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教师发展;生态危机表象;成因探析

一、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危机内涵及表象

(一)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危机内涵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然生态危机和内部自然生态危机是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自然生态危机源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表现为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内部自然生态危机则源于社会文化危机,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紧张。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系统作为教育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危机对教师发展结构和功能的冲击,进而产生生态危机。高职院校教师发展具有能量耗散性、职业应用性、社会实践性等特征,但最基本的特征是复杂性、动态性、开放性、持续性、稳定性以及和谐性[1]1013。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系统具有和其它生物生态系统类似的自我调节特征和反馈功能。但是,这种自我调节和反馈是有一定条件的,在未超过系统生态阈值的情况下,是可以承受一定的环境压力的,不会出现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异;当外界压力超过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时,就会导致自我调节和反馈功能的衰退,出现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失衡,引起生态危机。

(二)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危机表象

高职院校教师的生态归根到底是指其生存和工作的状态,具体包括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与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联系和状态。其危机具体表现在结构上的改变和功能上的受阻。因为高职院校教师的特殊性,教师发展的生态危机主要体现在教师成长过程中的生态匮乏,包括生理、心理、行为和价值方面的匮乏。在生理方面主要表现为亚健康状态;在心理方面主要体现为情感的衰竭,比如产生无能感、失败感,缺乏热忱和理想,抗拒改变;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疏远,工作能力的降低等;在价值形态上主要表现为职业认同感低,缺乏幸福感。针对上述高职院校教师生态危机的表现,笔者选择江苏省内3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3所省示范高职院校和2所普通高职示范院校,对其教师进行了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关于职场压力,被调查教师中有45.6%反映压力非常大,41.20%反映压力比较大,这两者加起来为86.80%。这表明教师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在面对职业院校生源质量下降,但对教学要求有提高,职称评比有指标限制等情况的时候,这些因素直接影响教师的工作效率。关于职业倦怠,被调查教师中有51.20%表现出明显的情绪衰竭。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教师在面对压力时,对工作缺乏动力和闯劲;有56.20%的教师存在玩世不恭的现象,总是被动地去完成份内的工作职责,存在应付的情况,甚至出现不关心学生成长的情况,不关心教学质量的现象;65.30%的教师认为工作没有成就感。这些情况直接决定他们的工作效率,并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关于职业认同感,被调查教师中有68.60%对工作的满意度比较低,只有15.60%的被调查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比较高。这说明,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缺乏必要的认同感,如部分教师在评上高级职称或取得博士学历(学位)后,就跳槽到普通本科院校。关于心理和生理健康,被调查教师中有41.30%心理健康状况不佳,21.50%生理健康不佳。很少有学校主动关心教师的身心发展,关注更多的是教师的教学科研情况。调研发现,不管是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省级示范高职院校,还是普通高职院校,都存在着教师发展的生态匮乏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引起教师发展的生态危机,影响教师的正常发展,并对教师的教育教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找出根源,对症下药。

二、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危机原因

(一)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1.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导向

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衡量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有论者从价值观的方向将人类中心主义概括为:把人作为自然界唯一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自然及其存在物只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是人的内在价值。这一逻辑延伸到职业院校教育,可得出职业教育被简化成简单的技术控制过程,职业院校的教师仅仅是一个技术操作工人,相关的教师培训只注重教师行为和实践技能的培养。这种工匠式的教师培训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这种价值观导向下,人们在职业院校教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中,将教师发展定位成“专业人士”,发展的内容定位成“能力本位”,发展的目标定位成“教学专家”。当把职业院校的教师发展定位于教育教学工作范围时,难免会抑制教师个性的发展,使教师的视野局限于知识、态度和技能,缺乏充分思考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有的仅仅是训练出来的“无能”。这种情况是对教师自我成长、发展和实现等内在价值的否定,体现了教师发展的功利性,最终打破职业院校教师发展主体在生态上的平衡。

2.超负荷的生态承载力

帕克和伯吉斯于1921年首次提出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即“某一特定环境下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这种环境主要包括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换句话说,生态系统内生物个体的发展必然受到客观存在的生态承载力限制。当生态系统没有发生剧烈变化或未超出波动极限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直到达到平衡;反之,生态系统便会衰退直至灭亡。延伸到职业院校教师发展进程中,教师发展的生态承载力就是教师发展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自我维持、调节能力,以及教师生命系统中生理心理阈值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对教育主管部门所制定的发展目标所能承载的供容能力。当超出教师的生命系统承载力的时候,教师发展的生态系统就会失衡,表现为心理和生理方面的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可知,造成目前职业院校教师生态失衡的原因主要有管理制度和体系、薪酬和回报、绩效考核与管理、社会环境等。

(二)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1840年,李比希发现,各种作物的产量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营养元素的限制,反而受到微量元素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调研发现,在职业院校教师发展的生态系统中,管理者的风格及制度因子、学校组织文化因子是最主要的限制因子。

1.管理者的风格及制度因子

(1)从当前来看,许多高职院校管理者仍然是通过权力、地位等因素,强制性地对教师施加影响。在日常管理中采取一种严格控制的方式,呈现出专制性的特点。另外,管理者对教师的期望、评价和支持力度的不统一,也可能导致教师的职业倦怠。

(2)制度因子,如培训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等,也是影响职业院校教师发展的关键因子。从培训制度上看,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制定了教师培训的相关制度,国家也有相应的国培和省培。虽然有效地解决了教师培训的规范化问题,但是,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培训对提高教师专业素质的作用很有限,是一种强制的、被动的未成系统的培训。从激励制度和评价制度上看,江苏省的高职院校都制定了奖励性绩效分配制度,有意识地促进教师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长。但从目前来看,学校更多地关注结果的应用而忽视过程的建设,教师工作的丰富性、生动性被异化成抽象的考核指标,教师只能去被动地完成学校分配的任务。

2.学校组织文化因子

学校组织文化主要是指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观念文化、行为规范、管理制度以及人际模式等制度模式。它具有约束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如果缺乏深层次的组织文化支撑,教师的发展就会囿于形式。可以说,如果学校的组织文化发生变异,就会引起教师发展生态系统的失衡,具体表现如下:

(1)组织文化中的“花盆效应”。花盆效应又称局部生境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花盆在空间上有较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特定时间内,因为人工创造出适宜花卉成长的环境条件,花卉可以长得非常好,但一旦离开人的精心照料,就会经不起风吹雨打和温度的变化,导致死亡。现实生活中,高职院校的组织文化中也存在着“花盆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的“个人主义”文化,表现为教师与教师之间、不同专业之间的隔离。教师更多地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与其他同事交流很少,成为“单干户”。这种文化容易导致教师处于一个孤立的系统中,缺乏和外界的有效交流,教师的内部熵值持续增加,严重的会导致教师发展系统的停滞或灭亡。另一方面体现为“物种”的单一性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忽略了教师的个性发展,如,教师的培训模式很难匹配教师的专业需求,培训模式陈旧,脱离实践的需要,从而产生局部生境效应。

篇2

林权改革是国家在新世纪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林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产权明晰放活经营、流转规范的林权制度，激发广大林农和各种社会力量投身林业建设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林权改革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实施，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正在逐步显露出来，因此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文化选择和生态危机的关系的文章还不是很多。

文化选择是个运用很广泛的概念，我国的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的论述，根据尹绍亭老师的观点，文化选择是指人类在不同文化的规约下，能够建构起稳态延续的民族生境，生活在民族生境中的生物物种会在文化的干预下积累其变异，诱导新品种或新物种的定型。文化选择既要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需要，又不能过分地偏离自然选择。

生态危机事实上是生态失衡的后果，根据罗康隆老师的观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共存于生物圈内，人类尽管比任何生物都有智能，能主动控制周围的环境，满足自身的需要，但是他最终还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员，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只能扮演一个角色，都是自然生态系统立体符合网式结构的一个结合点。因此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十分微小的变动都会影响人类的生活，都会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这种变动即是生态失衡。如果生态失衡无法恢复，就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失，那么就发展为了人类社会所称的生态危机。

文化和生态危机的关系原理如下：因为文化体系自身存在双重性，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寄生不可能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他会无意识的与生态系统发生偏离，其结果就是生态危机。面对生态危机，人类的文化就起到了在生态失衡和生态安全之间调控的作用。即人类的文化能缩小或控制这种偏离，或者切断偏离扩大的渠道，实现人类社会生态安全，从而为人类社会赢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对于文化选择和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尹绍亭老师论述的也很到位。他说从人类的良好愿望出发，肯定会希望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社会性需要和自然性需要相互耦合。然而，这仅，是人类心目中的理想，文化选择的实际运行往往会偏离这种理想。当其强化对人类社会的服务时，必然会放松，甚至搁置对自然背景的依赖，有意无意地损害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当文化选择专注于与自然背景的兼容时，又肯定会损害人类社会的内聚能力，难以应对来自外部社会的挑战。这就导致文化选择一直是在两个服务对象之间摆动，不断地探寻新的平衡点。文化选择的过程，总是表现为围绕平衡点的左右摇摆。文化选择的对象也在这种摆动中按照人类的需要而付出或存或亡的代价。而且这样的代价不仅属于人类社会，还会波及到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是文化选择复杂性的又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导致生态隐患的根源。

以云南某山村为例，这个村庄本来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彝族傣族村庄，全村有耕地总面积3，096.52亩（其中：田385.26亩，地2，711.26亩），人均耕地6.96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甘蔗等作物；拥有林地19，305.94亩，植被主要以针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为主，树种多样分布广，野生菌等林下资源丰富。其中经济林果地34.00亩，人均经济林果地0.08亩，主要种植芒果等经济林果；草地18.00亩；荒山荒地480.00亩，其他面积280.00亩。

可以看出该村林地面积广阔，在这样的土地利用类型下，该村沿袭了传承千年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类型，普遍存在山神崇拜和森林崇拜等文化适应现象，这种文化又很好的维护了他们的生境，所以千百年来该村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从2008年，该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了林权改革，村民在政府的说服和利益驱使下，至传承千年的森林文化于不顾，把该村的大部分林地出租给了一家林业公司，该林业公司把林地的原有林木全部伐倒种上了桉树，桉树是一种外来物种，生长迅速，是很好的经济树种。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五年的时间，该村就出现了干旱等各种生态问题，政府始料未及，村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当初选择的错误，甚至出现了村民因此聚集请愿的事件。

由此可见，在林权改革的过程中，文化选择和生态危机息息相关，文化选择不当会造成生态危机现象，同时生态危机又迫使当地人从新进行文化选择，正如尹绍亭老师所说，文化选择在人们的社会性需求和自然界的需求之间来回摆动，不断的寻求新的平衡点。因此，这就要求当地人在文化选择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自然界的需求，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防止出现难以挽回的损失，同时也要求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实际各地的情况，引导当地群众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

篇3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对我国“生态危机”的理性回应。三十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律调整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缓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紧张关系？怎么发挥政府对处理这种紧张关系的应有作用？怎样保证彻底解决我国现在存在的“生态危机”的问题，以实现“生态文明”？以上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我国生态危机和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并非最早在我国出现。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在这些国家才逐渐暴露出来，并且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探究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时，由于他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所确定的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各异。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是有“反人类中心主义说”、“科技异化说”、“消费异化说”和“资本主义制度说”。反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环境（主要为动植物）紧张关系，而忽视了人和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利益关系；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中性，只是人类在改造生态环境和人类生产力的工具。同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被用于去化解生态危机。科技异化说没有看到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消费异化说把消费异化拔高到是生态危机根源的位置，忽视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说则是在西方生态学继承西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透过生态环境的危机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而引起生态危机的产生（陶庭马，2011）。资本主义制度说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制度。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核心则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张扬利已主义的文化，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的充分竞争，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使得个人资本的趋利本性充分显露出来，导致社会大生产所涉及到的要素不断被商品化。在这种循环中，自然资源（作为财富的基本来源）被市场经济主体不可控制性地掠夺，引起市场失灵，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

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可能直接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弊端。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且逐渐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基础，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毕竟需要一定的发展历程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不能及时的被克服与修复。这造成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无序的恶性竞争成为常态，污染物和废弃物的任意排放成为市场主体的惯常行为，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市场主体赚取利润不可避免的途径。这些最终导致我国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且使我国生态危机在逐渐的严重化。因此，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过程中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引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肆意的破坏，最终造成生态环境处于危险的境地和崩溃的边缘。

我国生态危机与经济法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李昌麒，2007）对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有着天然的“应对”和“暗合”。正是基于经济法对市场失灵规制作用，间接地对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调节的途径。

（一）经济法通过克服市场失灵而防止生态危机的发生

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失灵用于描述市场分配资源特别无效率的状况。广义地说，竞争性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即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资源配置会达致不可能再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的程度；所有互利的交易都将由市场实现（盖瑞・J・米勒、王勇译，2002）。但是，充分、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被实现是受到一定条件制约的。这主要包括三个条件，即：市场充分竞争、市场上的物品全部是私人物品以及零交易费用。三个条件缺乏任何一个，就不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曼昆、梁小民译，2003）。然而，在实际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这样的条件达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市场经济的失灵相伴于市场经济的行动而生，只是程度或者规模的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为了全局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就必须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活动做必要和适度的调整，包括了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层面。正如金泽良雄指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主要是为了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是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制定之法”。国家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制定并且实施相关的经济法律以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及可持续的发展。正是经济法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才能够保证市场主体将生态环境作为交易成本一部分，而不是使市场主体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途径，最终促使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

（二）经济法通过克服政府失灵而阻止生态危机的恶化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具有公权的属性。就我国国家权力的架构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赋予国家行政部门行使。在市场的运行机制中引入国家公权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失灵能够被有效地控制。然而，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如果政府干预市场的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地制约和规范，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政府失灵的出现，也即国家干预失败，即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政府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而变向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进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干预过度、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政府不受产权约束、预算分配偏离社会需要和权力寻租等几个方面（李昌麒，2007）。因此，从市场角度看，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干预”是需要的干预和适度的干预；从国家权力角度来看，需要和适度恰恰是对国家权力的干预（穆虹，2009）。

正是由于政府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会发生权力行使偏离的情形，也即政府失灵。为避免政府在干预市场经济时政府失灵的出现，这就需要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限制。只有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限制，才能保证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好“管家”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约束或者调整即不存在失职的情形，也没有越权的状态。因此，在政府适度的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保证市场能够发挥出其所应有的理性分配资源的功能，进而防止或者“治愈”生态危机。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就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相平衡为目标，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经济法律的内容，最终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协调、良性的发展。

（一）通过经济法对市场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国家从需要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防止市场失灵。市场规制一般也将其理解为对市场秩序的调控，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反倾销和反补贴几个层面。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杨紫 等，2012）。因此，虽然国家对市场失灵的规制有着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但是针对经济法应对生态危机这个角度讲，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起着应对生态危机的“主力军”的作用。立法机关为应对生态危机而修改经济法中的规定时，应当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为目标，坚持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相适应。具体而言，在经济法中涉及宏观调解规则的完善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法中要制订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本性与生态环境成本的价格体系。将生态环境的成本成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进而约束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第二，经济法中应当设立排污许可的制度和排污产权交易的制度。通过排污制度的法律化，建立减少排放污染物的机制。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为，使减少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利润；第三，经济法中应当构建生态补偿或者环境污染补偿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使因损害环境而受益的区域或者人群向对与之相对应的受到损害的区域或者人群予以的相应的利益补偿；第四，经济法应当完善鼓励有利于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平衡的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最终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维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二）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为避免政府在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市场调控时的政府失灵，必须通过经济法对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经济法规制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法中相应的规范性内容的调整，转变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职能、完善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的程序和赋予并明确政府制定有利于保护生态政策的权限。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法中的规定应当明确，为了确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政府应当由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变，最终使政府不再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而促使政府的把工作重点放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平衡上；第二，经济法应当赋予政府制定国内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财政补贴、鼓励生态经济产业发展的税收和投融资等政策的空间。这有利于调动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宏观经济层面引导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行为中对资源的不必要消耗和对环境的不必要污染；第三，经济法应当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行为的权限和程序。立法中应当明确政府在参与市场经济时所做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此外，政府应对市场失灵时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的过程都要有相应的程序来加以约束，以防止政府误用或者滥用权力。这样才能够使政府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做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促使市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陶庭马.生态危机根源论[D].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

2.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3.[美]盖瑞・J・米勒.管理的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M].王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二版）[M].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篇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而有了新的变化。以前资本主义矛盾以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相对需求缩小之间的矛盾为表现形式。但是当这一矛盾不断激化和尖锐的时，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当下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加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现了现代化的背景下，有了更新更复杂的表现形式。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控制着世界主要的资源，其对全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全球的生态环境恶化。

佩珀对现代环境退化、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是从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入手的。在他看来，“生态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它是那些最终导致其垮塌的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因此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它的后果是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和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对劳动的剥削。佩珀尖锐的指出：“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职责和自我道德化的、等同于无法理解的废话的抽象。而对比之下，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在于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这就决定了它不断的掠夺资源和“内在的对自然的不友好”。

佩珀关于现代社会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理论的成因分析的观点，并不等于生态中心主义，又区别于其他生态学理论。佩珀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视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试图深刻揭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必然性，这就进一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对当今世界范围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变革资本主主义制度

在佩珀看来，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利润为先的战略，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实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以集体控制。生态社会主义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佩珀指出：“这最后一个要求将包括根据生态社会主义的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资源的开发和分配的一些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和交流。”因此，个人愿望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强烈的共同体精神相一致，当然，这并不排除想个人拥有土地那样的一些现存“自由”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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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941 文献标识码：A

一、全球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

根据IPCC的报告，地球表面每十年温度上升0.3℃，这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大量增加造成的。 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海平面上升，严重威胁到了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环境。面对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寻找一条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途径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中提出，要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提出“美丽中国”的口号，就是要求从环境上建设一个生态美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但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是只靠我国的一己之力就能化解，而应全球各国一起联手，共同保护环境。但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医治的顽症。因此，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生产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其领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来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其解决途径。

二、资本主义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和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西方消费主义宣扬“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视为至高无上的生活目的的价值观念或文化态度” ，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只用消费数量来衡量自己幸福尺度的一种状态，人们通过金钱获得物品，而获得物品的目的往往满足于占有要保存的物品，而不是满足于占有要使用的物品。 这彻底使人变成了物的奴仆，沦为了虚假需要的奴隶。

当代资本主义为了暂时缓解其根本矛盾，往往通过鼓励消费、刺激消费、拉动消费，以及煽动超前消费，甚至炫耀性消费等政策措施来使人们过度消费，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更加放肆地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对环境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在资本主义中，整个西方世界占世界人口的20%，却要消耗世界能源和物质材料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为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

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生产，使资本积累和再循环得以继续进行。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会使资源产生巨大的浪费，使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本质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本质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积累制度，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这种积累一直靠不断剥夺全球自然环境资源而得以维持，要进行永无休止地积累，就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就会出现巨大的浪费，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对自然持一种敌对态度，将自然看作是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从而必然导致自然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产生。

本来因生产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应当计入生产成本，但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资本主义本质的驱使，资本家在每次投资时，总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并且会获得长久的利润回报，所以使得没有资本家愿意牺牲自己企业的利润来保护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就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及其规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性。资本主义的触手从一个地方伸向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 ，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全球环境的破坏史。

（三）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生态危机的现实原因。

在资本的驱动下，为了追求利益，资本主义将自己的贸易范围扩张到于世界各地。而保护环境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反。保护环境，是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节制消费，要求穷国以消灭贫穷为目标去使用资源，但是，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却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必须更多的消费，因为它们对于穷国而言是关键的市场；相反，穷国必须要减少公共开支，保持低工资并开放本国经济，吸引外国投资。这样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资本主义为了降低成本，促成生产场所集中，造成了城乡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元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业资本在所有权及控制力方面集中化和集结性趋势与空间上的集中化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关联” ，在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中，二元对立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不仅是工业生产、商业、人口等因素在发达地区的集中，而且也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这同时也会使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新陈代谢’遭到破坏” 。这一破坏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源方面。表现在资源的耗尽衰竭；第二，汇方面。表现在自然界对污染物和废弃物的吸收。

在二元对立结构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对欠发达地区带来对土地、土壤、植物等的大量毁坏的危害和环境的污染要比发达地区严重得多，并且还导致欠发达地区出现人口过剩、贫困积聚进而加速它自然条件的恶化。

全球化会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出现全球的区域化分工。资源消耗基地、生产基地和消费基地这些集中化的社会分工给也会给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比如，很多生产基地建立在离发达国家很远的欠发达地区，那它们所进口的每一件基本商品在使用之前都要消耗掉数加仑的燃料，这意味着每件商品的背后都承载了大量的环境成本。

生态帝国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元凶。所谓生态帝国主义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即生态殖民。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发达国家通过WTO机制和全球投资、跨国公司等渠道，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洋垃圾和倾倒废物，而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防止污染转嫁。

三、解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途径

第一，倡导生态理性，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的贪图享乐、缺乏责任感的思潮，以及从“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到“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的思想变化，这是造成消费异化和虚假需要的根源，要消除异化消费，必须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树立以更少的生态消耗来过更好的生活这一生态理性原则。同时，全世界的国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树立一种新的安全观――共同安全或集体安全，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第二，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以维护生态为基础，又能充分保障现代人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不仅要以现代人的需要为中心，还要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目标。“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地区要优化本地区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要转变观念，从单向度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的发展方式，向以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为基础的方向转变；由“单一资本结构向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的，由生态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组成的复合资本结构转变” 。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们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沿着十报告中提出的生态建设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共同繁荣的国家，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建设世界的绿色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齐鲁工业大学文法学院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研究）

注释：

Schlesinger W H. Biogeochemistry： An analysis of global change[M] .New York： Academic， 1997. ed. 2.

本・阿格尔：《西方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494页。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88年，第134页。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二卷，清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41页。

哈维：《后现代化的条件》，波力第出版社， 1990，第180页。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4- 305页。

篇6

一、引言

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1819―1891)的长篇小说《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英国文学批评家卡尔・范多伦称它为“全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之一”，如果说霍桑的《红字》是阐述“人性”善与恶的力作，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梭罗的《瓦尔登湖》是描写美好的自然，倡导一种返璞归真、自然生存的一部作品。《白鲸》就是一部阐述关于人性、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生存的又一部《圣经》。因此，它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作。笔者试从精神生态的角度来解读《白鲸》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

二、精神生态的界说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摧残和戕害，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濒临崩溃的边缘。尽管人类已经做出种种努力，但生态危机的局面仍在日益加剧。那么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人类如何才能和谐、自然、诗意地生存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地球上?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因为人类只有在思想上去认识，在精神上去改变自己，才能融入自然，回归“人类内部的自然”(nature)，即我们人的自然天性。所以，建立一个健康的精神生态环境，清除人类精神生态方面的污染、净化人类的精神生态，才是消除生态危机之根本。

鲁枢元先生在《生态批评的空间》里，把生态学分为三类：“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并且，鲁先生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根据鲁枢元先生对精神生态的界定，精神生态学的研究可以分以下三方面：第一，在自然生态中实现自然地生态和谐、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和谐。第二，在社会生态中实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和谐。第三，在个体思维和内环境生态中实现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生态和谐，即精神生态主体的自我和谐。

如果我们用精神生态学的这面镜子，映照现今精神困乏的时代，就会看出：地球上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污染所造成。本文从精神生态的审美高度，对《白鲸》中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进行探究，并尝试在精神领域寻找其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变异”和“困境”的原因。

三、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态异化

1　精神生态被异化的埃哈伯船长

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应先于自然环境危机、自然生态危机。“因为，人类的精神危机将导致异化，人的异化反过来又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实际上，人类精神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类抬到万物之灵的地位，人类成了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人类个体精神生态被异化的过程，在《白鲸》中，埃哈伯船长的精神异化主要就是疯狂的个人中心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埃哈伯船长精神生态的异化。

(1)埃哈伯自我身心内外的生态异化，即精神主体的自我异化。自我中心主义使埃哈伯自立、坚强、勇敢、充满了自信和力量。然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又使埃哈伯精神异化，变成了一个邪恶、偏执、狂热的复仇主义者，一个极度自恋、孤僻的精神病人和狂人。他远离亲人，远离他的船员，远离社会，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他四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海上度过，是一种漂泊的捕鲸生活，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又透露出一种孤独和恐慌。四十年捕鲸生涯，四十年艰辛备尝，四十年危机四伏，四十年雨骤风狂!他经常把自己关闭在船舱里，远离众人。四十年来，为了捕杀白鲸，他发誓走遍好望角，走遍合恩角，走遍挪威的大旋涡，走遍地狱的火坑，他发誓，不是鲸死就是船破。这种变异的精神生态使他不能如常人一样去自然地生活，只能像魔鬼一样在海上疯狂。另外，断腿的生理残疾也标志他内部的精神失衡，同时也象征着埃哈伯内心自我精神生态丧失了整体性、和谐感。

(2)埃哈伯精神生态对社会生态的异化，这主要表现在埃哈伯对社会、对他人的一种敌视和冷漠，同时还表现在他的渎神。对神灵的不敬，对上帝的不敬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不敬、也是对社会仇视、冷漠的象征。他虽为基督徒，但不敬神灵，唯我独尊。另外，埃哈伯精神生态对社会生态的异化还表现在他对水手的冷酷无情。埃哈伯性格暴躁，对人冷漠，对待自己的水手犹如使唤奴仆一般。在“披谷德号”上，埃哈伯自认为是船上的上帝，海中之王，当他的二副斯德布带着祈求的口气跟他说话时，埃哈伯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道：“下去吧，狗东西，到狗窝里去!”他甚至威胁道：“骡子，蠢驴子，给我滚，否则，我把你清出这世界。”这种对他人的冷酷无情、对社会的仇视都是他精神生态变异的表现。

(3)埃哈伯精神生态对自然生态的异化。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人类越来越狂妄和自以为是，他们逐渐抛却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代之以对自然的贪婪和掠夺，甚至是一种疯狂的仇恨。”埃哈伯就是一个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复仇自然的恶魔，一个追杀白鲸的疯子。在追杀白鲸的过程中，他的一条腿被自鲸吞噬，这象征着在与自然的决斗中，人类是不可能完全战胜自然的。相反，人类要遭惩罚，被大自然报复。尽管如此，埃哈伯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寻找白鲸并与之决一死战。这种复仇的心理让埃哈伯变得行为异常，变得残酷无情。为了捕鲸，他拒绝帮助他的同行寻找丢失的刚一岁的儿子：拒绝大副斯塔勃克放船员一条生路的请求。不管天气是如何恶劣，海上的形势是如何险峻，他强迫船员发誓找到白鲸并与之决一死战。这种发疯的复仇心理使他自己乃至所有的船员(除了以实玛利)走向灭亡，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

2　精神迷途的以实玛利

《白鲸》这篇小说，除了要体现埃哈伯征服、控制自然的精神思想外，还有一条很清晰的生态思想发展线索，即以实玛利对自然的观察和探索。以实玛利富有探索精神，他随“披谷德号”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然的好奇并试图探索生活的全部奥秘。他是这样描绘他对自然的好奇心的：“这样一头凶猛异常而又神秘莫测的怪物激起了我 多大的好奇心啊。其次，是那浩淼无际、远在天边的大海，而这怪物就在其中腾跃翻滚它那岛屿一般的身躯……所有这些都促成我的愿望产生。”从精神生态学的角度看。以实玛利对自然的观察、探索彰显出人类希望有一种认识自然、融入自然的健康精神生态。尽管如此，以实玛利最终以猎人的身份加入了“披谷德号”捕鲸船。这种以猎人的身份去认识自然也体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社会里一些人迷茫的精神状态。在《白鲸》第十九章“预言生疑”里，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迷途。在这一章里，当以实玛利、季奎格和“披谷德号”捕鲸船签了协约后，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问：

“你们当了他的水手了?……”

不错，我说，“我们刚签了约。”

“上面有没有提到你们的灵魂?”

“提到什么?”

“噢，你们没有灵魂，”他急忙说，“不过那不算什么，我认识许多没有灵魂的人――祝他们走运；他们没有灵魂倒更安逸些。”这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是以利亚。在《圣经》中，以利亚是希伯来的先知。这些对话的寓意是先知以利亚告诉以实玛利、季奎格他们加入“披谷德号”捕鲸船是没有灵魂的表现，签和约实际上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以实玛利代表着渴望健康的精神生态，而又逃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影响的一些精神迷途的人。幸运的是，在追捕鲸鱼的过程中，以实玛利渐渐认识到自己的精神生态困境，从开始发誓捕杀鲸鱼到后来以实玛利以对鲸鱼的接受、欣赏，到和平共处，都表明了他对自然的理解、宽容，所以，最后只有他一人幸存下来。

3　季奎格――被摧毁的原始精神生态

季奎格来自一个食人生番部落，他是原始道德、文明的象征。他有着被毒日头晒成黄里透紫的原始人的肤色，有着粗壮、遍是伤痕的胳膊和胸膛，他穿着粗布厚外衣，是个异教徒，是原始自然生态文明向现代工业化文明过渡的象征。在小说里，作者是这样描绘他的：“季奎格是个过渡状态的生物――既非毛毛虫，也非蝴蝶。他开化的程度最好让他以一种最为稀奇古怪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粗笨。”他粗野、诚实、善良，毫无文明人的虚伪和甜言蜜语。季奎格高大的异教徒形象，崇高的气质及高尚的情操，对以实玛利的心灵上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季奎格参加捕鲸船，象征着原始精神生态被现代文明所污染，季奎格的死亡象征着原始生态被现代文明完全摧毁。在这一点上，麦尔维尔比任何一位美国作家更早地开始审视所谓的现代文明。

四、结语

生态人文精神的价值向度在于，将传统的人类文明扩展到地球生态文明。人文精神生态已经超越了单纯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狭隘观念，而是将维护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人类的自由也只有在自然界的良性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相反。人类如果仍坚持传统的人类文明的人文精神生态，使自身的精神生态受到“污染”而“变异”，进而处于“困境”，人类的命运就会同“披谷德号”捕鲸船的命运一样，最终船毁人亡。这就是《白鲸》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麦尔维尔给人类发出的生态预警。

[参考文献]

[1][美]麦尔维尔，白鲸[M]，成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篇7

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刻的剖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私有制与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矛盾关系塌陷之源。劳动活动是实践的主要方式，劳动产品就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化的产物，却与劳动者相对立，最后对象化还要受对象的奴役。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深入到了异化劳动的核心，劳动活动的本身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是在劳动者强制被迫下进行的劳动。马克思提出劳动的异化后，又提出了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这里说到的类，就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一般性质，类的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通过劳动才能达到自由。但是异化劳动却使这种关系倒了过来，劳动不再是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而是人类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种手段。①马克思发觉异化劳动是人类精神痛苦的根源，劳动者的异化正是在人与人以人与人的社会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同样是异化劳动，不同阶级在生活中的异化也是不同的。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得出，正是私有制和异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塌陷。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也逐渐利益化。当资本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的时候，生产的盲目性，资源能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成为生态危机的首要问题。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前提

1.实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首次提出了实践的世界观思维方法，按照这种世界观，世界在本质上看来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实践就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自然界的人化过程，也是人的自然化的过程。现阶段，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践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先在性和独立性，同时指出，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化自然改造成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人类通过实践创造性的改变自然，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可以将自化的自然转变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自然界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也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加以物化。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人与自然才可以逐渐的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只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人与人，人与社会才能够实现和谐发展。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换句话说，实践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2.不恰当的实践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以来，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和污染物的过度排放也导致了生态危机恶化。这些问题都集中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恰当的实践方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后一条说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在这里说明，哲学家们在解释世界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世界的实践行为。这种实践行为的可行性必须建立在遵循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如果人类的实践行为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产生偏差甚至相违背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利用客观规律对自然界和人类进行改造后的结果，但是，科技的发展和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吸引下，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感逐渐被征服感所取代，尤其是在科技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的索取和肆意排放，导致生态问题日益加重。归根结底，生态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的危机，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说，生态危机也是人类不恰当实践方式产生的后果。

三、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我国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都要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不恰当的实践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为此，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人类的实践观念和实践方式。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在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这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为我国生态实践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是认识和实践在生态文明中最直接的体现。马克思唯物自然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主要有：

1.为我国认识到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唯物自然观特别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为我们分析生态危机根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二十世纪末期，人类在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在人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务必尊重自然界的规律，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否则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想要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一个合理的“度”，社会实践中这个“度”主要分为“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就是自然界内在的联系和客观规律，而“人的尺度”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尺度，人类只有在尊重“物的尺度”的基础上才能满足人类的价值和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还极力反对那些把人与自然相分离的理论。由此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在马克思实践的人化的自然观的基础上，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和良好的发展。

篇8

生态危机是指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平衡、稳定由于人类的长期的干扰行为使其受到破坏，进而走向崩溃毁灭的危机，从而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它的主要表现为物种迅速灭绝，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漏洞等等。生态危机的表征、根源和后果都是复杂的，它不同于环境危机只表现在几个区域里，而是遍布了整个生物圈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它的全球性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为之苦恼和焦虑，如何使人类走出这个困境，首先，我们得深刻剖析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然后找出合理的出路，努力构建生态文明，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的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原因分析

1、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1）对资源的盲目开采和低效率利用导致资源危机

由于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资源危机已经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以我国为例，我国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短缺型国家，再加上技术水平低，以及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的消耗又大大的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资源短缺问题在我国就显的十分突出。

（2)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导致环境危机

提到环境污染，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三废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其污染力相当强，它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3）人口的增长已经使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不堪其负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医疗卫生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人口出现了“爆炸式膨胀”。人口的膨胀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人口膨胀造成了资源消耗的增加，另一方面，为了换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人们不得不破坏更多地森林、草原，从而造成绿地的减少，导致了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灭绝加剧。

2、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1)把科学做为征服自然的工具

从培根时代开始,科学逐渐成为人们征服自然的谋划工具。人类通过科学,认识、操作和支配地球上的自然物为其服务。结果产生了相互抵触的结局:一方面,利用科学,人们改造自然带来了工业文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工业文明又排斥人类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情感。这是由于“我们科学的最大传统,一般地说,还没有肯定与生命在感觉、情感、道德上的交融,以致于现代科学仍然是以无感情的姿态为基础的,从生命素材的感情的包围中分离出来”。也可以说塑造现代世界的科学还没有得到价值的意识的引导,因而也没有创造有利于人类与生命间交融的工具。

(2)自然价值被简单化和标准化

所谓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所具有的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属性和功能。它表现人与环境关系中环境属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它包括,资源价值、美学价值、生态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们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而人类却按照是否对人有用的标准，衡量所有事物，只要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任何自然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否则便只是废物。这样便造成了自然界资源和价值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今天的生态危机，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对自然生态系统丰富价值的简单化追求，一切为了经济价值，忽视了自然当中蕴含的丰富的价值，结果，这种简单的经济发展遭到了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制约。

（3）“人类中心主义观”的误导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哲学与文化，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传统，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主宰，居于自然界的中心地位，一切价值都是由人决定的，是为人的利益而产生和存在的。“我思故我在”、“本质先于存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表述；人与自然界的分离与对立，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把自然界视为僵死的、无生命的存在，成为人的统治对象；它确立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地位，否定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它赋予了人以控制、掠夺自然界的无上权力，而否定了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生存权利。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导致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的原因之一。

二、创新思维，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要走出生态危机的困扰，只做表面功夫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人们从思维和价值观上做彻底的改变。

1、构建生态文明需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首先是环境保护与生态改善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人们很容易陷入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不知道如何更好的改善生态，认为只要保护好环境就可以了，殊不知这样却忽视了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制约，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环境治理成本不断增大，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另一种倾向是重视生态改善，但忽视生态改善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都与我国强调既以人为本，又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宗旨不相符。其次是工业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与工业化进程有着绝大的关系，要改善生态环境，必须摒除工业化，这样的观念不仅对生态环境没有多大改善，而且只会影响人类的发展。所我们要让工业化和生态文明同步前进。再次是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怀疑这样的发展会不会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发展，于是就有人排斥用现在工业化造出来的物质，甚至还有人提出回到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这样做无疑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所提倡的生态文明并不限制人的真实福利发展，它更要考虑人的新需要和新发展机会等。

2、加强环境伦理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加强环境伦理道德建设，建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要将传统伦理道德的视野扩展到自然界，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补充和升华，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当前，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我们在认同自然界自身存在其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承认代际价值的存在；增强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认识自然、友善对待自然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种理念；更新公民的生态道德观念，让每一个公民明白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和谐与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和境界，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改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人类凡生态行为的背后的深层次意识根源，最终实现生态危机的标本兼治。

参考文献

[1] [美]I・K・奥斯汀.美是环境伦理学的基础[M],《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1988一期.

[2] 刘湘容.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3]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7页.

[4]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5页.

[5] [英]培根.《新工具》第一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箴言三.

篇9

美国墨西哥湾泄油事故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在2010年4月20日，离金融危机“探底”不到4个月，它的救助治理则长达4个多月，至今导致环境污染的严重残毒未消。这件事的发生是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说它偶然，在技术操作上发生过偶发事故；说它必然，从起因到救助过程再到污染后果，都与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有着必然联系；金融危机的中心仅仅几个月后又爆发最大的石油生态危机，能说是纯粹偶然的吗？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心思处理此事，对本国国民不负责任，更不肯花大钱。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日本是受金融危机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济衰退最突出，债务相当于GDP的两倍。为解决经济危机，十分无能的几届政府却像走马灯一样一个一个倒下。菅直人上台后，对经济困境一筹莫展，想了个歪招：把矛盾引向国外，一会与中国闹，一会与俄国闹，一会与美韩大搞军演。面对专家送上的东北地区可能发生大地震的报告置若罔闻，毫无准备。恰在这时爆发了9级地震和海啸，又引发7级核泄漏大事故。全面看，日本福岛7级核泄漏事故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天灾即9级地震和巨大海啸，二是技术缺陷，三是制度弊端。天灾固然难以避免，但如果制度优越、事前有备，就不至造成这样大的祸害，而唯利是图的制度和被债务缠身的政府则加倍放大了这场灾祸。福岛核泄漏事故扩大到如此程度，正是资本主义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金融危机又使它积重难返、雪上加霜，政府和企业心猿意马、力不从心。深层原因就是私人占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了整个社会利益，不可能适应高效、高危的高科技大规模运用造福于人民。直接原因恰好是被金融危机的闷棍打晕了，心不在焉，加重危机的深广度。从政府到企业，既对人民表现了道德缺失，麻木不仁，又对救助手忙脚乱，如坐针毡，使日本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一下子沦为捉襟见肘的困难户。生态社会主义视阈下，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调和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宿命。在我们刚才通过对两次生态危机事故的分析，不难看出，既然它们同金融危机存在种种直接相关性，从某种程度来讲，此两起事故的发生和演变都是由政府和企业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错误行动所造成的恶果。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阈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态危机的发生，就如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一样，都是本身固有的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导致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恶果，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一、资本积累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固有本性就是不断地追求利润，为了满足这一本性，就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如果经济在不断的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地增加（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对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就会不断加大，其结果是导致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同时持续扩大对资源的开发力度，这势必产生环境恶化甚至是资源枯竭的危险。从长期来看，这又有提高平均成本的趋势，从而抑制了利润率和积累的增长。为了继续保持利润率，资本（个体或联合）便会扩大设备、技术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以开发新的资源，努力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如果资本的这种努力能够如愿以偿，即在更为有效的生产和使用水平的前提下，付出比以前更低的平均成本，那么，原材料的成本和价格就会下降，平均利润率就有上升的趋势，原材料的开发和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并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而产生资源耗竭的危险。简单地说，如果原材料的价格很便宜，那么资本的积累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就会相对较高；而如果原材料很贵，那么资本就会通过扩大投资开发新的资源来把它们的成本降低下来，这样就又导致新的资源的耗费和衰竭。总之，不管原材料、能源的成本是低的且是不断下降的，还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会带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投资规模越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就越大，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就越大，环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资本积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毫无疑问，资本的不断扩张会以自然条件的破坏为代价，资本的过分积累，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

二、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是以其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为特征。不平衡发展指历史性生成的工业、农业、矿产业、银行、商业、消费业、健康、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等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可以用来描述原料供应地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与对产品的生产加以垄断的地区（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也可以用来阐释作为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的基础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对前者会带来大量的污染，对后者则带来了资源的毁坏和衰竭。迫于急切发展经济的压力，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原料供应地过度地开发本地区的资源，以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化地区，创造尽可能多的外汇，结果造成了这些地区资源的毁坏和衰竭，如土壤的恶化与流失、森林的过度砍伐以及对矿物燃料的过度开发等等；而这些原材料在工业化的地区则恰恰是以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联合的发展是指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把各种社会经济形式联合起来，它至少有以下两种相互并存的形式：第一，南部国家农村中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人向城市的迁移，以及南部国家人口向北部国家的迁移；第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向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和更具有市场潜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输出。在第一种形式下，廉价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不仅带来了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健康条件恶化等多种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农村土地荒芜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在第二种形式下，发达国家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同时存在着不平衡的发展和联合的发展，因此应该阐述二者共同作用产生的后果。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毁坏，联合的发展在这基础上又增加了污染、有毒废弃物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发达国家正是通过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实现了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并引起了全球严重的环境污染。总之，资本主义是不断追求利润自我扩张系统，这种自我扩张的趋势与自然资源、自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在生态社会主义视阈下，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独有的特性和固有的矛盾，促使生态问题的出现与恶化成为必然的结果，总之，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宿命。

三、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利润挂帅的经营战略，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宿命。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一）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集体控制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指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异化首先是自然的异化是与我们的自己的部分的分离，而导致自然的异化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因此，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的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加以集体控制，异化就可以被克服，因为生产是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在他看来，克服自然的异化意味着，通过消除它虚假的外部性和控制与规范它对整个社会用处来坚持自然的人性。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限制和规律的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但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应该集体地支配（计划或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组织的每一种形式都有着与它自己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包括非人环境相关的特定方式和动力，因而，对一个既定生产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对所有生产方式的普遍限制。改造生产方式意味着改变许多需求，因而改变供应它们的资源以及必须解决的一系列生态难题。

篇10

生态批评是文学研究与当代生态思潮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是一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性，生态批评可以简要地定义为本着拯救环境之精神研究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采取“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将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拓展到整个生物圈。生态批评立足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整体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将自然、文化和人类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和想象力的危机。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基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诊断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对策。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潮流，其发源地在美国，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学术和哲学背景。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的发展，其产生的学术背景是对回避现实生态危机的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反驳，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哲学的发展与成熟。它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批评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学研究范式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学研究范式。

达尔文进化论通过将人放归自然，而摧毁了人的自负。他认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予关照，我认为，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谦虚和真实的”。他甚至认为：“在精神能力方面，人与高等哺乳动物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达尔文看到了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但是他也看到了所有竞争者之间的共性，看见了它们之间生死相依，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他主张扩大人类的伦理关怀，直到将所有的“有感觉的存在物”都将纳入到道德共同体中来，并最终实现“对所有生物的无私的爱”。达尔文的观点对以后的环境主义和环境伦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自然保护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缪尔，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拥有权利的思想。“大自然创造动物和植物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而创造，而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其他动植物”，“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植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动植物具有天赋权利。缪尔有了这些认识的根本原因是，缪尔将人类看成是自然共同体的成员，他猛烈地批评人类伦理的狭隘和对其他存在物权利的无知。

两千多年以来，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诩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认为“科技万能”，人类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和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存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是进步，而对其他万物来说是“野蛮化”、是“堕落”。人对其他万物的“野蛮化”过程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直接地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变成“万物之零”的危险。因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必须拒斥超越自然，贬低自然，统治、掠夺、占有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如果人类文化，尤其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欧美文化仍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经济、技术、人口等等问题，生态危机不仅不会消除，甚至会进一步恶化。在冷静的思索中，我们颤栗地在触目惊心中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悲哀。

欧美文学家认为，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所有动物跟人一样，都有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由此而产生了“放弃的美学”。简单说，就是放弃对自然的占有。它主张放弃对物质的所有权，放弃对自然的征服、占有、统治，涤除自己的物欲，拓展人的精神空间，崇尚严谨的道德规律，采取“恬淡清新，精神崇高”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它既益于人，又益于自然。在这中间，以文学形式体现对自然生态占有的放弃，表现各异。较有代表性的是，绿色圣人梭罗用《华尔登湖》表现出来的是“放弃自我”，生态先知利奥波德用《沙乡年鉴》展露出来的是“隐去自我”，生态文学家奥斯汀用《小雨点之乡》体现出来的是“抹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