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2-0018-02

一、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社会认同理论起源于欧洲，是由Henri Tajfel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群体行为等方面研究发展起来的。后来John C. Turner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我归因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社会认同被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社会认同理论成为欧洲心理学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对社会心理学的众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包括集体行为、群际关系、群体偏见、刻板印象和组织行为等。这一理论被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民族、宗教、语言等心理认同问题，对于欧共体及欧洲各国制定的政策产生显著效果，从而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交流、民族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韩静，2009）。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以后，先后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得到充分重视以及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主要涉及种族问题、组织行为与集体行为等。如Capozza 等人（1982）针对意大利种族间问题和社会冲突，提出获得积极认同的策略。Greene（2004）通过研究美国党派，表明党派的社会认同水平对于预测政党评级、意识形态和党派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众多对女权主义者的研究发现，社会认同感对于女权主义者参加集体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意义（Hercus 1999； Kelly& Breinlinger 1996； Liss& Crawford & Popp 2004）。

目前，国内对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较少，主要以香港青少年、基督教群体、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如赵志裕等人（2005）以香港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社会认同的动态历程。方文（2005）对北京基督宗教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郭星华等人（2009）揭示了农民工复杂、多维的社会认同。然而这些研究群体有限，研究者只关注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具有的应用价值，缺乏跨学科视角以及多元文化时代背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多民族融合，尤其在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认同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各民族、地域、种族等不同文化群体如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达到其社会认同，并促进社会和谐及多元文化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研究意义。本文试图以来华留学生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探讨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与多元文化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现状与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是国家、地域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都不断提升，而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更掀起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浪潮。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新兴产业，由图1所示自2000到2011年的11年间，来华留学生人数从52150人增长到292611人，增加了5.6倍，除2003年因非典造成的来华留学生人数短期下降外， 其他年份都实现了飞速增长。

图1 2000-2011年来华留学生人数

继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学术界展开了对来华留学生管理与教学等宏观层面的探讨以及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等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目前，对来华留学生的研究多集中在从心理学角度和跨文化角度来研究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孙乐岑等人（2009）从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三个角度对来华留学生的适应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来华留学生总体适应状况良好，欧美留学生的适应性明显优于东南亚和东亚的留学生。亓华等人从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方面，分别对韩国、俄罗斯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进行研究，发现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情况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亓华，李秀妍2009；亓华，李美阳2011）。但这些研究视角片面且较为僵化，没有将来华留学生心理适应及社会认同放进多元文化教育发展这一主流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外国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关系。来华留学生对我国以及所在院校的认同感直接影响我国留学生教育招生人数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来华留学生积极的社会认同感不仅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而且有助于缩短留学生来华后社会文化心理适应过程，同时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影响力。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新亮点

（一）将来华留学生工作纳入大连理工大学国际化战略进程

大连理工大学坐落于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大连。近年来，东北地区来华留学生数量剧增，韩国、日本等国在数量上一直居高不下，据大连理工大学2012年来华留学生的统计数据表明，韩国、日本、俄罗斯、白俄罗斯就占据接近一半的学生，远远超过别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在数量上一直领先于其它各国，同时也给了我们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措施。除了韩国和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不仅能够辐射整个东亚地区，更能影响东南亚、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我们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有力选择。对于那些与我们不相邻的欧美和非洲等地，我们应发挥孔子学院和中国政府奖学金作用来吸引更多的来华留学生。学校应根据学习者自身的语言能力、学历背景，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推进教学语言的国际化，为来华留学生学习提供更广阔的选择专业的空间。据统计，自2010年到2012年三年间大连理工大学学历生人数的增幅最大，这得益于学校形成以理工为主，经、管、文、法、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理、工、经、法、管等专业并且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学校的学位留学生处于“趋同化管理”的趋势中。由此留学生能更好的融入学校整体的学习与生活中，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学习、生活在一起，不仅增加交流的机会，同时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来华生活。

（二）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营造多元文化校园

经济全球化需要大批既熟悉经济运作， 又了解各国国情、法律、文化以及科技发展水平与动向的、具有国际意识、国际知识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国际人”（ 钱明才，2007）。在此时代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实现全球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同时有利于提升我国各大学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其思维开阔、创新意识强，为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国际化交流的新源泉。学校关于留学生教育例如发展规划、信息沟通、管理规范、保障措施等应充分调动学校各方面积极性，并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以及学校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特征， 开办留学生特色专业，为留学生教育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教师应充分掌握跨文化知识与技能，获得国际化视野和理解力，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来华生活，并丰富其在校的学习生活，营造多元、交流与包容的校园文化。

（三）增强来华留学生社会认同感，促进多元文化教育发展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在知识、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基础，在进入跨国教育之后， 在身心发展方面具有不同的适应过程，因此不断的增强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尤为重要。来华留学生作为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对学校及社会的认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接受并认同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我们应从教学体制、管理模式、情感关怀等多方面为留学生开展属于自己的文化活动平台，使留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校园多元文化建设中，从而促使来华留学生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认同感。

四、结语

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加快了我国推广汉语国际的步伐，同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与生活。未来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依赖人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有助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学校应积极营造多元文化校园，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来提升来华留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认同感。

参考文献：

[1]Capozza D， Bonaldo E， Di Maggio A. 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social conflict：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s in Italy[J].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982： 299-334.

[2]Greene 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 85（1）： 136-153.

[3]Hercus C. Identity， emotion， and feminist collective action[J]. Gender & Society， 1999， 13（1）： 34-55.

[4]Liss M， Crawford M， Popp D. Predictors and correlates of collective action[J]. Sex Roles， 2004， 50（11-12）： 771-779.

[5]Kelly C， Breinlinger 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M]. Taylor & Francis， 1996.

[6]方文. 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教新群体为例. 社会学研究，2005（1）： 25-59.

[7]郭星华，李飞. 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J]. 人口研究， 2009（6）： 74-84.

[8]韩静. 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综述[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55-57.

[9]迈克尔・A・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 高明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0]钱明才. 大学国际化和留学生教育管理[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142-144.

篇2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图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独立，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图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图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图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图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图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独立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图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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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的同时，人口，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没能实现相同的城镇化。这就导致了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由此产生。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教育上，其突出表现是：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支撑。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 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7 年，相差足足近一倍。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对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已经弱化了。正是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或经商，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对其在衣、食、住、行、安全、能力、爱好、审美、人格、品格及情感等方面教育的弱化。例如，有些家长只想着外出打工挣钱，忽略了对孩子的关心，几乎不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心理健康及道德品质等；有些家长很少与孩子、临时监护人和学校沟通，根本不了解留守儿童的情况；有些留守儿童到青春期后产生叛逆情绪，家长不能及时发现，等到发现为时已晚。所以，相对于父母在家教育孩子的正常家庭而言，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功能相对弱化了。一方面，由于工作的繁忙和空间的间隔，进城务工或经商的父母既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子女进行交流，不能对子女进行亲身的教育和指导；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能力、水平和精力的不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邻居、老师等监护人无论是从体力还是智力上都勉为其难地承担起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和养育的重任，不能严格地对留守儿童进行监管和教育，无法营造有利于子女成长的家庭氛围。看见，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无法在享受亲情的基础上感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精心指导的教育。事实上，家庭已经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学习、身心发展的旁观者，家庭教育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作用已经被严重弱化了。父母长期不在身边造成亲子分离，留守儿童得不到足够的亲情和良好的教育，在行为习惯上极易产生消极变化，如小偷小摸，违反校纪，抽烟喝酒，赌博抢劫等，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的道路。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远离父母的他们既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无法感受父母在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又很难有称职的可以替代的“监护人”，这使得他们对新的社会现象很容易产生认识和价值上的偏离。留守儿童大多生长在放任自流、情感缺失的环境中，许多孩子沾染了不良习惯，缺乏道德约束，经不起外界的不良引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城镇与乡村之间发展不协调的必然后果，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农村男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的家长缺席以及由农业劳动女性化造成的母亲对自身职责的力不从心有。从实质上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集中体现着城乡文明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1.2 基本状况

1.2.1 农村留守儿童的含义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长期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留守儿童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四川、广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农村是普遍存在的。

1.2.2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类型及其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可总结为以下四种：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亲戚监护、同辈监护或自我监护。从各地的调查结果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主要以隔代监护和单亲监护为主，其中单亲监护又以母亲监护为主。

在我国社会加速转型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流动日益频繁，最近20多年来，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青壮年劳动力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左右。从大的方面而言，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政策法规滞后于社会变迁，城乡二元结构使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无法将子女长期带在身边给予照顾，农民工无法承担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高昂费用，在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又无法解决升学考试问题。

2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应对策略

对于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的问题，解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提高父母意识，强化父母责任

首先要增强农村父母的家庭教育责任感， 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改变留守儿童父母的认识极为重要，给他们分析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与子女教育之间轻重缓急的利弊关系， 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树立以孩子教育为重的科学家庭教育观。

2.2 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

建立和完善“留守儿童”管理制度，加强小学阶段寄宿制学校建设，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切实有效地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与管理，要尽量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住宿便利，让留守儿童在老师、同学群体中成长，以补偿留守儿童缺失的家庭教育。

2.3 充分发挥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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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普法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环节是法治的宣传教育，法治的宣传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关联关系呢？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对我们科学地制定“六五”普法规划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这一点正是本文的指导思想。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是该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等的集中反映，并为其服务；那么该社会的经济等是其经济基础，是决定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根据这一经典理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法治的宣传教育是为法律制度服务的，所以这种行为也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范围；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是社会的实体内容，是经济基础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知道，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作为它们的主体都是人民，所以两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取向是同构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越是发展的好对我们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也就会更有物质基础，也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虽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务虚性的工作，但它同样重要，也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同样道理，做好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不断地完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物质前提，两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们认为，法制的宣传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实执行的观念实现途径。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内容，只有向全社会广泛地宣传和教育，才会在全社会中产生对该法的了解，知晓，才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树立起该法的观念，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以之为规范，从而去自觉自为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法的执行和落实的一个观念上的实现过程。当然法律一旦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不以社会某些成员是否了解其内容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也不以某些成员不了解该法的内容而对该成员不产生拘束力；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们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惩罚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观念实现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普法的目的所在；我们的法律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观念上实现为最高境界。法律在观念上的实现，是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自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成员的行为。所以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实现法制观念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社会更多成员自觉自为的守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积极因素；社会更多成员的自觉自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性条件；所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环境动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行政执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种被动性的执法，也就是当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产生以后才去给与惩罚的，但是这种惩罚(来源：文秘站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同类违法现象，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人人都从观念上形成了一种自觉自为的守法意识，从而没有内在的拘束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对人根本就不知道相关法律的内容，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以被动执法的结果是：同样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执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显。我们的行政执法体系，对象多，领域广，具有源头性，如果在这里使我们的对象能够自觉自为的去守法，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都会大有改观的。

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强化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国不仅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执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制环境；因为不管是执法，还是司法，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从而使之具有被动性；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后，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社会成员具有矫正力。我们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不仅使社会成员树立起法制意识，还会在这种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制意识，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言行就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这种环境的强化还会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地运行就是一种不可能，所以我们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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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名誉主席刘，乌干达驻华大使查尔斯·瓦基杜索，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主席高玉家分别致欢迎词。非盟大使代表以“非洲战略合作伙伴的建立和价值”为主题致辞发言。

中乌双方高层现场祝贺发言后，一段介绍乌干达的视频，让人们对乌干达有了更新的认识。随后，中国经济专家针对中非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发表演讲，深入剖析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在论坛主题演讲中，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主席高家玉向来宾们介绍了本次论坛的宗旨、基本内容和发展战略目标；乌干达投资促进局/商务部官员介绍乌干达经济发展现状，对外投资环境及中乌贸易投资机遇等。除此之外，中国商务部（工商联）官员、中国在乌开展业务的代 表性企业以及赞助方代表都做了精彩的主题演 讲。

为了表彰对中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及企业，论坛设置了中乌友好使者奖、中乌友好贡献奖及优秀企业家奖，并现场颁奖。

随后，主办方启动了“走进乌干达——2012年中国优秀企业高端商务非洲之旅”项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联合会副主席、杰雅国际董事总经理孙丽丽详细介绍了该项目，并正式邀请中国企业参与非洲之行。

论坛期间，还穿插了中乌双方精彩的特色文艺表演，中国三位艺术家还现场给中乌主要代表献上宝贵的书法及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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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054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的压力，保护中国文化安全是当务之急，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要与时俱进，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并利用其悠久的文化历史和千年的文化积淀来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运用科学有效的手段进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坚持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才能保护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安全。

1 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

1.1 全球化的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借助网络变得异常便捷，却也面临着十分巨大的安全性挑战。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和快捷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各类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意识和价值观念。全球化凸现了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质，并产生了全球意识、全球价值，文化的认同与交融无疑是件好事，但是不加以节制，最后会导致文化趋同，消灭一些文化的独特性，甚至威胁某些文化的生存。目前世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矛盾也频频出现，冲突更加复杂，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2 传统文化的断裂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带给了人们无穷的智慧与财富。面对工业革命的冲击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思想冲击，剧烈的社会变革让人们慌了手脚，难以完成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思想文化的转变，这就使得传统文化没有进行充分的转型，而工业文明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今日，我国大力建设文化强国，打造文化软实力，就要意识到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文化断裂问题，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3 产业文化的落后

以传统文化价值为基础、吸收全球文化、并将传统文化交融贯穿其中的文化产业是国家软实力的主要表现。由于长期对文化建设的忽视，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与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目前，我国文化资源未能实现产业化发展，技术力量薄弱，文化产业结构化构造失衡，难以与国际市场接轨，文化产业政策体制落后，这种无序化的文化发展状态，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1.4 多元文化的冲突

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冲突，差异性导致的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横向多民族文化的竞争甚至对立，而且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纵向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多元交叉和时序错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内，由于生产力、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也存在文化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在文化交流中，各种文化间彼此因价值指向不同会产生诸多的争夺，包括文化资源、文化利益的争夺，需要不断的磨合。

2 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安全战略选择

2.1 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树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观

在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处于不断的交流与学习过程中，呈现优势互补的态势，并最终实现文化的整合和快速发展，对世界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多元化的文化能够长期并存就需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呈现文化的多元繁荣景象。在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各种文化互相平等，和而不同是推进文化健康交流与合理发展的一条原则，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国的传承与交流就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倡导文化平等交往，主张开放与融合，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吸收优秀世界文化，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中寻求创新。

2.2 坚持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增强文化安全意识，维护文化

世界文化交流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中国文化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展现自身优秀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所用。在吸收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始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压力，树立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文化独立性，并将文化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上来。

2.3 大力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在信息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借助网络扩大影响，西方文化已经借助互联网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严重威胁着我国文化的安全，因此，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创建良好的网络文化，才能有效保护我国文化的安全。我国的文化发展要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积极推广我国优秀文化。构建安全规范的网络信息平台，鼓励人们调整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强网络立法和执法，建立健全完整的网络信息管理体系，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效保护我国文化的安全。

3 结语

在信息化的时代，世界文化的交流借助于网络平台得以迅速快捷的传播，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却也给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保护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安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顺应全球化趋势，积极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强盛之举，相信在不断的努力与配合之下，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参考文献：

[1]（美）乔治・索罗斯.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A].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C].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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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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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地处黄河中下游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的部落善骑射并创造了绚丽的古代文化。学者们将这支部族的文化归于东夷文化。有认为在这里存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文化序列，即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齐文化从时间上划分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先齐文化和齐文化，看齐文化的形成要追溯它的源头。齐文化因疆域的区别划分为三个文化区域：鲁北腹心地区、鲁东半岛、胶东半岛。各区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胶东半岛、潍河流域和鲁西北平原组成的齐文化区域中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鲁北腹心地区。这里有大量保存较为完整的遗迹，便于揭示文化序列。目前学术界对该区文化序列有一个共识，即按照时间的早晚该区先齐的文化序列分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张光明先生对此作了详细的研究。①在鲁西北平原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始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壮发现的后李文化②。到岳石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由西向东推进，尤其是商文化，在海岱地区与东夷文化频繁的交融，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商代中晚期东渐势力渐渐加强③。

目前对齐文化渊源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观点：1、以王志民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它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他指出“齐文化深厚博大，它的形成，一言以蔽之，是百川汇海的融合，是多种文化的多元复合体。”④2、以王阁森、唐致卿为代表认为是以单一东夷文化为主源又在后期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进而形成了齐文化。在《齐国史》中提出“东夷文化是齐文化的最早源头…..这样东夷文化、商文化、中原炎帝一系列文化和周文化四源合流，便成了齐初的文化格局。”并且进一步指出“总的来看，商以前的齐地文化是单纯的东夷文化，独立的发展，商兴起以后，遇上接近的西部、西南部受到商文化日益增大的影响。齐文化曾加了新的内容⑤。3、宣兆琦、李金海为代表，认为“齐文化是由当时中国东西部两大文化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碰撞、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⑥。多学派的争论说明了对于齐文化的形成认识中存在着疑点。所谓的齐文化的形成应在先齐文化中找寻依据。齐文化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文化多元复合体，齐文化是基于齐地土著东夷族文化并吸收商文化、夏文化、莱以文化、周文化发展而来的⑦。张光明先生认为“先齐地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为后李文化—后李文化二期—大汶口文化五村类型—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岳石文化郝家庄类型。这一系列当为齐文化形成之源头。”

后李文化指山东临淄后李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⑧。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后李文化早晚两期分别与裴李岗文化中晚期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两者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⑨但在后李文化中也发现一些与裴李岗相似的文化因素，我认为二者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部分的文化交流，后李文化吸收了部分裴李岗的文化因素又加以改造融入了自己的成分如：小口壶、侈口矮圈足罐，唇沿下部的指甲纹、环形耳等。这一阶段两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以裴李岗文化影响后李文化为主，在文化交流格局中，裴李岗文化居主导地位，后李文化居从属地位。

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吸收大量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得名于山东藤县北辛遗址的发掘。北辛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相当，北辛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第一期基本同时，中晚期与仰韶文化第二期相当。这一时期海岱地区和河洛地区的文化交流比前一阶段增多，在各自的文化中都存在着一定数量对方的文化因素。分析了双方的陶器、纹饰、器形等，可知在河洛地区仰韶早期文化与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交流，就现有资料分析，双方文化交流的趋势，是以河洛地区对东方的影响为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为微薄⑩。

大汶口文化是直接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这一阶段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上，东方文化不再是单一的接收方，渐渐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输出作用。东方文化较少的吸收西方文化因素，西方文化则开始越来越多的吸收东方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与仰韶文化中期阶段同期，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与仰韶文化晚期阶段相当。这一阶段河洛和海岱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两地区间的交流相对于仰韶时代中期有所减少，这时期的文化交流是河洛对海岱的影响为主；后段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和大汶口文化的崛起，两地区间发生了明显逆转，大汶口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增加并占主导地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后段大汶口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和交流而且还拉开了大汶口人大举西迁的序幕B11。

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与西方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三里桥文化同期。龙山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明显是以海岱地区对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为主并按时间呈现增强态势，同期河洛地区所见的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在地域上也有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

岳石文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继文化，也是夏代山东地区的方国文化。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明显有文化上的往来，双方的文化交流趋向是由东向西，即岳石文化影响二里头文化。到了夏代的中晚期河洛地区的另一种文化（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并呈现由早及晚逐步加强的趋势。

齐文化通过内部、机制的合理运作，在同外部文明的冲撞中适时调整中进而发展壮大，摆脱了单一的方国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临海开放型文化。河洛文明和海岱文明的碰撞对于先齐文化至关重要。先齐文化在形成的每个阶段中受不同的文化因素影响，但总体而言，先齐文化的形成是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一个过程。齐文化最终形成于周朝分封诸侯王之后，姜尚创造性的把周文化、东夷文化、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使得齐文化具有兼容性、时变性、务实性、开放性、自由性的特点。使得齐文化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尊贤尚功、文化上兼容并包。（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②王永波《后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管子学刊》1994年1期

③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④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⑤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详论

⑥宣兆琦、李金海《齐文化通论（上、下）》新华出版社2000年

⑦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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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尽管这一战略蓝图构想乃是由我国提出，但其惠及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中国，实则乃是一种全球化时代文化共同体的构筑。可以展望的是，此项战略蓝图将发挥文化的纽带作用，使不同国家与地区实现文化层面的深入交流，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在践行一带一路的进程当中，必须注重文化产业的凝聚性力量，并依托文化产业实现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深层次促进。

一、“一带一路”格局的提出

诞生于汉代的丝绸之路至今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这条打通亚欧大陆、曾有着“玉石之路”美誉的通道，昭示着人类突破地域阻隔，追求开放共享的精神。两千多年之前，刘彻麾下的张骞打通了丝路，其后，东汉时期的班超将丝路延展到欧洲大陆，自此开创了中国同域外文化、经济实现深度交流的全新格局。也正是自此开始，中国以其雄浑的气魄傲然挺立于世界之林，从此，中华文化开始了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丝绸之路犹如一条架设于亚欧大陆之间的高架桥，使中国同域外国家、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可以说，彼时丝绸之路的存在意义，相当于为彼时的世界创设了类似于今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契机。在2013年出访中亚等一些国家时，指出中国愿意同这些国家精诚合作，共同寻求发展的契机。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谓的“一带一路”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从这一战略蓝图的构想来看，其表明了中国同域外国家开展深度合作的决心与诚心，表明了中国政府长期遵循的与其他国家共谋发展的庄严承诺。

二、“一带一路”为文化产业带来的发展契机

从我国的整体地区经济建设版图来看，西部经济整体发展情况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因而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积极践行西部开发战略，以期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同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看齐。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蓝图的构想，能够为西部地区创设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而且将使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一带一路”并非仅仅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其更是一条使中华文化同域外文化实现深度交流、深度沟通以及深度合作的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承载了沿线不同国家与不同地区的独特文化记忆，推动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中华文化进行交融过程中的文化大繁荣，这既是以往中国开拓丝绸之路为世界作出的卓越历史贡献，亦能表现出现代中国推动区域合作、文化交流的决心和信心。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馆应该切实完善合作机制，构建文化合作平台，积极组织文化交流，从而不断地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强国伟大构想的实现。

1.切实完善合作机制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机制，加快国内“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为此，文化馆应该积极贯彻行动计划，与兄弟馆站建立合作关系，完善合作机制，通过不断地加强合作，来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互促。

2.构建文化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的合作需要一更为广阔的平台。而作为文化服务部门的文化馆，则有构建文化合作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一带一路”战略下，政府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而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作为文化馆，应该积极配合政府和民间的文化合作活动，为其提供更好的平台，比如举办一些文化年、艺术节、文化推介活动、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等。只有积极构建这样的文化合作平台，才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不同文化有可以进行合作的平台和载体。

3.积极组织文化交流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唯有依托文化沟通的方式，才能够促进和拉动不同国家与地区实现深度合作。据文化部资料，这些年来，我国与沿线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如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同沿线诸国相继订立了政府层面的文化交流协议，所涵盖的文化交流领域不一而足，进而依托文化层面的交流，为中国同沿线国家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文化层面的有效交流，能够创设出由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其中的国际文化共同体，进而藉由这一共同体的问世，加强各方的文化信任，架构起彼此文化深度认同的机制，进而搭建有益于各国开展深度合作的文化平台。

此外，在文化交流合作中，各地文化馆要加强设计和战略部署，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精心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品牌，承办种类丰富、别致新颖的文化交流论坛以及大型文艺活动。还有就是，各级文化机构应当以“文化新丝路”为活动主题，积极引进、译介各国优秀的文化书籍、影片，同时也将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成果的优秀书籍、影片推广至沿线国家，从而实现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互。

四、结束语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蓝图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彰显文化产业对这一战略实现的引领效用，通过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互，使不同国家、地区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业态，也可以丰富与壮大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与规模。文化的交流、资源的整合开发、产业的规模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平台机制的形成上，而文化馆与文化站则应该积极完善机制，构建平台，促进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参考文献]

[1]徐伟，高芊芊.“一带一路”背景下连云港市文化产业发展策略[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12）.

[2]谢卓华.“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对接东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6（03）.

篇10

相较于现在的文化贸易逆差，中国在历史上则是一个文化输出强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曾经有过四次辉煌的传播史：第一次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中国文化、艺术民俗等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第二次是唐代，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涉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在“东亚文化圈”之内的国家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等；第三次是宋元时期，活跃的海上贸易使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第四次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就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播的壮举，而各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也把中国学术典籍翻译成外文，介绍中国的人文风情、文学艺术。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不可能仅仅是一座空中楼阁，其发生、发展必定有其独特的根基作为基础和积淀。这根基就是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中国历代对外文化输出的盛时，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进行这种比对之后再看现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日本的文化输出如此强劲；同样，韩国文化的崛起也正是其经济崛起后的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自我诉求”的反映。可见，文化输出是要以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甚至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强盛的国力为文化发展保驾护航，文化发展如同无源之水、难以为继。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走上强国之路。中国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承办世界沃斯达会议，斡旋于朝鲜半岛核问题谈判各方、承办亚欧首脑会议，举办了2008奥运会、2010年还将举办上海世博会，……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机遇和资本正在不断增长。

三、新形势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2008年5月，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三大弱势：一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使文化发展处于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地位；二是中国文化软资源对世界的吸引力不强，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品牌；三是中国对于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用尚无经验。(注: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05.)柯兰齐克教授的评论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他的评论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现在国外真正可以称为文化品牌的可能只有影星成龙、李连杰、章子怡等，而他们所代表的电影文化相对于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兼容并蓄、具有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特征的新时代文化是十分狭隘和不全面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创立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文化品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制定循序渐进、适合国情的相关策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制定文化战略、提高主体意识

文化输出首先是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仅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上来看，日本人对其进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国内学术圈。当代中国人对自己老祖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存在致命的断层，自觉意识仍亟待加强。反观现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却日益加深，年轻一代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接受那些“快餐文化”和“洋文化”？是那些文化真的“文明”还是一些国人已经迷失了自己、没有了自我文化的认同？

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化全球化，这对我国文化层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注:人民网《强国论坛：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前两者都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的，然而最后的文化价值冲击是虚无的、非物质性的，它会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减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增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改变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性，进而改变一个民族实际存在的精神实质和基础。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本国文化――发展本国文化――输出本国文化的“三步走”文化战略。所谓文化战略是指对文化发展的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进行整体性的谋划，实现文化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创意英国”的文化战略，日本也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基本策略，我国制定文化战略也是势在必行。通过实施文化战略，增强人民对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目的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国家标志，从而提升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让国人对本国文化有深刻理解并自觉拥护和传承。

2、政府积极推介、企业借力发展

根据文化传播学理论，一国的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模式：宗教的全方位渗透模式，官方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文化贸易模式。(注: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美国、法国、日本等文化发达国家，无论其文化主管部门职能如何有差异、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经济支持政策如何不同，他们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都是以商业贸易模式为主的，而中国现在大都以政府间官方交流或主要由官方出资支持的活动为主，如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虽然已经转为企业，但是其所从事的工作90%仍然是官方文化活动，它的经营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

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资金少、规模小，它们想“走出去”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次，很多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这不是一般文化企业能够承担得起的；同时，政府的对外文化政策不是空泛的，它必须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如何进行角色转换、如何加强合作的问题。政府投资项目固然能制造出一定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虽然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却不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似的渗透性。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市场的主体，在政府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之时要积极参与，在宣传之后必须立即接过文化宣传接力棒，适时地将文化宣传进化为常驻性文化销售和文化服务。同时，政府决不能居高临下或把文化企业推到最前线，任由其孤军奋战。对于文化出口，政府必须与企业联手，利用政府健全的外交途径、经济政策、法律支持和其他所有优势条件，积极为企业开道，与其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战略。

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是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其中自有其规则。盈利是促使文化“商人”们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动力，也是外国的“文化贩子”盗用中国文化的动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来说，如何制定好文化经营的规则是政府应当立即着手去做的。如何利用好市场中“无形的手”，让利益驱使众人去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口磨是政府的职能。组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是开创之举，历史意义深远，但一个公司不可能一举解决文化贸易这一庞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创立多个知名文化品牌，就要从企业营销方面入手。

3、建立营销意识、设计文化品牌

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仅仅停留在举办几届中外文化节、或者政府间签订了多少份的文化交流谅解备忘录，文化输出也须用营销思想来进行分析，必须有着详细完备的、循序渐进的步骤，应以文化贸易额为重要指标建立起积极的文化营销意识、进而建立起健全的营销网络。

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随着市场竞争规则和人民消费习惯的变化，营销理念要以满足市场需求、追求顾客满意、建立顾客忠诚为目标。在根据以上目标制定相关策略前，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是进行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的选择（Targeting）和市场定位（Positioning）等方面仔细研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STP：

•市场细分――观众类别比如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观众最感兴趣的方面，每一群体有怎样相同的特点和相同的需求；

•目标市场的选择――经过市场细分，选择能有效吸引并能提供特色服务的目标市场，对其进行策划研究；

•市场定位――根据目标市场设计吸引人的文化形象和产品，引导观众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把观众吸引到特色文化产品上来，并使其觉得受益匪浅。

不同文化市场的受众群受其固有文化的影响、自身条件限制和心理开放程度，对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因此，判定文化市场、切入文化市场进行运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做足市场调研后，还要针对国外受众群设计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外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做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不能再盲目地把中华文化不假思索地直接输出；要在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基础之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并融入国际色彩。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本纳德多•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所有历史都是站在当代视角并为当代需要而书写的历史。对于文化，我们也要有这种“当代需要”、“中国创意”、“世界视角”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当代审美习惯、消费习惯的文化品牌。

4、注重地缘因素、弘扬儒家文化

早在在汉唐时期我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便超出了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但是随着日韩经济的腾飞，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造成在日韩剧里出现的曾经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被认为是日本、韩国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控制力。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区分为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根据前述市场细分策略的文化营销思路，针对不同的层次需要制定不同的地缘文化控制政策，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个层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周边层、最容易恢复的共同体文化就是儒学。孔子创立的儒学所提倡的仁道、和谐、中庸，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是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当前世界背景下重新提倡儒学，有利于树立我国和平、和谐的良好形象、更有助于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恢复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而且也是与《文明的冲突》的作者――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所提出的“肯定西方认同、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径。

5、整合内部资源、一个声音对外

文化部作为全国文化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拟定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监督实施，研究拟定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才、文化市场等不同块面进行指导、支持和管理。然而事实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分别属于、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旅游局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文化产品的质量、价格、资本准入、市场执法和政府监管不到位）和越位并存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注:(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2003年开始施行文化体制改革，很多市县部门已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合署办公，但是宏观政策调控的实效并不明显。

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场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市县级别的文化单位是无法影响到国家文化决策和国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改革，早日实行文化大部制，使文化部真正成为中国对外文化的唯一的发言人，全面规划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文化产品出口事宜，摆脱目前文化散兵各自作战的混乱局面；利用好现有文化对外宣传的既有资源，先实施“整合”、再在“整合”的基础上实施“拓展”，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才能走得更远。

6、“软实力”的发展、硬技术的支持

文化作为“软实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依托国家整体实力的；而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依靠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合力。从演出、动画等产业的发展来看，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技术上、管理上和人力资源上。举个例子，中国目前的舞台艺术大多以传统戏剧、歌舞剧为主，视觉艺术大多以平面绘画和立体雕塑为主，很少会出现国外大型多媒体剧、映像作品。难道是我们的艺术人才想象力不够吗？是我们的文化素材不多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多媒体灯光效果、美术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差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