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资金流向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半导体资金流向，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分析

今日资金流入前五的行业板块分别为保险及其他、计算机应用、半导体及元件、生物制品和计算机设备。保险板块流入超过10亿元，主要是中国平安大涨超过4%，对资金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今日资金流出前五的行业板块分别为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钢铁、煤炭开采和有色冶炼加工。几乎全部都是周期类的板块，而且从技术上看，不少周期股都出现了破位的情况，资金抛售情绪十分强烈。

2. 港资动向

分析

今天沪股通和深股通均是呈现出净流入的状态，其中沪股通净流入4.81亿元，深股通净流入5.41亿元。港资今天基本处于观望状态中，沪股通和深股通的流入规模都在10亿以下，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动作。

3.  赚钱效应

分析

今天上涨家数1848家，下跌家数1249家，涨跌比为1.48。涨停板家数40家，其中次新股18家，独角兽概念7家，工业互联网4家，其他类别11家。

今天市场的热点非常清晰，短线资金基本就是围绕独角兽、工业互联网和次新股这三个方向展开攻击，万兴科技打出8连板的高度，为整个“新经济”的炒作保驾护航。昨日涨停板溢价2.46%，虽然不算高，但维持在了2%以上的正反馈水平，说明热点股依然存在着不错的赚钱效应和持续性。

篇2

真正影响股市波动的因素是“风险偏好”，而“资产荒”和“风险偏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资产荒”这样一个逻辑对股市的“空头”和“多头”来说，都是一个很难驾驭的概念――“空头”是永远无法真正去证伪“资产荒”的，而“多头”又经常在自以为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时候遭遇毫无征兆的下跌。

篇3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initial number k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n using k-means algorithm, an improvement of the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difficult of determining an optimal value of k, first, determine the range of the best number of cluster and individually classified method to obtain the divided of the initial clustering, then to estimate the initial clustering is divided according with the function. Applied the improvement algorithm into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polysilicon and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ry hudrogen recovery fail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will help th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Keywordsdata mining; clustering; polysilicon; quality analysis; K-means

中图分类号：P75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随着各个行业的不断发展，能源危机是世界各国相继面临的严峻现实，寻求新能源、新技术是人们不断探索的课题，由此，太阳能光伏产业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日益成为能源消费的首选，加上基于多晶硅材料基础的半导体器件在各大行业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带动了处于光伏产业链中最上游的多晶硅产业的发展[14]。

中国的多晶硅制造业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积累了很多技术经验，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外技术、资金流向中国，中国企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竞争要求企业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交货及时、服务好等，而传统的多晶硅数据分析依靠统计得出，由于这些数据的分散性和无序性，大大降低了统计分析的可实施性和可靠性[14]。因此，如何高效、准确的从数据中找出隐藏的、有用的知识，是企业决策层一直关心的问题。而另一种知识发现的方法-数据挖掘能从海量数据中自动寻找规律，发觉海量数据中潜在隐藏的知识，它帮助企业将数据挖掘中的模型应用在多晶硅的质量分析中，对引起多晶硅各类质量问题的因素进行预测，从而达到提高多晶硅质量的目的。由于多晶硅质量检验数据具有不确定性、动态性等特点，选取聚类挖掘中经典的K-means算法。

2相关技术简介

2.1 K-means算法

K-均值法以簇的数目k及随机种子数s为参数，将n个对象分成k个簇，以使簇内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簇间的相似度较低。

2.2 K-means算法描述

(1) 任意选择k个对象作为初始的簇中心；

(2) 根据簇中对象的平均值，将每个对象（重新）赋给最类似的簇；

(3) 更新簇的平均值，即计算每个簇中对象的平均值；

(4) repeat；

(5) until 不再发生变化。

2.3 K-means算法分析

K-means算法存在着缺点：

算法中的K值需要用户提前给出

K-means算法要求用户提前给定聚类的簇个数，也就是说聚类的效果依赖于用户给定的参数。然而这个参数是非常难以确定的，特别是无法确定数据分布形态时，这给用户确定k值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根据上述K-means算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改进的确定K值的算法。

3 改进的K-means算法

3.1确定聚类个数K值的算法改进思想

对于聚类个数的确定是依靠经验来确定k值，尤其是在多晶硅质量检验中有可能是由于设备的不同问题而造成聚类个数无法依靠经验值判断，因此，k值的确定非常困难，但在很多时候可以确定一个最佳聚类个数范围，然后可以从包含n个样本的样本集中计算两两之间的距离，将其平均值作为初始的凝聚点，依次选取离凝聚点最近样本归入初始聚类划分，直到聚类划分中包含了n/k个样本值，然后将所有归入初始聚类划分的值从样本集合中删除，使这成为一个新的样本集合，重复以上步骤得到一个新的聚类划分，当样本集中所有的样本均可归入一个聚类划分时结束。上述方法的实质就是将与初始聚类中心距离d最小的n/k个值的样本点归入初始聚类。最后，根据数据函数[13]初步估算，从中选取一个比较优的k值，这样就可以降低确定k值的难度。

我们用Wkm来表示类内的相似度与内间的相异度，用与Intra ( k) 来表示类内的相似度，kmax，kmin表示k的取值范围。用Inter ( k)来表示类间的相似度，X表示有n个数据对象的集合，Vi表示簇的初始聚类中心。因此根据定义，可以得到：

Wkm(k) = Intra(k) +(1- Inter (k) / Inter(kmax))

在上式中，其中：

表示x中所有数据的相似度， 表示以vi为中心点的相似度；

表示第i个质心与其他簇质心之间的相似度。又根据

当Wkm（k）有最小值时，我就可以得到Kopt,且 。

3.2改进的确定聚类个数K值的算法流程图

改进的K-means算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改进的确定K值算法流程图

3.3改进的确定K值的算法流程描述

（1）确定k的取值范围kmax，kmin

（2）从Kmin为k的初值, 通过初步划分方法的均值来确定初始的聚类中心[14]

（3）计算W km ( k)的值

（4）判断k值得是否大于kmax，如小于Kmin=kmin+1转（2）

（5）取min(W km ( k))得到Kopt。

篇4

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在最新进行的一年一度的Venture View调查中，用了“谨慎乐观”这个微妙的词来形容目前美国风险投资人对2010年投资环境的态度，可以看出投资人的自信心还未从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中完全恢复，连续两个季度零上市的惨况依然历历在目。

绝大多数投资人都表示，风险投资行业在2010年会在投资规模和退出交易方面逐步提高和增长，但未来五年内，风险投资机构及募资规模都将持续收缩。“Vc圈的人现在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行业将在收缩中前进。”NVCA总裁Mark Heesen表示，“虽然这将意味着行业的投资机构肯定会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少的公司获得投资。那些有过融资记录的风险投资人还将继续被委以重任。大多数风险投资人都同意‘更小规模的VC行业将会更好’这一观点。”

更多资金扶植更多项目

大部分风险投资人预测2010年将有更多的风险资金投入更多的项目公司。62％的投资人认为，风险投资的总投资额将与2009年持平或增长，其中44％的投资人预测投资额将小幅增长达到210亿至250亿美元。有将近一半的投资人认为更多的公司将获得融资，三分之一的投资人相信2010年将投资的项目公司的数量与2009年会保持一致，只有18％的投资人将减少项目公司的投资。

继续看好清洁技术

清洁技术领域依然获得了最多投资人的青睐和关注，54％的投资人坚信2010年该领域的投资将增加。互联网(46％投资人预测投资将增长)、媒体和娱乐(33％)和软件(32％)也排在受追捧行业的前列。

而对待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投资人的观点没有达到统一。在医疗设备和生物技术两个细分行业，预测投资增长、下降和持平的投资人数量基本都在三分之一左右，这表明了投资人对这个领域的投资具有很明显的分歧意见。以医疗设备为例，38％的投资人认为投资水平会持平，而29％的投资人认为将增加，33％认为将减少。

半导体行业是大多数投资人不看好的行业，64％的投资人预测投资水平将降低，而无线领域的投资也不太乐观。

更多资金流向亚洲

大部分的投资人相信，将有更多的风险资金投入到亚洲市场，其中70％的投资人认为中国排在投资增长的首位，印度排名第二。与此相对应的，53％的投资人认为投向以色列的资金将在2010年有所减少。

晚期项目投资增长

在投资项目阶段的调查中，数据显示投资阶段后移的趋势很明显。“在所有的预测中，对种子期及早期项目热情的缺乏值得我们关注。”Mark Heesen表示，“退出渠道的阻碍，以及美国政府正在提议的税收政策，都将影响长期投资者向晚期项目的转移，从而给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国家还要鼓励创建创新型的公司，那么就必须支持那些处于种子期及早期的公司。我们现在急需为那些早期投资者改善投资环境。”

改善的退出渠道

在退出市场的预测中。大多数投资人表示2010年有风险投资支持的IPO项目数量将适度提高，呈现“温和”的态势，预测的一整年的平均IPO数量为26.3宗，只有10％的投资人抱有多于50宗IPO的非常乐观态度。

投资人对并购市场的乐观显而易见而且观点统一，有91％相信并购交易的数量将增加。63％相信交易总额将提高。

矛盾的行业未来

接受问卷调查的投资人一如既往地坚信风险投资行业将收缩，87％的投资人表示2010年募集的基金规模将小于之前募集的基金，他们还认为美国的LP基础将有所改变，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LP投资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

篇5

从2003年初开始的环球股市大牛市，已维持超过3年，主要原因是企业盈利跟随股市上升，支持着股市走势(图1)。不过近日企业盈利增长明显放缓，特别是美国的企业。首先，据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二季度公司税前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0．5％，环比只增长了3．2％，大大低于第一季度的12.6％以及2005年第四季度的10％，美国企业盈利增长似乎已是强弩之末。其次，美国商务部称，调整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速为2．9％，大大低于第一季度的5．6％，而受房屋市场转弱以及能源价格不稳定等多种因素影响，美联储预计美国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增长步伐将比较平缓。此外，单位劳工成本继首季升9％(2000年以来最快)后，第二季又录得4.9％的增幅，高于市场预期；在生产增长放缓且其他通货膨胀压力仍不断上升的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公司盈利直接构成威胁。虽然预期企业盈利增长减慢，可是目前环球股市的市盈率维持在14倍左右的合理水平，因此，调整的幅度不会很大。

我们对公用事业类股份比较看好，因它的盈利较少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公用板块与整体股市的相关性并不大，而与利率走势相关性较大，在息口见顶和回落时表现最为出色。历史数据表明，每当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回落期间，香港的三大公用股就有不俗表现(香港实行联系汇率，港息跟随美息)，相反加息期间则会反复调整。首先，利率回落期往往代表经济放缓，利率见顶未必对整体股市有利，但是公用事业经营的是电力、天然气等民生必需的业务，经济好坏对其盈利影响不太大。由于盈利稳定，派发股息也容易预计，而当利率趋降时，股东要求的回报随之降低，运用股息折现模型计算股票估值的话，公用股的估值自然会被调升。

此外，许多环境因素有利于公用事业发展：公用事业以往大多是国营企业，营运效率十分低，但国营企业私营化是大势所趋，这有助提高营运效率、降低成本及加快发展业务；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迅速，公用事业的需求大增，比如中国的电网不断扩大，每年的增幅相当于英国的规模；政府对公用事业企业的管制逐渐撤销，这有助减低国家对行业的干预；京都议定书及碳排放证书(Carbon emissioncertificates)的落实会加快公用事业行业的汰弱留强，营运出色企业有机会显著增加盈利；风车及复循环燃气涡轮机等技术发展导致公用事业企业的成本下降及产量增加。

篇6

热钱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高敏感性。热钱对一国或世界经济金融现状和趋势，对各个金融市场汇差、利差和各种价格差，对国家经济政策等高度敏感，并能迅速地做出反映。

第二，高收益性与高风险性。追求高收益是热钱在各个金融市场运动的最终目的。然而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而它们所取得的是高风险利润。它们可能在这个市场赚钱而在另一个市场亏损，或在这个时期赚钱而在下一个时期亏损。

第三，高流动性与短期性。在敏感性的基础上，它们会迅速进入有钱可赚的地方。而迅速逃离风险加大的地方。因而它们表现出极大的短期性，甚至超短期性，即在一天或一周之内迅速进入或迅速退出。

第四，投资的虚拟性与投机性。热钱在各个有价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间流动，以便从证券和货币的每天、每小时、每分钟的价格波动中取得利润，也就是以钱生钱。因而它们既不创造就业，也不提供服务，具有极大的虚拟性和投机性。

二、我国社会热钱的特殊性

相对于国外热钱主要存在于金融领域，我国国内社会热钱更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其造成的影响也不完全同于国际热钱。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协调

国外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即通常所说的虚拟经济，使得随着经济发展逐渐积累起来的资本有了施展的舞台，释放其逐利的欲望，这大大缓解了实体经济资本过剩的压力，正是因为这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而与发达国家拥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不同的是，我国的市场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有些领域还处于垄断，有待开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深，实体经济高速增长和繁荣，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发展缓慢、规模较小且偏冷。

(二)资本持有人投资偏好不同

与西方的购买系――既有专门的投资基金，又有理财专家为之接手操盘不同，我国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渠道，既没有投资基金，也没有产权交易(购买企业的股权，使投资企业者可进可退)，而且上市公司的量很少，更多的是柜台交易，资金持有者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会有炒煤、炒房产、炒棉花、炒油田、炒商铺、炒车、炒电等等，什么都炒，就是不炒股。

三、热钱流动对经济的影响

热钱流动是一把双刃剑，既会给经济带来正面的影响，也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

(一)热钱流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1　热钱流动可以增进国内投资。资本流动与国内投资经济理论显示，资本将会从资本富余国家流向资本匮乏国家，因为在资本匮乏国家获得新投资机会的可能性较大。这样的资本再分配将促使投资转向那些需要资本的国家。但这一理论确立的前提是，保证资本的如数收回和形成新的结构，但事实上却并非始终如此，或者甚至并非普遍如此。新的投资会促使那些拥有熟练技术工人和具备较好基础设施的国家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这就是卢卡斯所强调的为什么资本没有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的原因。因此，一个肯定的结论是，新的资本将趋于流向那些过去曾经已经回收巨额资本且在投资者看来业已形成良好商业环境的国家。Deepak Mishra的分析进一步发现，流入非洲的资本增加1％，它所引发的投资额增加则超过1％，也就是说私人资本流动能够增进投资。由于我国国内社会热钱更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的特性，我国社会热钱的流动显然也能够促进投资。这得到了郑长德等研究的证实。郑长德等的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资本的流入带来了更高的资本存量。

2　热钱流动可以提高生产率。博伦茨泰恩(Eduardo Borentztein)、格里戈里奥(jose de Grigoria)和李(Jong WhaLee)的跨国回归研究确认，在具备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的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更能促进生产率。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及我国的台湾和东南沿海诸省，外国直接投资就显著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显然，对于以进入金融市场为主的国际热钱来说，难以有此效果。但对于倾向于进入房地产、原辅材料等领域的我国社会热钱来说，必然能发挥此作用，虽然其短期性特性有可能会削弱这种效果。

3　热钱流动可以发挥行业平衡杠杆作用。在产业发展初期，或发展过程中遇到资金瓶颈约束，游资可能会代替主流资金进入，维持行业平衡发展。美国的纳斯达克就是以善于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巨大的风险投资资本，支持以生物制药、新材料、半导体、集成电路、网络科技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而闻名于世，，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世界单日最大涨幅股票就出自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因此也成为高科技公司上市的首选之地。

(二)热钱流动对经济的负面作用

1　扰乱正常的市场运行秩序。热钱因其逐利本性，根本不管它所攻击的行业如何发展，根本不会考虑经济过热过冷以及造成的社会效应，除了斩获高效回报外，把留下的一切乱摊子丢给当地政府与其他市场参与者。这样，使得生产要素的供给、需求偏离正常轨道，造成价格畸高、结构落差拉大。

2　干扰宏观调控。热钱的无序流动造成宏观调控无法把握，结构干预无效或干预过度。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加强，各大银行收缩贷款，结果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利率狂飙，月息高达10％。

3　加剧经济波动。热钱的扰动经市场的放大还会造成行业发展甚至整体经济波动加剧。2001～2003年间，温州游资大量注入上海，沪上楼市随之波澜起伏，最火爆时，不少楼盘的三成到四成都被温州游资“侵占”。

四、对社会热钱流动的对策

当前我国对社会热钱流动的对策应一手抓监控、一手抓引导，且重在引导，以抑制社会热钱流动的负面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完善监控机制，对资金的流向做到心中有数

对热钱的监控可以从以几个方面人手：(1)严格监控银行资金的流动，建立银行资金进入风险投资的控制体系，规范银行资金运作流程，防止资金的不当运用；(2)大力打击存在于地下的洗钱活动，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3)规范保险、基金、证券领域的资金流动，防止其单独逐利的不理；(4)建立完善的游资(包括国际游资与一国的社会游资)测算方法与体系，增强我国对社会游资的掌控能力。

(二)加强对社会热钱的疏导，防范热钱无序流动

1　完善民间融资体系和集资方式，提高社会热钱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不高，是制约社会热钱效率的内在重要原因。对此，第一，要规范作为最基本民间融资方式的民间借贷的发展，把民间信用的资金引导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上。第二，要建立民营企业产权流转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本地地方性资本市场。第三，要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允许组建民营金融机构。第四，要鼓励社会热钱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公司，开展项目融资。另外，对于以民资组成财团的新型融资组织形式，应允许尝试、鼓励发展、积极规范。

篇7

为什么在美国股市一上涨，人们就欢呼，就认为股市上涨会促进金融扩张、促进消费、促进投资，而中国人却一上来就想到“虚拟经济”、“现实经济的纸质副本”、“本末倒置”、“泡沫”呢？这显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是我们几十年、几代人的计划经济学教育留给我们的“遗产”。

事实上，即便是计划经济学，也只是从较长的时期内，要求股市与宏观经济保持一致，而不是要求股市和宏观经济机械地对应关系。比如美国股市，在过去100年时间里，大部分时期还是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1917年到1929年，经济景气，股市大牛市，钢铁汽车飞速发展;1946年到1965年，经济繁荣，股市大牛市，化工电子半导体产业崛起;1990年以后，新经济、大牛市，电子信息、互联网技术股票狂涨 & &然而，股市和经济的长期一致关系，不能被理解为机械化的对应关系，某几年、某一年、某一个季度、某一个月都按着宏观经济指标走？那不是股市，是笑话。有个比喻很形象，股市和经济的关系就像海边遛狗的老人与狗的关系：狗跑前几百米、落后几百米都很正常。而“机械对应论”要求狗和老人并排甚至齐步走，老人迈左腿，狗也必须迈左腿，这种对经济和股市关系的理解不但是幼稚的而且是荒唐的。

关于经济和股市的关系，还有一种错误理论叫“本末论”。这种理论要求股市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反映经济，股市对经济的影响叫作“反作用”，也就是说要求狗必须跟在老人后面，不能跑到前面引领。天下哪里有那么笨的狗？哪里有那么死板的老人？

假定中国股市2015年从2000点涨到4000点，则企业持有的股权价值增加10万亿，这些企业到银行抵押贷款的能力、自主投资能力会增加五、六万亿;假定股市从2000点涨到4000点，居民持有的市值也将增加10万亿左右，即便按照20%的消费率，也可以增加2万亿内需。显然，在中国股市已经连续下跌了七、八年，中国股市总体处于严重低估的水平，此时股市的上涨是最廉价、最不需要任何政治资源、最立竿见影的刺激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稳增长措施。当然，股市的上涨还有很多其他更深刻的作用，就如同新华社社论说的“搞活股市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需要、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结构调整的需要、是推进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经济不好，股市就不能好”是对股市和经济关系最幼稚的认识。

对2015年的中国股市而言，决定其走向的不是经济基本面，而是利率走向和货币流向;股市上涨不但不会伤害中国经济，反而有可能提振居民消费刺激企业自主投资，从而迅速拉动内需并成为2015年中国经济意外复苏的主要原因！

悲观是悲观者的墓志铭，乐观是乐观者的通行证。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多A股的核心逻辑已经得到市场的验证：随着持有房地产的预期风险加大，预期收益减少甚至为负，沉淀在地产市场的十几万亿资金将逐步流出这个市场;随着高利率的影子银行风险逐步增加，预期收益逐步回落，过去几年沉淀在影子银行的十几万亿资金也在逐步撤出;而中国A股市场，在经过五年下跌、两年横盘震荡，空方连续多次进攻2000点都无功而返之后，人们终于确立了对这个历史性长期底部的信心，可预见的风险大大减少，而实实在在的收益却在不断增加！

以上三大资产市场的风险收益关系逆转，终于在2014年第三季度转化为资金供求关系的逆转，进而引发资产价格的趋势性变化：全国房价普遍回调、影子利率下行、股市脉冲式上涨―完全兑现了我们关于A股进入牛市战略进攻阶段的核心判断。

从2014年7月到12月，短短的四个月时间，A股已经从2000点附近上涨到3000左右，考虑到三大资产市场风险收益的逆转带来的资金流向变化，未来将有十几万亿的资金从房地产、影子银行流向股市―这个趋势至少可以持续三年以上，中国股市的牛市才刚刚开始，这时候不用急于预测涨到多少点，因为牛市不言顶;也不要太早设置预期收益率，十年前人们买房子的时候，有谁想过它会涨10倍么？

在确定了牛市的判断之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资产配置的节奏。

生活经验告诉大部分投资者，在一个不太熟悉的操作领域，最好先试一试，等熟悉了再放开手脚、大规模投入。如果是开车，一开始学一定要慢慢开，然后技术纯熟之后才逐步加快;如果是经商、经营企业，也应该先从小做起，练习练习，熟练了再做大。那么在股市呢？是不是应该也小额投入，再逐渐加码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牛市的盈利是取决于天时呢，还是取决于投资者的操作技巧？投资股票，投资者是想凭你的交易技术赚钱吗？上一轮牛市很多人是这么干的：1000点的时候不信，2000点的时候信了，先拿个200万试试，赚了200万;4000点的时候，再进来200万，又赚了200万;6000点的时候再投入500万，结果，到顶了，一个向下波动，就输个惨痛！这在金融学里也叫作“大尾理论”，就是牛市前期不敢投入，后面越赚越兴奋，等市场进入顶部区间才大规模购买，最后造成大幅亏损。上一轮牛市为什么很多家庭最后亏钱？大部分都是这么亏的。

那么，牛市来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假定这一轮还能够涨到6000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么投的：2000点，先投入本金100万，融资100万;涨到3000点，假定赚到100万了，把融资的还上，用本金200万继续玩;到4000点了，假设又挣到100万了，把本金100万撤出，用盈利的200万继续玩;如果涨到5000点了，把盈利的部分也逐步撤出，剩下的钱让别人去赚吧！这样才是面对牛市正确的资产配置之道。

最后一个问题是，牛市的到来不能错过，但是牛市来了就没有风险么？

上一轮牛市的上升过程中，有多少次百股跌停的黑色交易日？单2007年1月12日到2月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四个交易日单日跌幅超过100点;2007年5月、6月，更有多个交易日单日跌幅超过200点、300点。

篇8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7年最新发表的《世界贸易与发展报告》指出：“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成规模地净输出资本，出现了资本总计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出的局面，而且没有限制国内的资本形成”。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也指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激增，整体流出达1 030亿美元，……预计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将会继续”。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流出量增长迅猛，2005年资本总流出量达11 804亿美元，是1995年的3.8倍。其中，亚太地区表现活跃，2005年和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200亿美元，在所有新兴市场地区中排名首位。这种趋势有违经济理论，即资本应从资本充足的成熟市场流向资本缺乏的新兴市场，因为后者的边际生产力更高，但现在的形势却正好相反，出现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怪现象”。鉴于亚洲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及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典型代表性，本文以这三国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对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特点、原因和影响进行探讨。

一、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特点

(一)资本流出规模增大。总体说，一国生产要素：对外输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劳务输出、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最高级形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由于缺乏资金，常常是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流出很少。所以，资本输出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专利。然而，2000年以来，亚洲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出却不断增加。为精确计算其规模，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法对亚洲三国资本流出总量进行测算，并利用错误与遗漏账户进行调整。通过分析可见，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流出规模急速上升，增长幅度较大，由2000年初的58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4 837亿美元，增长超过7倍。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速上，都远远大于马来西亚和韩国。2006年，马来西亚和韩国资本流出总量分别为384亿和797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2.3倍和1.5倍。本文进一步把各国资本流出总量与各国同一年GDP进行对比，从1990～1996年与2000～2006年两时期资本流出的变化看，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都经历了显著的增长，资本流出的比例不断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上升，资源寻求型投资日益重要。2006年，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为1 0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跨国并购总量达470亿美元。近三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71.3％，到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733亿美元；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年增率也分别达66％和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加的投资当中，有一部分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如中国正在建立第一个由尼日利亚、泰国等八个国家组成的海外经济贸易区域。根据中国商务部计划，未来几年还有50个类似区域建立，以便中国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进行投资。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以保障国内战略资源安全为主要考虑的大型国有公司海外扩张，成为亚洲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下，这些国有企业积极扩展其海外利益，迅速成为全球竞争者。如，在石油开采业，包括中国的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在内的几家企业联合产量均已超过52 800万桶，而10年前的数字仅为2 200万桶。特别在过去两年中，中石油和Petronas先后在10多个国家建立起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基地；韩国也宣布通过韩国进出口银行对大型海外能源发展项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这标志着以能源行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输出已开始远航。

(三)外汇储备投资增长迅速，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近年来，亚洲新兴国家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中国，2007年初超过1.3万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年均增速约为31.7％，马来西亚和韩国分别为7.6％和10.2％。其中，韩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超过2 000亿美元的国家。这样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及增长速度必然促使各国的外汇投资迅速增长。虽然外汇投资的准确数字仍然神秘，但可从中国斥资2 000亿美元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投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黑石集团股份及韩国投资公司将110亿美元用于投资海外股市等大手笔中略见一斑。亚洲三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还十分相似，基本上都投资于海外高信用等级的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和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购买美国国债。如，2005年中国购买的美国长期国库券和美元现金共1 894亿美元，政府机构债券778亿美元，总计美国长期债券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的66.8％，马来西亚的比例略低为49.6％，韩国则高达92％。

(四)资本流出与大量的资本流入并存，资本流入的质量有所提高。随着亚洲地区资本流出的新趋势，原先就已存在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近几年也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从流入量说，该地区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仅2006年流入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就创2 000亿美元的新高，其中跨国并购达540亿美元，绿地投资项目数达3 515项。从增速看，南亚和东南亚的增速稍高于东亚，但后者直接投资的流入正趋向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领域，可以说是投资质量的提高。以中国为例，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达690亿美元，而且中西部省份比往年获得更多；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投资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计算机设备、电讯设备和半导体。另外，在韩国的新投资也趋向于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研发中心和配送中心。

事实说明，亚洲新兴国家不但存在大量资本流出，而且也存在大幅度上升的资本流入，资本流动呈“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流入的地区和行业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二、亚洲新兴国家资本大量流出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形势的驱动。近两年，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强，名义和真实利率较低，这些利好因素都推动了投资增长。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十分强劲，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中国保持着略高于10％的增长水平，马来西亚增长率在6％左右，韩国增长率也在4％～5％之间。这些国家成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因此，良好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的经济繁荣为各国资本输出提供了前提条件。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统计分析数据表明，随着国民收入的持续上升，流出资本量将逐渐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会突然迅速上升；在2 600～5 600美元之间流出的资本量超过流人的资本量，出现净流出状况。截止200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韩国超过1.5万美元，马来西亚超过1万美元。虽然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整体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3 000美元，正处于大规模资本输出的“前夜”。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使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长，实现了质的突破，也使其具备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实力。

(二)为绕开贸易壁垒而寻求新的对外输出模式。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成为世界主要制成品出口地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 177亿美元，马来西亚达367亿，韩国达292亿。上百亿以上的贸易顺差额，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常常被斥责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亚洲新兴国家经常遭遇到一些国家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为绕开贸易壁垒，减轻贸易争端及摩擦，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对外资本输出就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三)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三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数量有较大增长。进入2007年，三国外汇储备的增幅都超过1999年水平的2倍(或接近2倍)。特别是中国，仅7年间就增长8倍以上(见表1)。

亚洲新兴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数量巨大的储备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央行的金库里。因此，各国的资金正以金融资产形式迅速流出。总之，各国的外汇储备越多，购买的外国债券越多，资金流出也越多。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已成为亚洲新兴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四)逐步放开资本帐户与放宽金融管制。近年来，中国、马来西亚、韩国等都在放松对海外机构投资的限制，逐步建立政府隶属的投资公司，将国内资本疏导到国外。亚洲新兴国家对资本流出自由化采取的措施见表2。

篇9

上海船运、物流业发展相对顺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暴增，上海集装箱运输由2000年的561万标箱上涨到2004年的1455万标箱，居世界第三位。然而光靠运输业的有机增长不足以拉动上海经济双位数的增长。大、小洋山港仍在建设中，远水不解近渴。这种背景下，房地产便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前台。为了GDP，上海市政府也就对房地产价格的突飞猛进持容忍态度，即使个别时候需要制止炒风蔓延，也往往收效甚微。

政府主导模式

今天上海面临的服务业、制造业脱节，与其过早实施“三二一”发展战略有关，即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的比重像许多国际都市那样提高到70%以上。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来的战略，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执行时机可能过分超前。其实，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吃过一次亏。90年代对浦东的房地产开发和金融区发展就过分激进，导致办公楼和住宅大量闲置，造成巨大资金积压，甚至开始影响个别银行的资金周转。

这几年上海注重服务业的时机比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要好。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出口产品竞争力大增，房地产热乍起，海内外资金云集。但是，体制和市场容量限制了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资本项目不开放，外国银行基本不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股权分置像一柄利剑悬在股市头上。至于运输，增长只能跟着生产和出口走，建立新的运能需要时间。

服务业的出师不利，使上海市回到同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思路上。但是，上海制造业的尴尬是商务成本高、中小企业少。如前文所述，上海的营商成本明显高过周边城市，对一般制造业企业构成沉重成本负担，一批批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退出上海。具有强烈活力的中小企业不足，是困扰上海经济的一个长期问题。以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而言，目前上海只有一家，而江浙的合起来已占1/3强，又为佐证。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成为上海工业的一大特色。很大程度上，上海走着新加坡的路。其实，新加坡模式并不成功。首先，政府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上，并不比私人企业高明；其次，政府主导的项目往往是钱堆出来的，资本回报（return on equity）和资金效率（capital efficiency）都不高；再者，企业往往受政策保护，属地头蛇，一旦离开本土市场或政府开放竞争，企业竞争能力便呈弱化。这是新加坡实施政府主导模式40年后发现的遗憾。

上海政府设下了一个东有电子/半导体、南有化工、西有汽车、北有钢铁的布局，可谓精心谋划，期待甚高。不过，仔细看去，除电子/半导体业，其他几个产业均赫然在国家发改委“过度投资”或“可能过度投资”产业之列。当然，上海的钢铁、化工、汽车均处全国生产的高端，产品质量和利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产能大量出现（可能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和投资效率必受影响。

同时，上海面临着电力、交通的瓶颈制约，人力成本、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压迫非扶持产业、企业，近年来造成生产企业的大量流出。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推进“三二一”战略，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主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出去”。纺织、轻工产品本是上海制造的代名词，但在“东锭西移”的政策下，上海的纺织产业大量向新疆转移，轻工产业则流向了江浙、安徽等周边省份。上海轻工业比重由1997年的43.4%下降到2003年30.3%，重工业比重由56.6%上升到69.7%。然而，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尽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业又令周边的江浙城市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遇。

当年上海看不上眼的苏州，2004年GDP已达3450亿元，超过深圳；注册外资额达147.02亿美元，超过上海，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仅次于上海，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芯片产业上，苏州也成为了上海的有力竞争者。在整体电子业上，苏州比上海发展得更大、更快、更均衡。今天群虎环伺的被动局面，是上海当年所料想不到的。其实1992年前后的深圳，也有这样的一幕。当时为了发展高科技产业，深圳开始鼓励简单的“三来一补”企业迁移出特区，结果不仅造成自身经济增长乏力，周边的东莞、惠州也因承接这些企业，经济迅猛增长。几年后，深圳不得不检讨并修正其抛弃“三来一补”的政策。

离现代服务业有多远?

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能说没有基础。上海荟萃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和一批一流的大学、研究所，近年更是海归人士、港台专才的主要落脚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多选上海作总部。他们不仅带来资金、技术，也带来了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专业人士。长江三角洲在近10年的发展中，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2.1%，出口增长平均为26.1%，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集群（表8）。这为上海的物流业提供了必要的腹地和良好的增长空间。上海的优势和前景吸引了国内和海外的大量资金，其资本优势在国内各省市中可谓无与伦比。同时，上海在基础设施上发展十分迅速。从通讯到交通，从惯例到文化，上海不仅是全国的佼佼者，部分标准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大都市水准。惟一例外是市内交通，建设速度跟不上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

尽管上海拥有众多优势，但许多并未转化为竞争力，更谈不上形成集群优势。例如，上海的浦东机场和磁悬浮铁路都是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但彼此之间的协同效应少之又少，远未能发挥出“1＋1＞2”的优势。上海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人才优势、研究专长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们的商业化程度和对经济所作的贡献，不仅低于国际同行中的领先者，而且逊色于北京的中关村。没有本土研究力量的鼎力支持，没有基础研究、商业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的一条龙作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谈何容易。

时机是另一个障碍。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似乎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是，以目前的金融体制、银行结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国内外不接轨、市场不规范，希冀金融业拉动全市经济可能不切实际。上海对洋山港充满期待，但是洋山港对物流和整体经济带来贡献最早也要再等三、四年。

另外，上海的经济模式不利于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成长。在大型企业之后缺少广东、浙江、江苏所大量拥有的一个中型企业家人才层，对上海来说是一个缺憾。同时，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在创意和多元化上还有明显的差距，而这些是打造现代服务业不可缺少的。

上海给人的印象是服务业潜力巨大，不过不少领域条件尚未成熟。那么，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战略是否过分超前？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服务业，在人均GDP（以200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元计价，下同）处于2000-4000美元阶段，有一次爆炸性增长；在人均GDP处于8000-9000美元阶段，金融保险、运输物流、法律中介等领域占服务业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房地产及关联产业也再次出现重大扩张。上海追求的不是餐饮、交通等初级服务业,而是金融、物流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上海人均GDP在2004年为55090元（合6661美元）。如果这项研究可信，则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三二一”战略，也许超前了15年。即使近年提出的“现代服务业”可能也超前了3年。同时，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还须受人民币政策、A股市况等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

未来发展的三种模式

发展战略超前是政府主导式经济开发的通病。上海市显然希望借中国经济起飞、与国际接轨的东风，使经济转型一步到位。高起点、大战略无可厚非，关键是发展战略有无与现实脱节，有无经济基础的支持，实施的时机是否成熟。少了制造业，对发展服务业并不有利。金融保险、运输物流多需要实业支持。

大都市必有大腹地支持。强劲、有活力的腹地经济是发展大都市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彼此有着共生共荣的依赖关系。上海在处理与邻省的经济关系上，有一种对竞争、胜出的执着，而谦让、协调、追求共赢的理念似乎不足。

洋山港与宁波北仑港之间的暗中较劲，正是一个写照。其实北仑港当年上马的初衷是为上海服务，不过可惜北仑港坐落在浙江省，所产出的GDP属于浙江，不属于上海，洋山港的建设于是被提上议程。洋山港的建设成本，至少是北仑港的3倍。更麻烦的是，洋山港没有北仑港那样的环围岛屿，直接暴露在台风影响之下。受台风季节影响，洋山港每年最多可运作280天，而且船期延误率可能远较北仑港高―这是定期集装箱航班的一大忌讳。上海港去年的集装箱吞吐量为1455万标箱，宁波港去年的吞吐量为400万标箱。到2010年，上海港吞吐量达2500万标箱，宁波港达1000万标箱，两者之和达3500万标箱（图15）。无论长三角出口如何增长，大量运能过剩都不可避免。

由于营商成本的上升，上海经济面临着转型。摆在上海面前的有三个模式。第一是伦敦模式―经济彻底转型，走向全球性金融、全球性旅游和全球性文化创意之路。这可能最接近上海自己提出的“现代服务业”蓝图，但以中国/上海目前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度、人才/企业结构和制度上的限制，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必须看到，伦敦在脱胎换骨完成转型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过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第二种是东京模式―经济立足于本国资源，成为本国银行、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这条路的成功可能性较伦敦模式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日本企业基本集中在东京圈或大阪圈，而中国企业在地理上更分散、更多样，企业变动更受各地方政府影响。第三种是香港模式―产业资金和投资资金出现置换，产业空洞化，经济房地产化，增长动力来自房地产增值，依赖境外资金流入。这是上海最不愿意看到的出路，但是近两年上海经济恰恰在向这个方向前进。今天的上海还有自己的产业，有其内在的增长动力，可是在租金、工资带动下，营商成本急剧上升。热钱流入、产业流出，是上海制造业面临的尴尬，是上海增长模式面临的尴尬。

尴尬与希望

急升的营商成本和制造业的流失，为上海产业空洞化敲响了警钟。其实，今天的许多问题在当年上海提出“三二一”发展战略时已经留下了伏笔，并已经出现。只不过火爆的房地产掩盖了上海经济其他产业后继乏力的现实。海内外热钱百川归大海般地热炒房地产，拉高了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制造着财富效应，但也快速推高着营商成本。

有趣的是，撤离上海的公司，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都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选择不说，不代表他们不撤，也不代表其他公司不会跟随。举目望去，除了房地产外，好像没有哪个大的产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增长动力。

篇10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7年最新发表的《世界贸易与发展报告》指出：“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成规模地净输出资本，出现了资本总计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出的局面，而且没有限制国内的资本形成”。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也指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激增，整体流出达1030亿美元，……预计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将会继续”。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流出量增长迅猛，2005年资本总流出量达11804亿美元，是1995年的3.8倍。其中，亚太地区表现活跃，2005年和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200亿美元，在所有新兴市场地区中排名首位。这种趋势有违经济理论，即资本应从资本充足的成熟市场流向资本缺乏的新兴市场，因为后者的边际生产力更高，但现在的形势却正好相反，出现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怪现象”。鉴于亚洲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及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典型代表性，本文以这三国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对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特点、原因和影响进行探讨。

一、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特点

(一)资本流出规模增大。总体说，一国生产要素：对外输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劳务输出、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最高级形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由于缺乏资金，常常是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流出很少。所以，资本输出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专利。然而，2000年以来，亚洲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出却不断增加。为精确计算其规模，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法对亚洲三国资本流出总量进行测算，并利用错误与遗漏账户进行调整。通过分析可见，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流出规模急速上升，增长幅度较大，由2000年初的58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4837亿美元，增长超过7倍。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速上，都远远大于马来西亚和韩国。2006年，马来西亚和韩国资本流出总量分别为384亿和797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2.3倍和1.5倍。本文进一步把各国资本流出总量与各国同一年GDP进行对比，从1990～1996年与2000～2006年两时期资本流出的变化看，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都经历了显著的增长，资本流出的比例不断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上升，资源寻求型投资日益重要。2006年，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为10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跨国并购总量达470亿美元。近三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71.3％，到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733亿美元；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年增率也分别达66％和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加的投资当中，有一部分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如中国正在建立第一个由尼日利亚、泰国等八个国家组成的海外经济贸易区域。根据中国商务部计划，未来几年还有50个类似区域建立，以便中国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进行投资。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以保障国内战略资源安全为主要考虑的大型国有公司海外扩张，成为亚洲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下，这些国有企业积极扩展其海外利益，迅速成为全球竞争者。如，在石油开采业，包括中国的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在内的几家企业联合产量均已超过52800万桶，而10年前的数字仅为2200万桶。特别在过去两年中，中石油和Petronas先后在10多个国家建立起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基地；韩国也宣布通过韩国进出口银行对大型海外能源发展项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这标志着以能源行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输出已开始远航。

(三)外汇储备投资增长迅速，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近年来，亚洲新兴国家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中国，2007年初超过1.3万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年均增速约为31.7％，马来西亚和韩国分别为7.6％和10.2％。其中，韩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超过2000亿美元的国家。这样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及增长速度必然促使各国的外汇投资迅速增长。虽然外汇投资的准确数字仍然神秘，但可从中国斥资2000亿美元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投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黑石集团股份及韩国投资公司将110亿美元用于投资海外股市等大手笔中略见一斑。亚洲三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还十分相似，基本上都投资于海外高信用等级的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和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购买美国国债。如，2005年中国购买的美国长期国库券和美元现金共1894亿美元，政府机构债券778亿美元，总计美国长期债券占当年中国对外投资的66.8％，马来西亚的比例略低为49.6％，韩国则高达92％。

(四)资本流出与大量的资本流入并存，资本流入的质量有所提高。随着亚洲地区资本流出的新趋势，原先就已存在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近几年也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从流入量说，该地区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仅2006年流入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就创2000亿美元的新高，其中跨国并购达540亿美元，绿地投资项目数达3515项。从增速看，南亚和东南亚的增速稍高于东亚，但后者直接投资的流入正趋向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领域，可以说是投资质量的提高。以中国为例，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达690亿美元，而且中西部省份比往年获得更多；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投资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计算机设备、电讯设备和半导体。另外，在韩国的新投资也趋向于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研发中心和配送中心。

事实说明，亚洲新兴国家不但存在大量资本流出，而且也存在大幅度上升的资本流入，资本流动呈“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流入的地区和行业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二、亚洲新兴国家资本大量流出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形势的驱动。近两年，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强，名义和真实利率较低，这些利好因素都推动了投资增长。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十分强劲，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中国保持着略高于10％的增长水平，马来西亚增长率在6％左右，韩国增长率也在4％～5％之间。这些国家成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因此，良好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的经济繁荣为各国资本输出提供了前提条件。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统计分析数据表明，随着国民收入的持续上升，流出资本量将逐渐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时，流出的资本量会突然迅速上升；在2600～5600美元之间流出的资本量超过流人的资本量，出现净流出状况。截止200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韩国超过1.5万美元，马来西亚超过1万美元。虽然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整体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3000美元，正处于大规模资本输出的“前夜”。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使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长，实现了质的突破，也使其具备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实力。

(二)为绕开贸易壁垒而寻求新的对外输出模式。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成为世界主要制成品出口地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177亿美元，马来西亚达367亿，韩国达292亿。上百亿以上的贸易顺差额，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常常被斥责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亚洲新兴国家经常遭遇到一些国家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为绕开贸易壁垒，减轻贸易争端及摩擦，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对外资本输出就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三)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三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数量有较大增长。进入2007年，三国外汇储备的增幅都超过1999年水平的2倍(或接近2倍)。特别是中国，仅7年间就增长8倍以上(见表1)。

亚洲新兴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数量巨大的储备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央行的金库里。因此，各国的资金正以金融资产形式迅速流出。总之，各国的外汇储备越多，购买的外国债券越多，资金流出也越多。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已成为亚洲新兴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四)逐步放开资本帐户与放宽金融管制。近年来，中国、马来西亚、韩国等都在放松对海外机构投资的限制，逐步建立政府隶属的投资公司，将国内资本疏导到国外。亚洲新兴国家对资本流出自由化采取的措施见表2。

各国资本自由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促进了资本的流出。此外，资本输出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渠道，也为亚洲国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手段。从全球和长远的眼光看，资本流出是亚洲新兴国家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的必然选择。

三、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出的影响

(一)对母国和东道国产生深远影响。对投资母国而言，可分享国外资源和收益，积累海外管理经验，为更多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参考；能确保国内战略资源的供应和实现战略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保证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减轻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对投资东道国而言，跨国公司带来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正是它们(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所需要的。有了跨国公司的参与，能帮助它们合理开发本国的资源，且不会带来外债的增加。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还为它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知识技术转移渠道，特别是对教育水平低和缺乏熟练工人的落后国家而言，承接来自先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要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容易得多，发挥这种知识正效应所花费的成本也小得多。