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艺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艺术哲学；艺术价值；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262-01

在艺术哲学领域，艺术价值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艺术价值观，作为认知过程中主体对艺术价值的评判，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艺术哲学

通常所说的艺术哲学，是对作为人类审美活动集中表现和高级形态的艺术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是黑格尔对他的美学的定名和定位。黑格尔把美的范围定为艺术，艺术的美正是他在美学中所讨论的，他的美学在范畴内就是艺术哲学了。

实际上，艺术哲学是对艺术作品的内涵及价值的重视和肯定。艺术哲学要在精神层面让艺术离开美，回到本真的真理概念，艺术的真理就只是艺术真实，是我们生活进入到艺术心灵的真实，不同于外在生活本身的真实，也不同于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艺术的来源或者说源泉应该是心灵对生活的感受以及体验，而不直接是生活本身，也不是观察对象本身。

二、关于艺术价值观基本概念

艺术价值作为价值的一个具体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一般价值规范。基于艺术的一些概念，艺术价值并不能认为是一个单一的价值体系，而是一个包含着多元价值导向的综合体。

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艺术具有功利意义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衷地共存并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可以认为：艺术价值是艺术作品在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过程中，最有意义的需求。艺术价值也是一个以审美为主要需求的价值系统，它是整个价值系统总的一部分，受到一般价值属性的规范。

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它还表现为对评价事物有标准。因此，艺术价值观就是关于艺术价值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观点学说，是人们反映、认知和评价艺术对于人的意义过程中所形成的总的观点和思想。这种观点和思想构成了艺术价值认知活动主体内在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尺度。在认知上要将艺术价值置于一定的价值观之下，艺术价值观既受到艺术价值的影响，又要对艺术价值发生规范作用，艺术价值需要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之下进行创作，并升华为一定的价值观因素。

三、艺术价值观的特性

刘纲纪在《美学与哲学》一文指出：“由于构成艺术作品的内在的精神内容和外在的感性形象都来源于生活，都是生活的反映，因而从艺术作品与生活的关系来看，艺术是生活的反映。” 艺术价值观作为一种普通的社会意识，一方面它反映出社会文化和心理的转换，另一方面体现出个体文化心理的结构。同时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与该时期的生活形态、普遍审美需求以及文化心理结构，它的普通性和独特性表现在:1、艺术价值观是艺术主体在价值追求和创造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思维框架和评判标准的观念或者体系，具有一定的评判性。2、艺术价值观在一定时期内一旦形成，就会在长时期内影响规范人们的艺术活动及相关审美活动，具有一定的稳定持久性。3、艺术价值观对于艺术接受者、创作者都有潜在驱动和引导的作用，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性。

艺术价值观客观性表现在：1、艺术价值观反映客观事物。艺术价值观是对艺术价值的反映，艺术价值同其它任何物质性的价值观念一样，是属于客观社会存在的，艺术价值作为主客体关系的产物。2、艺术价值观对价值的评价具有客观性。艺术价值观反映的是主观动机或者主观欲求，所体现的价值也不是受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而是受自然生活条件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艺术价值观的客观性是艺术价值观合理存在的基础，使得艺术价值观有自身的客观标准。

四、艺术价值观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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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高校艺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首先需要了解艺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从理论上理解“价值”概念的尝试，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亚里士多德把“美德”的概念说成是“达到完善”，并包含在“对某物的一定关系中”。而属于价值的“美德”，它即指健康、力量，也同时指向美。在哲学史上，标明人对世界价值关系的概念在诸如经济、政治、伦理、审美等方面得到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解释，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人们不同的哲学观、不同部门，那就是“价值哲学”。上升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曾被近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主要是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同时价值哲学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相对立。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的话来说，“理论价值的科学，无论同肉体的存在还是同心里的存在，无论同现实还是同理想，无论同感性的现实还是超感性的现实都没关系。作为关于价值的‘纯’科学，它同任何关于存在的科学相对立，它唯一的问题是理论价值的意义问题”。现代美学非常乐意利用“价值”这一范畴，即把美的概念又把艺术本身（艺术价值）列入其中。同时，转向价值范畴来对审美心理进行解释。后来克罗齐•科林伍德概括艺术就是表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把美看作价值，把艺术看作美的价值表现。哲学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入手，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多部著作中都曾直接论述关于“美的规律”、金银的审美属性、钻石的审美功用和艺术发展的规律等等。即使是在探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时，也同时考虑到其他形式的价值的存在，并对这些价值包括对文学艺术价值都具有非常深刻的论述。那么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样面对价值这一观念呢？简单地说，所谓价值就是指客体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作用。赫施在谈到含义和意义的区别时，他的阐释很有启示性。在赫施那里，含义指“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意义（Bedeutung）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有关艺术价值的形而上学本质，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此言对艺术的形而上的品质、艺术的价值特性、艺术的精神追求有着非常准确的阐释。何谓形而下？何谓形而上？简单地说，形而下就是事物的物质因素而言的，相对事物的精神因素来说，形而下的物质品质往往指向有限性、遮蔽性和确定性；而形而上是就事物的精神因素而言的，相对某一具体事物来说，形而上的精神品质往往指向永恒性、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两者之争贯穿了整个文化艺术史。就此而言，我们认为艺术价值和某一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价值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艺术价值是在人类的生命存在的层次上发生的，它体现的是艺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本原性的功能和意义。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是有关人的生命总体的人文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艺术是人的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形态。哲学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存在入手的。认为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人类生存上，人为了生存才从事各类物质生产活动，人只有进行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才能慢慢产生生存价值。人类一切社会和国家形式，一切高级的精神活动都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前提为基础的。

哲学同时也认为，人不是一般的生命个体，而是“有意识的生命个体”，在为满足生存需要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人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自由自觉”的特性。由于这一特性，人便从本质上超越了动物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他能够不断地超越具体的客观对象并超越其自身。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具有向自然界全面展开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可能性，也就是人应该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每一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切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与世界始终面临着三大关系需要处理：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认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直接指向人对终极真理的精神家园的关怀。其次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伦理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直接指向人对社会的伦理意蕴和价值规范。再次是人与其内心的关系，这是人内心的秘密，他直接指向人对情感世界的信仰与追求，因而艺术作为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形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求真价值。所谓求真价值，是就艺术的认知问题而言的，是指艺术对终极真理的向往和追求。人们通常说艺术是无价的，正是从艺术的精神品质上来说的。二是向善价值。所谓向善价值，是就艺术的伦理意蕴来说的，是指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必然隐含着它的社会历史因素。从根本上说，艺术的向善价值反映着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的基本规范，体现着特定社会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并通过“扬善抑恶”的方式表达出来。向善价值是不同的矛盾和差异。因而艺术的向善价值总是根植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对它的评价也只能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依据。三是审美价值。所谓审美价值，是就艺术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而言的，是指艺术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属性。情感疏泄就是使生命个体的情感积累所携带的情感能量得到充分的疏泄从而体现为审美升华。而艺术审美价值更深层次的内涵是使艺术活动主体获得精神的自由。这是一种塑造人的“自由自觉”的审美价值，他使真正的艺术获得永久的魅力。艺术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由此艺术的三大价值也就同时分别指向艺术所具有的基本社会功能：一是审美认知功能。通过审美认知功能可以使人更加深刻的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人生、认识历史，从而达到对人类历史、宇宙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真理性认识。其二是审美教育功能，它主要指通过艺术学习可以使人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熏染，在实践上潜移默化中使人的思想受到启迪，审美教育能力发声深刻变化。审美教育的主要特点在于，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三是审美娱乐功能。通过娱乐活动使人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和实现，情感得到疏泄和升华，从而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激发出几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力量。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及其价值指向来看，我们认为，高校艺术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艺术教育具有审美功能，有利于塑造人生境界、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在审美中去感悟，在认识中得以提升，使其丰富情感，陶冶情操、升华精神。第二，艺术教育有利于提高人的感悟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思维，发展人的形象思维。第三，艺术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提升身心健康、增强竞争能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市场竞争中提升自我竞争能力。第四，加强艺术教育的学习，可以促进学生对多学科融合学习的整体提高，艺术教育的学习方式可以改变其他学科学习上的不足，提升整体学习能力。最后，通过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存进全面发展。从而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养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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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唤醒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人是文化的人，人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必然把自我塑造成为“文化的人”。可以说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人的唯一本性。由此，个体一旦离开文化，离开塑造自我的文化将会面临着一种文化上的失语，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权，这样的人将会是一个没有精神存在的空壳躯体。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诉求是强烈的但较为深沉且内隐，从而导致人们对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的忽视。甚至于身处其中的民族个体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自我对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诉求，而这种精神诉求对个体自我精神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本民族的服饰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情感，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忽略了，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个体内心深处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而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机会，唤醒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并使个体这样的一种精神诉求在与民族文化不断的接触中得到满足。人类学家兰德曼告诉我们：“由于人有漫长的童年期，所以文化的掌握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在漫长的、必要的时间中，不仅必须及早接触文化，而且需要不断地接触文化。单纯认识文化制度和习惯本身是不够的，可以说，不仅必须熟悉文化的词汇，而且也必须熟悉文化的句法,要花大量努力去看透这个复杂的装置，并且有意义地运用它。如果靠本能而没有自己的贡献，就不能实现文化的移入。因此，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存在教育的开展是非常有必要且有价值的，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工具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儿童及早地接触了本民族文化，而且提供机会让儿童不断地接触文化，从而时刻唤醒民族文化中个体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并给予满足。

（三）塑造儿童完整的精神人格完整的精神人格是教育培养个体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更是具有高包容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基本属性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完整的精神人格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需的生理性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二是作为群体的存在所需的被理解、被需要等精神上的追求。普惠性学前教育追求的不仅是群体之间的高包容性与非排他性，其实也包括其培养对象即儿童个性人格中的高包容性与非排他性。而这样完整的人格塑造不是强调工具性的课程所能培育出来的，必须依靠人文课程特别是艺术课程的逐步熏染，而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的存在教育无疑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个体的生命本身，只有在与外界他人的交流对话中，才能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同时，在个体生命的历程中，各个人生阶段的角色及其与之相连的价值担当活动，能够给个体更好地诠释生命意义所在。因此，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更应该努力引导儿童在人生伊始就建构自己的完整的精神人格。幼儿园的民族文化艺术课程把儿童从本民族文化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中释放出来，既满足了儿童对自我民族文化的一个精神寄托，更促进儿童学会在与他人共同生活中超越自我的存在，从而避免因为片面的、孤独的个体存在而感知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儿童存在价值构建

正如石中英所言：“现代的教育归根到底就是‘生存的教育’，而不是‘存在的教育’。这种教育给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却没有给予人们生存的理由和根据。其结果是，在现代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生存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教育特别是作为人生基石的学前教育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就不能只考虑作为“工具的人”，而更应该关注作为“目的的人”，即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实施不仅要考虑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而更应该关注如何增加人的存在意义。

（一）重视“人类的儿童”儿童不仅是作为“儿童的儿童”，而且是作为“人类的儿童”，儿童既分享着人类的尊严，又遭遇着人作为人的存在问题。教育儿童不仅意味着要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能力，而且要帮助他们提高存在的智慧；教育者不能仅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教育，还应该以存在的眼光来打量教育。在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把儿童看成是作为“儿童的儿童”，设置课程必须时刻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儿童还是作为“人类的儿童”，即儿童遭遇着其作为人的存在问题，诸如死亡问题、孤独的问题、自我认同的问题、自我归属问题以及自我价值问题等。民族文化对个体的内在价值是无限的，我们只有在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自我民族文化中得到滋养，实现自身文化建构和精神升华，人的心灵才会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人的自我存在感才会贮存在我们的生命血液里，伴随着我们走出有意义的生命之路。幼儿园的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于儿童的价值也深刻地蕴含其中，而当我们把极具个体存在价值的民族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渗透在幼儿园的艺术课程中时，这其实是一种捡其皮毛丢其内在的做法，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深刻价值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对象观，不仅把儿童看成是“儿童的儿童”，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与儿童认知方面的知识，我们更要把儿童当成“人类的儿童”，教予儿童关于自我存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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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义的美术教育来讲，美术的教育内容在三个方面展开：1.文化知识的教育;2.艺术技能的教育;3.艺术行为的教育。就艺术教育的总体来说，无论哪个方面，艺术的教育都必须是通过“艺术的行为”来实现的教育。但在上述师范教育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我们对艺术教育目的的认识，是在将艺术教育的技能培养、知识教育与艺术素质教育的要求分离开，来强调艺术教育中的技术能力和泛文化意义，而忽略了艺术行为自身对于人的文化价值。无论是中小学美术教育还是师范高等专业教育的讨论中，我们虽然在不断地强调艺术的创造性和文化性意义，但这一强调，大都是将创造性和文化性从艺术体验的行为中剥离开来，孤立地谈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由于这种观点更多地倾向于艺术教育在教育中的工具性意义，从而，使艺术行为本身的实践性与创造性分离开来，使艺术行为的价值与人生活的本质要求分离开来。造成我们的艺术教育所针对的目的与艺术对于人的根本价值在事实上的背离。

艺术的本质是通过艺术的活动实现对现实的体验，通过某种情感的行为方式来实现对现实精神的体认。因而，艺术的行为也适用于认知的原则，它总是在相应的环境和生存需求中发生。以幼儿学说话的过程为例，一个母亲对孩子进行语言教育的同时，必然通过各个方面的能力开发使孩子获得言语的基本条件。语言能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认识能力的成长而实现。语言能力的成熟，实际上是孩子在整体成熟过程中的一个方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掌握必然要在生活的要求中，通过实际的运用过程才能领悟其意义，创造性必然蕴含在这一运用的要求中，它并不能脱离与生活紧密关联的运用要求而孤立存在。就艺术的文化性意义来说也是一样，它不仅包含文化知识的内容，艺术对人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我们用艺术的方式来领悟生活，感悟人的存在价值。审美体验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对事物所做出的回应性体验。生成美的感悟和体验依赖于我们的体验过程，就如同我们经历生命的过程一样。艺术的领悟同样是在一种实践性的过程中来实现的。因而，艺术的行为也必然总是针对现实做出的实践。由此，反观上述对艺术教育目的的讨论，不难看出，在师范艺术教育的认识中，我们对艺术行为的实践性价值和作用，在事实上是忽视的。

艺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艺术体验方式和思维的发展有着本质的关联，阿恩海姆认为，艺术的意义就是对生活本身最充实、最纯粹的体验。艺术的体验性特征要求我们的艺术行为，首先是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实现认识的目的。从事艺术的学生所以从绘画学起，不仅是为学习绘画的技能，其目的还在于培养学生用视觉的方式对事物进行体验和传达的能力，建立艺术的行为意识。

在艺术行为中，图像的表达和体认，实际上是对事物的一个“看”法或认识，艺术的行为是以视觉作为体验事物的基本方式来拓展人的认识能力的一个实践。只有通过探索性、体验性和表现性的运用才有可能让学生深刻地领悟到艺术语言的意义。由此看来，现存的师范艺术教育，其艺术实践的意义是否具有艺术行为的含义也是值得质疑的。艺术的行为目的要求我们以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对生活的实践，艺术家的体认和观看，是以视觉形式“体验”和“探索”事物的过程。因此，绘画创造的真正价值是在形式体认的要求下，给人提供一个观看的方式，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仅是发现美的形象感受。

我们在艺术教育的认识上，对艺术行为的实践性价值和作用的忽视，表明了我们对艺术含义的曲解。我们对艺术这个词义的狭隘的认识，分裂了人的本质要求。我们忽视了人的思维、体验、认知都来自于作为同时是精神的、生物的和物理的存在的人的要求。如果，艺术行为本身不是在相应的环境和生存需求中发生，人就不能通过艺术的行为来实现对现实精神的体认，我们也就无法依靠这种行为改变或构建我们的艺术观念，获得艺术的创造能力和体验能力。

人的认识从来都不是纯粹来自于对象的映照，认识的世界是在认识者的参与中产生出来的。因而，艺术的创造不在于新的现象、美的式样的发现，而在于建立新的视觉思维的角度和视觉体验的方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在“人”的基础上实现认知的起点。因为它能促进我们用体验的方式反思和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艺术的表达和体验中，视觉发现的效应取决于“观看”世界的方法的可塑性。通过视觉的塑造、发现，这个观看的可变性、多样性使我们体验到了这个世界存在的方方面面和我们存在的意义。就人的体验的要求上，成功地运用这种功效，不是艺术家的专利，它也是艺术教育者的责任。我们的艺术教育就正在这个“视觉塑造”的过程中发生着作用。

阿恩海姆认为：想象本身是一种思维的功能，观察则是认识的过程，解释和意义是观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教育可以阻碍，也可以培育人的这些能力。

在我们的艺术教育过程中，无论面对怎样的对象，就艺术对人的意义上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师范艺术教育所面对的学员，不仅是未来的教师，他们首先是一个接受普通艺术教育的受教育者。在这一点上，和所有艺术教育的受教育者一样，艺术教育的价值是相同的，接受艺术教育的权利也是相同的。因而，我们在实施师范性的艺术教育中，不能因为师范的职业教育目的而因噎废食，用一种简化的艺术教育来替代教育中艺术对人的根本意义。这种意识会导致一个危险的结果——它必然把艺术对于人的意义歪曲为某种形式的审美教育或是单纯的技术教育。将审美的概念，引领到仅对现实表象的“美”的发现上，将艺术的教育引申为仅就“艺术形式”的审“美”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误导学生对艺术的基本理解和认识。在艺术教育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的这些偏见，会使我们的美术教育不仅与艺术素质教育有根本性的偏离，即使作为专业艺术教育的要求来讲，也会因为这一偏见背离人对艺术的要求。

所以笔者认为，师范类的艺术教育，应该由两个内容组成：首先是针对人的艺术教育;其次是针对美术专业的技术教育。作为接受普通教育的学员，师范生所受的艺术的专业教育首先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教育，而不仅是职业技术的教育。就培养艺术教师来说，具备艺术实践的基本技能的同时，也必须具备良好的艺术素质，而这一良好的素质，不是仅理论教育所能给予的，它同时还必须通过艺术的实践行为来实现对艺术价值的领悟。否则，作为艺术教师，在他进入美术教育的实践时，就无法保证他对艺术教育思想的正确理解，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实现有效的艺术教育。不难设想，如果一个师范生自身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艺术体验和教育，他又怎么能够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艺术对于人的价值?

尽管在师范的艺术教育中，由于目前的制度问题使得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的确难以解决。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艺术的教育目的，无论是针对专业艺术人才的培训或是普及教育中的素质培养，艺术素质作为人的基本要求都是一致的，都是作为进入社会的能力准备的。艺术教育应该也必须和人的生存价值结合起来，以便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艺术教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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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66-01

一、美的探讨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建构一个意象世界，这个意象世界，就是审美对象，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广义的“美”。

回顾百年美学的发展，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对“美”字的起源和原意没有明确的解说。不过，有“羊大为美” 的说法，是从味的感性愉悦去言说美的。李泽厚认为“从美学看，人类统一系统的意义就在，它强调了自然感官的享受愉快与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的交融统一”。在孔、孟、旬这些中国古代大哲人那里，便经常把味、色、声一起来讲人的愉快享受。把他们相联系实际上是在理论上去建立和论证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结构，这具有很重要的哲学意义。

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西方美学从柏拉图开始不停的追问。“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感性”的最高级，就是艺术，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美的本质问题在当今西方美学中已有了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从中国的传统美学角度继续对美的起源以及美的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二、中国美学在发展中对美的研究

中国美学对美的研究还是建立在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受西方美学的影响，搁置美的本质问题，发展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中国的传统美学有没有解决美的本质问题，我们又能否从中找到美的本质的答案呢？美的本质是存在的，但不是传统美学的追问方式所能问出来的。总而言之，艺术中“美的本质”问题，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进行学术史考察，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洞察力。在弘扬国学之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现代审美的价值取向问题，在不断的追求美的本质问题，对美的研究也会有更深层次的发展。

三、21世纪对“美”的研究的展望

“美是一种价值”，对与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价值概念，如美学中的“美”，伦理学中的“善”等等。“美”作为一个价值术语，已经历了二度衰变：一度衰变是把美的价值看成是审美价值的一种；二度衰变是把审美价值看作是艺术价值的一种。换言之，艺术价值要大于审美价值；审美价值又大于美的价值，把“美”当作评价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已被认为是过时了得“美学的废墟”。因此不能单纯的用“美”来评价艺术作品的“好”与“坏”。

（一）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

近代社会是以科技为主导的，科技的统治使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受到了来自物质现实社会的干扰，而为了保持自身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纯净，就必须采取远离日益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方式。于是一切艺术与文化都在寻求一种乌托邦，逐渐地进入了一种虚拟的对话交流方式，艺术中介的多样性便应运而生。可以说齐美尔的“距离说”预言了“审美泛化”现象出现的可能。李泽厚提出的美感结构的四因素说，他认为“审美感受是感知、想象、情感、思维几种心理功能的复杂动力综合”。他把这几种心理功能的综合看作是审美感受的中介是比较全面的。但这些心理功能主要在主观世界中体现，缺少客观理念的参与，并非人的审美活动强调的审美价值。如果发展到极端也必然会走向“审美泛化”的轨迹。

（二）美的现代扩张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的美学范畴也相应的产生了变化，例如出现了像“美是矛盾的，荒诞的”；“美与丑的对立”；“反美学”等等。

西方现代美学家用思想来推演描画人类的生存状态，当他们在这个毫无意义可言的世界中找寻终极的价值，当他们试图将这个物欲的世界还原为价值的世界时，荒诞美便应运而生了。“荒诞的核心是人无法解释自己和世界，也无法相信现有的解释世界理论，因此，人看不到生命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以批评家和艺术品策划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通过他们自以为是的理论和炒作的评判结果，

艺术变成为更加荒诞的、难以言传的，但不再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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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触觉小组”、“解析小组”和“新刻度小组”，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小组，在方法上互相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王鲁炎：它们在观念上是彼此独立的，在方法论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触觉小组”成立于1988年，由我和顾德新组成，“触觉艺术”是以非感官触觉方式的观念方式的“触觉艺术”。“解析小组”成立于1989年，由我和顾德新、陈少平、曹友廉、李强、吴讯六位艺术家组成，对数学意义的“点”进行测量，是“解析”作品的观念与方法。“新刻度小组”从“解析小组”开始（1989年），于1995年解散，其艺术观念与方法是取消艺术家的个性。

王静：艺术的内容和方法具体包括什么？

王鲁炎：艺术家的艺术观念或者情感内容需要与其适应的艺术载体，在艺术家都有话要讲的情况下，用什么语言以及如何讲构成了艺术的交流意义。艺术交流的过程，可以使我们知道艺术家想要表达的内容和艺术家运用语言的方法。所谓的艺术性，既是观念意义的更是语言意义的。艺术家欲要表达的内容通常需要艺术语言的转换。

王静：您刚才多次提到交流，我看到以前的一些资料。在“解析”艺术，包括之前的“触觉艺术”阶段。你们比较多的强调规则化的创作方式，要去掉艺术家的个性。在“新刻度小组”看来，艺术个性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是什么？

王鲁炎：艺术交流一直遵循着一个铁的法则，那就是相异而不是相同。艺术家作品的内容与方法须是排他和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史和博物馆的存在，即是告知艺术家无权再重复艺术史与博物馆中已有的东西。众所周知，艺术是从个性出发的。“新刻度小组”试图通过取消艺术家赖以存在的根本—个性，达到在个性之外的艺术思考与实践，使区别更为接近本质。艺术的个性须是彼此不同的，“新刻度小组”的艺术个性，即是取消个性的个性。这一点与从个性出发的艺术不同。

王静：那作品的最终呈现方式可能比较注重规则，强调理性的线，会使用一些测量仪器。这种对规则的共识好像是一个推演的过程，需要放弃很多既有经验。

王鲁炎：对，这是一个逻辑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选择与推演与我们的个人好恶无关。原因在于“新刻度小组”作品的逻辑起点是取消艺术家的个性，所有负载个性的因素都是取消的对象，而所有能够取消个性的方法，则是“新刻度小组”选择的对象。这一理性方法的过程，使艺术家原有的艺术经验失效，是对艺术家个人的任意性选择与自由的否定。这也是“新刻度小组”从最初的六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又从四个人变成了最终三个人的原因。

王静：你们在艺术上的进展，或者在艺术观念上的理性思考和信念，四个人时期的你们是否已经比较坚定？

王鲁炎：相对坚定，但是四个人时期的“解析”小组，存在艺术价值观念的分歧。我们选择了已有艺术经验之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已有艺术经验不仅失效，我们的艺术观念与方法还会因此存在“这还是艺术吗？”的质疑。我和陈少平、顾德新发现，“新刻度小组”的艺术方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既定了，它的最终价值指向是彻底取消艺术家的个性。这是“新刻度小组”艺术实践意义的最大值，其他的都是附加值。而就在这一点确立之后，“新刻度小组”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其中跟随“新刻度小组”时间最久的艺术家曹友廉，坚决反对取消艺术家的个性。他强调个性不仅不应取消，反而应该加强。并认为任何艺术的表达都是一种个性，取消个性是不可能的。个性是艺术家赖以存在的最为根本的东西。

王静：他是因为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识到小组的未来可能指向的方向，与他个人的艺术观相左，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王鲁炎：友廉离开的主要原因，在于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超越了他的艺术价值观念底线。每一位艺术家的内心深处，都会存在不可超越的艺术价值观的底线。我和顾德新、成少平通过“新刻度小组”的艺术实践，不断超越各自的艺术价值观念的底线。“新刻度小组”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我们艺术价值观念底线的极限。

王静：陌生的艺术领域也是您非常希望到达的地方。

王鲁炎：在熟悉的领域里，不会有陌生领域中的探索与发现。因此，在共识性经验中，艺术家没有理由有太多的自信。艺术家自己无法认知和判断的东西，属于超验的东西。艺术家的探索，如果使自己进入到陌生、孤独、不解和充满敌意的处境是好事。艺术家长期处于已有经验和熟悉的领域之中是危险的，这意味着你已经停止了探索的脚步。实验与探索性的艺术如果马上被普遍接受，很可能说明该艺术尚在已有经验之中，属于走的不远的东西。真正实验与探索性的艺术的初始阶段，经常会在不解与敌意之中。

王静：最后留下来的三位小组成员，对于“新刻度小组”的艺术观念与方法是坚定的，这种自信来自于什么？当时批评界、策展人们怎么看？

王鲁炎：1990年，我们“新刻度小组”与批评家高明潞、范迪安、孔长安、殷双喜、周彦、侯翰如等人，在“新刻度小组”工作室举行了作品观摩和讨论。“新刻度小组”的理性艺术观念与方法，走了与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主流方向完全不同的路，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我们当时的自信程度，已经强大到不在乎外界的否定或认同。事实上，“新刻度小组”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与极端理性的艺术方法难以令人接受。常有西方策展人在听取我们陈述艺术观念与方法的时候打哈欠看手表，十分不耐烦。我们经常面对各种质疑与挑战，而这是我最为自信和兴奋的时期。因为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与极端理性近似于数学的乏味枯燥的艺术方法，已经超越了许多人的艺术价值观的底线，甚至令许多“专业人士”不解和厌恶。直到1994年至1995年，“新刻度小组”的展览机会不断增多，我的兴奋才逐渐减弱。

王静：当时“新刻度小组”的日常讨论和创作，艺术家可以发挥的空间是什么？就是在一张纸上，到底是用尺子还是用圆规，制定的是什么规则？

王鲁炎：参与“新刻度小组”艺术创作的每位艺术家必须通过合作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其作品呈现方式、创作工具、纸材和尺寸都是被规则严格规定的，没有艺术家个人意义的任何发挥空间与自由。

王静：所有环节都是规则化的。

王鲁炎：对，“新刻度小组”是规则化的，甚至制定规则的方法也是有规则严格规定的。因为，取消个性的前提，要求取消个性的规则从一开始就是非个性的。如果规则存在着个性的漏洞，执行规则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王静：创作下一件作品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重新制订一个新的规则，产生不同的方法。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历时近8年，完成了“新刻度小组”作品1—5。“新刻度小组”的每件作品都有不同的规则域方法，但结果都是取消艺术家的个性。“新刻度小组”取消个性的方法，一直处于对“严格”、“有效”的不断探索与完善中。“新刻度小组”作品—5的规则，是最为严格有效的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规则。“新刻度小组”作品—5的完成，意味着“新刻度小组”艺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实现，也使得“新刻度小组”从此面对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王静：您说“新刻度小组”作品方法论中始终使用数量关系指的是什么？

王鲁炎：由数字、表格组成的载体系统我们称之为“数量关系”。我们发现“数量关系”是一种极为抽象、纯净的载体，它不负载任何人文热情、情感表达以及美学意义。因此，“数量关系”被“新刻度小组”作为取消艺术家个性的主要手段之一。

王静：在方法论上，“新刻度小组”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和贡献。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的特点在于历时8年共同完成同一个作品观念与方法，呈现了小组艺术的不可替代性。“新刻度小组”不仅提出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更注重探索取消艺术家个性的有效方法。在表达艺术观念的同时，呈现艺术方法的价值与意义。“新刻度小组”的艺术方法论，通过执行规则时的表格记录与对表格的“校对”，涉及到了作品的“对”与“错”问题。“新刻度小组”作品从墙上转入书中，使作品只有通过阅读方可呈现，从而取消了作品的原作概念。“新刻度小组”将合作上升为核心艺术观念，同过合作制定的规则不再是个人制定的个性化规则，使取消艺术家的个性成为可能。以上都是“新刻度小组”艺术方法论的特点。

王静：“新刻度小组”在上世纪90年代，坚守前卫艺术的精神性与纯粹性。因此才会有“新刻度小组”的解散。现在回看“新刻度小组”的历史，您怎么看那个时期的艺术探索？意义是什么？对今天的当代艺术是否仍然存在参照的价值？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从制定规则到执行规则，始终遵循着艺术自身的理由，不会做任何策略性的妥协或让步。所以，在“新刻度小组”完成了其艺术观念与方法之后，解散的决定不会因为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到来而改变。决定销毁历时8年累积的大量手稿，也不会因为市场的机会而保留。“新刻度小组”精神性与纯粹性的存在方式，是取消艺术家个性即是取消艺术家个人权利的逻辑所决定的，也许这种绝对性仅适用于“新刻度小组”。

王静：在当下的创作语境中，理性的创作观念仍很稀缺。

王鲁炎：从艺术史层面上看，感性艺术的世界辉煌灿烂，而理性艺术的世界却还是一片黑暗。更多的艺术家存在于丰富的感性艺术世界里，在感性艺术世界里不差我一个。对我来说艺术是大脑而不仅仅属于感官，艺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通过视觉达到的精确思维方式，我的兴趣在于艺术中的理性。

王静：“新刻度小组”所触及的理性方法和可能性，在您个人的艺术道路上又有了哪些变化？

王鲁炎：我个人的艺术承袭了“新刻度小组”的理性精神。我的艺术世界观是：论证的视觉。

将事物关系中不可视的悖论，转译为可视的悖论视觉形态，使视觉成为思辨与论证的视觉思维方式。我的艺术方法论是：刻度化的手工。使用度量工具创作的“手工”已经被工具刻度化，刻度化的“手工”是悖论意义的非手工的“手工”。

王静：您现在的作品把齿轮、表、注射器这类具有理性规则的物品视觉化，仍是理性艺术或规则艺术系统的延续？这个系统自“新刻度小组”时期开始，当您把这种逻辑思维转化成不同媒介作品的时候，一动手似乎就是有针对性的？

王鲁炎：我的作品是关于视觉论证的，显然属于理性艺术。我在“W腕表”、“W注射器”、“W自行车”、“W枪械”等系列作品中，表达了日常话语、社会学以及政治、军事等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我表达这些内容的方法是“艺术”方式而非哲学或社会学方式的。我借用腕表中的齿轮逻辑，表达了国家之间政治军事的关系，即齿轮逻辑你动我即动的联动关系。我用四颗“W注射器”，分别负载了四种社会关系—等价交换关系、不等价交换关系、抚慰何双重标准关系等，我所设计的“W枪械”，通过正反装弹，双向同时发射，揭示了杀戮的逻辑不是杀戮与被杀戮的关系，而是杀戮与杀戮的关系。我的“W自行车”向前骑时向后走，只能去往你不想去或者相反的地方。我借用不同的媒介负载不同的内容，揭示事物的相同关系—悖论，呈现艺术视觉方法论的价值与意义。

王静：从您个人的艺术线索看，您在“新刻度小组”时期关注的艺术方向与现在相比，加入了很多对社会性问题的立场和思考？

王鲁炎：我对社会性问题的思考兴趣是视觉方面的。我试图将思想的深刻性转换为视觉的深刻性，这是艺术家与思想家的区别和各自存在的理由。

王静：任何人都无法百分之百地接近作品价值的所有可能性，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

王鲁炎：对，开放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就解读而言具有N种可能。所以“错度”是艺术交流中的普遍存在。也正因如此，艺术家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才会有阐释和拒绝阐释的区别。

王静：您是否阐释作品？

篇7

雷纳·韦勒克吸纳了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理论观点，从质料和结构的维度提出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理论，试图以系统的整体艺术理念关照文学研究。历来研究者们都聚焦于他的内部研究，认同了韦勒克“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对外部研究诸问题的质疑或批判也同样从逆向视角肯定了内部研究理论。以下笔者将从外部研究的问题和理论实质进行透视，旨在阐明韦勒克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本体的认同，其理论基石乃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一、外部研究问题的提出

韦勒克认为从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维度对文学的研究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提出了外部研究的诸种问题，以下对其内容作以分析：

文学和传记：韦勒克认为传记作为文献记录创作者个性和生平事迹，有助于揭示诗歌的生产过程；并通过柯勒律治的观点肯定了传记只要是真实的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机遇，对研究都将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传记和作品之间平行研究的价值，韦勒克则认为，文本作为一种面具或戏剧化的传统表现，当传记具有“诗人本身的经验、本身生活的传统表现”时，便具备一定的价值。毋庸置疑，韦勒克从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还是认可传记研究意义的。

文学和心理学：韦勒克首先分析现实主义在创造人物时心理的“移情行为”和浪漫主义作家的“投射行为”；接着，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角度肯定了“心理学明显地可以阐述创作的过程”，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维特等等，说明了小说家自我潜在于作品中的形象；而且，还认为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心理学上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总之，韦勒克承认“心理学可能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使他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或让他们得到一种未曾发现的写作方式。”[1]91从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层面肯定了心理学研究对文学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和文学：韦勒克从人类社会起源问题关注文学，认为文学的产生与某些社会实践有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大可能把诗与宗教仪式、巫术、劳动或游戏等划分开来。”。并将这一实践关系上升到理论：“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比如传统和通例，准则和类型，象征和神话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1]96这些社会研究为文学提供了实证。同时，他从作家的社会学角度强调作家应该“研究文学产生的经济基础，作家的社会出身和地位及其社会意识的整个问题”[1]92；从作品的价值上强调“把文学作品当做社会文献，当做社会现实的写照来研究。”[1]94从作家的成就上强调“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1]102韦勒克分析了社会学研究法，强调它对文学提供的重要原始资料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思想和文学：韦勒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他认为“文学可以看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他从寓语学层面比较了英国文学和哲学：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中蕴涵着文艺复兴精神；马娄作品中蕴涵着无神论和怀疑论精神等等。他肯定了文学作品在直接或间接的暗喻中，具有哲学的思想见地。可以说，韦勒克强调思想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使作品呈现出其复杂性和连贯性；作品中的思想见解有时甚至“可以增加艺术家理解认识的深度和范围”。

从以上韦勒克外部研究的内容看，他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文学和传记、社会、心理学、思想等之间交叉互渗的关系，这些外部研究方式对读者接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体现了他对外部研究理论的认可。 转贴于

二、外部研究的实质透视

韦勒克虽然认可了外部研究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但却又对其内容提出质疑和批判，层层剥离，最终将其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韦勒克这种前后迥异的理论态度究竟意图何在？以下分别从他所质疑或批判的内容透视其理论实质。

对传记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以传记真实性和作用为出发点质疑了“传记家以诗人的作品为根据来撰写传记，这里有多大的程度的可靠性？文学传记的成果对理解作品本身有多大关系和重要性？”[1]75在他看来，传记仅仅“将文学的决定因素置于传统和惯例”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法；而且认为作家创作时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认识的影响，其创作经验已经发生了变异，他的经验真实和生活真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断言：任何传记研究“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

对心理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聚焦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学真理”问题上。首先他列举了心理学手法在多数作品融合中的瑕疵，认为文学作品中心理学的表现手法并非作者实际的意识变化过程，不具有“心理学的真理”。即使作家成功实现了这一心理学的真理也未必具有艺术上的价值。甚至认为“心理学对艺术不是必要的，心理学本身也没有艺术上的价值。”[1]69其次，他批判了艺术家违反心理学准则的艺术创作，因为心理学上的“真理”缺乏一种普遍有效的自然主义标准和尺度。韦勒克将心理研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材料，其艺术价值唯有增强作品的连贯性和复杂性时才能够体现，而真正的价值标准则在于作品本身。

对社会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从价值的角度批判了研究者将艺术真实当做艺术真实，将文学研究的核心转移到语言特点和审美风格上。他认为“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1]90他强调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以文学的功利性为例质疑了文学的载道作用，否定社会式研究的价值，把社会性置于研究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其理由和目的则在于文本的审美层面，而不是外在的社会学因素。

对思想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批判了“把文学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思想史的记录和图解”，认为这种研究忽略了文学的整体性，甚至断言“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1]112同时，他从文学审美视角批判了诗歌中的哲理思想，否定了诗歌审美价值和哲理思想的必然联系，提倡文学研究“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1]114。韦勒克对这种从思想上研究文学的方式是反对的，认为它不具有整体性，影响了诗的审美接受效果，真正能够体现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则是文学内部要素。

通过透视外部研究实质不难发现，韦勒克之所以前后观点迥异其根本在于他对文本自身的强调，将研究的核心定位于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上。因此，他所论及的外部研究问题并非真正的肯定或认可，指归在于消解外部研究的理论价值。

三、思想寓居的坚定基石

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实质乃是反对用外部研究方法来比附文本，强调以文本自身为核心研究。那么，文本又何以能够决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呢？其理论基石则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存在，它是客观的和稳定的，而读者阅读经验却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它相对于不同程度的接受者来说具有某种确定性。但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须有主体经验的参与才能获得其现实存在。据此，韦勒克以文本为中心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划分为：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本体存在是文本自身的客观存在，经验存在则是文本在读者审美接受后的现实存在。作为接受对象的任何艺术品都是一种本体存在，它是由文本自身的语音、意义、所表现的事物等审美层面构成的整体，它决定着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因此，韦勒克称之为“决定性结构”。

首先，韦勒克用类比分析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特征。他认为，文本的“决定性结构”如同“语言”一样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而读者的阅读经验则如同“言语”一样具有某种差异性和多变性。犹如人们无法穷尽任何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言语”一样，任何读者也不可能凭个人的经验把握一部作品的“决定性结构”。读者的每次阅读经验都是对“结构”一次触及和展示，都是决定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实现。其次，韦勒克认为决定性结构作为一种标准或尺度决定作品的价值，并且“在标准和价值之外任何标准都不存在”，读者对“决定性结构”的认识程度就意味着对作品价值的判断水平。同时，接受者对“决定性结构”的问询和把握，都仅仅是部分触及了文本的本质。文本的价值客观地蕴涵在结构之中并与之密不可分的：“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164可见，决定性结构的决定性是在于文本价值，其核心地位奠定了文学的理论基石。

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文本自身，文本的价值唯有通过决定性结构才能实现。相反，作为外部研究的经验存在是变化不定的，并不具有决定性，其中的诸种因素也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标准和尺度，导致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的僭越，陷入了相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泥淖，又何谈价值问题呢？

总之，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虽然提出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论题，但却认为外部研究作为一种经验存在，并没有触及文学本身，亦不能体现文本的审美价值，甚至“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向题”，所以，将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消解为服务内部研究的材料。相反，他认为文学本质问题应是文本自身，因为它作为本体存在决定了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并将这一结构寓居在了文本自身的研究——内部研究，认为唯其内部研究方可揭示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外部研究不过是从逆向角度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价值，即提出外部研究问题的实质乃是为了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外部研究理论和内部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文本自身为核心的内部研究。

参考文献：

篇8

洛特曼指出符号学的首要问题是意义。意义即信息，意义在洛特曼将文艺学科学化的进程中置换为信息。文本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其包含的信息量，也就是语义负载的程度。信息量的多少成为评价文本意义的标准。意义可量化为信息量，彰显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勇气与希望，而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终究无法测算，意义难以衡量则预示着人文科学化的困境与瓶颈。一方面，意义等同于可测量、有数量的信息，体现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希望。洛特曼以其任教的塔尔图大学为中心，运用作为哲学人文思潮的结构主义与作为社会科学最新方法论的符号学，形成了著名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符号学是有关模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他认为研究符号系统的目的，是确定意义。“对于所有使用符号的科学来说，意义是首要问题。研究任何符号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确定它的内容。”〔2〕（P48）洛特曼借用乌斯宾斯基的观点，阐明意义就是互译过程中的不变量。洛特曼衡量意义的初衷在于试图科学地回答艺术存在的必然性问题。按照黑格尔理论，会出现高于艺术的形态，艺术势必灭亡或被替代。但艺术仍然存在，深究其因便是艺术文本较之其他文本，能够容纳罕见的高浓度信息，具备惊人的语义饱和状态。具体来看，将口语句子与一首诗、一套颜料与一幅画做比较，艺术可贮存、传达的信息量是无可比拟的。言下之意，艺术存在的必然性在于“对于贮存和传送信息来说，艺术是最经济、最简捷的办法。”〔2〕（P33）洛特曼提出意义就是信息，深化了对文学本质的研究，特别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显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信息不可量、无法量，彰显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困境。信息如何精确衡量，符号学最终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提炼数字结论异常困难。一是从信息属性来看，艺术文本中存在的是超信息。艺术具有不可翻译性，也就是信息量无法计量。洛特曼指出“为什么诗歌文本的最精确翻译，仅仅只在对诗歌言语和非诗歌言语都是共同的那部分结构上再造内容结构。”〔2〕（P217）

换言之，诗歌文本无法得到精确的翻译，信息量也就无法得到全部统计。洛特曼认识到“艺术模式永远比对它的解释更丰富、更有生命力，而解释永远只能是一种近似物。”〔5〕信息量的统计上，总是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准确捕捉，相反，存在诸多空白点。简言之，这就是洛特曼所说的“只有在艺术文本中才有可能存在的超信息。”〔5〕二是从信息来源来看，信息量的多少取决于读者。洛特曼将判断语义信息的裁决权赋予了读者。但读者不是一个固定实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主体。不同读者判断标准不一，理解程度不同。信息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而非固定不变之物。信息量流动不居，无法凝定恒常。没有终极解释，无法盖棺定论。更为致命的是洛特曼认为文本中的语义信息呈潜在隐身状态。信息是潜在的，需要读者挖掘。信息出自接受方的推断，这就近乎宣告了数字化语义信息必然失败。用艾柯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完成美学信息的‘最终的’解码或‘阅读’。”〔6〕（P147）既无法裁定艺术文本的信息量小于其他文本，也无法估量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究竟大过其他文本多少，信息无法测量，意义自然亦无法衡量。细究之，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文领域是否合理，是否仅是简单折合、旧词新说，还是对话碰撞出新的意义，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上述问题。人文与科学并非二元对立的两极。人文与科学之间的交流对话是可能的，也是不易的。洛特曼的理论出发点是文学研究科学化，对文学研究进行自我确认。建立一门以严格科学原则为基础，不取决于个人趣味的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模式是其理论旨趣。但符号学引入文学研究，虽然有助于思考文学意义的产生机制，但并不能代替思考文学作品的本质，不能再现作品的历史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各自拥有不同特质。如巴赫金所言，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自然科学研究物，人文科学研究人。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人的物质存在。洛特曼赋予文学以科学气质，勇气可嘉，但科学与人文的鸿沟仍然存在，符号学并未将之消除。

篇9

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处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即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聚焦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表达，其他的存在关系则相对被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傲慢中被忽略，传统山水和风景画的精神意义基本被漠视。人与自身的对话并未真正展开和实践，而是寄托在人与社会关系的目的之中。在从来就没有关于彼岸世界终极之思的中国，信仰与生活世界的实用理性混杂在一起，并不能起到对现实构成张力的作用，因此人与神的存在关系基本不能构成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动力。

在单极的人的存在关系中运行的艺术社会史日益凸显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困境，以社会为中心的艺术反而受制于社会关系的制约。中国当代艺术企望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再次转向。

一、20世纪中国艺术的社会主题

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之所以被特别关注，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命题相关。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独立富强和文明民主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但在西方强势压力之下，最后功用选择的手段和结局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在以社会价值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中，艺术和人被看作是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因此造成了现代艺术理想和实践在中国的一再挫败，如决澜社的短命，80年代“八五新潮美术”的政治化阐释和终结。

在传统与西方的交叉背景中去比较，20世纪中国艺术呈现出种种区别和联系：

与传统艺术相比较，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中，社会始终处于问题中心，却漠视自然的存在，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与中国传统艺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哲学基础根本不同。此外，由追求富强的社会主题衍生出的民族主义诉求始终是20世纪中国艺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传统被想当然认作是民族主义的历史根基所在，由此建立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与传统艺术的联系。

与西方艺术相比较，20世纪中国艺术史基本是艺术的社会工具史，主张精神独立与艺术自主的现代艺术屡遭挫败。而20世纪西方艺术史中，虽然在现代艺术之外社会变革及其对人和艺术观念的冲击的表达也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启蒙思想的先在和深化，艺术对社会的表达并没有湮没人性的独立，这是西方艺术社会学的创作实践与中国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艺术史的根本不同之处。但是20世纪中国社会艺术史的思想基础主要还是来自西方，无论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源自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与中国化。

20世纪艺术社会学的实践，可以分为民族现实主义（1911―1942）、革命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启蒙现实主义（1976―1989）、玩世现实主义（1990至今）和公民现实主义（2000至今）五个时期。在这里，“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具有法国著名理论家、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意义。他所著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对当代现实主义出路的新阐释。当传统的现实主义发展无法解说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艺术形态的时候，对现实主义的当代形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在自己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无边”的扩大，当然这种扩大也并非是毫无限度的，而是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在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是一种人类挥之不去的观念存在，它始终面对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因为传统与西方的张力而不断变奏，演化为不同形态，提出种种方案。

二、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当代艺术属于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实践王国，以消费社会为其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是以解构为特征的各种后学，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波普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从西方传入中国，并有了中国化的改造，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后现代社会基础支持，中国样式的波普艺术只能是形式的楼阁。如政治波普图像生成的动力，就更多地源自西方的眼光及诱导，而缺少后学思想视野在中国的内化。直到90年代中国出现明显的消费社会性征，各种后学及其艺术表现形式才真正被体验乃至理解。出于对后学的社会实践意义上的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了社会学转型。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并非指当代艺术在现代艺术之后才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出现社会视野，而是指对过往艺术社会学实践的转折性认识。当代艺术范畴的玩世现实主义和之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和社会性相关，但都属于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型要批判的观念。两者都被认为属于庸俗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在疯狂的艺术之后并没有得到彻底反思，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支持下，反而成为既得利益文化权力空间的代言者，为虚空的盛世摇旗呐喊，沦为丧失艺术独立意志的犬儒主义。在历史突然终结之后，玩世现实主义艺术的开端出于一种老庄式智慧的策略表达，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境中被激发出后学意识的反思，针对政治乌托邦和启蒙宏大叙事进行解构实践。但是其后学的政治视野尚未完全展开，就被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淹没，沉沦于日常生活的消极价值判断之中。更兼西方艺术资本和政治意图的介入，使得玩世现实主义图像进一步沦为商业名片，俨然成为艺术和人生成功的表率，凸显了其拜金和艳俗的庸俗艺术特征。

引以为批判庸俗艺术的思想资源，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格林伯格关于先锋文化和庸俗艺术的论述。当西方曾经的社会和艺术现象在市场经济化的中国复现时，这些在西方已经进入历史的思想资源却来到中国现场面对中国病人，复活为有效的阐释和批判手段。即便格林伯格捍卫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原教旨言论，在这里都正当其时。这又一次呈现了中西之间时空错置的超现实景观。

并非整一的后现代社会和艺术景观，其中内含的悖谬交互激发，更容易展开对后学的反思性思考。相关批判性论题从“反思现代性”开始，指出了这样的观点：作为艺术表征的特定术语，现代主义在现在已经属于过去的事情了；但现代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合理的、值得捍卫的视域，现代性是否被后现代主义超越是悬而未定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应该被当作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一种深层的“反思性”维度，后现代艺术并非是对消费景观的简单呈现，并未取消批判和启蒙思想，而是用更精妙的、有距离的方式来设计这些思想，以便在确定的体制内把批判和启蒙思想从教条主义和可能的僵化中挽救出来。我们只是仓促地追赶各种社会思潮，拟造各种社会景观，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未完成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仍然是在传统与西方夹缝之中的现代转型中国的梦想。西方提供的不仅是现代性的样本，更是经过后现代反思之后的现代性辩证认知。虽然现代和后现代的追赶和实践过程不免仓促，我们也终于在这样一个思考平台上得以和西方同步。中西都处在未完成的现代性情境之中，强化了当代艺术的交流和认同基础。

艺术社会学分析不仅只是一种作为社会科学价值中立态度的方法论研究，更需要以人文主义的立场批判性地介入价值判断，评述价值的内容和谁的价值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型所要批判的两个对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玩世现实主义，前者在乌托邦幻觉中漠视个体存在，后者是个体在后极权时代自甘沉沦，都和现代性价值相悖。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是社会学人文意识的价值自觉，它在对庸俗社会现实主义和玩世现实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指向公民现实主义艺术。这种基本和西方同步的艺术观念也和世纪末以后对西方思想超越热情的理性探求和深化有关。

如果说玩世现实主义主要是表现个体的虚无处境及无奈反抗的话，那么，公民现实主义却以鲜明的社会意识反映了民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其中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公民意识的自觉。公民现实主义延续了民族现实主义和启蒙现实主义时期批判和启蒙立场的社会关怀和人文理想，并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价值进一步趋同的国内外环境下，加强了艺术家与民众之间的实践联系，重建了其中的政治关怀。在公民现实主义艺术中，艺术不再是社会的舆论工具，而是一种主动介入社会的方式。批评家王林的“底层人文”、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江铭的“黑白现实主义”等观点皆属此列。当然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建设空间主要在民间进行，尚未纳入主流渠道，其实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存在，并在一些大中城市的文化生态圈内有限实践。公民现实主义首先作为玩世现实主义的对比性话语表现为批判和启蒙现实主义的回潮，在没有有效公共空间环境呼应的处境下，民族现实主义和启蒙现实主义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又重新暴露。其一，在审视现实时价值立场的困惑、游移乃至缺失。不少作品确实有着明确的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但是往往只以底层民众的生活现实作为价值判断尺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和反智倾向，而偏执化解构知识分子话语，失落了审美和实践的自我主体。这种自我解构的危险其实从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就一直隐藏在它的内部。艺术家与民众价值诉求的同一，正包含在公民社会的理想之中。其二，作品的社会价值表达往往以审美本体缺失作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对现实主义艺术提出美学上的“苛求”。审美不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抛弃物，反而应该是个体心灵完善和社会教育的必要构成。其三，对单极生活世界的再现容易陷入物质碎片化之中，缺少彼岸世界的终极追问，因此对精神世界的表达缺乏悲剧性的震撼力量。这些显在的难解的问题，更加凸显了公民现实主义的理想身份，以及受限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困境。

三、中国当代艺术“走出意识形态”的瞻望

中国当代艺术在人的存在关系意义上依然从属于20世纪中国艺术的社会主题范畴，局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单一的存在论思考中，它的无解的意识形态困境似乎已经昭示了生活世界的宿命，也是现代性追求以来人类历史的困境。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现代性”一节中，给出了著名的“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认为，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在没有走出现代性的当代艺术中，克服当代艺术的意识形态困境的方法无疑正是正确认识现代性的双重面孔，特别是认识到它的永恒和不变的一面。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思想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解释是有局限的，因为科学思想把世界简化为对象，从而与聪颖的主体意识分隔开来。在人类科学地思考这个世界之前，人类已经作为具体的存在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在在世之在中，他们对自身以及世界万物的关系已经具有更基本的理解，这种理解比科学的再现更丰富、实在和全面。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思考的任务是从科学的遮蔽中重新获得这种本体论的基本理解。这里的科学思想的遮蔽，指的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社会世界的有限的理性认识，意识形态也是其中的一种制度性存在。海德格尔提示我们，人类自我建构的这个现代社会世界只是一个自我设定的牢笼，人与社会关系的单极思考把人类从丰富、本在的万物世界中抽离出来，反而失去了对存在的知觉。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艺术正是前科学存在主义理解模式的一个典范性存在。在对存在的揭示中，艺术品传达了真理或将“真理设置于作品”。海德格尔所谈论的真理不是在主张同事实相对应这种简单意义上，而是在与整体相关的深刻意义上来言说的。伟大的艺术品按照事物如其所是的存在方式揭示了“万物的存在”，即按照事物之间、事物与人类目的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只有在对人的存在关系的整体揭示中才能传达真理。中国当代艺术需要穿越社会层面，进入到其他的人与自身、自然和神的关系之中。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建构的审美自主的理想，经历了浪漫主义直至现代主义以来的实践、艺术终结论之后的溃败。而今，在当代艺术社会学的困境之中，审美自主的理想需要重新被认识。西方现代艺术缘起时面对的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艺术终结时格林伯格强调的先锋文化与庸俗艺术之间的矛盾，如今都在中国复现。现代艺术内在的对人性尊严的塑造作用，在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但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屡次挫败和仓促行进，导致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精神和形式的理解非常有限，作为艺术背景的不成熟现代中国社会的不同步状态，也阻碍和限制了对真正现代艺术精神的汲取。康德的美学思想涉及的是艺术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艺术在对生活世界的救赎中，能够以一种特殊的直觉的修辞方式，塑造审美的心灵，展望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

篇10

现代陶艺融入传统吉祥图案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我们常说观念应该要跟上时代，事实上一切新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都是要以运用传统文化为前提。当前，一些陶艺艺术家对现代陶艺设计的发展和理解，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将现代陶艺的创造误认为是“观念思想”的爆发，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宣泄情绪，是对传统文化颠覆。陶艺家们抱有一种消极、偏见的思想去进行创作，出现了一批只能称之为“实验品”的陶艺作品。作品本身缺乏对文化内涵的解读，缺乏对传统语言元素的剖析，明显存在着工艺设计上的缺陷和不完美。然而，类似这种不完美的“实验品”却登上了大雅之堂，很多观众误以为都是现代陶艺。实际上，传统文化的精髓才是陶艺创作的动力，失去原有的精髓和动力的艺术作品将是苍白无力的。基于这一现状，现代陶艺设计融入传统吉祥图案将显得十分必要。其赋予了现代陶艺新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为现代陶艺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搭建起一座桥梁，也为现代陶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吉祥图案赋予了现代陶艺新的内涵

传统吉祥图案的内涵价值体现在其寓意和象征意义上。中国语言的多意性又丰富了传统吉祥图案的表现力，因而形成了“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现象。吉祥图案源于传统文化，并且世世代代由人们相传，记录了每一个时代的民族风貌和特色。因此，应深入分析研究传统吉祥图案，将其融入到现代陶艺设计中，创作出具有新时代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的陶艺作品。在对现代陶艺作品创作过程中，对传统吉祥图案的运用不纯粹局限于平面作品上，也可以将传统吉祥图案元素融入到立体陶艺作品上，这将让观者能够更为直观地看到现代陶艺设计与传统吉祥图案融合的体现。

传统吉祥图案提高了现代陶艺内在审美价值

现代陶艺设计中融入传统吉祥图案元素有助于提高现代陶艺内在的审美价值。传统的吉祥图案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劳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向往生活所创作出来的特殊艺术形式。其与现代陶艺的结合对现代陶艺创作，提高内在的审美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提高陶艺作品的意境美

传统吉祥图案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其能通过象征意义寄予人们内心的美好愿望和祝福，具有内在的意境美。这种内在的意境美主要体现在图案的外在形式上和内在精神上。这对于现代陶艺通过自身的意境美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陶艺作品的装饰上，我们可以充分运用雕刻、彩绘等表现出传统吉祥图案的外在特征，在作品的艺术形态上可以寄托吉祥图案的寓意。这样一来，陶艺作品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意境表现上，都达到了完美的体现。

2.提高陶艺作品的形式美

现代陶艺作品的美主要表现在装饰艺术美，其美是一种艺术化、情趣化的回归。陶艺作品所体现的装饰艺术美正是传统吉祥图案所具有的表现之一。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现象以及艺术审美理念的现代陶艺作品中，融入传统吉祥图案元素的陶艺作品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传统吉祥图案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这种特殊的象征形式可以充分运用到陶艺作品创作上。此外，传统吉祥图案本身就集形式美于一身，追求变化统一、和谐，节奏韵律对比、协调，这正好与现代陶艺设计追求的形式美完全一致。因此，传统吉祥图案对提高现代陶艺作品的形式美是不言而喻的。

3.赋予陶艺作品文化美

传统吉祥图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陶艺的发展也随着不断发展，由起初的思维单向型演变成现在的思维多向型。传统吉祥图案元素融入现代陶艺设计中，大大提高了陶艺作品的传统文化内涵，赋予了现代陶艺作品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