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形式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劳动教育的形式，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现代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大多已超过60%a，有的甚至高达70%以上，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且起步晚，目前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已超过33%。服务业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认识服务劳动?服务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成为理论界长期讨论的话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服务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

经济学说史证明生产劳动范畴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人们对生产劳动内容的界定也就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是逐步深化和发展的。

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进行探索的是重商主义者，他们的出发点是如何使一国的财富增加。早期重商主义者直接将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式，把贸易当作产生财富的源泉。晚期重商主义者继承了他们先驱的主要观点，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财富的生产是来自主体的活动即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在重商主义者眼中的生产劳动，仅仅是能够赚取黄金货币的商业劳动。比重商主义稍晚，在法国出现了重农学派，他们在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上与重商主义者持对立看法。他们“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即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重农主义创始人魁奈说:“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这两个学派在生产劳动问题上的看法，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局限性。跟他们相比，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他突破了特定劳动形式的局限，提出了劳动一般的观点。“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但斯密的理论也存在着局限，斯密认为:“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而“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在这里，斯密混淆了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以及非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分析采用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方法。在分析劳动过程时，马克思考察的是生产劳动一般，他撇开了各种特定社会形态，说明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劳动过程“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而在对特定社会形态进行考察时，他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劳动特殊，即与特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质是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对于资本家来说，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不再依据是否生产实物产品，而是依据是否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只有那些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不管此时劳动生产的是实物产品还是非实物产品。如果劳动同某种收人相交换，却并不创造剩余价值，那么，即使劳动创造了实物产品，也只能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不能为他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是毫无实际意义的。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这些人作为家仆，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没有从他们的服务中创造出资本，而是把自己的收人花在这些服务上。因此，同一种劳动既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取决于它是否使资本增值。“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他是非生产劳动者。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可见，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不是以物质生产作为界限的，并且，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也并非特指某种具体的劳动形式，而是只要是能够生产出新价值的劳动都应该是生产劳动。因此，能够生产出新价值的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

此外，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深化认识生产劳动性质的现实依据。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产业结构的变化显著，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服务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重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仍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这显然有悖于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

二、服务是不是商品

服务劳动生产的是无形产品，我们称这种产品为服务产品，也可称之为“服务”。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服务是不是商品，关键看它是否具有上述属性，而不在于它是否以实物形态存在。

首先，我们分析服务是否为劳动产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有人认为，服务虽然是人类劳动但却没有实物产品。那么，作为劳动意义上的服务到底生产了什么?这种劳动的成果如何体现?其实，这种产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生产出来的同时即被消费了，但它仍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第一，从服务劳动的投人看，有投人就必有产出，就必然生产出服务产品;第二，服务产品具有满足人的某种物质或精神需要的功能，是构成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财富是与使用价值相等同的;第三，从消费者的消费后果看，有消费后果必有消费对象，既然有消费对象存在并被消费，就必然有这种对象被生产出来。那么，服务业的产出是什么呢?服务业的产出就是服务这种无形产品。这种产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在它生产出来的同时就被消费了。

其次，分析服务产品是否用来交换，是否具有价值。在服务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交换确实发生了。消费者消费了服务产品后支付了费用;生产者收回货币，交付了服务产品，双方实行的是等价交换。确实，从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来看，服务生产完成后，消费者双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是因为服务产品已被他消费了。那么，服务作为交换的对象，是不是只是取得了“商品的形式”，有价格而无价值呢?马克思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们是人的劳动的表现……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物，而是因为它们是社会劳动的化身。服务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劳动的化身”。只不过这种社会劳动不是“化身”在实物上，而是“化身”在非实物的无形产品上，“化身”在一种流动的运动着的形式上。马克思明确肯定这种价值的存在，例如在《资本论》第2卷中，他就认为不生产“使用物”的客运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其实，衡量服务是不是商品，不在于它是否有形，是否能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而存在。马克思在谈到裁缝和歌唱家的劳动时说:“某些服务，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体现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马克思此话的真正含意是指裁缝一类的服务提供的商品是一种能同自身分开存在的结果—将衣服做好了(注意，不是做好了的衣服)这样一种结果。这种结果由于能同裁缝自身分开而存在，因此，裁缝在提供这种服务时，不需消费者在现场，而是可以在这种服务完成以后，把这种服务的结果提供给消费者就可以了。消费者也完全可以在裁缝的这种服务完成后，对这种服务的结果进行消费和评价。如果这种结果不合格，消费者可以拒绝为此支付货币和拒绝消费，这种结果也就不能成为商品。因此，这种服务是其结果而不是过程表现为商品。而歌唱家一类的服务却不能象裁缝一样提供一种同自身分开存在的结果，而只能提供一种不能同自身分开存在的服务的过程。消费者必须在歌唱现场进行消费，而不能象消费裁缝的服务一样，等歌唱完了以后才对歌唱的结果进行消费。马克思在这里把服务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类是服务的结果体现为商品的服务，象裁缝一类的服务，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的结果在服务过程的最后时点上产生，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不具有同一性。对于这一类服务，生产过程不需消费者的参与，生产结果即服务结果可以体现为商品。而另一类是服务的结果不体现为商品的服务，如歌唱一类的服务，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的结果是在服务过程的每一个时点上产生，服务的结果就是服务的过程，两者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消费者必须参与生产过程。因此，对于这一类服务，其生产过程体现为商品。

由以上分析可知:服务是一种用来交换的非实物劳动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

三、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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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迄今为止已经有30余年的时间。在一定历史阶段，因为自主决策权的下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大发展。但是，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国农业尤其是现代化农业、大农业发展的桎梏。

一、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尤其是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绝大多数农村尤其是山区农村的农业发展形势仍较为落后，许多因素制约甚至阻挠着农业的发展。

（一）农业发展形式

受的影响，目前，我国农村尤其是山区农村的农业经营形式仍以小农经济、粗放型经济为主。第一，各个家庭承包的土地割裂化现象严重，每块土地的面积相对较小；第二，种植作物较为单一，以粮食为主，粮食生产主要满足家庭需求；第三，农业技术相对落后，绝大多数农村的土地生产形式仍停留在手工劳作阶段，机械化水平低，作物种植技术含量低。

（二）农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及障碍

第一，人才与技术难题。一是缺乏农业技术指导型人才，农民在土地耕种上存在极大的盲目性与随意性；二是缺乏土地养护人才，农村土地污染、浪费现象严重，土地生产效率过低；第二，劳动力难题。随着我国城镇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抽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近年来，40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者高达80%。劳动力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

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城乡环境的差异，一是工资待遇的差异，二是所处环境的差异，三是身份的差异。

（一）城乡企业待遇差别

第一，农村经济落后，乡镇企业较少，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第二，乡镇企业多为农产品初加工企业，盈利空间相对较小，再加上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众多，工人的薪酬总体偏低。而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企业的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余地大，薪酬与乡镇企业相比，也相对较高。

（二）教育等社会性基础资源的差异

第一，乡镇企业的规模较小，多数乡镇企业的组织机构建设不完备，尤其缺乏可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激励机制、保险缴纳机制，劳动力的安全感相对较低；第二，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为了进一步摆脱家庭的落后境况，新生代农民期望后辈可以受到更为良好的教育；第三，农村的人文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劳动力的抉择。

（三）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属于文化研究的概念，用较为简明扼要的话语解释，就是自身定位与他人定位的结合体。在农村，劳动力的身份就是农民，在城市，劳动力的身份就是城市人。身份存在差异，自身要求也会相应地出现异同。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希望在城市被边缘化，也不希望在农村被中心化，皆是因为身份认同的关系。

三、基于劳动力视角的农业拓展形式问题

解决劳动力出逃问题的重中之重为解决劳动力问题。农村尤其是农村企业要设法留住农民，留住人才。向农业要效益，为农民创收，用效益反哺农村的基础建设，增强农民的自豪感。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在深入分析地方优势及地方土质特点的基础上，集中种植某一种或某几种作物，并在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建设与该种农作物加工相关的企业，精细化、规模化生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地方产品优势、特色优势。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才能使农民真正创收。

（二）推广创意农业

创意农业的意域较广，生态休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皆属于创意农业的范畴。我国农村发展特色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风、耕种习惯存在较大差异；其次，我国的地形、气候复杂多样，适宜耕种的作物更是千差万别，尤其适宜发展旅游观光型农业。目前，我国正在筹备建设或集中建设经济协作区，经济建设的相对集中化，更为生态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三）鼓励农户强强联合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创收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业经营面积及技术支持的局限。改观这种局面，首先，要打破单打独斗的耕种形势，鼓励农民承包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第二，鼓励农民强强联合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大范围地利用合作社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技术资源，带头发展农业；第三，鼓励农村建立村镇银行，发展小额贷款，为农民创收提供资金支持。

四、结束语

只有解决劳动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只有解决农业发展形式的问题，才能为农业发展注入活力，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劳动力问题。留住劳动力，需要搞活农业，将农业做大做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大农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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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带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期中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强烈地吸引这孩子们，幼儿由好奇到自觉主动参与劳动，从中获得许多科学知识。通过管理自然角，孩子们在不断的劳动观察中，知道大豆、马铃薯发芽早，豌豆、辣椒发芽迟；种子发芽所必需的条件（空气、温度、水分）缺一不可；不同的植物所需的水分不同；要使小苗长得壮就必须不断浇水、施肥和锄草。幼儿在好奇的促使下，不断地进行探索劳动，不但获得了丰富的自然知识，而且从中受到了爱惜粮食、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教育。

三、为幼儿准备丰富的劳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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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04-0027-04

【作者简介】李俊刚（1980-），男，陕西成阳人，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1级在读硕士；郭苹（1983-），女，山东禹城人，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和1983年Hochschild分别提出情绪商品化和情绪劳动的概念，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情绪劳动”这一研究领域。情绪劳动概念的提出，揭示了以人为劳动对象的工作中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区别于以物为对象的劳动，比如操作机器的生产劳动）。个体工作中的情绪需要管理，为了为组织或者某些固定团体取得预期的利益，个体必须保持颜面的亲和度和适当的肢体语言，从而为别人（通常是服务对象）营造愉悦、安全的氛围。可以看出，这样的情绪劳动是和体力劳动、智力劳动一样的，可以为本团体获得收益，同时也需要耗费个体的精力。

教师的劳动对象是学生，这就指明了，该职业需要付出情绪劳动。目前仅有的关于教师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师，同时也有一些以高校教师和辅导员为被试的研究。但是关于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却屈指可数。大陆地区仅有的一些研究无论从研究工具上，还是在研究讨论上，都采用企业或者服务行业的研究模式和理论建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归根结底，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于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的特点没有厘清，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构成没有框架的建构，本文拟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特点进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结构进行理论建构，以期促使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相关研究顺利展开。

二、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特点

江文慈在中国台湾地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教师情绪劳动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将教师的情绪劳动作为教师成长的问题进行讨论，对教师情绪劳动的意义，教师行业与其他行业工作者情绪劳动的规则进行了分析，这些成果对教师专业发展有一定的建设性启示。各级各类教师的情绪劳动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爱的付出”。江文慈（2001）指出“服务业中的情绪劳动多为了金钱交易的商业考量，然而教师情绪心力的付出，多是为了教导学生、感化学生的。”

Hargreaves（1998）认为，“爱的劳动”是教学活动的基调，与其他处理他人负向情绪的工作相区别，教学中体现的情绪劳动是正向的，应以积极情绪的传递为根本出发点。郑石岩（1994）指出，教育工作需要一种无条件的爱，爱是教育工作的原点与归宿。“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孔子的这句话道出了为人师表的根本就在于爱学生，就意味着为他们操劳；忠于教育事业，就应无怨无悔地教育学生。可见，教师职业需要爱的付出，也就自然充满了情绪劳动。

Hochschild在进行情绪劳动职业类型的研究时，认为“幼儿看护人员”属于高情绪劳动职业，这是已有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论述。不过这种阐述过于表面化，只停留在现象研究层面。虽然Hochschild的研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思考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方向。比如，为什么“幼儿看护人员”是高情绪劳动职业？这体现了幼儿教师与其他类型的教师所表现出的情绪劳动特点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

（一）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直接对象――幼儿，最具特殊性

幼儿教师直接面对的教育对象是3岁～6岁学龄前儿童，他们这时候在面对情绪交流时，往往都是以情绪应付情绪。比如当成人微笑时，他们也笑了；当成人悲伤时，他们会产生怜悯，也随着哭泣；当成人愤怒时，他们便出现退缩、沉默，凡此种种现象显示出幼儿教师情绪表现对幼儿的影响极大，也就决定了在面对他们的教育对象时要注意管理自己的情绪，也就需要幼儿教师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

（二）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间接对象――家长，最具复杂性

教师的情绪不仅仅产生于教师的内心，在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中也存在情绪。但是幼儿教师在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中，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这也是由他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所决定的。幼儿教师与家长的人际沟通可能是最复杂的情绪劳动。因为幼儿家长是一个教育背景、工作背景、成长背景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复杂的人群。幼儿教师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人群，他们不知道自己下一个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家长，如果孩子不出事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一旦幼儿出了安全等方面的事故，家长的表现就很难预料了。因此，幼儿教师每天都可能需要和这样的家长进行沟通，需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

（三）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产生者的性别――女性，最是情绪化

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最大的不同可能来自于性别方面。幼儿教师中最普遍的是女性，这也是在研究中需要关注和着重考虑的。因为女性的情绪丰富，通常女性在生活中比男性更加细心，她们更注意细节，这种普遍的性格特点也造就了女性在情感方面敏感的特点。女性在遇到问题时更容易发生情感的波动，极端的例子就是林黛玉类型的，因此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完成当前的工作。

有研究指出，教师职业是情绪上极易耗损的职业。Hargreaves（2000）指出对情绪的要求，人们在工作场所中能善用情绪，除了个人本身的情绪能力外，还依赖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对情绪的要求；二是所在组织中员工之间如何互动，以帮助或隐藏情绪的表达和理解。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的运用，可能为幼儿提供宽松、舒适的良好心理环境，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也可能抑制其心理、行为的发展。其情绪的运用可能会创设适宜的情绪距离，使教师与幼儿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密切互动，相互关怀；也可能造成时空和心理上的疏离，影响沟通。

三、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模型的初步建构

（一）情绪劳动结构研究现状

最初对情绪劳动结构的研究是将其分为情绪失调和情绪努力，前者包含了表层伪装的概念，后者则包含了深层伪装的概念。Ashforth和Humphrey（1993）指出，除了伪装以外，真实的表达需要耗费精力，也是一种情绪劳动。Diefendorff等（2005）编制了包括表层伪装、深层伪装和真实情感表达三个维度的量表。Schaubroeck与Jones（2000）则提出一般情绪劳动的要求都是表达正性情绪、克制负性情绪。

Morris与Feldman（1996）引用情绪交互作用模式，将情绪劳动区分四个维度。1.情绪表现的频率；2.对展示规则留心程度；3.情绪表现的多样性；4.情绪失调。不过这仅仅是理论推导，缺乏实证的支持。Brotheridge与Lee（2003）经过因素分析得到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涵盖情绪失调与表层伪装，第二个维度包含强度、多样性、及持续度，第三个维度是深层伪装，第四个维度是情绪表达的频率。

Hochschild及其引发的研究更强调情绪劳动过程中个体的心理历程，包含了表层伪装与深层伪装。而Morris与Feldman的理论及其引发的研究则更强调工作中情绪劳动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分为人际工作要求（情绪表达的频率、持续度、多样性、强度）与情绪控制（两类情绪规则：表达正向情绪与隐藏负向情绪）两类。Brotheridge与Grandey（2002）据此将所有的情绪劳动研究分成员工聚焦的情绪劳动（employee-focused emotional labor）和工作聚焦的情绪劳动（iob-focused emotional labor）两大类。

（二）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结构的建构

对于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对于家长的情绪表现，也不在于对幼儿园领导的情绪表现，而在于对工作、对幼儿、对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对自己的一种情绪监控和管理，是目前所有情绪劳动理论或实践研究的盲点。尹弘彪（2011）曾撰文指出了一个相关概念――“自我表演”，情绪劳动时教师运用情绪的自我表演。其实表演的比喻不太贴切，因为舞台上再有表现力的演员表演完之后就能恢复平静，而幼儿教师在进行过情绪劳动之后，这种情绪影响可能会持续，对自己产生一定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以后的相同情境下的情绪劳动表现。因此在考虑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结构模型时，应考虑这个因素。

借鉴以往情绪研究成果，并结合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建构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模式图如下：

情绪表达模式：是幼儿园对于教师的情绪要求，在这样的要求下应表现出的情绪表达模式。

情绪状态包括两种情况：情绪一致、情绪差异。情绪一致就是幼儿教师的情绪与当前的事件相匹配；情绪差异就是幼儿教师的情绪与当前事件不匹配，甚至相背离。二者都属于情绪表达模式，情绪一致导致自然伪装，情绪差异导致深层伪装和表层伪装。

情绪调节包括三种情况：自然伪装、深层伪装、表层伪装。按照Ashforth和Humphrey的理论，自然伪装是一种真实情绪支配下的情绪调节形式；表层伪装是当感受到的情绪和表现规则不一致时，使情绪支配下的行为按照当前的规则体现出来，而自己内部的情绪体验没有改变；深层伪装就是当面对情绪和表现规则不一致时，个体外在行为和内部感受同时有了改变的行为。

情绪表达行为包括两种：正向情绪表达、情绪偏离行为。无论是自然伪装、表层伪装还是深层伪装，虽然付出了情绪劳动，但最终都能达到正向的情绪表达，还有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另外的情绪偏离行为是当面临情绪与现实存在差异，而幼儿教师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将内部的情绪直接表达出来，就出现了情绪失调和情绪偏离，影响工作效果。

情绪劳动后果包括三种情况：情绪协调、情绪失调、情绪偏离。情绪协调是指个体内在情感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规则一致。情绪失调会使个体的情绪功能受到损害，甚至产生障碍。情绪失调在情绪劳动中内在情感与情绪规则间的冲突最大，所付出的心力也最大，长此以往必然有不良后果。情绪偏离是指工作者的内在情感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规则不一致而仅表现出个人的真实情绪。而这些行为后果都会潜在地影响幼儿教师今后的情绪表达模式。

四、今后研究重点与前景展望

（一）今后研究重点

1.整合情绪劳动的概念，促进该领域更好发展

目前关于情绪劳动的概念仍旧五花八门，有研究从职业要求本身进行界定，有研究从情绪劳动的心理加工性进行界定，还有研究从行为方面进行定义。每种定义都能揭示情绪劳动的某个方面，应该有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将这些概念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最能完整展现隋绪劳动的概念。可能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概念会走向融合的。情绪劳动的概念认识问题直接决定了与之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情绪劳动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

2.发展适合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测量工具

幼儿教师与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中小学、高校工作者的情绪劳动特点和结构是不同的，因此决定了在测量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时，需要专门的测量工具，但是这个工具还没有研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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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实践教育及其发展水平

劳动实践教育的开展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有课堂内的，也有课堂外的。对于处在中学阶段的学生而言，最好的形式是借助于劳动实践场所的教育平台，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对思想品质的培养，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可以真正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所以劳动实践场所对于劳动实践教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设的意见》（教材[2008]6号），劳动实践场所是指我国中初等学校、教育部门以及有关单位为学生参加综合实践活动提供的土地、牧场、鱼塘、实践基地等，以及适合学生参加劳动实践活动的工厂、车间、实验室、服务网点、专用教室等。根据2010年统计数字来看，我国中、初等学校农、林、牧、渔基地有288292个，面积达到506735公顷，可见劳动实践教育的可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农村学校及教育部门要真正发挥劳动实践场所的作用，针对辍学现象出现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以便充分利用劳动实践场所这块阵地，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把降低辍学率作为劳动实践教育工作成绩的一项衡量指标。

三、劳动实践教育对降低农村学校辍学率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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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4-0261-02

一、社治理时代要求培养复合应用型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人才

时代变了，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变化了，大学对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必须相应改变。从1999年大学扩招开始，我国的大学建设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阶段。大学生的数量快速增加，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各个大学都在学生数量、专业数量、校园面积、硬件设施、宿舍楼房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扩建。但是有许多大学的扩建是盲目的、跟风的，其他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就跟着扩大招生规模，其他学校增开新专业就跟着增开新专业。各个学校都竞相争取获得博士点、硕士点等。大学之间的恶性竞争非常严重，为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人才是同质化的，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现在社会各界对大学教育最大的批评就是大学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人才需求脱节。以至于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恶性竞争，企业与政府等用人单位只能在这些具有相同专业背景的大量大学生中进行择优录取。而用人单位的许多其他岗位却没有对应人才。大学的扩招和建设，更多是在扩大学生规模、增开新专业等方面，却对大学教育建设缺乏反思。大学改革和建设，需要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要求，进行教育体系建设、课程内容改革和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将出台两种高考模式，分别针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及学术型人才。5月，教育部酝酿启动高校转型改革，我国1200所国家普通高等院校，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这说明了我国对高等教育在进行反思，教育部对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以应对经济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和就业结构的多元挑战。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专科）院校的定位相对明确。本次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给大多数普通地方高校进行定位，实现这类学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本次高等教育改革重点是在课程体系改革上下功夫，相应减少理论的学术性课程，增加实务性的实践实验课程，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实战能力等。

四川理工学院是四川的一所普通地方高校。四川理工学院定位为一所应用型综合性大学。四川理工学院的定位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从2009年开始招生办学，专业建设与改革方兴未艾。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为地方基层的经济社会建设培养复合应用型本科人才。这是时代要求、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要求所规定的。以前人们都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在大学学习一门专业以后就能靠这门专业找到对应的工作，专业=就业。早期专业人才非常稀缺，大学生学了一门专业知识，的确可以凭借专业优势就能找到工作，甚至是好工作。但是现在用人单位的许多员工都是大学生，其人才需求是知识背景宽厚、综合能力强的大学生。许多高校开设第二专业课程体系，部分大学生在毕业时获得了两个甚至更多专业毕业证书。就业的压力对大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必须广泛涉猎各个专业的知识，需要具备更为宽广深厚的社会知识，而且要在社会实践中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基于此，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唯有更新观念，才能与时俱进。为地方基层的经济社会建设培养复合应用型本科人才，是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一个准确定位。复合型人才是指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或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应用型人才是指具有宽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社会能力，并能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级技术人才。这为专业建设和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二、专业建设与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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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14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和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的规划与引导，在专业镇、“块状经济”中也出现了创意设计、电子信息、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这些地方产业集群的主导[1]和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资源的流向取决于市场规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不断向外迁徙，而新兴产业还未能快速成长起来。为了避免东部地区因产业外移而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与调整问题迫在眉睫。

一、产业集群生态位和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是指自然环境中对生物的生长、行为和分布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的要素，所有生态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将生态学的这一概念引入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可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生命体，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称为“产业生态位”――产业集群生存、发展和演变的生态环境[2]，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以及集群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如果产业生态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产业集群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即重新调整其适应性，就像一个物种可能通过生理过程适应一个新环境一样。这个调整和重新适应的过程是多样化的，有些产业集群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发展；而另一些产业集群则可能难以适应环境变化，或者被淘汰或迁移，或者出现基因突变或重组，就像生物进化而产生新的物种一样，从而实现地方政府期待的产业升级。

生态位的构成要素――生态因子，通常分为外生性生态因子与内生性生态因子。产业集群的外生性生态因子指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集群新陈代谢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生产要素、制度、基础设施和市场4个部分。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生态因子指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集群新陈代谢的内部因素，包括集群的构成要素和集群结构。集群的构成要素指集群内的主要行为主体，一般包括企业和相关支撑服务机构；集群结构是指集群内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以及相互间联系的方式，即集群内的产品结构、市场竞争结构、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等。集群的生存与发展受多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但主导生态因子发挥主要作用。

二、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之关系

如果对产业集群生态位作静态分析，资本、市场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逐一讨论它们对产业集群所起的作用。但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导致其转移的原因时，除了集群自身之外，在产业生态位的构成中，劳动力因子和制度性因子最具决定性意义。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资本、市场不存在区域之间的差别。基于这个潜在的假定，笔者舍弃了对资本和市场变化的分析，将外生性生态因子中的劳动因子与制度因子，以及内生性生态因子，作为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因子进行分析。

1.外生性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1）劳动力因子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充足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出现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存在着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情况。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的频繁流动，为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3]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流动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国内的劳动力开始出现内流，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份流动，致使小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发展受困。劳动力的内流主要源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劳动报酬差别逐步缩小，原来不被注重的背井离乡的心理成本、交通成本和生活成本，对劳动力流向的导向作用不断释放出来，“就近就业”成为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转移，在某些地区，此类转移甚至已经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回流改变了产业生态位，已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企业开始转移。

（2）制度因子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西部逐步开放的发展战略，外资优惠政策的力度也表现为从东到西的逐渐递减。以“超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外资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代正值国际产业转移高峰期，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制约和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外资特别是港台资本迅速进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促使大量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按地域区别对待的外资优惠政策逐步淡化；另一方面，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开始调整，陆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信贷、税收、财政补贴、土地供应等配套措施也随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而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在体制方面的比较优势悄然转变，从宏观层面上影响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普惠制”后，东部地区原有的低技术含量外资企业的生存压力骤然增大，劳动密集型集群内的企业，或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或面临着升级的压力。

除了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等正式制度因子外，非正式制度因子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在解释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时，我们可以借鉴布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来概括诸多的非正式制度因子。[5]这些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其一，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利于节约集群内的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对于交易成本的节约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其二，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社会资源、资金税收的支持不到位，技术和管理人才较为缺乏，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促进了有限的要素在集群内部和集群之间的有效流动，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其三，群体的社会交往、互动关系能够促进学习和积累知识，从而有利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

但在内部关系过强的集群中，地缘、亲缘等社会关系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限制了外部信息、技术和人才资源的进入。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通常是水平分工的状况，使得模仿极容易，创新企业很可能还未充分享受创新的利益就陷入又一轮的低成本竞争中，创新动力容易弱化。可见，非正式制度因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形成中具有消极作用，其对集群的发展有很强的约束性。

2.内生性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集群发展

目前，内生性生态因子的现状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劳动密集型集群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创新资源与动力。我国的纺织、服装、陶瓷、玩具、家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形成于乡镇，大多由中小民营企业组成，软硬环境条件与大中城市相距甚远，很难吸引所需人才。中小企业资本较少、融资较难、规模较小、实力较弱、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是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的内部约束。同时，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小企业创新具有较大的风险，如果创新的外部约束性很强，企业的技术模仿动机会超过创新动机[6]，因为模仿的风险较小。

其次，地方政府与社会机构在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中的引导与辅助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集群内同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带来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同时严格的市场保护、不规范的市场操作也扭曲了地方生产系统的合理运行机制，增加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限制了生产网络的融合；地方政府重视大企业集团而轻视中小企业集群，重视硬环境建设而忽视软环境的营造，热衷于在经济总量上盲目攀比，却不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以致于集群内企业税费负担高、融资环境差、支撑体系弱、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很少有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训计划，产业集群内企业与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互动机制不健全。劳动密集型集群企业普遍缺乏中介服务机构，已有中介组织的运行环境、服务水平满足不了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

再次，企业间分工协作关系尚不够深入。我国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中产业链条过短，纵向分工程度较低。由于在多数集群中存在企业规模相近、产品相似和资源有限等问题，同时企业也缺乏合作创新的现念，故企业合作引进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等创新行为较少出现。虽然产业集群中外资企业采用了世界统一的标准化技术，然而它们却把核心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留在母国，核心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扩散十分有限。

除了上述生态因子外，其他外生性生态因子的变化也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国外居民购买力的下降，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直接导致我国消费型轻工业产品出口增速放缓，造成我国制造业盈利空间持续缩小。由一系列外生性生态因子的变化而导致的产业生态位的变化，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的约束力在逐步加强，也预示着原先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粗放式集群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已不复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应激反应”势在必行。

三、产业生态位变化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之关系

在产业生态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要么自然演进，即随着产业生态位的缓慢变化而逐渐变化，要么激进或突变，即产业生态位的剧烈变化，迫使集群产生“应激反应”，通过自身的升级来适应新的、已经变化了的产业生态位。在现实中，这2种方式往往相互混同、相互交织，推动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演变。下面我们分别从外生性因子和内生性因子2个视角分析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可行性方案。

1.基于外生性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1）基于劳动力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中国境内的劳动力逐渐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份回流，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内的小型制造企业面临着来自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压力。对此，集群内企业和集群所在地方政府可以从2个方面加以应对。

从短期看，应继续优化环境，吸引并留住劳动力，避免由于劳动力回流，以及产业外移而出现快速的产业空洞化，从而使长期的转型升级更加平稳。首先，应进一步改善劳动者就业与生活的环境，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所在地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在就业方面，当地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改革户籍、人事等制度，消除对外来务工者的身份歧视。在养老保险方面，要着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领域享受与非农民工相同的待遇，使其子女能在集群所在地接受与当地适龄儿童相同的义务教育，从而提升用工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其次，政府和企业应一起建立培训机制，逐渐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内劳动力的素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一方面可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能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进而带来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而高的劳动报酬有利于留住劳动力，从而缓解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从长期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应嵌入全球价值链，积极推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从而减少对大量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过程就是一个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品牌运作、营销渠道管理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过程。从价值链的视角进行产业集群的升级，主要有4种类型，即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过程升级”是全球价值链的各环节内或各环节之间对内在的作业过程进行改进，提高效率，如降低库存成本和角料浪费，加强企业间的及时配送等。“产品升级”是通过重组生产系统、引入高级技术等方式提升老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引入新产品，形成产品差异化优势。“功能升级”是生产企业在产品价值链环节中的角色的变化，在企业的现实经济活动中从“贴牌生产”（OEM）到自己设计制造（ODM），再到自有品牌制造（OBM），延长价值链，逐步从制造向研发、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链的升级”指从原先的价值链跨越到利润空间更大的价值链上。跨价值链创新活动往往伴随着区域内相关产业的整体转型与升级。在由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商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在全球建立分散化生产网络，对价值链上游的制造企业进行纵向控制。这种贸易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在家具、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很普遍。订购商品的大零售商或经销商提出技术要求，发展中国家制造商为全球采购商提品生产。当发展中国家以这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时，可以获得过程和产品方面较快的升级。一般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价值链进入壁垒越高、壁垒保持时间越长的环节，其附加值越高。在价值链内部，稀缺的技术、资金、人力和市场资源，都可能在不同环节对地方产业网络内企业形成进入壁垒；在价值链外部，保护性产业政策、特定市场的优惠待遇、非通行的国际特定标准等也会形成进入壁垒。对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而言，首先应立足于国内市场，进行价值链的升级，待时机成熟实力增强后，再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与其他大的国际采购商进行竞争。[7]

（2）基于制度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产业生态位中，制度性因子具有替代、补充或修正因其他因子变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地方政府对产业生态位变化所出台的应对措施及其实际绩效上。目前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有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以集群规模转移的现象还没有普遍出现，尤其是区域性、内生性的集群没有发生明显转移，已转移的主要是非区域、外来的、以出口加工组装为主的企业。可见，一方面，东部区域地方政府在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方面仍然有可以作为的时机和空间，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或者制度性生态因子是区域性、草根性集群没有发生明显转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而，发挥制度性生态因子的补充作用，是地方政府有效作为的一个侧重点。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地方政府要解决认识上的误区。要认识到产业升级并不仅仅表现为新兴制造业替代传统制造业的增量调整，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在全球产品价值链中，即使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也存在着高端与低端环节的区别。

其次，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被动的工作方式。要从发展本地经济出发，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干预，着手解决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困境，这包括提供各种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建立地方公共技术组织、引导行业组织发展等，通过构建发达的公共机构网络，推动集群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公共技术组织聚集了各种创新资源，它既可以面向特定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也可以面向整个产业集群提供公共服务，包括通用性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应用，与外部创新源（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结成技术协作网络，提供企业创新知识的流动平台等。

再次，重视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利用司法体系维护和建设社会诚信，促进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充当技术、信息流动的渠道，从而形成创新上的联盟与合作。个体间网络在为中小企业搜寻和引进创新资源方面不仅可以降低中小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成本，而且可以拓宽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空间范围，包括信息、人才和资金。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可以降低个体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企业家可以利用这种相互认知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稀缺资源。

2.基于内生性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针对集群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较弱的问题，本文认为可行的方案是利用集群的网络优势以获得创新性竞争优势。以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为标准，可分为马歇尔式集群和轮轴式集群。马歇尔式集群缺乏大企业，更多地表现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中小企业的空间聚集，企业一般生产同类产品，企业之间形成了水平分工关系，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产品差异化竞争，合作行为较少；而轮轴式集群内部形成了沿产品价值链的纵向分工联系，少数龙头大企业居于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从事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业务，大量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了产品和服务的配套关系，为大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8]

在马歇尔式产业集群中，企业横向分工网络、公共机构网络和个体间网络比较发达。中小企业缺乏必需的创新资源，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企业竞争力主要源于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的低价竞争优势。然而这种低价竞争优势是不可持续的，当生态因子发生变化时，低价竞争的集群会显得很脆弱。因此，为了走出这种低成本竞争的陷阱，集群企业就必须通过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在轮轴式产业集群中，集群行业的产业链条较长，中间产品需求促使各企业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核心技术特点、企业家创新特点等因素，进入附加值不同的各个环节。那些进入高附加值环节的企业往往都是集群内的大型企业，市场的扩张和外包的发展使这些大型企业进一步将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从事研发设计、产品制造和销售等活动，大量中小企业专门从事某一工序或零配件的生产，从而成为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即中间产品供应商。这样的分工关系使得大企业成为集群中技术创新的主体，积极进行产品和工艺方面的创新，再通过分工网络向配套中小企业扩散创新知识。中小企业在参与大企业分工体系时，必须严格依照大企业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从而也激发供应商的创新动力。大企业为了保证其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通常会主动向一些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管理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服务，这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兴元，杨旭.名牌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程网络优化管理[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4）：115.

[3]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

[4]郑耀群.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因素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9.

[5][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2.

篇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你行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关于银行、保险系统合同制职工待业保险金和养老金统筹问题的请示》（银发〔1987〕97）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银行、保险系统所属单位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如何缴纳的问题。《国务院关于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国发〔1986〕77号）规定，企业应按照其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缴纳。银行、保险系统所属单位是企业性质，各地职工待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对银行和保险系统单位应按企业收缴待业保险基金。

    关于要求金融系统统一自筹管理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和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的问题。根据《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待业职工的管理和职工待业保险基金、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金的筹集、支付等问题，由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和社会保险专门机构负责，因此，不宜由金融系统自筹管理。

    【时效性】失效

篇9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你们《北京市关于调整原行业统筹企业单位2002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的请示》（京劳社养文〔2002〕5号）收悉。经审核，同意你市提出的原行业统筹企业2002年费率调整意见（见附表），请严格按照执行。

附表：北京市原行业统筹企业2002年批复费率表

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篇10

2.《暂行规定》第六条中：“全民所有制、区、县局属大集体企、事业单位在1982年前办理集体招工，档案中无个人《招工审批表》的，须由原招工单位持上级主管部门证明和本人档案到区、县劳动局补办手续”现改为“只由原招工单位出示本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证明材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