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经济学研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篇2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013-03

一、寻租的性质研究

早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名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提出了政策干预，保护民族工业，发展本国生产力，以便赶上先进国家的观点。同时，他极力主张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保护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西方经济学中寻租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寻租理论产生背景

西方寻租理论的创立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时，认识到市场并非万能，不能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寻租”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政府干预而产生的一类经济现象。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交易行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实现，一切任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而不存在“寻租”行为。但由于“市场失灵”现象无法避免，随着政府干预和管制的加入，寻租行为的出现成为必然。

直到20世纪60年代，依靠国家干预政策已不能解决西方世界的经济滞胀和失业问题并存的状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于是，新自由主义趁机再次复兴，并占据一席之地。寻租理论正是为了迎合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这一经济思潮而产生的。

（二）寻租及其内涵

寻租理论，最早萌芽于塔洛克的论文《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1967）。但真正第一次提出“寻租”一词的则是克鲁格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克鲁格不仅发展了塔鲁克的观点，而且还开创了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分支。后来，她本人也被认为是寻租理论的鼻祖。公共选择学派坚持用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去分析人们的政治经济行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同，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因素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其目的是从政治过程的经济研究中分析现代西方国家经济问题根源之所在。

这里的“租”不是一般经济学原理中所指的地租，而是指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或因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而形成的非生产性利润。这里的“非生产性”是指其只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简言之，“租”是一种超过机会成本的余额，是超额利润。在有关寻租的文献中，其定义是多样的。布坎南认为，寻租是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一种活动。埃克兰德等人把寻租描述成凭借政府批准的垄断权来取得收益的行为。图洛克等人将寻租定义为获得垄断或取得政府其他庇护而从事的活动。总之，寻租行为在现实中采用大量合法和非法手段：游说、疏通、接近权力中心、找靠山、寻求垄断、争取政府庇护以逃避竞争、占有租金，使“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因此，这类行为常被称为“看不见的脚”。于是，“寻租”便被比喻成“看不见的脚”去踩“看不见的手”。寻租，正如经济学家荣敬本所说的，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借用行政权利大发横财的行为都被称为寻租活动。寻租的追逐会转移财富、裂化资源配置，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腐败猖獗。

寻租活动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般地说，在发达国家中，寻租主要表现为分利集团通过合法的院外游说、政治捐款等活动促使政府被动创租，并争取占有租金的垄断特权；而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寻租则主要表现为非法的行贿、受贿、索贿，以取得政府无意创租和主动创租所形成的租金。从这个层面上讲，所有这类活动都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是社会资源的一种被动浪费。

（三）寻租的成本分析

塔鲁克（1988）指出，寻租成本可以由三个部分组成：寻求垄断租所耗费的成本；垄断本身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寻租所失去的技术创新的机会及其福利。因此，我们可以将寻租的成本分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对于寻租者来说，他所承担的寻求垄断租所消耗的成本，就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私人成本；由于寻租所导致的垄断，进而使社会福利受到的损失，可以说是寻租行为的一种负外部性，产生的成本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

1.私人成本的分析

寻租者的私人成本除了交易成本以外，还应该有使用该资金进行再生产或是投资而非经行寻租活动能所得的合法的利润，称为机会成本。另外，对于寻租者而言，他们会承担着一种社会舆论压力和法律的压力，称为心理成本。

交易成本即寻租者在经营生产过程中，获取垄断地位，以及维持垄断的超额利润过程中人财物的耗费。机会成本则是寻租者交易成本的创租、避租、抽租和护租的耗费，可以用来生产而没有用于创造价值的成本消耗或者是所放弃掉的超额利润。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寻租行为的非生产性活动性，使他存在着法律制裁、舆论谴责和名誉扫地的风险，以及自己良知的谴责等等，这些都是引发心理成本的因素。

除此之外，在现实中，整个寻租活动过程中会存在多个竞争的寻租者，但只有少数的寻租者成功并因此而获得超额利润，其他落败寻租者的成本耗费造成了租金耗散。因此，要真正做到准确地推断寻租活动成本，应将所有寻租者（其中包括寻租失败者）的成本支付都计算在内。

篇3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简介：白洁，女，山西忻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福利，一国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国最优的贸易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理论和现实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它已经成为一国干预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虽然在WTO的倡导下，各国施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非关税壁垒却盛行不衰。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更青睐于保护而不是补贴等直接根治经济扭曲的手段。经典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诸多经济学家从最优关税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市场失灵、次优等角度出发试图解释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以效率为基础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所以，只有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传统的贸易理论当中，从收入分配而非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探究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的出发点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政治捐资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中点选民的出发点则缩小到不能进一步分解的选民个体，政治家要赢得选举，得到选票的最大化，必须代表中点选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模型及相关研究

利益集团模型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理论，大部分学者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贸易保护政策了进行分析。该模型主张资本家通过影响政治家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支出，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团模型理论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研究介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是利益集团模型的雏形。大部分学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这些研究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一阶段的理论是分散和片面的，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体系。到20世纪80、90年代，利益集团模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代表理论有关税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护代售模型和信息传递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的提出成为利益集团模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模型较为完备和成熟，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热情持续不衰。其中一些学者以保护代售模型为基础，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因素加入模型当中，使该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学者用利益集团模型分析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等具体问题，使其解释力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学者以本国数据为基础对利益集团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该理论在本国的适用性。根据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研究重点的不同，将相关研究分为四个方面：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构成了利益集团模型理论的基础部分。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能有效调整集团内部利益并形成游说，因此行业获得的保护水平以及行业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能力与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认为不利于收入、就业水平提高的经济环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团的形成。所以行业保护水平和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渗透率呈正相关关系；Gawande等[2]研究了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有损失的，但Gawande等却认为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当中。认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的游说能力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在企业游说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献，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拥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所以，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如果该产业内大型企业较多即产业集中度较高，则该产业的游说能力就较强，贸易保护水平也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中，认为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

2.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决策过程的研究。

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影响因素可以看作是一个输入变量，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以作为一个输出变量，那么中间的影响过程和决策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诸多学者通过构建函数或者是利用博弈论对该环节进行展开。如Findiay等[5]构造了关税形成模型，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团影响关税的具体过程。认为关税水平取决于对峙的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的最优关税便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该模型认为关税是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而政府在关税的决定过程中退居其次。该模型较好的利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关税决定水平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在此过程中过分看重利益集团的作用，忽视了政府、消费者等其他社会群体对关税的影响。

Magee等[6]构造了两个政党、两个利益集团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该模型认为利益集团为候选政党或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党或候选人当选执政的概率。假设，各党在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献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导的贸易政策，并且该贸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献的影响与干扰。利益集团只是根据自身的贸易政策偏好，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那么，在该情况下，利益集团并不能以政治捐献的方式直接影响贸易政策，只能通过政治捐献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的获胜几率，从而间接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贸易政策。

上述研究将政治捐献作为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筹码，而Ainsworth[7]认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同样可以起到游说作用。由此，我们研究的前提从充分信息演变为非充分信息状态。于是，信息便成为了利益集团游说决策者的重要砝码，能够帮助资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经济状况，作出决策。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便由“保护待售”模型中的交易双方，变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团向决策者传递对自己有利的真实信息，决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选择以延长政治寿命，双方互惠互利。

传统的利益集团模型大多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关税形成模型。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全部的贸易保护利得（租）。随着贸易保护手段的日趋丰富，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不能获得全部的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acchini等人[8]将配额等非关税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团模型当中。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过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终由政府获得。该研究大大拓宽了以往分析的视野，使得研究学者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给予关注。从而使得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3.关于利益集团综合模型构建的研究。

上述文献分别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和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只是利益集团模型的两个方面，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权衡，最终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呢？这就涉及到了综合模型的构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个较为完备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通过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结果：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很大，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该模型虽然比之前的理论更完善，但单从公众的角度或单从政治家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仍然不够丰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团模型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而非提高竞选政党的当选概率或是当权政府的连任几率。当权政府则为了再次当选，除了借助政治捐献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该情形下，利益集团应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政治捐献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当权政府则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使总政治捐献与社会总福利的加权值最大。Grossman等假设，一小国中存在n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各自产业利益游说当权政府。在劳动报酬为1的前提下，构建了利益集团的福利函数和社会总福利函数，政府的目标是使游说集团的政府捐资和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为了达到目标，利益集团和政府间形成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之间首先提出纳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献安排，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捐献安排上再决定最优税率。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根据政府与游说集团之间“菜单拍卖”的纳什均衡条件，得出了均衡时的关税表达式。其结论表明：均衡关税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组织产业。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献，便可享受到关税保护，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忍受负保护。若所有产业均存在利益集团，并且每位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则此时会形成全面的自由贸易。该模型是利益集团模型中最为完备的一个，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缺陷，即对于利益集团期望利用政治捐献影响所有商品关税的假设，与现实情况并不一致。在现实中，利益集团更希望将有限的政治捐献投入到直接相关的贸易政策游说中。利益集团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产品的保护程度，对于其他产品则并不关心，因为对其他产品关税进行游说，将是一件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的行为。

基于此种考虑，Helpman进一步假设利益集团只对自身产品的关税水平进行游说，结论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将实行自由贸易，而并非征收出口关税；提供政治捐献的产业将一定受到关税保护。即使出现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的极端现象，全面的零关税也无法实现，除非只存在一个产业、一个利益集团。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其关税具有独立性，并与该产业特定要素的所有权集中度有关，集中度越大，保护率越高，而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实力无关。然而，该模型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种假设仍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在现实中，只有当利益集团的潜在收益足够高或者组织成本足够低的时候才可能形成。保护代售模型作为利益集团模型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后期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Chang[11]对保护代售模型进行了深化，将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探讨了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该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1）即使是在没有组织的产业中，内生性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不会降到零。（2）对于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内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现为出口补贴。但对于没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则表现为出口税。（3）不管该产业是否有组织，进口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探讨了上游生产者和下游生产者的游说竞争问题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文章认为来自于相互对峙的两个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搜集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个有组织的产业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该产业中下游生产商也存在强大组织的话，往往会削弱政府对该产业的贸易保护力度；Matschke等[13]将劳工问题引入了保护待售模型中。通过构建新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确实受到劳动力市场变量的影响。并认为，如果一个特定产业中的工会而不是资本拥有者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会比保护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为工会会将零散的游说租金集中起来。反之，如果资本拥有者而不是工会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较低；Facchini等[14]将产品替代率引入了保护代售模型当中，认为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保护就越强。

4.关于利益集团模型应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臻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将利益集团模型运用到分析其他问题中去，比如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比如，Maggi[15]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自由贸易协定确实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仅与一些政治变量相联系，还与部门间资本流动性有关。如果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越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间接投资问题。该论文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决定。认为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资产去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作为外部人员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无法获得有效保护，这些因素会导致投资者获得的保护水平在一个次优的状态下达到均衡。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确实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是普通选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又涉及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条主线――中点选民模型。

三、中点选民模型及相关研究

中点选民将立足点放在选民个体。政府或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在选择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从选民的角度考虑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观点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选举最大化模型就将行业的就业人数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并考虑选民人数对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行业就业人数是利益集团和政府谈判的筹码，有更多选民的行业更容易得到候选人的偏好，即行业就业人数与行业保护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理论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却给出了与利益集团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场，即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过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只要中点选民对政策的偏好有“单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点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比经济体的总比率低，那么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时，这个国家就会征收正的进口关税。即如果该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它的贸易政策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如果该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那么它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但这与各国实际情况很不吻合。事实上，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国少数要素拥有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点选民模型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将中点选民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近几年，学者对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持续进行，他们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经济、政治变量，集中分析了中点选民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从而使该模型与现实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该模型解释能力的局限，导致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贸易保护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另外一类是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将中点选民模型与要素禀赋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拥有量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他利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玻-萨缪尔森定理构造了一个经济均衡时关税水平的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均衡关税水平是中点选民的个人最优关税水平。然而，对于中点选民的识别依赖于对投票者资格的判定和要素拥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资格判定中对最小资本拥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该行为就体现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保护的意图。如果最小资本拥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保护的意图就越明显。保护性关税水平取决于中点选民对相关要素拥有量与经济中要素拥有总量的关系。如果中点选民对资本拥有量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数投票原则将导致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反之亦然。自由贸易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即中点选民的要素拥有量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时候。除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投票成本为正，则个体进行投票的可能性将随着投票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那些边际收益在征收关税后提高很少的个体，将没有激励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与征收关税密切相关，即征收关税以后会明显提高该选民的利益。于是，从贸易保护中得到的利益将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产业当中，而损失则被广泛的分散到整个经济当中。该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与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富参考价值的论点，但是对间接民主下的贸易保护问题没有涉及。

Dutt等[19]将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当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在中点选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一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文章指出，如果一国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禀赋的价值比较低，那么相应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较高。对于资本丰富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反之，对于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将越低、补贴越高。总之，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该模型运用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给予关注。

Daron等[20]将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某些经济因素比如分配效应、外部效应、规模效应和消费者效应与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将腐败引入了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腐败会提高劳动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与其他因素相比，腐败会使贸易政策偏离中点选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给中点选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变量，认为在西欧国家全球化对派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点选民的位置。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会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贸易政策。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则会采取较为极端的、不友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中点选民模型从Mayer的首次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日渐丰富，诸多经济学家将要素禀赋、收入分配、外部效应、规模效应、腐败、中点选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点选民模型当中对其进行完善，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不仅可以利用其分析关税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等诸多经济现象。

2.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将中点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当中。具体分析了一国在从封闭经济走向双边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的损益情况，并且剖析了双边贸易协定到底是多边贸易协定的绊脚石还是铺路石。通过分析，芬斯特拉证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观点。首先，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如果两国的中点选民都会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个国家一定会在多边贸易协定中获益；其次，如果允许垄断竞争下产品的多样化，那么两国的中点选民一定会在从封闭经济到双边贸易协定，或是从封闭经济到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收益。但可能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受损。所以，双边贸易协定会阻止参与国向多边贸易协定发展。对于多边贸易协定来说，双边贸易协定是一个绊脚石，而不是铺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在关税同盟内部不存在贸易转移的条件下，优先贸易协定一定会阻碍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并通过对欧盟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该论点。上述经济学家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了贸易协定问题，从广度上拓展了其解释能力。这为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中点选民模型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可以把其当做是一个分析工具去解释其他经济现象。

四、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沿着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两条主线并行发展，但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即对利益集团模型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中点选民模型的关注。最终导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中，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中点选民模型则相对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模型解释力的差异所致。利益集团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团游说的基础之上，而利益集团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这就奠定了该理论继续深化和发展的基础。中点选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为常见的政治体系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选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议制民主下，个体并没有机会参加投票来直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虽然他们可以寻找可靠的代表参与政治决策，但是由于政治进入壁垒、投票者理性、搭便车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导致中点选民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减少。所以，后期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贸易保护问题的研究与利益集团模型相比较少，而更多研究学者利用它来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问题。

（二）未来研究展望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补充和完善成为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首先，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保护主要是针对于产品贸易，忽略了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国外的研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要么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一个统一体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贸易保护问题，要么单纯的研究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少有学者专门将服务贸易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而我们知道产品贸易政策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区别很大，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差异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贸易保护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丰富。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数已有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唯一表现形式，尽管后期一些经济学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关税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整个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政府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将非关税壁垒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转化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综合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献针对于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较少。相关的模型不是针对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针对于代议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样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构建相关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虽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针对于中国提出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没有针对贸易保护进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分开讨论，研究了保护待售模型在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应用。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能成为后续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所以探讨利益集团模型在非民主国家适用性的相关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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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将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视为造成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由于这种占有的不同，使市场在物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实现各阶层人员流动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会资源的人总可以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要素的人，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力这种要素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越来越趋于劣势，剩余价值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分配愈发趋于不平等，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李强教授（2011）在《社会分层十讲》中，结合马克思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判断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的标准归结为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即对组织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将继续沿用李强教授所提出的社会分层标准划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另外，在此基础上，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其关注点在于在使物质增长最大化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使社会资源能更公平地在社会成员间良好地分配，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若这些社会资源在这些阶层间实现相对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着处于较低的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较高阶层，则社会流动是比较畅通的，反之则比较阻塞。这种以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来作为分层标准、研究社会资源在各个阶层间流动、来判断社会流动是否通畅的研究视角便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测量和把握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本文主要以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以下简称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是因为此类量表将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全面进而准确地测量我国一定时期内一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变化。相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此类量表既考虑到其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因素，同时也兼顾到了其他社会因素，因而是一种可以广泛通用的量表（李强，201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现状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现状

根据上文列举的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可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按照对三种资源占有的多少及对社会的影响大小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主要占有组织资源，经理阶层占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占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文化技术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占有少量经济资源，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均占有很少的三种资源，而城乡失业、半失业及无业者阶层则基本不占有任何资源（李强，2011）。

根据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可以看出，占有社会资源多的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居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占有的三种资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种资源，最终不得不回归体力劳动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这一方面佐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根源”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力要素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居于劣势；而其他阶层凭借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优势会继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底部阶层的人群向更高一级阶层的自由流动。

那么，这十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何种形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如何呢？李强教授在2005年将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ISEI量表相结合，对我国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现状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具体研究数据呈现如表1。

由表1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时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数的大致分布概况。其中，23-2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64.2%，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为普通农民，具体包括从事稻田、棚架等农作物的种植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家禽家畜饲养人员及清洁工，以收垃圾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简单体力劳动为生的农业劳动者阶层。

29-32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9.8%，主要由依靠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的初级产业工人、小个体工商户阶层以及商业服务阶层构成。具体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质勘探工及装运搬运工等初级产业工人阶层；小个体工商户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这类群体相对于23-25分组而言，多为从农民而转化来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相比无较大差异。

33-40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等交通运输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装配员等蓝领工人阶层组成，相对于初级工人而言，这类群体占有相对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介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

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2.9%，主要由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户阶层构成。具体包括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职员，企业职员，护士，小学教师，推销展销及商业服务人员等。

65-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经济、文化、技术资源的中产阶层构成。具体包括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电子、电力、广播、交通工程等技术人员，规划设计人员，以及中等教育人员等构成，相应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经理人员阶层。

85-88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由医生、律师、银行、证券企业经理等高级专业人员及党群组织国家机关负责人等人员构成。归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及经理人员阶层（李强，2011）。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千差万别。尤为突出的是居于劣势的劳动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国社会底部阶层，体现出我国社会分层的尖锐现状。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根据研究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社会底层所占比重过大，而中产阶层比重严重不足，社会分化现象不容乐观。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2000年时社会结构呈现的“倒丁字形”结构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我国严重的社会分化。64.2%的人群处于一个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国在2000年时的社会结构距离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社会资源在广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这无疑是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巨大隐患，需要引起重视。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现状

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所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会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又出现哪些新的情况呢？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至今，国内鲜有以此视角为基础，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现状。因此笔者从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出发，沿用李强教授的社会分层标准及分析测量工具ISEI量表，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ISEI量表进行测量和评分；用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整体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状况。

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6岁-64岁之间的抽样统计数据。通过用ISEI量表测量与评分，结果如表2（详细数据略）。

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相对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组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数据的64.2%下降为第六次普查数据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为12%，同比增长3%。33-40分组由过去的11.2%上升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组由过去的2.9%上升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组由过去的4.5%下降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组中，数据由过去的0.5%上升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ISEI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发现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向着“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地发展。具体表现为，从2000年至今，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比重不断下降，而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业等阶层的比重均有上涨，这说明，我国底部阶层比重正在不断减少，中产阶层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社会整体结构正在不断向“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发展。

然而，从整体上看，虽然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会底部阶层所占比重过大，中产阶层比重很小，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的的分配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虽然底部阶层的比重正在逐步减小，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56.32%农业劳动者阶层意味着，我国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处在23-25分的低分阶层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将这一群体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还需要近四十年时间。另一方面，处于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比重远远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长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快。通过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发现，43-45分组的比重同比增长了2.96%，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广大蓝领阶层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总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国现阶段已然显露阶层固化的端倪，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虽然在不断进行，但距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无疑会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的建议与反思

政治经济学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决定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因而保持良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极端不平衡的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阶层固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即便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福利、收入等方面远远低于城里人。从而使我国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缚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推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真正做到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公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实现社会各个成员间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平均而得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可能在现阶段的分配过程中达到绝对平均的理想状态。因此，在一次分配中无法实现绝对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过程中尽力做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而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尴尬现状。这就要求政府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各阶层向更高一层的流动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类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等问题日益成为每个中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突破4000美元大关，步入中等收入危机高发的危险门槛。中国能否解决好中等收入危机，将对我国能否顺利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因此，一个合理、公正、和谐的社会，一定是社会结构良好，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社会各阶层间通畅流动，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不仅是笔者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时也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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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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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WWW.66WEN.COM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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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经济意志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交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另一方面，在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阐述中，对于商品所有者的确立是说明了市场本身存有的伦理性，虽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现，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被归结在这个市场范围内以及被制约着。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监护人来说,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监护人,并且监护人“必须以意志寄存在这种物内,并且以这种身份,发生相互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易的过程就是实现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们必须互相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它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种经济关系来”。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就被人们的经济意志所支配，这样的经济意志致使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通过买卖关系实现，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契约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经济意志代表了商品实现其价值，以人的意志将自身与商品的关系确定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们之间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来完成交易过程，因此，市场本身的性质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经济舞台上的人物，一般是当作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没有意志，表现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却致使商品之间出现了不平等，这也就是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一种差别。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经济意志，使得商品产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异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进入市场被交易，从而人的经济意志也就是市场经济意志的体现。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产生经济意志的对象。每一个具体的交换行为又体现了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对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对于非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是其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促进整个商品交易的基础，这既是商品存在的价值体现，又是人的经济意志产生的条件。整个的商品交换基础就是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彼此维系的买卖关系，这也是市场被人的经济行为所确立的基础，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交易中达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场经济意志不能只是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下去继续维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将市场本身视为一种机械化体系，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状态下是将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与需求。商品交易过程体现的人道需求的基础是维持一种平衡性与合理性共存的状态，其意图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交易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去实现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现了只能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其中就显示出违背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尽管商品交易本身带有一种契约形式，但是没有市场伦理的要求也很难保证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们之间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为，更谈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导引下才可以称得上合理性，否则只出现某一方获取最大利益，那么这意味着买卖者之间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经济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换取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这之间，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过交易可以得到适合的商品，适合自身就足够了，而不是为除过自身之外的人着想，只要他自己实现利益就可以了。这是人的经济意志的普遍体现，因此，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需求下人们之间更倾向于存在一种契约形式，而并非是属于道德伦理关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去自己的商品。在这限度内，对于他，交换只是个人的过程……但同一过程，不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为个人的，又是只为一般的社会的”。因此，“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观点看，每一他种商品，对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价，自己所有的商品，对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则是一般的等价。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处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其中体现了人的经济意志与人的某种本能有直接关系,尽管市场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这种本能所支配。在经济利益的关系下，货币的出现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即“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成了社会公认的等价形态了。由这种社会过程而充作一般的等价，就成了这一种搁在一边的商品之特殊的社会机能了。它成了货币”。货币的产生，“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也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出现了一种对立，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又逐渐的被外在因素所牵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身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有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这个需要，引起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且不绝进行，终于使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转化为货币”。通过货币形式所连接起的私人利益又会扩大到国家经济利益，而市场始终是持有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介，货币的价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同样也深入人的经济行为中，成为了经济意志的一种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经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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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性教学在国内外大学中得以深入展开，且已取得明显成效。从研究性教学在课程中的实施来看，研究性教学主要集中于工科类课程当中，且主要以开放实验室、开设设计型和综合型的实验等形式来进行。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如何在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这类研究和实践显得较为薄弱。在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性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后，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教学内容主要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为以后开设其他专业课奠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然而，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诚如邱海平所指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已经是严重下降了，甚至是过度下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并且仍然处在进一步被边缘化之中。《政治经济学》不再纯粹是一门学术课程，更多的成为了一门意识形态课程。大部分高校不断减少《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甚至部分高校的经管类专业课程设置上还剔除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陷入了“上面重视、基层轻视”“表面重视、实质轻视”的困境。2、课程内容的现实解释力趋弱。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灭亡并且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经济规律。然而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不断发展，与此相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如何正确回答当今的经济社会实践是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要稳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一方面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在高等院校大力推进研究性教学。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性教学的尝试

1、教学内容的取舍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运动规律、表现形式及局限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从教学目标来看，要求学生能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与问题。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卫兴华、张宇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逢锦聚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刘树成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这些教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性教学内容。但是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上述国家规划教材主要是研究型大学编写的适用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使用，存在层次过高、理论性太强等缺陷，为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们遵循一个原则，紧扣现实经济问题和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一是改变以前课程只讲述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两大内容的模式，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在以往的教学中，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只开设52学时，课时较少，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只讲述商品和货币理论及资本主义经济部分的内容，对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不予讲述。开展研究性教学后，我们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纳入讲述的重中之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失败。作为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因此中国在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经济方面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最新经验就是该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因此针对当前青年大学生重点讲述这一问题，鲜活的事实无疑将是最佳的注脚。三是增加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探讨。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等新的经济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因此加强这方面内容的讲述无疑有助于青年大学生辩证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2、研究性教学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研究性教学的本质在于在教学过程中体现研究性能力的训练特征，让学生学会研究式学习，学会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会创新知识的能力。研究性教学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学习，不仅学知识，重在学习探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第一，案例教学法要体现本土性和实用性。案例教学法是指为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识和系统掌握，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以案例为素材，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从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教师选编案例宜使用发生国内的、身边的一些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热点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如价值理论中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学生自已上大学与不上大学为例进行比较分析;讲授价值规律时可选择常德地区的土特产石门柑桔的价格变化为案例。在进行案例讨论时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要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为主，教师点评为辅。第二，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是由于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指导教师根据课程的内容、性质和要求，帮助学生共同确定研究课题，组建研究团队，查找和分析课题资料，构架论文结构，指导写作等。指导教师一定要进行多形式地跟踪检查，以确保课题研究质量，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我们根据课程内容和要求研究了以下研究课题: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如何转变;(2)利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3)利用马克思的商品货币流通理论，分析常德物流企业的经济活动;(4)利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有什么好的改进策略;(5)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6)利用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分析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我国应如何调整对外贸易增长战略。3、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诚如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所说，“旨在引导学生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诸多经济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门课程不再过多地对现有制度和现行政策进行论证和宣传，而是立足实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进行分析，使学生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情况有基本了解。”事实胜于雄辩。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应如此。这就需要在研究性教学中要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我们的做法一是邀请相关专家、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深入课堂，结合某一具体课题为学生举办报告会，直接与学生互动，当场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二是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等形式，有目的地开展实地调研。利用寒暑假时间针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研，从而了解这些经济现象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并运用所学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升学生的能力。

三、结语

为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其现实解释力，极有必要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通过教学内容的调整，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实践的强化等，让学生身体力行，自我探究，从而增进教学效果，提升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刘伟忠．研究性教学中的难点与实施重点［J］．中国高等教育，2006(24)．

［2］黄运平等．地方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和路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5):102－106．

［3］程恩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J］．学术月刊，2011(7):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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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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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⑩蒋学模：《政治济学教材》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第6页。

{11}蒋家俊，吴宣恭：《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1页。

{12}王书相：《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3}陈征：《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页

{15}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20页。

{16}【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7}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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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产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独立学院来说，专业设置是影响其核心竞争力、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专业设置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独立学院的招生、学生的培养以及学生的就业前景。

独立学院的特色是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为了确保独立学院对人才的培养能够适时地满足市场发展需要，独立学院应对其自身专业设置进行评估并及时做出反应，通过预警的方式明确提出专业建设方面的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从而使独立学院毕业生能符合市场的需求，提升就业率。使政府、用人单位、独立学院、毕业生四方之间能够在公开、透明、公平的环境下达到各自的目的。因此，对独立学院的专业调整预警机制的研究能够有效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改善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一、预警机制的意义

预警机制主要是指在事情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就对其进行迅速探测发现、分析、判断问题并做出反应从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将这一机制与独立学院的专业调整相结合，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通过对独立学院整体就业和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统计，对就业形势相对较差的专业发出反馈警示，从而对专业设置进行调整，最终提高学生的就业率。

二、目前独立学院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

1.专业结构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各独立学院都努力地进行办学探索和研究，均已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现有14个专业，其中有8个语言专业，分别为商务英语、英语、日语、朝鲜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共有6个非语言专业，分别为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法学、行政管理、酒店管理和新闻学。这些专业中语言专业是学院的特色专业，学院为了突出特色专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这8个语言专业中。在这些语言专业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各个学校都开设的专业，如英语专业，对待这样的专业，本学院主要是利用不同的专业方向，将专业细化，分成了不同的方向，如英美文化、口译、笔译、同声传译、欧盟事务、旅游管理、国际新闻等方向。另外一类是学院自己的特色专业，即目前全国各高校开设的相对较少的专业，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我院这类专业师资结构合理，教学质量相对较高。

我院为了突出语言专业的优势，给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自学生进入校门，从低年级、零基础阶段就给学生配备了外教。其次是学院与国外的学校建立了更多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有“3+1”“2+2”“3+1+1”等，让更多的学生走出国门。这些“走出去”的学生不仅感受到了国外的文化背景，而且迅速提高了自己的语言水平，更好地将语言作为一门工具，再通过选择其他的专业如金融、会计等，增加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将来找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专业设置现状

独立学院不同于其他的公立学校，独立学院是教学型的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结合自身特点和专业结构，将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学院根据教育部2012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相关要求，并结合社会需求，对专业的设置、专业计划进行了大幅度地调整，将专业计划分为了通识教育课程即公共必修课部分，包括大学语文、数学、思想政治、军事理论等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即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先修课程，比较宽厚的专业基础，有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毕业后适应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专业核心课程（学位课程）即该专业的最主要的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根据专业细化的不同方向而开设的该方向的课程；实践与创新课程即包括了毕业论文和实践课程，其中对以往的实践部分进行了调整，即调整后各专业增加了课外实践部分的学分，将课外实践由原来的2学分调整到了14学分，目的是加强学生将课堂上学习到的基础知识转化到实际应用中的能力。

3.目前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

对于语言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多为国家事业单位、高校、外事、外贸、外企、旅游等部门，从事口笔译和跨文化交流等方面，还有一部分学生出国深造或者考取国内的研究生。

对于非语言专业例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多为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企业内部进出口机构、国际商务公司、银行、物流公司、商检机关、海关、外经贸机关及下属单位、外资企业等涉外公司或部门工作；又例如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多为银行、证券、基金、投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内外资企业、政府及公共事业单位、金融管理部门等工作。以下是我院2013届各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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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行专业调整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独立学院作为教学型大学，以本科生教育为主，毕业生以面向就业为主，并且主要面向地方招生，以我院2013年招生为例，虽然面向全国28个省市进行招生，但是天津市生源约占整体生源的23%。而且独立学院培养的学生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学校从实际出发一开始就明确了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从学生就业角度看，当前独立学院毕业生专业实践能力普遍不足，难以满足用人单位要求，从而出现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用人单位招不到合适的毕业生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学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人才需求脱节，导致了毕业生对行业的发展趋势不了解、知识面窄、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差等方面。学生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只有10%可以用上，然而用人单位希望毕业生从校园走出后进入工作岗位，能够将专业知识完全用于实际的工作中。

构建专业调整预警机制，使各专业能够坚持将社会需求、产业需求和学生能力发展紧密结合，按照企业的人才需求对专业进行调整，这样培养出来的应用型人才不仅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而且能够把专业知识在工作岗位上转化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