导，使之有向慕之意，则教者不劳而学者有益。”[3]同时主张对学生加强伦理教育，改善教学方法，“无牵于章句，无滞于旧闻，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诚意于饮食起居之间，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不但为举子而己”。

在德育发展的阶段理论上，朱熹主张教育应该有先有后、循序渐进。朱熹认为八到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德育的任务是“教事”，即让儿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具体的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4]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和“杂细事宜”五个方面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礼仪规矩、行为举止等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十五岁以后是被朱熹称为“大学”教育的阶段。德育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教理”，也就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5]。朱熹还认为，这两个阶段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二者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的，他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5]

在教育的管理上，朱熹主张“德主刑辅”。朱熹认为学校的教学管理不但要有必要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他把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实行，同德育的教育管理目标结合起来，他说：“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义理之不足以悦其心。”[5]要求教人者能“知其心”，言“中其情”。以德为主，就要切实提高德育的成效，而德育的成效则取决于施教者和受教者能否将心知心，情感交融。

二、朱熹德育思想对中小学德育的启示

1.做事为主——辅之以理。朱熹认为“小学”教育阶段是人生的8~15岁，并为“小学”制定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在儿童“成人”教育的路上，“小学”德育应侧重于“事”，“大学”才侧重于“理”。朱熹反复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定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根据布鲁纳的认知生长理论，儿童的认知生长要经过动作表征、映像表征和符号表征三个阶段。在动作表征阶段，儿童主要靠动作来认识了解周围的世界；动作表征是认识的基础，但却使用终生。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也认为：认知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结构连续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过程的进行是连续的，但它造成的后果是不连续的，故发展有阶段性；发展阶段是按固定顺序出现的，出现的时间可因个人或社会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发展的先后次序不变。根据以上认识，我国中小学阶段的德育应该以“做事”为主，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中“从做中学”，这是符合道德发展基本规律的。但是“做事”和“明理”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发展阶段又是以认知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个体的年龄为根据[6]。儿童在做事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在明理——做事的过程即是明理的过程，但是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中小学的德育只能以做事为主、辅之以理。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特别是教育者一定要为学生树立模范表率的形象，并通过一些现代道德教育活动，形成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能力。

2.德育引领——四个学会。在朱熹的教育体系中，德育无疑是教育中的首要任务，“成人”的教育要优先于“成才”的教育。“小学”的主要教育任务是“成人”的教育：通过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使儿童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从朱熹的教育主张来看，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学会做事学会认知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做事“是朱熹教育主张的起点，儿童要先掌握正确的做事方法，然后再明其理。学习做事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目的，那就是要学会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在朱熹看来就是要学会如何与君、亲、师打交道；知道了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达到了“乐群”的教育目的。通过学会做事，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之后，射御、书数之文的学习才有坚实的道德土壤，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德才兼备。朱熹这种先学做事、德育引领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代中小学教育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小学教育应该德育为先，为培养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雕琢好中小学生这块“璞玉”；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培养中小学生与人交往的能力，培养他们正确处理自身与家庭、社会的关系的能力，以及独立判断、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逐步养成知荣明耻、尊敬师长、相互尊重、友善宽容等文明行为，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生存技能。

3.仪礼载道——重构礼教。朱熹的道德教育秉承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可谓是“礼仪载道”，而我国古代重视“礼教”的传统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然而反思我们当今的学校道德教育，最缺乏的就是礼仪教育，尤其缺乏日常生活行为的礼仪教育。因此，重构礼仪教育，对中小学生进行现代礼仪教育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4.统筹规划——注意衔接。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体现了一种统筹规划和相互衔接的教育理念：朱熹不仅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阶段，而且为每个阶段的教育设计了具体的目标、内容、方法和策略。这种统筹规划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学校德育系统分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子系统，每一子系统又包括若干个子要素。目前我国大、中、小学德育衔接性不强，甚至有各成体系、断代以及缺位嫌疑[7]。虽然国家在政策上对大中小学德育衔接工作的规定并没有缺失，但小学、中学在以智育为核心的导向下德育出现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地位被严重边缘化；道德教育本身被严重抽象化，脱离日常生活基础；德育方法主要靠苍白的“说教”和“灌输”；教育内容重复而陈旧；大、中、小学德育缺乏统一的执行和管理；德育评价方法不科学。造成的结果是：儿童“知”与“行”不能很好统一，德育课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程但教育效果欠佳。因此，我们应该把中小学德育放在大、中、小学德育的大系统中去考察，从德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以及儿童道德发展问题上进行统一规划、整体部署，并在教育管理上确保这一德育理念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冯达文.简论朱熹之小学教育理念.中国哲学史，1999（4）.

[2]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 朱熹.答郑常卿.朱熹集，卷62，

[4]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篇10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商品交换的法则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客观上造成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一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正逐步主导社会生活。如“重利轻义”已逐渐被“义利并重”所取代，“平均主义、小富即安”正在为“开拓进取、富而思进”所取代。同时，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和西方负文化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都对全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道德建设，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部中国道德文化史。它包涵着中华伦理道德与民族精神，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个人、家庭、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从内在的情感信念到外在的行为方式，都提出了比较完备的道德要求：如“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伦理文化道德价值观。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大学生的道德支持点，借鉴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融入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理念，为我们现代德育教育建设提供了思路。

一、传统德育思想内容的现代教育价值

我国传统德育内容主要是通过与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民族的关系表现出来，包含了“崇尚礼仪、仁爱孝梯、以和为贵、精忠爱国、见利思义、勤劳节俭”等大量当今道德建设的“元素”，具有重要的现代教育价值。

1.传统德育中的整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感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根本上来说：表现为个人与国家或民族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表现为一定民族在对待个人利益同国家或民族整体利益之间关系上所持有的根本观念和态度。传统德育思想也要求人们以群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提出“公忠体国”、“大公无私”等理论，始终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以国家的命运为自己忧虑的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决不是一种单纯个人价值的体现，而是把个人的品行、道德的培养与天下的治理联系起来。《大学》中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认为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每一个人对民族、国家、社会都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各负其责，各尽其职，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思想形成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主义意识。正是在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一体的思想影响下，才有了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民族呼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情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1]成为影响当代大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关键所在。

2.传统道德中“厚德载物，以和为贵”的仁爱精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宽容敦厚、谦虚朴素的文化人格

“仁”的主要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仁者亲亲”，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是“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之爱，才能进一步把这种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去爱别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把个人道德的完善融于群体的完善中。《周易》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认为有道德的人应如大地一样胸怀宽广，能包容各方面的人、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忠恕孝悌”是实践“仁”的主要途径。“忠”指尽己之力以事人，摈弃其中的消极因素，主要指对朋友和事业的忠诚；“恕”指推己之心以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是一种宽容心，表现为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主动体谅别人，宽容包涵别人的过失，只要做到换位思考，亲亲之爱就会化为人人之爱。从道德修养角度看，“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做到为人真诚，待人宽恕。老子讲“报怨以德”、“心底无私天地宽”，孔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提倡“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之人皆相爱”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推崇的最高道德原则。

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孝”是核心内容。“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对仁的实践应从家庭开始，由孝敬父母，友爱兄长做起，然后才能广泛地去爱别人，把“孝、悌”放在个人道德修养的第一步，视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无论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家庭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美德依然是维系人们正常生活的基本准则。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还谈得上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吗？古人这种注重和谐的宽厚之道已融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性格情感，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3.传统道德中“见利思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助于引导大学生自尊、自信、自强现代独立人格尊严的养成

传统思想向来推崇人格道德的价值，把道德理想看得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孔子曾将如何看待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价值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获取个人利益时，要考虑是否符合“取之有道”的原则，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人格，必要时“舍生取义”；重义轻利传统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它有助于大学生澄清对金钱的片面认识，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孟子也强调“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崇尚气节以及民族自尊的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修养来说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不假外力，全凭内因，刚劲有为，永不停息地运行，有德君子也应效法天，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史学家司马迁在面对人生厄运时，苦而不悲，孤而不堕：“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种追求真理、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精神，对大学生自我人格的完善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二、传统德育教学方法的现代价值

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个体人格和品德的建构过程，是个体的内在需要与社会道德原则的对话过程，道德领域是人自觉活动并充分发挥主体性的领域。传统德育方法具有显著的人文特色，它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学生独立认识、自我探索、发现知识的过程。在他们所倡导的教学方法中，总是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潜能以此为基点，[2]这对现代德育教育方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1.因材施教。指教师在德育中应观察学生的不同特点，根据学生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内容，把品德教育与个性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教育具有层次性、针对性。《论语・先进》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认为他的学生各有偏差，不和中庸，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冉求多才多艺，但个性畏缩，所以孔子就时时鼓励，使之终成政事人才，仲由好勇过人，孔子就时常注意约束他。由于所处社会环境、家庭状况和学校教育的不同，大学生的道德觉悟必然呈现出层次性和差异性，德育教育不能不顾个体道德发展水平而强加灌输，必须遵循个体内在的发展逻辑，有步骤地促进个体的道德发展。

2.深入浅出，因循善诱。目前，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普遍采取刻板的灌输方法，强制学生去服从各种道德规范，一味地向学生传授道德知识，让学生觉得内容高高在上，距离实际生活较远，无法激发学生的情感和认同。孔子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当学生感到困惑时，老师加以启发诱导，使学生能做到举一反三。它要求在实施道德教育时把大学生当作道德教育的主体，把道德要求看成是学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国家、社会、家庭的需要，才能真正调动大学生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3.优化环境，榜样示范。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则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外界环境对人的品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冶铸作用。现在的道德教育，与其它学科相分离，成为无所依附的“灵魂”，学校德育与社会影响“两张皮”。如能借鉴古代德育方法，将德育视为一个系统工程，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德育的氛围、环境，使学生在日常行为中养成道德品格，无疑能大大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通过树立道德榜样、教师以身示范的方法，对现代道德教育仍有实际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凡事只有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只有时时言传身教，处处为人师表，以高尚的道德人格和道德行为去感染引导学生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

4.慎独内省，见贤思齐。道德是一种自觉履行的义务，它凭借的是道德觉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毅力。传统德育特别重视心理感化对道德修养的作用，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就是“慎独”和“内省”。“慎独”是指一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自觉遵守道德。“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内省”是指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通过自觉的“省察”使自己日臻完善。孔子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认为人应当随时“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人们要经常地检查自己的言行，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通过这种自省修身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升华为主体为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所必备的内在需要，把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实践，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知与行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雪蓉.试论儒家道德教育的继承与借鉴[J].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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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汉民.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M].武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3]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4]秦永芳.试论在青少年德育中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学术论坛,2007(8).

基金项目：2009年云南省教育厅课题《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育技术的有机结合是提高“三生教育”实效的重要法宝》（云教电[2009]15号）阶段性成果；《“三生教育”》校级重点和精品课程建设（云能职院党字[2009]19号）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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